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光绪皇帝必须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此人必须在官僚集团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力，必须强大到足以令人敬畏；他必须掌握一支强大而高效的军队，能随时调动；他还必须头脑开放，支持维新运动，绝不会辜负皇上对他的充分信任。光绪皇帝选中了袁世凯，除了最后一点，袁世凯符合其他所有条件。
在整个19世纪，清王朝的权威不断地被削弱。内乱以及灾难性的对外战争此起彼伏，动摇了皇权的基础，清王朝开始土崩瓦解。1894年，堂堂中华帝国被打倒了，而对手是她从未放在眼里的小小岛国日本。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台湾变成了日本的一部分，三年之后，中国又失去了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港。这时候俄国出面了，装模作样地帮着中国说话，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结果是什么呢？俄国获得了更多的中国领土，大大增强了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地位。1898年在中国东北居住过的英商说，“俄国在进行着对这个国家的事实上的吞并”；一位英国传教士则称，“俄国和他们的全部传教士都把中国东北视为俄国领土，仅名义除外”。不应忽略这样的事实：在俄国如此明目张胆吞并中国土地的时候，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更没有表示反抗。毫无疑问，如果没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如果日本没有从俄国手中抢走中国东北，那么今天的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就会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成为俄国的一个省。
在1898年的中国，被抢走的土地不仅仅是台湾和东北。那年，西方列强争夺中国港口、租界和“势力范围”的活动达到了顶点。德国抢到了胶州地区，其中包括天然良港青岛。英国把近300平方英里的威海卫变成自己的租界，在此后的32年里，这一地区等同于英国的殖民地；面积与威海卫差不多的香港地区，也在这一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租期99年。临近香港的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被法国“租借”。意大利也对浙江省的一个港口提出要求，却被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这件事使意大利内阁丢尽了脸面，在全世界面前抬不起头，甚至因而倒台；中国人为此非常震惊，他们想不到自己可以如此勇敢。
西方人以为瓜分中国很简单，只要甩开膀子去干就行，不会遇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哪怕一点点的厌恶和愤怒。他们错了。随着侵略的展开，他们不得不把军事行动转变为“文明”渗透。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中国人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很少关注其他民族；现在他们开始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之间充满竞争甚至对抗。中华民族人口最多，其土地之广阔是其他任何民族都难以企及的；然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低，无人尊重，有些国家的人口和版图仅为中国的1/20，但居然比中国强大。
中国人过分骄傲和敏感，他们不愿接受现实。毫无疑问，西方人和日本人已经超过了他们，但他们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幸运的是，某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现实面前睁开了眼睛，进行了探索和思考。于是，改革派诞生了。其右派崇尚渐变，反对一切灾难性的变革，希望在现有体制内进行改良；左派则认为现有体制毫无活力，难以依靠，所以应该从根本上重建国家，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起炉灶。左派的思路是革命性的，但充满危险，只要大清王朝仍然苟延残喘，这样的重建就要遭到镇压。
康有为
是19世纪90年代中国维新运动最杰出的领袖，由于籍贯是广东南海，其弟子尊称他为“南海”。他忠于大清，向光绪皇帝递交了一封奏折，直接导致了1898年那场著名而短命的“百日维新”运动。对于掌握着中国命运的大多数统治者来说，康有为是最危险的叛乱分子，必先除之而后快。统治集团的迫害使康有为充满愤恨，而对于中国的前途则满怀忧虑。他猛烈抨击中国正统说教，把大清官僚政治比喻为令人恐怖和憎恶的东西。康有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使他在15年之后被当作了保守派和顽固派，遭到了人们的嘲笑。
在把“异端邪说”介绍给皇帝之前，康有为已经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不遗余力地倡导政治改革，并对儒家经典作出全新的阐释，因而成为“今文学派”的领袖（“古文学派”领袖是章太炎）。不过，他一直忠于皇权，并把孔子尊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之祖。1898年的时候，他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激情洋溢的学生。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导师，康有为的名声从广东传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引起了某些达官贵人的关注，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皇帝师傅翁同龢。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1856年，他首次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一举考中所有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状元。之后一帆风顺，先后出任户部尚书、大学士和同文馆（一所在北京新建的语言学院）总教习等。翁同龢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被看作刘墉的继承者，而刘墉是乾隆盛世的文坛领袖。后来，翁同龢被任命为皇帝的师傅，先后服侍了同治和光绪两代皇帝。
翁同龢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大师，但思想开放，对康有为颇有好感。翁同龢与志同道合的陈宝箴、许景澄等人商议后，在1898年初把康有为推荐给了光绪皇帝，而且与光绪讨论了这位改革家的政治观点。对于一般朝臣而言，要觐见皇上并与其展开讨论，实在是难上加难；但对于翁同龢并非如此。他是皇帝的老师，不必凡事都通过呈报和恩准。1898年的光绪皇帝年近三十，不再修学，但是翁同龢作为帝师却是终生的特权，他可以私下觐见光绪，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不必遮遮掩掩，也不必拘泥于繁文缛节。这种特权让其他官员十分羡慕甚至嫉妒，因为礼仪的繁简表明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在清朝宫廷里，翁同龢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把改革者康有为介绍给皇帝，这件事意义非凡。我们可以推断，翁同龢心胸开阔，已经摆脱了官场上同僚之间互相敌视和妒忌的恶习，并从迂腐的儒家观念中完全解脱出来；我们也可以从这件事中推断，光绪皇帝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智力低下、毫无作为——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可能是某些人为了引起民众对皇帝的怜悯而凭空杜撰的。事实上，紫禁城内的所有人，包括皇太后在内，没有人比翁同龢更了解光绪皇帝的性格和能力；如果翁同龢认为皇帝既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实践康有为的改革计划，那么他就不会与皇帝商量此事。
1898年春天，康有为第一次觐见光绪皇帝。很多年后，我曾几次与康有为谈起那年发生的事情，康有为对这次觐见记忆犹新，一提起光绪皇帝就心潮澎湃，除了颂扬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评价了。康有为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如果发现自己的国君不能心怀天下，或者缺乏治国平天下的才能，那么他肯定会掉转矛头反对清王朝。当时，反对清王朝的队伍日益扩大，人们确信，清室气数已尽，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扫除清王朝这个障碍。康有为是激进的改革派，毫无疑问曾经有过上述想法，不过，当他面见光绪皇帝之后，就抛弃了这些想法。他发现，光绪皇帝不仅支持维新运动，而且希望亲自领导这一运动。
有人把康有为当成皇帝的老师，事实上他从未担任此职。在他仅有的几次觐见中，皇帝授予他一项特权，允许他直接将奏折呈给皇上，无须通过官府的层层审批。面对如此恩典，康有为感激涕零。1898年夏天，在名垂青史的“百日维新”过程中，他的一系列奏折很快转化为了改革诏令，这些诏令引起轩然大波，少数的自由思想家感到震惊和兴奋，而广大的保守派则非常愤怒并表示强烈抗议。
保守派批评道，这些改革构想是草率的，不适应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且有违中国文化的精神。康有为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的某些设想的确是不恰当的，比如说要放弃中国服饰而改穿西服，这意味着中国的丝绸工业将被迅速摧毁。不过他坚持认为，改革的大部分目标以及为之进行的论战，是有理有据的。康有为和光绪的改革梦想遭遇失败，并不是因为不合理或脱离现实，而是因为改革者自身的性格与能力还有欠缺。
“百日维新”
运动猝然夭折，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值得深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其夭折的原因。
1875年，光绪登基，但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清朝的真正统治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慈禧太后是咸丰皇帝的遗孀，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她所居住的宫殿坐落在紫禁城西部，故称“西太后”，另外她还被尊称为“老佛爷”和“老祖宗”。从1875年开始，慈禧太后实际上是摄政王。按照中国传统，女人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摄政王，皇后或太后如果想发挥摄政作用，就要“垂帘听政”，也就是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把身体隐藏在帘子后面。这个成语自唐高宗以来沿用至今。当皇帝成人后，皇后或太后放弃摄政，称为“归政”或“撤帘”。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女人曾经垂帘听政，在西太后之前，还有宋代的两个太后。
1888年，清廷颁布了两个重要诏令：一个宣布光绪皇帝即将大婚（按照中国风俗，结婚表示他将成人），另一个宣布来年2月太后归政。同年，官方宣布颐和园即将竣工，宫廷内部的人知道，颐和园是西太后撤帘后的休养生息之所。
光绪大婚是在1889年初，当时他18岁。婚礼过后不久，他又举行了亲政仪式，开始担负起大清帝国的统治权。他的皇后（后称隆裕）是慈禧太后兄弟桂祥的女儿，太后希望通过这个婚姻亲上加亲，加强她和她所属的叶赫那拉氏的地位
。
按照惯例，皇帝还要娶若干妃子。在这些妃子中有一对姐妹，时年分别为15岁和13岁，姐姐被称为瑾妃，1924年去世，谥号端康；妹妹被称为珍妃，25岁时凄惨地死去。
在第二次摄政之
后，慈禧太后似乎心甘情愿地把政权归还给了光绪皇帝，人们既没有因此而赞美她，也没有对她起过疑心。当时她54岁，已经到了隐退的年纪。太后归政之后，改变了自己在紫禁城内的住处，从慈宁宫迁往宁寿宫。此举符合紫禁城的传统，表示新政权、新秩序的建立，表示让皇帝担负起管理国家的全部职责。这是有旧例可循的。1795年，已经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隐退，迁往宁寿宫。九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慈禧太后隐退，所选的落脚之处也是宁寿宫。乾隆
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宁寿宫也因乾隆而颇有声誉。这可能就是慈禧太后选中此宫的原因。
无论是乾隆皇帝的隐退还是慈禧太后的归政，都只是名义上的。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任何尊严和权力。如果用“让位”和“退休”来形容1795年以后的乾隆皇帝，或者1872年及1889年之后的慈禧太后，会在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头脑中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乾隆为例，他在1795年让位，由“皇帝”改称“太上皇”，以便让继承者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登上皇位。此后，在宫内乃至全国，乾隆实际上成为一个比让位前更权威、更辉煌的人物。他摆脱了作为皇帝必须处理的烦琐公务，只是提纲挈领地掌握着最重要的权力；如果愿意，他可以否定现任皇帝的所有决策，或者置之不理。退一步说，即使“太上皇”厌倦了作为皇帝的责任和排场，希望自己的继承人去享用皇帝的特权，即使他不问世事，只醉心于长生之道，他仍然会被群臣尊为国家元首，被看作终极权威。在所有诏令中，他的名字都列在皇帝之上；只要他还活着，甚至皇帝也要向他下跪。
归政后的慈禧太后当然不像乾隆那样威风，但其地位仍然超越皇帝。对“老佛爷”而言，这种荣耀并不过分，因为她在皇家谱系中的位置无人能比；即使她没有两次摄政，也应该列于光绪皇帝之前，因为她不仅是前皇帝之母，而且辈分较高。不仅如此，如果光绪皇帝死在她之前，那么她将成为继位者的二世祖，有资格获得更高的“太皇太后”头衔。在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在1908年光绪去世后的短暂时间里，她成了“太皇太后”，并以此名义下葬。
中国的“太”字，实在是意蕴非凡，英文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能与其对应。正如“慈禧太后”又被称为“老佛爷”，都是要使人们相信，她一定具有非凡的能量，否则一个寡妇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呢？事实上，不仅“太后”居于皇帝和皇后之前，甚至已故皇帝的二等配偶——“太妃”也居于皇帝和皇后之前。当皇帝和皇后觐见太后或太妃时，或在自己的宫中接驾时，如果没有得到太后或太妃的允许，是不能落座的。我曾几次陪同宣统皇帝到端康皇太妃居住的宫殿，发现宣统皇帝总是心怀敬畏，言谈举止极其小心，因为端康的地位比他更尊贵。面对太妃尚且如此，面对太后时就更是战战兢兢了。
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遗孀都能代替皇帝执政。太妃必须升至太后才有这个资格，即使太后得到了执政的机会，也只能“垂帘”（如“老佛爷”那样），而不能彻底代替皇帝。从法律角度看，之所以让太后拥有比皇帝还高的地位，是为了便于牵制皇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暂时或永远地废黜皇帝；她甚至不用“垂帘”，而是按照规定颁布“紧急诏令”，其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在中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并不会遭到太多指责，至少不会被看作谋反。虽然如此，太后也不会轻易使用这项特权，除非她确信自己在统治阶层内部拥有足够多的支持者。太后的这种地位使她很容易成为“反对党”的领袖，他们会联合起来，与皇帝身边的羽翼抗衡。可以说，中国皇太后的作用类似于英国议会上院。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甚至连最忠诚的保皇党人也对光绪皇帝的不幸遭遇不闻不问。他们忠于皇权，但皇权的代表者并不只是光绪皇帝，还有慈禧太后。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容忍慈禧的错误和罪恶，才会忽略光绪的苦痛。
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皇太后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果她不但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赢得了尊重，就更是匪夷所思。可是在中国，这种事情很容易理解。中国的伦理道德讲究“孝为纲常之首”，中国人认为，长辈在青年人面前永远享有权威，而青年人永远不能不尊重或不服从长辈。这是中国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法则，即使今天仍然如此，人们希望皇室能在这方面为全国树立一个榜样。
康熙皇帝
是中国最强有力的皇帝之一，他专门颁发诏令表示对皇太后的尊崇和敬重，并表示愿意接受她们的“诏令”。我们无从考证康熙此举是否真诚，事实上，中国的皇帝往往喜欢在口头上对传统道德表示敬意，但做起事来却不一定。他们心里清楚，虔诚的言语可以带来奇妙的效果，至少可以赢得读书人的支持，这对皇朝的稳固大有好处。
一个典型事例能说明太后拥有怎样的权力。道光二年（1822年）11月颁布的诏令宣布，皇帝谨遵皇太后之命，立继妃佟佳氏为皇后。本来，皇妃头衔的升降纯属个人私事，但皇帝却不能自由发布，必须由他母亲皇太后代劳。这是严格按照规章行事的。只要太后健在，嫔妃升迁之命便只能由她颁布。甚至皇帝的婚姻也必须由皇太后主持，由她来挑选皇后并择定婚期。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慈禧太后的地位有多么稳固，而她所掌握的权力有多么大。我们将不难理解，她是如何从幕后走出来，压垮悲痛的皇帝，并使维新党陷入完全混乱和绝望的境地。在某些西方观察家看来，慈禧的胜利足以证明她在性格和智力方面的强大，而光绪的失败足以证明他的软弱和无能。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慈禧太后的确比光绪皇帝强大得多，但这不是因为双方自身的能力。从理论上讲，慈禧太后拥有更高的等级，但她之所以获得如此之高的等级，不是因为能力出众，而因为她是长辈；从现实方面看，她的地位使她凝聚了帝国中所有的保守派，共同反对维新。保守派围着她转，不是因为她治国有方或者充满智慧，只是因为她可以成为一个好斗的保守派领袖。保守派可以依附慈禧来摧毁维新运动，而且完全有法可依。
如果没有慈禧太后，保守派仍然会摧毁维新运动。他们也许会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光绪，让皇室中某个不那么“危险”的成员取而代之。他们甚至会更全面地发起暴动，在紫禁城以外更广大的区域翻云覆雨。不过，与劳神费力的政变相比，他们还有更迅速有效的方法来摧毁维新运动，而且完全合理合法。这个办法就是乞灵于慈禧太后，她能颁布诏令废除皇帝，还不违背道义。
康有为和光绪在变法的时候，错误地认为慈禧太后不会出面阻挠。当时的太后已经退隐颐和园，每天热衷于野餐和看戏，快乐得像孩子一样。她喜欢艺术和诗歌，并以她独特的方式成为一个佛教徒。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乐趣无穷，她似乎不该厌倦。可是事实上，她仍然无法放弃对权力的迷恋。例如1895年，她下令把瑾妃和珍妃暂降为贵人，理由是她们生活“奢侈”；1896年，载澎亲王因为没有遵从她的命令而被革职，挨了八十大板，并永远被囚禁于“幽室”之中。慈禧太后在归政期间，仍然一如既往地滥施刑罚。最不祥的征兆是，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涉国家大事，而皇帝无可奈何。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光绪皇帝之所以希望破灭，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其中一种说法是完全可信的：皇帝厉行节俭和改革的政策吓坏了一批高官，他们派监察御史杨崇伊到天津去见北洋大臣荣禄，让荣禄劝说慈禧太后重新摄政。
荣禄是大清皇族，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都使他自然而然地偏向保守派。他忠于大清，可惜的是，他把慈禧太后——而不是光绪皇帝——看作大清的代表
。不过，荣禄不大可能主动采取行动反对光绪并镇压维新派。他虽然保守，但也是满族大臣中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这些人认识到，中国如果想从内外交困中摆脱出来，就必须仿效日本进行维新。作为一个同情维新运动的爱国者，荣禄不会轻易被监察御史杨崇伊打动。他最后之所以对维新派下手，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光绪皇帝深知保守派的强大，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处于何种险境。他和康有为希望在反对派聚拢之前尽快通过各项改革法案，不让对方有充足的时间组织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按部就班地改革是死路一条，光绪和康有为认为，不管风险有多大，迅速果断地行动要比“走着瞧”的成功率大得多。
光绪皇帝心里清楚，如果反对派行动起来的话，后果将非常严重。他知道，反对派一定能够取得太后的支持；他也知道，太后对外国人和外国习俗深恶痛绝，任何一种改革如果吸取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在她看来都是一种自我贬低的行为。慈禧太后在大清国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她已归政9年，但权力和权威有增无减，远远超越皇帝；同时她又愚昧、迷信、冷酷，虚荣心和嫉妒心极强。这两个方面综合在她身上，会产生可怕的破坏力。她稍感不悦，就可以迫使光绪将师傅翁同龢革职。虽然她现在还没有明令否定改革法案，但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取消它们。
如果要避开来自颐和园的威胁，就必须使顽固派奉太后为首领的企图化为泡影。而要做到这一点，光绪皇帝必须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此人必须在官僚集团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力，必须强大到足以令人敬畏；还必须掌握一支强大而高效的军队，能随时调动；他还必须头脑开放，支持维新运动，绝不会辜负皇上对他的充分信任。光绪皇帝选中了袁世凯，除了最后一点，袁世凯符合其他所有条件。
年轻而孤独的光绪看错了人，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弱点。事实上，无论是光绪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想到，道貌岸然的袁世凯
竟然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叛徒。1898年，他背叛了皇帝；1911年，又背叛了朝廷；再过5年，他又背叛了共和国。
皇帝交给袁世凯一个棘手的任务，让他阻止慈禧太后重返紫禁城，以免她成为顽固派的领袖。袁世凯接受了谕旨并保证听从皇上的安排。这次秘密会见据说是在1898年9月初。光绪曾给过袁世凯许多不同的谕旨，据宫廷内的某些人讲，大部分谕旨是通过第三者传递的，而这个第三者却出于私利而篡改了谕旨的内容。不管怎么说，光绪皇帝不可能命令袁世凯将慈禧太后囚禁起来，驱逐荣禄
并在必要时杀掉他。这样做无论对光绪本人还是对维新变法都没有好处。慈禧太后拥有广泛的公众基础，如果用过激的方法对待她只会引起公众的反感，会让光绪皇帝举步维艰。当时中国很少政治谋杀，至少不像现在这样常见。光绪皇帝性格平和，我们无法想象他是个复仇狂或者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如果袁世凯能够阻止顽固派与慈禧取得联系，使慈禧无法重登紫禁城的宝座，那么光绪皇帝的设想就完成了一半——这才是光绪皇帝的本意。
袁世凯从皇上那里接到命令后，立刻跑到荣禄那里告密。荣禄毫不犹豫地派出信使前往颐和园，向“老佛爷”报警。信使添油加醋地造谣说，大事不好啦，光绪皇帝和革命党将要包围颐和园，先控制住太后，然后再处置她，她将在监禁和饥饿中悲惨地死去。还说太后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自由已经受到威胁，如果不马上反抗，肯定会错失良机。造谣者一方面要丑化皇帝的品格和夸大他的罪行，另一方面要制造紧迫感，他们觉得只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才能催促太后立即行动。
谣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慈禧太后被夸大其词的报警所震撼，狂怒不已。第二天早上，她离开那座挪用海军经费建造起来的乐寿堂，突然出现在紫禁城，威严地站在孤立无援的皇帝面前。她肆无忌惮地咒骂着，历数光绪忘恩负义的种种罪行，指责他恩将仇报
。痛骂之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到了紫禁城中一个湖心岛上，而慈禧太后则重登宝座，并以大清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项诏令。这个羞辱性的诏令宣布，由于光绪皇帝无法胜任大清王朝的统治工作，所以他屡次恳请慈禧太后屈尊摄政，在此之前，太后曾经担此重任而且显示出卓越的领导能力。诏令最后说，光绪匍伏于太后圣座之前，荣幸地代表臣民感谢她再次担负起摄政的重任。
与此同时，另一项诏令公告天下，文字简短却凶相毕露：“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