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来者居上——戴笠执掌特务处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那没办法，历史原本如此。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同时兼任侦察科长）。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

郑介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笠的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者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介石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其才。

后来戴笠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国民党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戴笠以他手下的“密查组”为基础，组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

在此之前的1931年秋天，戴笠和蔡劲军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参谋的名义，分别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叫做“密查组”，戴笠手下这一伙儿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

关于“十人团”究竟有谁，按沈醉的回忆，是戴笠、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

沈醉本人并不是“十人团”成员，他说的话，不一定准确。

与“十三太保”不同，“十人团”是有着具体标准的。

邱开基是特务处最初的两个科长之一，郑介民是侦察科长，邱开基是执行科长。据邱开基回忆，戴笠曾对他讲过，所谓“十人团”，指的是特务处还没有成立之前，就与他一起“义务”地为蒋校长搜集情报的十个人，这其中，包括周伟龙，其他还包括谁，戴笠没有说。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梁干乔是特务处成立以后才加入“团体”的，黄雍则一直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工作，根本没有直接参与过戴笠的情报工作，显然不在其中。

按乔家才的回忆，是戴笠、唐纵、徐亮、周伟龙、张筱高、王天木、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

这其中，少了梁干乔、黄雍两个人是对的；多了两个人，王天木是对的，他很早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帮了戴笠很多忙。张筱高则不知何许人也。

在这份名单中，明显拉掉了一个人——从进入军校六期就一直与戴笠、徐亮形影不离的王孔安，这才是真正的“十人团”当中的最后一位。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后迁洪公祠，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乙地一般是不对外的，要到乙地办事，须先到甲地领介绍信。

按：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当时胡宗南已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这个鸡鹅巷53号就是胡宗南的驻京办事处，戴笠给他兼着驻京办主任。后来特务处成立，胡宗南将这个院子送给了戴笠。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改变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8年4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局的了。 mHz1mfRarTrdbp+wrkTT/1BWt2OBcXMQEbkYge/2W5RUIDFMVDqjx53D58kXmH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