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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务处成立之初，最让戴笠头疼的就是通讯问题。
当年不像现在，有线电话那么发达，即时通讯全靠无线电台。问题是特务处刚成立，哪有条件去建立无线通讯网络，再说也没钱。
这时，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已经成立几年了，在各地已经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其头子徐恩曾本人又是干这个的，因此有自己的通讯网络。于是，蒋介石规定，凡特务处的情报往来，一律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代发代收。
老蒋的这个话，等于没说。
首先，大家都是吃同一碗饭的，特务处的情报怎么可能交给调查科去发！再说了，人家调查科的电台装上也不是为学雷锋的，总得先发自己的东西，然后才能帮特务处代发。但所谓情报，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份情报，晚了一会儿，可能就一钱不值了。
仰人鼻息的滋味不好受，戴笠发誓要建立自己的无线通讯网。
要办这个事，钱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人，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学生，懂无线电的人太少了。有钱壮飞的前车之鉴，又不敢随便招聘，十分苦恼。
关键时刻，还是戴笠的铁哥们胡宗南帮了他，把当年“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中的一个介绍给了他。
这个人，就是魏大铭。
魏大铭，原名魏金声，1907年生，浙江金山人。
魏大铭毕业于交通部通讯技术训练所。早年在外轮上工作，后来被李范一看中，调他到商业电台当了一名报务员，逐渐成为熟练的报务员领班。
魏大铭就是李范一的得意门生。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驻常州的胡宗南托李范一为他介绍一位无线电专家，当时魏大铭正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前线后援组主持电台事务，李遂将魏大铭推荐给了胡宗南。
在很短的时间里，魏大铭帮助胡宗南的第1师建起了一个拥有5座电台的通讯网，胡宗南十分满意。后来胡宗南部调往甘肃，魏大铭不愿意去西北工作。胡宗南恰好做个顺水人情，将他介绍给了求贤若渴的戴笠。
1933年3月18日，魏大铭到特务处报到，工作地点是在戴笠任政治特派员的浙江警官学校。
当时在场的还有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女生指导员章粹吾等等。他们回忆，当时戴笠正召集他们开会，忽然进来一个风度潇洒的青年人。
戴笠一看非常高兴，马上给大家介绍：“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之一的魏大铭同志，我特地请来，帮助我们建立无线电事业的。”
当时大家穿的不是中山装就是警服，只有魏大铭穿着一身长袍马褂，跟大家反差极大，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什么事情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建立台网，首先得有话务人员。因此魏大铭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叫做“杭州电讯训练班”，也叫杭州特警班第六队。班主任自然是戴笠，副主任魏大铭。
戴笠对这个班的工作高度重视，派出了阵容强劲的队长、指导员等工作人员，如罗毅、萧坚白、罗杏芳、董益三等等，后来基本上都成了高级技术特务，如萧坚白，后曾任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罗杏芳后任重庆邮检所所长；董益三，后曾任军统电讯处副处长，戴笠曾经着力培养他以取代魏大铭，结果在他任上发生了著名的“张露萍案”，把戴笠气得要死。
教官，都是魏大铭从外面请的专家，层次极高，如康宝煌、谢松元、苏民等等。
至于学员，自然也要精挑细选，最后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10个，特务处广东站保送了1个，再加上戴笠的本家侄子戴永安，一共12个人，后来都成了特务处在通讯方面的骨干。
第一期培训班的成功，令戴笠非常满意，他特地送给魏大铭一块藏青色毛哔叽布料，让他去做一套中山装，别再穿那身长袍马褂了。另外又奖励他200元钱，魏大铭去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2
第一期的成功令戴笠、魏大铭都很高兴，同时他们也在总结、检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魏大铭找到戴笠，对他说，从警校的学员中挑选培养对象，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警校的学生出来以后，岁数都不小了，再来学习无线通讯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学什么东西都一样，都是需要“童子功”的，无线通讯，其实跟学外语类似，无线通讯也是一种语言，除了专业性强以外，需要一定的记忆力，还要求手指的灵活性等等，不是谁都适合学的。特别是年龄不能太大，最好是小青年，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接受能力比较强，学这个最好。
魏大铭之所以成为电讯专家，有他自己的特质。据特务们回忆，魏大铭的发报，以指法熟练，发报“均匀”而著称，这个“指法熟练”，通过一定的训练不难达到，而发报“均匀”就不是谁都能做得到了。你发报不“均匀”，就会给收报者造成困难，一份电报发了两三次，对方还是译不出来，有这么两回，你这碗饭也就别吃了，这可是军事情报啊！
所以，警校的多数学生，像毛森这样的，从警校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六了，记忆力也减退了，手指也不灵活了，让他们来学这个技术，会很吃力，也学不好。
第二，还有一个脾气秉性的问题。
我们看电影，凡是反映女特务的，多半都是穿着一身美式军服，头戴船形帽，眉宇间多少带些妖冶之气，手里拿个夹子：“咔”的一个立正：“报告！南京密电。”坐着的长官不动声色地说“念”。多半是这样一种形象吧？
多少有点脸谱化，但应该说，电讯人员确实以女性为多，因为干通讯这一行，除必要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求坐得住，静得下来。你想，一天到晚坐在那里，手拿着电键按来按去，或是拿个密码本查来查去，干一天还行，干一辈子，想想都可怕。所以电讯这个事，不是谁都适合做的。
当然，也不一定说男的就干不了。干电讯干出名堂的，有女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姜毅英；也有男的，比如后面我们要说到的张我佛，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报务员，所以还是那句话，什么都不是一定的，看个人造化了。
警校的学生，就尤其不适合，当警察的人，一般比较外向，因为他要与人打交道，所以选人的时候就选的那些头脑比较灵活、能随机应变的人。这些人，你让他学电讯，无异于受罪。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第一期的时候，从警校挑学员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费挺大劲也只挑出十来个人，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魏大铭向戴笠提出建议，干脆直接办一个无线电学校，挑选那些年纪比较小，又有一定无线电基础的年轻人接受专业训练。也就是说，通过无线电学校，先培训专业技能，然后再从这些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进入杭训班，进行特务训练和“政治”教育，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关于费用，魏大铭说，办这样一个学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因为一旦开办起来，就有收入，以后就可以“滚”着走了，因此，最初的开办费，有几百块钱就行了。
有这样的好事，戴笠当然是完全支持——培养学生的事，戴笠最重视，最肯下本，别说花不了多少钱，花再多的钱，戴笠也会去想办法。于是责成魏大铭全权负责，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加任何干涉，只要能给我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就行了。
经过一番调研，魏大铭把学校设在了上海，上海是当年的经济中心、工业中心，无线电事业十分发达，国外进口的各种最先进的设备都是最先进入上海，因此当时上海已经有了好几家无线电制造厂商，同时也有几家无线电方面的培训学校，彼此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魏大铭有办法，不知他用了什么说辞，说动了上海一家叫“三级锐电公司”的厂商，用它现成的名字，建立了一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把杭训班的学员队长萧坚白调来当了所长。教务长，魏大铭请来的是当时国际电台的报务长方砚农。
方砚农也是当年著名的无线电专家，著有《无线电报务员应用知识》。方砚农并不是黄埔出来的，但此后在军统中落了户，抗战中曾任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注意：这个组织并不是军统的）第四组少将组长。1946年3月18日，国民党政府接收哈尔滨电信业，取消哈尔滨电政管理处，成立“交通部哈尔滨电信局”，出任局长的就是方砚农。
另外还有一个“所长助理”陈祖舜，负责对学员进行调查，了解掌握每个学员的家庭背景、思想倾向、日常言行、社会关系等等，主要是为了避免再发生徐恩曾式的“悲剧”。当然也包括对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身体条件等等，毕竟把这些人挑选出来，将来是要当技术特务的，光是思想上合格不管用。
陈祖舜，1901年生，广东始兴人，军校六期。后曾任国防部保密局第四处副处长、国防部二厅七处少将处长。
“三极无线电传习所”第一期共招收了40多个适龄青年参加无线电培训。结业以后，根据上述标准，萧坚白、陈祖舜等挑选了十几个“优秀分子”，以及其他方面报送的几个“好苗子”，一起送到杭州，继续进魏大铭的杭训班，在“三极”所进行的无线电基本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特工技术的培训以及政治训练，培养出来，就是特务处的报务人员了。
至于没有选上当特务的那些孩子，魏大铭也不是就不管了，相反，他还负责给推荐工作。魏大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把学员们推荐到外国的轮船公司或推荐到国际电台，等等，这在当时都是很热门的单位。
既然有这样好的出路，就不愁没有生源，“三极”的全盛时期，居然连轴转，日夜各两个班次，把另外那几家培训学校挤得都不行了。
由于有“三极”作为基础，大大提高了杭训班的工作效率，从1933年3月到1937年抗战爆发，魏大铭在杭州共举办了11期培训班，为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人力支撑。
3
话务员有了，下面亟待解决的就是设备问题。
当时没有专门用于谍报的小型收发报机，都是军用的，最小的就是5瓦手摇发电机式的，体积很大，另外还有15瓦充电发电机式的，更是庞然大物了，根本无法用于秘密工作。于是魏大铭与康宝煌研究，能不能搞点技术革新，研制一种小型的收发报机。
康宝煌是当时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也是南洋公学电机工程科出来的，跟徐恩曾是前后同学，去台后任台湾电信管理局总工程师、台湾电信总局终身顾问等职。
康宝煌就是康宝煌啊，经过研究，他说：“把收报机的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就可以有信号，虽然电力微弱，应该可以试一下。”
以上是康宝煌的原话，什么意思，笔者不是学工科的，不明白，不知道有多难或者是有多简单。
不管什么意思吧，反正是这个技术革新一举成功，研制出来的，就是后来广泛运用于军统秘密工作中的2.5瓦小型电台，小到什么程度呢，据记载，除了电池、听筒和电键以外，只有“两只饼干桶”那么大。
这个比喻不伦不类，饼干桶可大可小，谁知道是多大？但按照沈醉说的，他可以把发报机藏在婴儿车上，通过日本人的岗哨，那应该是不会太大。
这个小小的技术革新，一举奠定了特务处、乃至后来军统无线通讯的基础，因为军统干的是谍报工作，如果没有适合敌后使用的小型无线电台，其一切工作都等于零。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戴笠特地要求魏大铭带着他新研制的袖珍发报机跟着他上庐山晋见蒋介石——他要给老蒋露一手。
当时，庐山与各地通讯，也是靠电台，就是军用的15瓦的那种，架在牯岭。庐山是著名的多雾气候，一天到晚大雾弥漫，电力的损耗很大，因此信号特别弱。庐山电台台长花克强，也是个无线电好手，每次发一封电报，有时一两天都发不出去。收报就更困难了，要一点一点地调整刻度盘，去捕捉微弱的信号，旁边的助手连大气都不敢出，每收一封电报，花克强都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次，戴笠就是要让魏大铭带着他的2.5瓦袖珍机，去挑战花克强的15瓦军用机。
挑战的过程不说了，因为笔者实在不太懂，描绘不出来那种精彩。反正最后的结果令老蒋开了眼界——魏大铭不但帮助牯岭台改进了天线设备，提高了通讯质量和效率；同时，魏大铭让老蒋看到，特务处新研制的2.5瓦袖珍机，同样完成了与南京通讯的任务。老蒋高兴地对魏大铭说：“你好好干吧，我会有工作给你的。”
戴笠的这一趟庐山之行，一举三得：第一，他让老蒋知道自己手下有出色的人才。第二，他通过老蒋的话，鼓励了魏大铭。第三，此后不久，老蒋就批准了戴笠的报告，准许他建立一个无线电工厂，费用嘛，自然不用特务处掏钱了。
无线电工厂建立起来以后，不仅制作袖珍发报机，康宝煌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把民用的普通收音机改装为发报机，便于通过敌人的盘查。要使用的时候，只需要买几个普通配件，一装上，马上就成了一台特工用的收发报机。
随着各地派出机构的增加，大家都配发了2.5瓦袖珍机，新的问题又来了，大家的信号都很微弱，这就要求南京的总台必须强大异常，否则根本无法与外地保持通讯联络。
魏大铭开始着手建立南京总台，一下增加了七八台收发报机，电力达到一二百瓦，每台机器之间相连，可以在总台远程控制发报机，通话距离达到一两千公里。
后来，随着军统的不断扩大，仅沦陷区的秘密电台就达到300多座，一个总台不敷使用，又建立了第二总台，到1944年，又建立了第三总台。全盛时期，几百名话务人员8小时一班，每天24小时工作，总台的电灯从来没有熄灭的时候。
戴笠梦寐以求的无线通讯网，终于建立起来了。
1938年8月，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魏大铭就任第四处（电讯处）处长，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