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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早就是占便宜

“浙警”出过一大批处、站级的高级特务。

阮清源,少将,曾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处长。阮清源是个多面手,既搞武装,也搞行动。

石仁宠,少将,一直在上海活动。初期搞情报,抗战胜利以后任招商局警务组组长。少将当组长,你说这个“组”小得了吗?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警务组下设三课一室和一个警察大队,716人的编制。

刘钦礼,少将,一直在山东活动。曾任第二绥靖区调查室主任、山东省会警察局局长。

按:在军调期间,刘钦礼曾主持成立“监护组”,对军调部执行组在山东的活动进行监视,监视的对象包括周恩来、陈毅等,就跟《潜伏》中有关的情节差不多。

夏松,少将,湖南站站长,新中国成立前夕曾被派往天津接替擅离职守的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但因形势变化太快未及到任。

刘人爵,是一位行动专家,专抓人的。新中国成立前夕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程潜参加了长沙和平解放运动,并被长沙市军管会任命为军管会委员。1949年9月4日,毛人凤派特务将其在寓所中暗杀,其墓就在岳麓山长沙会战指挥所遗迹的旁边,不知道现在还保存否。

邓墨村,唐生明的军校四期同学,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时候,他是稽查处处长。

按:戴笠与唐生明也是哥们,戴笠还是考虑到邓、唐的同学关系,特意派邓墨村给他打下手,以便他指挥,说起来还是好心好意。结果这位邓处长可能是跟戴笠久了,习惯于请示、汇报,什么事情都去找唐生明。唐生明是公子哥的脾气,极不耐“俗务”,不几天就给搞烦了,看上了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的沈醉,死活找戴笠把邓墨村给换掉了。

萧绍文,陕西站站长,曾策划暗杀教育家李敷仁。

杨超群,川西站站长。

王清,广东文昌县人,中山大学毕业(又一个大学生考警校的)。海外部副特派员,负责督导南洋的情报工作。

按:在《潜伏》中,吴站长曾说,“陆桥山是郑介民的人”。军统的几个首脑人物,戴笠、毛人凤是浙江人,唐纵是湖南人,郑介民是广东人,因此军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分为浙江派、湖南派和广东派。

三派之中,湖南派人最多;浙江派稍逊,但势力最强;广东派势力最弱。主要是郑介民初期不甘于当特务,等醒悟过来,安插了一些人,但已经晚了。王清、何崇校、邢森洲,都是广东人,是郑介民为数不多的班底的重要成员。

丁继曾,通讯专家,有专著《通讯方法》,后去台。

周昌嗣,去台后任台北县警察局长。

章微寒,上校,军统局最后一任浙江站站长,其前任就是毛万里。章微寒“运气”不太好,解放时没跑了,被“憋”在了大陆,只好自首。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5年,与他原来的同事文强、周养浩等同期被特赦(最后一批)。

按:曾有一篇文章描绘了章微寒在出席特赦宴会时的情状:“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泣不成声地感慨说:‘这里是一所大学校,一所大熔炉,变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通过几年的改造,我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认识了真理,分辨了是非,我要永远说共产党好,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人民。’”

“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这些人,占了一个参加工作早的便宜,经历的事情多,“成长”得快,不几年就占据了特务处和后来军统的各个重要部门。

像毛万里,先给戴老板当秘书,很快就成了北平区书记;像阮清源,在忠义救国军搞特务武装,四五年的工夫就弄成了少将;像陈恭澍,派到北平,今天杀这个、明天刺那个,没几年,居然闯出了一份“辣手书生”的名头。

再往后的,像“余则成”的“青浦特训班”,再后面的“临澧特训班”,就没这么好混了。 32Q/gUg/5qUs7XqcNEVIC5o9WJQ/l4mlvQaxcfI11+Yj4m8kNgA1Jzy1T2fj4t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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