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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于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日（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五月十四日），出生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北门经历司街（此街后已改名几次）一个无产的小市民家。父亲幼孤，在他的外家涪州（今涪陵县）彭家坝抚养到十八岁方回成都，小考
入学，即在成都教私塾，并承继祖业中医。我出生后，家中人口计有：一位曾祖母，于一九一一年去世，得年九十四岁；一位姨曾祖母，于一九〇六年病故，约得年六十以上；一位祖母，于一九一六年病故，得年七十三岁；一位叔祖父，系
姨曾祖母所生，于一九〇五年病故，得年四十岁，虽娶了妻，却无子女，其妻亦早死。
我三岁时，父亲就被一位在江西省做县官的亲戚聘到江西去办文牍，父亲也就留在江西，靠笔墨和行医为生活。到我九岁，父亲以他所积得的几百两银子，捐了一个典史指分
江西候补。即在这年，我便随同母亲去到江西省会南昌。母亲是带病去的，一到即病，三个月后起床，而右腿竟废了，从此不能行走。我六岁在成都外家发蒙读书，到江西去时，已将《四书》读完，正读《诗经》《书经》《礼记》等书。父亲因为捐官，把积蓄用完，母亲与我又去到江西，母亲又重病了几月，所以我在南昌的一年，过得异常穷困，连我的衣服都进了当铺。
要不是后来开了课吏馆，父亲每月考上优等得奖，我们几乎饿饭。记得父亲得了一个小差事，携同家属到抚州府东乡县去时，全家行囊只有两挑，而一挑是书。东乡县约住一年，父亲又调到抚州府的知府衙门任收发差事，同时兼了新创办的医学堂监督，薪资收入每月有三十多两银子，生活比较宽舒。我也才进到临川县的官立小学堂乙班读书，读了两年，抚州开办印刷局，父亲又送我去学排字工。
才三个月，父亲就得病死了，父亲得年四十一岁。我才十四岁，父亲死时家里只余两块洋钱，一切棺殓，幸由那时抚州府知府、四川人王乃徵帮助。父亲死后，一切事情当然落在我的头上。冒着酷暑，步行一百八十华里到南昌，找同乡，找亲戚，四处发信求援。
累了几个月，亲戚的援助来了，方得搭了一只米船，偕同病母，扶着父亲灵柩，由抚州河岸启行。不幸又在九江遇风，米船触礁，除
了人和灵柩救起外，所有行李和父亲积存的许多书籍，全部损失。又得家在湖北的亲戚帮助，才又搭乘轮船到宜昌，改乘木船，一直回到成都。
这时，家里只有曾祖母、祖母和病母三代寡妇，而我哩，又无兄弟姊妹、诸姑伯叔，真正算是一个独丁。全家生活只依赖曾祖父教书、行医所积的三百两银子和祖母娘家帮助她的二百两银子，共五百两银子，放在一个商号生息，每月收息金五两六钱。不久，我又设法把我家多年未制作的一种极有效验的朱砂保赤丸的方子找出来，由祖母制作出售，不到三个月居然卖开，每月有七八元钱的净利。这不但把必需生活费用解决，甚至还节余出来，把曾祖母身后所需的东西作了些添补，那时她已年过九十了。
湖北亲戚每年帮助我五十元钱的学费，因此我才能考进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堂去读书，那时我已十六岁了。这时中学是旧制五年毕业，读中学时就喜欢看《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报》《民立报》等；师长中间又有几位同盟会人，如监督刘士志先生，英文教师杨沧白先生，平时肯亲近他们，所受影响甚大。同学中有王光祈，有曾琦，有郭开贞（即郭沫若），有周朗轩（即周太玄），有魏嗣銮，有蒙尔达（即蒙文通），有张煦，还有一些现在在工业方面有成就的人，相互之间也有一些影响。
辛亥年，四川铁路风潮发生之时，我是以附属中学学生代表的资格参加的。民国元年，附属中学停办，将未毕业的丙、丁两班学生，并入成都府联合中学的新甲、新乙两班，于民国元年末毕业，那时我已二十一岁。许多同学毕业后，有的到北京、到上海，投考高级学校，一部份便考入高等学堂读书。我哩，因为辛亥上半年湖北亲戚死了，没有帮助学资的人，家里于我中学读毕业后，绝对挪不出费用来供我再读高级学校。因此，我只好废学求业，那时有一家报纸《晨钟报》征文，我曾写了两篇含讽刺性的速写投去，居然发表了，并要我继续写，只是没有酬报。但不久这报纸却遭当时的反动政府封闭，我连这无酬报的职业也失去了。
民国二年末，我的母舅杨砚愚做了泸县县知事，聘我当第三科科长，办理统计，并代他办文牍。民国四年春，他调任雅安县县知事，我也随他到雅安。八月，他辞职卸任，我也回到成都。在这二十二个月内，我获得了不少的社会知识，并深切知悉在旧民主革命之后全国大小反动政府所作的许多丑恶事件。满清时代的官场情形我已曾看了一些，如今再把这些丑恶情况一看，使我对于辛亥革命的成果及其意义发生了怀疑。因此回到成都，便确定了我不再跨入官场的方向，以后有几次再当科长的机会，我都拒绝了。
那时，成都一个新办的印刷公司叫昌福公司，附带出版一种纯文艺半月刊叫《娱闲录》，我写了四篇小说投去，题名叫《儿时影》，是写私塾的黑暗面，都登出了。并且在十月《娱闲录》停办，主持办《娱闲录》的樊孔周，也是那时的商会会长，因为反对袁世凯叛国，借商会机关报的名义，创办一种日报，叫《四川群报》，来鼓吹反袁，聘我为主笔，月薪十元。我除了写反袁世凯的短评外，主要是写商会日报用的短篇小说。
直到民国七年六月《四川群报》被封，我已充当了编辑，月薪仍是每月十元。短篇小说大约写有百多篇，现在只记得四十几篇是在“盗志”这个总题目下写的，全部写社会各个角落的黑暗面，绝大多数材料都是取自二十二个月在泸县、雅安县的所见所闻。写《儿时影》时用的笔名是“老懒”，写“盗志”也用这个笔名，写短评和其他许多短篇小说以及杂文等用的笔名，很多现在记不得了。又因屡次移居之故，致所存日报散失净尽，所有作品也无从收集了。
民国七年下半年，昌福公司因营业不振（这由于樊孔周被一个军阀刺死后，经营不得其人的原故），又要求我出头约集《群报》同人，再办一个日报，名叫《川报》，我暂任社长兼总编辑，月薪仍是十元。川报北京记者仍是我前推荐与《群报》的记者王光祈，添了一位上海记者周太玄、日本通讯记者曾琦。就中以王光祈的力量最大，反袁世凯帝制自为和反张勋拥溥仪复辟的消息、文章，他来得又快又多而又有力。
到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时，他在北京是参加了运动的，是《每周评论》发起人之一，因此那时《川报》上几乎每两天便有他的鼓动性最强的通信文章和电讯，成都之所以接受五四运动精神的原因便在于此。到六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之后，我和成都六个朋友也加入了，并得了总会同意，在成都成立了分会。又由分会会员每月集资（也有一两位不是少中学会会员的，如吴虞，号又陵，曾延年，号孝谷，等，便是），办了一个新型周刊，叫《星期日》，来发扬五四运动精神。
那时周太玄、李璜已到巴黎，办了一个通信社，叫巴黎通信社
，业务颇好，人手不够，写信来问我能不能去，我当然高兴地答应了。亲戚朋友们都赞成我走，每人送五元、十元。涪陵县那位亲戚，因我帮过他儿子的大忙，把他的儿子从最危险的境地救出（是民国三年的事），很感谢我，送了我五十元。那时家里只有一位不能行动的母亲，而朱砂保赤丸更为行销，每月有净利十多元，可以不待我供养。放在商号生息的银子又抽出二百两（每月月息一分的），一部份作我到上海的旅费和改装费，一部份便用来把上年订了婚的妻杨叔捃于起身前七天娶了过来（妻是我的表妹，是我母亲同堂侄女，小我八岁，那时我二十八岁，妻未满二十岁）。
我是八月末由成都动身，同时把《川报》的职务交与了卢作孚，同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十人内，有曾在中学同学三年的胡助和亲戚何鲁之，和后来同我创办纸厂的王怀仲。在上海等船一月而后，同各省各地大伙勤工俭学朋友，乘坐无等级舱到法国马赛时，已是一九一九年的年底了。
在法国巴黎，前后两次只住了一年半，害过一场要命的急性盲肠炎和腹膜炎。住过几个城市，住过补习学校和公立中学，住过两个大学———即蒙北烈大学、巴黎大学。都住的文科，选读过《法国文学史》《近代批评文学》《雨果诗》等课。住得最久的为蒙北烈，同在一地留学的有周太玄夫妇，有李璜的大姐李碧芸女士和胡蜀英女士。
巴黎通信社早关了门，我带去的钱不多，后来的生活全靠向成都报馆通信和上海杂志写文章以及翻译文学论文、短长篇小说的稿费。通信和部份翻译稿用的是笔名，只部份短篇小说和《人心》《小物件》《妇人书简》《达哈士孔的狒狒》《女郎爱里莎》《马丹波娃利》几部文学作品用的“李劼人”真名，并且都在中华书局出版，在这期间自己创作的只有一部中篇小说《同情》。
这时曾琦、李璜已在德国柏林组成了“国家主义”，曾写信到蒙北烈来征求我与周太玄的意见。我和周太玄曾联名回了封信，痛斥他们的思想落后，表示拒绝。同时我们还拒绝了另外一个不大光明的政治组织，那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康白情、孟寿桥等在美国加里佛尼亚搞的一个什么党。
我是一九二四年暑假回国的，经过南京时，黄仲苏在东南大学当教授，要推荐我到东南大学教法国文学，我拒绝了，因为那时东南大学复古空气很浓，与我的怀抱大异。及回成都，四川高等师范校长傅子东找我去教书，我不肯，因为听见这人不大正派。
一般从法国回来的同学，大批的都在那时四川督理杨森幕府中当秘书，要我去会杨森，我不肯。因为在上海就听见这人是个妄人，及回成都，看见他办的新政大都有名无实，而且比一般军阀都蛮横无识。卢作孚那时在给杨森办通俗教育馆（他在泸县当杨森的教育处长时，曾约请过共产党人、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恽代英和共产党人萧楚女等教书，著过成绩，好像也影响过杨森），这时也来问我要不要出来办教育，并盛言杨森是前进的军人，可与合作，但我也拒绝了。我依然进入《川报》当编辑，写评论。
不过三个月，《川报》被杨森封闭了，并将我同两位同事逮捕到宪兵司令部，要打要杀，说报馆言论反对了吴佩孚。其实只是为了一件小事得罪了秘书们，秘书们恨我不合作，向杨森力求封报馆、逮人。而我那时也因写了几篇讽刺短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的报纸和杂志上，用的真名，被杨森看见，说我有意同他捣乱，所以他才连“新文化军人”的虚名都不顾了。在宪兵司令部关了八天，为许多正派朋友（其中有叶秉诚老先生）营救，才复允许了放人而不准办报。
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五年八月，我便在家里继续翻译了一部佛洛贝尔的长篇小说《萨朗波》，又翻译了一部法国中非洲属地黑人马郎的长篇小说《霸都亚纳》，又翻译了法赫儿的一部长篇小说《文明人》。又写了几篇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都登在上海的《文学周刊》《小说月报》《东方杂志》，都无存稿，在一九四六年收集了一小部份，在中华书局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好人家》。《萨朗波》则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霸都亚纳》在北新书局出版，《文明人》仍在中华书局出版。
一九二五年八月，国立成都大学成立，首任校长为张澜。当时成都教育界中一些先生们不满意张校长，都不与他合作，我于是便公开说我愿支持张校长，并且还愿约些朋友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到大学教书，并在半年后兼任了当时最难办理的文预科主任。一九二九年暑假受张校长之托，出川约聘教授，曾在北京、上海、杭州来往半年。
一九二五年有几个朋友仍打算办报，这时的问题便是印报的纸张，四川只有手工制的纸张，质料非常不佳，而且极受纸商操纵，不按期交货，偷工减料，随时涨价———一句话说完，就是绝不遵守合同。因此我建议，不如先行集资，自己办个机器纸厂。朋友们大为高兴，叫我约人。我遂写信，兑路费，把在法国格罗卜造纸专门学校刚毕业的王怀仲约回。商量之后，我们资力不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由王怀仲与我把在乐山办蚕丝业成功的一位陈宛溪老先生说动，他出头主持，投入资金一万元，他又约股二万元。由我们成都方面朋友四面奔走，凑了一万元，共四万元。先作一个试验性的小厂，用稻草、竹子制浆，来造机器纸。
这样，这个嘉乐纸厂便在一切条件皆未具备的情况下办了起来。先天既然不足（资本少，在天津订制的机器又小又不好；必需的配件又要买日本货，运路长，时常接济不上；没有技术人材，什么都要王怀仲和他约同一道回国当工程师的梁彬文亲自教），而那时长江又在用兵，四川的苛捐杂税又重，造出的纸质量极坏，成本又高。但和洋纸比起，到底便宜了一半，前途好像是有的，只是渺茫一点。
资本家信心不坚，不肯再投资。这一下，却累了我这个发起人，几年教书、卖文的收入，除家中省俭用费外（我母亲是一九二六年病故的，得年五十九岁。我的女儿李眉，又名远山，于一九二五年大暑日出生，这时才一岁多，所以家用比前更省），全部都拿去支持了嘉乐纸厂，并且还欠了几千元的债。
到一九三〇年暑假，成都大学校长张澜为当时军阀所扼制，不能安于其位。原因是张澜先生思想左倾，所言所行，大都不利于那时的军阀。张澜先生要到重庆去，军阀正欲他走。我不能劝张澜先生不走，我自己度力在张澜先生走后，绝难于以个人力量对付那些军阀；甚至还有一个流氓文人，正在为军阀画策。因此在张澜先生走之前，我便提出辞职，张澜先生不允许。我遂借了三百元，在我佃住的房子里，经营起一个小菜馆，招牌叫“小雅”（这时我的儿子李远岑已一岁多了，我儿子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出生的），我同我妻亲自做菜，一以表示决心不回成都大学，一以解决辞职后的生活。
张澜先生果然一去不回，那个流氓文人果然趁这时侯强接了成都大学，并画策为军阀每年抽出教育经费二十多万元，以归私囊；而以下流手段，估将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为国立四川大学，反对的教授解聘，反对的学生开除。
我自离开大学，自己生活费用已成问题，嘉乐纸厂我更无法兼顾。恰巧陈宛溪老人已死，这工厂只好关门。
一九三一年冬，成都是最黑暗的时候，我的儿子刚满三岁，竟被一个连长支人绑了票。幸而有人帮忙，经过二十七天，费了无数气力，一共花了一千元，算是将儿子赎回
。这一千元，是好友刘星垣慨然相借，经了好几年，才陆续还清。这时，还有几位朋友，如李培甫，知道我很窘，大家凑了六百元，要借给我。我不愿多累朋友，婉言谢却。不料因此反而得罪了朋友，说我瞧不起人。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几个中学校又找我出来教书。我答应了，每周教上三十八小时，因而弄起了胃病。
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刘湘在重庆派人秘密到成都来找我，说是为了和平统一四川，减少人民受内战疾苦，要请我到川北阆中去说田颂尧合作。我觉得倒是好事，遂辞了教书职务，到重庆去和刘湘面谈，才晓得他的用意，原来要我拆田颂尧的台。他已经派了几次代表去
过，田颂尧都不相信，指明要一个向不在军政界当过走狗而社会上又略略知名的一个人去作中间人，以便大家好说真话。不知何人推荐我，而刘湘、田颂尧等军阀我从前也都会过面的，所以便请了我去。我当时知道绝无结果，又怕被刘湘的利用，并且“三·三一惨案”之后，我对刘湘等人恨之次骨，怎愿为他的私人利益而奔走呢？我当时提出，为了四川人民起见，我可以到阆中去，但不受委托，不要分文盘费，只做到把话说通，将来如何，由两方面去面商，我不再做中间人，更不当任何方面代表。
其时，卢作孚正任私营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他很同意我的见解，并在经济上支持我。我到阆中的次日，正同田颂尧谈话时，电报传来成都方面刘文辉与邓锡侯又火并起来，田颂尧要支援邓锡侯，而杨森这时恰住南充，怕他从中出兵为刘文辉之助，便请我赶回重庆说刘湘，一面出兵向成都共打刘文辉，一面出兵监视杨森，以免掣田颂尧之肘。我与杨森是交过恶的，也害怕他乘机蠢动，我回不了重庆。于是以四天半工夫，跑了七百多华里，回到重庆；仅给刘湘去了一封信，说形势既变，前之所谈，当然作罢。
我也不能再回成都，卢作孚遂留我到民生公司，提出两件工作由我选择，一是作民生公司总务经理，一是作民生机器修理厂厂长。我觉得后者有意思，因为我已感到四川机器工业太不发达，很想以民生机器修理厂为基础，以三年工夫，充实扩充为一个制造工厂；首先能制造川江行驶的中型轮船，能一次修理两只大型轮船，能制造小型抽水机和制配木炭汽车。我之作此计画，虽未明显感到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战争之必然性，但却已朦胧看出国际局势之不妙，长江一有阻碍，而机器工业一切依赖汉口、上海者，必致无法生存。
卢作孚最初非常同意我的见解，我们甚至订出三年完成的计画，连在重庆青草坝建筑船坞的计画都作好了，一总计算，须五十万元。我因此又到汉口，聘请了一个总工程师，七八个高等技工，回来开办工徒学校，打捞一只沉没的英国商轮，利用本身设备和技术，改修成“民权”轮，以为吸取经验之用，但不利资本家。
到底是资本家，第一年刚过，卢作孚就把我的计画作了修改，而公司中十分之九的人都攻击起我，说我有意使公司受损。我争执了半年，无效，我遂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即是在民生厂届满两年日子），坚决辞职，回到成都。
那时，我立意以写作小说为专业，因此学校找我教书，我一概摒绝。先写出了《死水微澜》，在中华书局出版，得到版税三百多元，足够四个多月生活费。其次又写出《暴风雨前》。
这时，嘉乐纸厂因社会需要机器纸甚亟，而外货又贵，日本货虽便宜，但在九·一八之后，一般人都不愿用。在一九三二年春季，成都几家报馆曾开会找我出席，说明要爱国，不用日本纸张；要求嘉乐复工，他们愿意全部采用，只是要先将价钱讲好。那时一令瑞典报纸，在上海卖五元，到汉口卖六元，到重庆卖九元，到成都卖十二元；日本报纸在成都每令卖八元，是不能再少。而嘉乐黄色报纸，经他们评定，只能作价四元半，多一角算嘉乐不爱国。但经工厂人员仔细算来，不计苛捐杂税和运费，只计工料，也得五元。虽然和报馆的合同未曾签订，而乐山一位有气魄的商人，居然看准了这工业到底有前途，投了资断不会蚀尽。因此他便有条件的和我们商量，接办了这厂。
到一九三五年秋末，我再被约请到乐山开会时，工厂的根基果然逐渐稳固。首先是工人技术比较熟练，许多零件已可找到代用品，尤其是职工把工厂当作了自己的东西。这时还没有公司组织，我主张建全会计制度，有了利润，先酬职工，再还借帐，再计股款的年息。
到一九三七年，我的小说《大波》写到四分之三，嘉乐纸厂也做到收支相抵之外，偿还了部份对外借款。七月七日，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突然爆发，于我于工厂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就我个人来说，我又公开的投入政治性的爱国运动。直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嘉乐纸厂厂长王怀仲因为到重庆接收新订的造纸机（那时大后方只有嘉乐一家机器造纸厂，抗日战争一起，外纸不能来，手工纸不适用，一般人才知道嘉乐确有前途。于是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董事会，制定章程，增加股本到十六万元，投资的很踊跃，其他化学工厂也来合作了。因此便向新迁来重庆的顺昌铁工厂订了两部造纸机和一切配件，并向美国预订了相当数量的毛布和铜丝布），在顺昌铁工厂办事处被日本飞机炸死。我那时是董事长，工厂的责任当然落在我的肩头。
恰这时，又有坏人窥伺，要吞没工厂，不能吞没，就设法破坏。幸得全体工人保护工厂，帮助我把坏人打败，强勉把机器接回安装。但我不是工程人员，在技术方面难于指挥。所以到年底，我只好带着病（严重的风湿病，身体的左边几乎偏废），趁飞机到云南昆明，亲去邀请前工程师梁彬文回来当厂长。
梁彬文那时在利昌转运公司当经理，老婆又是一个不明道理的法国女人，这时正当发国难财的时候，即使梁有事业心要回厂，他老婆也一定不肯。我费尽唇舌，梁彬文方答应兼任厂长，但只管技术方面；三个月后回厂，住一个月，把技术规程制订后，还是要回昆明；同时还要求高薪，还要求将来分红时必特提酬报。我为了大局，只好答应，而回来向董事报告时，又受诸董事的责难。
结果一九四〇年暑假中，工厂新机几乎安装完了，梁彬文才回来。不过一周，他父亲病故，又回长宁奔丧，从此回昆明，再催再请也不回来。我累得要死，而工厂仍不能上轨道。
拖到一九四一年四月，不能再拖，恰好另一造纸工程师陈晓岚（本任民丰纸厂工程师，在抗战时回川，约人在重庆办了一个半机器半手工造纸厂，失败了），正到乐山筹画另一造纸厂，我遂约聘他任厂长。他允许了，但条件是：一、重庆那个失败了的工厂，要折价合并；二、将来嘉兴路通，他仍然要回民丰；三、我必须住在工厂，负经济方面责任。我都答应了，遂由董事会通过我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自从一九四一年六月一号，我便全副精神都投入了这个内忧外患的纸厂中来，到一九四三年四月，我第五次由重庆赶回乐山开股东会时，不意又被以前打算吞没破坏嘉乐的那个坏人所复鼓动起几个不明内情的大股东，在股东会上要我辞去总经理职务，说我年来生意作得不好，应赚的钱不赚，以股东应得的钱照顾了职工。种种责难，我当然辞职，回到成都。
我那时已住在成都外东十里沙河堡的茅屋里。这茅屋是一九三九年春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成都前夕赶修的所谓“疏散房子”，但在我李家，却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因为自我八世祖由湖北黄陂县逃荒，一路贩卖布匹和行医，入川定居以来，到我修建了这几间茅屋，才算有了自己的住宅。今后可以不再随时耽心搬家，数十年来所置备的几千本中国书（现已达二万多本）和报纸、杂志，也不致再像以前那样散失了（书籍的散失不及报纸、杂志，前者只是百分之三四，后者则是百分之百）。我住宅所在面临菱角堰，为了邮差投递方便，才在门楣上自题“菱窠”二字，意若因此菱角堰之窠巢也。
忙累了几年，一旦乡居，身心倒为之一爽。这一年，我又翻译了一部讽刺发国难财和美国大富翁的法文小说名《单身姑娘》，是威克妥·马格利特所作，曾在法国惹起过风波；全书不甚佳，只有段落可取，在成都一个书局印行，发行数很少。又改译了三部书：一是莫泊桑的《人心》，二是都德的《小东西》（原名《小物件》），三是弗洛贝尔的《马丹波娃利》，都在重庆交与作家书屋出版（在重庆发行三年多，只得过贬值法币一万元的稿费，此后消息杳然，甚至连样本都未接过一册）。
我虽离开乐山，但却摆脱不了嘉乐纸厂的纠缠，因为那个坏人本意在吞没纸厂，至低限度也要操纵自如，把我排走之后，次一目标是厂长陈晓岚。但这一点，却不为董事、股东、职员、工人所许，大家都明白，工厂那时的生命在乎技术，若技术无重心，工厂可能要垮———因为那时四川的机器造纸厂，重庆、宜宾都有了，而且都是官僚买办资本经济，力不说了，即设备方面，也强得多。所不能超过嘉乐的就是原料的采用，嘉乐用稻草，成本低，操作技术有经验，产量多。但是若把重心动摇了，工厂是立不住脚的。加以嘉乐有个良好的风气，就是赚了钱，股东只能分得合法利润，职工的福利必先顾到，更多的钱则用来充实设备。坏人们的打算当然与此相反，所以到他动摇到工厂重心，工人们早愤慨了，认为在破坏他们的生活。以前被其利用的几个大股东也明白了，认为损到本身利益。大家都派代表，来找我回任总经理。我已厌烦了，不愿再和那般坏人去斗心机，也明知道只要工人团结，工厂必然存在。为了工厂，我也只能在重庆、成都作些业务上的调度。不过，我到底不是生意人，做起来很苦，而且也屡屡受损。
到一九四四年，恰好利昌公司改组，梁彬文回到成都。我认为此人既是工程师，又作过几年经理，做生意的经验是有的，虽然思想不大纯正，或者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于是通过董事会聘梁彬文任总经理，把董事会和公司迁到成都，免被那坏人操纵。这样，我被减轻了一些事务上的烦劳。
可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美援物资一倾销，大后方许多工厂倒闭，嘉乐也就根本动摇。加以陈晓岚回到嘉兴民丰，梁彬文蓄意转工为商，我为了要挽救嘉乐工厂，真不知过了多少关。要团结内部，要抵抗外部，要弄钱维持工厂生命，又要应付那日益混乱的币制，不使受损太大。
到一九四八年，梁彬文病死，法国女人要美钞十万、黄金千两，作为抚恤，算我为嘉乐受苦到达顶点。但就在这些时间，我的文艺活动仍未完全放弃，还改译了一次弗洛贝尔的《萨朗波》，为成都《新民报》写了二十五万字的一部未完的长篇小说名《天魔舞》，是针对那些买办资本家和特务们而作的，写得并不精练，可是已受到了警告。加以旧文协成都分会仍然存在，每次开会，我任主席，并管理经济；一九四八年那次年会，还是在成都嘉乐公司里召开的。再加以我又常在报上化名写文章，批评时政，反对蒋中正的叛乱行为，所以蒋家特务便还了我一手。
他们并不直接加害于我，却造了个谣，言我的儿子李远岑是共产党人，是四川大学里学运负责人。便由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的中将秘书签发了逮捕证，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某日到宿舍去抓他（他读的是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于一九四九年暑假毕业）。幸而他还机警，又得同学的帮助，本来已和特务对了面的，却被他跑脱了。特务没抓到他，便大队到沙河堡我家来搜查。没有人，拔队回城，在东大街遇见我女李眉（即李远山，她是一九四八年暑假在四川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因她加入民盟，“反饥饿”时曾出过头，毕业之后大家认为她太“左”，找到几处职业，都被负责人拒绝了，一直空闲在家。远岑逃脱，隐藏在一处亲戚家，她给他送东西去了后回家），一个特务和她小学同学，认识她，遂把她抓了去（后来才知道特务到我家来，除搜查李远岑外，也要抓李远山的），收押在宪兵团。
这是给我的警告，次一步要抓的便是我了。因为自文协开年会的第二天，特务便去搜查了嘉乐公司。恰逢星期日，没有人在公司。继后，公司所在巷道大门口和公司隔壁，都住了特务，监视出入的人。若再有集会，必抓人无疑。还有就是李眉抓去，经过二十七天，得亏一个与蒋系最接近的有力人，平日虽然会过，不算熟人，这人却自告奋勇，每天打电话给特务头子徐中齐，力保李远山无他，要他放人。当然说话和写信的人不少，而且有势力的也不少，这样李远山算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释放出来。徐中齐给我一封亲笔信，最可注意的有一句话，看似寻常，无异警告，话是“俟有机会，再面谈一是
”，请想我与徐中齐这个特务素不认识，如何能面谈？要是面谈，非抓我不可了。我怕家里明白这意思，登时把信藏过，绝口不提。
而一九四九年这一年，是我公私交迫，躲也不能躲的一个厄年。但是，我没有气馁，一心一意，只在设法抢救工厂，直到解放前一月，即是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以工厂而言已到了绝境，停工已经几月，钱已用罄，全体职工当卖衣物度日。然而解放的光明越来越近，大家之所以咬着牙巴苦苦熬度，就凭了这点希望。
在这苦难日子里，我为排遣，还写了半部近乎地方志的东西叫《说成都》。上半部已完，内容是说大城、说皇城、说满城，全是考证，约十五万字。准备将来得空，将下半部写出，内容是说沟渠河流、说街市、说名胜古迹、说特产，一并写完，再作修改。但这无关乎文学作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都解放了。第一个感到解放好处和快乐的，我敢说是我，是我全家，是我们的工厂。工厂堆集如山的纸，没人买，也不敢卖；才解放，《川西日报》一口气就买光了，工厂立刻复活。我的子女也敢大摇大摆走了出来，儿子准备暑假后申请复学，女子不久就到梓潼县人民政府工作去了。我也被聘为成都市（也近于川西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有了政治上的地位。一九五〇年八月被委任成都市第二副市长。至于所兼各种职务太多，不必详列。
一九五二年三月，嘉乐纸厂批准公私合营，自此我才完全卸除了嘉乐纸厂的责任。在公私合营时，核定资本为五十万元，我有股本一万零二百元。到进入社会主义时，当然都是社会所有了。
一九五四年春，西南文协在成都开会，被推介入中国作家协会———到底介绍者为何人，因系团体推介，无从知为何人。
一九五四年夏接到作家出版社来函，洽商修改《大波》。曾于九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一九五四年被选为四川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再度洽商，仍按原书次序，先出《死水微澜》，再出《暴风雨前》，后出《大波》，得到同意。回川后即先着手修改《死水微澜》，一九五五年三月交去，十月出版。次即修改《暴风雨前》，六月寄出，大约一九五六年一、二月出版。一九五五年九月方着手重写《大波》，现尚在写作中。因系业余为之，又是放弃前作，重新创写，颇费构思，故不能速。
妻杨叔捃，尚存，出生于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女李眉，又名远山，出生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一九四八年四川大学毕业，一九五〇年春到梓潼县人民政府工作，一九五〇年秋调成都文联工作，一九五一年夏调重庆西南文联《西南文艺》工作，与王岳（四川大学同学，共产党员，这时在西南局工作，订婚已四年）结婚，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生一女，从母姓李名菡，一九五三年起寄养我家，一九五四年西南局撤销，王岳调北京外交学院学习，为了照顾，李眉亦同时调学外交。子李远岑，出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一九五一年四川大学毕业，考入北京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学习，一九五三年毕业留校任教员，一九五五年七月调本校讲师，一九五四年十月在北京与黄尚莹（四川大学同学，解放后先在《川西日报》工作，继因病回乐山，病愈在乐山百货公司工作，为了照顾，于一九五四年九月调北京人民大学工作，与李远岑订婚已六年）结婚，一九五五年八月八日生一子，名李诗云。
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 亲笔自传
原件藏李人故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