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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国自古“以农立国”，经过悠久历史岁月的累积，集中了各族人民的智慧，形成了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农业生产技术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我们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纵观历史，诸多的世界古代文明，都相继淹没在历史的波涛中，唯有中华文明虽经起伏跌宕，却始终没有中断过，作为文明古国稳稳地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世界文化奇观的出现，其深厚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如果农业生产中断了，那么他们的文化及历史传统也会随之中断。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因技术指导失误而引起的重大挫折和失败。这显示了中华农业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也正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深厚根基。
在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中，蕴藏着丰富的先进生产技术知识。历代有识之士将这些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在两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近四百种专门的农书，而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其中继往开来，影响最深远的一部。
《齐民要术》是我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农书，它对于后世农业的发展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
《齐民要术》这部农学巨著形成于1400多年前（一般认为贾思勰撰写《齐民要术》应在533—544年之间），第一次全面记载了6世纪及之前我国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的生产状况及农业技术；精确、细致地总结了劳动人民从实践中积累的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是当时最全面、最系统、最丰富、最详尽的一部农业科学知识集成；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科学专著之一，许多内容比其他先进民族的记载要早了三四个甚至十来个世纪，从而向世界展示了当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领先地位。它不仅是我们祖国的珍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伟大成就。尤其难得的是，在它之前我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农书，但大多已经失传，只是通过其他书的摘录保留了一些碎片，唯独《齐民要术》幸运地、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农学名著。
《齐民要术》是以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我们的先民从朴素的宇宙观出发，认为一切自然事物都有它们的本性，有它们来自天然的道理，是自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对一切天然的或人为的事物，都要探本溯源，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从来不肯孤立片面地看问题。他们认为各种农作物也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所表现的对时间、空间的本性要求，正是它们的自然属性。“物各有时”，“地各有利”，只有“不违农时”，“相地之宜”，“顺天时，量地利”，才能“用力少而成功多”。这正是贾思勰写作《齐民要术》的主导思想。他在书中极力强调要讲究耕作方法，诸如讲究节气、注意保墒、处理种子、施肥、灌溉、轮作、套作等，都是在“顺天时，量地利”中“尽人力”，都是按农作物的要求，为它们的生长准备最优良的条件，让它们在最适当的时、地配合中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思想，贾思勰反复劝告大家，要顺从自然法则，同时尽自己的努力，以“人和”配合“天时”、“地利”，才能取得农业生产的丰收；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详尽收集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创造的经验，并认真加以总结，给我们留下了《齐民要术》这部农业科学知识的集成，让大家都能从中看到，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懂得，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创造出美好生活。
当然，作为距今1400多年前的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必然受到成书时代的局限。贾思勰不可能应用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无法对他所整理、记录的农家生产、生活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分析，也不能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他认真搜集、整理了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经验，总结了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摸索到的“当然”和“必然”，并将其详尽、认真地记录下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用我们所掌握的当代科学知识去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一体系相当符合科学原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今天的农业生产中仍能继续发挥作用。《齐民要术》作为“国宝”，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一部空前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有着全面、系统、完整、丰富的内容，独特、创新的体裁，但因文词古奥，奇字甚多而艰涩难懂，往往让人望而生畏，历来被视为一部难读的“奇书”。
1. 内容
用今天的话来说，“齐民要术”就是“平民百姓获取日常生活资料所必需的重要技术”。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贾思勰全面记述了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精心安排，形成了层次分明的严整体系。全书共十卷九十二篇，十一万余字。“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分别记载了当时已掌握的关于谷物、蔬菜、果树、林木、特种作物（油料、纤维、染料等）的耕作、选育、栽培、保护的方法及畜牧、渔业、酿造以至于烹调等方面的技术经验。对农、林、牧、副、渔广义的农业各部门，当时平民百姓谋“资生之业”所必需的重要技术，的确已概括无遗。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属“农家知识大全”这一类型的古农书。
另外，《齐民要术》卷八、卷九中详细记载的许多有关食品加工和烹调的技术，充分展现了我国食品加工、烹调技术的精妙，使它同时也成为我国已知的、保存最完整的、年代最早的古食书，在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今天，人们同样可以从中汲取精华，作为饮食文化创新之根源。近年贾思勰故里山东寿光首创的“齐民大宴”，其灵感就来源于《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资料多。其材料来源非常丰富，正如贾思勰自序中所说：“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
“采捃经传”，即征引古书和当代著作中的文字记录。据近人胡立初考证：《齐民要术》引用各书，计经部30种（实际为37种），史部65种，子部41种，集部19种，合计155种（实际为162种）。此外无书名可考的尚不下数十种。而且，对所引的每一句话，都标明出处，态度极严肃、认真、负责。《齐民要术》征引的百余种书，经过了千余年，有许多已经完全散佚；幸亏有了《齐民要术》的征引，才保存了它们的“吉光片羽”。这也是《齐民要术》对中国学术的重大贡献。
“爰及歌谣”，即现存的口头传说。书中记有三十多条当时流传的谚语与歌谣。
“询之老成”，即同时代的富有农业生产实践的人积累的经验。
“验之行事”，即贾思勰自己亲历观察和亲自动手实验证明。
2. 体裁
（1）创新的体裁
与中国以前的经、传、史书相比，《齐民要术》做了很多创新，形成了非常独特的体裁。它的规划和布局谋篇无任何先例可循，完全出于贾思勰的创造。
贾思勰撰写这部农书，主要的注意方向是如何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利用方法。最终形成的全书计十卷九十二篇，各篇的内容有的很简单，有的很复杂，篇幅长短也极不一致，但记录的材料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有条不紊。大致分布如下：
卷一：垦荒、整地一篇，收种子一篇，种谷子一篇。
卷二：各种粮食、纤维、油料作物的栽培种植共十三篇。
卷三：主要蔬菜的栽培共十三篇，杂说一篇。
卷四：木本植物栽培总论二篇，各种果树共十二篇。
卷五：材用树木和染料植物等共十一篇。
卷六：畜牧和养鱼共六篇。
卷七和卷八上半：货殖一篇，涂瓮一篇，酿造酒、酱、醋、豉共九篇。
卷八下半和卷九大半：食品加工、保存和烹调共十七篇。
卷九末：制胶和制笔墨二篇。
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一篇。
（2）《齐民要术》各篇的结构大致相同，由篇题、正文和引用经传文献组成
篇题：篇题之下一般都有“篇标题注”，注释篇中作为主题的动植物，介绍在古代及当代著作中，有些什么“异名”、良好品种、物种来源及其性状特征，乃至美丽的“辞藻”或“故事”。这些文献资料，与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有关的成分，并不太多；但每项都清楚、实在地注明出处，可以随时复查第一手原材料。
正文：这部分是《齐民要术》的精华。贾思勰根据自己访问所得以及亲身的经验，详细地记述了农、林、牧、副、渔各类产品的特点、生产过程、以及所牵涉的技术知识。这些叙述，绝大多数都是首次见诸文字的第一手资料。
引用“经传”文献：从文献中摘录相关的资料，对正文中的技术知识加以补充；并常常结合自己的体会经验，做一些批判性的鉴定。这部分中有时收录了一些唯心迷信的东西，但基本上是实际知识的总结，很有实用价值，与标题注大不相同。
这些特点为后世农书提供了范例，开辟了可以遵循的途径，对它们的选材和谋篇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齐民要术》是中国大规模综合性农书之祖。
3.文字风格
《齐民要术》中“采捃经传”的是前人已形成的文字，其余的则是贾思勰经过自己的努力，大量收集整理，然后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他的文字风格在这些记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私家著述的农书，贾思勰写《齐民要术》的目的是“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诸有识”，也就是告诉家人如何提高各种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及其利用的方法。因此，在行文上他特别注意“丁宁周至，言提其耳”，即尽量交代得明白肯定、反复详尽一些，让读者得到深刻、明确的印象；语言尽量浅易平近，“不尚浮词”。这在盛行浮艳绮靡文风的南北朝时期是非常独特的。《齐民要术》中凡引文以外的文字，都体现了一种明白、直率、爽朗的风格，相当接近当时的口语，为研究南北朝时期汉语的面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贾思勰留下了不朽名著《齐民要术》，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观察之精到细致，某些结论之全面合理，都是空前的。它总结了以前农学的成功，为后来的农学开创了新局面。历经战乱这部书还保存得非常完整，实在是人类的幸事。但贾思勰的生平和事迹，除了现有《齐民要术》各种版本每卷“目录”前面的一行字—“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外，目前还缺乏确凿的史料记录。对贾思勰这位世界公认的杰出农学家，中国农业科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大功臣，历代有识之士都非常尊崇，尽力探究他的生平和事迹。经过认真的追寻和研究，通过对《齐民要术》一书和其他史书、各类古籍、碑文中的挖掘，人们对贾思勰的生平和事迹，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贾思勰生活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融合的特殊时期。这种时代特点使《齐民要术》的内容更加鲜活、充实、丰富。贾思勰是祖居山东的汉族，而不是汉化了的鲜卑人。他的里籍，包括他的出生地、成长地和告休后家居度田园生活、写作《齐民要术》的所在地，应该就在山东青州的益都县（当时的益都县，县治在今山东寿光市境内）。他秩臻二千石，官至高阳太守，宦迹遍数省，并能与当时达官贵人交往。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门阀界限森严的后魏，应该是出身望族；但从《齐民要术》书中的描述来看，家道并不很富裕。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引用了许多古代和当时的书籍。在那个时代，书籍全靠手抄，十分难得。从他的旁征博引，从《齐民要术》卷三“杂说”中对书的制作和保藏叙述的具体、详尽来看，贾思勰应该出身于注重藏书和读书的书香门第，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饱读诗书。故后人称他为“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
贾思勰生活在北魏面临东西分裂的时期，政局混乱，战事频发，土地荒芜，生产凋敝，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尖锐。统治阶层奢侈成风，佛法盛行。魏晋六朝的文人为了避祸，大多极力逃避现实，潜心佛学、玄学，不触及民间疾苦，也不敢写一点真实的史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贾思勰能坚持“以农为本”的理念，搜集历代和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亲自参加农牧业生产实践，并著书立说认真地向大家传授，希望以此帮助平民百姓掌握当时积累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让百姓通过辛勤劳动过上好日子，拳拳之心实在令人感动。他从高阳太守任上告老还乡后，居家过田园生活，潜心著述，耗费十余年时间写成《齐民要术》，正是他“重农”思想的集中体现。
中国历史上出现贾思勰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有识之士，是非常难得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
《齐民要术》历来被视为一部“文词古奥”、“奇字错见”、艰深难读的书。究其原因，一是贾思勰在书中用了当时某些地区的方言口语和“市语”（行业话）。相隔的时间久了，语言变化了，人们就会对这些受地域限制的方言以及通行范围较窄的行业话感到陌生和难解。
二是《齐民要术》写成时，刻板印书的技术尚未出现，各种书籍只能靠抄写流传，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错、脱、窜、衍。到了北宋初年，皇帝下令将《齐民要术》刻印刊行，这些错误也就固定下来了。后来每次重新刻印，仍可能随时增加新的错误，有时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例如明清刻本中的《秘册汇函》系统版，将卷五第五十二篇52.211.1正文中的一个“䑔”字，错误地看作“白”、“第”两个字，分别连缀到上文的双行夹注中，造成一个离奇的错误。这些累积起来的错乱是《齐民要术》难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在“读书做官”的时代，大多数读书人认为《齐民要术》只是一部讨论农业生产的“子书”，即使下功夫读懂了，也并不能保证升官发财，取得功名富贵，因此极少有人有兴趣下功夫去钻研，设法为后人扫清阅读上的障碍，让它文从意顺，清晰可解。
作为一部空前伟大的农书，《齐民要术》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但对它的整理研究只有到了现代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迅速展开，《齐民要术》这一部重要的农书才真正得到重视。1955年4月，农业部农业宣传总局邀集有志于祖国农业遗产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座谈会，商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工作时，对《齐民要术》的整理做了初步决定：“由南京农学院万国鼎教授和西北农学院石声汉教授分工合作。分别校释后，相互校审；然后整理，得出一个比较上易读易懂的注释本。”
我父亲石声汉（1907—1971）是现代生物学家。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他是最早研究中国哺乳类动物分类的科学工作者之一。三十年代留学英国时，为了给大西北寻找“节水丰产”的门径，他选择作物水分生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归国后，长期从事生物学与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物化学的教学与研究，确立了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以作物水分生理为中心的植物生理研究方向。不过，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他，对祖国历代丰富的农业文化典籍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它是我们祖先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之一；也曾有过动手做做这方面工作的念头。在《齐民要术今释》的“小引”中他曾追忆：“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翻开这部书时，就为这些‘古奥’的‘文词’和‘奇字’所阻，未敢通读。几年后，硬读一遍，几乎一无所获。当时便希望，能有一位对于小学和农学都有素养的‘有志之士’，把这部奇书好好地整理一番，作成注疏，让我也能读读。二十多年来，望眼欲穿，这一个‘注疏本’始终未出现。有时也动过‘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念头，想自己动手来钻钻看。但总是‘浅尝辄止’，理想未能实现。”
父亲坚信在农史领域里，中华民族独具优势，但过去国人对这自己本具优势的领域不够重视，研究工作一直未能很好开展，整理、研究水平反而落后于外国。他对此一直心有不甘，更不能容忍和坐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不重视自己国家农业遗产的研究。现在时机到了，他要在这一研究领域内走在世界的前列，让全世界认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光辉伟大的成就，争取尽早将研究中国文化科学技术历史的重心从国外转移到国内，为祖国争得应有的国际学术地位。他在自己学术生命的盛年（48岁），毅然转而致力于中国古代农业典籍的整理研究。他充分利用自己在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特别是音韵学方面的扎实修养，以及广博的现代生物科学知识，并且虚心求教，诚心向研究整理中国古籍有专长的学者顾颉刚先生及山东大学栾调甫老先生等请教，在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典籍的领域里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他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时间里，奋力拼搏，先后完成了《齐民要术今释》、《氾胜之书今释》、《四民月令校注》、《农桑辑要校注》、《农政全书校注》等专著；还编制了《中国农书系统图》、《中国古代重要农书内容演进表》；撰写《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农业遗产要略》，首次勾勒出中国古代农业遗产的学科体系，对指导我国农史研究工作的开展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成为我国农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齐民要术今释》是父亲开始向古农学领域挺进时的力作。他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怀着“从头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圣洁抱负，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全身心投入这“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古农学研究。他以上海涵芬楼1924年影印的1144年刻明钞南宋绍兴龙舒本为底本，参照当时尽力搜集到的各种重要版本，如北宋崇文院刻本、金泽文库藏钞北宋本、秘册汇函本、学津讨原本、崇文书局本、观象庐丛书本、渐西村舍本、龙谿精舍刊本等，从1955年1月到1956年5月，夜以继日地奋战，忘其疲，也忘其病，以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对《齐民要术》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研究。首先对《齐民要术》全部原文加以校勘整理，将错字、漏字以及颠倒的地方作了校记，对全文加了标点，对难读难懂的字句作了注释；然后将“每一篇，都用现代汉语尝试着作了比较接近原状的转述”。初稿完成后，将其定名为《齐民要术今释》。1957—1958年中国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分册的《齐民要术今释》。
这是当代学者以现代科学方法系统整理的第一部中国古代重要的农书，它的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南京农学院曹隆恭教授认为它“校勘精当，考订详实，清源正本，去伪存真，使这部古代农业科学名著廓清谬误，文从意顺，返璞归真，清晰可解”。西北农学院张波教授说：“石先生的今释本及其研究著作既富古典学问深厚功力，同时也充满现代科学气息，使这部古代农学名著与今人的认识方式终于沟通，在历代《齐民要术》注释和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石声汉先生通解通释《齐民要术》的历史功绩不惟使一书贯通，而且从根本上扫除了古农书和农业遗产整理的最大障碍，为我国古代农学和农业历史研究开辟了全面发展的道路。”由于地域和历史的渊源，日本学者非常重视对中国农业遗产的研究，著名的农史学家西山武一更是对《齐民要术》推崇至极。他认为研究《齐民要术》的“贾学”，应和研究《说文解字》之“许学”，研究《水经注》之“郦学”一样地发展。西山武一在读到《齐民要术今释》一、二分册后，不禁赞叹道∶“《今释》之出为‘贾学之幸’。”
父亲的《齐民要术今释》完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我国的农史研究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条件都未充分具备，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还不断地干扰他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成果中也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痕迹。在“《齐民要术今释》（初稿）小引”中，他写道：“目前这个今释本，由标点、校勘、注解到释文，各方各面，都极粗糙草率；‘初生之物，其形必丑’，我诚恳地等待批评……从今释本的来历及其实质看出来，它决非定本。距我二十多年前所想望的标准，都还差得很远，更不必谈较高的要求了。但：‘譬如为山……虽复一篑，进，吾往也！’我迈了我的一步！希望将来能有多种的，质量更优越的《要术》今释本刊行。”这出自内心的期盼，正体现了他的胸襟和品格。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祖国的农业文化遗产越来越得到重视，农史研究已成长为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身农史研究的行列。大家不断地挖掘古代农业典籍中的宝藏加以传承和发扬，对《齐民要术》的研究也更深入、广泛。可惜，父亲已于1971年6月28日63岁时，怀着未能完成从头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深深遗憾，过早辞世，无缘看到今天这令人振奋的局面，更没机会参与这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工作。思之，令人无限心酸、惆怅。
半个多世纪后，中华书局认为在《齐民要术》的研究中，“石声汉先生的整理本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于2009年、2013年再版了《齐民要术今释》。2012年，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齐民要术》选择了《齐民要术今释》，但要将《齐民要术今释》从古籍整理型的学术著作改变成学术普及型的著作，这工作只能由后人来承担了。
作为石声汉的女儿，当中华书局征询我的意见，希望我承担这改变体例的工作时，我对自己能否胜任，确实心存疑虑；但出于对父亲的感情，怀着让父亲的研究成果能更进一步、更广泛地发挥作用，早日实现他和恩师辛树帜建立起“中国农学”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心愿，也为了让《齐民要术》这部农学巨著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阅读，我鼓起勇气，接受了这一任务。为保证质量，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9年获首届石声汉奖学金的人文学院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谭光万（现任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与我合作。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齐民要术今释》属于古籍整理型的学术著作，作者耗费了大量心血，对《齐民要术》的正文、注文及所引用的古籍都作了校对和考证；对版本的异同及错误的来源用科学的方法做了严谨、细致的分析、判断，以“校”的形式，将其附于每段正文之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根据本套丛书的体例要求，我们将所有的“校”均重新处理。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今释》作者经对各版本作比较、分析，已判断出正确答案的，径改底本，不保留原“校”；
原校文中除版本比较、判断外，凡有助于文义、字义理解的内容均加以保留，将其融入“注释”中；
凡《今释》作者明确指出底本（明钞本）是正确的，但同时指出其他版本或古籍错误的，一律不保留；
有少数“校”，经比较、分析后，未能做出最后判断。此类“校”改为“注”，以示存疑。
在处理这些“校”时，我们力求尽量保留《今释》作者的学术成果，但仍不得不舍弃一些极有学术价值的考证和研究成果。比如为了让“注释”尽可能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我们往往只保留《今释》本“校”的结论，对为何下此结论的推理、分析过程则忍痛割爱。此过程正好展示了原作者做学问的方法和功力，读者若有志深入研究，建议阅读与三全本《齐民要术》并行的中华书局版的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对此，我们在“注”中也做了一些提示。
《齐民要术今释》对疑难字句所做的注释，有许多十分精辟的，至今为《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所用。这些注释大多为农学方面的，非常专业。我们除全部保留外，还根据“三全本”的要求对部分注做了适当的精简，主要是保留结论，省略过程。如《种谷第三》有关区田的一些计算。另外，增补了一批人名、地名、书名及生僻字、词的注释。我们找到一本196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齐民要术选读本》的作者自存本，上面有父亲阅后的眉批，体现了他精益求精的研究风格。在调整注文时，据此酌情对一些原注及释文作了修改。继《齐民要术今释》之后，父亲又先后撰写了《氾胜之书今释》、《四民月令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农桑辑要校注》等，在三全本中我们也尽量汲取其中的成果。
有少量的注释加了“石按”，有的是为突出《今释》作者极具个性的观点，有的则为了更便于读者理解。如：“耕田第一”中1.5.1的“移羸，速锋之”、“种瓜第十四”中的“起规逆耕”等。
这两项工作由谭光万承担，我负责复查，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三全本每篇都有“题解”，概括本篇内容，或对需要向读者交代而注释、译文不便交代的问题进行阐述。这工作由我来完成。
父亲在整理校释《齐民要术》过程中，撰写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探索〈齐民要术〉中的生物学知识》等论文。我在反复研读《齐民要术今释》的同时，根据父亲当年研究《齐民要术》的论文及《齐民要术今释》中的按语、校、注，并参考他后来撰写的《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农业遗产要略》等为各篇补写“题解”。我以父亲的论文和著作为基础，根据他的观点来构思，有的甚至是原文引用。父亲论文未涉及的一些篇的“题解”，则只能视作我阅读《齐民要术今释》的心得体会，为专业知识和水平所限，谬误肯定难免。在此如实交代，以表文责自负。
《齐民要术今释》与三全本《齐民要术》均以篇为基础，但编排有所不同。《今释》每篇前面是原文，原文以段为单位，分条排列，并且逐条加上编码。原文分段校、注完后，再将“释文”全篇附在后面。释文的编码与原文一致，以便查对。三全本则先附上“题解”，再按编码以条为单位，按原文、注释、译文的顺序编排。每一篇有多少条，就有多少个单位。由于单位变小了，阅读起来更方便。
也就是说，《今释》的编排为：篇名——原文（分段）——校——注释——全篇释文；三全本的编排为：篇名——题解——原文（按节分条）——注释——译文。
《齐民要术》的原文大多使用反切注音，极少数用古音的同音字注音。父亲作《今释》时，均重新用汉语拼音注音，但《齐民要术今释》完成于1956年5月30日，当时只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草案。因此，父亲在《今释》中的注音依据的是刚公布的草案。它与现在使用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有一些区别。另外，父亲熟悉岭南及长江流域的一些方言，在注音时加入了粤语特有的鼻韵尾m，以及表示三种入声的韵尾p、t、k。对一些特别的读音，父亲在释文中特地专门注出。为方便读者，在三全本中，我们借助工具书，统一用《汉语拼音方案》注音。我们对音韵学只知皮毛，与父亲深厚的功力根本无法相比，错误肯定难免。读者若有疑问，请向《今释》寻求答案。
《今释》的作者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齐民要术》，在注中引用了一些动植物的拉丁学名。特请定朴妹和克炘侄用《植物大辞典》、《中国植物志》核对过。随着现代生物科学的不断发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拉丁学名有些已发生了变化；但对于生物分类学我们都是门外汉，因此核对时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仅修改了明显的笔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传统文化非常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接受。因此，父亲在处理卷十时“校和注多，而释文则有许多省略：凡神话、迷信、传说，以及仅仅汇列一些辞藻的‘文章’一概不释”。并特地申明：“这就是我所能作到的‘批判接受’。”《齐民要术今释》卷十中共有69段作了“不释”的处理，今特邀成都大学中文系范崇高教授将卷十的译文补齐。他还协助我们处理了卷十全部的校和注。另外，卷末还附有一篇南宋镇江葛祐之的序，父亲也未译作现代汉语，亦由范崇高一并补译并加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史学者李根蟠先生曾预言：“未来的农业，应是传统农业精华与现代科学成果的结合。”如果《齐民要术》三全本能在今天为更多的人对《齐民要术》做深入研究，汲取传统农业精华提供帮助，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做出贡献，九泉之下的父亲定会颔首微笑。
由于本书是按三全本的体例，对《齐民要术今释》做改版工作，因此在体例上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体例说明”也就显得啰嗦一些。
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今释》将《齐民要术》原文加以标点，分条排列，并逐条编上号码，以便查对。这极大地方便了读者。我们完全保留了这些编码。但因《齐民要术》在辗转传抄中产生了许多错、脱、窜、衍，《今释》的作者在编码时花费了不少心思解决这一难题。现将《齐民要术今释》“体例说明”中的有关编码的说明抄录于后：
每篇正文，原书中原也分段排列。但分段常不明确：有该分而未分、不该分而分，也有应当是一段而中间忽然插了一两节其他材料的，所谓“错简”的情形。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们决定将正文依内容另行分段，但仍保存原有的排列次序；“错简”处，只用注解说明，甚至在编号时中间插入其他段节，但对原有次序，不加改变。这样，尽管可以有我们“误分”的地方，但绝不会“误合”。只要将前后各段各节联缀起来，仍可以归还原书的“本来面貌”。
分段的另一作用为便于检索。有的“段”，仍旧很长，我们便在段中间再分“节”。用阿拉伯体数码表示，数码间用两个小点（.）分隔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篇次”；第二部分是篇中“段”的次序；第三部分是“节”的次序。例如：“3.29.3”，就是第三篇种谷第三（3）第二十九段（29）第三节（3）。“91.2.1”就是笔墨第九十一（91）第二段（2）第一节（1）之类。有时，正文中夹入有与本文上下不相涉的独立段节，这时插入段的代号，就用三位数字。例如“30.101.1”是“染潢及治书法”的第一节；但染潢治书，与上面的“正月”或下面的“二月”都不直接相连。又如“52.111.1”是“合香泽法”的第一节，而“合香泽”段，与种红蓝花栀子不相涉之类。“自序”和“杂说”只分节而不分段。“自序”的代号数字是“0”，“杂说”是“00”。
篇：《齐民要术》原来的正文十卷，共分九十二篇。篇是原书的基本单位，我们现在仍保留“篇”的基础，不加改变。
篇标题：每篇有一个标题，如《耕田第一》、《种葵第十七》、《笔墨第九十一》之类。有的篇标题下还有一行小字，如《种谷第三》下面的“稗附出（稗为粟类故）”。这种情况，明钞版中有的只在卷首总目中有，篇标题下却没有。现在，我们将附的这行小字，均用小一号字加在篇标题后，并在“题解”中说明。
“题解”：置于篇标题之下。
篇标题注：《齐民要术》中多数的篇都加了“篇标题注”，但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它们却以不同形式出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
其一，“标题注”在竖行抄写或刻印的标题的直下方。父亲认为：这是本书的正确体例。可惜，全书一共只有 7 处保存着这样正确合适的写法。如《种麻第九》、《法酒第五十七》等。
其二，“标题注”作为小字，另起一行，紧接在正文头上。这种情形是大多数。
其三，“标题注”用几个大字带头，下面拖带一些小字夹行。这种情形是少数。如《种谷第三》和卷四的一些篇。
为了让读者减少因这点体例上的紊乱带来的疑惑，凡有“篇标题注”的，我们在“题解”中均列出它的段节编码。如《种谷第三》，3.1.1—3.1.5为本篇“标题注”。《种麻子第九》，9.1.1为本篇“标题注”。
正文，每篇都有大字和小字。但大字和小字的分别却没有一定的原则。大字部分，绝对大多数是正文中的主要成分；但有时却也有将“篇标题注”抄刻作大字的。
小字计有：
解释篇标题的篇标题注；正文中的“本注”（即在假定中是贾思勰自己所加的注释）；如：种谷第三中3.16.4最后的小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不可易也”，本应作正文，而抄写成小字的；后来的人所加的注—如书中所引《汉书》、《史记》文字下面所引的唐代颜师古注之类。
前面所说的“本应作正文，而抄写成小字的”，造成的原因，我们猜测起来，有以下几种可能：
其一，成书之后，贾思勰自己随时添进去的材料；
其二，后人在写本中所作札记或增补的材料；
其三，传抄刻写时的错误。
为了“存真”，我们仍保留原来的大小字区分；在某些明显不合理的地方，使用注释加以说明。小字原书做“双行夹注”，现在为阅读方便，改用小一号的字，排成单行。
写《前言》时，我参考了梁家勉先生的《〈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对祖国现存第一部古农书的一些考证》、《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齐民要术〉成书时代背景试探》、《有关〈齐民要术〉的几个问题答天野先生》等。李根蟠先生的《石声汉先生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研究》。另外，在增加的“注释”中，有的参考了缪启愉先生的《齐民要术注译》，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深深的谢意。
为增加直观性，我们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农业历史博物馆拍摄了一些照片，用在三全本中，如卷一的“耦耕图”。特此说明，并向西农博览园农史馆致谢。
石定枎
二零一四年五月于陕西杨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