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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参观过任忽鲁谢尔，那里的矿工每天挣10至14先令，按照当时流行的比喻，他们挣钱简单得就像印钞机一样。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一家人，一位父亲和他的3个儿子，他们每个月的总收入是60英镑。
也就是说，他们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了700英镑。这位父亲严肃认真，行事稳重。在发放高工资的时期，他总是第一个来到工厂，最后一个离开工厂。一年中，除了斋戒日和假日5天的空闲时间，他一直在忙碌而紧张地工作。当他们认为高工资时期就快过去时，他们一家人更加拼命地工作，有了一大笔积蓄，最后他们有了几处房子，另外，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又不断地学习，接受高等教育。
和这个家庭的成功相比，许多矿工家庭的子弟就相形见绌了。那些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大约只有3天。很多人的工资都流进了酒馆；还有一些人的时间都在威士忌的陪伴下，消磨在海边。早在两个星期前他们就费尽心思地为他们的“快乐”雇请表演队、敞篷马车、车队和乐器。他们狂欢，忘乎所以，往往到星期一的早晨才回来。这个时候也是邻近镇上的法官接见人最多的时候，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带着发黑的眼圈和血迹斑斑的头脸来请求法官的裁决。在平常日子，一般的案件和事故顶多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当工资翻一番后，结果就不同了，这位法官很少能把当天的事情处理完毕。看起来，高工资意味着更多的闲暇、更多的啤酒和欢乐、更多的流血事件。
若要减少这种无知，恐怕只有一个途径——增长知识。知识就像升起的太阳，它一出现，黑暗、猫头鹰、蝙蝠和其他潜行动物就自动隐退了。用教育和知识给人们力量，犯罪就自然会减少，酗酒、挥霍、旷工等无法无天的现象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教育还不足以遏制这些邪恶的事情。聪明若是恶棍的聪明，他越聪明，其危害就越大。因此，最好把教育和宗教、道德结合起来，因为聪明和知识本身并不一定会根除邪恶的癖性。知识和文化并不能完全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品行，更多的时候，反而会助长邪恶。在生活中，那些头脑灵光，接受过高等教育，通晓文法辞令却没有良好品行的人层出不穷。挥霍浪费、奢侈浮华、酗酒闹事等邪恶堕落的性情在他们身上处处可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教育必须植根于宗教和道德之中。
已经去世的阿瑟·赫尔普斯爵士曾经就高工资和低工资、如何挣钱和花钱为主题发表了《议会中的朋友》的演说，下面是他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英国的工资水平是很高的，即使现在工资水平比以前有些微的下降，全英国发放的年薪也为数不少。但是，有一条非常重要，工人们必须善加利用这些工资。穷人们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能否自己做到这一点呢？对此，我并不太相信。但是，位于他们之上的阶级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建议、支持和帮助，并不是给他们钱，而是借给他们钱以产生利润，剩下的事情，想必穷人们也能独立做到了。实际上，富人都能引导那些穷人发挥自己长处，让他们有所提高，而且还能得到穷人的回报，当然，这些必须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基础上——穷人们能克服掉酗酒的坏毛病。
生存法则要求穷人们，同样也要求所有人必须认真考虑两件事：一是如何挣钱，二是如何花钱。我相信，雇主们一定看到过我所说的这些情况，我相信我的话会得到证实的。两个家庭背景和人口数一样的人，一个每周挣20先令，一个每周挣14先令，但是前者不一定比后者生活得更舒适，也不一定存更多的钱。这是可能存在的，第一种情况是，这个人懂得谨慎地思考如何花钱，而且他挣的钱要比那些不懂花钱之道的同行多；另一种情况是，不管挣钱多少，和那些只知道用工资买醉，满足感官刺激的同事相比，这个人更懂得如何花钱。
虽然有些情况确实不足以让人乐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通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人们将会更加实干，拥有更多的美德和良知，他们会懂得如何更加合理、巧妙地支配自己的收入。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知识的普及将给劳动阶级带来一股良好的道德风，他们会变得更加谨慎、节俭和富有远见。而这些也将进一步巩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诺丁汉姆市长威廉·费肯先生生长在一个工人家庭，他已经去世，不过他曾经说过一段话，至今仍然很有价值：
“一个人只有挣得多、花得少才能对他的处境有所改善，而且他的花费应该尽量给自己和他的家人以实际的价值。第一步就是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积蓄，因为更重要的目标是走向真正的自立。现在，有很多工人尽管出身贫寒，但是他们勤勉工作，懂得节俭，因此和那些从事商贸工作的人一样能够自立，这样的人是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也是社会的福音。应该引起重视的是，你的开销一定要低于你可以到手的收入，当然，这里的开销还需要考虑偶然情况，并做必要的准备，不必要的支出要尽量节省下来用于责任和良知要求我们承担的目标和愿望。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付出勤奋的努力、严格的节俭、对未来的预见，有时甚至还需要做出一些牺牲。”
“相比那些令人向往的目标来说，这只是一个很基本、很普通的目标。但是，我知道，这对于那些靠双手长时间劳作，但是收入仍旧微薄的人来说意味着太多太多了。我曾对工人们发表演讲，我指出人应该自我克制，而且我正是这样实践的。基于这些经验，我可以果断地说，一个人获得自立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为其付出的成本，另一方面，获得的多少和个人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自立是那些在制造业中技能娴熟的工人们所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