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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残留的自尊，我努力装作歉意十足的样子，试图在一位陌生女性前留下好印象。可是这一坐起来，却打了个荡气回肠的酒饱嗝。她不仅没有厌恶，反倒拍了拍我的后背。“会好的。”她一边拍打着我的后背，一边把头凑了过来，关切地说出这句蹩脚的汉语，像是广西或者广东人在说普通话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而且是个陌生姑娘，如此不嫌弃一个标准的酒鬼。
服务员给我拿来一瓶矿泉水，喝了几口后，感觉好了很多。但同时我的手因为颤抖，也将矿泉水瓶打翻在地。她将瓶子捡起来，立在桌上。我望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感激，这反而让她显得拘谨起来。
“你是广东的？”
“不是，我是泰国人，我汉语不是很好，你会说英语吗？”
“好啊，我当然会。哦，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多年轻多单纯，有时还有点天真。）”
“OK, You need to go home.（你该回家了。）”
她说自己在曼谷工作，来杭州出差，明天下午的航班回国。
我们用最简单的英语聊了一会儿，加了各自的微信（在泰国，Facebook和微信是最常用的社交工具）。我大言不惭地说明天可以去机场送她，她笑了笑，表示可以。那种半醉半醒间的交流仿佛一个人被裹挟在云朵中般游移不定，而另一个则平静地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半年之后，正是希望接近那座谷堆，我做出了去曼谷见她的决定。
见我已不再癫狂，她冲我眨了下眼，回到了朋友的桌子。本想去和她喝上一杯，可脚下玻璃的残渣让我没有理由停留在这里，于是摇摇晃晃地走回了家。
第二天，我没有去送她，因为我睡到了下午才醒来。她发来消息，说她快要登机了，还加上了一句“不要再喝醉了”的玩笑式的忠告。奇怪的是，从那以后，我多次路过那家酒吧，但终究没有再进去。
一片来自曼谷的树叶，飘到了某个最不知名的酒吧里，在这个酒吧里，它落在了一个酒鬼的肩头。平淡如水的生活需要拜托酒精来撕扯，打破黑暗之门的却是来自异域的安慰。人虽是长情的动物，可有时候最珍贵的安慰恰恰来自陌生人。
我不想去那家酒吧了，一方面出于害怕再次出现囧样，另一方面则是，我原本就知道这糟糕的生活迟早要结束，只不过一直沉溺其中而已。她已经搭好了梯子，我只需稍加克制，便可以爬出沉沦的陷阱。在出租房里，在春天的每一趟夜班车上，在清晨早餐铺的烟雾中，负面的情绪退到了幕后，平静开始登台起舞。
4月是无忧无虑的，我重新看待钓鱼，并且满载而归。我把床下的吉他抱了出来，换了一副新弦，在凌晨的天台轻轻弹唱。伊壁鸠鲁没说错，你不需要去追逐那些廉价的快乐，你只要保持宁静便已经足够快乐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时的变化，总是会为此庆幸，心态走到了临界点，点燃导火索的火焰只需一根火柴的能量。她便是那看似微不足道的光芒，并非把灾难中的人从地狱里带出来，然而她不经意间与我这个陌生人的交流，对于我来说却是莫大的安慰。
这让我联想到自己在大学里的经历，那时我充当的便是醉酒之夜曼谷女孩的角色。2009年的深秋，武汉的风透着凉意，在中南民族大学的足球场边，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躺在草坪上。还在上大二的我踢完了球，在回宿舍的路中注意到了他。谁会在寒风中躺在草坪上呢，而他也并非哆嗦着生病的样子。也许他是个遇到了挫折的人呢，好奇心驱使我走近。
“哥们，你怎么了，没事吧。”我蹲下身看他的脸，惨白而苍老，饱经风霜而又神情忧郁的样子，可他才25岁。年轻人很快坐了起来，用方言味很浓的普通话诉说自己的故事。他原先是个公交车司机，最近下岗了，因为他总是在开车时想到以前自己被骗的经历，注意力不能集中。“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喊我去深圳打工，然后把我的3500块钱都偷走了。我现在每天都想这个事情，我精神不好，我自己知道的，隔几天就要去华师看心理医生。”他毫不避讳自己有心理疾病的事实，面对我这个陌生人，他的坦诚让我惊讶。
我简单安慰了几句，无非那些人人都会说的话。可他却异常激动，拉住了我，一定要留下我的号码，还要请我去他家做客。他没带手机，我也没带，于是他便用钥匙在墙上刻下了我的号码。晚上，他给我打电话，后来，我们居然每天都要聊上一会儿。
他母亲那时在我的母校做清洁工，我便经常放学后去找她聊天。阿姨告诉我，儿子阿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又没有朋友倾诉，时常在家发脾气，只能靠吃药和看医生缓解。而和我那么简单的一次聊天，让阿战有了一个朋友。我和阿战维持着朋友关系，并且把同学介绍给他认识。两年后，当我从母校毕业离开武汉时，他已经谈了女朋友，并且当上了出租车司机。最近，他结婚了。
我并不是借此来烘托自己的高尚，而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更加感激那个曼谷女孩。之后的日子里，我和她偶尔会聊一聊，得知她因为换了岗位的缘故，短期内不会再出差来中国。我为此感到遗憾，因为我很想再次见到她。当然那时的我甚至没想过去办护照，买一张机票飞过去。在一个人的生活里，有太多可为但不愿为的事，孰轻孰重才是行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