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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休斯顿
对于空间站的意义，在基拉戈礁岛上有一座绿松石色的二层小楼，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尚存的海底实验室—宝瓶宫
的总部。在房屋前面，空心煤渣砖支撑着一个邮箱，系在一堆风化的木头上。白色沙砾铺就的车道上，停满了肮脏破旧、年代久远的小汽车。穿过一片森严的铁丝网，走上木头台阶，你会看到一扇滑动玻璃门，推开来，是一间上世纪七十年代装修风格的房间。任务控制中心就在右侧。
宝瓶宫拥有一间宿舍应当具备的全部条件。走廊里有橡木橱柜，起居室里胡乱摆放着破旧的沙发，晒得黝黑的男人们穿着短裤，倒戴着棒球帽，吃着微波炉煮好的面条。
运营总监索尔·罗瑟邀请我进入观测台。三十二岁的罗瑟在宝瓶宫工作了两年，他穿着黑色的马球衫、松松垮垮的棕色长裤、白袜子和黑鞋子，一身工程师们休闲时的非正式制服。在他面前的组装书桌上有三台电脑显示器、一部红色的电话机，还有一本工作日志。罗瑟和我握手并表示歉意，他需要接个电话。
“药膏。”嘶嘶啦啦的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收到，药膏。”罗瑟说。
“涂抹药膏。”那个声音说。
“收到，涂抹药膏。”罗瑟说。
罗瑟面前的电脑显示屏上有十幅闭路电视监控的画面，其中一幅粗粝的图像中，一只手正在往膝盖上涂抹药膏。
“药膏已涂。”那个声音说。
“收到，药膏已涂。”罗瑟说。
罗瑟在工作日志上逐字记录。这时扬声器归于宁静。他盯着屏幕，看着女人抹完药膏。过了片刻，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另一幅监控画面里出现了女人的背影，她走过狭小的房间，将药膏放在一个白色小抽屉中。视频是像素化的，看起来信号仿佛来自外太空。只不过现实中，画面中的女人年轻、金发，穿着比基尼底裤和 T 恤衫，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让宝瓶宫看起来更像是一间宿舍。
“完毕。”女人的声音在嘶嘶啦啦的扬声器中响起。
“完毕。”罗瑟回答说。
图像中的女人叫琳赛·戴格南，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校区的一位海绵研究者。她已经在宝瓶宫里生活了八天，还有两天才会浮出水面。她的膝盖上有一处擦伤，需要医疗处理，并在阳光下恢复，但二者短时间内都不可能实现。宝瓶宫所在的六层楼深的地方没有阳光，也没有医生。打开后舱门，直接游到水面上来的话，会害死戴格南；她的血液会沸腾一般翻滚，极有可能从她的眼睛、耳朵和其他孔洞中迸射出来。
戴格南和其他五位研究员被称为“潜航员”，以科学研究为名，他们自愿将身体加压到每平方英寸三十六磅
，这样他们就能想潜多久就潜多久，而不用担心罹患减压病
。唯一的要求是，一旦潜航员们下潜到距离我们七英里远，水下六十英尺深的宝瓶宫，他们就要在那儿待上一周半，直到任务结束。然后他们会经历十七个小时的减压过程，让身体逐渐回到水面的压力，使体内溶解的高压氮气能安全地扩散。
我以研究的名义到这儿来，看看当这些科学家在房车大小的水下舱体内生活十天后，会有些什么收获。此外，我还不会自由潜水，对我来说，这是体验水下研究的最佳方式。
如果戴格南和其他潜航员们突然罹患幽闭恐惧症，没有经历减压过程便擅离职守，他们将会遭遇什么？几年前到访宝瓶宫的一位医生做了一组演示，模拟这种情况。他下潜到宝瓶宫，从一位即将结束长时间任务的潜航员身上抽血，将血液封入小瓶，然后带着它回到水面。在医生到达海面的瞬间，小瓶中的血液猛烈地翻着泡，将胶皮塞都崩了出来，仿佛那是香槟酒瓶的软木塞一样。
“想想看你的脑袋会发生什么？”罗瑟说道，在桌下踢着他舒服的黑色皮鞋。我脑海中浮现出电影《魔女嘉莉》里的茜茜·斯派塞克的形象
。
血液可能冒泡，只是在水下铁皮箱里生活的不便之处之一。即使空调大开，下面也没什么能真正干透。这也是为什么宝瓶宫的潜航员们通常都是半裸的，为什么戴格南需要在膝盖细小的擦伤上涂抹药膏。在这弥漫的湿气中，湿度高达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一百，感染无比猖獗。霉变也如此，耳朵疼也是。一些潜水员要经历持续的干咳。
二〇〇七年，一位二十九岁的澳洲青年劳埃德·戈德森，试图住在一个叫作“生态潜艇”的自给自足的小屋里，想在十二英尺的水下生活一个月。最终击败他的不是寂寞，而是潮湿。几天之内，生态潜艇里的湿度达到百分之百，天花板上滴着水，戈德森的衣服被湿气浸透，开始发霉。他变得头晕、虚弱、惊恐、多疑。他坚持了不到两周就返回了地面。宝瓶宫的工作人员们在相似的条件下最多居住了十七天。法国著名海洋探索家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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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库斯托
的孙子法比安·库斯托，计划于二〇一四年在宝瓶宫执行为期三十一天的实验项目。
如果宝瓶宫的湿气没有击垮你，那么也许压力会。一直有一百一十二吨水压在宝瓶宫上。为了将水拒之门外，这个栖息地必须被高度加压，在水下六十英尺深，压力大约相当于海面的二点五倍
。待在宝瓶宫里的感受，和在一万三千英尺高空恰恰相反。薯片袋子变得像薄饼一样扁。面包变得致密坚硬。烹调工具仅限于热水和微波炉，而且大多数食物是真空包装的野营食品。若干年前，一位水面供给潜水员用的密闭容器为潜航员们投送了一个柠檬蛋白派，打开时，巨大的压力立刻把它压扁了，变成一张黄白相间、黏糊糊的薄片。
罗瑟正在观看视频监控，潜航员们在准备就寝（他在工作日志上记录道，潜航员们准备就寝）。有人检查了标示在后面墙上的氧气水平（罗瑟在工作日志上记录，一位潜水员检查了后墙上的氧气水平）。这个过程持续了二十分钟。
宝瓶宫被二十四小时持续观测。麦克风记录下每一个房间里的谈话。每一个动作、行动和举止行为都被记录。每隔几秒，一台电脑都会检查空气压力、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与氧气水平。阀门每个小时被检查。系统中最细微的破损都有可能引发连串的多米诺效应，导致生活舱大量进水，瞬间淹没其中的潜航员们。罗瑟和其他管理人员在这儿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些事不会发生。到目前为止，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宝瓶宫执行了一百一十五个项目，其中只发生了一例死亡事故，其原因是潜水员的循环呼吸器发生了故障，和实验室本身并没有关系。
然而宝瓶宫的队员们也曾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在一九九四年的飓风中，一部发电机起火，迫使潜航员们在减压后立即撤离，进入十五英尺高的巨浪里。四年后，在另一场风速每小时七十英里的暴风雨中，宝瓶宫被从地基上连根拔起，险些毁坏。二〇〇五年，海浪无比狂暴，以至于六十万磅重的宝瓶宫在海底被拖拽出十余英尺的距离。
然而，对潜航员们来说，危险、封闭的住所，在脆饼般单薄的双层床上睡觉，吃压扁的薯片，并且湿漉漉、半裸着围坐在一起，不过是他们所付出的微小的代价。因为以此可以换得无拘无束、接近海面以下六层楼深度的机会。这个深度被研究者们称为透光层。
在最初几百英尺深度以内，海洋里的生命和陆地上的生命非常相似，只不过在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一的面积，是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已知生物的家园。到目前为止，它是宇宙中可以找到的最大的有生命存在的区域。
被称为透光（阳光）层的浅水水体的深度，根据具体环境而有所不同。在靠近河口的混浊的海湾，它可能只有从水面向下的四十英尺左右；在清澈的热带海洋里，它可以达到大约六百英尺的深度。
哪里有光明，哪里就有生命。透光层是海洋中唯一拥有足够光线、可以维持光合作用的区域。虽然它只占全部海洋的百分之二，但是荫庇了其中已知的百分之九十的生命。鱼、海豹、甲壳类等多种生物，都把透光层当作自己的家园。海藻占据单位海洋生物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除了透光层，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生长，它对于陆地和海洋中所有的生命都至关重要。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氧气都来自海藻。如果没有它，我们将无法呼吸。海藻如何产生如此大量的氧气，以及气候变化对此有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这是宝瓶宫里的潜航员试图寻找的答案之一。他们也尝试揭开更多的海洋奥秘，比如，珊瑚“心电感应”背后的秘密。
每年的同一天，同一个时辰，通常是在同一分钟里，同样种类的珊瑚，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也会突然以完美的同步性一齐产卵。在各年中，具体的日期和时间都不相同，其中原因大概只有珊瑚们才知道。更为神奇的是，当某一类珊瑚在某个小时内产卵时，它身边近在咫尺的另一种珊瑚正安静地等待着和它同种的珊瑚在另一个不同的时刻，或者是不同的日子，或是不同的星期，一齐产卵。距离看似毫无影响。即使你折下一簇珊瑚，将它放到伦敦某个水槽下的水桶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簇珊瑚也会在同一时间，和世界上其他同种珊瑚同时产卵。
这种同步产卵对珊瑚的生存有着重大意义。珊瑚群需要不断向外扩张，才能茁壮成长。为了保持健康与强壮，它们必须跳出本身的基因库，和周围的珊瑚交配繁衍。当珊瑚的精子和卵子从本体释放后，它们只有大约三十分钟来结合。时间再久一点，精子和卵子就会消散，或是相继死去。研究者发现，如果同步产卵时间存在哪怕十五分钟的误差，珊瑚群生存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珊瑚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生物构造，覆盖了海底大约十七万五千平方英里的面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交流的方式比任何人所能够设想到的都更为精巧。然而，珊瑚虫也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物种之一。珊瑚虫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也没有大脑。
很快就没有那么多珊瑚幸存了。在世界各地，珊瑚群都以创纪录的速度逐渐消亡。在澳大利亚大堡礁一带，百分之五十的珊瑚已经死亡。在加勒比海一些地区，比如牙买加，珊瑚的总数削减了百分之九十五。在过去十年，佛罗里达近海的珊瑚群消失了百分之九十。原因尚未明朗，不过科学家们相信，污染和气候变化难辞其咎。在未来五十年间，珊瑚也许会彻底灭绝，和它一同消失的，将会是自然界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
对宝瓶宫研究珊瑚的潜航员而言，他们的工作是与时间赛跑—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还将遇到更多这样的赛跑。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将一个巨大的罐子倒转，将人放在里面，沉入水下，潜水员依靠储存罐内的空气短暂补氧，就能维持水下活动。自此以后，人类曾经设计出各种宏伟的计划，来探测透光层的浅海区。这些计划大多令参与者身亡或受伤。人类水下探索的历史，是由那些试图潜入深海的人的骸骨铸成的。
在十六世纪，列奥纳多·达·芬奇绘制了一张潜水服的草图：它由猪皮制成，胸部有一个气囊来盛放空气，腰部还有一个尿壶。（这个装置从未问世。）数年后，另一个意大利人提议，在头上罩上一个有玻璃视窗的桶，下潜二十英尺。（在试验阶段失败了。）到了十六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叫作埃德蒙·哈雷的英国天文学家，就是后来发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彗星的那一位，提议将人投入巨大的木桶里，并通过葡萄酒桶向他供气。（他从未尝试过。）
第一个成功下潜到和宝瓶宫相同深度的潜水装置，是在一七一五年前后由约翰·莱思布里奇发明的，他是英格兰德文郡的羊毛商人，和他的十七个孩子生活在一起。这个装置由一段六英尺长的橡木圆柱打造而成，前面有一扇玻璃舷窗，两侧各有一个袖孔，镶有皮质的套筒。空气通过上侧的软管供给。整件东西看起来无比简陋脆弱，然而莱思布里奇成功地依靠它一次下潜到七十英尺左右，并停留了半个小时—但是莱思布里奇记录道，这件事完成得“极为困难”。
一个世纪后，一位叫查尔斯·康德尔特的布鲁克林机械师，推出了一种更为轻巧和“安全”的探索海底的方式—世界上首个自携式水下呼吸装置，简称为水肺（ Scuba ）。这套装置包括镶嵌在康德尔特背部的四英尺长的铜管，还有一个用霰弹枪枪筒制成的气泵，可以将空气泵入覆盖康德尔特面部的橡胶面罩里。每当康德尔特想要呼吸时，他只需要扣动枪筒上的装置，就能呼吸到一阵新鲜空气。在一八三二年，康德尔特在纽约东河首次展示这套装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水肺潜水员。随后在同一天，铜管在水下二十英尺深处破裂，康德尔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死于水肺潜水的人。
其他各种发明纷至沓来。在英格兰，约翰·迪恩将消防员的头盔和橡胶服相连，制造出第一件潜水服产品。甲板上的气泵通过连接在头盔后方的软管提供空气，第一次使潜水员在水下八十英尺处停留一小时左右。迪恩发明的头盔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同时它也是危险的。泵入潜水服里的压缩空气，使它在潜水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急剧、极端的压力变化的影响。如果头盔或者软管破裂，反向压力会在潜水服内制造一个真空空间，从内向外挤压潜水员的身体，迫使血液从鼻子、眼睛和耳朵流出。挤压变成半常规的事件。有时力量如此强大，将潜水员的皮肤血肉从身体上撕裂。在一起事故中，一位潜水员身体的绝大部分都四分五裂，不知所终，能够埋葬的，只有塞满了他血肉模糊的残骸的头盔。
人类陷入海中越深，后果就变得越奇异和残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建筑工人利用一种不透水的装置沉箱，修建桥梁和码头的水下地基。为了将水阻隔在外，沉箱里填充了来自水面的压缩空气。通常在沉箱中工作仅仅几天后，工人们就会报告各种病症，如皮疹、皮肤斑纹、呼吸困难、惊厥，以及极度的关节疼痛。随后他们濒临死亡。
这种病症逐渐为人所知，被称为沉箱病，或者更通俗些叫曲肢症，这一名称来源于患病工人在膝盖和手肘处感受到的巨大疼痛
。后来科学家发现，从沉箱中的压缩空气环境回到水面上的普通空气环境，这一过程带来的压力变化，使原本溶解于工人体内的氮气形成气泡，并在关节处汇聚。
还需要再过四十年，工程师们才会理解，伤害海洋探索者的不是深水，而是深潜的机械。讽刺的是，当西方潜水员借助设计精巧的潜水服或沉箱下潜六十英尺以内，却依旧溺亡、或是脸被吸掉、或是遭受曲肢症折磨时，在向东两千英里之外的波斯，采珠人早已经能够定期下潜两倍于此的深度，采珠时仅仅依靠一把刀和屏住的一口气。他们没有遭受过上述任何病痛，而且他们下潜到这样的深度，已有数千年之久。
最终，西方的工程师们发明出精细的系统，可以保护身体免遭水下压力的伤害。他们计算出压力如何随深度变化，氧气如何会产生毒性。莱思布里奇和迪恩的简陋发明，最终演化出携带压缩空气的潜水盔甲、潜水艇，以及水肺潜水所用的减压表。
一九六〇年，美国海军上尉唐·沃尔什和瑞士工程师雅克·皮卡尔，搭乘“的里雅斯特”号钢制潜水器下潜到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三万五千七百九十七英尺深处—海洋最深处的水底。两年后，人类开始在水下生活。
第一个水下居住舱由雅克 - 伊夫·库斯托打造，构建于马赛附近海域三十三英尺深的海面下。它叫“大陆架”，大小和一辆大众公共汽车的车厢相仿，也同样寒冷潮湿。“这里风险巨大，超越了挑战的范围。”打造“大陆架”的库斯托说。事实上，这儿的风险如此之大，库斯托派了两个助手来替他待在水下。他们只坚持了一个星期。
一年后，库斯托在苏丹沿海的海底搭建了更为豪华的五室水下舱，包括起居室、淋浴室和卧室。记录这次历险的镜头，后来出现在库斯托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没有阳光的世界》里，展示了某种法式的、未来主义的天堂生活，其中潜航员们在白天漂浮于色彩斑斓的海洋花园里，夜里他们抽烟、喝酒、品尝精致烹调的法式大餐、看电视。潜航员们坚持了一个月。他们唯一的抱怨是，水下没有女人“陪伴我们”
。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世界各地共有五十多处水下居住舱，还有更多的在计划中。澳大利亚、日本、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都潜向深海。库斯托预言，未来人类的后代将在水下的村落里诞生，并且“（适应）环境，不需要进行手术，他们就能在水下生活和呼吸。到那时，我们就创造了人鱼”。看起来，关于“内太空”的竞争已经展开，并愈演愈烈。
然而随后它就中止了。仅仅数年后，大部分水下居住舱就已经被拆毁。在水下生活被证实为是极困难的挑战，而且比任何人所想的更为昂贵。盐水啮食金属结构，风暴将地基从海床上撕裂，潜航员们生活在减压病和感染的持续恐惧中。
毕竟这是太空时代。人类在月球登陆，在近地轨道搭建住所。所以在水下寒冷潮湿的箱子里生活几个星期，看起来毫无意义，这是一个从外部都难以观测的环境，更别说住在里面往外观察了。而且在水下进行的关于微生物和氧中毒的研究，和绝大多数陆地居民没什么关系。科学家已经证明人类可以下潜到最深的洋底，可以在水下生活，但是，那又如何？
今天，大部分海洋研究都在水面上操作，通过从甲板投入水中的机器人进行。人类了解了更多关于海洋化学构成、温度和海洋测深学（海底地貌）的信息，但是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更加远离海洋。
大多数海洋研究者们（至少是我早前访问过的那些），从来没有下过水。宝瓶宫是最后一个研究者们会弄湿自己、并且一次保持潮湿十天的海洋研究机构，然而它已经被内定关闭。
在宝瓶宫进入海底的垃圾堆，和各类其他发明一起生锈之前，我想亲眼看到它，再看看这座海洋探索机构的最后遗珠。在我出发去和离经叛道者们共度一年之前，我想看看，体制内的专家们如何研究海洋。
距离基拉戈七英里，在风雨交加、浪声呼号的海面上，我正准备尝试有生以来第一次水肺潜水，下潜六十英尺，进入宝瓶宫。我对用摩托艇送我过来的船长竖起拇指示意，调整好呼吸器咬嘴，埋头潜向水下。我下沉了二十、三十、四十英尺，然后注意到自海底上涌的一股股气泡，像一条倒挂的瀑布。一位宝瓶宫的安全潜水员站在气泡环绕之中，招手示意我靠近。我向着他的方向踢水前进，埋下头，几秒钟之后，我站在宝瓶宫后部湿漉漉的甲板上，重新回到空气中。
“请脱下你的湿衣，”一个男人站在金属楼梯的顶端，对我说道，他递给我一条浴巾来围在腰间，“欢迎来到宝瓶宫。”
他是带我参观这里的工作人员，叫布拉德·佩德罗。在宝瓶宫里，即使是最细微的水迹都需要数天或者数周才能消失，所以所有的参观者都被要求将水肺潜水装备和湿衣服留在门边。我围上浴巾，随着佩德罗穿过甲板，进入一间控制室。功率放大器中粗粝的噪声和压缩空气刺耳的高音在钢铁墙壁上回响。向里走了几步，我看见在厨房的桌旁，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肩并肩坐着。他们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校区海洋生物学的研究生，刚刚结束为期十天的海绵和珊瑚的研究项目。他们面前摊着一袋扁平的、半空的奥利奥饼干。“漫长的时间对人的精神的确是一种消磨。”一个肤色苍白的男人说道，他叫斯蒂芬·麦克默里，从事海绵种群动态的相关研究。他把勺子插入方便面的泡沫塑料杯里，透过窗户，望着下面的海底。
“这下面从来没什么东西干燥过。”坐在他对面的约翰·海默说道，“从没有。”海默在研究鹦嘴鱼，他大笑着，看了看自己的手。另一个潜航员因加·孔蒂－叶普坐在他的旁边。她的头发纠结卷曲，像湿灰泥一样贴着头皮。“压力对你的皮肤做了些有趣的事儿。”她咯咯地笑着。
所有的潜航员们都笑了，然后陷入沉默。他们又放声大笑，然后再次进入沉默。我不禁感到，这下面的所有人都有些古怪。不是我预想中的幽居病
，他们远比那种病症欢乐得多。事实上，他们看上去像是喝醉了。
我了解到，当身体被加压到三十六磅每平方英寸，并持续一段较长时间，将会引发轻微的精神错乱。在较高的压力下，有更多的氮气溶于血液中，最终产生与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相同的效果。身体中的氮气越多，潜航员们越感到疲惫不堪。到十日项目的末期，全组人员的反应就像大量吸了笑气一样。
前晚我在控制中心观测到的、往膝盖上涂抹药膏的潜航员琳赛·戴格南，看起来格外恍惚。“我们在下面越久，这里的空间就显得越大，”她笑嘻嘻地说道，“它现在看起来有实际的三倍大。它本身就和一辆校车一样大！但是它现在看起来要大得多！”
在我看来，潜航员们欣快症一般的恍惚，实质上是针对这个潮湿、局促、危险的地方的应对策略。发霉的浴巾、生锈的金属，还有令人窒息的潮湿，是生活在这里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你想随时回家，就会有鲜血从你的眼中喷涌而出。更糟的是，每隔三十秒左右，海面上浪峰和浪谷的交替，不断改变着宝瓶宫内部的压力，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鼓胀耳膜，平衡鼻窦腔体的压力。
参观继续进行。佩德罗带领我向东走了三步，来到卧室里—两排三层的高低床—然后再回到厨房。参访到此结束，他这么说。宝瓶宫里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我注意到没有看到卫生间，于是我问佩德罗，我们是否经过了它。
“通常我们就去外面后边那儿。”他说，指了指我刚刚游进来的水下甲板入口。那是宝瓶宫的前门，也兼作它的厕所。
在水下居住舱里，厕所以难于应付而臭名昭著，主要是因为气压持续变化，在抽水马桶管线内会制造真空效应。在早期的水下居住舱里，厕所有时候会爆炸，舱体内废物四溅。宝瓶宫的便桶已经经过改良，但是它太小了，很难维护个人隐私，所以潜航员们更倾向于去后面的海里方便。这种方式也有它的问题—海洋生物会争抢来自人类的“食物”。某一次，一位男性潜航员站在水下甲板上，腰部以下没入水中，臀部被一条饥饿的鱼咬得鲜血直流。
佩德罗指示我回到水下甲板上。在三十六磅每平方英寸的压力下，通常经过九十分钟氮气就会累积到危险等级，不过有时会发生得更快。为了安全起见，宝瓶宫允许参观者最多停留半小时。我的时间用光了。
我穿上湿衣，踩着水通过大门，踢水游进蓝色烟雾般的海中。呼吸调节器发出持续的咕噜咕噜声，吓跑了周围的一切。好像我去观鸟，但是背上捆着一台吹叶机。而且还有湿衣、气瓶、围绕着身体的胶皮管子，这些甚至妨碍我去切身感受海水。
在宝瓶宫中也是同样的感受。虽然这个栖息地允许潜航员们进行宝贵的长期研究，然而对我来说，坐在钢铁罐子里，透过窗户和显示屏幕看着大海，真是无望的孤独。即使在海面冲浪时，我都感觉自己和海洋以及其中的生命联系得更为紧密，远胜于在水下六层楼深，坐在一个橡胶和钢铁制成的罐子里。
回到摩托艇上，我剥下水肺潜水装备，坐到船长室里。在我离开前，宝瓶宫的后勤人员需要下潜，为潜航员们送去罐装食品等补给。
船长奥托·吕滕，为人热情，肤色黝黑，他已在宝瓶宫工作了二十多年。他递给我一瓶水，向我讲述了他工作中曾经经历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公海上的救援，爆炸，紧急上升。
“那时候这儿可真是狂野西部，”他说，“我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用水肺装备来投递物品。”他解释说，水肺潜水费时太久，而且短时间内只能进行几次潜水，随后体内的氮气就会累积到危险程度。所以吕滕和其他工作人员选择穿上游泳衣，穿戴面镜和脚蹼，以自由潜水的方式将补给品带到水下。
带着一大堆密封包装的容器，游到下面，再返回水上，这得花费一分多钟。我对吕滕说，他和其他潜水员一定在宝瓶宫稍作停留，吸气，然后才返回水面。吕滕大笑起来，回答说，如果他那么做了，吸入的高压空气也许会要了他的命。
剥离了那些装备—气瓶、配重、呼吸调节器和浮力控制装置，吕滕和他的同事们就可以潜得更深、更频繁，速度可以是那些被高科技装备包裹的潜水员的四倍。
我问吕滕，他是否经过特殊的训练，才能自由下潜到达那样的深度。
“没有，不算是。”他说，“这很容易。你就是吸一口气，然后潜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