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教皇的权力受到限制，仅仅行使教会的职能。主权平等说大行其道。何种政治理论才能解释世俗政治秩序的起源并证明其各项职能的合理性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三年后，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撰写的《利维坦》问世。 他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霍布斯想象昔日曾存在一种“自然状态”。权威的缺失导致了“一场各方混战的战争”。他推论说，为了防止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安全，人们把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了一个国家，用以换取国家在本国境内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主权国家确立了对权力的垄断，唯有这样方能消除人们对死于非命和战争的无休止的恐惧。

霍布斯阐述的这一社会契约只适用于一国境内，因为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的主权把秩序强加在各国之上。 因此，

至于从通常被称为“万国公法”的法律角度审视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我在此无须多言，因为万国公法和自然法则本是一回事。个人享有确保人身安全的权利，同样，各国也享有保证本国公民安全的权利。

国际环境依然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国际环境之所以混乱无序，是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确保世界安全的世界政府，现实中也完全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政府。因此，各国在一个只认权力的世界里不得不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黎塞留主教若地下有知，一定会举双手赞成。

早期阶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了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应该如何适应新出现的均势呢？必须把事实上的均势和作为一个体系的均势区分开来。国际秩序迟早要达到均势，否则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由于中世纪的世界有数十个公国，实际上常常存在一种均势。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均势开始体现为一种体系。换言之，实现这种均势已被公认为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一旦均势被破坏，就会出现一个维护均势的联盟。

18世纪初英国崛起为一个海上强国后，有了把实际存在的均势变成一个体系的可能。英国凭借制海权可以选择卷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时机和规模，以均势的仲裁人甚至是保证人的身份采取行动，确保欧洲大陆的均势。只要英国对自己的战略需求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有能力在欧洲大陆上扶弱抑强，防止任何一国调动欧洲大陆的资源挑战英国的制海权，在欧洲称霸。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始终扮演着均势维护者的角色。它参加了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但盟友不断变化。参战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具体的纯国家目标，而是把国家利益与维护均势视为一体。其中不少原则都适用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后文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欧洲大陆上实际上存在着两大均势：一个是维护大局稳定的总体均势，英国是这一均势的捍卫者；另一个是主要由法国操纵的中欧地区均势，旨在防止统一的德国崛起为欧洲的头号强国。 200多年来，这两大均势防止了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血腥厮杀一幕的重演，虽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但缩小了战争的负面影响，因为战争的目标不再是征服，而是实现均势。

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18世纪经受了这两方面的考验，一次是挫败了法国路易十四称霸的企图，另一次是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坚持要求平等待遇的情况下对这一体系做了调整。

1661年，国王路易十四已坐稳王位，把黎塞留的治国理念发展到极致。昔日，法国国王靠一批封建领主统治全国，这些领主凭借世袭地位各自为政。路易十四则通过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官僚机构统治子民，贬抑出身贵族的侍臣，把官员封为贵族。个人升迁靠效力国王，而不唯出身。出身于外省一个布商家庭的杰出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受命统一税收制度，为旷日持久的战争筹集经费。出身公爵的作家圣西门在回忆录里尖刻地记录了法国的社会变迁：

他（路易十四）深知，惹他不悦有可能压垮一个贵族，但无法毁掉这个贵族或他的家族。然而他可以把一位国务秘书或类似级别的大臣连同他们的家人打回原形，财富或财产再多也救不了这些官员。这就是他为什么乐意授予手下大臣巨大的权力，甚至管辖王公贵族的权力。

1680年，路易十四在早先自封的“太阳王”称号之上又接受了“路易大帝”的称号，彰显了他无所不及的统治权力。1682年，法国在北美的领地被命名为“路易斯安那”。同一年，路易十四迁宫到凡尔赛，从那里掌控专为国王陛下效力的“宫廷君主制”。

由于法兰西王国统一后避免了国内的战乱，加之有一个高效的官僚机构和一支实力超过任何邻国的军队，法国在一段时期内有称霸欧洲的可能。路易十四在位时，几乎连年对外用兵。最终，法国与日后企图称霸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每征服一地，跟着就出现一个敌对同盟。起初，路易十四在各地征战的将军捷报频传，最后却要么败北，要么折戟受挫，尤其是18世纪头10年败在了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手下，他便是20世纪杰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先祖。面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在的韧性，路易十四的军队一筹莫展。

黎塞留去世几十年后，一个国内政权巩固、在全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奉行世俗外交政策的国家显示了它的力量。其他国家则团结一致抗衡强大的法国。英国、荷兰和奥地利建立了大同盟。西班牙、普鲁士、丹麦和德意志的几个公国后来也陆续加盟，反抗路易十四显然不具有意识形态或宗教性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法语仍然是外交官使用的语言，代表了时尚文化，反法阵营内也有天主教和新教之别。反抗路易十四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内在体系决定的，是维护欧洲秩序多元性之必需。 同时代的观察家给反法阵营起的名字诠释了它的特征：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路易打着为法国扬威的旗号企图称霸，最终败给了欧洲对多元秩序的诉求。

遏制法国构成了18世纪上半叶的主旋律，下半叶则围绕普鲁士处心积虑跻身列强铺开。路易十四对外征战是为了把实力转化为霸权，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发动战争是为了由弱转强，获得大国地位。普鲁士位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北德平原，沿维斯图拉河纵穿德意志全境。普鲁士没有其他一些国家拥有的丰富资源或众多人口，但孕育出了严守纪律和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文化，从而弥补了自身的不足。普鲁士的两块领土互不接壤，夹在奥地利、瑞典、俄国和波兰的势力范围之间，处境险恶。 普鲁士人口相对稀少，其优势在于善于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它最大的资产是公民意识、高效的官僚机构和训练有素的军队。

1740年腓特烈二世登基时，不像一个日后会青史留名的伟人。 他尚是王储时，因不堪忍受严厉束缚想和一位朋友汉斯·冯·卡特逃往英国，结果被双双抓回。国王下令当着腓特烈的面将卡特枭首，又把儿子送上了军事法庭，国王亲自充当首席法官。国王盘问了腓特烈178个问题，腓特烈对答如流，结果被父亲再次立为王储。

腓特烈继承了父亲严苛的责任感，形成了不可一世的个性，正因如此他才经受住了这次严峻考验。他认为自己拥有绝对权威，但他的政策受到了100年前黎塞留提出的“国家理由”原理的束缚。他的信条是：“统治者是自己掌控的资源的奴隶。国家利益是他遵循的法则，这一法则不容侵犯。” 腓特烈有英武之气，见多识广（会讲法语，还会用法语写作。行军打仗时，居然还用法语写了一些多愁善感的小诗，其中一首名为“大战前夜抒怀” ）。腓特烈的开明专制主义体现了启蒙新时代的统治特点，他的统治受到拥护是因为其高效，而不是因为意识形态。 腓特烈得出一个结论：普鲁士若要取得大国地位，领土必须连成一片，为此必须扩张，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政治或道义理由。“我军战斗力非他国可比，而且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一句话，四周邻国不是我们的对手。” 腓特烈就是以此为由，在1740年攫取了一直属于奥地利的富饶的西里西亚省。他认为西里西亚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不是什么法律或道义问题，因而与法国（利用普鲁士抗衡奥地利）结盟，并在1742年的和平协议中将西里西亚据为己有。普鲁士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因此几乎翻了一番。

自从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结束了路易十四的称霸美梦后，欧洲体系一直平安无事，而现在腓特烈为夺取西里西亚再次在该体系内挑起战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于是起而应付对现存均势的挑战。为了被欧洲秩序接纳，成为该秩序的一个新成员，普鲁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场持续7年的灾难性战争。这一次，旧的同盟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腓特烈昔日的盟友试图挫败他的企图，而他们的对手则想利用普鲁士纪律严明的军队为自己谋利。地处遥远、披着神秘面纱的俄国首次卷入了一场事关欧洲均势的战争。就在俄国军队兵临柏林城下、普鲁士濒临战败之际，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猝然去世救了腓特烈。新沙皇一直是腓特烈的崇拜者，他即位后，俄国退出了战争。（1945年4月在柏林作困兽之斗的希特勒一直等待当年所谓勃兰登堡王室奇迹的重演。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戈培尔告诉希特勒这一奇迹发生了。）神圣罗马帝国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也没有再出现一个想独霸世界的国家。各地的君主几乎人人自称君权神授，没有哪个大国对此提出挑战。同时这些君主也承认，上帝同样也赋予了众多其他君主统治权力。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现存的政府和体制，或是把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强加给各国，而是实现有限的拓土目标。囿于传统，君主既不能强行征兵，也不能肆意增加赋税。战争对平民百姓的影响远不及惨烈的“三十年战争”或200年后技术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18世纪演绎的均势像是一个大舞台，“形形色色的人生和价值观乔装打扮后粉墨登场，闹哄哄地上演了一出出赤裸裸的自我标榜之戏” 。权力的行使受到了限制，因为各方知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容任何人称霸。

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一个优势是各方观点一致。维护18世纪欧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贵族。他们对诸如荣誉和责任这样的抽象概念的理解毫无二致，而且在一些基本观念上也认识一致。他们代表了同一个精英社会，讲同样的语言（法语），出入同样的沙龙，在他国首都追香逐玉。国家利益自然各不相同，但在一国的外交大臣可以为别国君主效力的世界里（直到1820年，俄国的每一任外交大臣都被他国宫廷延聘过），或一块领土可以因为一次联姻或某人偶然继承王位就改变其民族归属的世界里，人们自然而然地有各自目标大同小异之感。 人们对合法性有着共同的认识，对国际行为规则心照不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世纪上演了一出出权力博弈的大戏。

这种共识不仅仅是为了恪守礼仪，而且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欧洲观所包含的道义观念。在后人眼中的启蒙时代，欧洲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生机。新的科学和哲学成就开始取代已经四分五裂的欧洲传统和信仰。在物理、化学、天文、历史、考古、制图等众多领域内，人类认知的突飞猛进激励了新的世俗精神，发现自然界一切尚不为人所知的规律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759年，代表着新时代精神的博学多才的法国杰出学者达朗伯写道：

简而言之，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演变史到昆虫进化史，自然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乎一切其他领域的知识都面目一新……新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发现和应用，新发现激发的热忱，对天地造化之产物——人类思想的赞美，凡此种种带来了思想上的发酵。发酵的思想如决堤河水，漫向四面八方，把一切障碍席卷而去。

这一“发酵”的基础是新的分析精神和对一切前提的严格检验。对一切知识的探索和归纳总结——1751～1772年达朗伯参与编写的28卷《百科全书》就是一个象征——给了我们一个可知的、揭开神秘面纱的宇宙。人是宇宙的主角和解释者。达朗伯的同事狄德罗写道：强烈的求知欲与“渴望增进人类福祉的激情” 融合在一起。理性将挑战谬误，“把严谨的原理作为与谬误针锋相对的真理的基础，并借此“推倒泥糊的大厦，清扫陈年的积尘” ，“把人类带上正途”。

新的思维和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被用于统治、政治合法性和国际秩序等概念。政治哲学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男爵将均势原理应用于国内政策领域，提出了权力制衡的概念，日后被吸收到美国宪法中。孟德斯鸠接下来又开始研究历史哲学和社会变革的机制。他研究了不同社会的历史后得出结论，历史事件从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原因。

借助理性可以发现这些内因，并且要为了公众的利益塑造这些内因：

主宰世界的不是运气……每一个君主政体内都活跃着思想内因和自然内因，它们决定了政体的兴衰存亡。一切（看上去像是）偶发事件都是这些内因的结果。每当一国因一场偶然的战役——即一个特定原因——覆灭时，还存在一个导致该国因一场战役覆灭的一般原因。简而言之，整体局势的发展决定了具体事件的走向。

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许是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进一步发展了孟德斯鸠的思想，提出了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观。在普鲁士旧都柯尼斯堡蛰居的康德对世界做了一番思考，把眼光投向了“七年战争”、美国革命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从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康德居然看到了一个新的、更祥和的国际秩序的模糊影子。

康德推论说，人类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 ，即“人在社会中倾向于群居，同时又不断地抵制社会，随时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 为了防止情绪失控，人类组建了国家。但如同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一样，每一国都寻求维护本国的绝对自由，为此不惜陷入“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然而国与国之间冲突带来的“毁灭、社会动荡乃至国力的枯竭” 最终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出路。人类面临两种前景：要么是“人类坟茔遍地” 的和平，要么是深思熟虑后构建的和平。

康德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各共和国自愿组成一个联邦，誓言彼此不再交战，并在本国内和国际上行为透明。 联邦内的各国公民会致力于促进和平，因为他们与专制君主不同，考虑是否开战时会“勾起对亲身经历过的严酷战争的回忆” 。这种契约的好处会随着时光的推移日益明显，从而为它逐渐扩展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铺平道路。自然法则决定了人类最终会通过理性思考“逐渐走向一个权力联合体系，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安全体系”和“一个完美的人类公民联盟”。 坚信理性的力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昔日希腊人所谓的傲睨神明的狂妄，即内含自我毁灭种子的精神自豪感。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智慧的思想家能凭空发明治理秩序吗？还是深层有机的文化现实限制了选择的范围（伯克的观点）？人类能否发现并阐明一种单一概念和机制，把世间万物合理地统一起来（如达朗伯和孟德斯鸠所论）？抑或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人类太多元，以致无法仅凭逻辑解答这些问题，而是需要某种本能意识，甚至近乎神秘的治国之术？

启蒙时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大多选择了从理性角度而不是从国家有机体论的角度看待政治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意地，甚至有违本意地促成了一次导致欧洲陷入数十年分裂的大动荡，余波至今未平。 pNNvRdFBAdlzWHykobfO6OjFls3UzxE8YqA9XLNrs+TiRCg95LE3KHDc/6Vc4S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