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意想不到的革命带来的动荡也最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例，它宣告了一种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大相径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法国大革命不再区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重新燃起了“三十年战争”的激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用一场大革命运动取代了17世纪时的宗教诉求。法国大革命显示，各国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之大超过了外部入侵。20世纪的一系列大动荡充分揭示了这一教训，其中很多动荡明显汲取了法国大革命首创的一些理念。

社会上的种种怨愤情绪汇聚起来冲击毫无警觉的政权之日，也是革命爆发之时。革命同盟越广泛，摧毁现政权结构的能量就越大。变革波及范围越广，重建权威时就越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否则社会就会走向解体。恐怖统治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革命固有的特征。

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欧洲最富饶的国家，但该国政府当时腐败不堪。最初推动革命的力量来自上层阶级，主要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完全依照启蒙时代的原则治理国家。后来革命发展的势头不仅当初发动革命的人始料不及，而且整个统治阶层也完全没有想到。

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秩序的再造。其规模之大，自各种宗教战争结束后为欧洲大陆所罕见。对革命者而言，人类社会的秩序既没有体现中世纪上帝的安排，也未能反映出18世纪庞大王朝之间的利益交错。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和20世纪他们的极权运动后继人一样，认为历史进程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意的表达，而民意顾名思义不会接受任何内在的或宪政的束缚。只有民众自己才有权诠释民意。因此，民众表达的民意，与英国当时盛行的多数人统治概念或美国的成文宪法中所含的权力制衡思想截然不同。法国的革命者把国家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不是指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是需要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的一国全体国民——然后把自己指定为国民的代言人，甚至是国民的化身。他们的这一观点远远超越了黎塞留提出的国家权力概念。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教父卢梭在一系列著述里阐述了他认为是普遍真理的思想。 人们因拜服卢梭渊博的知识和魅力，没有认清其思想的深义。卢梭一步步引导读者对人类社会做了“理性的”剖析，把现存体制的一切——财产、宗教、社会等级、政府权力、公民社会——斥责为幻象和欺骗。它们将被社会秩序中的一个新“政权”所取代。 广大民众必须对这个新政权俯首帖耳，这种顺从连昔日行使神授权力的君主也难以想象——只有俄国的沙皇例外。而俄国的情况是，贵戚以外的沙皇臣民以及居住在乌拉尔山以东边陲的各族裔都是农奴。以上理论预示着现代极权政权的出现。在极权政权下，民意会认可那些通过事先策划的民众示威公布的决定。

为了推行这一意识形态，一切君主政体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敌人。由于它们不会不加抵抗地放弃权力，革命若要成功就必须获得国际声讨支持，通过强制实施自己的原则实现世界和平。为了在整个欧洲大陆推动建立新的秩序，法国规定全国的成年男子皆要服兵役。法国大革命所依据的论点与1 000年前的伊斯兰教和20世纪的共产主义学说相似：信仰不同宗教或秉持不同政治信念的国家不可能长期共处，因此需要借助一切现有手段和一切社会力量，把国际事务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较量。法国大革命因而再次混淆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以及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界限。昔日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曾把这两层关系区分开来，从而限制了欧洲战事的规模和烈度。

1792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两项不同寻常的法令，对欧洲各国下了战书。第一项法令承诺法国将在军事上无限制地支持世界任何一地的人民革命。法令宣布，法国赢得了自我解放后，“将以博爱精神对待所有希望恢复自由的民族，并给予他们援助” 。国民议会还在附带文件中规定将此文件“翻译并印成各种文字”，承诺将其付诸实施，从而增添了这一法令的分量。几周后，国民议会把废黜的法国国王送上断头台，从而与18世纪的秩序一刀两断，同时又对奥地利宣战并入侵荷兰。

1792年12月，国民议会又颁布了一项内容更激进、涵盖范围更广的法令。认为这一法令适用于自己的任何革命运动均可在以下文件中“填空”：“法国人民致—人民”。这份文件预先为下一次兄弟革命欢呼并誓言支持“打击迄今为止统治你们的一切文职政府和军事当局”。这一进程实际上不设限，也不可逆：“法兰西民族宣布，任何拒绝或摈弃自由和平等，希望维护、复辟或与君主及特权阶层谈判的人将被法国视为敌人。” 卢梭曾写道：“凡是拒绝服从大众意愿的人，大众将强迫他服从……（他）将被迫获得自由。”法国大革命誓言要把合法性的这一定义推广至整个人类。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大目标，试图把法国一切潜在的反对势力铲除净尽。成千上万的前政权成员及国内所有被怀疑是反对者的人死于“大恐怖”之下，甚至那些支持大革命的目标但对一些革命手段表示怀疑的人也未能幸免。

最终，秩序得以恢复。如果一国不想走向解体，恢复秩序是必然的，采取的模式又一次源自卢梭的“大立法者”。路易十四把国家变成了皇权的仆人。大革命强令人民接受它的蓝图。自封为“终身第一执政”，后来又称帝的拿破仑独树一帜。这个“伟人”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外加个人魅力和卓越的军事才干，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一“伟人”的实质是拒绝接受传统束缚，坚持依仗自己的权力重新打造世界秩序。和查理大帝不同，拿破仑只接受自己权力赋予的合法性。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时，直接从教皇手里接过皇冠，自己加冕为皇帝。

大革命不再造就领袖，而是由领袖诠释大革命。拿破仑驯服大革命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它的监护人。他还（不无道理地）自视站在了启蒙运动的顶峰。拿破仑改革了法国的政府制度并使之合理化，建立了省长体制。时至今日，法国的行政制度仍沿袭了这一体制。他制定了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现在实行的法律条文依然以此为基础。拿破仑宽容对待不同宗教，鼓励理性执政以改善法国人民的生活。

拿破仑集大革命化身和启蒙运动代表于一身，走上了统一和独霸欧洲的道路。1809年岁末，在他杰出的军事指挥下，法军打垮了西欧和中欧的所有敌手。拿破仑于是可以按照地缘政治设想重新划定欧洲大陆地图。他把一些战略要地并入法国的版图，在没有并入法国的要害之地建立了法国的卫星国，并把一些卫星国交给他的亲戚或法国元帅统辖。拿破仑在欧洲各地实行了统一的法典，颁布了成千上万条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指令。拿破仑会统一自罗马陷落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欧洲大陆吗？

在他面前仍有两大障碍：英国和俄国。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大败法国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因此短期无忧，但又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越海峡大举进攻法国。如同一个半世纪后的情形一样，西欧只剩下英国一家独自苦撑。英国深知，若与征服者媾和，一个单一大国将掌控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源，或迟或早会打破英国的制海权。英国于是在海峡彼岸静待拿破仑犯错，然后以均势捍卫者的身份再次出兵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同样等待美国参战）。

拿破仑成长于18世纪的王朝体制下。令人惊异的是，他接受了这一体制的合法性。在这个体制内，他这个即使在自己家乡小镇地位也很卑微的科西嘉人本来不具有合法地位。这意味着至少拿破仑本人认为，他统治的合法性既取决于他的战果能否世代永存，也取决于被征服的疆域有多大。每当出现一个不服从他意志的统治者时，拿破仑都要前去讨伐。不受观念、性格或阅历束缚的拿破仑挥师入侵西班牙和俄国。就地缘政治版图而言，这两个国家并不重要。拿破仑无法忍受国际秩序的束缚，他的野心决定了他必须拥有一个至少囊括欧洲的帝国，最终因力不从心功亏一篑。

拿破仑战争开启了动员全国资源的全面战争时代。战事的惨烈和造成的毁灭令人回想起“三十年战争”。拿破仑的大军靠征兵制征募士兵，甚至被兼并地区也不能幸免，靠战败敌军的给养和掠夺敌国百姓保持供给，包括数额巨大的“贡品”。结果，法军的数量激增，大片领土落入拿破仑之手。直到拿破仑经不住诱惑入侵当地资源不足以保障一支大军供给的西班牙和俄国时，才招致失败。拿破仑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战线拉得过长，尤其是1812年对俄国的入侵；其次是因为欧洲其他国家团结一致对敌，虽然行动晚了，但仍验证了威斯特伐利亚准则的威力。1813年，各路大军投入莱比锡战役，尚未被拿破仑征服的欧洲几国联军首次在战场上大败法军。事后证明，这也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法军在俄国败于一场消耗战）。这场国家大会战后，拿破仑拒绝了本来可以保住部分兼并领土的解决方案，担心一旦正式接受种种约束，他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既亡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也亡于自身的不安全感。自从查理大帝以来，欧洲最强大的征服者不仅败给了一个起来反抗他的国际体系，也败给了自己。

拿破仑时期标志着启蒙时代的顶峰。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汲取了灵感，视启蒙为理性力量。这意味着权力从教会下放到世俗的社会精英手中，而现在又一步步落到了这位代表全球权力的领袖手里。1806年10月13日发生的一件事显示了拿破仑的巨大影响。耶拿战役打响前一天，拿破仑率部下参谋去战场侦察地形。当时的一位大学讲师黑格尔（日后撰写了《历史哲学》一书）听到碎石子小道上传来的马蹄声后，以赞颂的口吻描述了这一幕情景：

我看见皇帝——这个世界之魂——骑马出城侦察地形。他立于天地之间，骑马驰骋四方，去征服世界。见到这样一个人的感觉真的美妙极了。

然而，这个世界之魂最终把一个新的庞然大物——沙俄帝国引入欧洲。沙俄是一个欧洲大国，但三分之二的领土位于亚洲。一路尾追拿破仑残兵败将的俄军横扫欧洲，战争结束时已盘踞巴黎。强大的沙俄军队给欧洲的均势带来了根本性问题。面对沙俄帝国的野心，法国革命前的均势可能恢复无望。 ZW5+3uuvOTZ1lUjlJfWoK69q8feSvVCrnAtIxeAAr2xhcXY7ZqJrLAZ7e9ofoj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