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成功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是在1985年10月通过一种艰难的方式学到这个教训的。当时，《福布斯》把所谓“美国首富”的头衔冠在我头上。好嘛，不用费劲就能想象，纽约所有其他报纸和电视都闻风而动，追问：“他是谁？”“他住在哪里？”而紧接着记者和摄像师开始蜂拥到本顿维尔，我猜他们是想拍下我一头跃进铺满金币的游泳池中的照片，他们觉得我肯定有那样的游泳池；或是希望看到我正用百元大钞点燃又大又粗的雪茄，身边还环绕着一群跳着性感肚皮舞的姑娘。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不过我不打算配合他们。所以他们挖掘到了以下这些和我有关的猛料：我开的是一辆敞篷小型载货卡车，车后厢放着笼子，那是为我的捕鸟猎犬准备的；我戴着一顶印着“沃尔玛”字样的棒球帽；我在镇子广场旁边的理发店里理发——有个装备了长焦镜头的家伙甚至偷偷溜近，抓拍下我坐在理发椅上的照片，这张照片登上了全国的报纸。接着，那些我们压根就没听说过的亲戚就开始从世界各地给我们打电话、写信，甚至亲自上门拜访，要求我们解囊相助。其中一些人的理由确实说得过去，我真的相信；不过我们也从中见识到了世间种种脑残骗子的可笑嘴脸。我记得一个妇人写来一封信，她在信里大咧咧地说：“我一直想要栋十万美元的房子，可我一直没那么多钱。你能给我这笔钱吗？”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这么干，给我们写信或是打电话，想要我们给他们一辆新车，要么就是付钱请他们去度假、去补牙，去干任何他们心血来潮想干的事情。

其实我本性很和善——我常常和人们在街上聊天什么的——我的妻子海伦也是个非常亲切开朗的人，竭尽所能地参加各种公众活动，而且我们的生活一直非常公开化。不过当时我们真的一度感觉，这个“首富”头衔就要毁掉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我们一直努力恪守本分，可是突然间，所有人都指望我们为他们买单。还有好管闲事的狗仔队，会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刻往我们家打电话，我们对他们说“不，你不能带着一整支摄影组到我家”“不，我们不想让你的杂志花上一周时间拍摄沃尔顿家的生活照”或是“不，我没有时间同你分享我一生的故事”，他们就会表现出毫不掩饰的粗鲁。而且所有这些人都想要聊聊我们家的私人财务状况，这真是让我火冒三丈。他们甚至对沃尔玛公司都没什么兴趣，而在当时，沃尔玛的故事不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能算得上是最棒的商界传说了，可就算这样，他们也从未想过问问公司的事情。

这个经历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绝大多数媒体人——还有一些典型的华尔街人士——要么觉得我们是一帮在货车后车厢里卖便宜货的土包子，要么觉得我们是某种投机商或股票诈骗者。而当他们一旦下笔写到我们公司，要么就是胡说八道，要么就是满纸嘲弄。

所以沃尔顿家的人几乎本能地紧紧闭上了嘴巴，绝不把我们中的任何人拿出去进行公众形象宣传，尽管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依然保持公开，并保持对各个分店的巡访。幸运的是，在本顿维尔这个地方，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们保护我们免受大量这种狗仔队的骚扰。可我还是在一次网球赛上打球时，遭到来自《富豪名流生活》的一个家伙堵截，海伦也因为一篇文章把一家妇女杂志大骂了一顿。媒体通常把我描绘成一个寒酸古怪的离群索居者，一个尽管在山洞里藏了几十亿美元，却仍然和狗儿同眠的乡巴佬。

后来，在1987年股市崩盘时，沃尔玛的股票也和其他股票一样下跌了，每条报道都在说我损失了5亿美元。当他们问及我对此事的看法时，我说：“那只是账面而已。”想来他们从这事里找到了不少乐子吧。

不过现在，我会谈谈我对于金钱的看法——适可而止。除此之外，我们的财务情况——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美国家庭一样——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关别人的事。

毫无疑问，我对于金钱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的，我正赶上了美国历史上一段相当艰苦的时期：大萧条时期。而我早年生活的美国中部地区——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阿肯色州——在沙尘暴时代 经受了沉重的打击。

我于1918年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金菲舍镇，在那儿住到5岁。不过我最早记忆中的地方，是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我在那里开始上学，随后搬到密苏里州的小镇马歇尔。在那以后我们搬到密苏里州的谢尔拜纳，我在那儿开始上高中，再然后是哥伦比亚镇，在那儿我念完了高中，进了大学。

我的父亲，托马斯·吉布森·沃尔顿，是个非常勤勉的人，每天很早起床，工作很长时间。他是个老实人，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老实人，他的诚实正直被许多人记得。他还颇有一点个性，喜欢做生意，什么东西都拿来交易——马、骡子、牛、房子、农场、汽车，任何东西。一次，他用我们在金菲舍镇的农场换取了俄克拉荷马州欧米加镇附近的另一座农场。还有一次，他用他的手表换了一头猪，于是我们的餐桌上便有了猪肉。

我的父亲还是我遇到过的最善于讨价还价的人。他有种罕见的直觉，知道对方让价能让到什么地步，他总能还到那个价钱，并且在友好的气氛中成交。不过有时他出的价真是让我觉得发窘，那实在是太低了。这大概就是我不能成为世上最佳谈判者的原因之一吧：我缺乏榨取对方最后一美元的天资。幸运的是，我的兄弟巴德，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我事业上的伙伴，他继承了我父亲讨价还价的天分。

父亲从未有过自己创业的那种野心或自信，他不相信借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干过各种工作，银行职员、农场主、农业贷款评估员、保险及房地产代理人。在大萧条时期的开始，有好几个月他完全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得上他兄弟的公司去做事，那家公司叫沃尔顿抵押借贷公司，是美商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个代理处。父亲接手了大都会公司老农场借贷方面的事务，那些农场绝大多数都处于拖欠债务的境况。在1929、1930和1931年间，他不得不从数百户可怜的好人家手里，没收了他们家族世代拥有的农场。有时候我同他一起，那场面很悲惨，而且对我父亲来说也的确很不容易——不过他尽可能让那些农场主保留最大限度的自尊。所有这些，必定会给还是个孩子的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我全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对自己说过诸如“我决不要做个穷人”之类的话。

我们从未把自己当成穷人，尽管我们手头的确没有多少所谓“税后收入”的钱，但我们都竭尽所能四处赚些小钱增加收入。比如我的妈妈，南希·沃尔顿，在大萧条时期想到个点子，开了家小牛奶店。我早上早早起床挤牛奶，母亲则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将牛奶装瓶，下午我练完足球后就去送牛奶。我们有10到12个主顾，他们花上10美分就能买到1加仑牛奶。不过最棒的是，妈妈会从牛奶里撇奶油做冰激凌，我常常会想，是不是正是那时候吃下的那些冰激凌，使我长成了现在这个胖子山姆·沃尔顿。

大概在我七八岁大的时候，我还开始递送报刊、争取订户，从七年级一直到我上大学，从不间断。我还饲养并出售兔子和鸽子，与那时候的农村孩子没什么两样。

我很小就认识到，我们小孩子帮着家里挣钱，努力付出而不仅仅是索取，是很重要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了，用自己的双手挣得一块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而当你真的做到了，就更了不起了。通过言传身教，我的父母将他们积攒财富的方法传给了我们：绝不乱花一分钱。

巴德·沃尔顿：

人们没法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节俭。身为亿万富翁却驾驶一辆老旧的敞篷货车，在沃尔玛买衣服，或是不肯乘坐头等舱之类的事情，他们总是大惊小怪的。

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要是街上丢着一分钱，有多少人会走过去捡起来呢？我打赌我会，而且我知道，山姆也会。

斯蒂芬·庞弗利，摄影师：

一次，在密苏里州某个小机场的停机坪上，我打算给山姆照张外景照片。他正下飞机，我往地上丢了个五分硬币——想拿他寻寻开心——还对我的助手说：“让我们等着瞧他会不会捡起来。”

停机坪上飞机起起落落，而山姆急匆匆地走过来，拍了几张后他得换个姿势再拍。

“好吧，”他说，“你想要我站在哪儿——那个五分硬币上吗？”

当我走进社会准备干点自己的事业时，我已经对一块钱的价值抱有一种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尊重了。可尽管我取得了商学学位，我对于货币和金融的了解却还不那么透彻。接着我认识了海伦一家，听她的父亲L·S·罗伯森先生侃侃而谈，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罗伯森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出色的推销员，是我遇到过的最具有说服力的人之一。我确信，他作为一个商人所取得的成功，他对于金融和法律的理解以及他的人生观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当我目睹他的成功时，我争强好胜的本性便被大大激发起来，觉得很羡慕。我并不是嫉妒他，我只是钦佩他。我对自己说：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像他那样成功。

罗伯森一家在理财方面非常精明。海伦的父亲将他名下的大农场和家族企业组合成一家合伙企业，海伦和她的兄弟们都是合伙人。他们所有人轮流处理农场的账务及类似的事情。海伦有金融学的本科学位，在那时候就一个女人来说，可是的的确确很不寻常的。总之，罗伯森先生建议我们家也像他们家那么干，我们的确那么做了，那是老早以前了，在1953年。当时我们只有一点点钱，我们用它开了一个合伙经营的店铺，我的孩子们都是合伙人。正是从这个小店开始，沃尔顿集团一步步发展起来。

这些年来，我们所持有的沃尔玛股份全都投入了这个合伙企业中。沃尔顿集团的董事会就是我们一家人，我们在达成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决策。有时我们会争论，有时候则意见统一。不过我们控制着付给每位董事会成员的红利数额，保证每个人所获相同。这些年来，除开我因为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职位而多领一份薪水，孩子们得到的钱和海伦与我一样多。现在这个职位已经交给我的儿子吉姆，那份薪水也归他领了。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企业资金，而不是四处挥霍、过奢侈的生活。当然，我们也留出了生活所需的钱，而且在我看来，这些钱恐怕还比较多。

合伙经营的方式，在很多不同方面起到良好效果。首先，它确保了我们通过家族控制沃尔玛连锁集团，保持集团的整体性，使它避免遭遇随意、零散的抛售。今天我们仍持有公司38%的股份，对于任何一个掌握沃尔玛这样规模企业的人来说，这一数字大得异乎寻常。这也是保护沃尔玛、不使它通过股份收购落入他人之手的最好办法。同时这点也很了不起，只有那些对自己家族的实力有信心、对公司的发展潜力有信心的家庭才能做到。股份所有权的转让手续老早以前就办好了，我们无须在这上面交付巨额赠予税或是遗产税。道理很简单，想要少交遗产税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你的资产增值以前就把它们给出去。

事实证明，合伙经营是一种极好的商业理念和经营策略，要是没有海伦父亲的建议，我肯定不会老早以前就想到这一点。这并不是对子女的溺爱或是过分之举，这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将整个家族紧紧维系在一起，同时保持一种建立在我们自己标准上的均衡感。

海伦·沃尔顿：

这是一种极好的金融策略，不过它还有一个方面：在子女和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加强了他们对彼此的责任感。你不能否认这一点。

所以当1985年《福布斯》说我是美国首富时，好吧，它的确没说错。要是你把当时沃尔玛的股票价格与我们的持有数相乘，我们的身价大概值200亿或是250亿美元，或者他们说的随便多少。整个家族也许真的拥有这么些资产，不过我自己可从没亲眼见过那么多钞票。一方面，我们整个家族从沃尔玛获取的红利中，我和海伦只有20%的份额；另一方面，只要我还在，沃尔玛集团的绝大部分股票就不会动——而且我相信这一态度至少将延续到下一代不变。我们不需要钱。我们不需要买上一艘游艇。而且感谢上帝，我们也从没想过我们必须出门游玩，买些诸如小岛之类的东西。我们只是没有这种需要或者说是企望，而正是这种企望毁掉了大量公司。公司建立的年头长了，有些家族就一次一点地卖掉他们的股票以维持奢华的生活，然后——“嘣”——股份就被某个人全收购了，公司就这么易手了。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个真正原因，就是好让我的孙儿辈和曾孙辈有朝一日能读到，并明白这一点：只要你开始作出如上所说的那种愚蠢举动，我就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找你算账。所以连想都不要去想。

我不是打算在这儿哭穷。一直以来，在这个家里，我们毫无疑问拥有比维持舒适生活所需更多的金钱——即使是在沃尔玛飞速发展之前就是这样。有一点必须说明：金钱对我的意义从来就没那么大，即使是从账目意义上来说也是这样。只要我们有足够的食物，有不错的住处，有地方可供我饲养我的猎犬，有地方打打猎、打打网球，还有，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这就是有钱了。我就是这个想法，而我们已经拥有上面说的那一切了。我们并不是疯子。我们并不像有些人描绘的那样像贫民似的过活。我们一家人都喜欢飞行，我们拥有好些很棒的飞机，这些年里我总共拥有过18架飞机，不过没有任何一架是在它们簇新的时候买下的。我们也在一些很棒的地方举办家庭聚会，比如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市的丽思-卡尔顿酒店，或是圣地亚哥的科罗拉多酒店。我们居住的这栋房子是由E·费伊·琼斯设计的，他住在费耶特维尔的下街区，是世界著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莱特的门生。尽管我觉得造价太高，但我必须承认它很漂亮——不过得是从一种真正简洁自然的角度来说。

我们并不因为拥有财富而觉得羞耻，我只是觉得那种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在很多地方都不太合适，尤其是在本顿维尔，这儿的人们辛苦工作赚取收入，而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人，都差不多。我还真不确定我明白所谓名流生活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伊丽莎白·泰勒在好莱坞举办婚礼，究竟是为什么我会收到邀请？我至今不能相信，我去理发店剪个头发都能成为新闻。我还能去什么别的地方剪头发？为什么我驾驶的是一辆敞篷小货车？你们觉得我应该用什么车来载我的那些狗？劳斯莱斯轿车吗？

不过现在，我乐于承认那些杂志上的文章也带来了某些好处，尽管它制造了那么多的麻烦，让我在这些年里一直痛恨不已。起初我以为那些说辞会影响我和店里员工们的关系。不过我发现，天哪！他们的看法几乎都是这样：“看，我们帮他做到了这一切。我们真为他高兴！”我想，现在我对分店的巡访，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他们更重要了。自从那个富豪榜多多少少使我变成一个公众人物后，我注意到他们对我的反应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很自然的，我们的顾客看来也挺喜欢这件事：让我在钞票上或别的东西上给他们签名。

查理·鲍姆，沃尔玛公司早期合伙人：

山姆在阿肯色州纽波特开设第一家店时我就认识他了，我相信，从某些角度来说，金钱对于山姆几乎毫不重要。推动他不断前行的是雄踞巅峰的渴望，而不是金钱。现在他已经被财富烦得不行了：不久前的一天，他早上6点钟跑来问我，“要是你的儿孙知道自己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你要怎么去激励他们工作呢？”

大卫·格拉斯，沃尔玛公司CEO：

山姆真的很有钱吗？三十年来我一直跟着他四处跑来跑去，你千万别跟我说这话。实际上，要是我不看每年的股东会报告书，我真的会赌咒发誓说他穷得叮当响。我记得一次我们乘飞机离开纽约——一次商务旅行——准备去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市的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拜访我们的朋友。就在机场，山姆突然显出吃惊的表情，然后对我说：“大卫，我身上一点钱都没带。你带了吗？”我摸了摸钱包，抽出两张20块的钞票。他盯着钱，说：“你大概不会两张都要用吧，借我一张吧。”

现在，只要谈到沃尔玛，必不可免的一个说法就是：节俭。公司有这样一个声明，在营业额达到400亿美元、并且将业务拓展到加利福尼亚和缅因州那么远的地方之前，公司绝不会购买一架喷气式飞机。我觉得这个声明是来真的，而且就算目标达成了，他们也得把我绑起来架着我去买。出差时，我们两人合住一个房间，直到我年纪大了，才开始单独住一间房。我们入住的都是假日酒店、华美达酒店、戴斯酒店，吃饭的地儿是一些家庭小餐馆——要是我们有时间吃饭的话。现在可不一样了，看看那些野心勃勃的公司、薪酬惊人的CEO，他们打从一开始就只想着攫取钱财，除了自己以外不关心任何人，真让我挺心烦的。这正是现今美国商界的一大弊病。

加里·雷恩鲍斯，沃尔玛公司早期分店经理：

早年间，我们会和山姆一起去各地进货，我们所有人都尽可能只住一个或两个房间。我记得有一次在芝加哥，我们8个人住在一间房里，而且那个房间还不是很大。你大概会说我们的预算抠得太紧了。

可是时至今日，当沃尔玛已经取得如此成功，当我们公司的资产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时，有时我还是会被问到：为什么我们依然如此节俭？答案很简单：我们重视每一分钱的价值。

我们要向顾客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这就意味着，除了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之外，我们还必须帮他们省钱。沃尔玛公司每浪费一块钱，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顾客多花一块钱。而每次我们帮顾客省下一块钱，就在竞争中领先了一步——这正是我们的宗旨所在。 6P4D209SFyrFsaCYqGxu2lNnB0O/Mb6OYVl1KGWHAtaxSC3tPId9gFUzvXd2A4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