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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的工作，说穿了，是假定好剧情，接着便不断提问“谁谁谁（皆剧中人）在这样的状况下，会怎么反应？”“谁谁谁在这时候会做什么？”，也不时穿插侯导口头禅式的发言：“我感觉，这时候谁谁谁应该做某某某事。”毕竟拍电影，最核心的还是“人”，人的性格对了、对事件的反应对了，剧情自然就开展。
观众可以不理解角色，不晓得角色举措背后的意义，但导演不能。导演一定要完全清楚角色编码，情节可以一波三折，然而角色编码不能翻转。当角色性格够合理、编码够完整，角色便“活”起来，这时候还要编造出违反其性格的剧情，压根不可能，一看就是突兀的假东西，甚至蓦然会有此人精神分裂的错愕感。
《聂隐娘》本出裴铏所著《传奇》，然几经改造，已是全新的故事了，可怜的原著男一号，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在电影里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剧中人物当然得从头塑造起，塑造一个人物，我们称“造一座冰山”（典出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座冰山，人物展现在电影中的部分，是冰山露在海面的一小角，然而这一小角要足够精确，免不了得打造完完整整的冰山，包括海面下隐而不见的大部分，这一大部分，具洞察力的观众是能够体悟出来的。
或是我们自己用绘画作的比喻，一只树丛中的花豹，豹子露出树丛的部分是人物在剧中的展现。我们在描绘这头豹，力求豹的形体正确，甚至每一片豹斑的位置都要精准，得先画出完整的豹（塑造完整人物、设定好严谨背景），再覆盖上树丛，决定这头豹的哪些部分露出树丛外（人物的哪些部分表现在电影中），如此即便移开树丛，豹的形体乃至豹斑也能精准地再连结成一头完整的豹。若是先画好树丛，再画花豹，那么当树丛移开，连结出来的很可能是头残破扭曲的豹，即便绘画技巧（编剧技巧）高超，能大致掌握形体，也很难让每一片豹斑都在正确位置。
故而，哪怕是只有一场戏一句对白的人物，我们也非得将之建构得清清楚楚。为了海面上的一点冰渣，为了树丛后的一撮豹尾尖，我们着实下功夫打造一堆冰山画了好多豹子，有时难免自问是否必要，然而想到将来的自己也许会感激，便也不觉得是在做白工了。
打造冰山，准备远远超出会呈现在电影景框的东西，这是侯导拍电影不变的习惯。侯导自述这种创作习惯来自不得已，是台湾电影拍摄环境使然，遇上差劣的拍摄环境，很多东西拍不到就是拍不到，拍摄时时刻刻都要调整，只有建构了完整合理的人物角色，才会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有个几近于直觉的判准，避免发生与其性格全然违背的精神分裂状况。
如此创作方式，有时也会发生喧宾夺主之事，如《悲情城市》。《悲情城市》最初的构想与现在我们熟知的电影剧情几无相同，或许已有人不解，《悲情城市》何来的“城市”？这“城市”是九份山下的基隆港，原始版本是发生于现在版本之后，彼时，少女阿雪已然成年并接掌男丁凋零殆尽的家族事业，成为基隆港在地的大姊头，老《悲情城市》故事便是铺展在大姊头与来自香港的黑帮人物之间，这样的设计，是为配合当时片商提出、由当红的歌仔戏生角杨丽花与周润发分饰两人的构想。然而侯导照例建构大姊头的背景，她的过去、她的成长经历、她何以走到眼前这一步，却对大姊头的小叔产生兴趣，这位只存在于她童年记忆中的小叔，沉默老实，与家族事业全无干系，是电力公司的小职员，每每台风过后，会将修理工具与便当系上腰间，从山脚一路修电线杆修到山顶，幼年的阿雪也总爱跟着一起去。侯导追着这位小叔的设定，造就了今日我们看到的《悲情城市》。小叔和阿雪都还存在片中，惟叔侄俩主客易位，小叔便是梁朝伟饰演的林文清，职业由修电工转为开设照相馆；阿雪的角色也未消灭，转为并不起眼却目睹一切的沉默见证者。《悲情城市》叙述的故事是原始《悲情城市》中大姊头的童年回忆，两部《悲情城市》互为前后传。（有关这一段叙述，唐诺在《尽头》中有几大段详尽描述，这里大约简述之）
我们问侯导，还打不打算拍原本的《悲情城市》？侯导诡笑了笑说不无可能噢，不过他现在比较想拍的是《刺客聂隐娘》续集（那时《刺客聂隐娘》都还未开拍！），故事的话，就是隐娘与磨镜少年渡海倭国不成，在海上漂流、生一堆小孩喽！惟话还没说完，就让天文吐槽喝止了。
这是我擅自的观察，也许能补足侯导对冰山理论的坚持，并为之佐证。从筹备到拍摄《刺客聂隐娘》的期间，侯导外务不断，其中接触了包括金马学院学员在内的年轻朋友们，侯导提点他们拍片，尤其是拍摄纪录片时，万万不要有“够了”的想法，无论创作或取材，别替自己设限认为“够了”，在这个阶段，永远没有“够了”这回事，“看到就拍”，不要想东想西这个会用这个不会用等等，只有把东西先拍下来，将自己的冰山建构完整了，才决定露在水上的部分，则无论露出的是哪十分之一，脉络与逻辑都能非常完整。
也许很难免的，讲求“快、狠、准”拍摄方式的年轻一代，会对这般得花上十倍心力（和财力）的创作方式不耐且觉得浪费（拜托，底片多贵啊！），然而始终坚持如此创作，岂不就是侯孝贤之所以是侯孝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