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不同民族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西欧国家中，这些看法大同小异。我们能猜到这些国家会运用怎样的方式让士兵全力以赴投入战争，用怎样的方式在弱势状况下鼓舞士气。我们能知道，死在战场上的人数与投降敌方的人数将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比值。对于俘虏，我们也能猜测他们的想法和行动趋势。西欧国家发生战争，这些情况都可以被掌握。西欧国家的文化产生于同一背景，观念相近，战争也不例外。

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所有差异都可以作为研究资料，利用它们，我们能了解日本人的观念和行为。与正统观念相左的思想有什么重要的军事意义，我们不用考虑这种问题，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行为与文化，才是唯一的目标。我们要重视日本人的一切行为，这些行为与性格有关，我们要解答它们带来的问题。

日本人声称他们发动的是正义之战，他们用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标准衡量战争，也用与我们不同的角度看待国际形势。在美国看来，轴心国的侵略是引起战争的原因，是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以不合理的形式践踏着世界和平。轴心国的侵略充满罪恶，他们抢占的地方——满洲国、埃塞俄比亚、波兰都是处于弱势的国家。他们破坏既定的“让自己和他人共同生存”的国际准则，最少也破坏了“自由企业敞开门户”的准则。在他们那里，这些准则都被违反了。日本人的观念是，全球没能建立统一秩序的原因正是每个国家都享有主权，他们发起战争是为了给世界建立统一规则。他们认为只有日本具有真正的等级制度，也真正懂得“处在自己应该存在的位置”的重要性。在这种等级制度下，不但日本本土得到了统一，而且他们消除异端分子，修建道路，发展电力和钢铁行业，使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他们认为，落后的邻居中国当然该受到先进的日本的帮助。“大东亚”是一个整体，不属于这个整体的美国人应当被赶出这一地区，英国、俄罗斯也同样该被驱逐，它们应当“处在自己应该存在的位置”。每个国家都处在合适的位置，统一全球才可能实现。等级制度对于日本文化的意义何在，我们将在下一章谈论。这是日本人做出的最为典型的日本式想象。很不幸，这一想象在那些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得不到认可，他们与日本人的观念完全不同。但日本人即使失败了，也不承认“建立大东亚共同体”是不道德的。即使是那些最为排斥战争的日本俘虏，也对日本占领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野心不置微词。日本人将固执地信奉一些准则，并且这种情况会持续很长时间，而等级制度正是这些准则中最重要的一条。这虽然与美国人的观念背道而驰，可我们还是有必要去了解对日本而言，等级制度的意义和优势在哪儿。

日本人对胜利的信念，来源于和美国完全不同的地方。他们说自己必将胜利，因为物质打不赢精神。日本人认为，美国的确强大，拥有更先进的军事装备，但这没什么大不了，都是意料之中的！日本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每日新闻》曾刊登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不畏惧数据，所以能展开战争。敌人拥有的优势资源，不是在这场战争中创造的。”

每当赢得胜利，日本的政客、大本营、士兵就不停地说：“这场战争不是军事力量竞赛，而是精神和物质的较量，是日本人的精神对抗美国人的物质。”即使输了，他们也还是不停地强调：“物质打不赢精神，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是我们。”日本人在塞班和硫磺岛输得溃不成军时，理所当然地拿这句话作为借口。也不仅仅是借口，在日本连续胜利时，这句话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偷袭珍珠港之前的很长时间，它就已经是日本人发自内心认同的信条。三十年代，曾担任过陆军大臣又是军国主义极端分子的荒木大将，在一本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里宣传道：日本真正的使命，是“不畏惧强大的敌人，不臣服先进的物质装备，让皇威在四海内得以弘扬”。

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都会有所担心，日本也不例外。三十年代，日本人在军事上的开销增长极快。偷袭珍珠港的时候，日本在海、陆军队装备上的开销达到了整个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用于公共建设和行政的仅有百分之十七。当然，对军事装备不放在心上，并不是日本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地方，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日本人精神就隐藏在军舰和炮火的后面，正像在武士刀剑的背后隐藏着武士道精神。

美国人向来崇尚物质，日本人则崇尚非物质。同美国一样，日本也有促进生产的活动，但是他们开展活动的目的和我们不同。日本人相信，精神是万物之源，是永远存在的，物质虽然必不可少，却稍纵即逝，没有那么重要。日本电台宣称：“没有用之不竭的资源，物质不可能一成不变，这是不会改变的真理。”在战争中，日本人时时刻刻谨记这个信条，并以此指导他们的行动。在战争信念上，日本人有一句名言：“用我们的有素训练抵挡敌人的军队浩荡，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抵挡敌人的装备精良。”这是日本人自古就信奉的，不是产生在这一次的战争中。日本人的名言手册上写着“读之制胜”，翻开第一页就能看到，而且用黑体加深来强调。日本人用小型飞机撞击军舰来打击我们，这种自杀式的袭击方式，就是“精神至上”教育结果的最好例证。这批人被称为“神风特攻队”。“神风”一词在日本有特殊含义。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出兵日本，却被海上的飓风袭击，舰队全军覆没，日本因此获救，这飓风就被称为“神风”。

即使是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里，统治者也要他们相信：精神能够统治物质。民众在不断遭到轰炸的情况下持续工作十二个小时，几乎累倒在工厂里，统治者却说：“身体上越疲惫，精神上越振奋。”防空洞里寒冷难耐，统治者就组织大家做操，说做操不仅可以替代棉被之类的取暖必需品，甚至能替代粮食。有人质疑：“饭都吃不饱，还做什么体操？”统治者们就会反驳：“这是错误的看法，正因为粮食供应不足，我们才要寻求别的途径充实身体。”这相当于说，用消耗体能的方法补充体能。美国人的计算方式是：先弄清你昨晚的睡眠时间是多少，八小时还是五小时，你是否摄入充足的饮食，有没有因为寒冷消耗体力；然后统计出总的体能损耗。日本人不会用这种方式计算，研究能量的储蓄在他们看来过于物质化。

日本电台在战争中的宣传将这种观念推向了极致。他们宣扬，即使是生理死亡，也不足以和精神抗衡。有家电台曾播报过极富奇迹性的一幕，一个勇敢的飞行员用精神打败了死亡：

日本飞机在战役结束后，组成三四架一组的小组，一批一批返回营地。在首批回来的小组中，一个上尉一着陆就拿出望远镜观察天空。他的脸苍白苍白的，但还是统计好返回的飞机数量，做成报告，走向司令部向上司汇报。报告做完，他突然倒地不起，其他人冲上去一看，发现他已经死掉了。检查的人发现，他的身体十分寒冷，胸口有枪伤的痕迹，明显是中了一弹。刚刚死亡的人身体不应该是寒冷的，上尉的身体却与冰块温度相同，由此判定他一定在早前就失去了生命。如果没有精神的支撑，他不可能完成这个报告，就是出于崇高的责任心，上尉才能不可思议地战胜死亡。

美国人要是听了这个故事，一定会说它是瞎编的。可是在颇有素养的日本人中间，这则报道显然很严肃。这些人肯定，日本民众不会认为故事是无稽之谈。首先，他们认为这则报道明确指出上尉的经历是“不可思议的故事”，而精神是可以培训的，不可思议的事当然可能发生。很明显，上尉是很优秀的人，他的精神训练十分到位。日本人相信坚定的信念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在上尉心中，责任感就是他的最高信念，这样的信念在他身上逗留几小时当然也不足为奇。日本人认为，通过一定的训练方式能够达到精神境界的最高水准，上尉做到了，也见了成效。

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对日本人的过激观念嗤之以鼻，说这是落后民族拿来搪塞的话语，是不成熟的自我欺骗和幻想。但是如果总抱着这种立场，无论何时，我们对抗日本人都会更加困难。通过排他性的教导，这些信念被根植在日本人心中，而不是独立的奇怪现象。懂得了这些，才能真正懂得日本人失败时说的“精神不是一切”“只有‘木头枪’是无法保护土地的”的意义。重点在于，我们能推断这些话的真实内涵，那就是与美国人在战争中、工厂中的较量，说明相比美国人的精神，日本人的精神还很不足。就如同失败后的日本自己说的，主观意志是他们在战争中依靠的唯一要素。

在战争中，日本人给出的所有解释（不单指“精神至上”这一条），都能作为材料，供人类学家运用比较法研究。他们大言不惭地说，无论是安保还是信心，都全靠精神支持。对于所有灾祸，如城镇被空军袭击、在塞班岛大败、敌人占领菲律宾，政府只有一个托词：“这都在料想之中，没什么关系，大家不用担心。”收音机里，极端的宣传仍在继续，政府希望老百姓一直相信，所有一切都在料想之中： “基什加岛被占领后，美军的攻击范围延伸到日本本土，但这也是料想到的事，所以我们早有准备。”“我们也早就料想到，敌人会发动海、陆、空全方位袭击，所以我们也早有准备。”政府希望这样能稳定民心。即便有的日本战俘认为必败无疑，希望日本不要再继续战争，政府也仍然不承认攻击本土会使日本人失去信心，理由就是：他们料想到了这一切并有所准备。日本的城市遭到美军空袭，飞机制造协会副会长在电台中宣称：“虽然敌人的飞机侵袭到我们的领空，但飞机制造业从事者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因为他们料想到这种情况有一天会来临，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坚信这一点，是日本人坚守自己主张的前提，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在预料中的，日本并没有处在被动的地位，没有因为他人的强迫而行动。“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引到自己的地盘，而不是被动挨打。”“敌人们，随便你们过来。”日本人一定不会说：“该来的总是来了。”他们会说：“我们料想的事总算是来了，我们很高兴看到它发生。”在国会上，一位海军大臣在演讲中用到西乡隆盛 的临终箴言：“机遇有两种形式，碰巧遇见的和自己主动制造的，当我们遇到巨大的困难时，要懂得自己主动制造机遇。”有这样一件事：山下奉文在看到美军打进马尼拉市中心时，微笑着，用骄傲的口吻说：“现在，敌军掉进了我的怀抱中……”对此，电台播报道：“美军占领仁牙因湾，马尼拉市随后沦陷，这一切，都在山下奉文将军精巧的计算之中。事情正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的，山下奉文将军的预料正在实现。”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计划进行得越顺利，我们就损失得越惨重吗？

美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有偏激的时候，只不过偏激的方向与日本人不同。美国人是在被动战斗，由于他人的挑衅，所以要竭尽全力。是对方先袭击我们，我们当然要还以颜色。为了稳定民心，对于珍珠港遇袭、巴丹半岛惨败这样的事，我们的发言者不会说“我们预料到了事情会这样”，而是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敌人的放肆挑衅，我们必须还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美国人的生活是时时刻刻准备应对未知，面对挑战。而日本人更喜欢一切都有预料，未知是他们最恐惧的东西。

在日本人的战争宣传中，还有一个信念能体现他们的生活观念。日本人喜欢说：“我们要忠于日本精神，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审视着我们。”日本士兵在美军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接到这样的命令：现在，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展示日本男人的精神。日本海军有这样一条军规：假若被敌方的鱼雷击中，必须抛弃战舰，那么转移到救生艇上的动作必须做到最好。原因是，不好的动作被拍下来后，美国人会用它做成影像，这些影像在纽约电影院中上映时，你会成为全人类的笑柄。这种观念，深深地根植在日本人心中。

在所有问题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人对其天皇的尊敬程度。天皇在民众心中到底有多权威的地位？美国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天皇就像摆设一样。民众们的顶头上司“大名”，大名的上司“将军” ，是大家效忠的对象。大家不会在乎自己是否忠于天皇。天皇住在戒备森严的皇宫里，将军制定了礼仪规范，天皇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严守规则。即使你位列诸侯，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天皇，也会被看作叛徒。天皇对普通民众而言形同虚设。美国学者认为只有从日本历史出发，才能解释天皇为何存在。现在的普通民众几乎已经记不清天皇了，但天皇在全民的爱护中成为凝聚日本人的真正核心，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些学者声明：日本评论家一直说天皇永远拥有对日本民众的支配权，其实是过分高估了天皇的影响力，他们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只能口头上逞强。美国没必要放低姿态，对天皇以礼相待。天皇是日本人假造的不道德权威，美国人理应对此强烈抨击。日本人的神道理念，集中体现在天皇的存在上，要是攻击其权威，粉碎天皇的存在，日本人就会像抽去骨骼一样瓦解掉。

然而，那些掌握了来自日本报道的第一手资料、了解日本并且颇有才华的学者，却完全不赞同这种观点。凡是有日本生活经历的人都十分明白，谈论天皇时用不尊敬的词汇，侵犯天皇，是最能挑起日本人愤怒、鼓舞他们斗志的事。这些学者不会同意，在日本人眼中，侵犯天皇就是侮辱军国主义。他们看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们推崇德拉莫西的口号，军国主义在日本不受欢迎，士兵要去东京的大街上闲逛，一定会换下军装穿便服。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非常敬仰他们的天皇。有日本生活经历的学者们说，日本人的天皇崇拜与希特勒崇拜完全不同。希特勒崇拜随着纳粹的兴衰而兴衰，与不道德的法西斯的存在息息相关。

这些学者的观点在日本战俘口中得到了证实。西方士兵会受到训练，即被俘虏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而日本士兵则没有。所以，同一个问题，在他们口中答案不一。日本人认为自己绝对不会投降，因此也不会对士兵进行这种训练。即使到战争的最后阶段，一部分军队和地区的情况依然如此。日本战俘的陈词应该得到格外关注，这些陈词在一个侧面上反映了整个日本军队的看法。这些士兵投降不是因为失去了信心，而是足以成为代表的个案。除去个别战俘，他们几乎都是由于伤势过重，失去了反抗能力而被俘虏的。

抵死抗争的战俘，支撑他们信念的是天皇，他们始终怀抱这样的信条:“奉旨而战”“为天皇付出生命”“为了天皇的安定”“天皇下旨发动战争，我生来就要忠诚于此”。即便是不支持日本继续战争的战俘，他们的信仰仍然来源于天皇。天皇是每一个人的信仰来源。在和平主义者的口中，天皇也是一位支持和平的仁慈君主，他们说：“天皇厌恶战争，崇尚自由。他只是被东条英机蒙在鼓里。”他们说：“早在满洲事变时，天皇就与军队的意见不合。他们没等到天皇点头就挑起了战争，天皇也许根本就不知情。天皇是厌恶战争的，他不会让自己的子民陷入战争中。我们的军队在战争中受的伤害，他一定完全不知情。”这与德军战俘的表现背道而驰。尽管厌恶背叛希特勒的将领们、讨厌出卖希特勒的军机处，但德军俘虏始终保持观点，即战争是希特勒发起的，他应该对所有一切负责。在日本战俘那里，军国主义是军国主义，与他们是否要忠于天皇无关。

在他们心中，天皇与日本共存。没有了天皇，日本也就不能称为日本。天皇代表所有日本民众，超越一切宗教，是他们信仰的核心。即使日本在战争中惨败，这责任也不能归咎于天皇。民众不会因为战败而谴责天皇，应该承担一切的是军队和内阁，因为天皇无罪。无论战争是否胜利，日本人都会一直信仰天皇。

在美国人眼里，日本人认为天皇高于所有评判的观念，就像一个笑话。因为按照美国人的理念，没有人能逃脱评判和指责。不过这个笑话一直是日本人的信念，战争失败了，信念没有变。审问过很多日本战俘的人，已经很熟悉日本战俘，所以不会想要在审问记录上加上“不许侮辱天皇”。所有的日本战俘都绝对忠于天皇，即使是完全投降盟军并向日军宣传我军的战俘们也不例外。迄今为止，来自各处的口供中只有三份表达了对天皇的不满，两份口气温和。一份犀利地提出：“天皇不应该继续存在。”另外两份，一份说“天皇太过软弱，形同虚设”，一份则称“皇太子可能从父亲手中继承王位，君主制若是不存在，日本妇女也许会得到解放，毕竟美国妇女的自由自在让她们向往了好久”。

日本的将军很懂得利用这种对天皇无一例外的崇敬。他们奖励部下的香烟是“天皇的赏赐”；他们带领部下面向东方，在天长节时叩头三次，大喊“万岁”；日本军队遭到连续的空袭，他们“带领士兵早晚朗诵天皇亲自向部队下达的‘圣谕’”，“整个林间充满着他们的声音”。人们对天皇的崇敬被军国主义者想尽办法利用。他们向民众宣传，说人们应该“尽心尽力完成天皇的命令”，“为天皇分忧”，应该“用绝对的忠诚回报天皇的厚恩”，“为了天皇献上自己的生命”。不过，人们的忠诚具有两面性。日本战俘说过，“天皇要是让我们战斗，即使只有一把用竹子做成的枪，我们也会没有畏惧地冲向战场。但是，天皇要是反对战争，他今天一声令下，明天所的有军队，包括好胜心极强的关东军，都会放弃战斗”。日本人只有在天皇的旨意下才会宣布失败，然后为了活下去，忍耐着恢复这破败的土地。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日本人对于天皇是绝对地顺从，对于天皇之外的东西，却无一例外地可以批评。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以及战俘的供状中，很多都涉及对政府或者军队指挥者的批评。战俘们痛骂一线指挥官，比如那些不能和他们同甘共苦的指挥官，最让他们愤怒的是扔掉部下自己乘飞机叛逃，却还要求部下坚守阵地的指挥者。有的军官能得到他们的表扬，有的却遭到他们痛骂。对于日本本土的事物，他们完全能分辨好恶。在日本国内，报纸、杂志等媒体也谴责政府，希望他们表现出更优秀的领导能力，合作更默契。媒体指出政府是令人不满的，甚至指责政府控制人们自由的言论。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京某报纸的会议笔录。这场会议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举行，参加者有记者、前国会议员、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等。某与会者发言说：“使人们拥有自由的言论，是鼓舞日本国民的众多方法中最重要的一条。但是这几年，大家都不敢无所顾忌地谈论自己的观点，因为担心被谴责。大家只是表面上敷衍，实际上心中充满疑惑，变得十分胆怯。这个样子，肯定无法调动所有民众的力量。”另一位与会者据此发言称：“每到夜间，我在自己的选区内和人们交谈时，都会寻求他们对于事情的建议，但是他们却支支吾吾，推托着不发表意见。这全然没有了言论自由，人们的激情不能被激发。由于战争而特别制定的刑法和维护治安管理法限制了国民自由，他们因此过分谨慎，与过去封建统治时期如出一辙。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达到本该达到的战斗能力。”

如此看来，战争期间，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政府、本部、领导人等都有所指责，对于等级制度的认同，并不是毫无条件的。但是，天皇不会被指责。日本人树立起“天皇高于一切”的观念，从近代才开始，怎么就会得到这样的拥戴？日本人的个性中到底存在怎样独特的部分，才让他们有“天皇如此崇高不可侵犯”的观念？天皇只要下令，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拼死斗争到底；天皇要是下旨停战，日本人同样会承认失败，甘愿被俘——他们说的这些，真的都是真的吗？或者有可能是为了骗我们而瞎编的鬼话？或者真的是事实？

这些问题，包括对物质主义的极度反对、对天皇的态度，都与日本在战争中采取行动有关，与日本国内也有关系。另外一些问题，与日本军队更为相关。他们对消耗战斗力的看法是这之中的一项。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者乔治·艾斯·麦克因将军得到了美国海军授予的勋章，这件事在日本引起的反应与美国完全不同，他们的广播表示十分吃惊。广播中说：“指挥者乔治·艾斯·麦克因获得勋章，但官方声称这枚勋章不是为他打败日军而奖励的——我们很不理解，因为已经有尼米兹的公报公布了他打败日本军队。而营救两艘损坏的军舰，并成功把它们带回营地，才是他获得勋章的理由。这件事不是杜撰，而是真实发生的，这就是这则报道的重要之处。当然，我们相信这位将军使两艘军舰脱险。但你们要知道，这是件奇怪的事——在美国，获得勋章只需营救两艘军舰。”

美国人会为任何营救行为和帮助有困难的人的行为而感动。如果使有困难的人脱离困境，那么这个行为就不仅仅是勇敢的，而且是英雄的。日本人不承认这种帮助是勇敢的。日本人认为，在B29轰炸机上装上救援工具的行为是懦弱。在日本的广播、报纸中，一再谈到不惧死亡的探险才叫作崇高，小心翼翼是毫无意义的。明显反映这一点的，是面对伤残人员、传染病患者时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人毫无用处。他们在医疗设施上存在很大缺陷，连保证正常战斗都不够。随着时间延长，困难的环境使他们不能及时补给，本就不足的医疗设施雪上加霜。更糟糕的是，日本人的反物质主义在这里起很大作用。他们告诉自己的士兵，死亡就是精神胜利。照料这些病人，就和在轰炸机上配备救援工具一样，是英雄行为的阻碍。平常生活中，美国人习惯到内科或者外科咨询医生，但日本人不这样。比起其他福利，他们更关心同情病人的处境。欧洲人曾在非战争年代来美国旅游，也总是谈到这一点。日本人的观念里确实没有这一项。总体来看，经过培训的能够在战争中救治伤员的医护组，日本一个都没有。他们没有成体系的医疗配备，前线的救治处、后方的野战医院、远离战火的康复中心统统没有。更让人感慨的是他们对医疗补给的态度。若是遇上急迫的状况，他们会直接杀死伤员。日本人没有提前将伤兵转移的惯例，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他们经常被迫撤离有医院的地区。等他们想办法时，要么就是军队在执行所谓“计划撤离”，要么就是敌方已经逼近自己眼前。但这个时候，军队里的医生往往要枪杀所有患者，要不然，就是患者用炸弹自己结束生命。

这种对待伤员的态度，不仅是日本人对待自己同伴的基本守则，也是他们对待美国俘虏的基本守则。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方式，还有对待自己战友的态度，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属于虐待，是犯罪的行为。菲律宾前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曾作为战俘被关在台湾三年，他说这期间：“日军受到的医疗照顾还不如美军俘虏。在关押俘虏的营地，盟军医护人员会照顾其他盟军俘虏，日军中却不存在一个医护人员。有些日子，日军只有一个下士负责医护，以后全靠中士。”哈罗鲁得·格拉特里上校见到日本军医的次数，一年不过一到两次。

日本人对于伤病人员的态度是消极的，而这种态度的极端体现就是不投降。在西方，军队若是全力以赴抵抗，却仍然和敌人实力悬殊，几乎不可能胜利时，就会投降。他们觉得自己还是保有荣誉，国际协议规定他们有权让自己的国家知道，好让家属确定他们活着。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平民，或者作为家庭的一员，这都不会给他们带来羞辱。日本人不这样认为，在他们心中，不顾生命的战斗才是荣耀。即使失去希望，日本军人也绝不会投降。他们会进行自杀式袭击，拿起最后的手榴弹或者赤膊上阵，冲到敌人中间战斗。他们认为失去意识后被俘虏，是让自己“没有脸面回到自己国家”的事。相比较之前的自己，失去荣誉后，他就相当于已经死去。

尽管对于上面的情况，日本军队有相关规定，但很明显，对于战场上的士兵，这不需要严肃和特别的教育。根据北缅会战的记录，日军战死17166人，俘虏142人，俘虏者和战死者人数之比为1∶120，这一军规他们坚定执行着。除去很少一部分，这142人中的多数都是在昏迷状态下被俘的。单独一两个人前来投降则更为罕见。在西方，很少有军队折损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兵力时还不放弃战斗，军队中投降者与战死者比例大概是4∶1。在霍兰迪亚，日军投降与阵亡的人数比为1∶5，这是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比起北缅战争的1∶120，这已是相当大的进步。

因此在日本人看来，那些美国战俘仅就投降而言，已经很耻辱。他们已经和完整的人毫无关系，就算没有伤残，没有患上传染病等，也是毫无用处的人。很多美国俘虏指出，被关押的时候，笑是相当危险的事，因为这会让日本守卫受到刺激。美国人没意识到成为战俘是多么让人羞耻的事，这让日本人十分难以接受。有很多规定，日本守卫和美国俘虏要同时遵守。日本军人习惯了在转移中乘坐拥挤不堪的船。一些美国人提到，日本哨兵一再命令他们瞒着自己的过错，如果公然反抗，将被视为最严重的错误。白天，战俘要修公路、进工厂，从外边携带食物回来是不被允许的。俘虏们可以将水果、蔬菜等装进包里，所以这项禁令没有太大作用。可是一旦被发现，罪名就很严重，因为这代表顶撞日本哨兵的权力。即使是小小的言语顶撞，也会被看成公开挑衅权威，要受到很重的惩罚。日本人的规矩是，平常的日子也不能用言语顶撞他人，更不用说在军队里，言语顶撞一定要被严厉惩戒。日本人用暴力对待俘虏很常见，我们也不能宽忍暴力行为，但仍然要分清这种暴力是日本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还是故意的暴力。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人尤其认为投降可耻，因为他们肯定敌人会虐杀所有俘虏。他们相信美军把瓜岛上的日本俘虏用坦克轧死了——这是个谣传，但在日本几乎人尽皆知。美军杀死主动投降的日本士兵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他们值得怀疑，为了保险起见才杀死他们。走投无路的日本士兵，通常选择对敌人进行自杀式袭击，他们认为这是荣耀。即使已经被俘虏，他们也经常选择这么做。有位日本俘虏说过：“一旦选择为胜利而献出生命，不去光荣地赴死才令人羞耻。”美军因此而加倍小心，日军投降者的数量也因此而下降。

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早已种下“投降即是耻辱”的思想。他们毫不怀疑这种观念，但我们却不能完全认同。同样地，他们也不认同我们的行为。日本人感到惊讶的是，美军战俘会为了让家人知道他们活着而请求把自己的姓名告诉本国政府。日本人瞧不起这行为。日本人不能估计巴丹半岛的美军会有多少人投降，因为他们认为美军会抵死奋战，就像他们一样。他们想不通为什么美国士兵不认为投降是可耻的。

在和西方军队的差别中，日军战俘会帮助盟军，无疑是最令人惊讶的。这是以前没碰到的情况，很明显，他们处理这种情况时丝毫没有基本原则。对日本人而言，失去荣誉相当于失去生命。少数人不管最终输赢，在战争结束前夕都提出想要回到日本。一些人则希望得到死刑，他们说：“要是按照规定，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我会规规矩矩地做个战俘。”他们是最配合规定的战俘。有的战俘为我们说明弹药的存放地点、日本军力的分布情况，为我们做宣传，在轰炸机上为我军飞行员指出打击目标。这些战俘有的是老兵，有的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极端分子。就像重生一样，他们开始了与以前全然不同的生活，但不变的是忠诚的态度。

这种人不是全部，一小部分人始终执迷不悟。当然，要让日军战俘像上面说的那样配合，我们得先让他们看到有利可图。一些美国军官始终保持谨慎，并不相信日军战俘表现出的协助态度，但随着合作的时间延长，信任一定会取代怀疑。

美国人根本想不到日本战俘的态度会完全改变，这不符合美国人的认知观念。日本人更像是尽全力为自己的选择而战斗，要是得不到胜利，他们就顺理成章地做其他选择。等到战争结束，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他们的这种态度中获得好处？还是这仅仅是个别行为而已？像战争中日本人的很多表现一样，这迫使我们做出思考。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约束日本人生活的规则、日本制度的运作模式、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行动方式。 mCGMqRQUagSP0E1JYkfsB++zy98k28//vYCXUYnX9waOqzFdwfGH7+/RX6hPOF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