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脾气，是美国全力战斗过的诸多对手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作战时，他们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行事风格，十分超乎想象，使得美国人不得不认真对待。他们拥有完备的武装，并且训练有素。同一九○五年美军遭遇的沙俄一样，他们是不属于西方文化系统的，西方人公认的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战争惯例，他们并不承认。因此，了解敌人成了这场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问题，困难不仅限于如何成功登上岛屿，也不仅仅是克服困难使后勤得到保障。

为了对抗日本人，就要先了解他们，但这是非常困难的。日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闭关锁国，打开国门后的第七十五年，人们才开始逐渐认识这个国家。很多描述日本人的词语都与“虽然……但……”有关，其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严谨的观察家会说日本人“虽然彬彬有礼但也野蛮粗暴”，但如果是描述其他民族，他只会说“他们礼仪周到”。你不会看到观察家在描述一个民族时说他们顽固不化，之后又补充道“但他们对新的变革和变化总能快速适应”；说他们温顺的同时，又说他们对上级不轻易服从；说他们忠诚宽容的同时，又说他们充满叛逆和怨恨；说他们勇敢的同时，又说他们怯懦。没有一个观察家会描述一个民族因为爱慕面子而如此看重他人的看法，但这样做同时又是出于真诚的良心；描述一个民族的士兵如同机器一样在军营里接受训练，但同时又难以管制，冒犯上级；描述一个民族对西方文化充满兴趣的同时又故步自封。没有一个观察家会在讲一个民族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艺术地位、对种植菊花如痴如醉、不断追求美之后，又写一本书讲述他们如何崇尚武力，把刀剑和武士奉为至高荣誉。

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自相矛盾的东西在论述日本的著作里随处可见，它们相互交叉成网，并且是完全真实的描述：在同一幅画中同时存在菊与刀。日本人爱好争斗、崇尚武力、高傲又顽固不化，但也十分温顺、崇尚美、有礼貌，还很善于变通。他们易被驯服、忠诚、勇敢、生性保守，但也不愿服从他人、易背叛、胆怯、乐于接受新生活。他们行为端正，因为十分介意他人的看法，但当自己的行为丝毫不为人所知时，就无法控制地犯下罪行。日本军队受到最为严格的训练，但仍然具有反抗性。

对美国而言，最为紧迫的事就是了解日本。要了解日本，就不能忽视这些矛盾的存在，尽管这样那样的矛盾性让我们十分烦闷。事情正在变得严重，糟糕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我们无法预估日本人接下来的行动，比如在把战火烧到日本本土之前他们会不会投降，或者是不是应该直接炸掉日本皇宫，以及怎样做才能从日本俘虏身上得到有用信息——如果我们能对日本本土和日本军队进行有效宣传，就能打击日本人那种即使只有最后一个人也要抗争到底的劲头，这对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对于这些问题，即使是对日本很了解的观察家们也很难意见一致。一旦战争结束，日本人是否需要持续的军事压制才能保持和平？美军是否需要深入日本本土的偏僻角落与顽固不化的日军搏斗？日本人中间有谁可以作为领导者，在战争结束之前领导日本进行一场像法国或者俄国那样的改革？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问题在我们之间难以得到统一看法。

在别人的委托下，我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开始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为了研究清楚日本是一个怎样的民族，我要使用所有人类学家能够使用的方法工作，这是我被赋予的使命。也正是在这一年夏天，美国开始对日本进行大规模反击。许多美国人认为抵抗日本人的战争还要很长时间才能结束，也许三年，也许十年，甚至更久。同样地，日本人也认为战争会持续很久，甚至会是一场百年之战。因为在他们眼里，美军取得胜利的地方都距离日本本土太遥远，比如几千英里之遥的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虽然日本海军失败了，但日本人不承认这个失败，日本的公报也大肆宣扬他们是胜利者。

六月以后，情况有所变化。欧战第二战场的开辟使战胜德国势在必得，过去的两年半里，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很多特权，现在那些特权都不需要了。我军在太平洋的塞班岛成功登陆，这预示着日本终将战败的结局。在接下来的战役里，我们不断和日本兵正面交战。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和日军的交战，让我们明白自己面对的敌人非常强劲。

一九四四年六月，由于形势变化，了解我们的对手——日本变得更加紧迫，许多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出于军事和外交目的，以及制定最高决策的需求，同时为了在前线对日军散发宣传小册子时能取得最好效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提出实际且有效的建议。在日本人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有很多问题要弄明白。要明白日本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目的、日本的历史文化、与日本有关的经过统计的经济资料和军事资料、日本政府对他们的臣民抱着怎样的期望，以及日本人处于怎样的环境下，这环境如何影响他们，使他们形成了独有的行事风格和思维特征。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明白是怎样的意志力在背后约束着这些行为。为了更加谨慎地判断，从而作出准确的决定，我们还要抛弃惯有思维，用非美国式的思维想问题，比如在相同情况下，日本人可能会采取与我们不同的行动。

我被委以重任时，美国正在和日本交战，我们能轻易地把责任推到敌人身上，但了解敌人却是困难的，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一切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知晓。要完成这个任务十分艰难，可是必须完成。我们要根据日本人的行动来作出决策，而不是想象假如我们处在那样的情况下会怎么做。在战争中，日本人的每一次表现都应该被视为有价值的、值得珍视的材料，而不是仅仅被认为具有负面影响。我们要放下军事研究的态度，把日本人看待战争的态度和进行战争的方式放到文化层面探讨。无论是战争还是其他时候，他们的行为方式都表现出专属日本的特点，那么，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体现了怎样的特点？日本的领导者们利用某种力量来鼓舞斗志，平复怀有疑惑者的不安心理，调遣战场上的士兵，那么，这种力量会是什么？战争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好好研究，日本人正从这些细节里一点点表现出他们的真面目。

要完成这个任务，最大的障碍在于我们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因为实地调查是研究一个民族习性的重要方法，而处于战争状态使我们无法运用这种方法。把日本人生活习性中的重要因素和非重要因素加以区分，最好的方法是走进日本人中去，同他们的家庭一起生活，但我们没法这样做。他们经过怎样的复杂思考之后作出决定，他们用怎样的方式教育下一代，这些都无法被了解到。《须惠町》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专著，约翰·安布利运用了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日本村落，但它是唯一的一本，而且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书里都未涉及。

很多的困难摆在面前，但我们不是无路可走，一定有其他可以运用的研究方法，一定有可以加以利用的有效条件，这是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所相信的。在人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接触我们要研究的对象。现在很多日本人居住在美国，他们是在日本长大的，这使与他们接触成为可能。我想，我们应该与他们交谈，因为在交谈中，可以了解那些以前不知道的部分。去听听他们的亲身经历，听听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通过什么途径作出决定。通过交谈得到的，是研究日本文化必要的信息，这方法同样适用于研究其他文化。别的社会科学家更多地利用图书，研究日本文化发展的方法是找到可靠的历史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数据分析；他们也会研究日本人在宣传中运用到的措辞。我认为直接接触生长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人能帮助我们更完善地了解日本文化，了解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赋予日本人的价值观，而这些社会科学家寻找的解答，就暗藏在其背后。

我仍然要借助图书资料，要向亲身体验过日本文化生活的西方观察家们询问。我能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对于那些没有留下文字的文明，例如亚马逊河发源地、新几内亚高原，研究它们的人远远没有我这么幸运，这便得力于文献资料为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没有文字意味着没有直接展示它们文化的方式，想了解它们就只能猜测历史，因为叙述性的文献少得可怜。我有很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供利用，但没有前人资料积累的他们，只能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猜测包括经济状况、文化生活、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研究者信仰的宗教以及这宗教信奉的最高宗旨。在我所能利用的古老文献中，有关于日本人自我经历的描述，这些描述非比寻常，同时，西方的观察家留下了清晰的记录，所有这些使我能了解日本人生活中细微的方面。日本人与其他东方民族有所差异，他们有很强的自我表现欲，不仅记载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叙述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野心规划，这样直白真让人大吃一惊。不过没有哪个民族的人会讲出所有事情，美国人是这样，日本人也一样。出于自己的文化习惯，他们对自己的描述中总有关键因素被省略。在他们看来，这些关键因素就像一生下来就会呼吸一样自然而然，没有必要直接讲出来。但是相对来看，日本仍是一个有强烈自我表达的民族。

建立物种起源理论时，达尔文在阅读中很重视难以直接表现的事实，这也是我在利用前人文献时格外注意使用的方法。有什么是必须了解的，以便我能弄懂国会演讲中大量同时出现的观念？是什么导致日本人习惯于在小的恶行上吹毛求疵，严惩恶者，却常常不在意那些我们看来无法原谅的暴力行为？我在查阅文献的同时不断提出疑问：“出现这样的情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要寻找答案，我需要了解些什么？”

我找来一些在日本拍摄而成的宣传片、历史片，还有能反映现代日本人生活的电影，这些电影或者以东京为背景，或者以日本农村为背景。我看过之后会和那些在日本观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详细讨论。很明显，对于故事里的主人公、反派角色，他们和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难以理解的场面，他们却能轻而易举地理解，他们习惯从整部电影的布局上来理解情节和动机。对于同一本小说，他们也与我的阅读体会存在巨大差异。这些生长在日本的人可以随时为你解释小说中反映的日本民间文化风俗，他们很推崇这些文化风俗。当然，也有人持反对观点，似乎厌恶所有和日本有关的事物。但无论持有怎样的观点，与他们交谈都让我受益匪浅。我发现，无论持有怎样的观点，对于日本人如何在自己的文化规范中生活，他们都有相似的叙述。

人类学家与观察家不同，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来自西方的观察家往往选择在日本生活，以与他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接触。但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其他工作方式，他们将很难超越前人，在那些观察家已有的成果上有所突破。为了在这个专家、学者、观察家云集的领域有所突破，付出精力是值得的。我们相信，文化人类学家受到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了更好的研究方式，可以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

作为人类学家的一员，我了解很多不同的文化，比如亚洲文化、大洋洲文化。日本文化与这些文化有相似的部分。日本人的某些风俗习惯甚至与马来诸岛、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等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十分相像。有意思的是，我可以由这些文化相似的部分进行猜测，也许日本的祖先曾经通过某种方式接触过这些文化，例如移民。当然，通过对比这些文化间的异同，我也可以得到很大启发。我清楚风俗习惯如何影响那些简单的文化，所以能更好地了解日本文化和风俗。这样的启发，远远比发现两个族群的祖先在历史上有过联系要重要得多。我对比日本民族与泰国、缅甸、中国的异同，因为对这几种文化我也了解一些，它们都属于辉煌的亚洲文明的一部分。对比的方法在人类学家研究原始文化时一次次显示出优越性，因而在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邻近部落间有百分之九十的标准风俗习惯是相同的，剩下的部分就是这个部落保留的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即使只有很小一部分具有独特性，发展它也必然会导致这个部落抛弃一些标准风俗习惯，从而让部落文化走向独立。在共性上找出各种文化的个性，是人类学家最应该重视的工作。

我的工作有独特的难处，就是最充分地去适应各种文化。无论其他文化与自身文化有多大差异，人类学家都要充分适应。当然，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研究水平也能得到很大提高。人类学家要有丰富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判断出当处于同一种情况下，有相同的问题需要作出分析理解时，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部落之间，会有多么不同的表现。无论你怎样天马行空地想象，肯定也猜不到在北极的农村、热带沙漠地区存在一些部落，以血缘责任、财物交换为主要习俗。人类学家的工作涉及很多方面：了解血亲关系与交换关系中的每一个侧面；一种风俗习惯会对民族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风俗习惯怎样在民族文化中一代一代被继承下去，并使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从小就都生活在它的约束之中。

人类学家在研究日本的时候，同样要注重这些影响、继承和约束。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极大的不同成为现如今人们的共识。在谈到日本时，有人甚至会说：“日本人一定会选择与我们完全相悖的方式解决问题。”当然，我们要小心这种观点，因为它太过极端片面，相信它会让研究者觉得日本更加不可了解。要知道，无论多么让人惊异的差距都不妨碍研究，人类学家有足够的经验了解他们的研究对象。对社会科学家而言，各个文化之间的不同是影响研究工作的不利因素，但是在人类学家这里，这些不同却是最有利的材料，差异越是巨大，越是能吸引他们的注意。人类学家重视全面研究，他们不会根据个例而妄下结论，而是一视同仁地看待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不重视对比研究方法的人不能把握整体，这在西方民族文化的研究里多有体现。那些人是那么地想当然，对生活细节视而不见，也不重视被人们一致认同的观念。但是，影响一个民族发展的东西，常常表现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大银幕上，而非外交官笔下各种各样的合约里。

与人类学家自身文化差异最大的，是其研究对象的生活细节，因此他们对细节的研究必须精益求精。细节在民族研究中常常不被重视，但人类学家发现，这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被一个民族认为罪大恶极或者被其他民族认为懦弱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民族的人在某种状况下会做出何种反应。人类学家坚信这些细节是最有价值的材料，他们很清楚如何获得这种材料。

运用这种方式研究日本，意义非凡。人类学家有一个基本观点：任何民族文化，无论先进还是落后，都来源于日常生活积累。只有对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细节认真观察，才能明白这个基本观点蕴含的深刻意义。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来源于他的经历，即使他的思维行为都异常独特也不例外。我相信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细节里一定有造就他们独特行为的因素。人人都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知识，要解答对于他们行为的疑问，就一定要大力研究他们的生活细节。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基本观点：当不同行为存在于同一系统，无论表面看来多么细碎独立，这些行为之间都一定有联系。我很在意很多独立的行为彼此联系而组成统一系统的方式。人类社会会自发形成一些规则，如果某种行为方式被这种规则承认，那么生活在这规则下的所有人就会将这行为当作大家应该遵循的准则，并克服重重难题将这些准则纳入统一价值体系。人们试图让所有问题都进入同一系统，因为他们只能遵从一套价值体系生活，要是其中的一半遵循一套价值准则，而另一半遵循另一套与之相悖的准则，生活就只会混乱不安。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人们必须制定共同的准则，保持动机一致，否则，整个系统就会瓦解。

家庭活动、经济行为、宗教仪式由此联系在一起，为了保持整体统一，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发生了快速的改变，其他环节就会被迫做出反应。在文字还没产生的时代，人们热衷于控制他人，这种对权力的渴望表现在经济、宗教以及部落来往的各个方面。无文字的文明不能记载前人的话语，而在有文字的时代，教会一定会记录下先人们智慧的话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公众越来越认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时，教会便删除了与公众认可相反的话语。这样，词语虽然保留下来，但意思已经改变了。要知道，政治、经济和宗教并不是一个个分隔开的小池塘，互相之间没有联系，而是相互交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相只有一个：涉猎的领域越广泛，研究得就越透彻。越是广泛涉猎经济、政治、宗教甚至幼儿教育等各个领域，研究者就越是了解他所研究的社会群体。他可以随意提出问题，拓宽自己搜集资料的范围。他能从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出发，用这个民族独特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解释关于政治、经济、道德律等方面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不描写日本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叙述日本家庭和宗教信仰，而着力于描述日本人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在具体的事件之上呈现日本人的观点。这本书要说的是日本人如何成就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文化。

在二十世纪，我们持有的不够中肯和清晰的观点，是研究民族文化最大的障碍。不光是日本人如何构成日本民族，美国人如何构成美国、法国人如何构成法国、俄国人如何构成俄国等等也全都存在这种障碍。互不了解在各个民族之间引起误会。也许彼此间只有一个小误会，但由于互不了解，我们就认为是难以解决的大矛盾。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当我们发现对方的价值体系与我们预计的相悖，彼此之间就无法达成一致。而且，没有人花时间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性。也许对方的某种行为在我们看来是不好的，但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事情也许并不坏，只是我们没能理解而已。

我们不能只凭借各民族对自己生活习性的记载下判断。虽然写作者尽力描述本民族，但这种描述很难完全客观。对于日常生活的考量，不同民族有不同标准。不同标准就像不同的眼镜片，让每个人看到的事物都有差距，而我们自己很难发觉这一点。一个民族看事物时遵循的标准对他们而言习以为常，没有人会分析这个标准，因此我们不会期望某个民族研究自己观察事物的标准，就像不会期望戴眼镜的人自己弄清镜片度数一样，而是想办法培训一位眼科大夫——他才是能弄清镜片度数的人。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社会科学家能成为各个民族的眼科大夫，帮助他们弄清那些标准的真相。

要完成工作，仅仅具备仁慈心是不够的，强硬的态度也必不可少。有人不同意使用强硬的态度，坚持“世界相同”的他们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无论东方西方，黑人白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本质上都没有区别，同为人类，必然有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又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赞同他们，即使“四海之内皆兄弟”，每个民族也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与美国人的不同。仁慈的先生们大概觉得，如果全人类不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不能建立统一的道德标准。但强制实行统一，是对其他民族的不尊重，想想看，你能要求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和自己完全相同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吧。怀有强硬的态度，是客观看待并尊重各个民族不同的前提。我们的目标是让不同的文化在同一环境中和谐相处，没有谁的目的是破坏世界和平，无论美国、日本、法国，都一样。强行统一不同民族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要是研究者相信对于人类而言民族之间的差异就像是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他一定会赞同这个观点。怀有强硬态度的学者对自己的观点很放心，他们知道，允许差异的存在并不会阻碍世界的发展。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时期以后，又经历了安妮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代，但它仍是英国。这就在于英国人既能坚持民族特性，又能接受不同时代的差异，很好地保留了本国文化的特点，而成为他们自己。

既保持仁慈，又怀有硬心肠，才能透彻研究民族间的不同。有明晰的原则，同时也有不凡的仁慈之心，正是研究各个宗教之间不同的基础。你可以是基督教徒、阿拉伯研究者、无信仰主义者，但不能是偏激分子。研究各个文化之间的不同也要以此为基础，狭隘地崇拜自己的文化，把它看成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去捍卫，研究就无法进行。这种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了解其他生活方式，绝对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本民族的文化。他们不愿意尝试不同知识提供的乐趣，而且故步自封，不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反而要求他人遵循仅属于自己的守则。我们美国人就喜欢要求其他民族遵循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对此，我们只能利用十进制而非十二进制进行计算，既然东非土著的单脚站立休息，我们无法做到，那么其他民族当然也不能做到用我们的方式生活。

本书旨在论述日本人全都认可和指望的习惯。什么时候称赞日本人比较符合他们的指望，什么时候不能？怎样的情况会让日本人产生羞愧感，怎样的情况又会让他们尴尬不安？为了论述这些，我们走访街头巷尾的普通人，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可靠的证据。这些人也许没有经历过书中描写的状况，但在设想同一状况时给出了相似的论述。我们要通过这种研究途径，剖析日本人行为背后隐藏的东西，即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这是本书的写作目标，能否完成还不确定。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察觉到，要是运用这种研究方式，更多的调查资料并不会有助于提高我们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大量的材料并不能带来更多有用信息。举个例子，要了解日本人之间的行礼习惯，我们没必要调查所有日本人。对于这样有统一标准的行为，只要研究一个例子，再找出几个例子作为证明，就可以下结论，大量调查日本人是没有必要的。

研究者的目的是找出日本人生活习惯背后的文化内涵。这比单纯地调查统计，然后得出数据结论的工作难得多。人们期待的研究结论是研究者能解释这些问题：日本人观察生活时所戴的眼镜片，即观察标准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的观察标准对于他们作出判断——好比眼镜片的焦距有什么影响？并且，这些研究结论要让和日本人戴着完全不同的眼镜片的美国人也能听懂。但即使我们找来一个地道的普通日本人“田中先生”，他也未必就能说得清楚。一方面，“田中先生”并不能完全正确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让美国人了解这些观点完全没有必要。

对于民族文化是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建立的，美国的研究者们并不关心。大部分研究者觉得这些条件不言自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因为最关注观点和行为在人群中的数量分布，所以更擅长使用统计学方法。他们找出结论的途径是统计包括调查问卷、谈话内容、心理测试、心理分析等在内的各种资料，并努力从这些数据中分析各个因素，确定它们的独立性和整体性。尤其是舆论调查——美国统计学方法使用最为熟练的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获得数据。

一位候选人的支持率是多少，颁布一项新政策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比例，这些都可以通过数据了解到。参与调查的人可以依据某项标准被分类，例如被分为高收入人群、共和党、民主党等。调查统计的方法对于美国人而言十分重要，美国是一个投票制国家，法律由人民代表制定，因而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美国人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就是投票，然后根据投票结果了解民意。没有人提到这个关键问题，即美国人能这样做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就是他们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认为它无比自然，觉得它似乎天生就该被遵守。舆论调查获得的结论，仅仅在我们已知的部分增加了信息量而已。所以，对于一个我们不了解的国家，首先要研究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完整地了解这些以后，投票才有可能有效。譬如，想要了解政府的支持率，我们可以进行精确地抽样调查，但要分析调查结果，就要先了解他们对国家所持的态度，否则结果只能是无效的。要了解街巷中的人们所持的不同观点是什么，要了解他们的国会到底在商讨什么，都要先弄明白他们对国家所持的态度。一个民族的群众对政府的态度，远比各个党派代表对政府的态度有普遍而长久的重要性。

美国人认为政府影响个人自由，不是什么好东西，无论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是如此。在美国人眼里，除非处在战争时期，否则政治人士和从事任何职业的普通人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这种观点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在欧洲国家，他们与我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当务之急是了解他们对此持有怎样的观点。这观点可能隐藏在他们的传统风俗、对有所成者的描述、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节日里，并不直接表现，但仍能作为我们研究的好材料。有一点要注意，一定要做系统研究。

因此，我们不但要在选举中详细地统计数据，算出赞成票与反对票所占的百分比，而且面对某种情况，一个民族中大部分人表现的基本态度和应对方法，也值得详细研究。研究日本人就要如此，弄清他们的根本见解对我们很有益。可以肯定，当理解了我们和日本人的思维观念并不相同，了解到一些他们习惯使用的范畴和象征，我们就不会觉得日本人的行为是那么充满矛盾了，而以前恰好总认为他们是矛盾的民族。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某些行为在日本人看来是处于连贯而统一的系统中的，而在我们眼中却差异巨大。你现在问我原因，我想我能讲给你听。

一开始，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我会对他们的表达方式感到困惑。现在，那些独特的词语变得别有深意，它们是日本人常年积累沉淀的智慧。日本人对善恶、罪孽有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系统，不同于佛教，不同于儒教，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是仅仅属于日本式而且完全日本式的价值系统。 hzIs9ea3QS/j62f2gzh93RD3004fagG9tumjidRNf/LUm1xro+80C/aZ2/pd1u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