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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留泽耶沃小城，坐落在一片黑土地上。蝗虫漫天招摇着，像是一整片乌云悬挂在城市屋顶的上空，黑色的潮水也带来了灰蒙蒙的尘烟，那是部队及辎重车队正从梅留泽耶沃城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辆不分日夜地从这里路过，他们都是从战场撤下来或者是上前线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是在继续打仗呢，还是这场战争已经打完了呢？
每天都会有一批新的职务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些新的职务都要选一批人去就职，医生日瓦戈、中尉加利乌林、护士安季波娃，以及他们那个圈子里的其他几个人，可都算得上是来自大都市，见过世面的，屈指可数的人物。
他们不仅在市自治的各个机关里任职，还兼任了部队和医疗队分驻在那几个小地方的政委。他们觉得处理公务不过是在玩户外捉人的游戏而已，持着一种娱乐、消遣的态度。渐渐地，他们开始对这种游戏厌烦起来，想要以最快的速度结束这种游戏，好赶回家去，重操旧业，以谋生计。
因为工作上不可避免的往来关系，日瓦戈与安季波娃经常会见面。
雨水把黑漆漆的烟尘搅乱了，成了咖啡色的泥浆，把梅留泽耶沃城的街道弄得泥泞不堪。
梅留泽耶沃城非常小。走在街上，随意找个地方，沿着街角往外走上一小段路程，就可以看到一望无垠、忧郁的田野和灰蒙蒙的暗色天空，这儿是战争与革命的战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妻子写了封信：
部队里还是那样溃败、杂乱。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想办法增强士兵的纪律性，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我一有空就到附近的部队去勘察。
最后，我想告诉你的是，可能我很早以前就跟你说过了——在这里，我和乌拉尔人安季波娃在一起工作，她就是那个从莫斯科来的护士。
你还记得你母亲逝世的那个可怕的夜晚吗？圣诞节的晚会上有个姑娘对着检察官开了一枪？好像她之后还被审判过。我还没有忘记，那时跟你提到过的，她还是个在师范学院就读的女学生，我和米沙以前在一个条件不好的旅馆里见过她。如今也记不起来当时是因为什么事跟你父亲在那个风雪狂肆的晚上一起去的了，好像就是在普列斯纳武装起义的时候吧。她就是跟我一起工作的安季波娃。
有几次，我想尽所有的办法准备回家的。只是，这并不容易。工作还不是最主要的，那些事儿可以叫别人代办，这倒不会有什么干扰。眼下最难的就是交通。要么就是没有火车，要么就是挤不上火车。
不过，看样子是不会这样一直下去的，因此，有几个伤势痊愈的、退役的还有辞职的人，当然，也包括我、加利乌林以及安季波娃。我们决定下周一不管怎样也要出发。为了方便坐车，我们分散开来，把各自离去的日子岔开。
没准儿哪天我就到家了，像雪花那般飘落到你的头上呢！不过，我还是会事先给你发个电报。
在准备起程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收到了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回信。
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是在痛哭的情况下写的这封信，连字眼都没时间斟酌、泪痕遍布了整张信纸，一眼望去，像极了标点符号。她尽全力去说服丈夫干脆不必回莫斯科了，直接跑到乌拉尔去找那个不同寻常的女护士得了，她即使是穷尽一生也无法比得上那个女护士所经历过的那些遭遇的。她写道：
你不用担心萨申卡还有他的未来，你没有必要因为萨申卡而觉得羞愧。我一定会像当年你在我们家所见到的那些规矩来养育他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赶紧把笔拿起来，在信纸上笔走龙蛇地写着回信：
东尼娜，你是不是疯了？东尼娜，你的疑心病真大啊！难道你还不清楚吗，或者是还没有理解透彻，正是因为对你的日夜想念，对你以及我们家庭的忠诚，我才能在这两年战争期间里战胜了死亡，逃脱了所有可怕的、毁灭性的东西。事实上，说这些话也都是多余的。我们很快就要相见了，又像以前那样生活，那时所有误会都会水落石出。不过，你能给我回复这样的信，倒也引起了我的担心。要是我的信真的使你产生怀疑的话，那么可能，是我的举止确实有轻率之处，如此说，我在那个女人面前的某些不经意的举动会使她觉得迷惑不解，我理应向她道歉。等她从附近的几个村子巡视回来后，我一定立即去道歉。以前只是省、县一级才有地方自治会的，如今在更低一级的机构，在乡里，也有了。安季波娃去帮助她的一位女性朋友了，那人是负责指导这些新设的法定机关工作的视导员。
虽然我和安季波娃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可是到现在我还不清楚她住在哪个房间，当然，我也从来没想要知道，可这感觉倒真是棒极了。
有两条大路，从东往西贯穿了梅留泽耶沃城。一条是土路，穿过森林后，就通往了济布申诺。济布申诺是个买卖粮食的小镇，行政区隶属梅留泽耶沃的下一级，可是，梅留泽耶沃在别的方面还不如济布申诺呢！另一条是碎石路，可一进入夏季它就会变成干涸的草地，这里是通往比留奇的。那是离梅留泽耶沃很近的两条铁路交会的一个枢纽站。
六月份的时候，济布申诺出现过一个由当地的磨坊工人布拉热依柯宣告成立的济布申诺共和国，这个独立的国度存在了两个星期后就消失了。
济布申诺共和国是依靠着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部分逃兵组建的。这部分逃兵携枪离开了驻守的阵地，经过比留奇来到济布申诺，碰巧撞上了革命。
这个由部分逃兵组建起来的共和国不认同临时政府，并且脱离了俄罗斯。布拉热依柯年轻时，曾经跟托尔斯泰互通过书信，是个教派分子，他宣布济布申诺的成立是恒世不变的统治，会实施集体劳动与财产公有化，还要改乡的行政机关为使徒会。
各种奇谈怪论总是从济布申诺层出不穷地冒出来。它隐藏在一片枝繁叶茂的树林里，且不利于通行，混乱时期的文献里已经记载了这里一些不寻常的情况，之后，因经常有强盗活跃在这附近而令此地家喻户晓。人们休息或空闲的时候，时常会提起它，这儿有很多富庶的商贾，还有肥沃的土壤。靠近前线西面的那一片地方，有些风俗信仰与方言特色也都是从济布申诺传过去的。
现在有一些关于布拉热依柯的那位主要助手的谣传。人们断定聋哑人是凭借着灵气才可以开口说话的，一旦灵气散开，就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哑巴。
六月间，济布申诺共和国被瓦解了。效忠于临时政府的一支军队攻占了这里。把那部分逃兵驱逐出境了。溃不成军的逃兵们只好向比留奇撤去。
比留奇的铁路线外边有片被砍伐过的森林残址，大概有几俄里的范围，那儿到处都是剩下的树桩，遍地都是草莓，没有运完的乱七八糟的柴垛铺满了一半的地面，还有之前那些季节性伐木工人居住的房屋，如今全都坍塌了。击溃的逃兵就在这片森林里扎了营。
扎布林斯卡娜伯爵夫人的别墅成为了日瓦戈医生之前在那儿疗养、后来便留下工作、现在又即将要离开的陆军医院。伯爵夫人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把它捐献给伤兵了。伯爵夫人的这座别墅有两层楼，就修在梅留泽耶沃最好的那块地上，而这栋别墅刚好就在城里主街道与中心广场的十字路口的位置上。以前，士兵们都在这个广场上出操，现在，晚上会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因此，人们把这里称之为操场。
这个广场处于交叉路口上，从别墅几个不同的角度往外望去，视野都非常的开阔。除了主街道跟广场之外，还能看到旁边一所相邻的院落。那里住的是户外乡人，寒碜得跟农村住户一模一样。伯爵夫人的旧花园就在别墅的后墙外，旧花园里有道门可以直接通往邻家的院子。扎布林斯卡娜一直没把这幢别墅当回事儿。她在县里还有一块名为“逍遥津”的领地，这幢别墅只是她在城里办事的落脚点。夏天的时候，客人们会从各个地方往这里汇集。这栋房子的女主人在彼得堡被捕后，就只剩下两个仆人了。一个是伯爵夫人女儿们的家庭教师——弗列里老小姐；另一位是女厨师乌斯季尼娜，她的肌肤似雪。弗列里小姐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却是个面色如苹果那般红润的老太婆，一双便鞋懒散地拖在脚上，穿着一件过于宽松的邋里邋遢的长褂。弗列里小姐就以这副模样披头散发、蓬头垢面地在医院里穿梭，打打下手。她对医院产生了感情，一如当年对待扎布林斯卡娜一家那般，见人就用那蹩脚的俄国腔调谈论点什么，把俄语的尾音参照法语的习惯去掉了。她总是喜欢手舞足蹈地说话，不断地挥动着双手，接近尾声的时候就会爆发一阵沙哑的笑声，最后难免是由一阵长咳结束话题。弗列里小姐非常了解护士安季波娃。她一心认为医生与护士相互倾心是上天注定的事。弗列里小姐非常喜欢浪漫，有撮合男女的嗜好，这位年纪比较大的小姐总是会非常快乐地把他们两个撮合在一起。每到这时，她就会用手指耐人寻味地在一旁指指画画着，那副模样怪吓人的，调笑似的跟他们眨巴着眼睛。安季波娃感到不明所以，医生倒是觉得非常地生气，而这位老小姐还是一如所有脾气怪诞的人那样，一直以来都是把自己的错误观点摆在首位，无论如何都不愿丢掉。
这栋房子里另一位女士乌斯季尼娜古怪的天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是个天生下身肥胖的女人，像极了一只抱窝的母鸡。她为人古板，却又干练到狡黠的地步，但是，她的头脑是由极强的理智和幻想力组成的，尤其是对迷信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偏好。
乌斯季尼娜熟知很多民间的咒语，每次要离开家外出时，她都会对着钥匙孔念上几句咒语。说上几句请求炉火安然无恙以及自行避邪的话后，她才会放心迈出步子。乌斯季尼娜是济布申诺某个乡村巫师的女儿。
一旦那股奇怪的激情没有把乌斯季尼娜压倒，她可以整年不说一句话，如果一夕爆发就没有办法阻止了，她满心所想的只有为真理而战。
自从济布申诺共和国被攻陷后，梅留泽耶沃就展开了一场反对各地无政府潮流的运动。每天晚上，居民们会自发地在操场上形成平静的集会，人数不算多，闲着无聊的当地居民都会悠闲地散步到这儿来，如同以前夏季的时候去消防队的前面，露天闲坐着那般。这种集会受到了当地文教干事的赞赏，时常会从文教局或是路过的人群中委派些人给他们做指导。他们一直觉得最荒诞无稽的就是济布申诺那个聋哑人的传说，因此在发言时会不停地加以揭露。尽管如此，梅留泽耶沃本土的小手工业者、士兵和原来老爷们家里的女仆，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那个聋哑人的传说不是完全荒诞的，因此，都站出来为他辩护。
乌斯季尼娜也经常挤在乱哄哄人群里，帮着聋哑人辩解。一开始，她还在为是否去抛头露面而犹豫不决，女人的羞涩心理一直在牵绊着她。后来，她渐渐地鼓起了勇气，大胆地顶撞那些在当地并不受欢迎的演讲者。她在不经意间就成了讲台上的主要发言者。
操场上的说话声混成一片穿过打开的窗子，传到了别墅里。如果在非常宁静的夜晚，还能够断断续续地听到别人的发言内容。每次轮到乌斯季尼娜发言时，老小姐弗列里都会跑到一边说服大家要小心翼翼地去听，一边用那蹩脚的俄语，杂乱无章而又兴高采烈地模仿着说：“说不过了！说不过啦！跟串连珠炮似的！叫了一声！哑巴！变了，又变了！”
这老小姐的心里暗自将这个口若悬河的刁蛮女人当作是崇拜的偶像。这两个女人总是会体贴入微地体现出彼此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尽管如此，还是会永无休止地互相唠叨和责备。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循序渐进地准备着自己的旅程：逐个去和朋友 吿 别，从单位那边领取到了那些重要的证明文件。
这个时候，这支前线部队的新政委正在上任的途中，在城里歇息了下来。不少传闻说这位新上任的政委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那时，政府正在准备一次大规模进攻，竭尽全力地想要把部队的士气提高。部队集结完毕后，组建了革命军事法庭，恢复了前不久才取消的死刑。
在临走之前，日瓦戈医生得去城防司令那儿办理注销手续。这儿的城防司令是军事长官，大家都称呼他为“县长”。
他那里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使人望而却步。不管是走廊上还是院子里，就连办公室窗外的那半条街，都是一片闹哄哄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挤到他的桌子前，几百个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嚷着，最后谁也听不清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天是休息的时间。那间办公室里空落落、静悄悄的，几名文书对公文的程序越来越复杂感到不满，安静地书写着，不停地互相交换几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眼色。一片欢声笑语从首长办公室传了出来，那人必定是把制服的领子给敞开了，正休闲地享用着清凉的饮料。
加利乌林刚好从内间走出来，一见到日瓦戈，他的动作就如同准备开跑那般，热情地招呼医生也一同进去分享那儿的快乐。
医生也正好要进办公室去找首长签字。进去后，他才看到他们衣冠不整，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
新政委在这个小城镇上已经是目前头号风云人物了，但是他并不着急前去上任，而是在这间与司令部急务一点儿干系都搭不上的办公室里流连，他站在这几个部队文职人员的面前滔滔不绝地讲着。
“这是我们的另一位主角儿，”“县长”就这样把日瓦戈医生推荐给了新政委，只是这位新政委只顾着自我陶醉，看也不看医生一眼。“县长”为了给医生签字，把原来的姿势改变了一下，又立刻恢复了原来的姿势，他很客气地用手势示意日瓦戈，让他坐在屋子里那个低矮的软坐凳上。
整间屋子里就只有医生中规中矩地坐在那儿，其他人的姿态，一个胜过一个的放纵、不加检点。“县长”用手把头托起，学着皮却林
的样子斜躺在写字台旁；他的助手身体肥硕，就坐在对面沙发的扶手上，盘起双腿，仿佛胯下是一副女式鞍具；加利乌林倒着骑在了椅子上，用双手夹紧椅背，把头靠在上边；年轻的新政委时而用手撑起坐到窗台上，时而又从窗台上跳下来，像极了一头出洞不久的狼，一分钟也不愿意歇息下来，踩着那细碎的步子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不停地说着比留奇逃兵的事。
这位新政委跟传闻说得如出一辙。他的确是个体形修长、匀称但是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少年，还要装出一副为崇高的理想而燃烧的样子来。传说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父亲好像曾经是枢密官。在二月的时候，他可是第一批领导自己的部队转到国家杜马方面的军官之一。估计他不是姓金茨就是姓金采，在给他们做介绍时，医生没听清楚。政委的口音是纯正的彼得堡腔调，不过，还稍带着一丝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的口音，吐字十分清晰。
他上装是一件直领的紧身衣。或许是觉得自己太年轻，感到浑身都不舒服。而为了看上去成熟一些，他把脸板起来故作演讲的姿态，还刻意摆出拱肩驼背的姿势。他把双手插到马裤的裤兜里，深深地藏着，耸起佩戴了新肩章的双肩，显得特别威武，从双肩到双脚，能够从上到下画出两条逐渐相交的直线。
“哥萨克团就在这附近，不过是几站铁路的距离。是个信得过的红军团。要是可以把他们调过来，把暴乱分子包围起来，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可是，军团司令非得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他们的武装解除。”“县长”跟新政委汇报着情况。
“哥萨克？不管怎样都不可以！”政委突然间脸色大变，“一九 〇 五年早就不存在了，你现在说的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迥然不同，您的将军真是自以为是。”
“目前还什么都没有做呢，只是这么着打算。”
“我们跟军事指挥员有个协议，不干预作战部署还有命令。我无法取消调动哥萨克团。还是让他们按照原来计划的那么办好了。只是，理智告诉我，这必须得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好防范。他们在那边扎营了吗？”
“也可以这么说，设防还是非常牢固可靠的。”
“哦，那好。我到他们那儿去下。请把这个危险的地方，也就是那伙绿林侠客所在的位置告诉我。虽然是群暴乱分子，还有着逃兵的头衔，却仍然还是老百姓。各位，请不要把这一点给遗忘。老百姓就是婴儿，得主动地去了解他们，摸清楚他们的心理，当然，这得要运用不同寻常的办法。得擅长主动触及他们最美好的、最敏感的心弦，这样才可以发出声响来。
“我非得去那个被砍伐过的林场一趟不可，还要跟他们真心诚意地畅谈一番。您就等着瞧吧，他们会服服帖帖地返回之前被他们放弃了的阵地的。想要打个赌吗？还不相信吗？”
“这可不见得呀。不过，愿上帝保佑！”
“我要跟他们说：弟兄们，来瞧瞧我吧。我是家里的独子，是家里的希望，而我不惜一切，牺牲了家庭、父母的爱，就是为了给你们力争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无法享受的自由。还有很多的青年都和我一样，也是这么做的，更何况是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呢？没有必要再去述说那些受尽了苦难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意派了。难道我们这般卖力的奋斗就只是为了自己吗？莫非我们一定得这样做？如今的你们都不再是曾经的那种士兵了，你们是这世界上第一支革命队伍中的军人。你们可以平心而论，能否配得上这个崇高的称号？正逢祖国的身上在流淌着鲜血，应尽最后的气力去挣脱缠在身上如同毒蛇一样的敌人时，你们竟然情愿遭受那群不明出处的路人的糊弄，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败类，成了一群不受拘束的、得寸进尺的恶棍。这就像是把猪放在桌子底下养，猪蹄子肯定会扒到桌子上来的——哼，我倒是把这群人给看得通透了，必须得让他们晓得羞耻是什么！”
“不，这可不行，这个风险太大了。”“县长”试探着把自己的不同意见提出来，一面私底下跟助手交换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眼色。
加利乌林极力劝说新政委打消他那种极其不符合常理的奇特想法。加利乌林非常清楚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群胆大妄为的人，他曾在该团隶属的师里服役过。只是，新政委压根儿就听不进他的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早就想起身离开了。新政委那番天真稚嫩的表演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县长”和他的助手虽然精于冷言冷语、诡计多端，但夸耀聪明的手段并不比他出色。这种愚昧和狡黠正好抵消了。这一切都是在长篇累牍的废话中体现出来的，没有一点存在的意义，没有确切的含义。生活原本就是急需摆脱这些的。
啊，有时是多么希望可以远离这些平庸而又高调、毫无趣味的老生常谈啊！在好像无声的大自然的寂静里恢复自然的状态，要么就默默地长期献身于坚强的劳动中，要么就干脆沉浸在酣睡、音乐以及心灵交融之乐的无言里！
医生这才想到，他得向安季波娃作出并不令人开心的解释。为了与她相见，他觉得十分高兴，当然，这得付出不小的代价。只是，她是否已经回来了，还说不清楚。最后他抓住一个方便的机会，立即站起来，悄无声息地从这间办公室走了出来。
她已经回来了。她回来的消息是弗列里小姐告诉日瓦戈的，她还不忘记加上一句：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回来时，显得疲惫不堪，匆匆吃过晚饭后，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她叮嘱任何人都别打搅她。“当然，您不妨试着去敲敲她的门。”这位老小姐热情地建议着，“她可能还没睡。”“她的房间在哪儿？”医生的问题，让这位热心肠的老小姐颇感意外。其实安季波娃住在二楼走廊的最后一间屋子里，相邻的房间已经锁起来了，里面存放的是扎布林斯卡娜在这里的所有家具，医生一直没有到那边去过。
天色一下子就暗了下来，街上的行人变得多了起来。房屋与篱墙被笼罩在傍晚的暮色里，与之融为一体。灯光照耀着庭院深处的树木，远远看上去像是把窗口的距离给缩短了。这晚非常地闷热，只要轻轻地动一下就会出汗。煤油灯的光带斜射到院子里，仿佛是几道脏水沿着树干往下流。
医生在楼梯的最后一阶，停下了脚步，心里想着：在舟车劳顿的人的房门上，即使轻轻地叩一小下，也是非常不合适又招人厌的。还是明天再来，把谈话推迟下。带着改变主意的惆怅，他踱到了走廊的另一边。那儿的墙上有扇窗子正对邻家的庭院。医生把身子从窗口探出去。
寂静的夜是由许多神秘的声响所组成的。在走廊周围能听到水池滴水的声音，每隔一小会儿就会均匀地冒出滴答声来。是哪儿的窗里有人低声细语的交谈着？有人在菜园里给黄瓜畦浇水，把水往另一只桶里倒，提水的铰链发出声响来。
空气中弥漫着花花草草的芬芳，大地仿佛只是在白天里昏昏地沉睡着，现在正是因为这些香气才逐渐恢复了神智。公爵夫人的旧花园里，那些坠落的树枝随处可见，阻碍了通行，一株高龄的柞树新开着花簇，它的香气宛如浓雾那般从园中缓缓升起，若隐若现地浮动着，如同一堵高耸的墙壁。
熙熙攘攘的人声从篱墙外的街上传来。那是一伙儿度假的人在嬉闹着，他们中有人不停地用力开门关门，还有几句零零碎碎的歌声也飘了过来。
公爵夫人花园里的树上有一个乌鸦巢，它的后面，露出来一轮特别大的、暗红色的圆月，起初像极了济布申诺那座用砖堆砌的磨坊的蒸汽磨粉机，随后它的颜色开始变黄，又变得像是比留奇火车站上的那个供水塔。
窗下，院子里的新鲜麦草的幽香，就像是睡美人的气息中还夹杂着花茶那般。院子里有一头母牛，是前不久，从很远的村子里买过来的，那头母牛被牵着走了整整一天。它已经很疲倦了，一心怀念着之前的牛群，不愿吃陌生的新的女主人手中的饲料。
“唷，唷——别耍小性子，你这鬼家伙，不准顶人。”女主人小声责备着，这头母牛还是生气地把头甩来甩去，等会又伸出脖颈，哀怜地眸叫起来。一片星光在梅留泽耶沃那排黑漆漆的仓房后眨巴着眼睛，如同数不清的隐匿着的光线，似乎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里的牲畜发来的怜悯。
四周的一切仿佛是块酵母正在不断地发酵，膨胀，升起。生活的深切感受宛如一阵潇洒的轻风，掀起了一股宽广的浪潮向前涌去。它没有固定的方向，只顾沿着田野还有城镇，穿过墙壁和篱栅，透过树木与人体，使得路上的所有事物都能感觉到它的颤动。为了平息这股洪流所带来的影响，医生朝着广场走去，想去听听集会上的那些谈话。
一轮明月高高地悬挂在夜幕的上空，洒下一片柔和的皎洁的光辉，滋润着万物。
在广场周围几幢公家的带廊柱的石砌房屋的阶前，一整块宽大的阴影就像是给地面铺上了一条黑色的地毯。
广场的另一边就是集会的所在处。只要你肯用心去仔细聆听，即使是隔着一个广场也能区分出集会的人说的话。但是，医生是被眼前这宏伟的精致景物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在消防队门口旁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不去分辨对面街传来的人声，而开始向四周东张西望。广场的附近有几条荒僻的小巷子，顺着巷子望过去，在尽头那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几幢歪歪斜斜、破旧不堪的小屋。小巷里到处都是烂泥，不利于行走，跟乡下的土路一个样子。一排排长栅栏立在泥泞的地面上，那些栅栏都是用柳条编的，既像是被扔到池子里的烂篓子，又像是沉到水底用来抓螃蟹的篮筐。
几幢低矮的房屋把窗子敞开着，一些亮光映射在污暗的玻璃上。小花园里种了些玉米，它们把湿漉漉的长着淡褐色毛须的头往窗里面伸去，亮晶晶的花瓣像是被涂了一层油一般。锦葵显得有些苍白、消瘦，穿过歪斜的篱栅后，注视着远处，像极了被炎热从小屋里驱赶出来，单单就穿了件单薄的小汗衫到外面来吸上几口冷气的农户。
月光笼罩下的夜色真是奇妙，洋溢着温馨的、慈祥的疼爱。就在这明朗清澈的宁静里，忽然闯入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像是之前听到的谁的不紧不慢而又高亢的说话声。这种动听的嗓音里还夹杂着满腹的热望与信心。医生细细地聆听着，顷刻间就知道是谁了。那是新上任的政委金茨在广场上发表着演讲。
肯定是梅留泽耶沃当局想要凭借他的权威来获取支持。他慷慨激昂地指责当地的人缺乏组织纪律性，责怪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在布尔什维克的干扰下屈服了，并多次让大家相信布尔什维克就是济布申诺事件的罪魁祸首。秉持着这个精神，他用了在司令部讲话的口吻，谈及残忍而又强大的敌人，还有祖国所要面对的考验。讲到一半，大家开始打岔。
要求别打断发言的呼喊声和不同意他继续说下去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喧嚷声也逐渐大了起来。陪同金茨一起来的那个人，在此时扮演起了主持者的角色，大声嚷嚷着不准乱发言，大家必须遵守秩序。有些人提出要求，让他们中间的一位女公民说上几句话，另一些人发出了一片唏嘘声，表示要她别打搅金茨的演讲。
一个女人从人群中向那个翻过来暂时充当讲台的大木箱挤了过去。她没有想要走上台去，只是想靠着大箱子站着。大家都认识这个女人，之前的骚动立即停了下来。她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她就是乌斯季尼娜。
“您之前提到了济布申诺，政委同志您跟着又说到了眼睛。您说，我们得把眼睛睁大起来，不要遭受蒙蔽。我是非常用心地在听您的讲话，您只是来来回回地说布尔什维克跟孟什维克，但是除此之外，您就没有提到其他的什么。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不要再继续打仗了，相互之间要以兄弟的情谊相待，这可是上帝所提倡的慈悲，跟孟什维克可没有任何的干系。所有的工厂都要交给穷人来管理，这也跟布尔什维克扯不上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凭着人的怜悯心。而那个聋哑人嘛，您不用亲自出马的，我们早就把他给骂够了，早都听烦了。他就像是你们的心病！不过他哪里得罪您了呢？不会就因为他是哑巴，没有得到您的允许突然就开口说话了？仿佛这是前所未见的稀罕事似的。怪事可不止这一件呢！比如说，瓦拉穆的驴就能说人话，这是众所皆知的。它说：‘瓦拉穆呀，瓦拉穆，求您别去那儿，到那儿会倒大霉的。’是不是啊？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谁让他听不进去，最后还是去了。您说的那个聋哑人，和那头驴的情况也没差多少。他心里所想的是：凭什么听它的，一头驴，不过是个畜生而已。您还真别瞧不起畜生。最后您还是得后悔。估计您也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怎么样呀？”人群里有人好奇地问道。
“得了吧，”乌斯季尼娜反唇相讥地说，“操太多心会老得快呢！”
“不行，这可不行。你倒是说说，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呀？”那人不肯罢休地追问着。
“结果，结果，你这纠缠不清的蠢货！还是碰个钉子吧！”
“你就别信口开河了，亲爱的。那不是洛特的故事吗，‘洛特的老婆’。”远处有人喊道。顿时大家都笑了起来。那个临时担任主席的家伙让大家遵守秩序。日瓦戈则回去睡觉了。
直到第二天的晚上，日瓦戈才跟在储藏室里忙活的安季波娃见面。一堆熨好的衣服摆在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面前，她在那儿继续熨着衣服。
储藏室就在二楼最后一排房子中，正对着花园。屋子里放着一些茶炊，在厨房里通过手摇式的升降机把食物送上来，分别盛放在那些盘子里，脏了的餐具也是从这里往下送到洗碗池去的。这间屋子里还存放了一些部队医院的物品。人们会来这儿对着账册清点食具还有卧具，闲暇时也会来这儿休息和小聚一会儿。
正对着花园的窗户都已经敞开了。院子里柞树的花香也跑到屋子里来了，还有那种只有在古老的花园里才会有的掺杂着兰芹干枝的苦涩味儿。一缕缕炭火的水汽从两只熨斗的身上发出来，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交替着用它们来熨衣服，时而把这一只、时而又把另一只放到蒸汽管上加热。
“您昨天怎么没敲门？老小姐弗列里都告诉我了。当时您的选择是对的。我已经歇息了，不能请您进来。您还好吧？当心，别把我的衣服给弄脏了，那里撒了一些煤屑。”
“不难想象，您这儿的衣服是医院的吧，熨了这么多。”
“也不全是，大部分都是我的衣服。您总是取笑我别想离开这里。可是，这一次却是真的要走了。您瞧，我正在收拾行李呢，整理完毕就会立即动身。我回我的乌拉尔，您到您的莫斯科去。如果以后有人问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听说过梅留泽耶沃吗？’‘我不大记得啊。’‘那么，安季波娃呢？’‘嗯……我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唉，就算是这样好了。您下去巡视了一遍，有什么发现吗？情况怎么样？”
“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的——熨斗凉得还真快呀！要是不麻烦的话，请把那只热的递给我。对，就是放在管子上的那只。请把这只放到管子上去。对，就这样，非常感谢。每个村子的情形都不相同。有的村子里的老百姓勤劳、能吃苦，情况相对而言还不错。有的村子里则到处都是醉鬼，庄稼都荒废了，看着都觉得恐怖。”
“怎么可能，哪有什么醉鬼？事实上，您是知道不少情况的。主要的问题是：找不到人，男人们都被征去当兵了。好啊，先不说这些了。新革命的地方自治会怎么样了？”
“说到醉鬼这方面的问题，您没有说对，我还得纠正您的观点。地方自治会？自治会的事是很伤脑筋的。很多项规定无法落实，地方上也找不到一个能商量事的人出来。现在的农民只关心土地。我顺道去了一趟拉兹多利诺耶。那个地方真漂亮！您也应该去一趟。春天，那儿被烧了一部分，有些东西被抢走了。仓房被烧了，果树被烧得光秃秃的，大门也被烟熏坏了大半部分。没有去成济布申诺。尽管如此，任何地方都在说那个聋哑人的事情，这就可以断定那并非是谣传了，他的外貌也被大家描述了一番。听说，他是个年轻、有学问的人。”
“就在昨天晚上，乌斯季尼娜还站在广场的讲台上为他辩解呢！”
“我才刚回来，从拉兹多利诺耶运过来了很多的破铜烂铁。已经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让他们不要再动这些家具。您瞧，都还不够我们用的呢！早晨，卫戍司令部又派人把‘县长’的条子送过来了。他急着要那套银茶具还有水晶酒瓶。他保证只用一个晚上，用完之后马上归还。天晓得他们说的是归还还是别的什么。大部分的东西都在他们手里没了踪迹。当时准备拿走的时候都说会还的。说是因为要举办晚会，好像是来了个什么重要的人物。”
“啊，我想我知道了。是有一位前线部队的新上任的政委来了。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见过他一面。当时好像是在说如何处理那些逃兵、实施包围和缴械。那个新上任的政委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而已，处事并不干练。曾经有人提议调用哥萨克。他的想法倒是新奇，想用他的眼泪去把问题给解决了。他把老百姓比作是婴儿，还有诸如此类的意思，他觉得这不过是哄着小孩子玩玩而已。加利乌林反复规劝他不能这样做，说这是作茧自缚，不过一旦新政委决定了，即使是九头牛也不可能把他拉回来。来，您听我说，请把你手里的熨斗稍微放一会儿，让我说完。这儿不久后就会闹出无法想象的乱子，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阻止。我希望您可以在乱子爆发前，离开这儿！”
“这儿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您只是把事态的严重性给夸大了。再说了。我也正在准备离开呢！可是，我总不可能急急忙忙地一走了之。我得对着账册把这些东西都做个交代，否则就像是我偷了什么似的。只是，这一切该向谁做个交代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了管理好这些东西，我已经够操心的了，却换来了数不清的埋怨。我把扎布林斯卡娜捐献给医院的所有财产都做了登记，这可是法令规定的范围，如今弄得好像是我要这样做，为了利用这种方法帮助伯爵夫人保护财产似的。真是够卑鄙的！”
“唉，我说，您就别管这些地毯还有瓷器了，让这些该死的东西都去见鬼吧。没有必要为这事来影响心情！哦，对了，昨天没跟您相见才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就像是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原本完全能够跟您解释明白，阐明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这可是真的，不是在跟你说笑，我一肚子的肺腑之言即将呼之欲出。先来说说我的妻儿、我的生活吧！哦，天哪，真是活见鬼，难道成年的男人就不可以跟成年的女人在一起谈谈吗？这也会被质疑有什么龌龊的‘勾当’吗？呸！让这些破布呀、衬里呀都见鬼去吧！
“您继续仔细熨您的衣服好了，用不着管我！上帝都无法阻止我继续说下去，我还得说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您或许在想，现在是什么时刻！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时刻里的！这是前无古人的机遇。您想想看：整个俄罗斯的屋顶好像都被撤掉了一样，我们所有人瞬间裸露在青天白日之下。不会有人来偷窥我们。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这可不是嘴里说说和书面里要求的那种自由，这是真实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可思议的惊喜。当然，这是偶然、无意的自由。
“一切都开始变得非常的巨大！您瞧见没？每个人都好像被自己以及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威信给制伏了。
“我说我的，您熨您的吧！不用说话。您不会觉得枯燥吧？来，我帮您换个熨斗。
“昨晚，我去了广场的集会，真是大开眼界。我们俄罗斯的老妈妈们都开始行动起来了，她们四处游走着，如坐针毡，而且总有说不完的话。不仅仅只是人在讲话，就连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树木也在连续不断地交谈着，夜里的花花草草都在探讨着哲理，就连那些石砌的房屋也一样参与了集会。就跟福音书上说的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像是又回到了使徒时代。保罗的话还记得吗？‘开口说话，发出神启。为布道的才能祈祷。’”
“您说树木还有星星也去参加集会了，这些我都可以理解。我明白您要说什么，我曾经也体验过这种感觉。”
“战争和革命各做了一半的事。战争——是人们刻意地将生命停止下来，就像是能把生存延缓一个时期似的（真是废话）。革命控制不住就奔腾而出了，就像是一股空气被憋得太久了。所有人和事物都复苏了、重生了，一切都开始进行转化、转变。或许，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遇到了两种革命：自身的和共同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就像是一片海洋，自身的革命都会像不计其数的溪流那样汇集其中，这便是生活的海洋，特别存在的海洋。我所说的这个海洋，是指那种用绘画来展示的生活，是能用智慧来创造的丰富的生活。然而，如今的人们不会在书上去感受它了，而是在自己的实践行动中，不再是那种抽象的了。”
意料之外的声音在颤抖，也显示出医生的意志正在发生动摇。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突然间停止熨衣服了，神情变得严肃而又好奇起来，望着他。医生似乎显得有些困窘，把自己说的什么都给忘了。顿了顿后，他又讲了起来，想也不想就随口说了下去。他说：
“这段时间里我希望可以活得真诚而有成绩！我迫切希望可以成为这种兴奋精神里的一部分！这一切都沉浸在欢乐里，我看见了您那让人琢磨不透的闷闷不乐的神情，那就像是不知遗落在哪里的一种表情。我愿意把一切都付出，只要它能够消失，请您务必看到自己的命运是令您感到心满意足的，在其他的方面对别人也没有什么所需求的。我倒是希望能有一位亲近您的人，朋友或者丈夫（当然，军人是最好的），可以把我的手握住，打消我对您的所有担心，我的关心也就不会徒增了。那时，我会把手抽回来，摆动着手，示意不能那样……唉，我又开始忘乎所以啦！请原谅我的疏忽。”
医生的嗓音再次无法控制了。他摇了摇手站了起来，满腹都是那种无法克制的心情，走到窗前。他背对着房间，用手掌把脸颊托起，手肘则架在窗台边，双眸里失去以往的神色，内心正在寻求平静，注视着沉醉在昏暗夜色里的花园深处。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绕过用来熨衣服的木板，它一头搭在椅子上、另一头靠在窗台上，她就在医生身后几步之遥的房间里站着。“哦，上帝啊，我一直都害怕这事儿！”她自顾着轻轻地说。“这种误会真的会致命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不要再说下去了，您不能这样。哎呀，您看，都是因为您，我都干了些什么事呀！”她大声嚷嚷着向工作台那边跑去：忘记把熨斗拿开了，下面的女上衣被烤焦了，一股刺鼻的轻烟升起来了。
她生气地把熨斗砰的一声重重地扔到炉盖上，接着往下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麻烦您清醒点，您还是去老小姐那里待会儿吧！喝点水，亲爱的，您再过来时，得是我想看到的以往的那个样子。听见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晓得，您绝对可以做到的。必须得这样，算是我求您。”
一个星期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走了。
不久后，日瓦戈也整好行装准备上路了。出发前的那天晚上，梅留泽耶沃迎来了一场令人后怕的暴风雨。
狂风在天空中怒喝着，伴随着暴雨的捶击。它们合二为一，力度更为强大，粗壮的雨水自上而下，瞬间砸在了屋顶上，突然间又随着风把方向给改变了，沿着街道洒去，好像是用自己那汹涌的水柱一步步向前逼进。
轰隆的雷声不停地凝聚成一片不急不慢的轰鸣。闪电非常紧密，照耀着大地，把一条条远去的街道还有曲折的朝着同一边跑的树木显现了出来。
深夜，大门外传来了可怕的敲门声，把老小姐弗列里从睡梦中惊醒了。她战战兢兢地坐起来，细细地倾听着。突如其来的敲门声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她想着：这么大的一个医院，怎么就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愿意出去开门？这不就是明摆着要让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大半夜的前去开门，莫不是因为她为人正直还有责任心较重吗？
那么好吧，扎布林斯基娜一家都是有钱的富裕人家，是上流社会的贵族。但是这家医院已经捐献给他们了，这里已经是人民的公共财产了。如今又想把它丢给谁呢？比如说，我真想知道卫生员都到哪儿去啦？不管是负责人、护士，还是医生，听说他们都急着去逃命了。但是，还有不少伤员还在医院里。两个失去了腿的士兵还在楼上的外科手术室里——也就是之前的客厅，楼下洗衣房旁边的储藏室里还有一屋子伤员。乌斯季尼娜这个妖婆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串门子了。眼看着大雷雨就要来了，这个傻瓜还是鬼使神差地出去了。这下，她倒是有了有力的借口，能够堂而皇之的在外过夜了。
“啊，感谢上帝，这场雷雨总算停下来了，风也跟着停了下来。那人肯定是没看到有人开门，索性走了。在这种鬼天气下还来敲门真是活见鬼了。难道是乌斯季尼娜吗？不对呀，她不是有钥匙的吗？哎哟，我的上帝呀，这可怕的敲门声又来了！
“这也太欺负人啦！这日瓦戈倒是可以例外的。明天他就要离开了，他的心早就飞回莫斯科了，要么就是还在路上。这加利乌林倒是真的太不像话了！他怎么睡得这么死，或者理所当然地躺在床上，安心地听着别人敲门，还指望我这个体弱多病的孤老太婆在这可怕的夜里爬起来，在这么骇人的地方去给不知来历的人开门？”
“加利乌林！”她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哪儿来的加利乌林？”这个荒谬的想法只会在她半睡半醒的情况下才会有！怎么可能还会有加利乌林呢？他早走得没影了。不就是她和日瓦戈将他藏匿起来，把便装给了他，让他换上，给他说清楚了附近的地形，好让他晓得该逃往哪儿的吗？恶棍们在火车站执行了私刑，把金茨政委给打死了，从那以后，就开始在比留奇和梅留泽耶沃对加利乌林一路上开着枪追赶。他们还把全城都搜了个遍。怎么可能有加利乌林！
要是没有那些装甲兵，这座城市恐怕早就被摧毁得干干净净了。那个装甲师正好从这里路过，使老百姓免于战乱的困扰，及时阻止了那伙恶棍。
暴风雨的呼啸声逐渐减弱了，慢慢向天边远去。零零碎碎的雷声还在远处若隐若现。雨还是那么放肆地倾泻着，不愿停下脚步，雨水沿着树叶的叶脉和屋檐缓缓地往下跑。乌云里的闪电开始变得有力无气，时不时地给老小姐的房间和她身上增添一点色彩，稍作停留，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东西似的。
已经停下了许久的敲门声再度响了起来。这一次，敲门声就像是谁在求救那般竭尽全力。风又来凑热闹了，还催促着倾盆大雨再一次降临。
“来啦，来啦！”老小姐胡乱地嚷嚷着，她听到自己说的话也会觉得害怕。
一个意料之外的想法在她的脑子里徘徊着。她把脚从床上放下去，穿上拖鞋，一件长睡衣披在肩上就跑去找日瓦戈了，免得她一个人会感到害怕。日瓦戈也听到了这阵急如大雨的敲门声，他带上蜡烛下来了，恰好跟老小姐在楼下碰着，他们的揣测是一样的。
“日瓦戈，日瓦戈！有人在敲大门了，我可不敢一个人去开门。”她情不自禁地用法语喊道，然后又用俄语去补充，“您出去看看吧，估计不是拉拉就是加利乌林。”
这阵来势汹汹的敲门声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从睡梦中给惊醒了。他心里琢磨着，这必然是自己人，可能是加利乌林在中途受到了阻碍，不得不又回到这里来藏匿，要么就是安季波娃在路上遇到了什么困难，才折回来的。
在过道里，医生让老小姐拿着蜡烛，自己则去把门扣扭动起来，将门闩拉开了。强而有力的一阵风从他手中把门掀开，瞬间把烛火给吹灭了，还把冰冷的雨点往他们的身上泼。
“是谁？谁在那儿呀？有人在吗？”老小姐和医生被笼罩在黑暗里，迫不及待地抢着喊道，可是，周围没有任何回音。忽然间，他们又听到了之前那阵猛烈的敲门声，不一样的是在另一边响了起来，好像就在后门那边，转瞬间又感觉像是在花园里敲打着窗子。
“可能是风。”医生说，“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去后门那边看看，弄明白究竟是风在放肆还是人在作怪，要不这样，我还是在这里等等，怕是真有什么人来，还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
老小姐往屋里走去，医生走到大门的外檐下。他的眼睛早已习惯了黑暗，知道很快天就要亮了。
那片乌云像是在躲避追赶似的飞地划过城市的上空。低沉的灰蒙蒙的云朵差一点儿就要擦到向另一边偏斜了的树梢，它们像极了数不清楚的、弯折了的扫帚在打扫着天空。雨水刚刚从房屋的木板墙上跑过，就从原本的灰白变成了黑色。
“什么情况？”医生看到老小姐走了回来问。
“您想的对极了。没有一个人影。”她把查看了屋子后的情况告诉了他。一节柞树的枝干把储藏室的窗户玻璃给打碎了，一摊雨水留在了地板上。拉拉之前住的房间也跟这间储藏室一样，满地上都是水，几乎成了一片海洋。
“百叶窗掉了，正拍打着窗框呢！您瞧，这就是全部的事实。”
他们又说了一会儿，然后把大门锁上，各自回屋去睡觉，他们心里都暗自为这场虚惊感到遗憾。
最初认为只要把门打开，一定会是那个早就非常熟悉的女人进来，像一只落汤鸡似的，被冻得僵硬。她急急忙忙地擦身上的雨水，他们就在一旁向她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等她把衣服换好后，走到厨房，借着炉子里剩下的火把身子烤暖，不停地用手梳理着头发，不时地笑着，把自己遭遇到的磨难都一一跟他们道来。
他们对自己的想法都深信不疑，把门关上后，这种感觉的迹象还在屋外的墙角边，似乎看到了她所带来的水迹或者她的身影还在他们的眼前游荡着。
科利亚·弗罗连科是比留奇的报务员，他被误认为是车站兵变的间接鼓动者。
科利亚的父亲是梅留泽耶沃当地非常出名的钟表匠，当地人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幼年的时候曾被寄养在伯爵夫人“逍遥津”的女仆那儿，跟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在家庭教师的照料下玩耍。科利亚的任何一点情况都逃不过弗列里小姐的眼睛。科利亚也就是在那时学了点法语。
梅留泽耶沃的人们，时常看到科利亚不分春夏秋冬，一直都穿得很单薄，帽子也不戴，脚上则穿了一双夏天里才穿的帆布鞋，骑在自行车上。他不扶车把，挺直上身，双手成一个倾斜了的十字架状摆在了胸前。他就是这个样子骑着自行车奔跑在公路上，穿梭在城里的每一个角落，不时地向电线杆和电线多看上几眼，勘察线路的状况。
铁路电话的支线还有车站把城里的几幢房子连接了起来。科利亚所在的车站机房就是专门为这条线路服务的。
科利亚在站上负责铁路电报、电话，工作非常繁忙。如果波瓦利欣站长短时间内不在，信号以及扳道的事也由他来管理，这些设备也放在报务机房里。
为了同时兼顾到几件设备，科利亚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说话方式。他说出的话很含混，句子也是断断续续的，让人无法参透，当他不情愿回答或者对谈话没有任何兴致的时候，就更加严重了。当地的人都说，出事那天他滥用了职权。
正因为他逃避接电话，真真切切地让加利乌林从城里打来电话的一片好意落了个空，这也在无意中给之后事态的发展带来了不幸。
当时加利乌林要求正在车站或者在车站附近的政委过来接电话，为的是要通知金茨：自己马上就出发到伐木场，去跟他相见，他必须得稍缓片刻，在此以前不能有任何的行动。谁知，科利亚居然不愿意去找金茨过来接电话，借口说：那个时候正在给开往比留奇的列车发送信号。与此同时还用各种半真半假的理由让这列车在不远处的会让站上滞留了下来，而这列车上运载的恰好就是调往比留奇的哥萨克。
当列车终于开过来时，科利亚并不想遮掩自己的不高兴。
机车像一只乌龟似的向着月台匍匐前进，驶进它那黑漆漆的遮檐下面，不偏不倚地停在报务机房的窗前。科利亚猛地把织着铁路缩写字母的深蓝色窗帘给拉开。一只非常大的托盘就在石砌的窗台上放着，托盘上放着一个装满了水的大凉瓶和一只厚厚的玻璃杯。科利亚把水往杯子里倒了一些，喝了点儿，视线却往窗外扫了过去。
司机看到了科利亚，友善地向他点头示意。“哼，败类，臭虫！”科利亚的心里任由仇恨这么放肆地乱窜着，向司机吐了吐舌头，还不忘记举起拳头做出恐吓的样子。司机很清楚科利亚这种表情的意思，自己则是回敬着把肩膀耸了耸，把头扭向了车厢那边，是想说：“能有什么办法呢？要不你来试试看。它是有惯性的。”科利亚也用表情作出了回复：“不管怎么样，都一样是下贱，浑蛋！”
哥萨克开始把车厢里的马匹往外牵了。马匹蹭着前蹄，不愿意走出去。跳板是木质的，马蹄踏在上面，发出了空闷的声音，随后，又逐渐变成了踩在站台石头地上的镀铝声。接二连三抬起前蹄的马让人拉着走过了几道铁轨。
铁路的尾端不仅生锈还长满了青草，两列报废的车厢就停放在轨道上。经过雨水的冲蚀，油漆脱落了，再加上虫蛀以及湿气的损害，这些久经风霜而破旧不堪的车厢再度呈现出了与列车旁边的原始森林最初的亲戚关系，白禅树的枝干上布满了孔菌子，一团团深灰色的乌云盘旋在森林的上空。
哥萨克们在林间的一片空地上，听从命令立即跳上了马背，向伐木场的残址直奔而去。
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里那些拒绝服从命令的人，都被团团围起来了。在林子里穿梭的哥萨克们比在空旷的地方要显得更加高大和威严。他们的出现使得藏身在土窖里的士兵大吃一惊，尽管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有枪，但依然无法逃脱这种恐惧。哥萨克们把马刀抽了出来。
金茨被骑兵包围了，他跳到一堆木垛上，跟旁边的人交谈起来。
他还是像以往那样，谈起了军人的天职、祖国的意义以及一些光鲜的客套话。这些空乏的想法在这个时候却没有得到任何同情。相继聚拢来的人很多，他们早就受够了战争所带来的各种折磨，已经变得心肠冷酷而又疲惫不堪。金茨所说的，早就已经把他们的耳膜给磨破了。这四个月里，他们已经被右的捧场和左的甜言蜜语给带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都曾是平凡的老百姓。站在木垛上说话的人并不是俄罗斯的姓氏，再加上波罗的海一带的口音，让他们无一不感到扫兴。
金茨也发觉自己说话的时间太长了，一股懊丧的情绪在身体里弥漫开来，只是在转瞬之间的一个念头，他又觉得这样能让听众更方便接受，只是后者对他并没有表示感谢，反而表现出了包含着一丝丝敌意的厌恶之感。人群逐渐被激怒了，于是，他决定使用更为强硬的口气，把早已准备好的威胁性的言词说出来。此时，他已经听不到慢慢变大的抱怨声，只是警告着他们别忘了，军事法庭还在正常的执行任务，并且借助死亡来威胁恐吓他们把武器放下，把带头的人给交出来。金茨还要求，如若不这样做，就说明他们自己是叛徒、没心没肺的蠢货和不知利害的下流坯子。只是，这些士兵早就习惯了这种腔调。
几百人一时间不约而同地高喊：“你说完了没有，说够了没有！”人们众口一词地喊叫着，只是没有包含什么恶意。然而，紧跟着又响起了情绪异常的叫喊，声音很洪亮，带着满腹的恼恨。大家都仔细地听着。他们叫喊的是：
“同志们，大家听到了吧，瞧他骂我们的时候是多么粗野？都是以前的那套！还是军官的习气，一点儿也没改！我们是叛徒？那么请问尉官大人，你又是什么东西？跟他没必要客气。你们还没有发现吗，他是德国佬，是谁派来的？喂，把你的证件交出来，你这个老爷！你们不是来镇压的吗？怎么还站在这儿发呆啊？来啊，我们就站在这里让你们捆，最好把我们都给吃了！”
金茨的这番话很是不中听，就连哥萨克们也觉得极其的不顺耳。“都是些下流坯、蠢货，这帮老爷！”他们互相悄声说着。最初只是个别人，随后就是大多数人都把马刀收入了刀鞘，陆陆续续地下了马。等哥萨克下马后达到不少数量时，就乱腾腾地走向了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人。他们混在一起，友善地交谈起来。
“您得想办法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溜掉。”忐忑不安的哥萨克军官们劝告着金茨，“停在铁道过路口的车就是您的。我们派人去把它开到附近来。您还是快点离开吧！”
金茨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立即行动起来，不过，他认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去会很没面子，所以放松了戒备，差不多没有任何掩饰地就向车站走过去了。他的精神已经紧绷到极致了，惊恐紧张地走着。但是自尊心的左右使得他的步子迈起来十分安详，不慌不忙的。
就在车站的不远处了，再往那边走一点就是紧紧挨着的森林。林间空地上的那段铁路已然近在眼前了，此时，他才回过头去望了一眼。一群士兵手里都拿着枪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想干什么？”金茨心里嘀咕着，把脚步加快了起来。
后面追上来的人也跟走在前面的人一样，互相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两节破损的火车车厢像堵墙似的，拦住前进的路。金茨绕过这两节车厢后，就跑了起来。载着哥萨克来的列车已经到了调车场内，线路是空的。金茨用尽全力地奔跑过去。
他跳上高处的站台。这个时候，追赶而来的士兵从几辆破败的车厢后跑出来了。波瓦利欣还有科利亚对着金茨喊了几声，打手势让他快点进车站去，他在那里才可能得救。
但是，还是那种在城里所培育出的、不合时宜的献身精神的荣誉感，切断了他的求生之路。他以超出寻常人的意志力想尽一切办法去控制住将要炸裂的心的颤抖。得让他们知道：“弟兄们，你们会弄清楚的，我是什么奸细？”他想着：“要说上几句能够使他们清醒、打动内心的话，这样才能把他们都给控制住。”
最近几个月来，功勋感还有内心呼之欲出的欲望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地跟木板搭成的讲台或者椅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只要站上去，就可以对着聚拢的人群发号施令，怂恿性的言语就会不假思索地涌出来。
车站用的钟就挂在站房的门口，那座钟的下面放着一只消防水桶，非常高，盖得严严实实的。金茨一个箭步就跳到了水桶的盖子上，对着走过来的士兵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打动人的、不同寻常的话。只是需要几步的距离就能够跑进门去的，他此时此刻的举动非常愚昧却又十分勇敢，竟也让追来的士兵张口结舌地呆住了。他们把手里的枪都放下来了。
此时，金茨来到了木桶旁边，一脚就把盖子给踏翻了。他一只脚踩进水中，另外一只脚悬在桶外，他正好就骑在了桶上。
他的这副样子十分难看，这倒逗得士兵们捧腹大笑起来，追上来的一个士兵就站在最前面，对准他的颈部放了一枪，这个冠冕堂皇而又愚昧无知的可怜人就这样死了，周围的士兵都纷纷赶上来对着金茨的遗体用刺刀一阵乱捅。
科利亚接到了弗列里小姐打来的电话，弗列里小姐是想让他给医生在车里安排好一个座位，要不然就揭穿科利亚的秘密。让他愉快不起来。
科利亚一边应付着老小姐的来电，一边如同平时一样还接着另一通电话，他的谈话里还不时地冒出一些有小数点的数字来，由此可见，他应该是在发送密码电报。
“普斯科夫……接线员……能听见吗？暴乱分子？什么一只手的？这是怎么了，喂，小姐？手相术，得了吧，简直是胡言乱语。好了，您就赶紧把电话给挂了吧，您这样就是在给我添乱子。喂，普斯科夫，接线员。三 〇 、六、小数点、 〇 、 〇 、心。唉，您应该让狗给叼走才好呢，这该死的电报机，带子全都被弄断了。什么？什么？还是听不清楚。怎么又是您，弗列里小姐啊？我不是跟您说得非常清楚了吗，不行，我管不了。您还是去找波瓦利欣吧。什么看手相，乱七八糟地说胡话。三 〇 、六……啊，真是活见鬼……得了，你就放过我吧，弗列里老小姐。”
尽管科利亚都已经告饶了，我们的老小姐弗列里还是说：
“你可别指望还能欺骗我，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骗不了我的手相术，我早就把你看得彻彻底底了，你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一张白纸。你必须在明天之内就把医生给送到车上去，我就不会再跟任何杀人犯说话了，你就是个小犹大，你把上帝都给出卖了。”
那天，天气非常闷热，恰好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离开的日子，跟前天别无二样，一场缓解闷热的暴雨又在酝酿中。
整个天空就像深海，黑漆漆的，还带着一丝丝凉爽，这种黑色还把雷雨给酿造出来了，它们注视着大地：车站的地面上已经被葵花籽的壳给占满了，邻近的小镇上，矮得像个冬瓜似的土坯房还有白色鹅群，被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阵势吓得丢了魂似的，远远望去好像就是一片白色。
一块宽敞的草地跟车站紧紧地挨着，这是片向两边伸展开的草坪。昔日的青草坡，如今已经被践踏得杂乱无章，不计其数的人们连续几个星期都是在这儿等候着往四面八方开去的火车。
有些身穿原色粗呢外衣的老年男子混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地探听着新近的谣言和消息。一些正处于十四五岁的孩子们，把身子侧卧在地上，用手臂支着头，远远望去像极了一尊弥勒佛，手里还拽着根没有叶子的枝条，就像是在放牲口一样。年纪再小一点的弟妹们把衬衣撩起来，放在他们的脚边，来回走着，裸着的脊背是绯红色的。那些母亲把腿并拢坐在地上，把吃奶的婴儿抱在怀里，婴孩儿是被褐色的粗呢外衣歪歪扭扭地包起来的。
“枪炮声只要一响，就跟羊群似的向四周逃窜去。他们还无法习惯！”波瓦利欣站长的语气里显得似乎少了些友好的成分，跟医生一同在车站里面和外边的地上躺着的一排排的人们中间歪歪扭扭地穿了过来。
“这块空地终于露出来啦！总算是看到了土地的样子了，真让人开心！一连四个月无法见到空地，是这一大群人把空地给遮住了，差点就不记得了，他那个时候也躺在那儿。说起来也很奇怪，在战争中对各种可怕的事都算是司空见惯了，应该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这一次真的是让我感到可怜！最主要的就是——不需要任何的道理。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那些家伙难道还能称之为人？请向右拐过去，对，对，就是这边，这是我的办公室，请进。眼前的这趟车您就别指望啦！人挤人，都可以把人给挤死了。还有另一次区间的车，我会把您安排上去的。这完全是由我们编组的，马上就要挂车了。当然，上车前您可千万别出声，千万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要是走漏了风声，还不等挂车就会被拆开的。晚上，您可以在苏希尼奇换车。”
等到这列秘密的列车编组完成之后，从机务段往站上倒退着开过来的时候，那些躺在草地上的人全部挤得一团糟，从斜刺里跑向缓缓退来的火车。候车的人们飞也似的沿着土丘滑下来，迅速冲上了铁路的路基。他们你推我，我推你地挤着，有的人以起跑的冲劲儿跳到了缓冲器、踏板上，也有的人直接就从车窗边爬了进去，或是爬到车顶上。一眨眼的工夫这列刚刚才启动的火车就人满为患了，等到月台旁停靠时，早已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满是急着赶路的人。
医生不知道是怎么被挤到车厢门口的，那里只有豆腐那么大块地儿能够让人站着，紧跟着又不知所以地被人流挤进了过道里。
他这一路上一直被塞在过道里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直到抵达苏希尼奇。
上车前所看到黑漆漆的雷雨云早就不知道去向了。火辣辣的阳光如同辣椒油一般，洒满了整片田野，周围满是些震耳的蝈蝈叫声，它们乐此不疲的叫唤着把火车的行进声都给压倒了。
窗前站的人把光线给挡住了。他们的影子非常修长，落在了地板、椅子以及座位之间的隔板上，几个人的影子又重叠起来。车厢里就连这些影子都容不下了，被挤到对面的窗口外，终于和其他影子汇聚在一起，在另一边的斜坡上雀跃地奔跑着。
四周尽是些嘈杂喧闹的声音：歌声、笑骂声，还有打牌的声音。车停下来的时候，候车人的喧嚷又与车上的嘈杂交织成一个旋律。此时，这些杂乱的声音已经可以跟海上风暴的震聋发聩声相媲美了。更像极了在海上航行途中停下时忽然间出现的莫名其妙的瞬间寂静。此时，人们顺着火车快速走过的脚步声都可以听到。有人跑到行李车的旁边，还起了争执。从远处还时常传来送行的人一两句间间断断的话。公鸡轻轻地啼叫，中间还夹杂着小花园里树木沙沙作响的声音。
这个时候，好像是在途中拍的一份电报，又像是从梅留泽耶沃带来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问候，一阵并不陌生的香气飘进窗来。它时而在你不察觉的时候在你的附近变得非常浓厚起来，时而又像是从田野跟花圃里的鲜花无法到达高处落下的。
整个车厢十分拥挤，医生没有办法动弹，更别想靠近窗前了。不过，他并不需要用眼睛去看，在脑海里就可以见到这些沙沙作响的树木了。估计它们就长在不远处，安谧地朝着火车的顶部把积了满身风尘的枝条伸过去，繁茂的叶子就像是一幅天幕，缀满了亮晶晶的眨巴着眼睛的星星。
这样的景致在路上从来没有间断过。随处可见喧嚷的人群，所见之处都是怒放着鲜花的柞树。
空气里弥漫着的这股香气，像是要超过这列向北行驶的火车，车上的旅客似乎到哪里都可以听到那些有板有眼的传闻，不翼而飞地传播到大大小小的车站还有道口的守望点。
抵达苏希尼奇已经是夜里了。一个热心的、打扮得有些老式呆板的搬运工领着医生穿过了一条黑灯瞎火的路，从后面把他送上了一列二等车厢。这列车才到站，行车表上都还没有这列车次。
搬运工拿着乘务员的钥匙打开车后门，把医生的行李放进门里，正当一位列车员想要立即把行李扔下去，阻止他们的时候，列车员好像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莫明其妙地发了善心，很快消失了。
这列客车的身上有着不同于其他列车的任务，并且，没有多少人知道，行进的速度非常快，就连停车的时间都十分短暂，与此同时还设了警戒。车厢里空落落的，人数并不多。
日瓦戈进了一间包房，桌上的蜡烛正滴着油，强烈的光线把整个房间照得很亮，微微开着的窗口跑来了一阵风，烛焰就开始不停地摇晃了起来。
这支蜡烛是这间包房里唯一的一位乘客的。他是个年轻人，头发是淡黄色的。他的双臂和两腿非常修长，这样看来，他的身材估计不会矮到哪里去。他四肢的关节好像十分松弛、灵敏，就像是一件能够随意折叠的没能衔接牢固的零件。这位青年就坐在靠窗的沙发长椅上，随意地往后仰靠着，见到日瓦戈走进屋来，便非常客气地把身子欠了欠，把原本半躺的姿势变成了比较有礼貌的坐姿。
一堆毛茸茸的像是碎布的东西躺在他的长椅下。突然间，那堆东西动了几下，一只猎狗耷拉着两只耳朵从长椅下急急忙忙地爬了出来。它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绕了几圈，前前后后都仔细打量了一番，还不忘嗅嗅医生身上的气味儿，随后，这只猎狗就在包房里兴奋地跑过来又跑过去，四只爪子灵敏地伸来伸去，像极了它那位高个子的主人。没过多久，主人命令它赶紧钻回椅子下面去，它又变回了之前那种如同一团毛茸茸的碎布的样子了。
这个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发现一杆双筒猎枪正装在套子里，皮革的弹带还有和塞满了禽鸟的猎网都挂在了衣钩上。
原来这位青年是个猎人。
他十分喜欢和人说话，亲切的微笑总是挂在脸颊上。看到医生，就迫不及待地跟他搭讪起来。每当医生说话的时候，他的双眼就会一眨不眨地盯着医生的嘴。
他的高音嗓门十分难听，说话时声音会从最高点直接降下来，听上去像金属感觉的假嗓音。另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尽管他是个完完全全的俄国人，可总是单单把“y”这个音说得非常古怪，这些音像极了法语的“u”，仔细一听又觉得是德语的“ü”。除了这些以外，“y”的音也发不准确，似乎对于他而言不是那么简单，需要耗费非常大的力气，声音还很尖锐。相比之下，别的音就会显得低一些了。他刚一开口就差点儿就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大吃一惊。
“昨弯（晚）我打到了不少亚（鸭）子。”
“他这是怎么了？”日瓦戈在心里想着，“似乎在书里看到过，有点印象。我是名医生，我不该不了解的，只是，突然间无法想起来而已。估计是大脑因为某种因素所致语音上的不正常。当然，这样男生女气的说话方式实在十分好笑，让人没有办法严肃起来。没办法与他继续往下谈，我最好是爬到上铺去躺一躺吧！”
医生果真爬到上铺去了。他安顿好之后，年轻人就说要不要把蜡烛灭了，免得干扰他休息。医生表示非常感谢。他把蜡烛吹熄后，整个包房就像陷入了一片黑暗。
只开了一半的车窗。
“需要帮您把窗子关了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难道您就不怕贼吗？”
那个青年人并没有任何的答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分贝扩大了一些，又问了一遍，室友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好点上一根火柴，看看这位发不准音的青年人究竟是怎么了，是出去了，还是早已睡熟了。
医生的这两个揣测都没有发生，那个青年把双眼瞪得大大的，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看到医生从上面把身子俯下来，就淡淡地笑着。
火柴灭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着又划燃了一根，在火柴那微弱的光下，第三次把之前的话给重复了一遍。
“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猎手马上就回复他道，“我这儿能有什么值得贼去偷的呢？当然，最好不要关窗。这鬼天气，太闷了。”
“还真没有想到！”日瓦戈心里嘀咕着，“他真是个怪人，有亮光的时候才会说话。你瞧瞧。他刚才说得这么清楚，没有一点错误！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由于之前的这个星期发生了太多的事、临行前波澜翻滚的心情加之收拾行李的劳累，而且凌晨就上了车，医生感觉整个身子就像是被人给拆散了。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能沉沉睡去，便给身子换了个更为舒服的姿势。可是，天不遂人愿，过度疲劳的他始终无法安然入睡。直到天边出现了一丝鱼肚白的时候，他才得以进入梦乡。
之前的两个小时里，不管在他脑海里浮现出的思绪有多么杂乱无章，事实上都只是围绕着分分合合、扯不清楚的两个圆周。
一个圆周——对东尼娜、家庭还有以往生活的怀念，那种生活是被诗情、诚恳、圣洁所填充的。这样的生活对于医生而言是惊喜的，医生盼望着它可以完好无损地保存着，现在，这列火车在夜空下飞驰着，而他正坐在上面，迫不及待地想重新回到两年前的生活中去。
这个圆周还包括了对革命的忠诚与赞美。这里的革命——是被中产阶级所认同的革命，也就是一九 〇 五年那些崇拜布洛克的青年学生所追崇的革命。
这个圈子既亲近又熟悉，也把开战之前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里俄罗斯的思想、艺术领域还有俄国跟日瓦戈的命运所体现出的征象跟预兆都包括进去了。
战后，医生情不自禁地想再一次把这股潮流捕捉到手，只为它可以重现、延续，思乡的情绪。
第二个圆周——蕴藏着某种新的思念，这些思念却显得非常异样，与此同时又是这般美妙！而这不是革命吐故纳新的新意，是种本能的、非虚幻所能决定的，如同地震来得那样迅速。
新的因素就是战争、流血、恐惧还有它的附带品——家园沦丧和斯文扫地。战争的考验以及从中得到的聪慧的处事方法，也就成为了这种新的成分。战争把医生带到的偏僻的小城镇和他交往的那些人，都是新鲜的。革命自然也是崭新的因素之一，与一九 〇 五年大学里所议论的那种愿望化的革命相比，如今的这种革命是战争的产物，还带着士兵们的血腥气。
护士安季波娃也在这个圈子当中，天才晓得战争会把她还有她那难以捉摸的生活扔到哪里去。她与世无争，也从不喜形于色，她的缄默虽然令人迷惑不解，却又让人感觉这般强劲有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竭尽全力不去爱她，正如他全心全意地去爱所有人那般，就更不必说去爱家庭还有亲人了。
火车在全速前进着。迎面吹来的风钻过窗户，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鬓发给弄乱了。夜里停车的小站，跟白天的景象一模一样，人声鼎沸，还有那些柞树籁籁作响。
有时，有一阵马车声从黑夜的深处传到了车站。这个时候，人们的交谈声、车轮的声音还有沙沙作响的树木声都汇集在了一起。
在这个时候，是什么在夜里唆使着树影盘旋舞动着，这些树影彼此间通过叶子小声诉说着些什么，都可以理解了。在卧铺上辗转难眠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思索着：跟整个俄国相关的信息，革命以及这场革命有可能获得伟大的结局。
第二天，医生十二点才醒来。“侯爵，侯爵！”那位年轻的猎人用低沉的声音招呼着他的那条狗，那个小家伙儿正在不停地翻着身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非常奇怪，这间包房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人，这一路上并没有第三个人进来。路过的车站，都是他打小就非常熟悉的。他们穿过了卡卢加，正向着莫斯科驶去。
在洗脸间里匆匆洗漱后，这位让人十分感兴趣的年轻猎人邀请医生一起共进早餐。趁此机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可以好好地对他打量一番了。
他的特点是非常喜欢说话，还很喜欢动来动去。他喜欢说话并不是为了攀谈和交换思想，而是为了让舌头不必消停还有把吐字的声发出来。他说着说着就像坐在弹簧上似的，整个身子都开始抖动，无缘无故地就哈哈大笑，在得到满足后还不忘记快速地搓动双手，要是感到这还无法满足自己的心情，就会用手掌对着膝头敲打起来，把眼泪都笑出来才罢休。
他们说的是昨天的怪事。这家伙说话总是没有条理，真是让人吃惊不已。他时而喋喋不休地自我介绍——尽管没有人要求他去说，时而又满不在乎地提出不需要任何答复的丝毫没有意义的问题。
他说了一大堆自己的事情，令人无法想象的是，没有一句是能连贯的。由此可见他喜欢撒谎。他的观点有些极端，否定了所有的公认事理，他自己倒是觉得他可以说服别人。
这个年轻人说他是个有名的革命家的侄子，可是他的父母却是一对执拗的人，正如他说的，他们都是死硬派。他们有块非常大的领地，就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他是在领地长大的。父母跟叔父向来水火不容，叔父心胸开阔，正是依靠着他的关系，他们才免去了诸多麻烦。
这家伙说他是跟随叔父的，不管是生活、政治还是艺术，都是非常极端的。他的这段表白当然不免让人想起了彼坚卡·韦尔霍文斯基
，只是不是说那些左的思想，而是呈现出堕落的思想以及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为情的夸张。“如今他必然会夸耀自己就是未来派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里这样叨咕着，话题跟意料中的一样果真转到这来了。“如今估计得把体育运动给拿出来说说了。”医生还是先他一步的揣测着，“大概会说说赛马，要不就是溜旱冰，再不就是法式摔跤。”果不其然，话题最终到了狩猎上。
年轻人说他还在家乡时就已经开始打猎了，还自吹说自己是个非常不错的射手，要不是由于生理上的缺陷无法成为一名士兵，在战场上必然会百发百中，崭露头角的。
见日瓦戈的神色中有一丝疑问，他大惊小怪地把分贝提高说：
“怎么？难道您还没有发现？我还以为您已经知道了我的缺陷呢！”
他从衣袋里拿出了两张纸片，递给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张是他的名片。原来他是复姓，全名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波戈列夫席赫，他要求医生称他为波戈列夫席赫，以显示对也这般自称的叔父的尊敬。
另一张纸片是个表格，分出了很多的栏目，上面画着各种各样交叠起来的不同手指的手势。这是手语符号，专为聋哑人设计的。所有的东西瞬间就清晰明了了。
波戈列夫席赫之前是加尔特曼或者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学派的一个非常少见的有才华的学生，他不靠听觉，仅仅只是通过视觉观察老师的喉部肌肉动作学会了说话，而且还能懂得对方的话，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医生把他从哪里来，在哪里打过猎的情况在心里合计了之后，就问道：
“恕我冒昧，当然，您可以选择沉默——您跟济布申诺共和国还有它的建立有关系吗？”
“您是从哪里……请让我……这样说，您也晓得布拉热依柯？有，当然有关系！”波戈列夫席赫激动地连炮似的说，还得意地大笑着，全身都开始向两边摇摆起来，用力地拍打着膝盖。接着又是一通胡言乱语。
波戈列夫席赫说布拉热依柯给了他一个借口。济布申诺对他而言就是个展示他个人想法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直注意地听着他的叙述，感到十分吃力。波戈列夫席赫的空论是由无政府主义的假想和猎人的胡说八道所组成的。
波戈列夫席赫是用先知者的理所当然的语气，判定随后即将会发生难以想象的社会震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里也认同这个观点，也认为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小青年谈论这种预言时所体现出的不可一世，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些反感。
“您等等，请听我说，”他一点儿也不胆怯地回敬着说，“这些或许会发生。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混乱与被破坏的情况下，在敌人逐渐紧逼的时候，进行这样冒险的试验是非常不合适的。必须得让国家清醒一阵子，在转折转变前总得有个喘气的时间。这得期待某种平静还有秩序出现，即使是相对的也可以。”
“您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波戈列夫席赫说，“您说的破坏，与您中意的秩序如出一辙，都是些常规的现象。这些破坏是为了建设、规划符合规律的先决部分。社会的发展还是不够成熟。就该让它垮得彻彻底底的，届时，真正的革命政权才会按照一个崭新的原则把社会一点点地重新组建起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里感到很难受，只好走到过道里去。
列车飞也似的向着莫斯科奔去。一片片的白桦林、紧紧相接的一幢幢别墅向车窗扑来，一分钟都不舍得停下来，就一闪而过了。露天的站台非常狭长，与那些站满了度假男女的别墅一起闪过。列车把尘雾给掀了起来，就像是被旋转的木马给带到了一边。火车不断地拉响汽笛，空旷的树林里回荡着汽笛的声音，慢慢地传向了远方。
这一路走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第一次了解到他是在哪里，做了些什么，还有一两个小时后他所要面临的又是什么。
不过是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失去音讯，四处转移，战争，革命，脑震荡，枪击，各种死亡以及毁灭的现场，炸毁了的桥梁，被破坏的瓦砾，大火——这所有的一切转瞬间全部都化为了没有一丝意义的空白。长时间的隔绝后，第一件有意义的事便是在这车上离自己心驰神往的家越来越近，家里的一切都完整无缺。到亲人的跟前、重返家园、重获新生，这才是曾经的生活，这是探险者的追寻，也是艺术的真理。
树林早就被扔在了后面，列车好不容易才从拥挤的林木中得以解脱。一块缓缓倾斜的草地从谷底向上面爬来，到了远处就成了一片宽广的丘陵。一条条墨绿色的马铃薯田埂在它的上面纵向排列着。在马铃薯田的尽头，有一扇地窖温室的玻璃窗。草地的另一边，正在奔跑着的列车末端方向，半空中悬挂着一团紫黑色的云。阳光穿过了乌云从它的后面向四周射去，趴在了温室的玻璃窗上，耀眼的光芒从玻璃窗上反射出来。
突然，一阵晴日的阵雨从云层中倾斜着飘洒下来，阳光下的雨滴闪烁着光亮。突然来袭的阵雨声刚好跟行进的火车车轮声、车身的震颤声相互交织在一起，好像是要不遗余力地追上去，生怕落在后面。
医生还没注意，远处的基督大教堂的轮廓已经出现在了山的后面，紧跟着就是那圆形的教堂屋顶、市区里的房屋还有一座座高耸的烟囱。
“莫斯科。”他说着就走进了包房，“可以整理东西了。”
波戈列夫席赫突然跳了起来，翻了翻他的狩猎袋，把一只最大的鸭子给拿了出来。
“送给您，”他说，“算是做个纪念。跟您相处了一整天，我十分快乐。”
不管医生怎么委婉地推辞，都不管用。“那么，好吧，”他只好接受了，“我收下这只鸭子，就当作是送给我妻子的一份礼物。”
“妻子！妻子！给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席赫手舞足蹈地重复着，仿佛这是他有生以来初次听到这个词，全身一起扭动着大笑起来，从座位下跳出来的“侯爵”也跟他一起扭动着。
列车开进了月台。车厢里如同进入了夜间，变得黑漆漆的。这位年轻的猎人把野鸭子用半张铅印的传单包好后送给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