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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时而清醒，时而昏沉地躺在床上，这里是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的卧室。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还有仆人在她旁边小声地说着话。
一片幽静和黯淡将斯文季茨基家的这栋房子给紧紧地围住了，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一缕朦胧的光线穿过了门对面的两行房间，照亮了过道。那道光线是挂在小客厅墙壁上的那盏灯斜射出来的。
科马罗夫斯基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了，全然不像是在别人家做客那般，他拖着沉甸甸的步子来回踱着。他偶尔也会向卧室里看上一眼，想了解一下里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然后又沿着挂满了串珠的枫树径直走进餐厅。桌上摆满了可口的菜肴，一直都还没有动过呢！偶然会有一只老鼠从盘盏中迅速跑过，那些绿色的酒杯就会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沉浸在震怒之中的科马罗夫斯基，此刻有多种情绪在心里翻腾着。这多么丢脸，简直荒唐至极！他愤怒得像一座将要喷发的火山。他的地位、名誉、声望都面临着危险。这次的枪击事件算是把他的名声给毁了。好在，此时还是可以弥补的。为了防止事态继续恶化下去，就得不惜任何代价，穷尽一切手段，务必果断地采取有效的措施。要是这件事已经传开了，那就必须得压制住，要把这些流言掐死在摇篮里。通过这次事件，他又一次深深感受到了从这位失去信心、几乎要疯狂的姑娘身上散发出的吸引力，一种令他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只需一眼就能得知，她与众不同。她的身上似乎总有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存在。然而，就是他科马罗夫斯基毁了她的一生，即使再令人伤感，也没有办法挽回了！她拼尽全力地挣扎着，时时刻刻都在反抗，心里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改变这坎坷的命运，展开全新的生活。
她需要得到不同层面的帮助，可以先给她租间房子，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把她惹火了，要离她远一点儿，不露痕迹地躲在附近，不然以她的性格，还指不定会干出多么可怕的事来呢！
像这类的麻烦事，以后不会少！就拿这事来说吧，绝对不可能不了了之，至少法律是不会饶恕的。这天夜里，这事只不过发生了两小时而已，警察就来了两趟了。科马罗夫斯基跟警察分局长絮絮叨叨地解释了一番，才使得这事告一段落，打发他们离去。
这件事越到后面会越烦琐。必须得证明拉拉开枪是想打他的，只是误伤了科尔纳科夫。但是只凭这一点，事情是不可能了结的。拉拉只是能减轻一部分责任，剩下的那一部分还是得接受法庭的审讯。
此刻的科马罗夫斯基正在绞尽脑汁想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如果已经立案了，那就得不择手段地搞到一份拉拉的精神状况鉴定，证明她在开枪的时候完全没有自制能力，博取法官的同情，撤销此案。
科马罗夫斯基心里的小算盘敲定后，终于平静下来。夜收起了帷帐。清晨的第一缕光线穿过了每一间屋子，扭扭捏捏地奔跑着，好像是个小偷或者当铺的估价人趴在桌下或沙发椅子下面观察着什么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走进了卧室，见到拉拉还是像一摊烂泥似的瘫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科马罗夫斯基便立即离开了斯文季茨基家，坐车去找他熟悉的一位律师的妻子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娅。鲁芬娜的丈夫是位政治侨民。居住在俄国的鲁芬娜拥有一套八个房间的住宅，而他们一家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房间，再加上经济困窘，就把其中两间房子给租了出去。最近又空出一间来了，他立即帮拉拉租了下来。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拉拉依旧处于半昏迷状态，浑身发热，她被人送到了出租屋里。她得的是神经性热病。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思想进步的女人，坚决反对任何成见。按照她的思维模式，她同情这个世界上所有“合法的和富有生命力的”事物。
她保存了一份有作者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放在自己的五斗橱里，墙上挂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她丈夫的照片，她称之为“我那善良的沃伊特”。这是跟普列汉诺夫在瑞士拍的，那次他们正在参加音乐会。他们俩都穿着柔软而又散发光泽的毛料上衣，头上戴着巴拿马草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见到病容憔悴的拉拉，一股厌恶感便油然而生了。她认为拉拉是在装病，是个心机颇深、泼辣的女人。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把她发高烧时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浑话全当作是刻意表现出来的。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随时都能向上帝起誓，她不容置疑地认定拉拉就是在扮演“狱中的格蕾欣”
的角色。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故意作出一些过分离谱的活跃举动，借此来体现对拉拉的鄙视。她把门又摔又踢的，弄得嘭嘭直响，扯着嗓门儿胡乱地喊着歌。她来去如风，游荡在自己的房子里，一刻都闲不下来。她从来都不关窗户，一直都在透气。
她的房子就在阿尔巴特街一所大厦的顶层。这一层所有的窗户从冬天的阳光斜射进来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对着清澈明朗的蓝天。一望无垠的蓝天如同一条正处于汛期的大河。明媚的阳光使得整个住宅在大半个冬天里都弥漫着即将来临的春天的气息。
暖风从南方款款而来，吹进了窗户。刺耳的汽笛声从车站那边传了过来。拉拉的病还没有起色，她孤零零地躺在床上，时常回忆起遥远的往事，借此来慰藉自己那颗寂寥的心。
七八年前，拉拉还处于童年时代。那时她刚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初来乍到的第一个夜晚，总是浮现在她的脑海里。那个夜晚是她此生都难以忘记的瑰宝。
那个时候，他们坐在租来的马车上，穿梭在数不清的昏暗的街巷之间，终于穿过了莫斯科全城，向“黑山”旅馆驶去。街灯迅速迎来，渐渐地靠近，然后又渐渐地疏远，车夫驼背的影子在墙壁上一闪而过。影子在奔跑中逐渐变大，越来越大，大到了极其离谱的程度，它把路面和房顶都笼罩在那深灰似黑的幕布里，然后就消失了，一直周而复始下去。
昏暗的薄纱下，莫斯科各个街道上的教堂钟声在天空中回旋着，满地都是雪橇快速跑过留下的滑轨痕迹。雪橇与地上的积雪摩擦着发出了响亮的声音，随即向四方驶去。那些形形色色的橱窗和明暗交替的灯火让拉拉感到惊奇，似乎它们跟大钟、车轮一起演奏出了一首嘹亮的歌。
一个大得出人意料的西瓜摆在房间的桌子上，那是科马罗夫斯基用来恭贺他们乔迁之喜的礼物，还有面包、盐。桌子上的东西让拉拉看得头昏眼花。她认为这个奇大的西瓜象征着科马罗夫斯基的权势、财富。一声脆响，这个粘着一半冰碴的墨绿色的圆形大怪物被科马罗夫斯基用刀切开了，紫红多汁的瓜瓤像极了被冰封的血液，吓得拉拉都不敢出气了，却只得硬着头皮吃下去。她吃力地把一块块紫红色、香甜的瓜瓤往下咽，因为过于激动，偶尔会卡在喉咙里。
香甜多汁的西瓜是一种奢侈的食物，跟多年前首都的那个夜景中的惶恐如出一辙，而这种惶恐最后成了她面对科马罗夫斯基时经常会表现出的惶恐，这也成为之后发生那种事最主要的原因。只是，如今的科马罗夫斯基早已不复当初了，他变得无欲无求起来，竭尽全力不让拉拉再想到有关于他的一切，甚至再也不在她的面前出现，总是跟拉拉相隔一段距离，以绅士的高尚方式无私帮助她。
而科洛格里沃夫的拜访，就不一样了。他总是让拉拉感到十分愉快。当然，这一切都归功于他身上那种奔流不息的活力和难以匹敌的才华，而不是他那副高大而匀称的身材。科洛格里沃夫的身上有一种影响力，他会用如炬的目光和聪颖的笑容去占领整个房间，使屋子都会显得非常狭小。
他一边搓着两只手，一边稳稳地坐在拉拉的床前。每当他去彼得堡参加内阁会议时，都会把那些身份煊赫的元老们当成顽皮嬉闹的预科学生那般对待。可是躺在他面前的，在不久之前还是他家里的成员之一、如同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的人，她跟家里的其他人享受的待遇别无他样，常常忙得只能利用走路的时候交换下眼神或者简单地说上几句话（这种简单、而又富有表现力的交往形式，总会使人感到特别的神往，彼此都有着默契）。他不能像对成年人那般苛刻、冷漠地对待拉拉。科洛格里沃夫也不清楚要用什么方法与她交谈才不至于惹得她恼怒，不得已，就把她当成一个小孩那般对待，面色温和略带着一丝微笑地对她说：
“哦，我的上帝啊，您这是要搞什么名堂啊？是谁想看这出热闹非凡的闹剧？”他的话停了下来，开始打量起天花板及墙纸上那些斑驳的水迹。片刻后，他摇着头，似乎有点指责的意味，接着往下说：“有个绘画、雕塑和园艺方面的国际博览会要在杜塞尔多夫开幕了。我打算去瞧瞧。这间屋子里似乎并不干燥嘛，就连空气都是湿湿的。您准备在天地间漫无目的地闲荡多长时间呢？这个地方怎么看都觉得非常不舒服。我必须得告诉您，沃伊特太太可是个非常卑劣的人，我很了解她的为人。离开这个地方吧，您已经躺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您的病好了也就算了！该起床了，重新再找个房子，再把功课复习复习吧，把师范专修班读完。我有个朋友是位画家。他要在土耳其斯坦待两年。他用板壁把画室隔成几个部分，我看啊，他的画室就像是套房子。他想找一位合适的人，连同家具也一起转让出去。这个我能帮您办得妥妥当当的，好不好啊？哦，对了，还有件事，您必须得听我的。我早就想，这是上帝赋予我的职责……自从莉帕……这算是一份心意，你就把它当作是她毕业的酬金……别推辞了，不行啊！请让我……您别再拒绝了……不行，您必须收下。”
她一再谢绝，不断地流着眼泪，他们就在那儿你推我让的，一副打架的姿态，科洛格里沃夫临走前硬是把那张一万卢布的支票塞给了拉拉。
拉拉逐渐康复后，搬到了科洛格里沃夫竭力推荐的画家朋友那间就在斯摩棱斯克商场附近的画室去了，那儿成了她的新住处。拉拉的新住房在一幢古老的、用石料堆砌的两层楼的楼上。楼下是商店的库房。运货马车的车夫也住在这栋房子里。小小的鹅卵石在院子里铺了一地，零零碎碎的燕麦和杂乱的稻草总是随意地铺在上边。一些鸽子肆无忌惮地在院子里散步，不时咕咕叫着，它们总是等着伙伴们到齐，然后一起展开翅膀从地上起飞，在拉拉家的窗户下盘旋。站在楼上偶尔还可以看到一群大老鼠顺着院子里的石料水沟迅速地跑过去。
帕沙痛苦至极。拉拉病得很重的时候，竟然不让他前去照顾。他会怎么想呢？帕沙认为：拉拉准备射杀的那个人对她而言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之后，拉拉居然得到了差点被她杀掉的那个老男人的包庇。这突如其来的所有事都发生在圣诞夜他和拉拉在昏暗的烛光下最值得纪念和回味的谈话之后！要不是那个人解围，拉拉一定会被逮捕，而且还会受到法庭的审判。也正是因为他，拉拉才可以留在师范专修班里继续学习，安然无恙。帕沙对此既苦恼又百思不得其解。
拉拉的病情好了些之后，她就把帕沙叫了过来，跟他说：
“我是个坏女人。你并不了解我，还是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跟你详细说说吧！现在的我真的开不了口。你看见了吧？这些眼泪泛滥成灾，让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你离开我吧，把关于我的一切都忘记吧，我……我实在是配不上你。”
接下来的场面是一幕比一幕更加让人心碎。那个时候的拉拉还没有搬离阿尔巴特街，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只要一看到泪痕累累的帕沙，就会加快步子从走廊跑回自己的房间里去，然后发疯似的倒在沙发上捧腹大笑，把肚子都给笑疼了，嘴里还不时地冒出：“哎呀，真是让人受不了，我实在是受不了！这真是…哈、哈、哈！真是个痴情的种子啊，呵呵！”
为了使帕沙不再深陷在斩不断、理不清的柔情里，彻彻底底地结束这种折磨和痛苦，拉拉毅然决然地回绝了帕沙那份真挚的爱情，说她再也不爱他了。只不过，拉拉一边说着，一边又哭得撕心裂肺，让人不得不怀疑她说的话。帕沙质疑着拉拉说她自己的那种种无法原谅的罪孽，她的每一句话对他而言根本就不足以相信。原本他想要咒骂、仇恨她的，但他疯狂地爱着她，从未改变过。他心里充满了嫉妒。她的每一个想法、喝水的杯子、睡觉的枕头都能引起他的嫉妒。为了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至于发狂，无论如何都得立即采取果敢的行动。他们商议好就马上行动起来，在考试结束以前就结婚了。婚礼原本是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周举行的，但是碍于拉拉的要求不得不推迟了。
他们的婚礼在三一节
后的第一天举行，也就是在圣灵降临节那天。此时，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知晓了他们能够顺利毕业。这场婚礼是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柯替他们操办的。这位太太是拉拉的同学——杜霞·切普尔柯的母亲。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是个美丽的女人，胸脯高耸，嗓音低沉，十分喜欢唱歌，对任何事都习惯性地夸大其词。无论是真实的事还是传说，只要传入了她的耳朵，就一定会被随意编造，她会把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都添加进去。
热浪不断地在城里翻滚着，像极了疾风摆弄枯草的样子。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一边给拉拉做临行前的梳妆打扮，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哼着小曲儿，准备将拉拉送上“婚礼的圣坛”。教堂里金色的圆顶还有游艺场各个角落里新铺的沙土，都显出耀眼的金黄色。三一节前夕砍下来的白禅树，枝叶上布满了尘土，萎靡不振地搭在教堂的墙头上，像是被火炙烤后蜷缩成的小圆柱体。阳光浓烈而炎热，射得眼睛直冒金花，这种焦灼的感觉让人觉得呼吸也开始困难起来。周围仿佛有上千对的新人在举行婚礼似的。因为是过节，姑娘们把头发卷了起来，穿上了色泽绚丽的衣服，年轻的小伙儿们在头发上擦了一层油，光亮亮的，配着笔挺的黑色西服。激动的情绪使得大家觉得更热了。
另一位好友的母亲拉果金娜，跟在拉拉的身后，在拉拉踏上红地毯时，往她的脚下撒了把银币，祝愿她以后生活富裕，为了同样的祈福，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也提醒拉拉，把婚礼冠戴上之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光着手臂画十字，要么用披纱，要么用袖口的花边把手遮起来，接着又告诫拉拉，必须把蜡烛高高举起，以后就能够当家做主了。为帕沙的幸福着想，拉拉宁可放弃当家做主的机会，她尽可能地把蜡烛放得很低，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作用，无论她怎么把蜡烛放低，帕沙的蜡烛总是比她的要低一些。
仪式结束后，他们直接回到了由安季波夫一家人精心布置的那间画室，为这对新人举行酒宴。宾客们不停地喊：“苦得让我们都喝不下去了。”另一些人就一起大声附和：“来点甜蜜的。”这时，这对新婚夫妇便带着羞涩的笑容接着吻。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给他们唱了一首喜歌——《葡萄》，中间的叠句“上帝赐予你们爱情以及忠告”她唱了两次，接着又唱了首《松开你的发辫，散开你那淡褐色的秀发》。
宾客们相继散去后，房子里只剩下这对新婚夫妇了，帕沙反倒在这突如其来的寂静中觉得不知所措。院子里的一盏灯正对着他们家窗户上的柱子，发着耀眼的亮光，如同中午的太阳。拉拉已经用尽了办法去拉窗帘了，可是这两块窗帘就像是块非常薄的板子那样，一束晃眼的亮光总是从它们之间的夹缝里射进来，就像有陌生人在偷窥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帕沙惊奇地感觉到，他所有的思绪都拴在了这盏灯上，居然会比想自己、拉拉以及对拉拉的爱还要多得多。
这一夜，如同潺潺远去的溪水，好像没有尽头似的，被同学们称之为“斯捷潘妮达”和“红颜女郎”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安季波夫，在攀上了幸福顶峰的同时也跌入了绝望的深渊。帕沙的猜疑和拉拉的坦白相互交替着。他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拉拉紧接着一句句地回答着，伴随着拉拉每一次的坦诚回答，他的心就会再往下沉一点，这如同是跌入了万丈深渊里。他的想象力早已伤痕累累，再也无法跟上她新吐露出来的情况。
他们就这样一问一答，直到天亮。安季波夫的一生里，没有什么比这一晚上的转变更惊人、更出乎意料的了。清晨起来，他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自己很奇怪，为什么别人还是以之前的那种方式来称呼他。
十天后，朋友们就在这间新房里为安季波夫夫妇践行。帕沙、拉拉终于毕业了，他们成绩优异，并且同时接到了乌拉尔的聘书。他们第二天一大清早就会起程。
年轻的人们喝着酒，唱着歌，谈笑风生，年纪大一些的人没有来参加这次欢送会。
一道屏风将客人跟整个画室隔开了，小隔间的后面，是拉拉装行李的一大一小两个网篮、皮箱还有只装食具的木箱。几只口袋就放在角落的地上，行李很多，有些得作为慢件在起程的当天早晨送去托运。全部的东西都快要收拾好了，只是还没来得及打包。皮箱还有木箱的盖子敞开着，里面只装了一半东西。拉拉每隔一会儿就会想起有什么可以装进网篮里去，再把最上面的物件摆放平整。
拉拉到学校去拿证件时，帕沙正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客人。看守院子的人陪着她回来的，还带来了椴皮席、一大卷牢固的用来捆东西的粗绳。拉拉打发走守门人之后，便围着客人们转了一圈，跟这个客人客套地握握手，又跟那个客人互相亲吻，之后，才回到小隔间去更换衣服。她换好衣服出来，大家都拍手称赞，所有人这才一起入席，喧闹如同几天前的那场婚礼一般。活泼好动的人帮着主人给周围的人斟好伏特加酒，数不清的举着叉子的手伸到餐桌上去拿面包，取冷、热菜肴。大家相互敬酒，满意的啧啧声在餐桌上徘徊着，俏皮话在桌面上层出不穷。醉意很快爬到了一些人的身上。
“累死我了。”拉拉和丈夫靠着坐在一起说，“该办的事情你都办完了吗？”
“都已经办完了。”
“无论有多累，我都感到非常精神。我觉得非常幸福。你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也觉得很快活。这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完的。”
科马罗夫斯基在这场只有年轻人的晚会里是破格被允许参加的。晚会即将结束时，他告诉大家，在这对年轻夫妇离开后，自己就会觉得孤苦没有依靠，他觉得莫斯科就要变成撒哈拉沙漠了。一阵酸劲儿不停地在心里翻腾着，便呜咽了起来，只好重复着被激动打断的话。他恳求安季波夫夫妇容许与他互通书信，允许他在忍受不了分离的痛苦时，可以去尤里亚金——他们的新居去探访。
“那就没有必要了。”拉拉置若罔闻地大声回答着，“还有什么写信啊、撒哈拉沙漠啊，这些话都没有什么意思。至于去我们的尤里亚金的新居，您还是想都别想了。即使是我们都不在，上帝还是会一如既往地保佑您的，再说了我们也就是无关痛痒的人而已，帕沙，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您有上帝的眷顾，肯定会找到新朋友来取代我们的。”
拉拉似乎完全忘了正在跟谁谈话以及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另一件事又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赶紧起身，到厨房去了。她把绞肉机拆开，将零件分别放在食具箱的空格子里，再拿稻草把空隙填充好。拆绞肉机时，她的手指差一点儿被箱子周边的大刺给扎破了。
她在厨房里张罗打包，把自己的客人都给忘记了，对客人的谈话声也是不闻不问。过了一会儿，从小隔间的那边传来了一阵非常响亮的吵闹声，这才把她惊醒了。拉拉想到，喝醉的人向来喜欢竭力把自己的醉意展示出来，以显示出俗气、夸张的醉态。
就在此时，一个非常独特的声音从院子里传了进来，引起了她的警觉。拉拉撩开窗帘，把身子探出去向四周张望了一下。
一匹马的腿被绳子给绊住了，在院子里一瘸一拐地晃动着蹄子。这匹马也不知道是谁的，估计是走错路了，才会到院子里来的。远处的天边已经出现了一丝丝的鱼肚白，只是离日出还早着呢。清晨的雾气是紫灰色的，带有一丝丝的寒意，笼罩着沉睡的城市。拉拉把眼睛闭上。这阵非同一般的马蹄声，把遥远的迷人的乡村带到了她的面前。
门铃声从楼下传上来。拉拉侧耳倾听。有人起身离开餐桌，走过去开门。是娜佳来了！拉拉赶紧向娜佳跑了过去。娜佳是从车站赶过来的，她容光焕发，娇媚动人，一股杜普梁卡的铃兰花的幽香从她的身上淡淡地散发出来。这一对好朋友傻站在那儿，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声哭喊着，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差点儿让彼此喘不过气来。
娜佳是代表全家来献上新婚的祝贺、临别的话以及父母赠送的贵重礼物的。她从手提包里将一个用纸包着的首饰匣拿了出来，剥开包装纸，掀开盖子，把一串做工非常精美的项链递给了拉拉。
一片惊叫声及敬酒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一个稍微有点清醒的醉汉说：
“这是风信子石，还是玫瑰红色的呢！没错儿，紫红色的！你们说，这是不是啊？这风信子石可不比钻石差呀！”
娜佳却不以为然，辩解道，这是块带黄色的宝石。
拉拉安排她在自己的身边坐下，把那条项链放在了自己的餐具旁，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串宝石项链放在紫色衬垫上显得更光彩夺目、鲜艳耀眼，时而像流动着的露珠，时而又像是一串纤细的葡萄。
有些客人意识越来越清醒了。清醒过来的人又借着娜佳的名义喝了起来。大家很快就把娜佳也灌醉了。
不一会儿，屋子里的所有人都进入了梦乡，鼾甜地熟睡着。大多数人次日还要把他们俩送到车站，因此就干脆留下来过夜。一半的人随意地倒在角落里，鼾声便徘徊在房间里了。拉拉一点儿也不记得，她是怎么和衣躺在沙发上，睡在了伊拉·拉果金娜的身边。
一阵响亮的说话声在耳边响起，惊醒了拉拉。这声音是从街上找到院子里来寻马的人的声音。拉拉慢慢睁开双眼，感到非常诧异——帕沙还真是闲不下来，高大的个子站在屋子中间，胡乱地瞎捣鼓着什么呢？此时，那个被她当作是帕沙的人，转过身来正对着拉拉。这时，她才看清楚原来不是帕沙，那是个满脸麻子、一道伤疤从鬓角划到下巴的人。她顿时知道了，是贼悄悄地溜进屋来了，于是拉拉想大声喊叫，却一点声音也喊不出来。转瞬间她想起了那串宝石项链，偷偷地用手肘把身子支起，扫视了一下餐桌。
那串项链就放在面包屑及吃剩下的夹心糖里，那个笨拙的坏东西没有在面包屑和碎糖的废墟中发现它，只是一个劲儿拿那些整理好的被单、衣服，把原本收拾妥当的行装弄得乱七八糟。拉拉的酒劲儿还遗留了大半，迷迷糊糊的，十分可惜整理行李所花费的时间。她气得想叫唤，可还是被酒精麻痹着开不了口。她用膝盖使尽全力顶了下睡在她身边的伊拉·拉果金娜的胸口。伊拉·拉果金娜感到胸口一阵疼，失声地喊叫了一声，拉拉也跟着吆喝了一声。小偷把裹着衣物的包袱丢下，仓皇失措地跑了出去。有几个男人跳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搞清楚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后，飞也似的跟着追赶出去，只是那贼早就不知去向了。
在这场慌乱和事后讨论的时候，大家都相继起了床。拉拉最后剩下的这点酒意也荡然无存了。客人们请求让他们再稍微睡上一小会儿，拉拉却执意要让他们全都起来，很快就为他们煮好了咖啡，并且请他们都各自回家去，等开车前再到车站相见。
客人陆续离去后，拉拉又忙了起来。她利索地把一个个行李袋收拾妥当，把枕头装进去，再扎紧袋口处的带子，恳求帕沙还有看院子的女仆千万别插手，免得帮倒忙。
还好这些狼藉都整理妥当了，没有耽误安季波夫夫妇出行的时间。送行的朋友们摇动着手里的帽子，火车缓缓地开动了。当朋友们都不再挥手了，从远处向他们大声地喊叫了三声时（或许喊的是“乌拉！”），火车的速度就变得更快了。
一连三天都是坏天气。这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的秋天。自从第一年取得胜利后，战况开始处于下风。集结在喀尔巴吁山的布鲁西洛夫的第八军，原本是打算翻过山口，然后突入匈牙利的，没想到结果却是跟着全线后退而后撤。俄军退出了战事最初几个月所占领的加里奇亚。
这个以前叫尤拉，而今越来越多的人用他的本名和父名称呼他为日瓦戈医生的人，此时就在妇产科病房门外的走廊里。他刚刚把他的妻子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送过来，就安排在这间病室里。他与妻子告别后，就在走廊里等着助产护士，想告诉她在关键时刻如何去通知他，以及他怎样从她那儿了解到东尼娜的健康状况。
他非常忙，急着回自己的医院去，在回医院之前还得去两个病人的家里出诊，可宝贵的时间现在却白白地浪费在这里。窗外一阵狂肆的秋风搅乱了左右倾斜的雨帘，仿佛是那风雨中田野里歪歪斜斜的麦穗。
暗沉的天空还不是很黑，就像一块深灰色的巨布重重地压向地面。日瓦戈依稀还看得见医院的后院。洁维奇田庄几所住宅里，有一个凉台上搭着个玻璃棚顶，那有一条电车线直接通向医院的楼房后门口。
风在天边咆哮，仿佛是被落到地上的从容流淌的雨水给激怒了似的。这凄惨的秋雨还是不紧不慢地落着。萧瑟的秋风不断地摇曳着凉台上的野葡萄藤，好像要把它连根拔起吹到空中掂量掂量，之后，就像扔一件恶心的破旧衣服那般扔到地上。
一辆挂着两节拖车的铁路压道车从凉台旁边向医院驶来。一些人把车上的伤员抬到医院里去。
整个莫斯科的军事医院早已经拥挤不堪，特别是在卢兹克战役之后，很多前线的伤员都被安置到了楼梯的拐角平台和走廊上。城里的各家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的情况也开始波及妇产医院了。
日瓦戈把身子转过来，背对着窗户，疲倦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他思绪已经无法集中了。突然间他想起一件事来。在他工作的圣红十字医院的外科部里前几天死了一个女病人。日瓦戈认定她患的是肝胞虫病。可其他医生却不同意他的诊断。今天就要对尸体进行解剖，这样就能确切地查明病因。只是，他们医院的解剖师是个嗜酒如命的醉鬼。天知道他会怎么处理，弄出什么结果。
深黑色的帷幕很快垂了下来。已经看不清楚窗外的任何东西了。窗户很快全亮起来了，好像是被魔棒一挥就显现的神迹。
妇产科主任医生穿过隔开走廊和东尼娜病房的外室走了出来。他很高大，有人问他问题时，他总是望着天花板，然后耸耸肩膀，算是回答别人的问题。他的这些表情再加上说话时的那些动作，好像告诉你说：我的老兄啊，无论知识有多么渊博，总有些谜是科学无法解答的。
他微笑着点点头从日瓦戈身边经过，用肥厚的、胀鼓鼓的两只掌心摆动了几下，意思是说“一切都得听天由命，要等候，耐心地等候”，然后就去候诊室吸烟了。
此时，那位少言寡语的妇科专家的助手从里面出来找日瓦戈。她跟那位沉默寡言的专家完全相反，她很喜欢讲话。
“如果我是您的话，早就回家去了。明天我就给你们圣红十字打电话。在此之前恐怕不会有什么事的。我认为应该是顺产，没必要采取什么手术措施。不过，您太太的骨盆比平常人的要稍微狭小一些，胎位不是很正常，产妇还没有阵痛，子宫的收缩也不明显，这倒是有点让人担忧。只是现在下结论还早了点。一切都得看她临产时肌肉收缩的程度。过不多久就可以看出来了。”
第二天，焦急的日瓦戈打电话到妇产医院，接电话的是医院的传达员，传达员让他别挂断，就跑去查问，这一问就让他足足等了十分钟，最后却只得到一个笼统的、很不讲理的情况：“里面的医生要我告诉您，您的太太送来得太早了，应该接回家去。”日瓦戈听了他的话，感到非常气愤，要求找个明了情况的人来接电话。“您太太目前还没有临产的迹象，”来了一位护士，跟他说，“请您别着急，您也是医生，应该谅解我们，还得耐着性子再等一天吧！”
直到第三天他才知道，临产的阵痛是在夜里开始的，在黎明的时候羊水破了，剧烈的阵痛就从早晨一直延续到现在。
他拼命赶到医院，迅速穿过走廊，东尼娜那令人心碎的叫声从一扇半开的门里传了出来，这凄厉的喊叫声仿佛是从车轮底下拖出来的压断了四肢的人呼喊出来的。
他恨不能立即跑到她的身边去，他死死地咬着自己的一根手指，咬得都快出血了。他走到窗前，外面下着斜斜的秋雨，跟前两天一样令人发愁。
助理护士从产房里走了出来，里边传出新生婴儿尖细的哭声。
“东尼娜没事儿了，好了。”日瓦戈高兴得喃喃自语。
“恭喜！生了，是个儿子。母子平安，顺利地生下来了，恭喜您。”助理护士故意把声音拖长说，“现在还不能看。等会儿会让您看的。您得好好慰劳慰劳产妇呀！她这回真是受了不少的罪呢！这是头胎，生头胎总免不了要吃些苦头的。”
“好了，终于得救了。”日瓦戈一心沉浸在母子平安的喜悦里，完全忽略了助理护士所说的话，也没有理解她为什么要向他道喜，好像把他当成了刚刚发生的事的一个当事人。可这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父亲，儿子——他轻而易举地做了父亲，他认为父亲这个身份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他一点也没感受到这天生的父子之情。这些在他的心里都不在意。他最担心的是东尼娜，那个几乎去鬼门关走了一圈又幸运地避过它活过来的东尼娜。
日瓦戈有个病人就住在产院的附近。他到这个人家里去了半小时，然后又返回来。从走廊进外室和从外室通向产房的两扇门都半开着。日瓦戈一时感到不知所措，毫无意识也溜进了风门。
穿着白大褂的妇科专家似乎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叉开双手挡在他的面前。
“去哪儿？”他低声说，为了不让产妇听到，以防打扰她的休息，他拦下了日瓦戈说，“您是不是疯了？她身上还有伤口，出了血，还得防止感染，更不用说心理上的刺激。亏您还是位医生呢！您可倒真不错呀！”
“我不是……我只想看一眼。就从这门缝里看一下。”
“哦，这样啊！好吧，就是这样。您也给我注意点……看看吧！要是被里面的人发现了，我可不会轻饶了您，准不给您身上留一块好地方。”
产房里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她们背对门：一个是助产士，一个是卫生员。那个卫生员手里托着一个尖声大哭的娇柔的小东西，就像一块深红色的橡皮一样一伸一缩。助产士正在往脐带上扎线，以便把孩子和胎盘分离。东尼娜就躺在那屋子里的一张支起的手术台上。她躺的位置比较高。但是日瓦戈因为过度激动，把什么都估计得有点过，所以他觉得她躺的高度有点像站着写字的那种高斜面的写字台一样。
有时候会把死人的头部垫高，而东尼娜现在躺着的姿势比那还要高一些，头朝上脚朝下地斜躺着，她浑身像是在夏天里跑得筋疲力尽的人那般冒着热气，她正在享受着那剧痛之后的片刻安息。她高高地仰卧在产房的中间，就好像是一艘满载着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生灵的航船；它刚刚穿越了死亡之海来到了这生机蓬勃的大陆，在港湾中卸下那一船的重载，如今才刚刚抛锚，最渴求的就是赶紧歇息一下，得到放松；而且那些和它一起经受了劳累与磨难的桅索，也需要休息；更重要的是它完全不能回想起不久前停泊在何处，是如何航行穿越的，又如何抛锚靠岸的。
谁都不知道它悬挂的旗帜是哪个国家的，也就不能确定对它应该讲哪一种语言。
他一回到自己的医院，大家都争前恐后地向他祝贺。“他们的消息还真灵通啊！”日瓦戈对他们的热忱感到十分惊讶。
他来到大家称之为“小酒馆”和“脏水坑”的主任医生办公室。因为医院里拥挤不堪，严重超员，现在医生们都是来这间屋子里换衣服。人们穿着套靴走进来又出去，有的人把外面带来的一些东西也丢在这儿，烟头和废纸扔得满地都是。
一脸横肉的肥胖解剖师正站在窗前，他把两只手举起来，对着亮光透过眼镜观察着玻璃管里的混浊液体。
“恭喜。”他随便说了一句，眼睛还是继续着观察，甚至看都不看一眼日瓦戈。
“谢谢。我很感动。”
“不用感谢我。这不是我干的。是波楚什金解剖的。大家都非常吃惊，因为还真是条水胞虫。大家都在说你眼力好，你才算是真正的诊断医师呢！现在大家纷纷谈论着这件事。”
这时，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也走了进来。他跟他们两人打过招呼之后就说：
“真是活见鬼了。这哪里是主任医师的办公室，这简直就是个过道，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不错，日瓦戈，您都清楚了吧？的确是水胞虫！是我们诊断错了。祝贺您。可是，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您的专业类别又被重新检查了一遍。这次可真没办法把您留住了。前线部队医务人员缺得很严重。您只能去闻闻火药味儿了。”
安季波夫夫妇在尤里亚金安顿了下来，实在是出人意料地顺利。这得归功于吉沙罗夫，他使拉拉在这个新地方很快地安居下来。
拉拉整个人都被辛劳和操心的事给占据了。她不仅要照料这个家，还要操心三岁的小女儿卡坚卡。无论在他们家里帮忙的长着火红色头发的女佣玛尔富特卡怎么勤快，还是不够的。帕沙的所有事务她都要参与。她自己还得在女子中学教课。拉拉非常忙碌地工作着，但是却感到很幸福。这就是她一直以来所渴望的那种生活。
她也喜爱尤里亚金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使她感到亲切。它坐落在雷尼瓦河边，中下游便是通航的地方，同时还有一条乌拉尔的铁路线经过这里。
在尤里亚金，冬天快来的时候，有船的人家就会用大车把船从河里拖上来，然后再把船运回城里，放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过冬。很多人家的院里摆着的那些底朝天的白色船只，其实就等于其他地方此时出现的南飞的鹤群，或是第一场瑞雪。
安季波夫夫妇租住的院子里就有一艘这样的白色的船，底朝天地扣在院子里，卡坚卡常常在这艘船下面玩耍，就像是在花房的凉亭里一样。
拉拉打心底里喜欢这个偏远的地方，甚至喜欢当地那些穿着毡靴和暖和的灰法兰绒上衣、操着浓重北方口音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待人的纯朴和信任。拉拉总是爱恋着这种田园风格和朴实的老百姓。
奇怪的是，帕沙这个莫斯科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是一个习性难改的城里人。他比妻子对待当地的尤里亚金人要冷漠得多。他们的粗犷和无礼都会使他感到恼怒。
帕沙在涉猎群书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他非常善于汲取知识，博闻强识。以前他时常是在拉拉催促之下才读书，而在尤里亚金平淡的年头里，他的求知欲反而变得越来越旺盛了，如今的拉拉在他眼中就是个没什么学识的人。他在自己的那些同校教师中初露锋芒，而且和这些同事谈不拢，经常抱怨和他们没有话题而感到苦恼。处于战争时期的他们，胸怀时髦的官方爱国主义，言谈中带着些惺惺作态的官腔，同时又有些迂腐沉闷的味道，这些跟帕沙比较复杂的爱国思想是走不到一块的。
帕沙是学古典语文出身的。他现在教的课是拉丁文和古代史。可是他这个职业性学校毕业的学生突然对那些已经很久不用的数学、物理及精密学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通过自学，又完成了大学里的这些课程。他期盼着有朝一日可以参加州级的科目考试，重新取得一个数学方面的学位，这样就可以举家迁往彼得堡去。帕沙总是在夜里紧张地学习，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健康了——他开始失眠。
他们夫妻俩的关系很融洽，不过也非常特别。她善良，对他无微不至，体贴入微，帕沙也决不允许自己对她有半分的伤害。他处处小心翼翼，就怕他的一些无意的言辞会让她莫名地当成是暗指的责备——比如说她出生在一个门第高贵的家庭里，而他出身卑微，又或者之前的她曾不属于自己。只怕她会怀疑他怀有这些荒唐的想法而使她伤心，以致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种种弄虚作假的成分。尽管他们相互尊敬，反而使情况更加复杂。
有一天，安季波夫夫妇家来了一些客人，其中有几个是帕沙的同事，有拉拉工作的那所学校的女校长，还有帕沙曾经当过一次调解人的仲裁法庭的一位成员，以及另外的一些人。在帕沙眼中他们都是十足的蠢才。拉拉如此热情地对待他们让他感到奇怪，而且他根本不相信她会真的喜欢这群人当中的任何一个。
等客人们都告辞以后，拉拉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把窗子打开来换空气，然后打扫房间，与玛尔富特卡一起在厨房里清洗餐具。她做完这些事以后，再去检查一下卡坚卡是否盖好被子，确定帕沙也睡了，自己才迅速脱下衣服，关了灯，躺在丈夫的身边，像个让妈妈抱到床上的孩子那般自然。
帕沙假装睡着了，其实他并没有入睡。最近失眠频频发作。他知道这样辗转反侧还得持续三四个小时。为了让睡意更浓，同时能够躲避客人留下的满屋子的烟味，他轻轻地起身，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到院里去了。
这个秋夜寒冷而又澄澈。帕沙的脚下，那薄脆的冰面，发出细碎的裂声。繁星满天的夜空就像是燃烧着的酒精火焰，那蓝色的火焰照亮了黑乎乎的地面和那些冻结的烂泥巴。
安季波夫夫妇的房子坐落在与码头相对的城市的一个角上，在街道的尽头。田野就在前面不远处，有条铁路从中横穿而过，铁路边上有一个值班房，有条通道横跨铁轨。
帕沙坐在底朝天的船上，遥望着星光。这几年来常涌现在他心头的一些念头如今又填满了他的心，让他感到惶恐。他认为迟早要把这些令人感到惶恐的念头从头到尾地理清楚，那不如就在现在吧！
“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他想。这一切应该早就料想到的，现在才发现已经为时已晚。为什么拉拉总是能让他像个小孩子那样依赖她，并能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为什么当初在他们结婚的那个冬天，她曾坚持想离开的时候，就没同意她呢？其实，她对他的这份感情不是爱，而是责任，这是一种高尚的义务，这一切难道不是她所体现的一种伟大吗？这是感人肺腑而又值得称赞的责任感，但这又和现实中的家庭生活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糟糕的是，他对她的爱还是如同过去那般浓烈。她还是那样美得让人窒息。或许，他对她的感情也不是爱情，只是对她的美和她的那种宽容的钦佩，产生了一种怅惘及感激之情吧？“唉，你呀你，这种事你能想明白吗？就连上帝也束手无策吧？”
可是现在这种情形要怎么办才好？如何才能使拉拉和卡坚卡从那种虚幻的家庭生活中挣脱出来呢？这似乎比他自己挣脱更为重要。“要用什么方法呢？离婚？跳河自杀？呸，这太丢人了。”他生着自己的气，“我永远也不会走上这条路的。这种卑鄙的念头为什么又会在心里产生呢？就是想到这个都觉得自己无能！”
他望了一眼夜幕上的繁星，似乎在向它们寻求答案。繁星挂在天边，不动声色地眨着眼。它们疏密相间、大小不同，有的是蓝色的、有的彩色斑斓，一起闪耀着。忽然，一道晃动着的耀眼的亮光一闪而过，横扫过星空、房屋、院落、还有那只小船和坐在上面的帕沙，像是有人举着燃烧的火把从田野往大门跑来。原来是一列军车，向西行驶时经过了岔道口。火红的烟雾穿过了天空并投去了一道黄色的光柱。从去年起，就有数不胜数的军车日日夜夜地不断经过这里。
他淡淡地笑着，站起身来，回屋睡觉去了。他想要得到的答案，已经找到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听到了帕沙的决定后，一下子愣住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听错了。“真是些鬼念头。又是他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她认为，“不答理他，时间一长他就抛到脑后了。”
可是这件事情越来越明朗，丈夫都已经准备了两个星期，报告已经被兵役局批准了，学校里也安排了接替他的代课老师，鄂木斯克已经送来了军校同意录取的通知。报到的日期逼近了。
拉拉像位乡下妇女那样放声大哭起来，抓着他的两只手，跪在他的脚边。“帕沙，帕沙，”她不停地喊着，“你走了，我和卡坚卡怎么办呀？你不能这样对我们，你不能呀！现在还不迟。我给你想想办法。医生都没对你的心脏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你怕丢脸吗？你把家庭作为发疯的牺牲品，难道这就不丢脸了吗？志愿兵！之前你不是总嘲笑罗佳是个庸俗坯子吗？怎么会忽然又羡慕起他来了！帕沙，你这是怎么了，我都不认识你了！你是不是换了一个人，还是在发疯呀？可怜可怜我吧，跟我说实话，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了，俄国真的就差你这样的一个人入伍吗？”
她忽然间知道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她虽然不善于揣摩细节，但她却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她猜想到大概是帕沙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他误解了她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那含情脉脉的爱情中并夹杂着的母性的感情，他也无法想象这样的爱情是超出一般女人所能给予的。
她像是挨打了一样紧紧地咬着嘴唇，把所有伤痛和委屈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默不作声，静静地把泪水往心里吞，为丈夫收拾上路的行装。
帕沙走了以后，拉拉觉得全城都变得死寂般宁静，就连飞在天上的乌鸦都变得寥寥无几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不停地呼唤着她。“妈妈，妈妈。”卡坚卡也一个劲地叫唤着，扯着她的衣袖。这件事是她一生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她所有最美好、最璀璨的希望都随着这件事的到来而破灭了。
丈夫从西伯利亚寄来了一封信，拉拉可以了解到他的一切情况。帕沙到了那儿之后，很快就恢复了理智，非常想念她和女儿。再过几个月，帕沙就会提前毕业，并且获得准尉军衔，不出人意料地被派往前线的作战部队里服役。在紧促的战斗途中，他远远地绕过了尤里亚金，即使在莫斯科也没与任何人见面。
他从前线寄信回来，看上去已经褪去了鄂木斯克军校里的那种忧虑，文字中透露出生气来了。安季波夫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的实力，只是为了得到一次军功或者受点轻伤可以获得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这种机会的确出现了。就在后来被称为“布鲁西洛夫大突破”的那次出名的突围战役之后，俄军便转入了进攻。忽然安季波夫的信中断了，开始并没有引起拉拉的不安。她认为一时没有收到帕沙的消息，是因为战事不断，行军途中不能天天写信。
秋天悄悄地来了，俄军的行动暂停，部队开始修建阵地。安季波夫的消息石沉大海。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开始担心起来，想方设法地打听。起初是在尤里亚金当地打听，没有任何回应之后写信到莫斯科去打听，然后按照帕沙部队之前的作战地址给前线继续写信。到处都没有帕沙的消息，得不到任何答复。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跟当地的那些善心的太太们一样，战争一开始就热心地去尤里亚金县医院扩建成的陆军医院里帮忙，尽一份力量。
拉拉非常认真地学习医务护理方面的基础知识，并且通过了医院里的考试，取得了护士资格。
她以护士的身份跟学校请了半年的假，让玛尔富特卡照管着房子，她带上卡坚卡到莫斯科去了。她把女儿安顿在莉帕的家里，莉帕的丈夫弗里津丹柯是德国侨民，跟其他一些被捕的侨民俘虏一起被拘禁在乌发。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知道通过这种单纯的书信方式寻找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斟酌之下，她决定直接到帕沙参战的地方去寻找。她怀揣着这个目的，在里斯基市开往匈牙利边境梅佐-拉勃尔的一列救护火车上当了护士。因为帕沙寄出的最后一封信的地址就是这里。
一列由塔季扬娜伤员救援会赞助者出资装备起来的救护火车往师司令部的前线驻地驶来。这列火车由许多短小而难看的货车组成，列车只有一节头等车厢，里面坐着莫斯科来的社会人士，他们给士兵和军官们带来了一些礼物。戈尔东也在其中。他听说他小时候的朋友日瓦戈就在前面不远处一个村子里的师部医院里。
戈尔东通过关系得到了在前线附近地区行动的许可，拿到通行证后，他就坐上了一辆向那个村子驶去的军用四轮车，去看望老朋友了。
车夫的俄语讲得不好，不是白俄罗斯人就是立陶宛人。生怕敌人的奸细在俄军的范围内搞侦察活动，所以说的都是些事先能猜得到的冠冕堂皇的客套话。这种故作姿态的谈话很枯燥乏味。这一路上大部分时间他和车夫都缄默寡言。
司令部的人习惯于动辄以几百俄里的距离来计算调动整个军队的行程，大家肯定地告诉他这个村子应该就在附近二十或二十五俄里的地方，实际还有八十俄里。
一路上，恶意而又沉闷的轰响声从前进方向左边的地平线上传过来。虽然戈尔东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但是他能够断定远处那些依稀可辨的敌人的大炮威风而又沉闷的声响完全可以跟火山爆发或地震的轰鸣相媲美。天色逐渐昏暗下来，眼前的景物慢慢模糊不清。那个村子的天边出现了接连不断地闪动着的火光，一直闪烁到天亮。
马车载着戈尔东从许多被烧毁的村庄前经过，有些地方已经荒无人烟了，另一些地方的村民都躲进了深邃的地窖里。被毁了的村落看上去只剩下一堆堆的垃圾和碎土丘，却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如当初的房屋那样。战火把这些村庄夷为平地，就如同站在寸草不生的荒漠里，从头一直望到尾。那些劫后余生的年迈的奶奶，都在各自的废墟上搜挖着，翻拨着面前的灰烬，不时地把一些东西藏起来，感觉周围有墙挡着一样，以为别人都看不见她们。她们用目光迎送着戈尔东，似乎是在询问：世界什么时候才会清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过上太平的日子？
他们在深夜里驾车赶路，迎面撞上了侦察班。他们被勒令从这条大路上退回去，再从乡间的小道绕过这里。车夫并不认识那条新路。他们盲目地转了近两个小时，天亮前才到了戈尔东想找的那个村子。可是村子里的人从来都没听说过什么师部医院。经过打听，很快就了解到这个区有两个村子是同名的，这个村子并不是他们要找的。第二天清晨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当戈尔东经过村口时，一股药用的除虫菊粉和碘酒的气味从里面散发了出来。他心想不能在日瓦戈这里留宿，最多只在白天待一阵子，晚上就立即赶回火车站去，跟那里的同伴们住一起。可是，事与愿违，情况有变后他不得不在这里滞留了一个多星期。
这些天，战线向前移动了，突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戈尔东在到达这个村子之前，俄方一个兵团的部分兵力进攻取得了胜利，从敌人固守的一个阵地缺口突破了。突击队的战果正在继续扩大，先头部队迅速地向敌方纵深前进，但是增援的部队由于要在后边不断地拓展突破口，渐渐地落在了后面，离开了先头部队。结果有一部分士兵被俘虏了。在这种情况下，安季波夫准尉在损失了半个连的士兵后，自己也被俘了。
关于安季波夫准尉的消息，还有一些互相矛盾的说法流行着。大家一致认为他已经殉国了，尸体被草草地埋在弹坑里。这种说法是他同团的熟人及朋友加利乌林少尉说的。他说，自己在观察所拿着望远镜亲眼看到安季波夫率领自己的士兵冲锋，好像在进攻的时候阵亡了。
加利乌林所看到的是突击部队屡见不鲜的战斗场面。他们的任务是迅速冲过两军之间的田野，那里满地滋生着随风摇曳的干枯了的艾蒿和一动不动地屹立着的刺蓟草。突击队必须以勇猛顽强的动作逼迫敌方跳出战壕短兵相接，或者使用大波的手榴弹把固守在战壕里的奥地利人全部消灭。这片田野好像也跟在他们的脚下与他们一起奔跑着，一望无际。脚下踏着的像是松软晃动着的沼泽地。起初，安季波夫准尉跑在前面，之后根据战况而忽前忽后地跟士兵齐肩并进。他把手枪高举在头上挥动着，拼命地把嘴张到最大，大声喊着“乌拉”，只是他的喊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周围跑着的士兵，都一点儿也听不见。每隔一段时间，奔跑中的士兵就会突然卧倒，片刻后又突然站起来，再次喊叫起来，继续向前方的敌人冲去。他们每一次前进，总会有几个人中弹，如同被砍倒的参天树木那样，整个身子就那样僵直地倒了下去，再也无法站起来。
“炮弹超过了目标范围，立即给炮队打电话。”忐忑不安的加利乌林跟站在身边的炮兵军官说，“噢，不。他们干得不错，正把火力延伸转向了纵深。”
此时，突击队已经离敌人很近了。攻击的炮火停止了。一片寂静突然降临，观察所里的人心跳节奏更加快了，扑通扑通的，好像自己就是安季波夫正带领着大家一起冲到奥地利人的战壕前，接下来就是看自己是否有超乎寻常的机智和勇敢了。就在这顷刻间，前面接连爆炸了两颗十六吋
的德国炮弹。两股黑色的烟柱夹着尘土弥漫开来，一切都被遮住了。“上帝保佑！完了！全完了！”加利乌林认为准尉和他的士兵都已阵亡，那发白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接着第三发炮弹落在了观察所的旁边。大家都压下身子，赶紧跑开了。
之前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夫同住在一个掩蔽所里。团里认为安季波夫已经牺牲了，不可能回来了，决定委托熟悉安季波夫的加利乌林暂时保管他的遗物，以便将来有机会转交给他的妻子。在安季波夫的遗物当中，有很多他妻子的照片。
在应征入伍前，加利乌林曾是个机械师，不久前才被提升为准尉，他就是季韦尔辛住的那个院子的看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那时大家都叫他尤苏普卡。他还是个钳工学徒的时候经常遭受到工长胡多列耶夫的打骂，不过如今，他之所以能有出头之日还多亏了那位过去虐待他的胡多列耶夫。
加利乌林刚刚当上准尉，在不久后不知为什么就被派遣到了一个气候温和、地处偏远、环境幽静的后方卫戍部队里。在那里，他手里的士兵有一半是残废的，每天早上就是由那些有战斗经验的老弱的兵对这些残废的士兵进行操练。除此而外，加利乌林还要确定他们是否在兵站仓库布置了哨岗。这样的日子是无忧无虑的，上级对他再也没有其他什么要求了。突然，一批年长的后备役军和莫斯科新入伍的士兵成为了他们的补充人员。他非常熟悉的彼得·胡多列耶夫竟然也一起出现在这儿。
“啊，我的老朋友！”加利乌林脸色阴沉，冷笑着说。
“是的，长官。”胡多列耶夫回答，并且立正行了个军礼。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了结的。第一次队列胡多列耶夫就出现了疏忽，被这个准尉长官大声地斥责了一番。加利乌林觉得这个老兵行礼时没有正眼望着他，而是斜眼望着别的地方，把手举起来打了他几个耳光，并下命令把他关押到禁闭室里，四十八小时没有吃的喝的。
加利乌林的言行举止总有一种隐约要算老账的味道。在这种严格的部队隶属关系之下，这种报复方式成为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看上去并不高尚。该怎么办呢？这两个人已经不可能留在同一个地方。但是除了把他移交到惩罚营去，一名军官还能找什么借口把手里的士兵从自己的服役部队里抽调出去呢？换句话说，加利乌林能以什么理由和法子将他调走呢？于是加利乌林以后方勤务无事可做为由，主动申请上前线，他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这样做让加利乌林得到了一个不错的表现机会，不久后，他在另一次战斗中显露了自己另一方面的才能，这一切都证明了他是个出色的军官，很快，他就被提升为少尉了。
加利乌林是在季韦尔辛的家里认识安季波夫的。一九 〇 五年，帕沙·安季波夫住在季韦尔辛家里有大半年的时间。那时的尤苏普卡（加利乌林的小名）总在过节的时候去找他玩耍，也就在那时候，他两次见到了拉拉。之后，就失去他们两人的消息了。当帕沙从尤里亚金来到他们团以后，这位老朋友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加利乌林大吃一惊。以前的帕沙腼腆得像个姑娘似的，洁癖已经达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又是一个很顽皮的人，如今俨然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知识渊博而又傲慢、多愁善感的人。他聪颖，勇敢，缄默少言，喜欢讥笑他人。有时，加利乌林看着他就会打趣地说：安季波夫深邃的眼神似乎像一扇窗，在那黑洞洞的深处好像隐藏着另一个他，看到了藏在他心底的思想，或者看到了他对女儿的思念、看到了他妻子的面容。安季波夫好像是神话里被魔化了的人物。可是，这个人忽然间消失了，只留下一些证件和照片，还有他身上变化的秘密。
拉拉的查询早晚都会到加利乌林这里。他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要怎么回答她。只是安季波夫的事情才发生不久，他没有勇气把实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他希望拉拉能承受即将到来的打击。他准备给她写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却一直拖着，现在知道她成了军队护士，亲自来前线寻找了，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但是眼下他却不知道要寄给她的信写什么地址。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每天中午日瓦戈医生回到他们住的农舍吃饭时，戈尔东都要问上一遍。
“问什么马呀！现在是前进无门，后退无路，你还想去哪儿？周围的情况混乱地一点儿头绪都没有。谁也说不清楚。在南边的几个村庄，我军从后面包围了过去，可能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不过，听说我们的几支分散的队伍还是在前进中落入了敌人的陷阱。北边，德国人已经渡过了斯文塔河，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认为这一段地区是不可逾越的天险。那是一个军的骑兵。他们把铁路破坏了，并且摧毁仓库，据我分析，他们正在以包围的方式向我军袭来。你看，这样的形势下。你居然还在关心马。好吧，卡尔片柯，赶紧开饭，麻利点儿。我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啊，牛蹄啊，棒极了。”
这个村子在这战火连天的时候，竟然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卫生队、医院和其他的师属单位都分散在这里。村里的房屋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墙上那些窗户上的玻璃还是亮闪闪的，一扇也没有毁坏。
正是晴朗的秋季。金色的阳光洒下一片片温暖，时光不停地流逝着，秋天里最后几个晴朗的日子也很快就要过去了。中午的阳光很好，医生和军官们把窗子打开，不停地扑打着那成群地爬在窗台上和低矮的顶棚糊纸上的苍蝇，解开了制服、军便服的扣子，大汗淋漓地喝着热汤或者茶；晚上，他们还得蹲在炉门前把那些湿柴下面即将熄灭的炭火吹旺，一面被烟呛得眼泪直流，一面咒骂着不会生火的勤务兵。
这天的夜非常安静。戈尔东和日瓦戈躺在两面相对的墙边的长凳上。他们中间有一张桌子，另一面是一扇长条形的长窗。屋里被炉子烧得暖烘烘的，烟气在屋子的上空翻腾。他们打开了窗户两头的气窗，享受着秋夜里的清新空气，冷气一吹，就在玻璃上蒙了一层水雾。
他们随便地闲扯着，这些日子的白天和晚上都是这样度过的。淡紫色的火光持续不断地在前线那个方向的地平线上闪耀着。每当这种持续不停的、均匀的射击声响起时，总是夹杂了几声低沉的、清晰的、沉重的炮弹声，似乎地面也被移动了，又好像是在远处的地板上一点点擦着地面移动着笨重的铁皮箱。这时，日瓦戈会暂时停止谈话，以示对这种声音的尊重，然后说：“这就是德国人的十六吋口径的大炮，有六十普特重的大玩意。”接着又继续之前的谈话，可是又把刚才聊的内容都忘了。
“村子里是不是总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气味？”戈尔东问了一句。“前天我一来就察觉到了。有点儿既甜腻又讨厌的气味。估计是老鼠的气味。”
“哦！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那是大麻。这儿有很多大麻田。大麻本身的那种气味就使人很难受，跟烂果子的气味一样。还有，作战地区里，会把敌人的死尸直接扔到大麻田里，时间一长没人发现就会腐烂了。这就是这一片到处都有死尸气味的原因。又是那大玩意的炮声，你听到了吗？”
这些日子以来，他们无话不谈，几乎把这世上的所有事都谈了个遍。戈尔东知道自己的这位朋友对战争、当前形势有着不一般的看法。日瓦戈跟他说自己很不习惯这种势必要彼此残杀的血的逻辑，不忍心看到那些负伤的士兵，尤其是可怕的现代武器给战场所带来的创伤，也更不习惯看那些被新技术变成畸形的人——他们身上的肉块不堪入目地残挂在肢体上。
戈尔东每天都会跟着日瓦戈出门，也亲眼目睹了一些情况。他为自己无所事事地在一旁看着别人是不是英勇，看着人家是怎样以刚强的力量来战胜恐怖的死亡，并看他们为此付出多大的牺牲，又会冒多大的风险，感到很难为情。可是，自己也只能对这些发出几声无奈的、毫无作用的叹息。这样做也不是什么高尚的事。他觉得，为人处世要符合现实生活的处境，要老老实实的，要坦诚自然。
有一次戈尔东到西边离火线很近的战地去了一次，来到了作为包扎所的红十字流动支队，这次他亲身体验到有些伤员的样子的确令人无法接受，差点使人昏厥。
他们来到大森林中间的空地上，这座森林有一半已经遭受到了炮火的摧残。几辆被打坏的炮车，头向下躺在被毁坏和践踏过的灌木丛中。一匹战马被拴在一棵树上。远处有一幢林务所的木房子，房顶被削去了一半。包扎所就在这栋看林人的木房子和树林中间的两座非常大的灰色帐篷里。帐篷搭在通往林务所那条路的两边。
“没有必要把你带来的，”日瓦戈说，“这儿紧挨着战壕，差不多只有一里半或者两里的路程，我们的炮队就在树林的后面。你听，什么声音？就别装英雄好汉了，我才不相信呢！你心里肯定吓得要死，这是正常反应。情况随时会变化。炮弹也有可能会落到这里的。”
一些年轻的士兵叉开穿着笨重皮靴的两腿躺在林中道路的两旁，有的俯卧着，有的仰卧着，他们满身尘土、疲惫不堪，军服的前胸和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这是伤亡惨重的一个班，仅有几个幸存者。他们是从持续了三天三夜的战斗中撤下来的，到后方稍作休息。士兵们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跟块石头似的，没有力气笑，更没有力气咒骂。即使是从树林深处的路上传来了轰隆隆的马车声，也无法令他们转一下头。这几辆没装弹簧的双马车，颠动着疾驶而来，他们是来送伤员的，一路上几乎要把这些运气差的人的骨架子都给颠散了。临时搭建的包扎所只能简单地处理下伤口，很快把绷带缠上，有些情况特别的就进行简单的手术处理。伤员们都是在半小时前炮火稍停的间隙中，从战壕前面的空地上运下来的，人数多得吓人，并且半数以上的人都处于昏迷状态。
马车把伤员运到办公室门廊前，卫生员带上担架从屋里走出来，开始把伤员从车里抬下来。一个护士从下边把帐篷的底边撩开，望望外边。现在不是她的班，比较清闲。从树林里传来两个人洪亮的争吵声。苍翠的参天大树用响亮的回音将争吵的余音向四周迅速传播开来，不过还是听不清到底在争吵什么。伤员送到后，那两个争吵的人走出了树林，回到路上，走进了办公室。那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年轻军官对着医疗分遣队的一个医生不停地叫嚷着，非得从他那里得知之前驻扎在树林里的炮兵站向哪里转移了。其实，医生根本不知情，这与他没一点关系。医生请那位军官先等一会儿，别再喊叫了，新的伤员送到了，他得做事了。那位军官依然不依不饶，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以及这世上所有的一切统统大骂一通。日瓦戈走到医生面前，两人一番寒暄后，就顺着台阶走进了林务所。军官依旧在那胡乱地骂着，一边给拴在树上的马解下绳子，轻轻一跃，跳上马背往林子的深处跑去了。那护士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顿时，她的脸吓得变了形。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发疯了吗？”她对着两名不要人扶、站在一个担架旁的轻伤员喊着。她赶紧从帐篷里跑出来，向着他们的方向追了过去。
担架上抬着一个伤势非常严重的伤员，已经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个不幸的人非常吓人，一块炮弹壳碎片把他的脸炸得粉碎，嘴唇、舌头成了模糊的一团血泥，彼此已经分辨不出来了，但是人还侥幸地捡了条命，那块弹片紧紧地插在削掉了的腮帮上，陷在颌骨缝里。这个人的嘴里发出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呻吟声。这根本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声音了，凡是听到的人都会认为他这是在请求尽快结束他的生命，消除他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
护士似乎知道，那两个轻伤员就是在这种呻吟声的乞求下受不了了，正准备徒手把这人脸上的那块深嵌的铁片给拔下来。
“你们想干什么，难道你们认为你们能这样做？这可是外科医生的事，得用专门的器械。要是需要的话，医生会这样做的。”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请把他带走吧，请别让我质疑您的存在！”
转瞬间，就在他们准备上台阶的时候，这个惨不忍睹的伤员用尽全力地喊叫了最后几声，然后全身颤抖了一下，就没气了。
死去的这个伤员是预备役士兵吉马泽特金，之前那个在树林里吵闹着的军官正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少尉，那个偷看的护士就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他们都来到了同一个地方，都近在咫尺，却没有互相认出来，有些人有些事是彼此没认出来，有些是根本就不认识，而有些今后就永远不会再见，有些事要等下一次的机会，等另一次相逢才会相互认出。
这一带能有几个村庄保存下来真算得上是奇迹了。它们在这废墟的海洋里就像是意外出现的一座座难以想象、死里逃生的小岛。黄昏的时候，戈尔东和日瓦戈回到了住处。西斜的太阳已经躲到了山的后面。他们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见到一个年轻的哥萨克人正被围在一片哄笑声中。他把一枚铜币抛起来，一位穿着长袍的白胡子的犹太老人被强迫着去接。只是，那个犹太老人总是接不到，铜币每次都躲开他那双可怜巴巴叉开的手，掉到泥里。他只要一弯下腰去捡那铜币，那个哥萨克人就拍打一下他的屁股，围观的人就会捧腹大笑，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都快流下来了。这就是大家寻开心的方法。尽管目前还没有什么恶意，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这样下去事态会不会变得严重起来。他的老伴儿从对面的小屋里跑出来，伸出双手向他喊叫着，但是害怕使她又不得不跑回屋里去。他们的两个孙儿哭着，站在屋里的窗前望着窗外的爷爷。
赶车的人也觉得这很有意思，故意让马把步子放慢一点，也让车上的先生们开开心。日瓦戈把那个耍弄犹太老人的哥萨克人叫过来，狠狠地训斥了几句，让他立即停止这个荒唐的闹剧。“是，是，长官。”那个哥萨克人立刻就换上了一脸恭敬，说，“我们不明事理，只是闹着玩玩而已。”
戈尔东和日瓦戈离开那个村庄后，一路上再也没有说什么话了。
“真是太可怕了。”快到他们的住地时，日瓦格医生终于说话了，“你难以想象，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到了多么大的苦难。犹太人居住的地区正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受罪，苛税繁重以至于倾家荡产，还有许多不合理的摊派也推在了他们身上，他们不断地忍受着侮辱与指责，被指责没有爱国心。如果他们在敌人那边能够得到应有的权利，而在我们这边只能遭受到迫害，他们怎么会拥有爱国心？说到底，对他们怀有强烈的憎恨心理是没道理、没有根据的，对于这些人反而应该同情。他们困窘、小气、软弱和无力抵抗，应该用一颗仁慈的、宽容的心对待他们。真搞不清楚，这似乎是宿命在开着可悲的玩笑。”
戈尔东听着日瓦戈的这番议论，一言不发。
他们还是那样各自躺在矮小狭长的窗子两边。夜深了，他们两个还在闲聊。
日瓦戈告诉戈尔东，他在前线亲眼看到了沙皇。他眉飞色舞地描述着。
那是他在上前线的第一个春天。他被派往一个驻扎在盆地里的部队，司令部就设在喀尔巴吁山的大山谷里。这支部队的任务是把通往匈牙利方面的盆地入口封锁起来。
火车站就在山谷的底部。日瓦戈向戈尔东描述着山谷的地形：白云悠闲地在那些粗壮的枫树、松树的高高的顶端漫步，森林里忽隐忽现的灰色板岩与石墨岩峭壁就好像是浓密的毛皮被磨出了一块块秃掉的疤痕。四月里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空气湿漉漉的，周围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如同那些岩石一样；高山把这里团团围住，似乎眼前的一切都被定格了一样。出奇的闷热涌上来，让人难以呼吸。地上蒸发出来的水汽在山谷中弥漫开来，形成一股连续不断的气流，往天边升腾。车站那边的火车头的烟气也混合了进去。潮湿的草地、远处的山都是灰色的，正好跟苍黑的森林及片片乌云拼凑成一幅风景画。
沙皇这几天正在加利奇亚地区巡视着。突然传来通知说，他要到这个驻守部队来视察，沙皇是这只部队的荣誉长官。
沙皇随时都有可能抵达驻地。欢迎的仪仗队围着站台排开了。将士们等候了一两个小时，开始疲乏了。一连接着两列豪华的火车开过去了。没过多久，沙皇的专列到了。
陛下是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爵的陪同下检阅这支部队的，这支精锐的部队是由近卫军组成的。沙皇的声音并不大，但是每一句问候都会获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声。仿佛是摇晃了一个个颠簸的水桶里的水一样。
沙皇的笑容带着些腼腆，让人感觉好像比起纸币和勋章上的肖像要显得更为沧桑和萎靡。他很憔悴，还有点浮肿。他不知道在这种场合里应该做些什么表示，因而时不时地侧过头来，带着歉意地看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恭恭敬敬地弯着身子凑到他的耳边，不需要说话，只需要眉头或肩膀的动作就足以使他摆脱这种窘迫的局面。
山谷里的清晨灰蒙蒙的、非常湿热，让人觉得沙皇的确很可怜。但是这位统治者的本性虽然胆怯，却是个暴君。一想到生杀大权正是被这种性格软弱的人掌控着，就让人毛骨悚然。
“他本应该发表一些演说的，例如：‘我，我的剑和我的人民……’就像德皇威廉那样，总之就是这一类的话。当然，必须得提一提人民，这个可不能少。可是他虽然流着的是俄罗斯的血液，但却庸俗浅陋。在俄国这种装腔作势是匪夷所思的。这就是装腔作势，不是吗？如果说在恺撒统治下的民族，比如高卢人、斯维夫人、伊利里亚人，我倒是还能理解。那个时期过去之后，一谈到人民就是空话，就是为了那些国王、政客和贵族在演说时的必备辞藻：人民，我的人民……”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一听到沙皇到前线来巡视的消息，新闻记者多得泛滥了。各种各样的‘见闻’，记录下所有的名言警句，探访了伤员并且提出了反映民意的新见解。一种是如同达利
先生还活着的时候，一样是擅长杜撰、有文字癖、追求辞藻华丽的写作狂。另一种是喜欢用些零星的词句精雕细刻，而且还充满质疑和悲观的情绪。比如说，我以前读过有一位记者是这样写的：‘天色昏暗如同昨日一般。雨从清早就一直下着，遍地是泥淖。从窗前瞭望大路，那是陆续前进着的看不见头的俘虏。伤员被运上了车。大炮还在不停地射击，今天跟昨天一样，明天还是会跟今天一样，每天如此，每小时如此，循环往复……’你瞧，这是多么深切，多么调皮！只是他为什么把怒气都撒在大炮上？居然要求大炮变着法儿地打出来，太自以为是了！为什么只觉得大炮奇怪，而不认为他自己每天用千篇一律的方式记流水账奇怪呢？为什么不让这种像跳蚤似的匆忙发出的冠冕堂皇的词句停止呢？他该知道，这与大炮根本没有关系，而是他自己必须好好更换下面貌了，不要总是一副陈腔滥调，在那笔记本上记下大量没用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要是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一点奔放的想法或者某种非凡的色彩，他的报道不会有任何价值的。”
“说的很对，”戈尔东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我现在得说说今天我们亲眼目睹的那件事。哥萨克人居然拿一位长者来嘲笑取乐，就像数不清的类似的情况一样，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卑劣下贱的行为。很明显，对这种行为是完全用不着讲什么大道理的，狠狠地抽他几嘴巴就可以了。关于犹太这个种族的问题就需要讲讲道理了，它会存在于让人意想不到的道理的另一个面。只是，我也没有任何新的见地。我们的这些想法都是源自于你舅舅。
“人民是什么？这就是你之前所问到的。对他们是否需要过于迁就和照顾？难道不是一心一意来取悦人民的，而是用自己的丰功伟业使民族不断前进，为民族增光，并受到歌颂而名垂青史的人，对于民族的贡献更大吗？哦，当然是的，这肯定是。不过话说回来，基督教的时代还有必要谈民族吗？这显然不是个普通的民族了，这是被劝服和同化过的。因此转变才是关键。并不在于信守着旧的原则。就说说《新约》吧。它是怎么解说这个问题的呢？首先，《新约》并没有下断言：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它只把一些朴素的、稳重的话天真而含含糊糊地提出来。它提到：你是否愿意过上幸福的生活，是否愿意得到精神上的快乐？最后，大家自愿接受了这个劝谕，一直流传了几千年。
“《新约》提到天堂里没有古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分别，难道这就是在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当然不是，如果是单纯地为了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需要《新约》来解释了。在此之前，希腊的哲学家、罗马的圣贤以及《旧约》的先知们早就提及过这个问题了。不过它是说：在冥思苦想的心灵中，出现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交往范围里，就是说在所谓的天国里，没有民族之分，只有个人的存在。
“你刚才说，要不是人把某种意义加进去的话，事实就不会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基督教和个人奉行的宗教仪式中就是加入了很多意义进去，所以觉得事实更有意义。
“我们谈到了那些庸庸碌碌的人，他们对生活、世界来说没有任何的贡献。那些鼠目寸光的二流货色，他们的着眼点就是喜欢谈论人民，弱小的人民就要遭受苦难，就得听任他们的摆布，同时可以满足他们身上大发善心、自吹自擂的欲望。犹太人便是这种灾难里绝对的受难者。民族意识规定他们保持着无动于衷地长久充当百姓的观念，子子孙孙都不能改变。在这期间，他们中出现了那么一个人，受他的影响，全世界都从这种微贱的束缚中拯救了出来。多奇怪呀！这是怎么解释呢？这是个令人振奋的节日，这种从平凡的世俗之中脱颖而出的飞跃改变了整天碌碌无为的状态，这一切就出现在他们的土地上，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属于他们的种族。他们怎么会对这些都视若无睹、漠不关心呢？他们怎么能让自己的精神失去这种美德和力量的引导呢？他们不会同意在这股力量取得胜利、能控制一切地位的时候，理所当然地继续充当被他们抛弃的这种怪事的虚有其表的外壳。这样自寻烦恼到底对谁有利，到底是谁需要生生世世地忍气吞声，让那么多的灵魂，无辜的老人、妇女以及儿童流血？为什么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不将这种廉价的、闻名遐迩的受苦的方式和带着讥讽的智慧远远地甩开？为什么不愿冒险放弃自己的这项不可更改的职责，而像锅炉在巨大压力之下爆炸一样，把这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正在挣扎和受到残害的队伍释放出来？那些人怎么不说：‘你们该清醒了，都受够了。不能再这样了。不可以像以前那样自以为是了。散开吧，跟其他人住在一起。你们理应跟所有人一样。你们就是这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们不要做那些最低级的、最软弱的人，那是你们的对立面。’”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说：
“你总是急着说要走，这话可真的应验了。我不能说‘你真幸运’，我们再一次被包围了，这算是哪门子的运气？东边的路还通着，可敌人又从西边向我们逼近了。所有的医疗单位都接到命令正在撤退。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就要转移了。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卡尔片柯，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衣服肯定还没洗好，是吧。真是说也说不清楚。总是干亲家、干亲家的叫唤，你要正经问他是怎么个干亲家来着，他自己也不知道，真是蠢驴。”
他没去听勤务兵怎么在那儿东拼西凑地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留意临走前因不得不穿上日瓦戈的内衣而不怎么痛快的戈尔东，接着往下说：
“唉，我们这种行军中设置的住所，真赶得上吉卜赛人的窝了。起初，我觉得看什么都不顺眼，炉子放的地儿不对，天花板低得都要挨到头了，又脏又闷。现在，就算你把我打死，我也想不起来此之前还住过什么更好的地方了。炉子角边的瓷砖把阳光反射过来，路边那棵树的影子在那儿摇晃着，如果就在这儿住上一辈子也行啊！”
他们不慌不忙地收拾着行李。
夜幕降临后，喧嚷声、喊叫声、射击声、奔跑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了。不祥的火光把村子照得亮堂堂的。窗户上人影凌乱地晃动。隔壁的房东也醒了，翻着身子。日瓦戈医生说道：“卡尔片柯，快跑到外边去打听打听，乱糟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情况很快就明了了。日瓦戈赶紧穿好衣服，亲自跑到师部医院去，想证实这是谣言，没想到这是实情。俄军在这一地段的抵抗被德军突破了。防线向村子这边退来，越逼越近。这个村子已在炮火的射程之中了。撤退的命令还没有下来，师部医院和机关就开始匆忙地撤离了。天亮以前应该可以完全撤退。
“你跟着第一梯队走，坐上那辆敞篷大马车现在就走，我已经让他们等你了。再见了。我送你上车。”
他们向村子的另一头跑去。经过房屋的时候，他们弯下腰，借着墙角的掩护。子弹在街上放肆地呼啸着飞过。田野边几条路交叉的道口上，仍然可以看见榴霰弹爆炸的火光，像一把撑开的巨伞。
“那你怎么办？”戈尔东一边跑一边问。
“我随后就走。还要回去取些东西。我会跟第二梯队一起。”
他们在村口握手告别。几辆大车和一辆敞篷车组成了一支车队出发了，一辆挨着一辆，然后逐渐排成一线。日瓦戈医生挥着手，给远去的朋友送上最后的关心。烧起来的木板棚的火光把他们的身影照亮了。
日瓦戈医生尽量倚着房檐屋角，赶紧往回跑。再跑过两幢房屋就到他住的地方了，突然间一股强烈的爆炸气浪把他推倒在地，一颗开花弹打伤了他。日瓦戈医生就这样跌倒在路的中间，鲜血不断地流着，他渐渐失去了知觉。
陆军医院撤下来后孤单地设在西部边境的一座城市里，那儿离铁路不远，大本营就在附近。二月底的日子很是温暖。军官病房里，他们的身体即将要复原了，日瓦戈医生也在那里治疗。他要求医护人员把临近他病床的那扇窗打开。
午饭的时间快到了。伤员们以自己的方式消磨着开餐前的这一小段时光。他们听说有一个新到的护士要来这儿查房，今天是她第一次来这里查房。加利乌林正躺在床上翻看着刚刚收到的《言语》和《俄罗斯之声》。日瓦戈医生就睡在他的对面，东尼娜的信被野战邮局送到了日瓦戈医生的手上，他正在读，因为战事的耽搁，东尼娜的信积压了不少。暖暖的轻风吹动着信笺和报纸。一阵轻缓的脚步声传了过来。日瓦戈医生把注意力从信纸上转移了过去，把眼睛抬起，原来是拉拉。
日瓦戈医生跟少尉都把她给认出来了，只不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而已。拉拉也不认识他们俩。她说：
“你们好。为什么把窗户打开了？难道你们就不怕冷吗？”她一边说，一边往加利乌林的跟前走去。
“哪里不舒服吗？”她一面问着，一边抓起他的一只手，准备量一下他的脉搏，可是拉拉立刻又把少尉的手放开了，自己坐到离床不远的椅子上，窘迫的神情堆了一脸。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真是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啊！”加利乌林少尉回答说，“之前，我和您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一个团里，我们曾经住在一起。我这里还保存着他的东
西呢！”
“不，这不可能，”她连声说，“真是缘分啊。少尉大人您认识我的帕沙，对不对？请您快点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儿？您之前的意思是他牺牲了，已经埋进土了？求您什么都别瞒着，您不必为我担心，我能接受。”
加利乌林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告诉她真实的情况。他决定暂时对她说一个善意的谎言，好让她把心安下来。
“敌军抓了安季波夫。”他说，“他在发起攻击的时候，率领着自己的那队人冲在了前面，离主力部队太远了，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人被包围了，他没得选，只能投降。”
对于加利乌林的话，拉拉一点儿也不相信。这番话让人感到太突然了，她的情绪十分激动，眼泪控制不住，就像泉水那般迅速往外涌，拉拉不愿意在外人面前哭泣。她赶紧站起来，快速地向病房外走去，打算在走廊里平复下来。
不一会儿，表面已经平静了的拉拉再次走进了病房。她刻意控制住自己不往加利乌林那边看，不想忍不住再一次哭出来。她径直走到日瓦戈医生的床前，漫不经心地、职业化地说：
“您好，请问您什么地方不舒服？”
日瓦戈看见她一脸的悲楚，双眸里蓄满了泪水，想从她那里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曾经两次相遇，一次是他在中学时代，另一次是在大学之后，很多话想讲，但日瓦戈心里很徘徊，欲言又止，他认为这样有些失礼，会让她觉得他故意套近乎。突然，他想起在西夫采夫时，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和东尼娜的哭喊，就忍住了，说了一句：
“非常感谢。我是医生，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您不必管我。”
“我哪儿得罪他了？”拉拉想，吃惊地看着这位鼻梁高高的、长相并不好看的陌生人。
一连几天的天气都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夜晚潮湿的泥土气味吹来，温暖的风就开始飒飒作响。
最近，一些奇怪的消息不断地从大本营里传出来，家里、内地也相继传来了令人惶恐的谣言。跟彼得堡的电讯联系中断了。政治话题在各个角落里谈论起来。
每一次轮到安季波娃值班，早晨和晚上她都会查一次房，查房时会和病房的伤员，还有加利乌林、日瓦戈说上两三句闲话。“这人真奇怪，耐人寻味，”她这么想着，“这么年轻就对人不客气。还长了个高鼻梁，也算不上漂亮。不过，他正经、非常聪明、头脑灵活机智，让人感觉不错。这不是主要问题。目前最要紧的是赶快完成自己的工作，然后调去莫斯科，跟卡坚卡离得近一点。到莫斯科后，就要求解除护士一职，再回尤里亚金去，回学校去工作。”因为她想知道的关于帕沙的情况也都知道了，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没有必要再充当什么战地女英雄了，她此行目的不就是为了找他吗。
卡坚卡现在怎么样了呢？她还那么小就失去了父亲（想到这儿她又哭了起来）。这段时间以来变化太大了。不久前，满脑子都是报效祖国，军人的英勇以及崇高的社会感。战争打败了，这是最主要的灾难，其他的所有也就失去了光彩，神圣的意味荡然无存了。
突然一切都变了，言论变了，空气也变了，不会思考了，感到无所事事。像个孩子那般，原本一直是让人牵着手走的，现在忽然就放开了手，得自己学着走。没有亲人和权威人士在身旁。这时，只想依赖最主要的东西——生活的力量、美还有真理，让它们，并非是让已经被人类打破了的各种法规来支配着你。让这些东西支配着可以使你过一种更加充实、毫无遗憾的日子，这些比过去的那种平静、熟悉、安逸的生活更加令人向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拉拉很快发现了一点——抚养卡坚卡就是她唯一的目的。帕沙离开了，拉拉作为一个母亲而活着，她要把所有的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失去了父亲的可怜的小女孩身上。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来信说他们没有得到日瓦戈的同意就把他的书出版了，书非常受欢迎，这暗示着他在文学上前途一片光明。莫斯科目前的形势令人非常感兴趣，同时也使人惶惶不安，贫民里隐伏的愤怒情绪越来越强，大家好像正处于某一重要事件的前夕，严重的政治风暴已经逼近了。
夜深了，日瓦戈一直勉强打着精神。他时醒时睡，心里觉得在这样紧张了一天后，他是不会睡熟的，当然，现在的确没有睡着。窗外，睡意正浓的微风好像轻轻打着哈欠。似哭似诉的风好像是在说：“东尼娜，萨申卡，我非常想念你们，我十分渴望回到家去工作啊！”在日瓦戈和微风低声的诉说中，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一股时而甘甜、时而痛苦的感觉在这个时刻更迭着，如同这捉摸不定的天和那阴晴不定的黑夜。
拉拉想：“少尉的关心似乎过了点，怀念着可怜的帕沙，并且保存着他的遗物，我蠢得像头猪，连他是谁、从哪儿来的都没问清楚。”
次日早晨查房的时候，她为了弥补前几次的疏忽，以及想要遮掩下自己的失礼，她仔细地询问了关于加利乌林的一些情况，中间不停地发出惊叹声。
“天啊，您真是太高明了！在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一家，一九 〇 五年革命的那个冬天，尤苏普卡？不，对不起，我不知道尤苏普卡，或许是忘记了。就在那一年，那一年还有那个院子！啊，没错，是有一座院子的，也就是在那一年！”她忽然间把所有的都回忆起来了！当时还有那些枪声，还有（什么来着，突然间又想不起来了），还有《基督的意愿》啊！小时候的那些最初的记忆，真的具有巨大的力量啊，让人终生难忘！“对不起，请原谅我的惊讶，少尉，我该怎么称呼您？噢，对，对，您之前告诉过我了。谢谢，非常感谢您，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是您唤醒了我沉睡了多年的美好回忆以及思念！”
她这一整天，心里只装着“那座院子”到处走，叹息接连不断，那些盘算差点就要脱口而出了。
“想一下吧，在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又是枪声，眼下的枪声可比那时候的可怕多了！已经不再是那些‘小男孩们在放枪’了。当年的小男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都在军队里，来自那些同样的院落、同样的村庄的普通人。变化太惊人了！太不可思议了！”
旁边病房里的那些轻微伤残能够起床的病号，纷纷撑着手杖和支着拐跑进房来，大家抢着喊道：“发生特别重要的事情了。彼得堡街上开打了。防卫彼得堡的部队都站到起义军这边了，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