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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作战还没有结束，别的事就悄然而至，重创了这个国家。革命的洪流席卷了整个俄罗斯，一波更胜一波。
就在此时，一位名叫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吉沙尔的母亲带着儿子罗佳和女儿拉拉翻越了乌拉尔山脉，来到了莫斯科。阿马利娅女士的丈夫是一位比利时工程师，她自己是个完全被俄化了的法国人。她把儿子送到了武装警备中学，女儿则去了女子寄宿学校，碰巧成为了娜佳·科洛格里沃娃班里的新同学。
阿马利娅的丈夫留给了她一笔财产——有价证券，之前证券在不断地升值，现在就差摔到谷底了。一方面想让这笔仅有的财产不贬值，另一方面希望这笔财产能够增值，阿马利娅不得不从一位女裁缝的继承人手中购置了一份不算太大的产业——凯旋门附近的列维茨卡娅缝纫店，她可以继续使用原来的招牌，并且依然为之前的老顾客服务，当然，先前所有的女工和学徒也一并保留了下来。
如果不是听从了丈夫的朋友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劝告，阿马利娅或许还在举棋不定。科马罗夫斯基是她丈夫的朋友，也是她信得过的人。科马罗夫斯基是位干练的生意人，通晓俄国的各种经济政策，处事镇定从容。这次全家大移民，早已是她通过书信与科马罗夫斯基商议好的决定。科马罗夫斯基亲自在站台那儿恭候着。他们穿越了整个莫斯科，来到了郊区的军械巷子，在一家叫“黑山”的旅店租了间套房，里面配套设施齐全，看起来像个新家。罗佳之所以要去武装警备中学学习，完全是拜他所赐；拉拉能进女子学校也是通过他的那层关系。他随随便便地和罗佳开着玩笑，至于拉拉，早已被他盯得羞涩得红了脸。
在入住裁缝店的三间一套的窄小的房子前，她们母子三人在“黑山”旅店里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郊区在莫斯科出了名的恐怖，马夫们都聚居在此，一条长不见尾的小巷子是专门提供寻花问柳的场地，这里也成了落魄贫穷的下等妓女们的港湾。
孩子们习以为常地穿梭在肮脏的房间里，即使是臭虫横空出现，也不会感到惊奇，至于那些破败不堪的家具，就更没办法引起他们的注意了。自从父亲跟他们永别后，源自生活的恐吓时常侵扰着母亲，她开始不断地警告拉拉和罗佳两姐弟：他们家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了。事实上，姐弟俩心里也很清楚他们还不至于颠沛流离或沦为乞丐，可是与有钱人站在一起他们的心总会像一头小鹿那样乱窜，感觉自己就像孤儿院里的孤儿。
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成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而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在了他们姐弟俩的内心深处。尽管阿马利娅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风韵犹存，一头金发使她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个年过三十五岁的妇人。她总会突发奇想地干出些愚蠢的事儿来。她非常胆小，畏惧男人已经到了一定地步。也正是这些原因，她才不得不在多个男人的怀里徘徊。
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一家租住的屋子门牌号是二十三号，隔壁的二十四号由始至终都住着特什克维奇先生，他是一位大提琴演奏者。他动不动就出汗，总会戴着假发修饰那油光水亮的秃顶，而且是个和善的大好人。他在劝说别人的时候，总会摆出一副向主祈祷的姿势，在出席社交场合或参加音乐会表演时则会变得昂首挺胸，总是精神抖擞地眨着眼睛。他经常在大剧院或音乐学院里排练，所以很少待在家里。左邻右舍的距离，使得他们之间的陌生感荡然无存。经过多次的接触，他们两家的关系逐渐亲近了起来。
当孩子们在跟前，科马罗夫斯基来造访时，总会令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感到诸多不便，因此特什克维奇在临走前会把他的房门钥匙交给她，以便招待朋友。特什克维奇的慷慨对于她来说似乎是应该的，阿马利娅曾多次为了逃避科马罗夫斯基而饱含着眼泪央求他暂时承担一下守护神的责任。
吉沙尔太太所住的这栋平房就在特维尔街附近的转角处，布列斯特铁路就在不远的地方，铁路局的职工住房、机车修理处以及仓库就在附近。
奥莉妮·杰明娜的家就在那个方向。奥莉妮很聪慧，她是莫斯科商场一名职员的侄女。
奥莉妮是个伶俐的学徒，她以前是被商场的老板选中的，如今，她快要学成了。奥莉妮十分喜欢拉拉。
裁缝铺仍然保持着以前的老样子。在女工们的手摇脚踏之下，缝纫机开始飞速地转动起来，她们的脸上堆满了疲倦和憔悴。有的人安静地坐在缝纫机前，举手投足间，线头不断地从针头处飞驰而过，她们始终一言不发。零碎的布头就像尸体那般死寂地躺在地上。说话时得比往常高出几个分贝来，只有这样话语才会穿过缝纫机的嗒嗒声与金丝雀鸣叫声的封锁，传入耳朵里。这只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叫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关于这个名字的原由，那只能扒开它前任主人的坟墓去请教一下才能得知。
接待室里阔太太们围坐在放了许多杂志的桌子旁，饶有兴致地翻看着五花八门的杂志，还不时地冒出几句评论。她们或站或坐或半倚半坐的姿势，全是为了更好地模仿书上的模特。一位资深的缝纫大师——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费季索娃，坐在另一边经理办公桌的座位上，她现在是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的助手。法伊娜的颧骨兀立，干瘪得像缩水的西红柿的脸颊上挂着一些肉疣。
她惬意地微睁着一只眼睛，一根香烟一如既往地被她那泛黄的牙齿叼着，瞳孔里也泛着烟渍黄。薄薄的黄色烟雾从鼻孔和嘴巴里慢悠悠地闲逛出来。她不停地在册子上详细地登记着顾客所要求的尺码、发票号码、住址还有要求。
在裁缝铺里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的经验还很浅。她还无法转变自己的角色，并不觉得自己就是这家裁缝店的老板。好在工人们都很本分，费季索娃也值得她信任。尽管如此，还是撞上了这些令人心烦意乱的日子。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向来逃避关于未来的所有思考，绝望紧紧地围住了她，什么事情都不能如意。
科马罗夫斯基只要有空都会来这里。每当他经过裁缝店门前向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的住所走去时，正在更衣的漂亮女士们都会赶忙躲到屏风后面去。即使是藏在屏风后面，她们也不忘记嬉闹地答复着他的那些不雅的玩笑。裁缝师傅们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轻蔑和鄙夷，轻声在他背后讥笑着：“老板来巡视了。”“她亲爱的来了。”“老板娘的男宠来了。”“水牛！”“大色狼！”
最令人无法忍受和憎恶的就是他那条用皮带牵着的、名叫杰克的哈巴狗。它总是急速向前狂冲，俨然一副牵引着人的架势。科马罗夫斯基一路上跌跌撞撞的，他将双手伸展开来，像一位被人牵着的盲人。
开春的时候有一次杰克像着了魔似的一口咬住了拉拉的小脚，把她的袜子给扯破了。
“我非宰了它不可，这不通人性的畜生。”杰明娜如孩子般贴在拉拉的耳边喃喃道。
“不错，这的的确确是一条让人感到厌烦的狗。只是你这小傻瓜能把它怎么样呢？”
“你的声音再低一些，别那么大声，我来教教你。关键在于复活节时要用的石头做的鸡蛋，就在你妈妈的五斗橱里搁着……”
“没错儿，除了石头做的，还有玻璃做的呢！”
“对，就是它们。你把头低下来一点，你先别吱声儿。你把它们拿出来，把石头蛋泡在猪油里一会儿，等猪油都凝固了，这该死的杂毛畜生往肚子里那么一吞，就可以大功告成了。我保证这条坏透了的畜生必定四脚朝天地死去。”
对于杰明娜的建议，拉拉佩服地笑着，略带着几分羡慕地思索着：杰明娜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处境困窘，才会一心加入到劳动队伍中来的。这也就验证了，越是处境困顿，就越是比同龄人更加伶俐、懂事。她的身上依旧保存着一些没有被世俗所侵害、带着纯真而稚嫩的东西。用石鸡蛋来对付杰克，还真的只有她杰明娜才能想得出来呢！“为什么好运总是不眷顾我呢？”她的思绪如同决堤的洪水，“怎么这些倒霉的事都被我看见了呢？而我还得为此心痛不已。”
“妈妈跟他……不对！是他跟妈妈……也不是……这……这种龌龊的词汇真令我难以启齿。他怎么可以用那种不安分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呢？再怎么说，我是她的女儿啊！”
十六岁的拉拉正处于花季的少女时代。但是，怎么看拉拉，都给人以十八岁或者十八岁以上的错觉。拉拉不仅冰雪聪颖，而且品行温婉谦和，宛如一朵晨曦下沾满了露水的莲花，亭亭玉立。
生活使然，拉拉和罗佳从小就明白：想要得到自己所憧憬的一切，只有依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去拼搏。对于那些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贵胄，他们没有设法去巴结，更不会从理论上为那些不切实际的事物辩解。他们认为多余的东西都是卑劣而丑陋的。其实，拉拉才是这个世界上至纯至净的人。
姐弟俩凡事都有自己的一本账，他们心知肚明，所有通过努力争取来的东西，都弥足珍贵。每一次的得到都意味着成功。想要挤入上流社会，成为新一代的贵族，就得想办法。拉拉在学习上非常上进，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真理，而只为了那闪闪发光的奖学金而故作优秀的学生罢了。拉拉很照顾母亲的想法，不仅免除了母亲对学费的担忧，而且她只要一有空就会跑到裁缝铺去打打下手，听从母亲的派遣外出办点小事，又或者自觉地做着各种烦琐的家务。她总是能不声不响而又洒脱地完成任务，似乎一点也不费力。她身上一贯地保持着优雅的仪态，那咖啡色的双眸和麦浪般的长发拼凑在一起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七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拉拉懒洋洋地赖在床上。她仰卧着，双臂交叉充当枕头把头垫起。
裁缝铺里门庭若市的场面就像是突然间消失了似的，现在冷冷清清的。面向着街道的那扇窗户撑开着。不远处传来了一辆四轮马车浩浩荡荡逼近的轰隆声。马车穿越了鹅卵石子铺的马路，奔向了马车的专属轨道，粗鲁的撞击声随着马车步入正轨而淡出。“还想再多睡一会儿。”拉拉埋怨着。街头繁华的宣泄声又逐渐组成了一首安然的催眠曲。
拉拉从肩膀和右边的大脚趾这两点，就察觉出自己已经长大了：“床都被我给塞得满满的了。”这是拉拉的肩膀和腿，再加上其他的部位，注入灵魂和精气后，就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拉拉了。她的身体与心灵日益趋向成熟，这一切成为了她内心对未来无限憧憬的资本。
“管他呢，还是继续睡吧。”拉拉的心里虽然这样想着，思绪却开始天马行空了：阳光下轻装上阵的马车，棱角分明的磨砂玻璃车灯，熊的标本以及街头那些膘肥体健的人们都在洋溢着生活的多姿多彩。紧接着，拉拉的思绪里又插入了另一副画面：龙骑士们在兹纳敏斯基兵营操场上操练着，战马按照作战阵形的变化演练着，一些士兵在教官的训导下进行着体能测试，或是练习着迅速上下战马，或是小步慢跑，或是大步齐走。带着孩子的保姆和奶妈们在军营外窥视，看得她们个个目瞪口呆。
拉拉的思绪还在奔跑着，她想到了彼得罗夫卡，还有彼得罗夫铁路的线路。“你这是怎么了，拉拉？”她迅速收回了远去的思绪，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想到这些，“拉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新奇的古怪想法，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最开始只是想描绘一下我的房间，仅此而已，好像它离这里不远。”
科马罗夫斯基的一个朋友就住在车市商场的附近，今天要为小女儿奥利卡庆祝命名日。对于成年人而言，这无非是多了个借口聚众玩乐、结伴跳舞罢了。科马罗夫斯基的那位朋友也邀请了母亲一起参加宴会，只是母亲身体不适，就没办法去。母亲嘱咐科马罗夫斯基：“你把拉拉带上吧！你不是经常提醒我要好好地照顾拉拉吗？既然如此，那就麻烦你替我好好照料她。”科马罗夫斯基爽快地答应着，并且带着拉拉一同出去了。
踩着疯狂的节拍，跳起优美的华尔兹！歌声曼妙，忽远忽近，舞步轻盈使人忘乎所以，轻轻地走上前，在舞伴的一个转手间退去，这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和弦，舞伴就会再次转回你的身边，亲昵地望着你的双眸，只是这点温柔，就占据了所有。旋律一点点地褪去颜色，正如时光偷偷地流失那般不留情面。沉浸在这曼妙的音乐里，所有人都期望这一刻永远地被定格。似乎大家都不谋而合地意识到，只要音乐悄然停止，这样优美的舞姿就会显得丑态百出，令人蒙羞。这种感觉犹如在寒冷的冬季被人迎面泼上一盆冷水，又或者是在街上裸奔，被行人指指点点。拉拉之所以允许那个家伙如此嚣张，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那小小的虚荣心——借助这件事向全世界宣布，她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了。
令她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舞姿竟然如此美妙，伸展自如的一双乖巧的手，满怀着自信与温柔，轻轻地搂住她的小蛮腰，富有安全感！但是，拉拉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吻她，她绝对不能如此轻薄。她实在不敢去想，别人的嘴唇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紧贴着自己的香唇久久不愿离开，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时间里，那种浓厚的羞耻感即将把她淹没！
这种混账事情，万万不能再次发生了，绝对不可以。不能搔首弄姿，更不能羞涩地低眉顺目。如果还要这样进行下去的话，肯定会出大乱子的。这件事最好到此为止。危险近在咫尺，不知道什么时候往前面走一步就会坠入深渊，万劫不复。快点忘了吧，以后还是别再想这些舞会了，舞池里尽是些邪恶的东西。以后不能再随意地答允别人的邀请了，要坚决果敢地抵制他们的诱惑。至于找什么借口去搪塞，那还是见机行事吧！不然说自己从来没有学过华尔兹，要不干脆就说脚意外受伤好了。
就在灰蒙蒙的沙尘扒下了阔叶树木的衣服的秋天，太阳躲藏进灰色的云层，一场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在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引起了一阵骚动，铁路上的工人们集体罢工的潮流席卷了喀山一带。这场声势磅礴的铁路工人运动从莫斯科迅速蔓延到了布列斯特，那儿的工人也纷纷响应起来，加入到浩浩荡荡的运动中。关于罢工的议程已经做好了决定，不知道是有事耽搁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具体的罢工日期还没有定下来。现在铁路上的工人都已经知道要罢工了，只要一个导火线，就可以爆发了。
十月初的早晨被笼罩在闷闷的灰白色的云层之下。今天是铁路工人发工资的大日子。账房里似乎没有一丝动静。过了许久才见到一个男徒工揽着一叠高过下巴的账本、出勤记录和一堆惩处违纪工人的名单往账房那边走去。车站，修配厂，机务段，仓库中间的那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空地，这些地方如今排满了来领工资的长队，像一条条蜈蚣。这其中包括了列车员、扳道工、钳工和他们的助手，当然还有那些在停车场做清洁的女工们。
这座小镇迎来了被冬风毫不客气吹来的槭树叶子，被踩烂的槭树叶子散发出一股腐臭味儿，又掺和进了火车煤烟的焦臭味儿和车站食堂的地下室里刚刚出炉的面包的油腻味儿，一起在空中游荡。火车来了又去，周而复始，它们时而组合在一起，时而分散开去，工作人员忙碌地挥舞着信号旗指挥着列车。巡视看守员的小笛子声、调车员的哨子声以及火车那粗鲁的汽笛声交杂着，这些声音很快就融合在了一起。一片白色的烟形成一道高耸入云的天梯，缓缓往上升去。此时，火车早已准备启程了，闷热的蒸汽融化了空气里的严寒，也蒸熟了天边的云朵。
富夫雷金和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沿着路基迈着细小的步子，来来回回地走动。他们一个是铁路段长兼交通工程师，一个是养护铁路的工头。这种日复一日的养护铁轨工作，对于安季波夫来说，就像是失去了新鲜感的蔬菜，食之无味。他絮絮叨叨地埋怨着，说上面运来的更换铁轨的材料都是些废铁，韧性没有达到理想的要求，承受不起弯曲和折裂的测试。依照他多年质检的经验来推断，要是进入了冬季，经过严寒的侵蚀，这些钢铁肯定会断裂开来。对于上面的置若罔闻，安季波夫认为肯定是有人捞了好处中饱私囊了。
富夫雷金外面穿的是件绣着铁路标志的皮大衣，敞着胸，内里穿的是一件全新的制服，笔挺地贴着皮衣。他谨慎地走在路基上，略带着一丝得意的表情，仔细打量着西服前襟上精细的缝合线、笔直的西裤切线和皮靴的华贵样式。
富夫雷金的心思全在这套华丽的西服上，安季波夫所提出的意见宛如一阵清风，从他的左耳朵钻进去，又从他的右耳朵跑出来。富夫雷金根本无暇顾及旁人，每隔几分钟他就会把怀表从西装的内兜里掏出来看看，似乎在算计着时间，准备奔赴另一个地方。
“嗯，很好，老头子，你的建议很值得思考，”他不紧不慢地打断安季波夫，敷衍着说，“只是这个设想仅仅局限于主要的输送线上，或者是某一段车次来往频繁的区间。再说了，你好好想想，你手头上所管辖的是怎样的线路？你管理的是备用线、停车线，最多就是给空车编组和调用窄轨机车，但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呵，你倒是并不满意嘛！是不是养护铁路时间长了，神经错乱了！问题不是出在铁路上，即使全部用木头来代替都可以！”
说着，富夫雷金又把怀表掏出来看了看，然后扣上表壳，朝着铁路远去的方向望去。一辆轻便的长途马车正对着铁路这边飞驰而来。此时，另一辆熟悉的四轮马车拐过了大路，向着富夫雷金驶来。那是富夫雷金的妻子乘着自家的马车来接他了。眼看着马车就要到路基了，车夫娴熟地拉紧缰绳，勒令受惊的马停下来，他那尖细的嗓子如同女人的嗓门儿，像保姆哄着顽皮的孩子。这匹马似乎是因为对铁路的陌生而觉得有点害怕。豪华马车里的贵妇雍容地靠在抱枕上，十分妩媚。
“就这样吧，安季波夫先生，有时间我们再继续详谈吧！”富夫雷金头也不回地挥挥手，“你说的这些事，目前还不打紧，可眼前，我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贵妇轻轻推开车门，笑迎着富夫雷金上车。
三四个小时匆匆而过，此时夕阳西斜，黄昏临近了，安季波夫和基普里扬·萨维利耶维奇·季韦尔辛（也就是库普林卡）一起快步沿着田野向远处走去。他们不忘几步一回头，远远望去，他们就像是从地底下瞬间钻出来的。
“走快点，”季韦尔辛胆怯地说，“我倒不是怕有人尾随。这个拖拉的会就要结束了。他们只要通过地道就会随时追上我们的。我可不愿与这帮不负责任的人为伍，他们成不了大事。那时就不该成立什么委员会，所有的准备都是徒劳，练习射击、钻地洞都是多此一举！你这个白痴，竟然跑到尼古拉耶夫街去拥戴那个懦夫！”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担心我的达里娅，她患了伤寒，我必须先把她送到医院去。只要我的达里娅一刻没有在医院治疗，我就什么心思都没有。”
“听说是今天发工资吧？正好，顺道去账房转转。如果不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不是今天发工资，我发誓，我才不会跟着你们一起瞎闹，一定会送你们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别指望我会在你们身上浪费一分钟，非想办法结束这场闹剧不可。”
“哦，那我倒要看看你能有什么办法？”
“呵呵，这有什么难的。只要我跑到锅炉房里拉响汽笛，这不就行了吗？”
说到这里，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分道扬镳了。
与安季波夫不同的是季韦尔辛是要到城里去。领到工资的人们也陆陆续续地从对面的账房里出来。来往的人很多，季韦尔辛估摸着车站里的所有人应该都拿到钱了。
天空由暗灰色逐渐转变成黑色，如同一张巨大的帷幕沉沉地垂下来。账房边的空地上空空如也，周围一片寂静，又黑又冷，一群闲散的工人聚集在昏黄的灯光下。富夫雷金的豪华马车停在了空地的出口处。他的妻子没有下车，依旧保持着之前那副盛气凌人的雍容姿态，看样子她从坐进马车起就未曾挪动过一下。她在豪华马车里悠闲地等着丈夫去账房领工资。
冰冷的雨滴携带着细小的雪粒子从那黑色的帷幕里往下坠，打在了马车上。车夫赶紧跳下来，把备用的皮车棚撑开。他腾出一只脚抵在马车的后面，拉着撑杆，迅速地扯动着篷架。这时富夫雷金太太盯着账房里昏暗的灯光，看着那闪烁着光亮的小水珠入神。她的眼神就像一条充满了期待、冰冷的射线，直扫到那群闲散的工人的头上，如若允许的话，她眼里的这道寒光像可以穿过雾气和雨帘那般，轻而易举地穿透这些人的胸膛。
季韦尔辛的目光没有焦点，四处转悠，无意间撞上了她的眼神，厌烦之情油然而生。他也懒得去巴结富夫雷金太太，省去了平日里的那些卑躬屈膝的问候，径直走了过去，为了避免与她丈夫碰头，季韦尔辛往灯光微弱的修理厂走去，站在这里正好可以看到黑暗中通往机务段去的许多条弯道。
“季韦尔辛！库普林卡！”从黑色的夜幕中传来异口同声的声音在向他发出呼唤。修理车间前站了一些人。这时，一阵吆喝声从不远处的厂房里顺着寒风吹来，仔细听，还掺杂着一个孩子的哭泣声。“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请你为这可怜的孩子说说情吧。”一个女人略带着几分哀求的声音从人群中传出来。
彼得·胡多列耶夫是铁路上资深的老工长，脾气十分暴躁，总是把从外面受的气发泄到他的小徒弟尤苏普卡身上。
彼得·胡多列耶夫曾经是个好师傅，脾气并没有这么暴烈，手段也没有这么残忍，也不嗜酒。想当初，彼得·胡多列耶夫也曾是个相貌端庄的青年，就连莫斯科工业区的老板和神父家的女儿们见到这位风度翩翩的男士也会情不自禁地偷瞄几眼。尽管他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但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叫玛尔法的女孩。那时的她还没有从神学院毕业。玛尔法果断地拒绝了胡多列耶夫的求婚，随后便嫁给了萨韦利·尼基季奇·季韦尔辛，而萨韦利跟胡多列耶夫正好是同在铁路上共事的朋友。婚后不久她便有了库普林卡。
而她丈夫萨韦利·尼基季奇被烈火活活烧死于一八八八年的一场意外的撞车事故。这场惨不忍睹的意外曾经轰动一时。从此玛尔法就成了寡妇。六年后，彼得·胡多列耶夫又一次向她求婚，却再一次遭到了玛尔法的拒绝。自此以后他开始用酒精麻痹自己，并且总会在喝醉了之后干些浑事儿。他偏激地认为他沦落到现在这样是全世界都亏欠了他，他要报复全世界。
尤苏普卡是季韦尔辛住的那个院子的看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所以，季韦尔辛总是在工厂里很照顾尤苏普卡，但是也就得罪了神经质的胡多列耶夫。
“你这个蠢货！不是教过你怎么使用锉刀吗？”胡多列耶夫的咆哮声如同滚滚天雷那般震慑人心，他一把揪住了尤苏普卡后脑勺上的头发一顿瞎扯，对准了他的后颈重重地一拍。“零件是像你这么锉吗？我说，你是不是记恨我打你，想故意破坏我的工具，好让我丢了这份差事？你这个白眼狼，竟然敢这样谋害你的师傅！看我不打死你！”
“哎呀……哎呀……师傅，我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师傅，求求您了，别打我了……我愿意对上帝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疼……疼……”
“我可是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你，一定要先把架子推到前面去，然后再拧紧螺丝阀门。好了，你不记在心里是吧？你自己看看，这主轴差那么点就要断了，狗娘养的小崽子。”
“师傅，主轴我真的没有动过。我的上帝，您是知道的，我没有撒谎。”
“我说彼得·胡多列耶夫，你怎么跟一个小孩一般见识，怎么忍心这样折磨他！”季韦尔辛挤过去，扒开前面的人堆问道。
“你？哼，我管教我的徒弟，关你什么事！”胡多列耶夫把脸一横。
“就算是你有理，这孩子做得不对，你也不该这样折磨他啊！”
“季韦尔辛，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你看不下去就给我趁早滚，少在这儿碍手碍脚的。就算我把他给打死了，也不干你的事。下作的东西，真不让我省心，要是主轴真的断了，我绝饶不了这狗崽子。哼，他应该亲亲我的手，感激我没有要了他的小命。这次只是轻轻地拉了拉他那不听话的耳朵、拨了拨他的头而已。只是这样，他还不感激我吗？”
“你……看样子，胡多列耶夫大叔，你觉得把这少不更事的孩子脑袋拧掉才解气是吧？看看你那花白的头发吧！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还敢说是尤苏普卡的师傅，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一点也没活明白啊！”
“你给我滚开，滚开，听见没有，给我立即滚远点。你要是喜欢强出头，那好，我就连你一起打，看我不打得你灵魂出窍。呸，什么东西，还敢来教训我，你这个混蛋！你妈也不是好人！”
如此恶毒的咒骂一出口两人立刻扭打在了一起，谁也不肯放手。两人各自顺手从车床上拿起日常工具和铁锭火拼起来。要不是工友们及时把他们分开，他们肯定会把对方打死的。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喘着粗气，血丝布满双眸，脸色苍白如同白纸。盛怒之下的两个人仅仅是用眼神就能杀死对方，一言不发的冷寂更是让人毛骨悚然。工友们从后方搂腰的搂腰，抱手的抱手，生怕一句话会再次激起一场血腥的战斗。只是片刻的时间他们的体力恢复后，就开始奋力地扭动着身子，试图摆脱工友们的阻拦。拉拉扯扯之间，衣服上的纽扣和领子都给弄掉了，上衣和衬衫就像刚刚剥下的香蕉皮，轻轻地从肩上脱落下来。工友们的劝说声乱成一片，嘈嘈杂杂地一直停不下来。
“看！那个凿子，快点把他手里的凿子抢下来。”“一不留神，会在他的脑门上开一个洞的！”“你们就一人退一步吧！彼得大叔，您年纪都那么大了，稍有闪失，您的手就会脱臼的！”“哎呀！别跟他们废话了，他们现在谁都听不进去，快点把他们分开，分别拿链子锁起来。”
季韦尔辛咬紧牙关，奋力一甩，扑到他身上的人都被四下甩开了，挣脱了束缚的他喘着粗气，一个箭步跨到门口。工友们看到季韦尔辛的眼神里没有那股疯劲儿，也就不再阻拦他了。他粗暴地推开门，铆足劲儿“砰”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也不管后面的门是否被摔坏，怒发冲冠地往前冲去。夜本身就冰凉如水，更何况现在是深秋的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慢慢地向他袭来，悄悄地浸入他的肌肤，置身于漆黑的夜色里季韦尔辛越想越心寒。“我本来是一心为了大家伙儿做点好事，却是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活该人家笑嘻嘻地把刀子往你腰上插。”他心里恨得想抽自己一耳光，愤愤不停地唠叨着，感觉很迷茫，一时间没了主意。
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卑劣、丑陋，娇生惯养的肥婆居然用那样的目光死盯着出卖劳力的苦命人，我们被这种不平等的制度践踏着。就说那个伶仃烂醉的酒鬼吧，他竟然不以欺虐自己的同伴为耻。此时的季韦尔辛比以往更为厌世，恨意逐渐强烈起来。一想到这些他的脚步就越来越快，仿佛加快了步子后他内心所期待的那些合乎情理的美好时代也会跟上他的速度来得越来越快。他体会到这段日子以来他们的各种打算和努力、铁路上的骚动、集会上的演讲和还没有执行也没有决定放弃的罢工决议，这一切都是实现那个理想时代的漫漫长路的一个小小过程。
身处于暗夜中的季韦尔辛心急得恨不得一口气就把路跑完。他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着，至于要去哪里，他心里也没有个底，似乎这双脚知道应该领着它的主人去哪儿。
就在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从地窖出来的当晚，罢工的各项议程得到了通过，并决定当晚罢工。委员们马上就分配好工人们的任务，规定哪一批人去哪里接应，哪一批人撤回来。火车修理厂里传来歇斯底里的嘶鸣声和由喑哑变得洪亮而整齐的讯号声。工人们前仆后继地从信号机那儿向城里涌去，感应到号召的季韦尔辛连忙丢下手里的活儿，飞一般地赶上队伍。
在此之后的很多年里，季韦尔辛一直认为那天晚上的罢工游行是他一个人领导的。一直到后来，他接受审讯的时候，法庭根据所有的事实，给他判了个参与罢工游行的罪，他才恍然大悟。
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跑出来，问：“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黑漆漆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你是聋了吗？没听到汽笛报警的鸣叫声吗？我们必须去救火。”“这是哪里着火了？”“如果不是失火了，谁会拉着汽笛玩啊！”
门被人们大力地敲打着砰砰直响，又接着走出来一些人。那边又传来另一些人的声音。“失火了？真是一群愚蠢的人呀！无可救药！大家都别听他胡说八道。这是罢工，罢工懂吗？哼，老子为你们这些有钱人当牛做马还要受气，这种日子，我受够了！走，工友们，我们都回家，休息去。”
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声势浩大的队伍中，铁路彻底瘫痪了。
直到三天后，季韦尔辛才得以回家，胡茬挂了一脸不说，精神也开始萎靡了，他冻得像棵荒野里发蔫的小白菜，瑟瑟发抖。昨晚寒风忽然席卷而来，以往这个时节可没有这么冷，季韦尔辛只穿了套秋装。小区的门卫吉马泽特金一脸感激地迎上去。
“谢谢，季韦尔辛先生，十分感谢您啊！”他激动地说了好几遍，“如果不是您救了我的尤苏普卡，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父子会一辈子为您向上帝祈祷的。”
“吉马泽特金？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我就是一个工人，算哪门子的先生？麻烦你不要这样叫我了。有什么话就趁早说，你瞧瞧，这外面多冷啊。”
“季韦尔辛，真是对不起，您瞧我……怎么可以让你受冻呢？你得暖暖身子。这些都是我和你的母亲玛尔法从莫斯科的货运站拖回来的木柴，有整整一棚子呢。都是些上好的白桦木，是干燥、无浓烟的好柴火。”
“吉马泽特金，实在是太感谢你了。嗯……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那就爽快说吧，我都要冻成冰雕了。”
“我是想告诉你，季韦尔辛，你赶紧出去躲上一阵子吧！在家里过夜非常危险。警察来询问过，就连分局的局长都来调查你平时跟什么人来往。我当时就说没见到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来过，只有铁路上的司机副手、乘务组的人来过，其余的就没有了。”
如今季韦尔辛还是个单身汉，他和母亲玛尔法还有一个结了婚的哥哥同住在这栋房屋里。这栋房子是附近的圣三一教堂的房产。房子里有一半的住户是传教士，有两家分别是在城里摆着临时摊位贩卖水果和肉类的小贩，还有就是同他一起在莫斯科至布列斯特这条线上做工的工友们。
这一栋木石结构相结合的房子有一个乱七八糟、弥漫着腐臭味的院子。院子由几条木质的回廊围着，回廊里的木楼梯又脏又滑，活像条巨大的腐烂的肠子。木楼梯上的野猫尿味混杂着酸白菜的气味，久久挥之不去。在楼梯口转角的位置，就是厕所和储藏室。
季韦尔辛的哥哥被征召去当列兵了，在瓦房沟的那场战役里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陆军医院疗养。他的妻子早就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去探望、照料他了。季韦尔辛出生在一个铁路员工世家，所以出门很方便，家属均享有俄罗斯全境内免费搭乘公务车的特权。此时家里十分寂静，只有他们母子在家。
他们家就住在二楼，正好在回廊的前面，一只盛满了水的木桶放在门口，这水是送水工按时灌满的。季韦尔辛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木桶的盖子不知道被谁移到一边去了，木桶里的水早已凝结成冰块，冰块上还冻着一只铁茶缸。
“除了普罗夫，我想不出还有谁会这么做。”季韦尔辛倒吸了口冷气，脸上的笑容比木桶里的冰还冷，“烂酒鬼一个，没准儿又在哪儿喝醉了，心里烧得慌。”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教堂里的诵经人，纯粹一个老顽童，永远都不肯服老，是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的远房亲戚。
季韦尔辛只好把铁茶缸慢慢地从冰上撬下来，盖好桶盖，然后拉了一下门铃。一股温馨的热气迎面而来，这股热气里还带着点香味儿。
“嘿，妈妈，瞧你把整个屋子都烧得暖烘烘的，这感觉棒极了。”
母亲猛地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抱着他一发不可收拾地哭了起来。他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头。过了一小会儿，他慢慢地挣脱身子。
“妈妈，您要勇敢起来，没有什么好怕的。”他轻言细语地说，“莫斯科和华沙一带的铁路都瘫痪了。”
“孩子，妈妈知道你就要离开了才哭的。你可千万别再惹事了，有多远就跑多远吧！”
“妈妈，您那个淘气的老朋友，好心肠的羊倌彼得·胡多列耶夫干的事儿，真是让我伤脑筋呀！”他不过是想给母亲找点笑料罢了，但是她似乎并不领情，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说：“库普林卡，你给我听好，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可以捉弄他，捉弄了他就是罪过。你要可怜他才是。说到底，他也是个可怜的苦命人，一颗心就这样被毁了。”
“我们把安季波夫家的孩子帕沙接过来住，好不好？他们夜里来搜查，结果什么都没搜到。天刚亮，就把安季波夫给带走了。他的达里娅正患伤寒，还躺在医院里治疗呢！帕沙还是个孩子，在读初中，他们家就剩他和他的聋姑姑了。不但如此，那个可恶的房东还要赶他们离开。不如我们就把帕沙接过来。对了，普罗夫来干什么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刚到门口就看到水桶盖没有摆放好，铁茶缸和水冻在一起了。除了他，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会怎么喝水都喝不够。”
“我的库普林卡可真聪明，你猜对了，就是他。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专程跑过来跟我借柴火，我已经给他一些了。哦，上帝啊，我这是怎么了，居然把自家的柴火给了别人！真是糊涂呀！要不是他带来的那个好消息，我是不会忘记这个的。你猜猜他说了些什么？他说沙皇签署了一份公告，今后都要按照新的法令办事，谁都不能再欺负人了，还会给农民们分田地，今后大家再也不会低人一等了。我们可以跟贵族们平起平坐。签好的公告很快就要公布了，主教公会之前来这儿发了一道通告，教会将组织我们举行一场以感恩为主题的祷告会。普罗夫跟我说过的，可是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被捕时，他的妻子达里娅还在医院治疗，因此季韦尔辛把他们的孩子帕沙接到家里照顾。帕沙是个很爱干净的孩子，端正俊俏的脸上顶着一头淡褐色的头发，整齐地梳着中分，他每隔一小会儿就会拿出小梳子梳理梳理头发，时不时地整理一遍上衣和吊着职业中学制服扣环的宽腰带。帕沙很幽默，并且善于观察和模仿。只要他见过、听过的东西，他都能活灵活现地模仿出来。
公告是在十月十七日这一天发布的，一场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正在紧张筹备中，他们预备从特维尔门直逼卡鲁日斯克门。这次游行的宣传号召工作杂乱无序，好几组革命团体居然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就如同谚语说的那样：“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最后，他们陆续地放出了放弃游行的信息。可是，群众们不甘心就此作罢，按照原计划在那天早晨跑到了大街上。见此，各个革命团体又赶紧派出各自的代表前去呼应。
玛尔法全然不理会季韦尔辛的反对与阻扰，执意带上心情非常愉悦的帕沙加入到游行的队伍里去了。
十一月初非常干冷，浅灰色的天空上，恬静地飘着几簇依稀可数的小雪花儿，被风吹得在半空中转了一圈，华丽地转了个身，之后才像团灰兔子的绒毛那般坠落在大街上的坑洼里，静静地躺着。蜂拥而至的人群沿着街向前挤过去，乱哄哄的一片。随处可见一排排面孔，还有棉大衣跟羔羊皮毛制作的帽子。人群中有很多老弱妇孺，也有穿着制服的铁路工人、穿着高筒皮靴和精致皮革夹克的邮电工人，还有中学生、大学生。
游行的人们唱起了《华沙工人歌》《你们已英勇牺牲》和《马赛曲》，前面那个倒退着走的指挥者紧紧地握着指挥棒，突然他把帽子戴上，停止了唱歌，转过身去背对着后面的游行队伍，仔细地去听并排走的其他几个指挥者们的谈话。没有了指挥的歌声开始散乱，最后不了了之。人们走在冰封的马路上的脚步声成为这条街上唯一的旋律。
有一些好心人专程前来通知游行的发起者前面的哥萨克已经部署了警戒线，正等着他们呢！这个略带危险的忠告是有人特意打电话到附近的药店传送出来的。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游行的指挥人大声地说，“我们都需要镇静，千万不能慌乱。我们现在要马上把大家带进一座公共建筑物里去，跟大家说明前方的危险，然后宣布暂时解散队伍。”
他们为了要去哪里而争执起来，有人认为去商业经纪人协会好，有人认为可以去高等工科学校，还有人认为应该去外国记者学校最为安全。
正在他们争论的时候，一幢公用建筑物的一个屋角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这是一间学校，正是合适的避难所，丝毫不比他们所提议的差。
游行的人们纷纷来到这栋房子前，指挥者走到大门口半圆形的台阶上，打着手势示意每队的排头停下，以控制住队伍的前行，宽阔的校门已然打开，在各队排头的带领下，人们陆续进入了学校的前厅，走在前面的人已经上了正面的楼梯。
“快，快到礼堂去，到礼堂去！”后面传来几句粗暴的驱赶声。似乎是脚步声掩盖住了驱赶的声音，前面的人依然自顾着往前走，在回廊那里，又各自分开来，鱼贯地钻入各个教室。
指挥者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分散了的人群重新会聚在礼堂，他们一个个坐好后，现场还是人声鼎沸，以至于指挥者三番两次想说明前面的危险，都被这人声淹没了。指挥者们本以为让这些人进入礼堂后，可以给他们开个临时例会，眼下这个临时例会就要开始了。
参加游行的人们一路走来还唱着歌，这会儿个个都筋疲力尽了，只想安静地休息一会儿，盼望着有谁去代替他们出力、说话。大家把仅剩的这点儿精力都放在了休息上，对于指挥者们所说的一点也不在意。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位演说技巧最烂的人竟然成为了这里最受欢迎的人。他的每一句言论都能博得大家的喝彩声，喝彩的声音吞噬了他的那些论点的声音，所有的人都觉得，对于这些听不明白的东西，无所谓遗憾。大家在这里坐得够久了，都有些不耐烦了，无论他说了什么，下面总会有人同意，一起喊：“这是可耻的！”随意通过了抗议电文。这位演说家的言辞，对于他们而言，除了憎恶还是憎恶，为了尽早地结束这单调的声响，他们只好把他一个人留下，然后陆陆续续地排着队走下楼梯，跑到大街上，继续游行。
就在他们躲进学校礼堂开会的时候，外面的雪花漫天飞舞着，此时的马路已经被刷成了雪白色，片片鹅毛大雪簌簌地从云层里往下落。
龙骑兵飞驰而来，仿佛从天而降，此时队伍后面的人还浑然不知。队伍的前方突然传来了逼近的马蹄声。队伍里的人慌忙地喊起“乌拉！”“救命呀！”“有人被打死啦！”等。多种混合的喊叫声连成一片，谁也听不清楚他们究竟在喊些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凶悍的马蹄声在人群中开出了一条狭小的过道，数不清的马脸、鬃毛和手持着马刀的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驰而过。
跑过去的半个排的龙骑兵立即掉转马头，整顿好队形，从游行队伍的后面插进去，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短短的几分钟后，大街上几乎就见不到一个人影儿了。游行的队伍分散成若干个小队，纷纷涌入小巷去避难。此时的雪稀稀松松，傍晚蒙上了一层黑气，俨然是一幅碳笔画。突然间太阳变得奄奄一息，躲到了屋子的背后，看起来就像是用手指点画上去的。微弱的光辉斜射着路面上所有的红色物体：龙骑兵的红皮帽、摔倒在地的大红旗，还有洁白的雪地上那些失去了温度成条状或一滴滴的血迹。
马路边上躺着一个头盖骨被砍开了的人，痛苦地呻吟着，摊开了胳膊，胸膛紧紧贴住地面，举步维艰地向前挪动着。并排走来几个骑兵，他们一路追着玛尔法，从另一条街上折返回来。玛尔法几乎是在他们的脚下踉踉跄跄地来回跑着。她的头巾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脑后去了，惊吓过度的她扯着鹅公嗓到处呼唤着：“帕沙！帕沙！”
起初，帕沙紧跟在玛尔法身后，有模有样地学着最后一位演讲家的姿态，逗她开心，就在龙骑兵冲过来的时候，帕沙就不见了。
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候，玛尔法也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鞭子。那一鞭子打在了她的短棉衣上，幸好棉衣里的棉絮很厚实，减轻了鞭子的力道，不怎么疼，但她还是絮絮叨叨地咒骂着，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对准逐渐撤退的龙骑兵挥动着。令她感到愤恨的是，这些当兵的居然当着体面的老百姓鞭打她这个老太婆。
玛尔法焦虑地扫视着两旁的街道。忽然，她在对面的那条大街上发现了帕沙，就在那间卖洋货的小商铺和一栋石质材料的房子之间的角落里，那儿还躲了一小群无意间来看热闹的路人。
他们都是被一个闯进人行道的龙骑兵用马屁股和马身子驱赶过去的。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龙骑兵很得意。他用马挡住了出口，当着他们的面，趾高气扬地让马紧急转弯，然后小退几步，就像玩弄马术那般，慢慢地指挥马儿扬起前蹄。突然，他看到了骑着战马缓缓而来的战友，立即用马刺扎了马一下，一蹦两跳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拥挤在那个狭小角落里的人四下散开来。之前被惊吓得不敢吱声儿的帕沙拼命地跑向了玛尔法。
他们往家走去。玛尔法一个劲儿地嘟囔着：“这伙儿强盗，真该千刀万剐，该死的刽子手！我们蒙受沙皇的恩泽，本来开开心心的，他们倒好，不肯服气，偏偏要把什么都搅和得一团糟，把每一句话的意思都颠倒过去。”
她痛恨龙骑兵，也痛恨周围的一切，在这一刻，就连她的亲生儿子也在她的痛恨范围内。在她愤怒的时候，她似乎觉得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季韦尔辛那群糊涂的家伙在开玩笑，她觉得这些都是错的，都是在胡闹。
“全都是些混账家伙！他们想干什么？什么都不懂！就知道骂人和斗嘴。那个演说的人，帕沙，你是不是还记得他的样子啊？你就学学他，好孩子，你学学他！呵呵，笑死人了，笑死人了！简直跟他本人一样，一点也不差。你个讨厌鬼，大马蝇。”
回到家后，她不停地抱怨儿子，说都活到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要被那个骑在马背上、头发蓬乱、满脸麻子的蠢货用鞭子抽打屁股。
“妈妈，您这是怎么啦？好像，我是哥萨克中尉或者宪兵队长似的。”
人群向四周分散开来逃跑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就站在窗户前。他知道，这些就是参加游行的人。他向远处搜索了一会儿，想看看在这些走散的人群里有没有尤拉或者别的什么人。但他没有看到熟人，只觉得快步走过去的是杜多罗夫的儿子（尼古拉神父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真是个不怕死的孩子，前不久他的左肩上才取出一颗子弹来，现在，竟然又开始胡闹起来了。
尼古拉神父是秋天的时候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来的。在这里他没有房产，又不喜欢住在旅店里。现在他就住在远房亲戚斯文秀茨基的家里。斯文秀茨基把顶楼转角的那个书房腾出来给他住。
斯文秀茨基没有孩子，对他来说，这栋两层楼的居室显得太大了。这栋房子是已经去世了的老斯文秀茨基很多年前从多尔戈鲁基公爵手里租下来的。多尔戈鲁基家的产业总共有三个院子、一个花园以及许多布局凌乱、风格迥异的房屋，正对着三条巷子，曾经被人称作是“磨坊小城”。
尽管开了四扇窗子，书房里的光线依旧昏暗。屋子里摆满了书籍、纸张、地毯和雕塑品。屋子的外面有一个半圆形的阳台，把房子的这一角给遮住了。阳台上的两扇玻璃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准备过冬了。
透过屋里的这两扇窗户和阳台上的两扇玻璃门可以清晰地看到整条巷子：一条延伸到远方的雪橇小路、像犬齿一样错落的两排房子和东倒西歪的栅栏。
淡紫色的树影穿过了花园，把影子投在了屋子里。屋外的那些树探着头向室内张望，仿佛是要把积满了一层层雪青色寒霜的枝条递进来，放在木板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对着小巷望去，想起了去年在彼得堡度过的那个冬天。想起了加邦牧师、高尔基、维特的来访和那些时髦的现代作家们。他远远地离开那个胭脂喧哗之地，来到莫斯科这个宁静的古都，就是想写一部已经构思好的书。谁知道这儿根本不适合写书！他就像是从一堆火里，跳到了一盆炭里。自从来到这里后，他没有一刻是清闲的。每天不是演讲就是作报告，连气都不能喘。有时是女子高等学校，有时是宗教哲学院，有时是红十字会或者罢工基金委员会。最好能到瑞士去，找一个僻静的、到处都是枝繁叶茂的树木的小镇。那儿会有平静、清澈的湖水，有葱郁的山脉、瓦蓝的天空，还有时刻都能引起回响的凛冽的空气。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转了个身便离开了窗口。他想去拜访一位朋友，或者只是随便走走也行。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有位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维沃洛奇诺夫，有事会来找他，所以这个时候，他还不能离开。于是，他只好在屋子里踱步。他想起了他的外甥。
他从偏僻的伏尔加河畔移居到彼得堡的时候，把小外甥尤拉带到了莫斯科，带入了亲戚们的圈子里。他们的亲戚有：韦杰尼亚平、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谢利亚温、米哈耶利斯、斯文秀茨基和格罗梅科。尤拉被尼古拉安排在年迈的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里暂住，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很不讲规矩，是个喜欢说空话的小老头儿，家族里的人直接称呼他为“费吉卡”。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偷偷地跟自己的养女同居，自认为是个反礼教的勇士。但是他的手脚很不干净，辜负了尼古拉对他的信任，把尤拉的寄养费也挥霍一空。所以，他只好把尤拉转送到格罗梅科教授那里去，从那以后，尤拉就一直跟格罗梅科教授一起生活。
“他们这三个孩子在家里简直成了三人组同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正想着，“尤拉、他那同年级的伙伴米沙·戈尔东和主人的女儿东尼娜·格罗梅科。他们三个人天天在一起读《爱情的意义》和《克莱采奏鸣曲》之类的书，迷恋上了忠贞的说教。”
处于少年时代，理应体验一下那种如癫似狂的纯洁情感。只是他们太过分了，以至于让狂热超越了理智。
他们三个孩子，都有着可怕的怪秉性。他们正处于情欲萌动期，却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情欲方面的事情称为“下流”，并且不顾是否妥当，到哪儿都要把这个词儿挂在嘴边。这简直就是极端的用词不当。他们经常用“下流”来指人的本能反应、淫秽的书刊、作践妇女等，差不多包括所有关于性方面的事情。只要他们一提及这个词儿，他们每个人的脸就会从涨得通红变成惨白。
“要是我在莫斯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着，“绝不会让这群孩子变成这种样子的，知道羞耻是很必要的，但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啊，维沃洛奇诺夫先生，非常欢迎您。”他大声地说，上前去迎接进来的客人。
一位身着灰色衬衣、腰间系了一条宽皮带的胖胖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毡靴，裤子的膝盖部分鼓鼓地涨了出来。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自己是被一朵五彩祥云笼罩着的大善人。那副黑色宽绦带系着的夹鼻眼镜在他的鼻子上恶狠狠地跳动着。他急匆匆走出了过道，围巾还没来得及摘下来，围巾的一头拖在地上。手里还拽着一顶圆形的礼帽。这些东西使他没有办法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妨碍了他们互相问好。
“唉，嗯。”他环顾了四周一圈，不知所措地应答着。
“您随便放。”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这才使得维沃洛奇诺夫恢复了说话能力和自制能力。
眼前的这个胖男人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他们这些人都认为，那个永远不断探索的天才作家的思想，只不过是安然享受欢乐的理想被不可救药地庸俗化了。
维沃洛奇诺夫是来邀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去一所学校为政治流放犯演讲的。
“对不起，我之前已经去那所学校演讲过一次了。”
“呵！您那次去是为政治流放犯演讲的吗？”
“是的。”
“那您还得再去一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推辞了几次后，还是同意了。
来访者要谈论的事情已经全部谈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就没有过多地挽留他。维沃洛奇诺夫原本可以起身告辞的，但他似乎觉得就这样离开了会不太礼貌，临走前应该要找一个轻松而又活泼的话题来谈一谈。谁知道，这一谈就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不怎么愉快。
“您是颓废了吗？还是深陷神秘主义之中了？”
“您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您整个人都给毁了。您现在还记得地方自治会吗？”
“那还用得着说吗？当然记得了。我们曾在一起筹备过选举呢！”
“还为了乡村学校和教师进修班打过头阵，记得吧？”
“当然记得，那可是一场苦战呐！您后来是转到了民众福利和社会救济方面去了，是吧？”
“嗯。是做过一段时间。”
“是啊。现在时髦的是放荡的牧羊神呀、黄色的睡莲呀、受戒者呀，还有那个什么《我们要像太阳》。我宁愿死也不会相信的。一个幽默感十足的人，一个如此了解人民的聪明人去做……还是算了吧，您不必说了……或许，或许我触及了您的隐私了吧？”
“有必要如此漫无目的地瞎扯吗？我们有必要为了这些而争吵吗？您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思想。”
“俄国需要的是学校，是医院，不是那些淫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
“当然，这谁也不会反对。”
“农民们衣不遮体，饿得浮肿……”
他们就这样东一句西一句跳跃式地进行着谈话。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早就察觉到这样的谈话再继续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他准备跟维沃洛奇诺夫说他是因为什么才跟象征主义派的作家接近起来的，接着，尼古拉就把话题转到托尔斯泰的身上去了。
“好吧，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同意您的见解的。不过托尔斯泰说过，如果一个人对美的追求越来越强的话，那么他就会距离善越来越远。”
“您以为这是相反的吗？您以为，美能够拯救世界？还是宗教的神秘仪式或者类似的东西可以拯救世界？或者说是罗赞诺夫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可以拯救世界？”
“请稍等片刻，让我来说说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如果说人们身上潜在的兽性可以靠吓唬，或者靠坐牢以及报复来制伏的话，那么人类最高尚的形象岂不是马戏团里舞动着鞭子的驯兽师，而不是那位牺牲自我的传教士了？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可以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力量是音乐，而不是棍棒。这里是指不用武器的真理、不可抗拒的力量和榜样真理的吸引力。至今人们都认为，福音书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箴言与训条。我却觉得，最主要还是要懂得，耶稣所宣讲的均是源自于生活中的寓言，也是运用日常生活来解释的真理。从这里不难看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不朽的，生命是象征性的，因为生命有其意义。”
“我，我一句都没有听懂。您应该把这些见解写成一本书。”
维沃洛奇诺夫走了之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情绪十分激动。他恼恨自己居然对维沃洛奇诺夫那样的傻瓜谈及了一部分内心的想法，这些想法竟然对呆头呆脑的他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忽然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把目标转移了。他立即忘记了维沃洛奇诺夫这个人，仿佛他不曾造访过。他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情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平时不怎么写日记，但是他总会把自己所感受到的最为深刻的想法记录在一本厚厚的普通的大本子上。他拿出那个本子，开始用他那大而端正的字体写了起来。下面这些就是他所写的。
施莱辛格这个蠢女人使得我一整天都感到不自在。她早晨就来了，一直坐到中午，整整有两个小时，她都在朗诵那些乱七八糟的诗。真讨人厌烦。这是象征派的某位作家A为天体起源交响乐的某位作家B所撰写的一篇散文诗歌，这里面包含各大行星的神祇、四首诗的唱词以及别的什么东西。我一直都是忍着，忍着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恳求她：“我受不了啦，你请便吧。”
忽然间我恍然大悟，懂得了为什么就连浮士德的身上也有这种东西，也时常使人感到虚假得难以忍受。现代人没有这方面的要求。现代人想要弄清楚宇宙之谜，就得深入探索，而这就是物理学，并不是赫西奥德
的六音步诗。
可是，这种陈旧的过时形式并不是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不是那些水火之神把科学明显已经弄清楚的东西再次弄得含混不清，而是这种体裁与今天艺术的整个精神以及它的实质、创作动机的格格不入。
在大自然还没有被人类所覆盖的古代，人类还很稀少，相信天体的演化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在大地上徘徊的还有猛犸，所以人们对恐龙和各种龙依然记忆犹新。那时候的大自然，在人们的面前，显得那么惹人注目，那么凶狠地扑向人们的脖子，仿佛真的充满了各种神。
这便是人类编年史中最初的那几页，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
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大街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彼得堡在这里的一个缩影。对称的建筑肃穆地堆放在街道两旁，它们都拥有风格各异的、雕刻精致的大门。接下来就是售书亭、阅览室、图片社，还有阔气的烟草店和装修考究的餐厅。磨砂玻璃的圆罩里装着煤气灯，被笨重的支柱顶在头上，摆放在门前。
在冬季这是一块隐晦暗淡的、难以通行的地方。这里聚居着沉稳、自尊而又收入可观的自由职业者。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就住在这里，他租了一套非常讲究的单身公寓，就在二楼。一条宽大而又结实的橡木栏杆楼梯连接一楼与二楼。他那忙碌着家务的女管家，不对，是他那幽静、独居生活的管理人——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对所有的事都很上心，都要打听打听，但好像对任何事物都不会去干扰，是个不声不响、不会引人注意的人。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对她报以绅士才有的骑士般的感激，并且，他从来都不允许跟她那老处女平静的生活圈子不相容的客人和来访者进入他的公寓。如同修道院一样的宁静，成为了这里的主宰——夜晚即将来临，这里依旧一尘不染，如同手术室一样。
每到星期天的上午，依照惯例，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会带上自己的哈巴狗沿着彼得罗夫大街和库茨涅茨基大街一直闲逛。就在那个街道的角落里，与从家里出来的康斯坦丁·伊拉里奥诺维奇·萨塔尼基会合。康斯坦丁是个演员兼纸牌迷。
他们会一起在街道上悠闲地散着步，随意地说笑，交谈着一些无关紧要而又对一切都蔑视的见解。如果什么也不说，就是随意地吱两声，也能起着一样的作用。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那洪亮的、不以为然的、像是因为颤抖而憋住气的低音嗓门传送到库茨涅茨基大街上去，好让两旁人行道上的人都能听见。
病恹恹的天气在垂死挣扎。雨滴宛如一串断了线的珠子，快速地敲打着铁皮排水管和屋顶的檐板，滴滴答答的。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交织着这种音律，仿佛是随着春天的到来，积雪开始慢慢地融化了。
一路走来，拉拉都是迷迷糊糊的，直到到了家后才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家人都已经安然入眠了。怅然的拉拉坐在母亲的小梳妆台前，再一次陷入了麻木的状态之中。她身上穿的是件绣着花边的、几乎接近白色的浅紫色连衣裙，还蒙着一层面纱。这套行头是为了参加假面舞会而从裁缝铺里拿出来的。她坐在镜子里自己的映像前，却什么都看不到。然后她的头搁在了交叉的双手上，趴在梳妆台边。
如果母亲知道的话，肯定会先把她打死，然后再自杀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现在已经完了，事先应该早点想到的啊！
正如经常所说的那样，她如今成为了一个堕落的女人，成为了法国小说里面的那种女人。可是，明天到了学校后，还要和那些女学生们坐在同一张书桌的后面。与她相比，那些女学生简直就是一群还在吃奶的娃娃。天啊，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
若干年之后，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拉拉可能会把这件事儿告诉奥莉妮·杰明娜。她们两个一定会抱头痛哭一场的。
窗外的雨滴正在喃喃自语，这些就是雪融化了的声响。大街上有人在敲着邻居家的门。拉拉并没有抬起头来。她的双肩颤抖着，痛楚地哭泣起来。
“喂，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亲爱的，不大好过呀，我烦死了。”
科马罗夫斯基把套袖、衣服和别的东西随意她往地毯和沙发上乱丢，拉开了五斗橱的抽屉后，又关上了，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些什么。
他那么需要她，但是这个星期天又不能与她相见。科马罗夫斯基像头野兽那般，在家里慌乱地踱来踱去，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她心灵的美无与伦比。她的双手使人销魂。就连投在墙纸上的倩影也是如此的冰清玉洁。上衣紧绷绷地裹着前胸，如同绣架上一副拉直的细麻布。
科马罗夫斯基应和着柏油路上缓慢走过的马匹的马蹄声，用手指在窗户上有节奏地敲打着。“拉拉……”他轻声地呼唤着，闭上了双眼，她的头枕在他臂弯中的画面浮现在脑海里。她已经熟睡了，低垂的睫毛，宛然一副没有一丝忧愁顾虑的神态，可以令人一连几个钟头都不眨一下眼地端详。美得好像一缕青烟的她，头发散落在枕头上，刺痛了科马罗夫斯基的双眸，浸透了他的心。
这个星期天的散步落空了。科马罗夫斯基带着杰克仅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就停下了。他想起了库茨涅茨基大街、萨塔尼基的玩笑以及他所遇到的诸多熟人。不，不行，他简直无法忍受了！科马罗夫斯基转过了身子，朝后面走去。杰克很奇怪，用那副不高兴的眼光从下往上地打量着他，极其不情愿地跟在他的身后。
“哪儿来的怪事！”他想着，“这……这意味着什么呢？是苏醒过来的良心、怜惜，还是悔恨？难道是不安？”这些都不是。他很清楚，拉拉正安然地待在自己的家里，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想法，忍不住要想她。
科马罗夫斯基走进门去，沿着中间转弯的楼梯口上二楼去了。二楼的墙上开了一扇窗户，精致华丽的花纹围绕在玻璃的四个角上，斜射进来的五彩斑斓的阳光投射到了地板、窗台上。他才走到二楼的一半，就停下了脚步。
“不能再一味地屈服于这种撩拨人而又钻心的苦闷之下！又不是小孩子了，理应明白，要是以如此消极的方式去迷恋这个小丫头——她可是自己已故老友的女儿，现在却成为了自己爱得发狂的对象——这个结果会是怎样的？不要再糊涂了！要对得起自己，不能改变自己的习惯，要不然这一切都会完蛋的！”
科马罗夫斯基的手紧紧地抓住宽大的栏杆，由于力度过大，抓得手生疼。他把眼睛闭上，顷刻后，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子，往楼下走去了。他穿过了那个盛满了阳光的转弯楼梯口，瞧见了杰克那崇敬的目光。杰克抬着头，仰望着他，像极了一位面部肌肉松弛、嘴角边还挂着几丝口水的小老头儿。
杰克并不喜欢拉拉。它曾经把她的长筒袜子撕破，并对着她龇牙狂吠。它可不喜欢它的主人接近拉拉，生怕拉拉把人味儿传染到科马罗夫斯基的身上去。
“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呀！你想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依旧还是萨塔尼基、卑鄙的诡计以及下流的笑话吗？那么好吧，我就如你所愿，给你一个，给你一个！”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杖和脚对着杰克的身上就是一顿踢打。杰克一边尖声叫着，一边摆弄着尾巴，往楼上跑去，用前爪扒开门，向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告状。
时间一个星期紧接着一个星期地过去了。
这个迷魂阵多么令人害怕啊！假如说仅仅是科马罗夫斯基闯入了拉拉的生活中，引起了她的反感和厌恶的话，那么拉拉肯定会起来反抗，并且想尽办法去摆脱这种处境的。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令拉拉觉得称心如意的是：这个年纪可以做父亲的、青春不在的、时常在集会上备受吹捧的、就连报纸上也经常提起的老男人，竟然甘愿把金钱和时间都耗费在她的身上，还把她尊为女神，陪伴她出入剧院和音乐会，让她“精神上得到了饱餐”。
她不过是个未成年的寄宿学校的女学生，穿着褐色的长裙，经常参与到学校里那些天真的恶作剧中去。科马罗夫斯基对她的那种暧昧以及各种大胆的举动无处不在，无论是在马车里当着车夫的面，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剧院里幽寂的包房内，而这些都深深地蛊惑了她，并挑逗起了她心中逐渐复苏的、也想模仿一番的坏念头。
然而，这种学生时期的淘气劲儿很快就过去了。那种噬心的沮丧与对自己的恐惧深深地埋在了拉拉的心底，并且牢牢地扎下了根。导致拉拉白天总是想睡觉的原因是：她夜不能寐；时常感到头疼，不停地哭泣；背诵功课的压力以及她的身心疲惫不堪。
拉拉诅咒着科马罗夫斯基，她恨他。拉拉几乎每天想的都是这些。
如今的拉拉，这辈子都成为科马罗夫斯基的奴隶了。他是靠什么来征服拉拉的呢？又是如何恐吓威胁她的，从而使得她妥协，满足他的欲望，战战兢兢地做出些赤裸裸的丢脸的事情，以博取他的欢心呢？难道是因为地位上的悬殊？是母亲对他在金钱上的依赖？还是他对拉拉惯于使用恫吓的手段？不，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拉拉被科马罗夫斯基所支配，而是拉拉支配着科马罗夫斯基。
拉拉一开始就看出来科马罗夫斯基是如何为她而烦恼苦闷的。拉拉倒是没有什么好怕的，她的良心清白无辜。要是拉拉揭穿了这些的话，科马罗夫斯基肯定会感到羞耻、害怕。可问题是，拉拉永远不会做那样的事情。她还不至于干出这种卑劣的事来，还赶不上科马罗夫斯基对待手下和弱者的那种狠劲儿。
而这便是科马罗夫斯基与拉拉之间的区别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拉拉才会越来越觉得周围环境的可怕。那么生活中会有什么让她如此震惊呢？是雷鸣，还是闪电？不，只有指指点点和低声诽谤才会令拉拉感到害怕。周围尽是些阴谋诡计和不置可否的流言。如果是一根蜘蛛丝，那么只要随便地一扯就会断开来，但你却无法逃离已经编织好的蜘蛛网，只能被它束缚得越来越紧。
所以，强者往往被卑鄙和懦弱的人制伏。
拉拉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要是她已经结婚了，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她开始向诡辩求助。但有的时候，她还是被绝望的惆怅包围着。
科马罗夫斯基厚颜无耻地趴在她的脚边，苦苦哀求着：“我们不可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你想想看，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啊！你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不如……不如我们跟你的母亲坦白吧。我娶你。”
科马罗夫斯基不依不饶地乞求着，好像是拉拉在反驳似的。当然他的这些话都是空话，拉拉也懒得去听他那悲剧式的甜言蜜语了。
他跟往常一样，继续把披着长面纱的拉拉带到那家可怕的饭店的单人间里去。服务员和其他顾客用异样的眼光盯着她，他们的眼光流露出想要把拉拉剥个精光的神情。她只能问自己：“就因为我们相爱，就要受到这样的屈辱吗？”
一次，拉拉做了一个梦：她被人埋在泥土之中，只剩下左胸、左肩和右脚掌露在泥土的外面，她的左乳房上长出了一小撮草，地上的人们正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别让玛莎过小溪》。
拉拉不是个相信宗教的人，自然也不会相信那些宗教仪式。但是，有时候为了承受源自生活的种种压力，也需要让某种内在的音乐陪伴着生活。这样的音乐，可不是每一次都能由自己来谱写的。它是上帝对生命规谏劝诫的话，因此拉拉去教堂聆听了这些箴言。
十二月初的一天，拉拉跟《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拥有一样的心情。她跑到教堂去祷告。这一路跑来，就像大地随时要裂开、教堂的圆顶随时都会倒塌似的。这样也好，就让这一切都结束吧！不幸的是，她把那个爱说话的丫头奥莉妮·杰明娜也带了出来。
“看啊，那不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吗。”奥莉妮在拉拉的耳边喃喃地说着。
“嘘——你别说话。嗯，是哪个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呀？”
“就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他是我的堂叔父。他正在念经文呢！”
“噢，原来你说的就是那个念经文的呀！他是季韦尔辛家的亲戚。嘘，别说话了，不许再打搅我。”
她们走进教堂的时候仪式才刚开始。人们唱着赞美诗：“赞美我主，我将付出我的所有来赞美主的圣明。”
教堂里的人不多，都挤在前排做着祷告，周围显得空荡荡的，诗歌的回音在教堂的上空徘徊。这幢教堂是新建的，没有涂上颜色的玻璃窗无法吸引住过往的路人。此时，教堂的长老正站在这扇窗户前，用人们都能听到的声音开导着一位疯疯癫癫、耳朵又聋的乞丐，他的声音呆滞、乏味，而且他的这一行为也没有顾及正在祈祷的人们。
拉拉攥着几枚铜币，慢慢地绕过祈祷的人们，走到门口为自己和奥莉妮买了两根蜡烛，然后又蹑手蹑脚地回到后面。此时，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仓促地把九段经文都给念完了，好像在座的人对这篇经文早就背得烂熟了似的。
“为心灵空虚的人祝福吧……为痛哭流涕的人祝福吧……为希冀和寻求真理的人祝福吧……”
拉拉听到这些的时候，突然颤抖了一下，停下了脚步。这就是在说她。他说：被别人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别人去羡慕的，被践踏的人有许多关于自己的话可以倾诉，他们前途无量。
眼下正是普雷斯尼亚区
武装起义的日子。拉拉家正好就住在这个起义的地区内。正在修建街垒的特维尔街离她们家只有几步之遥，从客厅的窗前就可以看到。大家从院子里提着水桶在浇筑街垒，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修筑街垒的基石与废铁冻结在一起。
旁边院子成了义勇队员的集合点，但似乎更像是救护站和食品供应点。
有两个男孩子去了那儿，拉拉认识他们：一个是娜佳的朋友尼卡·杜多罗夫，拉拉是在娜佳的家里认识他的。他与拉拉的性格很像——耿直、孤傲、不爱讲话。也正是因为他们性格相似，所以拉拉对他没有什么兴趣。
另一个是住在奥莉妮·杰明娜的外祖母季韦尔辛老太太家里的职业中学学生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大家也叫他帕沙。拉拉去季韦尔辛老太太家里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这个男孩产生了影响。帕沙依旧保持着那份童稚的淳朴，一点儿也不掩饰拉拉的到来所带给他的快乐。拉拉就像是盛夏的一片小白桦林，清新的小草铺了一地，洁白的云朵如同柳絮般在天空中飘荡着，因此对她可以毫不掩饰地像小牛那般又蹦又跳的狂喜，也不需要担心别人讥笑。
拉拉刚开始发觉自己对他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后，就不自觉地利用了起来。不过，拉拉真正征服这个性格温婉的男人，是在好几年之后，也是他们交往的后期。那时的帕沙深信自己疯狂地爱着她，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她是无法取代的。
这两个男孩玩的是最可怕的成年人游戏——战争，这种游戏的最终结果是被绞死或者是被流放。他们头上戴着一顶后面打了个结的长耳风帽，这就清晰地说明他们还只是两个孩子，还都被父母管教着。拉拉像大人看小孩子那般看着他们。他们危险的游戏中还透露出一种天真无邪的味道。其他的一切也都烙上了这种痕迹。冬天的黄昏，非常寒冷，仿佛笼罩着一层黑色而又浓重的霜；这庭院以及孩子们躲藏着的对面的那幢房屋，都是灰蓝色的。手枪的射击声不断传来。“男孩们在开枪。”拉拉想着。她想的已经不再局限于尼卡和帕沙了，而是整个开枪射击的城市。“他们俩都是诚实的好孩子，”她想，“正因为是好孩子，所以才开枪。”
听说射击可能要蔓延到街垒了，这样一来她们的房子就危险了。这个时候才想到搬去莫斯科另一个区的熟人家里，已经太晚了，这个区被包围了。目前只能在包围圈的附近找个角落，于是想起了“黑山”旅馆。
要知道，最先想到这里的并不只有她们。旅馆里面已经住满了很多与她们处境相同的人。只是看在她们是老主顾的份儿上，这才答应安顿她们在不起眼的房间里暂住。
她们嫌皮箱太惹眼，就把最必需的东西包成了三个包袱，正式入住旅馆的日期却一天天拖延了下去。
裁缝铺里仍然保存着古朴守旧的风气，尽管外面闹着罢工，工人们一如既往地干着手上的活儿。那个傍晚寒冷而又沉闷，有人在外面按门铃。那人进来后就是一顿指责。他要求老板到大门口去。拉拉母亲的助理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费季索娃走到前厅，与来人交谈，并设法平息他的火气。“姑娘们，都到这儿来！”她很快把女工们都叫到那里去了，把她们一个个地介绍给进来的那个人。那人热情而又笨拙地与每个女工握手问好，跟费季索娃谈妥了之后，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走了。
女工们走进大厅后，就开始把披肩围好，她们把手臂举过了头，伸进瘦小的皮大衣袖子。
“发生什么事了？”吉沙尔太太连忙赶过来问。
“不让我们继续干了，太太，我们也罢工。”
“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吉沙尔太太哭了起来。
“太太，您别难过。我们对您只有感激，没有任何恶意。不是您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我们。而是现在大家都在罢工，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反对呢？”
女工们都走了，就连奥莉妮·杰明娜和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也走了。法伊娜在临别时，悄悄地对老板说，她是为了老板和裁缝铺的利益才佯装出罢工的样子。但老板还是没有平静下来。
“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想不到啊，把她们都错看了！就拿那个丫头来说吧，我在她的身上操了多少心啊！好吧，就当她还是个孩子好了，可是那个老妖精呢！”
“您要明白，妈妈，她们是不会为了我们而破例的。”拉拉安慰着说。“谁对我们都没有恶意，恰恰相反，现在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权，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妇女和儿童的幸福。是的，是这样的，您不必否定地摇头。总有一天，这事对我和您都会有好处的。”
对此，母亲一点儿也听不明白。“每次都是这样，”她抽泣着说，“本来心里就已经够乱的了，你还要说出这种话来，让人听了只能诧异地瞪着眼睛。都把屎拉到我的头上来了，你还说是为我好。不对，也许是我老糊涂了。”
罗佳仍旧在武装警备学校里。只有拉拉和母亲住在空荡荡的楼房里。街道上和屋子里都没有灯光，空洞的眼睛相互凝望着。
“趁现在天还没黑。去旅馆吧，妈妈，您听到了吗，妈妈？赶紧走吧。”
“菲拉特，菲拉特。”她们把看门的人给叫来了。“菲拉特，送我们一程，亲爱的，去‘黑山’旅店。”
“好的，太太。”
“拿上包袱。对了，菲拉特，请你这阵子就在这儿照看着。别忘了把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那只鸟儿也一起照顾好，要记得给它喂水、添食。把东西都锁起来。还要麻烦你的是要经常到我们那儿看看。”
“一定，太太。”
“谢谢你，菲拉特。愿主保佑你。就要分手了，一起坐一会儿吧，怎么样？愿上帝保佑。”
她们走到街上，如同大病初愈那般，还无法适应新鲜的空气。冷冷清清的空间把饱满的、仿佛在车床加工的光滑的声音轻轻地散向四方。炮声和枪声砰砰响着，就像是要把远方炸成一堆废墟。
无论菲拉特怎么告诉她们，这是真的在放枪，拉拉和母亲却仍然认为放的不过是空枪。
“菲拉特，你真傻。你好好想想，压根就没有见到放枪的人，这怎么不是在放空枪呢。按你说的，那么是谁在开枪，难道是神灵吗？这就是在放空枪。”
她们在一个十字路口被巡逻队给拦住了。狞笑着的哥萨克一面对她们进行着搜查，一面又放肆地把她们从头到脚瞅了一遍。他们那有系带的无檐帽都恶狠狠地耷拉到耳朵上，仿佛他们都只有一只眼睛似的。
“真是太好了！”拉拉想道，在她们和城里其他地区隔绝的这段时间里，可以不用再见到科马罗夫斯基了。因为母亲，她还不能跟他断绝来往。她总不能说：妈妈，不要再接待他了。那样的话，这一切都会公开的。可是说了又能怎么样呢？为什么怕说出来呢？啊，上帝，让一切都完蛋吧，只要这件事能终结。老天啊！她厌恶得就要在街上昏死过去了。这会儿她又想起了什么呀！就在第一次发生那种事的那个单间的屋子里，画着一个肥胖的罗马人的那幅可怕的画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叫《女人或花瓶》。是的，没错，就是它。它是一幅名画。与这件珍品上的人物相比，那时的她还算不上是一名妇人，后来才算得上是。餐桌摆设得真够阔气的。
“你要上哪儿去呀，走得这么快？我都跟不上你了。”母亲跟在后边气喘吁吁地说，勉强赶上了她。拉拉像是被一股骄傲的、令人振奋的力量推动着，她犹如凌空飞起那般飞速地走着。
“枪声是多么响亮呀，”她想道，“被践踏的人有福了，受侮辱的人有福了。枪声啊，愿天主赐予你健康！枪声啊，枪声，你们也感同身受吧！”
坐落在西夫采夫-弗拉日克街和另一条巷子的拐角上的那栋房子就是格罗梅科兄弟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都是化学教授，分别在彼得罗夫斯基学院和大学任教。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个单身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妻子叫安娜·伊万诺夫娜。安娜的娘家姓克吕格尔，父亲是铁矿的场主，在乌拉尔的尤里亚金附近拥有一座很大的林中别墅和几座矿山，但现在矿山已经被废弃了，没有了收入。
格罗梅科兄弟的房子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有卧室、孩子们的书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工作间和藏书室。当然，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小客厅，东尼娜和尤拉居住的房间也在楼上。楼下则是接待访客的地方。灰绿色的窗帘外裹着一层近似于白色的浅灰色纱幔，如同镜子一般的大钢琴盖上闪着发亮的光点，鱼缸、家具是橄榄色的，室内的植物很像水藻，使楼下接待室给人一种隐隐浮动的墨绿色海底的感觉。
格罗梅科一家不仅知书达理，知识渊博，还豪爽好客，非常喜欢并懂得音乐。他们经常邀请一些人在自己家里举行钢琴、提琴独奏和弦乐四重奏的室内音乐会。
一九
〇
六年一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国后不久，西夫采夫街照例又要举办一场室内音乐会。这次把塔涅耶夫
学派的一位崭露头角的作曲家新谱写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和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作为预定演奏曲目。
前一天就开始准备了，家具被搬到了一边，大客厅被腾空了。调音师在大厅的角落里，多次重复地弹奏同一个音符，随后又弹奏出了一连串的音符，像被扯散的珠子似的。厨房里忙着拔鸡毛，洗蔬菜，调制拌凉菜用的芥末和橄榄油的调汁。
舒拉·施莱辛格一大清早就跑来惹人讨厌了。舒拉·施莱辛格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密友和律师。
舒拉·施莱辛格出落得有点像个男人，面目端正，又瘦又高。她的面容与沙皇略有几分相似，尤其是那顶羔皮帽子斜斜地戴上的时候。她做客的时候从不摘下帽子，只是把扣在帽子上的面纱稍稍掀起一点儿。
每逢遇到伤心和郁闷的事情时，安娜都会跟舒拉·施莱辛格谈谈，可以使双方都觉得轻松。而这种轻松感就是建立在她们相互挖苦，说着越来越恶毒的话之上的。一场暴风雨之后，很快就会以眼泪与和解而告终。这种有节奏的争吵能对双方都起到镇静的作用，就像用水蛭放血那样。
舒拉·施莱辛格嫁过好几个丈夫，只要一离婚，她就会把那个男人忘得一干二净，不会再理睬他，因此至今还保留着单身女人的冰冷、善变。
舒拉·施莱辛格是一位神智学者，她不仅非常了解东正教的整套仪式，甚至还包括了心灵传递，因此每当她兴致勃勃的时候，总会迫不及待地要提醒教士们该说些什么，该唱些什么，“请你聆听吧，上帝”“无时无刻，无所不在”“荣耀的天使”，她不断地想让人听到她那鹅公嗓所释放出的沙哑的声音以及随口而出的提示。
不仅如此，舒拉·施莱辛格还懂得数学、印度密宗教仪，还知道莫斯科音乐学院知名教授的住址以及谁跟谁同居之类的事。天啊，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因此，但凡是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她总会被请来裁决和调停。
约定的时间到了，客人们陆续而至。参加的宾客有：阿杰莱达·菲力波夫娜、金茨、富夫科夫一家、巴苏尔曼先生和巴苏尔曼太太、韦尔日茨基一家和卡夫卡兹采夫上校。天空正飘着纷纷扬扬、大小不一的雪花，每次都会在前厅的正门打开时把冷空气团团裹住，然后扑进前厅来。男人们伴随着寒冷的空气从街上走进来，穿在脚上的深筒长靴显得有些松弛，他们每个人都装出一副漫不经心和呆头呆脑的样子。然而那些在严寒中神采奕奕的太太们进屋便解开皮大衣顶端的两个扣子，任由一层薄薄的白霜笼罩在头发上，头发后边还披着块毛茸茸的头巾，看上去像是些老谋深算的骗子的化身，没人敢去招惹。当一位初次被邀请的钢琴家到来的时候，“他就是居伊
的侄子。”大家小声地相互传开了。
从两头敞开着的侧门向大厅里望去，可以看到餐厅里已经摆好了一条长桌，像极了一条在冬天里被积雪覆盖着的马路。花揪露酒透过颗粒状花纹的瓶子正闪着耀眼的光。各式各样装着奶油、香醋的小巧玲珑的五味汁瓶都装在银托盘上，唤起人的种种想象。一盘盘野味和冷荤组合成了一幅色彩缤纷的图画，就连折成三角形的餐巾、排列整齐的刀叉和花篮里散发出杏仁味的蓝紫色小花都会令人食欲大增。为了不耽误宾客们品尝这些人间美味的时间，他们尽快拉开了精神筵席的帷幕。宾客们在客厅里一排排地就座。钢琴演奏家在钢琴前坐下来之后，又听到宾客们在小声地说：“快看，那是居伊的侄子。”室内音乐会开始了。
大家早就知道，开场的这首奏鸣曲不仅单调、没有趣味，还故作优雅。正如他们所意料的那样，这首曲子格外的闷长。
评论家克林别科夫还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休息的时候争论起这支奏鸣曲来。克林别科夫评论这支曲子一无是处，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则竭尽全力地替它辩护。周围都是吸烟的人，响起一片移动椅子的声音。
隔壁餐桌上的那张清洗得平整而又光洁的桌布再次将大家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大家齐声建议音乐会赶快继续下去。
钢琴家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听众，朝合奏者点了点头，示意开始演奏。小提琴手和大提琴家特什克维奇挥动着琴弓，荡气回肠的三重奏开始了。
尤拉、东尼娜和大部分时间都寄居在格罗梅科家的米沙·戈尔东一起坐在第三排。
“叶戈罗夫娜好像找您有事。”尤拉小声地对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招呼。
头发花白的格罗梅科家的老女仆阿格拉费娜·叶戈罗夫娜正站在客厅门槛旁边。她的目光里充满了焦急地望着尤拉，还不时地向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使劲地点头，好让尤拉知道她是有急事找主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把头转过来，用责怪的眼神瞟了叶戈罗夫娜一眼，耸了耸肩膀。叶戈罗夫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于是他们就在大厅的这一头和那一头，像聋哑人那般用手势“交谈”起来。大家纷纷向他们俩看去，安娜·伊万诺夫娜狠狠地瞪了丈夫几眼。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只好站起来，去处理一下。他红着脸，沿着墙边绕过大厅，走到了叶戈罗夫娜的跟前。
“叶戈罗夫娜，您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您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呀？好吧，快说，出了什么事？”
叶戈罗夫娜小声地跟他说了几句话。
“哪个‘黑山’来的？”
“就是普雷斯尼亚区的‘黑山’旅馆。”
“嗯。那又怎么样？”
“要求马上回去，他的一个亲戚快要死了。”
“都快死了。我想象得出来。不行，叶戈罗夫娜。等演奏完了这一小段，我就去说，但至少现在还不行。”
“送信的茶房和赶车的都还等着呐。我跟您说，那人就快死了，您明白吗？是位太太。”
“不行，不行。最多也就是五分钟而已，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轻手轻脚地顺着墙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眉头紧蹙，用手揉着鼻梁。
第一乐章结束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了演奏者跟前，就在大家热烈的掌声还未停息的时候，他直白地告诉特什科维奇外面有人找他，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演奏不得不中止了。然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向客厅里的宾客，挥了挥手掌，示意大家停止鼓掌，大声说道：“先生们，三重奏只能停下来了。让我们一起向特什科维奇深表同情。他家出了点不愉快的事，他只好暂时离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绝不能让他一个人离开。他可能需要我的陪伴，我要跟他一起走。尤拉，亲爱的，出来一下，请告诉谢苗把雪橇赶到大门口来，他早就已经把车套好了。先生们、女士们，我不和诸位一一告别了。请大家留下来，我仅仅只会离开一小会儿。”
两个男孩子请求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同乘坐雪橇，这样能在寒冷的夜里兜兜风。
尽管生活已经恢复了正常，十二月以来仍然有许多地方还是响着断断续续的枪声，经常会有新的火灾发生，好像先前的余烬还没有燃烧完似的。
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夜这样，坐车走了这么远，走了这么久。“黑山”旅店就在不远处，只要穿过斯摩棱斯克大街、诺温斯克大街和花园路的一半就到了。原本就天寒地冻、昏天黑地的空间，被岁暮寒天里灰蒙蒙的浓雾切割成一块块的，仿佛它在世界各个地方都不一样。浓烟中的黄色火焰、马蹄的嗒嗒声和滑轨的轧轧声加强了这种感觉，让人觉得似乎走了很久的路，而且驶入了令人惊慌害怕的远方。
一匹披着马衣、缠着蹄腕骨的马停在了旅店门前，它的身上套着一辆窄小而精致的雪橇。车夫坐在驭者座上，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把缩进脖子里的脑袋抱住取暖。
旅店的前厅很暖和，看门人站在入口处和存衣室隔开的栏杆后面，他被鼓风机的噪音、熊熊炉火的呼呼声以及沸腾的茶炊的尖叫声弄得昏昏欲睡，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被自己那响亮的鼾声惊醒。
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正站在前厅左边的镜子面前，因为脂粉涂得过多，她的脸孔显得有些虚肿。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她只穿了单薄的皮上衣。这位衣着单薄的太太正等着什么人从楼上下来，她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镜子，一会儿从左边的肩上、一会儿从右边的肩上端详着自己，看看自己从后面看上去是否好看。
车夫从外边把冻僵了的身子探进来，他的长上衣看起来很像招牌上画的“8”字形的小面包，一股股寒气从身上冒出的时候就更加像“8”字形的小面包了。
“他们什么时候来，小姐？”他向站在镜子前面的女人问道，“做你们这帮人的生意，我的马迟早会被冻坏的。”
二十四号客房里发生了一件茶房们平时最恨的小事。走廊里的铃声几乎每分钟都要响起一次，墙上玻璃长匣子里会相应地跳出一个房间的号码，告诉你是哪位客人发神经了，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故意不让茶房得到安宁。
女仆格拉莎正在给二十四号客房里的那个老傻瓜吉沙尔灌催吐剂，洗肠胃，做着急救。她还要擦地板，又要把脏桶提出来，再把干净的桶送进去，忙得团团转。在此之前，这阵慌乱的风波早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还没察觉到会出什么事，还没有派捷廖什卡坐雪橇去请医生和这位可怜的提琴师，科马罗夫斯基也还没来，门前的走廊里也没聚集这么多无关紧要的人，妨碍人行走。
白天不知谁从小吃间里出来时，在窄小的过道里转了个身，不小心碰了餐厅招待员瑟索伊一下，下房里就发生这场乱子。那时瑟索伊的右手上刚好高举着摆满了菜肴的托盘，弯着身子从门里快速地跑进走廊。被人碰了之后，瑟索伊扔了托盘，把汤洒了一地，还打碎了四个盘子。
瑟索伊把这些全都归结在了碰到他的那个女洗碗工的身上，说理应由她来赔偿，扣她的工钱。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一半人都要下班了，他们仍然在为此事而争吵不休。
“都怪你的手脚发抖，一天到晚就知道像搂着老婆那样搂着你的酒瓶子，连鼻子都舔饱了，像只公鸭似的。干吗要碰到我，又砸盘子又泼汤的！活见鬼，是谁撞了你了，你这个不知羞耻的斜眼鬼？你说呀，是谁撞了你呀？”
“我再次提醒您，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您说话可要留心点儿。”
“不仅又吵又闹，还要又摔盘子又打碗的，真不值得。有什么好稀罕的？不过就是个骚货太太，是个对人从不宽容、为人处世一味地想占便宜的人，好好的却要吞砒霜。这种贞洁早就不时兴了。我们在‘黑山’旅店里干了那么多年，这号挑拨是非的婆娘和欺侮女人的公狗倒还真没见过。”
米沙和尤拉就在二十号客房门前的过道里来回踱步。这一切远远地超出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料。他原本以为大提琴家在生活中所出现的悲剧，一定是纯粹、清白而又严肃的。可是现在，鬼才知道这算什么。对孩子们来说，不就是那些肮脏下贱的丑事吗？
尤拉和米沙在走廊里转悠起来。
“两位小少爷，请进去看看大婶吧！”茶房走到他们的跟前，再次不慌不忙地说，“你们进去吧，别再犹豫了。放心吧，他们都没事了，都好好儿的呢。这儿不能站了。就在今天，这个地方发生了件倒霉的事，贵重的餐具摔碎了。你们瞧，我们必须站在旁边等着，随时准备跑来跑去，这地方太窄了，你们还是进去吧！”
尤拉和米沙听从了茶房的建议。
煤油灯已经从吊在餐桌上方的灯架挪到房间另半边，中间隔了一道屏风，屏风发出了臭虫的气味。
那一边有个可以睡人的角落，被一条落满尘土、掀起的门帘隔开，遮住前室和外人的视线。因为忙乱大家都忘了把它放下来，脏兮兮的门帘的下半边还搭在散发出臭虫味的屏风上面。那盏被挪过来的煤油灯就放在一把扶手椅里。这个角落，就像是剧场的脚灯从下往上照着似的，亮得刺眼。
太太吞下去的并不是洗碗女工所胡说的砒霜，而是碘。屋里弥漫着一股酸涩难闻的气味，就像是嫩核桃果皮散发出来的。
一个姑娘正擦着屏风后面的地板，那位太太半裸着躺在床上，浑身被水、汗和眼泪弄得湿透了。她低着头对着一个大面盆号啕大哭着，粘成一撮一撮的头发顺着面盆披散下来。尤拉和米沙不好意思往那边看，立刻把眼睛转到一边去。真是太不像话了。这一幕使尤拉感到非常的惊讶：一个女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不再是雕塑所表现的女性呢？那当然是在处于不舒服的竖立姿势与紧张和吃力的状态下。这样一来就像个肌肉发达光着上身只穿着短裤就要上场比赛的角斗士。
终于有人想到应该把屏风那边的门帘放下来了。
“亲爱的，您的手在哪儿？把您的手给我。”女人呼唤着大提琴家。因为长时间的哭泣和恶心而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唉，这是多么可怕呀！是我太多心了！我认为……不过还好，我还算幸运，这念头原来是这么愚蠢，是我在错乱地猜想，简直无法想象。真是不得了啊……心情多轻松啊！结果……您瞧，我还活着。”
“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安静点，拜托您安静下来。这真是不像话，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我们立即就回家去。”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孩子们嘟囔了一声。他们难堪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都站在客房没有隔开的那一半门槛边那个昏暗的过道里。因为他们极其不自在，便望着原来放灯的那个方向。那里有几张照片挂在墙上，地上放着一个琴谱架，纸张和画册堆满整个书桌；在铺着手织台式桌布的餐桌那边一个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睡觉，她双手搭在椅子扶手上，脸也贴在上面。周围的吵闹声和人的走动并没有干扰她睡觉，看上去她真的很疲乏。
他们这趟过来得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再者说，继续再待下去也显得不礼貌。“我们现在就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说了一遍。他想等大提琴家一出来，就立即向他告辞。
另一个人从屏风的后面走了出来。这个男人身体健壮，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的，威风凛凛，自信十足。他从灯架上取下一盏灯，把它举在头顶上，走到姑娘睡觉的那张书桌跟前，把灯放在桌上。亮光刺醒了那个姑娘。她对着这人笑了笑，眼睛微微地眯起，伸了个懒腰。
米沙一见到这个陌生人，全身就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看，同时扯了扯尤拉的衣袖，想跟他说点什么。
“你在生人面前嘀咕什么呢，一点儿也不害羞吗？人家怎么看你呢？”尤拉制止了他，也不听他说。
这时一幕哑剧在姑娘和那个男人之间上演了。他们俩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交换了下眼神，但相互理解的默契就像是着了魔似的。他像个耍木偶戏的，而她就是他手里那个任凭他耍弄的木偶。
姑娘半闭着眼睛，疲倦的微笑爬上了她的脸颊，嘴唇半张着。她狡黠地眨了眨眼，算是作为一个同谋者回敬给那男人的嘲弄眼神。他们都对结局挺满意的，这个结局是如此圆满，他们的隐私没有暴露出来，服毒的那个女人也没死成。
尤拉用直勾勾的眼神，死死地把他们盯牢。他站在谁也看不见的昏暗中目不转睛地望着灯光照亮的地方。姑娘垂首帖耳的情景更是显得不可思议、神秘、厚颜到无耻。尤拉的心里顿时充满了矛盾感，他从未体验过这种心情，他觉得自己的感情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揪成了一团。
而这也就是他同米沙及东尼娜一直以来不断激烈争论的、并称之为无法说清楚的“下流”的东西。这些就是一方面令他们惊恐，另一方面又吸引他们的东西，并且在安全的距离范围内，口头上容易应对的东西。而这种绝对物质的、模糊的力量，现在就出现在了尤拉的眼前。既是毫无怜悯的毁坏性的，又是哀怨并且求助的。他们的童稚哲学怎么不见了？现在的尤拉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们走出门后，米沙问道。尤拉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搭理他。
“这就是煽动你父亲拼命地喝酒，而且害死你父亲的那个人。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过的在火车上发生的事。”
尤拉心里所想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并非是父亲和过去。一时间他甚至没听懂米沙所说的是什么。大概在阴霾又寒冷的天气里交谈都被冻住了。
“冻坏了吧，谢苗？”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向车夫问道。他们坐上雪橇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