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石器时期,芷江已经开始有人类在这一地区生活。芷江自古属“五溪蛮地”,其名来自屈原的诗句“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商周属楚黔中地,秦为黔中郡地。汉高祖五年 ( 公元前202年 ) ,芷江开始置县,芷江镇六度成为州府治所在地。芷江位于湖南西部,在云贵高原东部边缘和雪峰山西部山脉之间,潕水河流经此地。芷江虽小,但是交通区位优势十分突出,是中部通往西南诸省的必经之路,自古以来便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 之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历来兵家的必争之地。芷江重要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不会默默无闻。
历史的机缘让人们注目芷江。抗战爆发之后,芷江在现代战争史上的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都重庆,芷江作为全楚咽喉成了大西南的军事焦点。1937年2月,国民党从南京迁入了中央政治学校,之后,陆军大学、第六战区司令部特务团、宪兵司令部、航空第九站、航空第二修配厂、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美军驻中国后勤司令部等二百多个军政部门也纷纷涌入,芷江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湘西边陲小镇,发展为军事辐辏之区、人员聚散之地,以至区区弹丸之地,驻扎了十一余万军民。尤其是芷江机场的建造,作为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苏军、美军,以及中国空军随后进驻,芷江成了阻击日军进攻西南的战略要塞。为了抗击日军进逼重庆、打通东南亚陆上交通线,国民党政府空前重视芷江的堡垒地位。早在1934年就在城东修建了军用机场,1938年底竣工。当时芷江机场保密,不对外公开。芷江机场地理环境好,四周环山,远离京广铁路,十分隐蔽。抗日战争爆发后,凡涉及芷江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从不写“芷江机场”,而称为“红岩机场”“湘西某机场”“湘西盆地机场”或“前进机场”,日本大本营一直摸不透这些机场在何处 。1938年易卜在《芷江民报》介绍了芷江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地位。“今日的芷江不只在战时交通方面占极重要的位置,她是发动抗战,复兴中华民族,西南诸省的第一重门户;在国防上,在某种战略上,她也不失为是一个支撑点。她在第四期抗战当中,更形成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这一个大时代的前面,每个人,每个地方,都不能逃避抗战上的关系与职责,何况芷江这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
首先,芷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冲。据统计,从1937 年7月至1945年9月,驻芷江各种军队及军事机构多达二百二十个,大到国民政府的陆军总部、方面军司令部及军政部、军令部所属单位,小到高炮连队、防空哨卡 。从兵种看,有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及宪兵等多个兵种。既有中国军队,也有苏联、美国的空军。美军地、空勤人员最多时达六千余人 。在竹坪铺、七里桥等处的低冈,田垄里鱼鳞板似的黑色营房、仓库、商店连成一片,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形成了美国街。原不足三万人的县城,骤增至十余万人。芷江,成了大军云集的前哨阵地 。
其次,芷江也是战争的避风港。自从中美苏空军进驻芷江后,他们随时歼灭日机,芷江城渐渐安全了。大批沦陷区的难民纷纷逃入芷江城。于是,大街小巷、院落村旁、庵堂庙宇、祠堂走廊,到处是人家,到处是住户,凡是能遮风避雨的地方都住满了人。当年有首歌谣:“芷江城,人碰人,日各千担谷,才能养活人。”那时,每天都有牵线似的人挑谷运米进城。芷江城的北门外到三里坪这段河边就有十八家碾坊,仅苗子弯 ( 今芷江宾馆旁 ) 那儿连着开有五家碾坊。据当年在苗子弯守碾坊的李高才老人回忆说:“那时碾谷子的人太多,白天忙不赢,晚上还要加夜班,有时加班到通宵。家家碾坊都那么忙。”他说:“那时的人真多,街上走路人挤人,路上行人让行人,天天像赶场一样。”
历史赋予了芷江抵抗外侮、复兴民族的重任,芷江也不负众望,创造了现代历史的辉煌成绩。原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少尉司书向晶如,1944年从湖南平江老家随难民流亡湘西,在安江卖字糊口,后被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兵站司令部招收为少尉司书。翌年初夏,随军迁入芷江,亲历抗战胜利受降的历史时刻。他以《芷江:历史在这里转折》为题,叙述了芷江的历史概况,芷江作为二战历史的转折,值得人们铭记的理由有三点。
芷江卫星地图The satellite map of Chihkiang
第一,芷江是抵抗日军西侵的前沿和堡垒。“芷江为湘西门户,湘黔铁路由此经过,地处川、黔、云、桂、湘五省中央,军事上可攻可守,属战略要地。中美空军混合作战司令部驻此。其司令美籍陈纳德从1938年起,负责修建芷江机场,来往甚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也常光顾此地。”
第二,芷江是爱国之城,也是英雄之城。“此处聚居着汉、苗、侗、回各族同胞,大家融洽和睦。潕水自西向东劈芷江山城而过,两岸人民勤劳勇敢,绿树葱茏茂密,庄园果实累累。河的南面,是四方面军军营驻地,栋宇毗连,商店林立,系繁荣新镇,难民和流亡剧团多汇集于此。河的北面,是古老的半边街,宗祠庙宇颇多,尤以岳飞关帝庙最为壮观。河的中间,卧有铁牛一头,面向逆水,安如磐石,双目炯炯注视西方,俨如山城的忠实哨兵。牛的上游数十米处,是战时用粗木硬铁架起的军运大桥。直至受降前夕,当地军民救亡活动广为开展,‘誓雪国耻’‘明耻教战’‘还我河山’等巨型标语到处可见。矗立云端的广播喇叭,不时播出杀敌篇章和救亡歌曲,其词激昂,其音悲愤!闻之使人热血腾,誓歼日寇;聆之催你鸡鸣起舞,誓剪倭奴。救亡歌剧,遍及乡村。”
第三,同仇敌忾的芷江。“米珠薪桂,这在当局们看来,或者以为干卿什事,来一个着勿容议。可是横在面前有两笔大事,一是难民,一是伤兵,即不得不抽出公牍余暇,了此一案。第一是会峰之命难违;第二是在良心上也有点说不过去。难民他们,都是些背井离乡,被日本兵压迫出来的群众,那里是他们寄托之所?‘饥寒起盗心’‘资敌利用’都是些不可预防的。” “人力、物力是抗战胜利最重要之因素。我们纵不为良心上着想,亦当不应糟蹋这些人力。谈到伤兵,更应该崇奉的了。抗战快已十九个月,敌人虽挟其坚甲利兵,竭其所有的力量向我猛扑毒攻,但结果并没有使我屈膝。相反的我们的战意是愈战愈强,即连素重现实主义的英国,孤立主义的美国,也不得不加以钦佩,贷我以英镑,假我以美元。我们在芷江得有今日,完全是以血洒战场的将士之赐。他们为什么以血肉之躯,卫护我们?名吗?不是,如果为名,他们不如跑到后方,竖起抗日的大旗,做一届委员或什么主任,倒是冠冕堂皇得多;如果为利,他们也很可以在芷江城内,租一所房子,贩卖香烟或是开个吃食小店,添增一些女招待,挂上由上海南京或汉口长沙分址的招牌,包管你利胜陶朱,荷包麦克麦克,于军事紧迫时,包一部摩托卡车,直驶昆明湖畔,去躲避国难。可是他们并不这样做,也不这样想,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国家,一个四万万五千万大的民族和四千余年文化悠久的一个国家。所以才不惜牺牲流血,才有现在隔新疆河与洞庭湖对峙的现局。不然,龟子王八一些吃人不眨眼的魔王,刀锋所指,早已到了芷江,看芷江人们是不是还能这样写意吧!我们为崇德报功,试问应该不应该想尽办法去安慰他们?然而失望得很,有力的出了全力,有钱者理应出钱,在芷江有钱的并不少,商界在抗战期中,获利独多,可是能拿出良心救济难民和伤兵的除一些文化人小学生外并不多。上次宪兵学校政治部主办之血涛剧社首次公演,所销的票是个明证,也是个最大的测验,国破家何在,于念及此,不胜浩欢之至!”
在中国乃至世界辽阔的版图上,芷江只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然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危急的民族苦难使芷江的历史意义得以不断放大,并且与一段抵御外侮、复兴中华的史诗紧密相关。在反省战争、讴歌和平的历史经验中,与芷江相关的人物与事件将永远被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民所铭记。一个偶然的机缘,历史选择了芷江;一个践行正义的必然选择,使芷江创造了顽强不屈的英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