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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石器时期，芷江已经开始有人类在这一地区生活。芷江自古属“五溪蛮地”，其名来自屈原的诗句“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商周属楚黔中地，秦为黔中郡地。汉高祖五年
（
公元前202年
）
，芷江开始置县，芷江镇六度成为州府治所在地。芷江位于湖南西部，在云贵高原东部边缘和雪峰山西部山脉之间，潕水河流经此地。芷江虽小，但是交通区位优势十分突出，是中部通往西南诸省的必经之路，自古以来便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
之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历来兵家的必争之地。芷江重要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不会默默无闻。
历史的机缘让人们注目芷江。抗战爆发之后，芷江在现代战争史上的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都重庆，芷江作为全楚咽喉成了大西南的军事焦点。1937年2月，国民党从南京迁入了中央政治学校，之后，陆军大学、第六战区司令部特务团、宪兵司令部、航空第九站、航空第二修配厂、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美军驻中国后勤司令部等二百多个军政部门也纷纷涌入，芷江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湘西边陲小镇，发展为军事辐辏之区、人员聚散之地，以至区区弹丸之地，驻扎了十一余万军民。尤其是芷江机场的建造，作为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苏军、美军，以及中国空军随后进驻，芷江成了阻击日军进攻西南的战略要塞。为了抗击日军进逼重庆、打通东南亚陆上交通线，国民党政府空前重视芷江的堡垒地位。早在1934年就在城东修建了军用机场，1938年底竣工。当时芷江机场保密，不对外公开。芷江机场地理环境好，四周环山，远离京广铁路，十分隐蔽。抗日战争爆发后，凡涉及芷江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从不写“芷江机场”，而称为“红岩机场”“湘西某机场”“湘西盆地机场”或“前进机场”，日本大本营一直摸不透这些机场在何处
。1938年易卜在《芷江民报》介绍了芷江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地位。“今日的芷江不只在战时交通方面占极重要的位置，她是发动抗战，复兴中华民族，西南诸省的第一重门户；在国防上，在某种战略上，她也不失为是一个支撑点。她在第四期抗战当中，更形成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这一个大时代的前面，每个人，每个地方，都不能逃避抗战上的关系与职责，何况芷江这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
首先，芷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冲。据统计，从1937 年7月至1945年9月，驻芷江各种军队及军事机构多达二百二十个，大到国民政府的陆军总部、方面军司令部及军政部、军令部所属单位，小到高炮连队、防空哨卡
。从兵种看，有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及宪兵等多个兵种。既有中国军队，也有苏联、美国的空军。美军地、空勤人员最多时达六千余人
。在竹坪铺、七里桥等处的低冈，田垄里鱼鳞板似的黑色营房、仓库、商店连成一片，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形成了美国街。原不足三万人的县城，骤增至十余万人。芷江，成了大军云集的前哨阵地
。
其次，芷江也是战争的避风港。自从中美苏空军进驻芷江后，他们随时歼灭日机，芷江城渐渐安全了。大批沦陷区的难民纷纷逃入芷江城。于是，大街小巷、院落村旁、庵堂庙宇、祠堂走廊，到处是人家，到处是住户，凡是能遮风避雨的地方都住满了人。当年有首歌谣：“芷江城，人碰人，日各千担谷，才能养活人。”那时，每天都有牵线似的人挑谷运米进城。芷江城的北门外到三里坪这段河边就有十八家碾坊，仅苗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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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芷江宾馆旁
）
那儿连着开有五家碾坊。据当年在苗子弯守碾坊的李高才老人回忆说：“那时碾谷子的人太多，白天忙不赢，晚上还要加夜班，有时加班到通宵。家家碾坊都那么忙。”他说：“那时的人真多，街上走路人挤人，路上行人让行人，天天像赶场一样。”
历史赋予了芷江抵抗外侮、复兴民族的重任，芷江也不负众望，创造了现代历史的辉煌成绩。原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少尉司书向晶如，1944年从湖南平江老家随难民流亡湘西，在安江卖字糊口，后被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兵站司令部招收为少尉司书。翌年初夏，随军迁入芷江，亲历抗战胜利受降的历史时刻。他以《芷江：历史在这里转折》为题，叙述了芷江的历史概况，芷江作为二战历史的转折，值得人们铭记的理由有三点。
芷江卫星地图The satellite map of Chihkiang
第一，芷江是抵抗日军西侵的前沿和堡垒。“芷江为湘西门户，湘黔铁路由此经过，地处川、黔、云、桂、湘五省中央，军事上可攻可守，属战略要地。中美空军混合作战司令部驻此。其司令美籍陈纳德从1938年起，负责修建芷江机场，来往甚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也常光顾此地。”
第二，芷江是爱国之城，也是英雄之城。“此处聚居着汉、苗、侗、回各族同胞，大家融洽和睦。潕水自西向东劈芷江山城而过，两岸人民勤劳勇敢，绿树葱茏茂密，庄园果实累累。河的南面，是四方面军军营驻地，栋宇毗连，商店林立，系繁荣新镇，难民和流亡剧团多汇集于此。河的北面，是古老的半边街，宗祠庙宇颇多，尤以岳飞关帝庙最为壮观。河的中间，卧有铁牛一头，面向逆水，安如磐石，双目炯炯注视西方，俨如山城的忠实哨兵。牛的上游数十米处，是战时用粗木硬铁架起的军运大桥。直至受降前夕，当地军民救亡活动广为开展，‘誓雪国耻’‘明耻教战’‘还我河山’等巨型标语到处可见。矗立云端的广播喇叭，不时播出杀敌篇章和救亡歌曲，其词激昂，其音悲愤！闻之使人热血腾，誓歼日寇；聆之催你鸡鸣起舞，誓剪倭奴。救亡歌剧，遍及乡村。”
第三，同仇敌忾的芷江。“米珠薪桂，这在当局们看来，或者以为干卿什事，来一个着勿容议。可是横在面前有两笔大事，一是难民，一是伤兵，即不得不抽出公牍余暇，了此一案。第一是会峰之命难违；第二是在良心上也有点说不过去。难民他们，都是些背井离乡，被日本兵压迫出来的群众，那里是他们寄托之所？‘饥寒起盗心’‘资敌利用’都是些不可预防的。”
“人力、物力是抗战胜利最重要之因素。我们纵不为良心上着想，亦当不应糟蹋这些人力。谈到伤兵，更应该崇奉的了。抗战快已十九个月，敌人虽挟其坚甲利兵，竭其所有的力量向我猛扑毒攻，但结果并没有使我屈膝。相反的我们的战意是愈战愈强，即连素重现实主义的英国，孤立主义的美国，也不得不加以钦佩，贷我以英镑，假我以美元。我们在芷江得有今日，完全是以血洒战场的将士之赐。他们为什么以血肉之躯，卫护我们？名吗？不是，如果为名，他们不如跑到后方，竖起抗日的大旗，做一届委员或什么主任，倒是冠冕堂皇得多；如果为利，他们也很可以在芷江城内，租一所房子，贩卖香烟或是开个吃食小店，添增一些女招待，挂上由上海南京或汉口长沙分址的招牌，包管你利胜陶朱，荷包麦克麦克，于军事紧迫时，包一部摩托卡车，直驶昆明湖畔，去躲避国难。可是他们并不这样做，也不这样想，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国家，一个四万万五千万大的民族和四千余年文化悠久的一个国家。所以才不惜牺牲流血，才有现在隔新疆河与洞庭湖对峙的现局。不然，龟子王八一些吃人不眨眼的魔王，刀锋所指，早已到了芷江，看芷江人们是不是还能这样写意吧！我们为崇德报功，试问应该不应该想尽办法去安慰他们？然而失望得很，有力的出了全力，有钱者理应出钱，在芷江有钱的并不少，商界在抗战期中，获利独多，可是能拿出良心救济难民和伤兵的除一些文化人小学生外并不多。上次宪兵学校政治部主办之血涛剧社首次公演，所销的票是个明证，也是个最大的测验，国破家何在，于念及此，不胜浩欢之至！”
在中国乃至世界辽阔的版图上，芷江只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然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危急的民族苦难使芷江的历史意义得以不断放大，并且与一段抵御外侮、复兴中华的史诗紧密相关。在反省战争、讴歌和平的历史经验中，与芷江相关的人物与事件将永远被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民所铭记。一个偶然的机缘，历史选择了芷江；一个践行正义的必然选择，使芷江创造了顽强不屈的英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