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军受降的背景

1945年8月14日，日本在盟军空前严重的打击之下，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而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八年前嚣张的侵略者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遭受过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民现在是光辉地站在他们面前，摘取血汗换来的胜利的花朵了！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奉令负责接受中国战区日本海、陆、空军之投降。8月21日，日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代表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由汉口飞抵芷江，演出中国战区日军正式投降的第一幕。

二、国民党接收日军投降的筹备

日本投降，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反战阵营的重大胜利，也是历史正义的严厉惩罚。胜利的到来，在期盼与情理之中。然而，在受降程序的设计和安排上，却让国民党军队措手不及。时任中国派遣军第四方面军中将参谋长邱维达、中国陆军总部第四处处长刘措宜回顾：

蒋中正致冈村宁次电，要求日军降使按中国严格规定飞往芷江Chiang Chungcheng’s telegram to Okamura Yasuji asked the envoy of Japan troops to fly to Chihkiang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rules.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请示是否签字地点按照原定在芷江举行In his telegram to Chiang Chungcheng，Ho Ying-Chin requested if the signing of Japanese surrender agreement should be held in Chihkiang as originally planned.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文，汇报签约安排Ho Ying-Chin’s telegram to Chiang Chungcheng reported about the arrangements of signing the Japanese surrender agreement.

陆军总部的高级幕僚萧毅肃、冷欣、马崇六等与以麦克鲁准将为首的美军联络组，在8月11日晨举行会议，商讨受降地点初定在第四方面军的驻地湖南芷江。日本投降这件事对国民党来说，事出突然，陆军总部毫无准备。会上只决定由何应钦先率领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第四处处长刘措宜、炮兵指挥官彭孟缉等到芷江与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协同进行筹备工作，并电冈村宁次派代表到芷江接受指示。当时美国军官主张即时空运一批美械装备的部队到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并同意军方需要运输此项军队的飞机，美方可竭力协助。

8月中旬，邱维达、刘措宜、马崇六、彭孟缉、贺衷寒、邓文仪和陆军总部一部分工作人员，乘飞机到达了芷江，筹划和布置受降工作。各战区首脑以及重庆国民党各院部一批党政军“接收大员”也先后云集芷江。何应钦又邀集了邵毓麟、龚德柏和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果，以及云南的缪云台参与受降事宜。

原国民党军官王志廉回忆芷江受降经过：

1945年8月，湘西会战的烽烟还未完全消散，部队就投入整补和训练，准备迎接日渐逼近的反攻。身任国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官处上尉副官的我，随军驻扎于湖南省辰溪县北部山区。到夜晚时分，突然，我军西边的美军驻地响起一阵乒乒乓乓的令人不安的枪声。刚才还是万籁俱寂的军营顿时一片骚动。经与美军联络，方知枪声骤响的缘由，原来是美军获悉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惊喜万分，狂欢不已。17日晨，何应钦上将以陆军总司令、战区总司令名义致电湘西国军最高指挥机构——第四方面军司令部曰：日军将在芷江向我投降，速派员妥慎准备典礼及官员来宾的接待事宜。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接到何应钦发自云南的急电后，深感洽降之事干系重大，一刻不敢迟疑，当即召见其得力干将、时任副官处处长的赵汝汉少将，命令其择员前往芷江全权抓洽降筹备工作，担当好这一关系中华民族国际声望的历史重任。

赵汝汉领命已是深夜，却不敢有丝毫松懈，马上将副官处所有人员从睡梦中拖起商讨计划，经过四五个小时的谋划最后决定：日军投降司令部必有大行动，为防万一，前往芷江的人员不可过多，仅由赵汝汉处长亲率少校副官张介斌、上尉副官王志廉、上尉科员王甸明、中尉副官于克杰等四人先赴芷江；芷江设有飞机场和兵站，到芷江必得求助空军部队与兵站司令部，落实典礼场所，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当晚，我们即用电话进行联系，经与空军第一路张廷孟司令协商，议定腾让空军俱乐部做洽降会议场所；遂又与兵站司令张乃恒商定洽降接待事宜，同时确定18日下午借其司令部召开首次准备会。

18日清晨一大早，赵汝汉率领副官处四名军官和四位手艺精湛的炊事员，在微明的天色中，伴随清凉的山风，乘坐一辆GMC军用十轮卡车启程，卡车行驶在碎石路面上，颠来簸去，本来仅用两个小时就可走完的一百多公里路程，结果却整整晃晃悠悠浪费了五个多小时。卡车驶进芷江空军营舍，下车后，我们顾不上休息，立刻展开工作。我们四人的具体分工是：

张介斌少校主管官员、来宾住宿安排，设施准备。

王甸明上尉负责接待所需物资购置与管理。

于克杰中尉掌管与会者膳食采买与制作。

王志廉起草各类文件，协调各方关系。

我们四个人在极度兴奋状态中，以饱满的热情四处奔波。是日午后2时，我顾不上午休，又随赵汝汉处长到兵站司令部列席首次筹委会。时值暑伏连天，芷江城虽地处湘西山区，沅水流经县城，可仍热得如处蒸笼之中，简直透不过气来，与会者一下午憋在屋子里，更闷得大汗淋漓，经过反复研究，会上确定了洽降中的五项主要工作：

一、筹备机构暂定名“日军投降签字筹备委员会”，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中将任主任委员，张乃恒司令、张廷孟司令、师管区王××司令、芷江××县长等均为委员。

二、一切交通工具均由新六军派出。

三、所需餐具由兵站司令部提供。

四、经费由兵站司令部垫付，不受预算限制，以庄严大方为原则。

五、聘请赵汝汉为总干事，其他参与者均聘为干事，由筹委会印制下发聘书。

按会议上既定方案，我当即请示新六军代表赵霞参谋长落实交通工具，并草拟命令，请兵站司令部郑××副司令员签发，调动协助人员向张介斌少校报到。上述两项任务完成后，筹委会首次会议也顺利结束。我抓紧时间到兵站司令部领取活动经费，返回空军营区，设计好聘书和各类应用文件格式，连夜到印刷厂制版印刷。深受八年战争煎熬的芷江人民被朝思暮盼的胜利喜讯感染，积极支持帮助我们顺利完成了洽降准备工作。

自19日始，国民党陆军总部人马陆续奔芷江而来，一些应邀嘉宾也逐渐光临，接待工作也自然铺开。20日午后，何应钦上将亲率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以及三十余名战区集团军总司令以上指挥官由重庆乘飞机抵达芷江。

晚宴后，陆军总部蔡文治副参谋长指示赵汝汉派两位军宣书写何应钦上将下达给冈村宁次大将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赵汝汉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和王甸明。接受任务后，我俩既高兴又担心，因书写备忘录要求中日文各抄一份；字迹清晰工整，大小匀称，一字不落，只字不差，难度很大，不容有半点疏忽。我俩皆是日文门外汉，自然谁都怕写日文。不知是谁提议抓阄定夺，还是我幸运，抓了个好阄写中文。备忘录所用纸张请印刷厂专门提供。书写毛笔特制精选，笔杆上刻着“日军投降典礼”六个金字。安排妥当，筹委会速着专人与陆军总部联系取回备忘录原样。就这样，我和王甸明在陆军总部日文翻译官陈××中尉陪同备询下，专心致志，研墨挥毫，挑灯夜战，一气书写完时鸡已啼鸣。备忘录全文共一千二百五十个字左右，分五个项目，对各地受降主官也予以附表说明。原稿由陆军总部王武上校起草，正式书写又是我们两个姓王的，因而当时人们皆戏传这是“三王爷下令日军投降”！

21日上午11时，冈村宁次遵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示，派出由陆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桥岛芳雄、少佐前川冈雄及译员木村辰男等组成的接洽代表团，乘坐一架由松原喜八等机组飞行人员驾驶的运输机在盟军战机群监护下飞经湖南常德上空，降落芷江空军机场，下机又转乘插有醒目白旗标志的两辆军用吉普车驶往指定地点静候召见。

午后3时40分，先由萧毅肃中将、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于空军俱乐部召见日方洽降代表，认明身份，宣读交接备忘录。会议厅布置简洁肃穆、庄重威严。正面悬挂青天白日国旗和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像，再上是中、美、英、苏国徽一字排开，一个象征普天同庆世界和平的巨型“V”字将所有悬挂物高高托起。

《芷江受降记》一文记载：

受降城外月如霜

8月20日下午6点钟，中国战区的受降使节一个包括四十人的代表团，在九龙坡机场起飞。这代表团由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总司令率领，团员是中央各部会的代表们。其中有陆军大学研究部主任徐祖贻，军训部次长王俊，劳动局长贺衷寒，行政院参事徐象枢，交通部校监韦以，教育部秘书刘林士，扫荡报社长黄少谷，分乘两架向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借来的绿色运输机，在耀眼的强烈阳光下，飞向晴明亮蓝的天际，气候报告良好。云朵仅占天空的百分之二十。

胜利的彩虹

丘陵像清浅的池塘底似的，俯视下去，只觉浮生着一片青青的荇藻。云层到了，飞机上升，滑行在莹白的絮被上，“虹！”驾驶室的美国朋友曲着背跑出来，指给他所不相识的一位中国军官看。果真，在云层上面出现了一圈胜利的“虹”，那样鲜明，下落到无穷尽的地面，环抱世界。

气流在变化，飞机忽然起了一阵颠簸。夕阳收尽远天的点点霞光，丘陵就像沉没到深海的底里去了，黝黑得连闪亮的河流都辨别不出。

8时10分找着灯火万点的芷江，平安着陆在机场上，刚好下过一场大雨，场上湿淋淋的，弄得每个人都是两脚黄泥。爬上卡车，到了中国陆军总部。

昆明也来了三架巨型机。这真叫总部负责招待的人乱了手脚，原定六十个人的准备，完全打破，人数多了几乎三倍。一批人到了就开一次会，又一批到了，马上又座谈起来。有研究受降步骤的，有讨论实际手续的，小到接待日本代表方式的细关节目都在开会范围之内，忙得不可开交。

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萧民元，在《我父亲主持芷江受降》回顾中写道：

1945年8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抗日胜利受降仪式在湖南芷江举行，我的父亲——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受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派主持受降仪式。

1945年，当时我十四岁，还在重庆念中学。8月10日，蒋介石把我父亲从昆明召回重庆，当时还是为了商量总反攻的事情。但就在当天晚上，中国政府突然收到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家住在重庆的凯旋路，我妈妈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高兴地说：“这条路真是凯旋路！”

收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当晚父亲他们商议的内容马上变了主题，变成了商议受降的事情。当时，美国的代表和陈诚都建议把中国分为三个区来受降，这三个区分别是北平、南京、广州。对此，我父亲向何应钦将军进言说，中国战区只有一个日本指挥官，冈村宁次向谁投降？还有，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陆军总部也应提出个方案，由蒋委员长定夺。当时湘西会战才结束，廖耀湘的新六军和飞虎队都驻扎在芷江，军事力量雄厚，同时芷江既是前方的后方，又是后方的前方，在此受降最适宜。魏德迈将军也建议蒋介石把受降地点改在芷江。蒋介石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之后陆军总部一部分人员开始到达芷江。

8月20日，我父亲来到芷江。21日在受降现场他接见了日本的降使，日本降使有四个人，驻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两个随行参谋及一个翻译。由于近代中国从没有接受别国投降的先例可供参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意把德国向美国投降的影像资料放映了很多遍。但看完所有的过程，除了尊重对手私人人格这点可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地方，于是我父亲开始自己设计受降程序。

受降当天，我父亲规定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对日本的降使代表接待要合理，但要冷淡。21日，日本降使来到芷江，中国政府派一个少校把他们引到了受降的地方，然后开始让他们等。日本降使的伙食安排同国民党士兵一样。

陈应庄，湖南耒阳上架乡人，抗战时期任国民党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芷江日军受降。陈应庄回忆了在芷江接待今井武夫的准备过程：

1945年春，国民党新六军由昆明调防芷江，我任军政治部少将主任，于3月底由重庆到达驻地。当时在芷江驻扎的，还有美军后勤司令部补给站。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几日，传来受降的具体办法。盟军方面，由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受降，盟军各战区，由战区最高统帅受降。中国战区由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受降，并确定芷江为受降地点。新六军将最先空运到南京担任警备。

8月1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冷欣、少将副参谋长蔡文治、少将处长钮先铭等先行到达芷江，做受降准备。20日，何应钦率领高级幕僚由重庆飞抵芷江，设立陆军总部前进指挥部，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接洽日军投降事宜。当时随何应钦来芷江的还有国民党行政院所派顾问团和陆军总部参议刁作谦、龚德柏、顾毓琇、邵毓麟，以及中外记者十余人。

何应钦到达芷江后，立即召集高级将领卢汉、汤恩伯、王耀武、张发奎、廖耀湘，以及湖南省主席吴奇伟等举行军事会议。事后获悉：在这次会议上，首先由何应钦报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经过；接着宣布成立芷江前方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处理收复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项。具体有以下几点：（1）准备接待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投降代表；（2）规定中国各战区军事长官受降接管有关事项；（3）在日军未正式举行投降签字前，成立南京前进指挥所；（4）在日军未正式签字投降前，迅速空运部队接管日军占领区，防止共军占据，并严令各战区日军在我接管部队未到达前，负责坚守其控制区，不让共军侵占；（5）21日举行接洽投降仪式，派萧毅肃参谋长主持，我挂少校领章负责接待（另一接待人员是中国陆军总部上校参谋陈昭凯）。为什么要我挂少校领章呢？因为冈村宁次派来的代表今井武夫系少将副参谋长，我当时也是少将，不便以同等级别接待投降代表，只好暂时屈居少校。

21日上午，陆军总部各处主管人员全部由昆明飞抵芷江。随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也到芷江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洽投降事宜。今井武夫是遵照蒋介石8月18日致冈村宁次的电令前来接洽的。

《中国晨报》的记者严怪愚在《芷江受降侧记》中回顾：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我正在雪峰山前线采访。8月上旬，由龙潭司回到安江。8月15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轰动，镇民及安江纺纱厂工人的欢乐，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

8月20日，我奉报社派遣，就便乘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芷江的有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

参加芷江受降会谈主要人物表A brief list of representatives who attended the meeting to talk about the arrangements of accepting.

下午，重庆飞来运输机四架，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员及新闻记者五十余人同时赶到。

20日晚上，何应钦及各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与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一度会商，认为接待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的生活，应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且应以号音为准，严肃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同时，所有标语、便条，亦应印上“V”字（Victory）。在这之前，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以第四方面军与新六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主干，他们已忙碌了三日夜，才布置好这一宏伟的场面。会场原为空军第五、六队俱乐部，乃一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一处及休息室，正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亦然，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旷地，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东头墙上，有大红色“V”字，两旁各悬四国国旗。其前置一长桌，玻璃窗均糊上绿色纸。其间空隙处，又悬四国国旗各一小面，两边各摆有长桌。西墙上悬挂大钟一口，其下为新闻记者席。

三、受降地点的选择

艾尔伯特·C·魏德迈 （ 1897—1989 ） ，1897年7月9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1919年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 （ 西点军校 ） 。1943年10月至1944年10月，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44年10月至1946年5月，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1945年8月原定在江西玉山的受降，因为他的建议而更改。他认为受降地点不宜放在玉山，把陆军总部从昆明推进到湖南芷江，在芷江进行受降是最理想的。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芷江是当时西南后方的军事前沿重镇，仅团以上驻军就有近百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也驻在芷江，芷江不仅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军事基地、部队训练中心和军用物资集散地，而且有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有着雄厚的空中实力，还有便利的陆地运输线，便于警卫，更便于今后受降部队的机动。第二、日军以八万兵力发动了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标的“芷江作战” （ 史称“湘西会战” ） ，惨遭失败。是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以来在中国内地打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硬仗，也是一次胜利的会战。芷江是胜利的象征，把受降地点改在芷江，既可杀杀日军的傲慢，又可在心理上对日降使产生一定的压力，有所戒惧。

于是，震惊中外又光照千古的“芷江受降”成为历史事实，也为芷江在和平年代建设国际和平城奠定了历史基础。

另外，魏德迈建议的政府外事宴客只能四菜一汤，被接受一直延续至今；他建议的车辆行人靠右行，也被海峡两岸沿用至今。

抗战爆发后，年仅十四岁的王楚英投笔从戎，先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并随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屡立战功。1945年，王楚英作为负责日军洽降、投降仪式警卫任务的警卫组组长，亲历了从芷江洽降到南京受降的全过程。他说：“很多人只知道南京受降，而不知道芷江洽降。其实，芷江洽降也很重要，是为南京受降做准备。”当年国民党新六军第十四军司令部的少校作战科长王楚英，现今已是八十多岁的满头华发的老人了。对自己亲历过的日本投降全过程，每个细节他都记得十分清楚，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

1945年8月18日，“中国陆总”决定了由驻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21日到湖南芷江受领日本投降事宜。8月17日，王楚英作为新六军的一员，从昆明先期抵达芷江，受命担任芷江洽降期间的警卫工作。

洽降地址为什么选在芷江？当时军队众多，为何要从遥远的昆明调回新六军进行洽降？王楚英的表哥钮先铭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钮先铭说，之所以选择芷江和新六军，这主要是为了威慑日军。一来日军虽降，但仍很傲慢，不肯认输。芷江是日军丧师折兵的重镇，著名的湘西战役以日军失败告终。二是芷江作为当时重要的空军基地，机场上“银鹰相接，颇为壮观”。而选择新六军，是因为新六军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号称精锐之师的第十八、第五十六、第五十三、第四十九、第二等师团，在日军中影响很深，很有威慑作用。“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一直掌控着制空权，但洽降那天，昏了头的日军驾驶员竟险些搞错了降落地点。”王楚英说。

四、受降后期筹备工作

陆军总部设在七里桥空军招待所，是在芷江西北七里的地方。这里原是空军第四中队的驻地，居中一座礼堂可容两三百人，左右两排宿舍，天井成长方形，几天的活动都以这个地方为中心。大门外停放了无数的吉普车，重要人员每人专用一辆。中国新闻记者集中住在城南汽车站附近的东亚旅馆，典礼筹备处派有吉普车一辆及载械车一辆备用，在机场、陆军总部和芷江之间行驰，交通异常便利。

总部地址原是典礼筹备处预备招待我方代表和顾问人员的招待所，礼堂也挂了“休息室”的白纸签，何总司令到后次日便宣布，这就是他的陆军总部了。总部的人员不断乘机由昆到来，重庆来的人本来就超出了预算的一倍，所以这个狭小的地方就愈来愈拥挤。今井谒辞何总司令的时候，院庭的两旁走廊上站了好几层人，军人的领子上最少是一个嵌在金板上的星，文官们也多在部任以上，开起饭来总是上百桌。难怪负责一切招待事务的第四方面军赵副官处长累得一个劲地叫“不得了”！

因为人多房少，原定住一个人的房间也得住两个、三个、四个的大员，汤恩伯和卢汉住一间房，王耀武的房内住了四个人，亏了有空军招待所可以帮忙，床铺不成问题，美国军毯也取之不尽。但是桌椅沙发等一部分还是从安江运来的，一位重要筹备人员——四方面军的李胖子伸出一个大拳头得意地说：“安江县政府和湖南一、二纱厂的好家具都让我搬来了。”

受降堂内部场景复原The room wher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was accepted.

我们宣传队的朋友接到命令，筹备与日本人签订条约地点的任务。这是日本投降签字的会场（约瑟夫·德 / 提供）Our friends in the propaganda unit received the order to decorate the site for signing the Japanese surrender agreement. This was the conference room where the agreement was to sign in. （Provided by Joe Day） f11w0Ksbh8eU6gu/vuQ6hpeWenyWh7FbpebUG0daYrymPbDMzNb21fjqpvsKtC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