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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的中缅印抗战生命线包括“利多公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三个主题。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我国沿海形成了合围的封锁局面。在打通国际物资输送路线方面，利多公路、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成了中缅印抗战名副其实的“输血线”“生命线”。
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之后，为了打通中印之间的物资运输线路，支援缅北战场，盟军计划从印度利多修筑一条公路与滇缅公路连接起来。利多公路以利多为起点，根据音译，也称为列多、雷多公路。美军战士们根据公路建设指挥者刘易斯·皮克准将（Lewis A. Pick）的名字，亲切地命名这条公路为“皮克之路”（Pick's Pike）。利多是印缅边境的小镇，位于印度东北角的阿萨姆邦，途径新平洋、密支那、八莫，抵达中国云南边境的畹町。参加修路的部队有国民党陆军工兵第十团、第十二团；美国陆军工兵第四十五团、第三三○团，美国陆军八二三航空工程营、八四九航空工程营、二○九战斗工兵营、一八八三战斗工兵营、一九○五战斗工兵营。此外，还有大量来自印度、中国西藏，以及尼泊尔的民工。
据国民党军官、记者孙克刚《缅甸荡寇志》的记载，利多公路的修筑异常艰难。主要的难度，一是路程漫长，地理环境相当险峻。“中间越过十三座六千六百公尺以上的高峰，有许多急弯和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斜度，最高的地点，海拔九千二百公尺。由利多经过胡康孟拱两河谷到密支那的一段，长四百四十五公里，所经过的地区，几乎都是绝少人烟的原始山林，紧随着战斗部队之后，筑路工程逐段进行，步兵刚把前面的敌人打走，工兵就马上赶着动手。面临一片莽莽林海，唯一可寻的人迹，只有步兵作战时砍出来的几条泥泞小道，在这段时期，筑路工兵，除掉没有战斗伤亡的顾虑外，其余所受到的辛苦，也是一言难尽！”二是初期的修路工具相当简陋。最初担任筑路任务的是国民党驻印军的工兵第十团，“他们全凭人力，所用的工具，只有斧头、十字镐等，所以进展很慢。”
美国陆军工兵部队的加入，大大提高了修路的效率。“后来美国的机械化工兵团带来了开山机、平路机、排水机、起重机等现代化的筑路机器”，修路进展大大加快。1943年10月，美国著名陆军工程专家皮克将军主持利多公路的建筑工程。“由于前方步兵进展得迅速，皮克将军决定采用二十四小时轮番工作制度，日夜不停，工程始终紧随着步兵前进，虽然在雨季中胡康、孟拱两河谷的洪水为灾，把路基冲毁了，甚至于淹没了，但经过几次的改良和改道后，终于畅通无阻。”皮克身先士卒、雷厉风行的高效管理，也为他赢来了很高的赞誉。美军机械部队所向披靡，带来了修路奇迹，“坦克车打扮的开山机，前头安置着两丈来长五尺来宽的刮刀，推起几千斤的泥土飞跑，挡在前面的山坡，只要不是石头的，经历几个来回，就劈出一条通道，直径在一尺以上的树，经劈一冲就倒，真好像旧小说的移山倒海。”经过中美盟军艰苦卓绝的并肩奋斗，1945年1月12日，利多公路通车，2月4日到达昆明。利多公路打通之后，蒋介石为纪念修建这条路的史迪威将军的功绩，把它改称为“史迪威公路”。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之后，沿海港口的物资运输通道被切断。云南省主席龙云建议修建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和公路。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确定滇缅公路的路线图，即从昆明出发，经过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抵达缅甸的腊戍。1938年春节临近之际，滇缅公路沿线三十个县的民众，包括老人、妇女、小孩在内的二十万中国百姓被征集到工地来修筑道路，他们风餐露宿，夜以继日，肩挑手扛。1938年8月底，滇缅公路终于通车。
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并且切断滇缅公路这条盟军援助中国的交通线之后，国民党政府和美军商议，在昆明—加尔各答航线的基础上开辟空中补给走廊。虽然滇缅公路被阻断，但是通过空中走廊——驼峰航线的开通，盟军可以继续为中国提供抗战物资。驼峰航线是中国和盟军之间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从印度阿萨姆邦出发，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因为山峰起伏连绵，酷似骆驼的峰背，因而称之为驼峰航线。驼峰航线运输的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医药及医疗器材、车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军用被服等。驼峰航线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美两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