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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
1945年8月15日晚上，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费慰梅女士正在家里宴请远道从昆明来的张奚若教授和重庆附近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夫妇，我和安娜则是陪客。第一道菜还没有吃完，忽然听到近处有人在放二踢脚，正在愕然中，山城重庆有如开了锅的沸水，爆竹声四起，同时一阵阵欢呼声顺风从山脚传到了山上。费慰梅一边说可能是日本投降了，一边打开收音机，果然无线电里正在一遍又一遍播放日本投降的消息。日本可能投降这件事，几天来一直是重庆人谈话的中心，但谁也没有想到来得这样快，谛听之余，不由得大家雀跃起来。我们相互祝贺，一次又一次干杯，但心里的喜悦，又岂是干杯所能宣泄！
我喝得微醺回到临江门的宿舍，在远处便听到五年来朝夕与共的同伙们的歌声和叫嚷声，这声音把我也卷了进去。我登上三楼，伙伴们已经喝得个个显出一张大红脸，每个人兴高采烈地叫着，喊着，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我一进屋便不由地站在桌旁的一把木椅上，嚷着为了庆祝我们久盼的这一天到来，每人喝酒三杯。这便是我狂饮的开始。等我第二天一觉醒来时，天空已泛出鱼肚色，爆竹和市声的喧嚣还没有中止。我已记不起我和同伴们究竟喝了多少酒，我唯一记住的是我把盛酒的大茶壶从三楼上扔到了楼前地上，听着大茶壶在草地上轰然一声。我狂喜地叫着这是丢在东京上空的炸弹！
第二天我一个人站在楼头窗前，看见楼下地上铺着一层鞭炮的残骸，我想着八年来盼望胜利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在和平条件下，怎样重建我们的家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想望，似乎爆竹一声响，一切都可以马上实现，但这个幻想过不久就为现实所冲破了。我想到了如何把已经交谈了多次的报纸在上海办起来，如何早日回上海去看望我已七年未见的老父和我的快五岁的儿子，如何有一天能到杭州去看一下久别的老家，如此等等。总之这一天我虽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我却在打算下一步棋子了，想到用什么方法尽快回到上海去，可是我掩不住心里突然袭来刹那间空洞洞的感觉。感情平静下来了，便慢慢回复到理智。
抗战八年，我经历了三个城市的生活。首先当然是上海，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敌人海军的炮弹从头上飞过的呼啸声，也亲眼看到日帝飞机炸弹落在闹市人群中间的惨状，和上海撤退时烧了三天三夜的闸北大火。浓烟弥漫在全市上空，路上则拥挤着从战区逃出来的人流。我住在法租界里，眼前却是战争，我似乎在作壁上观，但是心情则在对日帝的仇恨中煎熬。我心里老是盘踞着一个问题，我想在这场民族战争中，我该如何来尽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职责。要上战场，我没有这份胆量和机会，我只能在租界里做些募捐慰劳前方战争的工作，但是自己很不满意。
1938年春初，我离开上海“孤岛”来到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似乎只能做顺民，战争却不过是一海之隔。在香港三年，经历了汉口、广州的沦陷，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使我坚定了对抗战的信心；我投身到群众中去，从事抗日救亡的工作。这时我不觉得一个人的孤立无助了，群众高涨的情绪，使我灰黯的心情重燃起来。这三年我不是白过的，我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和戴望舒、叶君健、徐迟等办了当时唯一对外宣传中国抗战的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又和杨刚、徐迟、黄文俞、郁风等人创立了文协的文艺通讯部，从事文艺阵线上对反动派进行的斗争，我也参加了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做定期的筹款工作。我加入了职业青年组织的业余联谊社，参加了读书会和各种座谈会，进行演剧宣传抗战的活动。这些活动形式多样、牵涉面广，在当时纸迷金醉的香港，的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连香港当地的名门闺秀，也被孙夫人动员起来，尽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里来。三年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却给我不少的锻炼，我得感谢提挈我的前辈和朋友，特别是党给我的教育。
1941年春初的一个浓雾的清晨，我搭的飞机在重庆珊瑚坝降落了，于是我真正进入了战争。到重庆不久雾季过去，就逢到敌机轰炸。我第一次进了防空洞，防空洞里的阴暗潮湿和袭人的霉味，正象征了重庆的战时生活。这一年敌机轰炸重庆的次数及程度，较头年为稀少；但日帝所造成的损失，却不减当年。最厉害的一次是重庆大隧道的惨案，轮番的轰炸，窒息了躲避在大隧道中的重庆市民足足八个小时，当凌晨警报解除后，躲在大隧道里的人大部分都已闷死。第二天街上连续不断的大卡车装载着尸体，成千成万的无辜老百姓死去了，在我的心里又记下一笔日帝暴行的血账。南岸黄桷垭的轰炸，炸弹落在我的身旁不到五十码，幸而是个不爆炸的炸弹，我幸得身免。
我到重庆，重庆尚是一片废墟，到我住了一年，重庆才在废墟上恢复了生气；但是战争的阴影始终悬挂在人们头上，太平洋事变，日帝变得更为疯狂而自走末路，但是给予大后方人民的生活重压，实在难以形容。而且香港沦陷，那里有我的妻子和朋友，我为他们平安，竟弄得寝食俱废，一直到他们一个个脱离了险境，才放宽一下心弦。以后是湘桂大撤退，连稳坐山城的人也起了大波动；幸而那时日帝已成强弩之末，无力西犯。要不除了陪都重庆外，还要有另一个行都。老百姓的颠沛流离，更不在话下了。
往事如烟，这些早该成为尘封的记忆了，但是在五十年后再作回顾，竟还触目惊心。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在蠢蠢而动，如果不予他们及时清除，终有重复为害的一天。余悸与警惕是必要的，我们也正为此必须像保护眼珠那样保卫和平与中日人民友好，一切都为了不让日本的战争狂人再来一次历史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