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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和英格兰的家庭手工业改变了世界。
同样的事情还会再次发生。
产品制造的数字化变革绝不仅仅是优化现有的制造业，而且是将制造延伸至范 围更广的生产人群当中——既有现存的制造商又有正在成为创业者的普通民众。
1766年，兰开夏郡的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去看望一个朋友时，看到一台手纺车倒在一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纺车仍然转个不停，奇怪的运行方向在哈格里夫斯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图景：一排锭子同时工作，从亚麻纤维中同步抽取多条纺纱。回家之后，他就用边角木料制作了一台设想中的机器：多个锭子通过皮带和滑轮相连。多次修改之后，哈格里夫斯终于制造出了珍妮纺纱机。纺纱工人通过脚踩踏板的传动方式，可以在一台珍妮纺纱机上同时纺8股纱线。
一个工人最初可以同时纺8股纱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改良。这仅仅只是开始。
纺织机器本身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毕竟，古埃及人早就发明了织机，而中国人在公元前1000年就用上了蚕丝精纺机。手摇纺车在11世纪时引入了中国和伊斯兰国家，脚踏纺车出现于16世纪。只要看看插图版的童话故事，就能大致了解手纺车的广泛使用。
早期的各类机器并未引发工业革命，但珍妮纺纱机、蒸汽机以及后来更精密的动力织机却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为何？历史学家们对此已争论不休了几个世纪，找到的原因大致如下。首先，与早期织机使用的丝、羊毛和麻纤维不同，棉是大众都能够获取的一种商品，是世界上最廉价、最易获得的纤维，特别是随着大英帝国贸易的扩张，棉纤维由印度、埃及等地源源不断地输入。
其次，珍妮纺纱机使用皮带和滑轮传动，将动力由一个中心点分散到任意数量的机械装置上，它们能够平行工作。起初还是使用人力，但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更加强大的动力系统（水、蒸汽）用以驱动更多数量的锭子。换言之，这是一个能够升级的机械装置，可以充分利用比人力强大得多的动力源。
最后，哈格里夫斯的发明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18世纪的英国正经历着一场知识复兴，一系列的专利法和政策不仅激励了手工匠人发明创造，而且让他们有动力与他人分享发明成果。
正如威廉·罗森（William Rosen）在其2010年的著作《世界上最有力的创意》（The Most Powerful Idea in the World）中所说：
英国坚信创意也是一种资产，史上所有创意都具有重大意义。虽然自然法则严格限制了黄金和土地等传统形式资产的数量，但（似乎）还没有对具有潜在价值的创意数量有任何限制……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发明革命，不仅新发明数量激增，而且发明过程本身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哈格里夫斯在1770年6月提交了编号为962的专利申请，专利内容为可以同时纺、抽、捻16股纱线的珍妮纺纱机。哈格里夫斯在申请专利前就已经制成了第一台原始模型，也就意味着在专利正式授予之前，其他人已经开始使用珍妮纺纱机了，这让哈格里夫斯很难行使他的专利权。更糟的是，哈格里夫斯还因这台机器树敌。
珍妮纺纱机诞生在哈格里夫斯的故乡兰开夏郡，它对生产效率提高做出的贡献最初在当地的手工匠人中并不讨好。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纺纱生产一直受控于当地的匠人行会，他们当然憎恨珍妮纺纱机这样的发明。随着纱线价格不断下跌，当地纺纱工人的抵触情绪日益高涨，一伙人甚至冲进了哈格里夫斯的家，烧毁了20台新机器。于是，哈格里夫斯动身前往诺丁汉，那里蓬勃发展的棉袜业对棉线的需求大增。哈格里夫斯于1778年去世，他虽然从这项发明中赚了一些钱，但远远称不上富有。
与此同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打响了独立战争。瓦特在1776年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虽然在时间上与《独立宣言》不谋而合，两者间的联系却并非纯属偶然。大英帝国发现从殖民地攫取的资源越来越难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殖民地也逐渐难以控制。大英帝国需要提高国内的生产力水平，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成本都要低得多。机械化种植与收割工具已经大大增加了英国农场的产出，农产品加工机械使英国可以向全球销售农业加工产品，英国也由此从凭借武力控制全球转向了凭借贸易手段称霸世界。但最大的影响还是首先在英国国内显现，最直接的效果就是重塑了英国的景观面貌，大大提高了数百万英国人的生活水平。
到底什么是“工业革命”？自从历史学家发现在18世纪晚期增长率发生了惊人变化后，对“工业革命”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很明显，第一批工厂的出现改变了经济，制造业和贸易蓬勃发展。但由于统计数据获得困难，其宏大的规模未能即时显露。可到了18世纪90年代，人们已经无须会计账簿上的数据，就能够看到工业革命的成效了。人口飞速增长，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乡绅、皇室和其他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拥有财富。
大英帝国的人口在1700~1850年增长至3倍。而1800~2000年，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之后，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至10倍。这在有记录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社会革命似乎明显与逐渐占据英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工业区域有关。除去生活方面质量不断改善的因素，单是为何机械化促进了人口增长这一命题就占用了历史学家很长时间。
当然工厂不是工业革命的全部，改进的农耕方法也功不可没，比如为防止“公地悲剧”在牧场上设立围栏，天花疫苗等医疗进步降低了儿童夭折率，但工业化贡献更大。
虽然我们会将工厂看作威廉·布莱克所说的“撒旦磨坊”，认为它们毒害了工人和土地，可实际上，工业化的主要成效是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人们从乡村迁移到工业城镇，从泥墙草屋住进了砖石建筑，免受潮湿与疾病的侵害。大规模生产的纯棉服装和优质肥皂价格低廉，即使最贫穷的家庭也可以负担得起，而且纯棉服装比羊毛制品更易洗涤、晾干，这样人们就能穿上干净的衣服，卫生状况也有所改善。此外，迁居到城市之后，人们的收入增加，可以购买更丰富、种类更多的食品，也可以享受更好的医疗、教育和其他共享资源。同时，在工厂工作的优势抵消了那些不良后果。（明确地说，工厂里的工作确实非常辛苦，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但统计显示在农场工作的情况更糟。）
工业革命前后的生活变化惊人。对持续增长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期待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此前，人类的生活基本是原地踏步，也就是说几千年来都过得相当糟糕。1200~1600年，英国贵族的平均寿命（他们的记录数据保存最完好）增加了不到1岁。而1800年至今，西方国家白人男性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由38岁增至76岁。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儿童死亡率，那些平安度过了童年时光的人，他们的寿命也增长了大约20岁，这一巨大的飞跃前所未有。
这与各种变化有关——从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到城市化与教育，但共通之处在于人们的健康水平随富有程度而提高。经济条件之所以能够改善，是因为使用了机器，特别是能够制造产品的机器。当然，人类自史前时期开始就不断地使用各种工具，我们甚至可以说用火、耕种、驯养动物以及选择育种等“技术”与蒸汽机具有相同的决定性作用。但农业技术仅仅让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养活更多的人，可能够制造出改善生活质量的产品的机器则完全不同，无论产品是小到服装，还是大到交通运输。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都需要这样的产品，因此才进行贸易。相反，贸易又推动了相对先进的技术不断发展，各国竭尽所能做到最好，然后进口其他无法生产的产品，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也就推动了增长，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和世界经济此理相同。
1799年，法国外交官路易–纪尧姆·奥托（Louis-Guillaume Otto）在一封描述法国现状的信件中首次使用了“工业革命”一词（当时，革命是个时髦的词汇）。恩格斯也曾使用“革命”一词描述工业变革，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评论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做出了贡献。19世纪末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就此次工业运动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演讲，让“革命”一词广为人知。
但工业革命的核心还是一系列提升了生产效率、从寿命和生活水平到居住地点及人口数量等各个方面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技术。
比如在1850年左右，工厂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另一波技术浪潮，包括蒸汽动力船舶和铁路的发展，为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做出了相似的贡献。19世纪60年代发明的酸性转炉炼钢法可以提高钢材产量，促进了金属产品的工业化生产，最终催生了流水生产线。
随着化学工业的兴起，石油精炼、内燃机和电气化纷纷出现，下一阶段的制造革新通常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由1850年起至大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止。其间出现了亨利·福特的T型车生产线，可更换零部件的革新与传送带的使用使得产品可以在生产过程中随时送至工作台的工人手边（每人负责完成单一任务），而不是零部件不动，工人往来穿梭。
在当今完全工业化的经济环境中，我们已经忘记了两次工业革命为社会变革做出的贡献。我们会谈论生产效率优化，但是想一下其对于人类生命的含义。当人类由采猎者进化到农民，一个人能够养活好几个人。我们能够跳出其他大多数动物自生自灭、照顾后代的局限，追求劳动分工，所以能够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我们由此获得了业余时间与精力，可以用来建造城镇、投资和学习读写等。
珍妮纺纱机等发明书写了历史的拐点，形成了经济现状中根本性转变，改变了人类知多做少的状态。我们更加重视头脑，而非肌肉。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变得更加富裕、健康和长寿，得以更好地繁衍生息。革命的效果应该以对人类生命的影响来衡量，由此，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作用无与伦比。
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飞跃将人类解放出来，从事其他活动。社会中生产食品、衣物和住房等纯粹必需品的人数越来越少，因此就有更多的人可以从事对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的非必需品的生产，比如创意、发明、学习、政治、艺术以及创造。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现代。
作家维卡塔什·拉奥（Venkatesh Rao）认为工业革命的主要作用在于时间。有了机器，我们的工作效率更高，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情。这样就节省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其他活动，可以从事其他生产或娱乐。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了更多时间，可以用来发明和创造对现代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物。400年前，几乎所有人都在生产生存的必需品：食品、衣物和住房。奇怪的是，今天几乎没人还在忙碌于这些事情。拉奥写道：
蒸汽的最主要作用不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开疆拓土，而是它开启了掌控时间的新时代。很多人都将熊彼特提出的创新与创业增长理论的本质误解为由创意而非时间推动的增长。由能量刺激的创意可以解放时间，这样的时间可以用于产生更多能够解放更多时间的创意。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
有人认为信息时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也是“力量放大器”，对服务业产生的作用与当年自动化对制造业的贡献相同。信息技术放大的不是人类的体力，而是脑力；同样可以推动现有行业的生产力成果发展，并产生新的成果。凭借此类技术，我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完成已有工作，节省出时间从事新的工作。
然而，正如前两次工业革命发生时，技术的影响力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方能显现，此次数字计算发明本身的力量仍然单薄。第一台商业主机替代了某些公司和政府的精算与统计工作，第一批IBM个人电脑取代了某些文秘职能，但两者都未能改变世界。
只有当电脑与网络并最终与网中之网的互联网相结合，它们才真正地开始改变我们的文化。即便这样，计算机的终极经济影响并未主要体现在经由软件改变的服务业中（虽然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而是体现在前两次工业革命大显神威的相同领域内：产品制造。
总之，自信息时代在1950年左右露出了一丝曙光，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个人电脑发展期，又走到了90年代的网络时代，这毫无疑问可以称之为一次革命。但直到目前它在制造业开始显示威力之前，都不能被看作真正的工业革命。因此，不妨将新工业革命看作数字制造和个人制造的合体：“创客运动”的工业化。
产品制造的数字化变革绝不仅仅是优化现有的制造业，而且是将制造延伸至范围更广的生产人群当中——既有现存的制造商又有正在成为创业者的普通民众。
听起来很熟悉吧？这正是互联网曾经历过的。互联网先是被技术和媒体公司把持，用以优化自身的工作。之后，软、硬件的进步使得互联网能够为普通民众所用（这就是所谓的“大众化”），然后这些普通使用者向互联网注入他们自己的想法、专业知识和能量。目前，互联网的建设主体是业余爱好者、半专业人士以及并不供职于大型技术或媒体公司的人群。
我们一直在谈论“无重经济”，即无形信息、服务和知识产权的贸易，而非实体产品贸易（无重经济包含了一切掉在脚面上却不会造成伤害的东西）。然而，无论比特经济规模如何庞大，信息贸易的非物质化世界也不过是制造业经济的一小部分。因此，任何能够改变产品制造进程的事物都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才是真实革命的形成。
让我们回到曼彻斯特，看一下这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
曼彻斯特在很久以前迅速崛起，之后经历了痛苦缓慢的衰退。今天，在曼彻斯特的制造博物馆和破败不堪的仓库区，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已经逝去的过往：人们不断回想着旧日时光，那时的曼彻斯特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城市，天际线不时被制衣厂林立的烟囱阻断开来。每个大城市都有其决定性的时刻，曼彻斯特的决定性时刻仍然在半新不旧的北角建筑中闪现光芒，这个区域至今遍布着维多利亚式的硕大砖结构仓库和曾经的厂房。
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何在曼彻斯特起飞？在伯明翰和兰开夏郡等较小的城市和地区也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工厂，但曼彻斯特拥有几项优势。曼彻斯特有大量自有土地和宽松的建筑法规，便于建造工厂及工人住宅，而利物浦等地空闲土地不多、各项规定较严格的港口城市则不具备此优势。同时，曼彻斯特临近水系，可以为早期使用磨驱动的工厂提供水力，其中最大的河流默西河一直流入大西洋，为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提供了便利。此外，曼彻斯特的铁路线四通八达，便于煤炭从英格兰与威尔士等地输入。
曼彻斯特在19世纪中期达到鼎盛。虽然英格兰几乎不产棉花，曼彻斯特却有“棉都”之称。大批原棉由遥远的地方运抵曼彻斯特，在这里经由先进的机器加工（梳棉、密织以及精染）成为纱线、布匹，最后制成成衣，然后通过运输原棉的同一通道运往世界各地的市场。曾经一名不文的城市因为拥有了全球供应链、竞争优势和自动化，而成为世界纺织贸易的中心。
新式制造机器固然激动人心，支持其存在发展的供应网络也同样重要。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工厂需要更多、更廉价的原材料：不仅是来自埃及和美洲的棉花，还有亚洲的染料与丝绸，以及铁矿石和煤炭等矿产资源。这也是为何蒸汽机不仅对蒸汽货轮以及蒸汽机车的广泛使用至关重要，而且对工厂的发展也功不可没。供应链效率的每一点儿进步都能在机械化生产中得到体现。
在最繁忙时，曼彻斯特的各条运河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交通命脉。高效生产远远不够，还必须把成品高效地运送出去。各项小型的运河工程最终在1884年贯通成曼彻斯特通海运河。通过这条运河，海运货轮可以沿河前进约65公里，直抵内陆的曼彻斯特港。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一个具有工业扩展空间的内陆城市，凭借着运河之便，能够像港口城市一样便捷地通过海运运输货物。同时，铁路在陆运中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曼彻斯特是世界上第一条城际铁路线（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的终点。
由此，曼彻斯特的制造业令全世界艳羡，各地的公司纷纷效仿曼彻斯特模式。成功的仿效对于曼彻斯特当地的工厂来说却是一种悲哀，曼彻斯特的商业企业除了出售成衣，也出售制衣机器，多家公司以工程技术著称，迅速将其机器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之后，这些机器被复制、改进、商品化。到了20世纪，从法国到美国都能看到巨型纺织工厂的身影。至此，曼彻斯特的机械化优势逐渐消失，而更靠近南美洲等原棉农业产地的新工业中心开始取代曼彻斯特的位置。
曼彻斯特的工厂经历了漫长的向生产上游迁移的过程，开发更时尚的成衣设计、保证更好的品质、创立品牌、推进机械创新。这样的措施确实有效，避免了廉价竞争者导致的行业内恶性竞争。然而，曼彻斯特的纺织业还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漫长衰落。时间推进到20世纪50年代，此时曼彻斯特空置的厂房数量已经超过了满负荷运转的工厂，曼彻斯特也成为英国工业力量明日黄花的象征。
到了20世纪80年代，曼彻斯特空置库房的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里面曾经满载的辉煌。20世纪80年代，英国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后朋克音乐标签是被称为“工厂唱片”的唱片公司并非毫无道理，很多乐队都在维多利亚式的旧厂房里安营扎寨。曼彻斯特已经成为制造业衰退的标志。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于是创立了欣欣向荣的音乐业，但他们长久的失业和挥之不去的绝望也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地上残存空虚的一种责备。
1996年，爱尔兰共和军在曼彻斯特市中心停放了一辆装满爆炸物的卡车。虽然提前警报确保了该地区人群全部得以疏散，但爆炸严重毁坏了数十幢建筑物。这一事件成为曼彻斯特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经过了多年衰退与毫无作用的转型战略之后，重建工作无疑是曼彻斯特发展的催化剂。该悲剧事件将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饱受蹂躏的曼彻斯特，也让人们有了一个重新思考城市中心的机会。
目前，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现在的曼彻斯特市中心是斯宾尼菲尔德（Spinningfields），这里在19世纪80年代曾是拥挤的纺织厂聚集区，每家工厂都拥有15 000台妇女劳动力织机和缝纫机。今天的斯宾尼菲尔德则是现代的商务区，高端时装店和新奇建筑林林总总。在一栋二层小楼的服装店玻璃橱窗里，展示着几百台老式胜家缝纫机搭建的艺术装置矩阵，折射出该地区的工业过往。当然，店中的大部分服装是中国制造。
由斯宾尼菲尔德往北几个街区就是北角，这里的一些旧纺织厂库房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高端设计工作区，成为网络公司、游戏开发商和图形工作室的新家。这里是曼彻斯特转型成为数字中心的展示范本。也许曾经武装了工业时代的设计与工程技术并未消退，随时准备在媒体、娱乐和营销领域大展身手。（但现在下结论仍然为时过早，大部分空间依然有待利用，而且政府向已经进驻的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
再往北走几个街区，就到达了顶着漂亮名头的新伊斯灵顿区，此处就能看到更多重塑曼彻斯特的不确定性。新伊斯灵顿区内大部分还是废墟：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只剩下了破败的旧址，屋顶塌陷，窗户早就不翼而飞了。由于已被列为历史遗迹，这些老房子禁止拆除。但保持原貌重建（如历史建筑名录要求）的成本与风险都高得惊人，因此这些厂房就一直矗立在那里，慢慢地腐朽下去，提醒着人们已经逝去的帝国辉煌。虽然其中一些房屋确实在最近的房地产泡沫中引起了投资商的兴趣，但最后还是未得善终：现在成了一个又一个围起来的工地，但均处于停工状态，尴尬地凝固在了过去与未来之间。在无尽的拖延中，这些房子为该地区蒙上了一层无人工作的废弃工地的颓败色彩，碎石遍地、灰尘飞扬，毫无生气。
但在这样的后工业景观中，仍然存在一些希望与增长，比如在曼彻斯特某条运河的河岸边，与旧时霍乱医院毗邻的旧工厂厂址目前已经建起了一座现代化高层建筑，上面一层与底下一层都呈一定角度，并且喷涂了粉、棕和桃红等完美搭配的色彩。大概由于设计师在堆叠薯条时找到了设计灵感，这座建筑就被称为“薯条”，是现代工作、生活和娱乐空间的范本模型。上面若干层是公寓，最下面几层是餐馆和购物中心，中间层则是写字间。
毋庸赘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建筑行业的打击最大。该建筑中的餐馆和咖啡馆工程项目自然停工，而且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住在商用楼里。因此，该建筑的所有者决定，与其让这座建筑空置，不如在此进行一项重现曼彻斯特昔日辉煌的实验：他们将建筑物提供给地方制造业协会使用，作为未来产品制造的实验基地。目前，这里是曼彻斯特微型制造实验室，也是英国第一家微型制造实验室。
微型制造实验室是一个特殊的创客空间，以尼尔·格申费尔德的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在10年前创立的模型为基础建造——微型制造实验室源于格申费尔德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设的热门课程“如何制造（几乎）任何东西”。每个微型制造实验室（写作本书时，共有53个此类实验室分布在全球17个国家中）至少配备一套数字制造工具，包括一台激光切割机、一台刻字机、一台大型数控家具制作机以及一台小型电路板制作机、基本的电子设备，有的实验室还有3D打印机。这些实验室有时会配备更传统的机械加工车间工具，比如金属车床和钻床，但通常更多地配备较小型成型机。
曼彻斯特微型制造实验室在周五和周六免费开放。我在曼彻斯特时，实验室每个周五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当地的大学生们忙于制作建筑和家具模型；激光切割机总是处于工作状态，学生们在上面制作艺术品、完成设计课程的功课。在免费开放日进行的项目需要在线记录，以便大家相互分享。其他时候，会员则会付费使用微型制造实验室，他们的项目可以享有专有权，不必向公众公开。
老实说，要把这个创客空间看作新英国制造业的种子确实比较勉强。这里完成的大部分作品都出自当地的学生之手，不过是平常的设计或商业作品。热门创业尚未大量出现。与美国的技术工坊等创客空间不同，微型制造实验室的创新精神还有待提高。但实验室管理者海登·英斯利（Haydn Insley）认为实验更好地激发了创造力，他说：“这关乎个人制造物品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改变事物的能力。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意，我们试着帮助他们实现这些创意。重要的是设计，而非制造。”
看看存在至今的英国制造业成功案例，我们就能明白英斯利的乐观来自何处。虽然在纺织业和餐具制造领域内的荣光不再，英国目前仍是航天工业的领头羊（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是世界第二大国防承包商），并且其汽车设计仍然享誉全球。英国还有众多创新型消费品公司，比如戴森公司就凭借着高端设计与超群工艺，让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购买吸尘器、电风扇等司空见惯的产品。曼彻斯特的大学仍然是英国最大的工程师摇篮。技术一直都在那里，它们只是在寻求新的出口。
也许，顶着一头长发、在曼彻斯特微型制造实验室激光切割机旁孜孜不倦的设计专业学生中就会出现下一个戴森。或许，他们只是自顾自地忙碌，使用很多相同的工具，只不过这些工具现在的价格更为低廉，人人可以拥有。这家微型制造实验室已经创立了数百个项目，而且才不过是刚刚开始。但我们了解一点：曼彻斯特曾经创造出了改变世界的产品，在水中、在空气里、交织在历史内。我们可以预见，这样的改变也会发生在曼彻斯特微型制造实验室里。默西河上的船舶已经再次启动。
但过去与现在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只能发生在像曼彻斯特这样享有自然资源与运输便利的城市里，新的创客运动却可以无处不在。虽然曼彻斯特微型制造实验室位于旧纺织工厂的厂房内，算是对历史的一种回应，其中应用的工具与技术却可以在伦敦某一栋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或是一座改建的谷仓中轻松找到。此外，使用这些工具和技术的创客可以存在于世界各地，在家中上传设计文件。现在，“地点”在制造业中日趋式微：地理不重要，创意才是王道。
此外，大型工厂已经可以被彻底抛弃，烟熏火燎和棚车大小的钢活塞早已是明日黄花。小公司会在分散式制造业的新世界中蓬勃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好像回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初日子。珍妮纺纱机改造了世界，并不是因为它创立了制造工厂，而是在于它开创了家庭手工业这一确实有力的经济力量。
我们现在熟知的家庭手工业（最初名为“家庭系统”或“企业外工作系统”）最初成形于木框架脚踏纺织机，这种机器能够同时纺成多股纱线，就像多台手纺车在同时工作。新式纺织机制作相对容易，价格相对低廉，而且只需要桌子大小的有限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是那时的“桌面制造”。
珍妮纺纱机可以在家中使用，将纺织工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数倍，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室内工作首次比室外工作收入更高。男女均可在家中使用珍妮纺纱机，巩固了核心家庭体系，为孩子创造了更好的工作环境，也打破了人们对地主的依赖。由此，普通人也不必通过行业工会系统的学徒期，就能成为创业者。即便工厂在家庭住宅周围遍地开花，家庭创业仍然备受欢迎。各家公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工作外包给熟练度高的手工匠人，他们可以凭借微制造技术产生数倍于工厂的成果。
此类机器的广泛应用基本上终结了英国历史上的农业时代，大部分人不再需要在田地中辛勤劳作。有了改良的农耕机器，几个人即可完成播种与收割，其他人则可以在家庭作坊中工作。纺纱机之后，又出现了使用木质织机的编织技术。
因为此类工作并不依附于土地，也就不依附于地主。在家工作的人们由此对自己的经济前景享有更强的独立性和掌控力。不过，虽然摆脱了某一地主的控制，却又必须与市场供需的力量作斗争。收购家庭作坊产品的工业大买家总是压低价格，并以停止收购相威胁。
家庭作坊的收入并不比田间劳动的所获多，但至少工人们可以自己安排时间。这就向着创业精神又迈进了一步，但尚缺乏真正不同的创新。相反，大部分家庭手工业只是大型工厂的分散劳动力，不要求这些工厂对新的生产设备投资或更新工具，家庭作坊也因此可以接到一些小订单或特别订单。家庭手工业绝不是家庭发明，家庭手工业者完全受制于工厂主。
无论如何，家庭手工业的兴起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部分，此次工业革命经常无法摆脱“撒旦磨坊”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手工业更接近创客推动的新工业革命，而不是那些通常与制造业相关的大型工厂。它们是生产的一种分散形式，以比大型工厂更灵活的小批量生产方式作为统一型工厂的补充。
家庭手工业适合且巩固了家庭结构，使所有家庭成员都有工作机会（不管你喜欢与否，都将很多孩子包括在内，推动了英国史上人口爆炸时期的前进步伐）。当大型工厂将年轻人纷纷吸引到城市的工业区工作和生活，家庭手工业则推进了乡镇的发展，同时着眼于花边制作等珍贵的手工工艺，也使其得到传承，此类工艺在当时很难用机器制造，即便可以，花费也相当不菲。
19世纪，家庭手工业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30年代末，卡莱尔市的Dixons公司在周围的乡镇雇用了3 500名家庭手工业的手织机织工；10年后，贝尔珀市的Wards公司为4 000名家庭手工业的编织工人提供了工作；到了70年代， Eliza Tinsley公司将工作外包给英国中部地区的2 000个钉子和链条制造者。即便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如火如荼时，由于家庭手工业分散劳动的存在，小作坊的数量还是远远超过了大型工厂。
把家庭手工业和现在典型的创客式小公司作比较。今天的家庭手工业更多的是Etsy网站平台上的卖家，使用电脑控制的刻字机为苹果笔记本电脑制作时髦贴画，或是制作、出售老爷车上的替换部件。像工业时代的前辈一样，现今的创客们通常制作大型工厂不生产的东西，他们关注的是规模只有数千人的小众市场，并非拥有数百万消费者的大型市场。他们的分布方式反映出创意的自然地理格局，而不是大型供应链和廉价工业区的辐射格局。
创客公司通常在车库或作坊里落户，至少是在这样的场所起家，而且经常依赖于家庭成员的帮助。他们安于小批量生产的现状，关注手工制作或工艺质量。生产焦点集中在最适于制作几百或几千件产品的桌面生产工具上。
这也说明了“创客运动”的另一主要原则：一如200多年前的珍妮纺纱机一样，现在的新产品创意与设计技术可以为所有人服务。无须大量投资建造工厂或雇用大量劳动力，即可将创意转化为现实。制造新产品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而是多数人的机会。
今天的创客类家庭手工业不用将产品出售给控制着通往市场之路的工厂，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网站或是Etsy和eBay等网络平台直接销售给全球消费者；也不用再像19世纪的前辈们那样坐等工厂订单，而是发明自己的产品、寻求建立自己的微品牌；更不用与商品市场中的廉价劳动力打价格战，而是凭借创新取胜。创客们自己设计产品，可以向不愿使用流水线产品的有更高层次需求的顾客收取更多费用。
所以，回到未来。现在，我们正在向新的家庭手工业转变。因为新技术，个人再次拥有了控制生产资料的能力，能够进行自下而上的创业与分散式创新。因为有了互联网，从软件到音乐等全部生产资料都能为大众所用，于是人们可以在宿舍里创立一个帝国，或是在卧室里录制一张畅销专辑。新的大众化数字制造工具也将成为明天的“珍妮纺纱机”。被这些新工具打倒在地的各行业工会很可能就是曾经在曼彻斯特成长起来、主导了过去三个世纪的工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