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我为《经济学人》杂志工作,驻任香港;其间,在广东省蓬勃发展的工业区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参观那里的工厂,了解业务的发展进程。西方国家的公司乐于使用中国低价、高质的制造企业为其工作,公司代表通常是先飞往香港,雇用中介机构在中国内地寻求合适的制造企业进行合作。约定见面时间并获得相应文件后,公司代表会乘坐火车到达深圳,租车前往工厂参观。每次参观的过程都大同小异:带着翻译和工厂的人一起喝茶,互相熟悉;浏览工厂简介;去为参观特意打扫干净的工厂车间实地考察。
如果一切顺利,晚上会有工厂安排的宴请,大家说着不同的语言在嘈杂的环境中磕磕绊绊地闲聊。接下来的几天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签订合同、准备信用证、交换银行账户细节信息。
不过,这都还是最容易处理的部分。之后要面对漫长的指导工作进程,包括无数份图纸与说明传真,通常会出现大量误解和翻译错误。然后还要多次往返公司本部与中国工厂之间,检查样品、修正错误。折腾了几个月之后,如果运气足够好,才终于能够进入实际生产环节。这样的痛苦过程实际上很正常,而且也算值得:中国制造的成本比西方制造要低得多,因此,穿越这个文化与物流迷宫的能力实在是21世纪商业人士的必备技能之一。
在香港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一位中国创业者,他对于简化上述生产流程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在之前曾经到访美国,看到了互联网。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当时的震惊程度,因为我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时也有相同的感受。他回到中国后,通过拨号上网使用网页浏览器,终于在数个小时的漫长等待后打开了一个网页。由此,他决定做些什么,开办了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公司。多年后,当互联网产业在中国开始腾飞,他决定使用互联网改变与工厂合作生产的进程。
这就是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网站。阿里巴巴为工厂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网络平台,简化了企业与工厂的合作流程,向小公司甚至是普通人打开了制造企业的大门。人们无须亲自飞往中国、进入工厂车间完成生产。我和马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阿里巴巴网站尚未诞生;我记得我告诉过他那个主意不错,而且我很喜欢他给网站起的名字。无论如何,马云的活力四射、远见卓识和出色的英语沟通能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后来又见到了他的工作团队,同样令我印象深刻。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见证了阿里巴巴、淘宝、支付宝等所有成就了今天的马云的发展。他与杰夫·贝佐斯、史蒂夫·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等罕见的创业奇才一样,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们的远见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可是这些人只是坚持己见,付诸实践,最终获得了很多人惊叹的成就。
时间快进10年,我现在是《连线》杂志的主编,住在加利福尼亚。我与几个孩子一起完成了不少有趣的项目,其中,机器人自动驾驶仪项目发展得相当不错。所以,我又登录阿里巴巴网站,希望找到能够大批量卖给我廉价小型电动机的制造商。
我发现,中国制造业在过去10年已经像马云预料的那样(而且是在他的推动下)发生了改变。阿里巴巴上不仅有很多可以出厂价向我出售电动机的制造商,而且他们还可以按照我的要求提供定制生产。通过几封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联络之后(阿里巴巴的软件可以实现中英文的实时互译),一家公司指导我完成了各项设计选择,比如轴长和电机绕组等参数。一切谈妥之后,我只需要用信用卡或贝宝进行支付就可以了。
10天后,一个大大的箱子就送到了我的门口,里面是数千个我定制的小型电动机,用异型泡沫塑料整齐地包装、固定。每个电动机外面都覆有一层略油的薄膜,防止腐蚀;另附一张看上去非常正式的收据。最棒的是,这些电动机完全是按照我的设计制作,而价格不到零售产品的1/10。
这让人豁然开朗。我是一个普通人(而非一家公司),坐在加利福尼亚的家里轻点几个网页链接,就找到了一家中国工厂为我工作。不用长途飞行,不用开具信用证,甚至不要求我必须是一家公司,而且他们接受贝宝支付!
老旧的模式就此终结。送到我家门口的那个大盒子里蕴藏的经验清晰无误:全球供应链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不仅面向公司,也面向个人敞开大门。制造业的准入门槛已经降低,一如从出版到广播各个领域曾经出现的情况。
这是一场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最后一块拼图。凭借3D打印机等数字生产工具和Arduino这样的实体计算平台,人们已经可以在自家桌面上制造精密复杂的产品原始模型,无须任何特殊技能。但从单个模型到大量产品生产仍然是一大挑战。现在,大规模生产也成为在线服务:我们有了云工厂!
当然,实际情况不像我说的那样简单。不过,阿里巴巴绝对是创业者快速、低成本进入生产环节的便捷之道——它是给Kickstarter(众投)一代的天赐礼物。但如果产品生产规模达到数十万件,还是需要亲自到中国工厂实地接洽。正如实体产品创新中“硬件就是新软件”的潮流所示,任何能够让创业者易于获得制造能力的手段都会对创新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可能就是制造业的未来。阿里巴巴网站现象背后有三大动因:首先,中国的互联网一代已进入企业管理层,他们了解面向大众的重要意义;其次,数控机器等数字驱动工具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自动化生产中,增加了生产灵活性与产品可定制性——小订单生产与大批量生产难易程度相似;最后,此类小批量订单是低利润商品生产死螺旋的解决之道。定制产品更具特性的小型客户可以带来更高的利润,竞争程度却随之减弱。
由此看来,中国生产的变化恰恰完美契合了“创客运动”代表的由互联网推动的创新与创造的改变(也是本书的关注重点)。这确实不错,但问题是中国能否在创新领域也做出相同的贡献。开源硬件与所谓的深圳山寨文化之间有太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其中就包括“回馈”型社会契约。
互联网创新模式的内涵之一是付出少许、获得更多。开源是这一模式的缺省状态。然而目前,以开源协作与合作为特点的“创客运动”仍然主要存在于西方社会中(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团队,比如专注于开源硬件的矽递科技)。
我希望本书能以其绵薄之力为中国制造业的改变做出一些贡献。就像阿里巴巴网站协助打开了中国制造业的大门,我希望“创客运动”也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源创新是互联网胜利的秘密所在,我认为它也会是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引擎。中国主导了20世纪的制造工业,开源创新将是中国在21世纪继续主导制造业的必经之路。敬请开卷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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