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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科尔兹上尉是苏联前线上一位25岁的老兵，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也是身在柏林的一名囚犯——大概活不到亲眼看到战争的结束了。科尔兹上尉是一群精英分子中的一员——是那7000名德国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那7000个德国人在8个月之前，也就是1944年的7月20日，因为与企图行刺希特勒一事有牵连而被捕了。

希特勒凶残无度地进行了报复：几乎有5000个涉嫌参与者被处决，不论是无辜者还是有罪者无一幸免。一个个家庭被满门抄斩，每一个人甚至只是密谋者的远亲也被逮捕了，而且往往是即刻被处决。他们是以一种希特勒本人所规定的方式被处死的。“他们必须像牲畜一样被吊死！”他命令道。主要成员就是以那种方式被吊死的——在钩子上吊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用绳子被绞死，而是用钢丝被绞死的。

现在，在星形的勒尔特街监狱的B座厢房里，那一大群涉嫌密谋者在等待着。他们当中既有保守党人，又有共产党：他们是部队军官、医生、神职人员、大学教授、作家、以前的政治人物、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囚禁，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被正式起诉。有一些人受到了审讯，正在等候再次审讯。有一些人实际上已被证明是无辜的，但却仍然被关押。还有的人受到了假审讯，被匆匆宣判，现在正在等待被处决。谁也不能够精确地知道，在B座厢房里到底有多少囚犯——有人认为有200个，有人认为不到100个。无从知道正确数字。每天都有犯人被带出去，就再也见不到了。这全都依赖于一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此人便是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分队长海因里希·米勒。被监禁的人根本不指望他能大发慈悲。即使盟军已经到了监狱的门口，他们认为米勒也会继续屠杀。

科尔兹就是无辜者之一。1944年7月，他驻扎在本德勒街，担任后备军参谋长麾下的一名下级军官，参谋长是克劳斯·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上校。那个安排原来只有一件事情错了：那位相貌堂堂的36岁的冯·施陶芬贝格——他只有一只胳膊，左眼上蒙着黑眼罩——是7月20日密谋的关键人物，他自告奋勇去杀死希特勒。

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司令部里，在希特勒举行的一次冗长的军事会议期间，冯·施陶芬贝格把一个里面装有一颗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旁边长地图桌的下面。冯·施陶芬贝格溜出了房间，动身返回柏林，几分钟以后，炸弹爆炸了。不可思议的是，希特勒竟在爆炸中幸免于难。几个小时以后，在柏林，冯·施陶芬贝格没有受到正式审问便被枪杀了，死在本德勒街司令部的院子里，同时遇难的还有参加密谋的另外三个关键人物。每一个与之甚至只是远亲的人都被捕了——包括赫尔穆特·科尔兹。

科尔兹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是德国前总理兼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孙女，她也被捕入狱了。同样被捕入狱的还有她的母亲和父亲。他们所有的人，包括赫尔穆特·科尔兹，自从被捕之后就一直未经审讯而被关押着。

下士赫伯特·科斯尼也被关在同一座大楼里，对于7月20日的密谋，他知道的甚至比科尔兹还要少，不过科斯尼是无意之中被牵连进去的。他是一个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他对暗杀企图的参与就在于，他曾把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从利希特菲尔德送到万塞。

尽管赫伯特并不是共产党员，但自1940年以来，却一直是各种红色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1942年11月，他在柏林度假的时候，他自1931年就是共产党的哥哥库尔特，行为激烈地说服他不要返回前线：他用一支来复枪打断了赫伯特的胳膊，带他去了一家军事医院，解释说，他发现这位受伤的士兵躺在一个沟里。

这个花招见效了。赫伯特再也没有返回前线，他被安置在柏林后备部队的一个营里，每隔三个月就从阿尔贝特·奥尔贝茨医生那里获得一个新的医疗证明，这证明使得他一直做“轻松的职务”。奥尔贝茨医生碰巧也是一个共产党抵抗小组的成员。

正是奥尔贝茨使得赫伯特被捕入狱。在试图暗杀希特勒几天以后，奥尔贝茨要赫伯特和他一起，做一项急迫的运送工作。他们乘坐一辆军用救护车，带上了一个赫伯特并不认识的人——他是盖世太保的一位高级军官，阿图尔·内贝将军，是刑警队的队长，此时正遭到追捕。过了一些时候，内贝被抓住了，奥尔贝茨和赫伯特也被抓住了。奥尔贝茨自杀了，内贝被处决了，赫伯特在民事法庭受审，被判了死罪。不过由于他仍然是个军人，所以军事法庭的再次审讯也就成为必要。赫伯特知道，这仅仅是个形式而已——对盖世太保头子米勒来说，形式毫无意义。当赫伯特·科斯尼从他的牢房窗子朝外看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处决。

距离不太远的地方，另外一个人坐在那里，不知道未来在等着他的是什么——这是赫伯特的哥哥库尔特·科斯尼。盖世太保一再讯问他，但到目前为止，他对他的共产党行动只字未露，当然他也没有暴露出会牵连他弟弟的任何事情。他为赫伯特担忧。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被带到什么地方了呢？是几间牢房把这两兄弟分开了，但不论是库尔特还是赫伯特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同一座监狱。

另外一群囚犯尽管没有被关在监狱里，但他们却是住在柏林。他们被迫离开家人，被迫离开家乡，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像许多别的人一样——那就是快点被放出来，谁把他们放出来都行。这些人是做苦工的奴隶——来自纳粹所占领的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有波兰人、捷克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和苏联人。

纳粹使用暴力总共进口了将近700万人——几乎等于纽约市的人口总数——让他们在德国人的家里和公司里干活。有些国家的人口几乎被榨干了：有50万人被从极小的荷兰运送了过来（荷兰的人口总数是1095.6万人），6000人从袖珍国卢森堡（卢森堡的人口总数是29.6万人）运送了过来。单是在柏林干活的外国工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苏联人——就多达10万余人。

外国工人从事着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类型的工作。许多最上层的纳粹要了俄罗斯姑娘，让她们做家仆；从事战争工作的建筑师们，用年轻的外国制图员做他们的办公室雇员；重工业用这些被俘虏的人，填满了其电工、炼钢工、制模工、技工和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人的编制；煤气、自来水和运输公司“雇用了”额外的几千人——事实上并不发工资。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军司令部，也有外国工人的份额。有一个法国人雷蒙·勒加蒂埃尔，就被雇用在那里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弹炸飞的时候，立即再换上新的。

柏林的人力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纳粹便公开无视日内瓦公约，使用战俘以及外国工人从事本质上的战争工作。由于苏联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所以德国人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使用苏军俘虏。事实上，在战俘和外国工人之间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由于条件日益恶化，囚犯们就被用来修建防空掩体，帮助重建遭到炮击的部队营房，甚至在工业发电厂里铲煤。现在，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外国工人的自由要多一些——甚至这也根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而定。

外国人住在那些“城市”里，那些“城市”是用木制的营房式的建筑构成的，在工厂的生产场所附近，或者就在工厂里面。他们在社区的食堂吃饭，佩戴表明身份的徽章。有些公司企业对规章制度视而不见，允许他们的外国工人住在大院之外，就住在柏林。许多人可以自由地在城市里走动，可以看电影或者去其他的娱乐场所，只要他们遵守严格的宵禁令就行。

有一些看守，由于看到了厄运临头的预兆，他们的态度也就有所缓和。许多外国工人——有时甚至是战俘——发现，他们偶尔能够逃避一天的工作。有一位看守，他负责25个法国人，他们每天乘坐地铁到城里去干活，这位看守非常容易听进别人的劝，结果就不再费心清点下火车的囚犯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丢失”了，他并不在乎——只要到下午6点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来到波茨坦广场地铁站会合，准备返回营地就可以了。

并非所有的外国工人都这么幸运，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自由。在市营的或者政府办的工厂里，情况尤其如此。在位于柏林南部的马林费尔德煤气服务公司，那里的法国工人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与在私人工厂里的工人相比，伙食很差，不过他们的情况仍然要好于他们的苏联同行。有一个法国人，安德烈·布尔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看守头子费斯勒尔“从来也不派任何人去集中营”，而且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补充定量而“允许我们到地里拣上一两个土豆”。布尔多感到高兴的是，自己不是东方人。他写道，苏联人住的院子里，“拥挤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挤在一起……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食物是不适合食用的”。在别的地方，在一些私人开办的工厂里，苏联工人的伙食和来自西方的工人一样。

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工人都注意到，在苏联人的身上有一种变化，几乎每过一天都在变。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化工厂里，人们预料，随着事件的进程那些苏联人应该得意扬扬才是，可是相反，他们非常沮丧。乌克兰女人和白俄罗斯女人，似乎尤其对城市可能被他们的同胞攻陷而感到不安。

两三年以前，她们到达的时候，这些女人穿的是简单的农民服装。逐渐地，她们改变了，在服装和举止上变得考究了，许多人开始第一次使用化妆品。发型和服饰有了可观的变化，苏联姑娘们模仿着她们身边的法国女人或者德国女人。现在其他的人注意到，这些苏联姑娘们几乎是一夜之间又再次回归到农民的装束了。许多工人认为，她们是预见到会遭到来自苏军的某种报复——即使她们当时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从苏联被运出来的。显然这些女人预料，她们会受到惩罚，因为她们变得太西方化了。

在整个柏林，西方工人士气高涨。在位于鲁尔本的阿尔卡特工厂，有2500名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人在那里生产坦克，除了德国看守之外，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未来做着计划。法国工人尤其兴高采烈，他们在晚上谈论着，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会吃到法国大餐，他们还唱流行歌曲，莫里斯·谢瓦利埃的《我的傻瓜》和《繁荣昌盛》是他们最喜爱的歌曲。

让·布蒂恩是一位来自巴黎的20岁机工，他感到特别快活，他知道，在德国人垮台一事上，他正在起着某种作用。几年来，布蒂恩和一些荷兰工人一直在破坏坦克的部件。德国工头一再威胁说，要把破坏分子送到集中营里去，但却从来也没有送过——而且也有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人力非常短缺，结果工厂几乎完全是依赖外国工人了。让认为，这种形势是相当有趣的。他所制作的每一个滚珠轴承部件，都应该是在54分钟之内完成，他则想方设法不在24个小时之内上交一个完成了的机器部件——而且那个部件也通常是有缺陷的。在阿尔卡特工厂，强迫劳动的工人们有一个简单的规则：他们悄悄逃过工头的耳目而送出去的每一个无法使用的部件，都使胜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被抓住。 EQ8v9BlZBCmAoxHhHhV+/OjMWWGU1kKhy93LppyLd271gPAf8RwPSY8W1nSsS6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