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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攻击的恐惧就像一张棺罩一样，覆盖在全城之上，因为柏林，在经历了几乎6年的战争以后，现在主要是一座女人的城市。

起初，在1939年，首都有432.1万名居民。但因战争而造成的巨大伤亡，对男人和女人的兵役征召，以及在1943到1944年间100万公民自愿向安全一些的乡间撤离，使那个数目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到现在，唯一以任何可观的数目剩下的男人，是18岁以下的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18岁至30岁的男性年龄群体，总数还不到10万人，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是免服兵役，就是伤号。1945年1月，城市人口据估计是290万人，但现在，在3月中旬，那个数字当然是过高了。在不到11个星期就遭受到85次袭击之后，也由于围城的威胁笼罩全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逃走了。军事当局估计，柏林的平民人口现在大约是270万人，其中200万人以上是女人——而且甚至这也仅是一个基于对情况的了解而做出的估计。

使得要获得有关人口的真实数字的努力变得复杂的是，难民正在从苏军占领的东部各省集体大逃亡。有些人认为，难民的数字高达50万。一连几个月，这些逃亡的平民离开家园，用肩膀扛，或者用马车拉，或者用手推车推，带着他们的财物，往往在前面赶着牲畜，堵塞了进入柏林的道路。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待在柏林，而是继续向西行进。但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大量梦魇般的故事；有关他们的经历的这些传闻，就像流行病一样在柏林传播，把恐惧传染给了许多平民。

难民们谈到了一个报仇心切、凶猛狂暴而又掠夺成性的征服者。从远至波兰，或者从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 和西里西亚 的占领区艰苦跋涉而来的人们，辛酸地做证说，敌人是斩尽杀绝的。事实上，难民们断言，苏联的宣传是在敦促苏军，一个人也不饶恕。他们谈到有一个宣言，据说是苏联的头号宣传家伊利亚·爱伦堡写的，这个宣言既被广播出来，又以传单的方式分发给苏军部队。“杀！杀！”宣言写道，“在德意志种族中，只有邪恶！要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准则行事。在法西斯的兽穴里把法西斯野兽彻底消灭掉！要使用暴力，打碎这些德国女人的种族骄傲。把她们当作你的合法战利品带走。杀！当你向前猛攻的时候，杀！你们是苏军的英勇的战士。”

难民们说，向前推进的前线部队纪律严明，举止得体，但随后而来的后续部队却是一帮组织混乱的乌合之众。这些苏军桀骜不驯，酗酒无度，做出了凶杀、抢劫和强奸的行径。难民们声称，许多苏军指挥官似乎宽恕他们部下的这些行径，起码没有设法阻止他们。不论是农民还是绅士，他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潮水般的难民中，到处都有妇女在讲述使人不寒而栗的野蛮强暴的故事——妇女被枪口逼着脱掉衣服，然后遭受轮奸。

这里面有多少是想象，多少是事实，柏林人并不清楚。有些人听说过德国党卫军在苏联犯下的暴行和大屠杀，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这些暴行和大屠杀，他们担心这些故事是真的。有些人知道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遭遇——这是希特勒倡导的纳粹主义新的和可怕的一面，这是自由世界尚未了解的一面——这些人也相信难民的话。那些更有见识的柏林人完全能够相信，压迫者正在变成被压迫者，报应的车轮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处。许多人知道第三帝国所带来的恐怖达到了何等程度，因而也就不再心存侥幸。位高权重的官僚和最高级的纳粹军官已悄悄地把他们的家人搬出柏林，要不然就是正在搬出。

狂热分子仍然待在这里，而一般的柏林人对情报并不那么知情，对真实的形势一无所知，因而也待在这里。他们既不能离开，也不想离开。“啊，德意志，德意志，我的祖国，”一位65岁的家庭主妇和6个孩子的妈妈埃纳·萨恩格尔，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信任带来失望。忠实地去相信，就意味着犯傻、盲目……但是……我们要待在柏林。要是每个人都像邻居们那样离开的话，敌人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我们不想要那种失败。”

然而没有几个柏林人能够声称，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种什么性质的危险。几乎每一个人都听到过这些故事。有一对夫妇，胡戈和埃迪特·诺伊曼，住在克罗依茨贝格区，他们实际上已经由电话被告知了。住在苏占区的一些亲戚，就在一切通讯停止前不久，冒着生命危险告诫诺伊曼夫妇，征服者们正在无所顾忌地强奸、杀人、劫掠。然而诺伊曼夫妇还是留了下来。胡戈的电器商店遭到了轰炸，可现在要放弃它却又是不能考虑的。

另外一些人情愿拒绝考虑这些故事，因为宣传，不论是难民们散布的还是政府鼓动的，对他们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从希特勒在1941年无缘无故命令入侵苏联的那个时刻开始，所有的德国人便都被一连串无情的仇恨宣传支配着。苏联人民被描绘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近乎禽兽。当形势逆转，德国军队在苏联所有战线节节败退的时候，帝国的那位先天脚部畸形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又强化了他的宣传努力——尤其是在柏林。

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博士私下里承认：“关于苏联人是什么样子，关于全体人民能够指望苏联人在柏林做些什么，我们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结果使柏林人沦为一种纯粹的恐怖状态。”到1944年岁末的时候，瑙曼感到，“我们做得过分了——我们的宣传已经反弹到我们身上了。”

现在宣传的调子已经变了。随着希特勒的帝国一点点地被折断，随着柏林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被拆掉，戈培尔也开始从散布恐怖，转向使人消除疑虑：现在人民被告知，胜利恰恰是不远了。戈培尔所成功做到的一切，大概就是在见多识广的柏林人当中产生出一种古怪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这个幽默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巨大而又集体性的冷嘲，全体人民揶揄地把这冷嘲针对他们自己，针对他们的领导人，也针对世界。戈培尔的格言是，“元首统率，我们跟随”，而柏林人则很快就把这个格言改成，“元首统率，我们忍受随之而来的一切”。至于宣传部长有关将最终获得胜利的许诺，不敬的言辞则是近乎庄重地督促所有的人：“享受战争吧，和平将是可怕的。”

在被难民的传闻所造成的几近惊恐的气氛中，随着谣传取得主导地位，事实和理性就被歪曲了。各种各样暴行的故事在全城各地传播。苏联人被描绘成斜眼角的蒙古人，他们在人们眼前屠杀妇女和儿童。神职人员被说成是被喷火器烧死；有故事说，修女被奸污，然后又被迫赤身裸体在街上走；女人成了随军妓女，而所有的男人都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役。甚至还有一个电台报道，说苏联人把罹难者的舌头钉在桌子上。不那么容易受影响的人则觉得，这些故事太荒唐了，不足为训。

另外的人则是严峻地意识到后果将会是什么。安妮－玛丽·杜兰德－韦弗医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她是欧洲最著名的妇科科学家之一，在舍讷贝格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她知道真相。这位55岁的医生以其反纳粹的观点而著名。（她是多部捍卫妇女权利、倡导两性平等和节制生育的著作的作者——全都被纳粹查禁了。）她就敦促她的病人离开柏林。她曾给为数众多的难民妇女做过体检，得出的结论是，若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有关强奸的传闻并没有充分如实地陈述事实。

杜兰德－韦弗医生本人打算待在柏林，但现在不论到哪里去，她都带着一粒小的速效氰化物胶囊。在做了多年医生以后，对于她能不能自杀，她并没有把握，不过她包里留着这片药——因为如果苏联人攻占柏林的话，她认为，从8岁到80岁的每一个女人都会有被强奸的可能。

玛戈特·绍尔布鲁赫医生也料想会有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她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工作。她的丈夫，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教授是德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夏里特医院上班，夏里特医院是柏林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医院，位于市中区。由于该医院占地面积大，又紧靠中心火车站，所以也就接受了最严重的难民病例。基于她对受害者进行的检查，绍尔布鲁赫医生对于苏军在失去控制时所犯下的暴行，丝毫不抱幻想。她确切地知道，有关那些强奸的传闻，并不是宣传。

玛戈特·绍尔布鲁赫被试图自杀的难民的数量惊呆了——几十个并没有遭到性骚扰或者强暴的女人也曾试图自杀。许多人被她们所目睹或者听说的事情吓坏了，因而试图割腕自杀。有的人甚至试图杀死她们的孩子。到底有多少人实际上自杀成功了，谁也不知道——绍尔布鲁赫医生只是看到那些自杀未遂的——不过似乎清楚的是，一旦苏联人攻占城市，在柏林就会发生一个自杀浪潮。

大多别的医生显然赞同这个看法。在威尔默斯多夫，京特·兰普雷希特医生在他的日记里提到：“重大的题目——甚至在医生当中也是一样——就是自杀的技巧。这种交谈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那远远不仅仅是交谈，死亡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在每一个区，医生被病人和朋友们围着，他们寻找迅速自杀的信息，恳求给予毒药处方。在医生拒不帮忙的时候，人们就转而去药店。在一种恐惧的浪潮里，成千上万的柏林人决定宁可采取任何方式死去，也不向苏军屈服。

“我看到第一双苏联人的靴子就自杀，”20岁的克里丝塔·穆尼尔向她的朋友尤利亚娜·博赫尼克吐露道。克里丝塔已经搞到了毒药，尤利亚娜的朋友罗茜·霍夫曼和她的父母也已经搞到了毒药。霍夫曼夫妇是完全失望了，不指望苏联人能大发慈悲。尽管尤利亚娜当时并不知道，霍夫曼夫妇与帝国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有亲戚关系。希姆莱是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首领，对集中营里几百万人的集体谋杀，责任在他。

毒药——尤其是氰化物——是自毁的首选方式。有一种胶囊，称之为“KCB”，尤其供不应求。这种含氰化氢的浓缩化合物威力强大，能立即致死，甚至其气味也能杀人。带着日耳曼人的那种深谋远虑，政府的某个专业行政部门已经在柏林储存了大量这种药。

纳粹官员、高级军官、政府部门领导人，甚至小公务员，都能够轻而易举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及朋友获得毒药供应。医生、药剂师、牙医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也有机会获得药片或者胶囊。有些人甚至还增强了药片的效力。鲁道夫·胡克尔是柏林大学病理学教授，也是该市最著名的癌症病理学家，他为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在氰化物胶囊里加上了醋酸。他向她保证，如果他们需要的话，醋酸能使毒药更快见效。

有些柏林人由于无法获得速效的氰化物，便贮藏巴比妥类药物或者氰化物的派生物。喜剧演员海因茨·鲁曼，往往被称为“德国的丹尼·凯” ，他对自己美丽的演员妻子赫尔塔·法伊勒以及他们年幼儿子的未来非常害怕，结果他在一个花盆里藏了一罐子老鼠药，以备万一。纳粹驻西班牙的前大使，已退休的中将威廉·福尔佩尔，打算以用药过量来毒死自己和他的妻子。这位将军心脏功能差，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他就服用含有洋地黄制剂的兴奋剂。福尔佩尔知道，用药过量就能造成心力衰竭，能迅速了结自己。他甚至还为他的一些朋友准备了足够的剂量。

对其他人来说，一颗飞速的子弹似乎是最佳也是最勇敢的结束。但数量多得惊人的妇女，大多是中年妇女，却选择了最血腥的方式——剃刀。在夏洛滕堡区的克茨勒家里，42岁的格特鲁德原本是一个快乐的女人，现在却在钱包里带着一个刀片——她的妹妹和婆婆也是如此。格特鲁德的朋友英格·鲁林也带着一个刀片，这两个女人焦急不安地讨论着，哪一个是最有效的确保死亡的方式——究竟是割腕，还是在动脉上纵向切开。

总是有这样的机会，让这种极端的手段不必采用。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希望。出于对苏军的恐惧，全体人民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妇女，现在绝望地想让英美联军攻占柏林。

现在几乎是中午了。在苏军营地的后面，在比得哥什市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波夫上尉睡眼惺忪，凝视着他和另外两位苏军记者刚刚“解放”的位于三层的豪华公寓套房的大起居室。戈尔波夫和他的朋友们醉得恰到好处。每天，他们开车从位于比得哥什的司令部出发，到90英里以外的前线获取新闻，不过此刻一切平静：在对柏林的进攻开始以前，不会有什么可报道的。与此同时，在做了几个月的前线报道之后，这位相貌英俊、25岁的戈尔波夫正过得快活。

他手里拿着瓶子，站着看那些精美华丽的室内陈设。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镶嵌在华丽的金色框子里的沉重的绘画装饰在墙上；窗子有缎子边的窗帘，家具装饰着豪华的锦缎料子；厚厚的土耳其地毯铺在地板上，巨大的枝形吊灯悬挂在起居室和毗连的餐室里。戈尔波夫完全确信，这个套间的主人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纳粹。

在起居室的一端，有一扇小门半开着。戈尔波夫推开门，发现是一间浴室。墙上的一个钩子上挂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外一端是一个全身穿着制服的纳粹官员的尸体。戈尔波夫看了尸体一眼。他曾见过几千个死去的德国人，但这个悬挂着的尸体却显得愚蠢。戈尔波夫叫喊着召唤他的朋友们，但他们正在餐室里玩得痛快，没有做出反应。他们正把德国和威尼斯的水晶玻璃球投掷在枝形吊灯上——并且彼此投掷。

戈尔波夫又回头走进起居室，打算在他原先注意到的一个长沙发上坐下来——但现在他却发现，沙发上已经有人了。此人全身伸展地躺在上面，身穿一件古希腊式的长袍，腰上系着一根装饰有流苏的绳子，是一个死去的女人。她非常年轻，而且为死亡做了细致的准备。她的头发梳着辫子，挂在两个肩膀的上面。她的双手在胸前交叉着。戈尔波夫手里拿着瓶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看着她。在他的身后，餐室里的大笑和摔玻璃器皿在继续着。这个姑娘大概20岁出头，从她嘴唇上带青色的血迹来看，戈尔波夫想，她大概是服毒自杀了。

在死去的女人躺着的沙发后面，有一张桌子，上面有镶着银框的照片——微笑着的孩子们和一对年轻夫妇，还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戈尔波夫想到了他自己的家庭。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他的母亲和父亲已经饿得半死，曾经试图用一种工业用油烧出一种汤来，那汤把他的父母都杀死了。他的一个哥哥在战争一开始就被杀死了。另外一个哥哥，34岁的米哈伊尔，是一个游击队长，他被党卫军抓住，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这个躺在沙发上的姑娘死得非常平和，戈尔波夫想。他从瓶子里喝了一大口酒，走到沙发那里，抱起那个死去的姑娘。他走到关闭着的窗子面前。在他的身后，在喊叫和大笑当中，餐室里的那盏枝形吊灯哗啦一声摔在了地板上。戈尔波夫把死去姑娘的尸体径直扔到了窗外，他也打碎了许多窗玻璃。 HFv83AwJZ1SXjsx8ahNz+/9C4u3BB/70fzcEe+jpZE35r88iDi8IEryHhIgDDp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