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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尽管不断地在进行轰炸，尽管在奥得河上出现了苏军的幽灵，尽管随着盟军从东线和西线的进逼，德国本身在缩小，但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固执地甚至拒不考虑灾难的可能性。他们就是狂热的纳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了正在经历的磨难，把它看作是一种炼狱——看作是他们对纳粹主义及其目标献身的一种锻炼和升华。一旦他们展现出他们的忠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们确信，不仅柏林永远也不会陷落，而且第三帝国的胜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纳粹们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柏林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希特勒或者他的狂热宣传，就见解而言，他们太富有经验了，也太具有国际性了。事实上，柏林人刻薄的幽默、在政治上的怀疑以及对元首及其新秩序的几乎完全缺乏热情，长期以来就让纳粹党头痛。每当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或者别的纳粹示威，来吸引世人注意的时候，都要从慕尼黑运来几千名冲锋队员来壮大游行者的人群。“在新闻片里他们比我们好看，”柏林人口出妙言道，“他们的脚也大一些！”

尽管希特勒可以做出努力，但他却永远也不能赢得柏林人的心。早在城市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以前，又恼又怒的希特勒就已经在计划重建柏林了，要按照纳粹的形象来塑造它。他甚至打算给柏林改名，改成“日耳曼妮娅” ，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每一次自由选举中，柏林人都拒绝考虑他。在1932年的那次关键性投票中，希特勒确信他将能使兴登堡 下台，可柏林人却给了他那次投票中的最低选票——只有23%。现在，市民中的狂热分子决心要使得柏林，这个在德国中最不纳粹的城市，成为纳粹主义的最后一个Festung——要塞。尽管他们在人数上是少数，但却仍然控制着城市。

成千上万的狂热分子是青少年，就像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们只知道一个上帝——那就是希特勒。从童年开始，他们就满脑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 。还有更多的人受到了训练以捍卫这个事业，使之长存，他们使用一系列的武器，从来复枪，一直到火箭筒样式的反坦克武器，称之为“反坦克导弹发射器”（Panzerfauste）。克劳斯·库斯特就是这个青少年群体的典型。他是希特勒青年团 团员，（柏林有1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在60码以内的距离击毁坦克。克劳斯还不到16岁。

最富有献身精神的机器人般的军人就是党卫军。他们坚信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们完全忠于希特勒，在其他德国人看来，他们的精神态度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他们是如此狂热，那种狂热有时看来似乎已渗透进潜意识里面了。夏里特医院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在为刚从奥得河送来的一位受了重伤、处于麻药麻醉状态的党卫军做手术的时候，他一时间突然吓呆了。在静谧的手术室里，在处于深度麻醉昏迷状态中，这位党卫军开始说话了，他小声但又清晰地一再重复说道：“嗨尔，希特勒！……嗨尔，希特勒！……嗨尔，希特勒！”

尽管这些是真正的极端分子，不过也有成千上万的平民几乎同样拙劣。有些人拙劣地模仿着在自由世界看来是狂热的纳粹分子的样子。47岁的戈特哈德·卡尔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戈特哈德只不过是一个小文职人员，临时在德国空军里当会计，但他却穿着漂亮的蓝色空军军服，那种自豪傲慢的样子俨然一名王牌驾驶员。当他在下午晚些时候走进他的公寓套房的时候，他的两脚后跟咔嚓一声并在一起，猛地向前伸出右臂，高声喊道：“嗨尔，希特勒。”这个表演一直进行了几年。

他的妻子格达彻底厌倦了丈夫的狂热，不过她又感到担心，急于和他讨论一下，要为他们的继续生存找出一个计划来。她指出，苏联人正在逼近柏林。戈特哈德打断她的话。“谣言！”他大为光火，“谣言！是敌人故意散布的。”在戈特哈德迷失了方向的纳粹世界里，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希特勒的胜利是当然的。苏联人并没有来到柏林的大门口。

另外还有那些满怀热情而又容易受影响的人——那些人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失败是可能的——埃娜·舒尔策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是海军舰队总司令部（OberkommandoderKriegsmarine）的一名41岁的秘书，刚刚实现了她生活中的抱负：她被任命为一位海军上将的秘书。这是她担任该项工作的第一天。

司令部位于一个名叫“毛坯房”的地方，在先前的48个小时时间里它一直受到猛烈轰炸，但灰尘瓦砾并没有使埃娜紧张——刚刚放在她桌子上的命令也没有使她心烦意乱。命令上说，所有的绝密（Gehei meKommandosache）文件都要烧掉。但在她的新工作第一天，在下班的时候她却被告知，她和别的雇员要放“无限期的假”，她们的工资将寄上，这令她感到悲伤。

但埃娜仍然是不动摇的。她怀有强烈的信念，当报道有失败的时候，她甚至拒不相信官方公报上的话。她相信，在整个柏林士气是好的，帝国获得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在现在，在埃娜离开大楼的时候，她也完全相信，不出几天这个海军司令部就会召她回来。

还有一些人，他们怀有强烈的信任，与等级森严的纳粹组织的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因而他们对战争或者战争的后果没有什么想法。他们的特权地位的气氛和诱惑力把他们迷住了，他们不仅感到自己是安全的，而且由于对希特勒盲目忠诚，还感到自己是完全受到保护的。迷人的长着蓝眼睛的凯茜·赖斯·霍伊瑟曼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35岁的碧眼金发、性情活泼的凯茜专心致志地工作着，她是纳粹领导人的首席牙医胡戈·J·布拉什克教授的助手。布拉什克由于自1934年以来一直为希特勒及其朝廷服务，因而被授予党卫军准将的军衔，负责柏林党卫军医疗中心的牙科。布拉什克是一个忠诚的纳粹，他成功地利用了他与希特勒的关系，成了柏林最大也是最有利可图的私人医师。现在他打算再赌上一把。他与凯茜不同，他能够清楚地看到不祥之兆——他打算一有机会就离开柏林。倘若他留下来的话，他的党卫军头衔和地位会令他难堪的：在苏联人的手里，今天的显赫完全可能是明天的累赘。

凯茜对形势几乎毫不注意。她太忙了，从一大早到晚上很晚的时候，她都在忙碌着，在各个诊所、司令部，或者布拉什克位于选帝侯大街的私人诊所里，给他当助手。凯茜既有能力又有人缘，受到纳粹精英们的完全信任，结果几乎所有希特勒的随从，她都护理过——有一次，她还护理过元首本人。

那个时刻是她事业的高潮。1944年11月，她和布拉什克被急召到位于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的元首司令部。在那里，他们发现希特勒处于剧痛之中。“他的脸，尤其是右颊肿得厉害，”她后来回忆道，“他的牙齿糟糕透了。他总共有三个假牙上的齿桥。他本人只有八颗上牙，甚至这八颗牙也用黄金镶补着。一个齿桥完成了镶补上牙的工作，用现存的牙齿牢固地固定了下来。其中的一颗牙，右边的智齿，感染得很严重。”

布拉什克看了看那颗牙，告诉希特勒，得把那颗牙拔出来，他没有办法保留那颗牙。布拉什克解释说，他得拔掉两颗牙——在齿桥后面的那颗假牙以及旁边的那颗受到感染的牙。这就意味着，要在假牙前面的一个地方，从瓷制的和金制的齿桥中钻个孔，这个过程需要做大量的钻孔和锯开的工作。然后，在最终拔出之后，再过一些时间，他或者再造一个完全新的齿桥，或者把旧的齿桥再次固定。

布拉什克对这个手术感到精神紧张：手术是复杂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希特勒会有什么举动。甚至更为复杂的是，元首不喜欢麻醉。凯茜记得，他告诉布拉什克，他只接受“最少量的麻醉”。不论是布拉什克还是凯茜都知道，他将会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这个手术还可能持续长达30到45分钟的时间。但对此他们无可奈何。

布拉什克给希特勒的上颚注射了一针，手术开始了。凯茜站在元首的旁边，一只手朝后拉着他的面颊，另外一只手举着一个镜子。布拉什克发出刺耳声的钻头迅速钻进齿桥，然后他换了钻头，开始锯起来。希特勒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冻僵了一样”，她回忆道。最后，布拉什克把那颗牙清洗干净，迅速拔了出来。“在整个过程，”凯茜后来说道，“希特勒既没有动，也没有说一句话。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表现。我们纳闷，他怎么受得了那种疼痛。”

那是五个月以前的事情，直到目前，在元首的那个悬垂的齿桥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之外，没有几个人知道手术的详情。对那些为元首工作的人来说，一个基本规则就是，有关他的一切，尤其是他的疾病，是绝密。

凯茜善于保密。例如，她知道，布拉什克正在为帝国公认但又没有成婚的第一夫人特制一副假牙。布拉什克打算，在她下一次来柏林的时候把金齿桥装上去。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当然是需要它的。

最后，凯茜还知道一个最提防别人知道的秘密。她的责任就是，不论元首到哪里去，她都要送去一整套牙医工具。除此之外，她还在为希特勒四位秘书中的一位，准备一个带有金齿冠的新齿桥——那人便是五短身材、45岁的约翰娜·沃尔夫。不久，凯茜就要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手术室里，把新齿桥给沃尔夫装上去。在过去的9个星期里，她几乎每天都来往于布拉什克的诊所和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之间。自1月16日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就一直待在那里。

随着春天的夜晚笼罩过来，城市呈现出一派荒芜的景象。柏林这个被毁坏的庞然大物，像瘫痪的幽灵一样容易遭到攻击，它在苍白的月光中伸展着躯体，为夜间行动的敌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在地面的下面，柏林人等待着轰炸机的到来，不知道到早晨的时候，他们当中谁还会活着。

晚上9点钟的时候，英国皇家空军又回来了。警报器在24小时之内第4次哀号着鸣响起来，对城市的第317次攻击开始了。在位于霍恩佐伦汽车道的军事司令部里，赫尔穆特·雷曼少将正在桌子边按部就班地工作着，对高射炮的炮火和炸弹的爆炸声不加理会。他正在为获得时间而拼死战斗——时间所剩无几了。

仅仅是16天以前，电话在雷曼位于德累斯顿的家里响起了。希特勒的副官威廉·比格多夫在讲话。“元首，”比格多夫说道，“任命你为德累斯顿的陆军司令。”起初，雷曼甚至都无法回答。萨克森州的这个16世纪的首府，有着童话般的尖塔、城堡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它们在3次大规模的攻击中几乎完全被毁灭了。雷曼因为这座可爱古城的毁灭而心痛欲绝，他发脾气了。“告诉他，这里除了瓦砾之外没有什么可保卫的！”他喊道，然后挂上了电话。他的愤怒的话是一种鲁莽的放肆。一个小时以后，比格多夫又来电话了，说：“元首另外任命你为柏林城防司令。”

3月6日，雷曼上任了。没出几个小时，他就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尽管希特勒宣布柏林是一个要塞（Festung），但防御工事只是存在于元首的想象之中。让城市准备防止进攻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做。没有计划，没有防御工事，而且实际上也没有部队。更糟糕的是，平民居民没有给养，而且撤离妇幼和老人的计划也根本不存在。

现在，雷曼是在24小时连续工作，焦虑不安地试图清理这个混乱的局面。他的问题是棘手的：他能从哪里获得部队、枪炮、弹药和设备来守住城市？他能从哪里获得工兵、机器和材料来修建防御工事？是否允许他把妇幼和老人撤离出去？如果不允许的话，那么当围攻开始的时候，他又怎能给他们饭吃并保护他们？他的头脑一再返回到那个巨大的问题：时间——还剩下多少时间？

甚至要获得高级指挥官也是困难的。只是在现在，在这个为时已晚的日子，才给雷曼指派了一名参谋长，那就是汉斯·雷菲奥尔上校。干练得力的雷菲奥尔几个小时以前来到柏林，柏林的混乱局面令他比雷曼还要吃惊。几天以前，在插图本的《帝国杂志》（DasReich）里，他看到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声称柏林实际上是固若金汤。他尤其回想起一句话：“有着环型筑垒阵地的柏林，到处布满了防御工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工事一定是仔细地隐藏起来了，雷菲奥尔所能够发现的工事，却没有几个。

在多年的职业军人生涯中，这位头发灰白、53岁的雷曼从来也没有想象到，他会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然而他却得为每一个问题找到答案——而且得迅速找到答案。拯救柏林是可能的吗？雷曼决心竭尽全力。军事史上有不胜枚举的例子，当时失败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却又获得了胜利。他想到了维也纳，维也纳曾在1683年成功地防御了土耳其人，还想到了格拉夫·冯·格奈泽瑙 将军，他是布吕歇尔 的参谋长，曾于1806年保卫了科尔贝格堡要塞。当然，这些是苍白的比较，不过也许他们也提供了某种希望。然而雷曼知道，一切都将依赖于坚守奥得河前线的德军，依赖于指挥该前线德军的将军。

那些大人物都不在了——隆美尔、冯·伦德施泰特、冯·克卢格、冯·曼施泰因——这些获得胜利的领导人，他们的名字曾一度家喻户晓。他们全都消失了，全都死了，或者不被信任，或者不得不隐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这个国家和军队都更需要一个第一流的军人——另外一个创造力和劲头十足的隆美尔，另外一个一丝不苟的冯·伦德施泰特。柏林的安全，也许甚至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继续存在，将依赖于此。可是那个人又在哪里呢？ lav7Q0XNJVxGdFoebrZC71c6+WMAOjt4piRzeMLsKgxB5UWKR0MErmj1K5/iVZ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