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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50英里处，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城镇和村庄里，荷兰人兴高采烈。他们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遭到重创的希特勒军队的残部，正在川流不息地从窗外经过。崩溃似乎是个传染病，除了部队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纳粹也在撤离。而且对这些逃跑的部队来说，所有的马路似乎全都通向德国边界。

由于撤退开始得非常缓慢——开始的时候只有稀稀落落的参谋车和普通车辆越过比利时边界——因而没有几个荷兰人能够精确说出撤退是何时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开始于9月2日，有些人认为是3日。但到4日的时候，德国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的调动，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特征，那是一种发疯似的集体大逃亡，它在9月5日达到了顶峰。后来，在荷兰历史中，那一天被称为“发疯的星期二” （Dolle Dinsdag）。

惊恐和无序似乎就是德国人逃跑的特色。每一种交通工具都派上了用场。从比利时边界向北，直到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北，马路上挤满了卡车、公共汽车、参谋车、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马拉的农家大车，还有用木炭和木料提供动力的平民的汽车。在整个杂乱无序的车队里，到处都有成群的疲惫不堪、满身尘土的士兵骑着匆匆征用来的自行车。

甚至还有更加古怪的运输形式。在比利时边界北边几英里处的瓦尔肯斯瓦德镇，人们看见满身重负的德国士兵在吃力地踏着儿童的滑板车前行。在60英里以外的阿纳姆，成群的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视着两匹步履艰难的农用马，拖着一辆巨大的灰黑色灵车缓缓经过。灵车放置棺材的地方，挤坐着二十来个衣冠不整、精疲力竭的德国人。

在这些可怜的车队当中，是步履蹒跚的多个部队的德国士兵。有穿着黑色的作战服却没有了坦克的装甲兵；有德国空军，那些不是在法国就是在比利时遭受了重创的德国空军，所剩余的人员大概就是这些了；有来自二十多个师的德国国防军士兵；还有武装党卫军 ，他们的骷髅画 徽章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份证明。圣奥登罗得的年轻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着这些显然无人带领、神情茫然的部队毫无目的地前进，心中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令在旁边观看的荷兰人感到既辛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士兵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还要询问到德国边界怎么走。

工业城市艾因霍温 ，是特大企业菲利浦电器公司 的所在地，那里的市民听见来自比利时的低沉炮声，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现在，人们注视着吃了败仗的德军残兵败将挤满马路，暗自预料盟军部队不出几个小时就会到达，德国人也这么认为。弗朗斯·科尔蒂是市政府财政局的一位24岁的雇员，在他看来，这些部队无意奋力抵抗。从附近的机场传来爆炸的轰响声，那是工兵在炸毁机场跑道、军火临时存放处、汽油储存罐和飞机库。透过从城市上空飘浮过去的一层烟幕，科尔蒂看到，一个个小分队的士兵正在忙碌，把架在菲利浦电器公司大楼屋顶上的沉重的高射炮卸下来。

在整个地区，从艾因霍温向北，一直到奈梅亨市，德国工兵都在努力工作。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维瑟尔看到，在流经费赫尔市南边的南威廉斯瓦特运河上，一艘满载货物的驳船被炸飞了，飞机发动机的部件飞了起来，就像一阵致命的弹片雨。不远处，在乌登村，45岁的汽车车身制造商约翰内斯·德格鲁特正和家人一起注视着这场撤退，这时德国人放火烧掉了离他家不到300码远的一座以前的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存放在兵营里的重型炸弹爆炸了，炸死了德格鲁特的四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5岁到18岁不等。

在像艾因霍温这样的地方，学校大楼成了火海，由于不允许消防队前去救火，因而一片片街区被烧毁了。不过与在马路上逃跑的队列形成对比的是，有证据表明，工兵们是在按照某个确定的计划行事。

在逃亡者当中，最惊恐、混乱的莫过于平民了，那是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纳粹帮凶。荷兰人丝毫也不同情他们。在圣奥登罗得的农民约翰内斯·赫尔森看来，他们显然是“吓呆了”，而且他快意地想到，他们有理由吓呆，因为由于盟军“在他们的脚跟后猛追，这些卖国贼知道，斧头节（Bijltjesdag）到了”。

荷兰纳粹和德国平民惊恐万状的逃跑，是由荷兰的那位帝国特派员（Reichskommissar）所引发的，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52岁的阿图尔·赛易斯－英夸特博士，同时也是被那位野心勃勃而又残暴的荷兰纳粹党领袖安东·穆瑟特引发的。赛易斯－英夸特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人的命运，于是在9月1日命令德国平民疏散到荷兰的东部，到距离帝国边界更近一些的地方。50岁的穆瑟特亦步亦趋，向他的荷兰纳粹党党员们发出了警报。赛易斯－英夸特和穆瑟特本人，就在首先离开的人们之中：他们从海牙向东撤离，来到阿珀尔多伦，阿珀尔多伦在阿纳姆以北15英里处。 穆瑟特匆忙地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国的地方，把他们安置在边界地带的特文特，特文特在上艾瑟尔省 。起初，大多数德国和荷兰的平民在搬家时还是从容不迫的，然后一连串的事件引发了混乱。9月3日，英军攻占了布鲁塞尔，第二天安特卫普陷落。现在，英国人的坦克和部队离荷兰边界只有几英里远了。

在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之后不久，荷兰年迈的女王威廉明娜，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告诉她的人民，解放在即。她宣布，她的女婿伯恩哈德亲王殿下已经被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也将领导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这些派别包括三个明显不同的组织，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极右派，现在他们将聚集在一起，正式的名称是内政部队（BinnenlandseStrijdkrachten）。33岁的伯恩哈德亲王，是王位继承人朱莉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宣布之后，也发表了自己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地下抵抗组织准备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橘子’一词”，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戴它们。他告诫他们：“在当前的热情中切勿采取草率而又独立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将会使你们自己以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处于困境。”

接下来，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一个特别的广播演说，证实自由在即。“荷兰等待了这么久的解放时刻，现在已非常接近了。”他许诺说。这些广播发表后没过几个小时，那个最为乐观的声明发表了，是荷兰流亡政府的首相皮特·S·格布兰迪发表的。他告诉他的听众：“现在盟军在其不可抗拒的推进中，已经越过了荷兰边界……我要求你们所有的人，竭诚欢迎盟军来到我们的祖国。”

荷兰人欣喜若狂，荷兰的纳粹们则在逃命。安东·穆瑟特一直吹嘘他的党有5万多名纳粹。在荷兰人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似乎全都同时起程了。在荷兰各地的几十个城镇和村庄里，纳粹任命的镇长和官员们突然拔腿开跑——不过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资以后再逃跑。艾因霍温市市长以及他的一些官员，坚持要拿到工资。市政府办事员杰拉杜斯·勒基尤斯认为，他们的姿态荒唐可笑，不过对于发给他们工资后解雇他们，他甚至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看到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车”匆匆出城，他心中纳闷：“他们能走多远？他们能到哪里去？”银行也发生了挤兑。尼古拉斯·范·德韦尔德是一位24岁的银行职员，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宁恩镇上班的时候，看见排成了队的荷兰纳粹在银行外面等候。银行一开门，他们便匆匆撤销账户，同时把贵重物品存放箱里面的东西也全部取出来。

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是极度惊恐的平民。开往德国的火车挤得满满当当。有一列火车抵达阿纳姆，年轻的弗朗斯·维辛在走下火车的时候，被争先恐后要上车的人海吞没了。人们是如此行色匆匆，在火车离开之后，维辛看见堆积如山的行李被丢弃在站台上。在奈梅亨西边的泽坦村，学生保罗·范·维利看见，荷兰纳粹们挤在火车站里，整天等待开往德国的火车，可是火车根本没来。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范·维利看来，“候车室就像一个废旧杂物店，里面全是游民”。每一个城镇都有类似的事件。荷兰通敌者们用凡是能够移动的东西逃跑。市政建筑师威廉·蒂曼斯从他位于阿纳姆大桥附近办公室的窗户看到，荷兰纳粹们“疯狂地爬上”一艘驳船，沿着莱茵河向帝国驶去。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车辆行人越来越多，甚至在天黑以后这种情况也在继续。德国人急切地要抵达安全地带，以至于在9月3日和4日的夜晚，士兵们完全置盟军的空袭于不顾，在某些十字路口竖起了探照灯，许多超载的车辆缓慢通过，车辆前灯的强光令人目眩。德国军官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安东·莱特维尔医生是阿纳姆的一位全科医生，他看见士兵们扔掉步枪——有些士兵甚至试图把他们的武器卖给荷兰人。朱珀·穆塞拉斯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看见一个中尉试图叫一辆军车停下来，但司机却对这个命令视而不见，径直开了过去，气得那位军官拔出手枪，失去理智地朝着鹅卵石地面开火。

到处都有士兵试图开小差。在埃尔德村，18岁的办事员阿德里阿努斯·马里纳斯注意到，有一个士兵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朝一个农场跑去，消失了。后来马里纳斯得知，那个士兵原本是一名苏联战俘，后被招兵，当了德国国防军。离奈梅亨两英里的地方，在位于瓦尔河北岸的伦特村，弗朗斯·休伊金医生在例行巡诊的时候，看见有士兵在讨要老百姓的衣服，而村民们拒绝了。在奈梅亨，逃兵们却不这么卑躬屈膝，许多类似情况中，他们是用枪逼着对方交出衣服来。威廉姆斯·彼得斯牧师是一位40岁的加尔默罗会 修士，他看见士兵们匆匆脱下制服，换上套装，然后步行前往德国边界。“德国人对战争完全厌倦了，”阿纳姆的林业督察长加里特·梅姆林克回忆道，“他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躲避宪兵队。”

由于军官们失去了控制，军纪也就荡然无存。成群结队的无法无天的士兵们偷窃马匹、马车、汽车和自行车。有的士兵用枪威逼着农民，要他们用自己的马车把他们拉到德国去。荷兰人看见，在整个车队里，在卡车、农用马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逃兵们推着的婴儿车——上面，高高地堆放着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偷来的赃物。赃物从雕像和家具，到女式内衣裤，无奇不有。在奈梅亨，士兵们试图出售缝纫机、成卷的布匹、油画、打字机——有一名士兵甚至还用一个大笼子装了一只鹦鹉出售。

在撤退的德国人当中，不可或缺的是酒。离德国边界不到5英里的地方，在格鲁斯贝克镇，赫尔曼·霍伊克神父注意到，有一些马拉的大车装载着大量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车辆已是不堪重负。在阿纳姆，赖因霍尔德·戴伊克牧师发现，喧闹的德国国防军坐在一辆卡车上，喝着一个巨大酒桶里的葡萄酒，那酒桶显然是他们老远从法国带来的。16岁的阿加莎·舒尔特是阿纳姆市医院总药剂师的女儿，她确信，她所看见的士兵大多是醉醺醺的。那些士兵将成把的法国和比利时硬币扔给小孩子们，而且试图把一瓶瓶葡萄酒、香槟酒和法国干邑白兰地卖给成年人。她的母亲亨德丽娜·舒尔特生动地回忆说，她看见有一辆德国卡车装载着另外一种赃物，那是一张大双人床——而且床上还有一个女人。

除了从南方赶来的成群结队的掉队者之外，从荷兰的西部和沿海也来了大量的德国人和平民。行人车辆像洪水泛滥一样，穿过阿纳姆，朝东前往德国。在阿纳姆经济发达的郊区奥斯特贝克，38岁的化学工程师扬·沃斯奎尔正躲藏在他岳父家里。在得知自己被列在荷兰人质的名单里，将被德国人逮捕之后，他便从20英里之外的海尔德马尔森镇的家里，带着妻子伯莎和9岁的儿子逃了出来。他来到奥斯特贝克的时候，正赶上看见这场撤离。扬的岳父告诉他，不要“再担心德国人了，现在你不必‘躲藏’了”。沃斯奎尔朝下面看着奥斯特贝克的大街，只见“全然的混乱”。有几十辆装满德国人的卡车首尾相接，“全都是危险超载”。他看见士兵们“骑着自行车，拼命踩着踏板，车把手上挂着手提箱和旅行袋”。沃斯奎尔确信，不出几天的时间战争就将结束。

在阿纳姆，坐落着一座气势宏大的圣优西比乌斯教堂 ，该教堂建于15世纪，有一个高305英尺的著名塔楼。扬·迈恩哈特就是这座大教堂（GroteKerk）的司事。他看见德国佬（Moffen，这是荷兰人给德国人起的绰号，相当于英语中的“Jerry”）鱼贯而行穿过市区，“四人并排，朝德国的方向走去”。有些德国佬显得年老体衰。在附近的埃德村，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恳求青年鲁道夫·范·德奥，请他通知他在德国的家人，就说他们见过面。“我有心脏病，”他又说，“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卢西亚努斯·弗罗曼是阿纳姆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注意到，德国人筋疲力尽，“没有剩下一点战斗精神或者自豪感”。他看见军官们试图在一片混乱的士兵当中恢复秩序，但收效甚微或者根本没有效果。有些荷兰人叫喊道：“滚回去！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个小时以后就要到这里了。”对此他们甚至都没有反应。

皮特·德格拉夫医生是一位44岁的外科医生，他注视着德国人从阿纳姆向东边移动，心中确信，他看见了“德国军队的末日，看见了德国军队显而易见的崩溃”。而中学数学教师苏塞·范·茨韦登则有一个特殊的理由要记住这个日子。她的丈夫约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雕塑家，因为藏匿荷兰犹太人，自1942年就被关在达豪集中营里 。现在他可能很快就要被释放了，因为显然战争几乎结束了。苏塞决心要目睹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德国人的离开和盟军解放者的到达。她的儿子罗伯特年纪太小，难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她决定要带9岁的女儿索尼娅进城。当苏塞给索尼娅穿衣服的时候，她说道：“这是你一定要看看的事情。我要你尽力一辈子都记住它。”

荷兰人到处都欢欣鼓舞。荷兰国旗露面了。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人们把带有橘子图案的小徽章和储备量很大的缎带卖给充满渴望的人群。在伦库姆村，人们在当地的布店里抢购，经理约翰内斯·斯努克忙着剪橘色缎带，他能剪得多快，就能卖得多快。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村民们当场就把缎带结成蝴蝶结，骄傲地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约翰内斯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认为“这有点过分”。为了避免村民过激惹祸，他不卖缎带了。他的妹妹玛丽亚受到这种兴奋的感染，在她的日记里快乐地写道：“街道上的那种情绪，好像在过女王节（Konin－ginnedag）一般。”欢呼的人群站在人行道上，叫喊：“女王万岁！”人们唱着荷兰国歌《威廉颂》（Wilhelmus）和歌曲《橘子至高无上！》（OrangeBoven！）。修女安东尼娅·斯特兰茨基和克里斯廷·范·戴伊克供职于阿纳姆市圣伊丽莎白医院，她俩骑着自行车来到市内的主要广场费尔珀广场，一路长袍飘扬。在广场里，一个个咖啡馆外面的露天平台上人头攒动，她们也加入了进去，和大家一起啜饮着咖啡，吃着马铃薯饼，而与此同时，德国和荷兰的纳粹们正络绎不绝地从旁边经过。

在奈梅亨的圣卡尼修斯医院 ，修女M·多塞特·西蒙斯看见，护士们在女修道院的走廊里欢快地跳着舞。人们把藏了好久的收音机拿了出来，一边注视着窗外洪水泛滥般的撤退人流，一边好多个月以来第一次公开收听广播，那是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橘子无线电台的荷兰语特别节目。圣奥登罗得的果农约翰内斯·胡尔克斯听了广播激动万分，结果竟没有发现在他家后面的一群德国人，把他家的几辆自行车偷走了。

许多地方学校关门，工作停止。在瓦尔肯斯瓦德，雪茄厂的工人们立刻离开机器，蜂拥来到街道上。在政府所在地海牙，电车停驶。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气氛既紧张，又如梦幻一般。办公室都关了门，股票交易停止。通衢大道上的军队突然没有了踪影，而德国和荷兰的纳粹则围住了中央车站。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郊外，成群的人们举着旗帜，拿着鲜花，站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马路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先看到英军坦克从南方驶来的人。

随着每一个小时的过去，谣传也在疯长。在阿姆斯特丹，许多人认为英国部队已经解放了海牙，而海牙离海岸不远，在阿姆斯特丹西南大约30英里的地方。而在海牙，人们则认为，离他们15英里的那个伟大的鹿特丹港 已经被解放了。乘坐火车旅行的人，每次火车停下，就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其中一位旅客亨利·佩伊南堡是一位25岁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他正从海牙前往他在奈梅亨的家，这是一段不到80英里的路程。旅行开始的时候，他便听说英国人已经进入了古老的边境城市马斯特里赫特。在乌得勒支，他被告知，英国人已经到了鲁尔河蒙德。然后，在阿纳姆，人们又向他保证说，英国人已经攻占了芬洛，芬洛离德国边界只有几英里远。“当我终于到家的时候，”他回忆说，“我本来以为会看见盟军在街上，但我所看到的全都是正在撤退的德国人。”佩伊南堡感到既糊涂又不安。

还有别的人和他一样关注形势——在海牙秘密举行会议的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尤其如此。他们紧张地注视着事态发展，在他们看来，荷兰似乎就站在自由的门槛上。盟军的坦克能够轻而易举迅速穿越国土，从比利时边界直达须得海 。地下抵抗组织确信，那个穿过荷兰、跨越莱茵河并进入德国的“通道”，已经敞开了大门。

抵抗组织的领导人知道，德国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能够阻止盟军坚定的大规模强攻的作战兵力。对于那一个软弱而又人员配备不足的师，他们不屑一顾，那个师由老年人组成，守卫着沿海的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坐在水泥地堡里，一枪都没有放过）。对于别的不入流的部队，他们也几乎不屑一顾，那些部队的作战能力大大令人怀疑，其中有荷兰的党卫军、匆匆组成的卫戍部队、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的人——那些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的人所组成的部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胃营”和“耳朵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患有胃溃疡，就是耳背。

在荷兰人看来，盟军的行动意图似乎是明显的，进攻在即。但盟军的胜利，却依赖于英军从南方发起的大规模强攻的速度，而有关这一点，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确定盟军的挺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格布兰迪首相的声明说，盟军的部队已经越过了边界，但这话是否确凿，调查起来却又绝没那么简单。荷兰是个小国，面积只有爱尔兰的大约三分之二，但人口密集，有900多万人，德国人要控制颠覆活动，也就有了困难。在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都有地下抵抗力量的基层组织。虽说如此，传递情报也是危险的。主要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使用复杂的电路、秘密的线路和密码消息，在全国各地通电话。这样一来，在这个重要时刻，地下组织的官员们没出几分钟便知道，格布兰迪的声明为时过早了——英军部队并没有越过边界。

橘子无线电台的其他广播则是进一步乱上添乱。在12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里，英国广播公司的荷兰语节目两次（一次是在9月4日晚上11∶45，一次是在9月5日的上午）宣布，离比利时边界7英里远的荷兰城市布雷达——这座要塞城市——已经被解放了。消息迅速传开。秘密印刷的报纸立即准备了解放专号，报道“布雷达的陷落”。不过阿纳姆地区抵抗力量的领导人，38岁的皮特·克鲁伊夫，却对橘子无线电台的新闻快报深表怀疑。克鲁伊夫的小组是国内技能最精湛、纪律最严明的小组之一。他立即让他的通信专家约翰内斯·施泰因福特核对这个报道，施泰因福特是一家电话公司的年轻的仪器制造工人。施泰因福特迅速用一条秘密电路接通，与在布雷达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结果他成了最先得知那个痛苦真相的人之一：那座城市仍然在德国人的掌握之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盟军部队，不论那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由于谣传泛滥，因而许多抵抗小组匆匆聚集起来，讨论该怎么办。尽管伯恩哈德亲王和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已经提醒人们，不要发动大起义，但一些地下组织成员已经没有耐心了。他们相信，到了该直接面对敌人，从而帮助挺进的盟军的时候了。显然，德国人害怕大造反。地下组织注意到，在撤退的队列中，卫兵现在是坐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步枪和冲锋枪随时准备射击。抵抗力量的许多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急于战斗。

在奥斯特贝克西北几英里处的埃德村，25岁的梅诺·托尼·德努易，试图说服他的小组领导人比尔·维尔德布尔发动袭击。托尼争论说，一旦盟军入侵，这个小组就应该接管埃德村，这是老早以前的计划了。埃德村的营房，原先是用来训练德国海军陆战队的，现在实际上已是空无一人。德努易想占领那些建筑。年纪比他大的维尔德布尔，原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军士长，他不同意这么做。“这个形势我信不过，”他告诉德努易，“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必须等待。”

并非地下组织的所有活动都被控制住了。在鹿特丹，地下组织的成员占领了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荷兰比利时边界的阿克瑟尔村，村公所连同其古老的护城墙被攻占了下来，几百名德国士兵向平民战士投降。在许多城镇里，许多纳粹官员在试图开溜的时候被抓住。阿纳姆以西的沃尔夫黑策村，主要以其精神病院而闻名，在这个村子里，当地的警察局长在自己的车里被抓住了。他被临时关在最近的现成住所，也就是疯人院，准备在英国人“到达的时候”被交出去。

这些都是例外。总的看来，地下组织保持着平静。然而在各处，他们都利用这个混乱的局面，为盟军的到达做着准备。在阿纳姆，42岁的夏尔·拉布谢尔是一个古老的法国家族的后裔，他积极参加一个情报组织的活动，忙得无暇理会谣传。他与几个助手一起，坐在阿纳姆大桥附近一个办公室的窗子边，一个又一个小时地注视着，他们看见德国部队在朝东和东北方向开拔，沿着泽文纳尔公路和聚特芬公路前往德国。拉布谢尔的任务，就是估计部队的人数，如果可能的话把部队辨认出来。他记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情报，由信使送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经由一个秘密网络送到伦敦。

在奥斯特贝克郊外，年轻的扬·埃以克尔霍夫毫不张扬地穿过人群，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整个地区，把伪造的食品配给证交给那些躲避德国人的荷兰人。57岁的约翰努斯·彭西尔，是阿纳姆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人，人称“老头儿”，他的部下认为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他断定，到了该转移他武器库的时候了。在到处都是德国部队的情况下，他和几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助手，公开驾驶着一辆面包店的厢式运货车，沉着地来到市医院，武器就藏在市医院里。他们迅速把武器包在棕色的纸里，把隐藏的武器全都运送到彭西尔的家里。从他家地下室的窗子能把主广场看得一清二楚，很是方便。彭西尔和他的副手图恩·范·达伦都认为，到时候这就是一个可以向德国人开火的完美阵地。他们的这个军事分支名为“使用暴力的小伙子”（Landelyke Knokploegen），他们决心不辜负这个称号。

在各个地方，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的男女成员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而在南部的城镇和乡村里，有人认为，荷兰的部分地区已经被解放了，他们于是跑出家门，准备欢迎解放者。在位于奈梅亨东南的奥斯村，蒂伯修斯·努德米尔神父看到兴高采烈的人群，心中想，空气中有着一种疯狂。他看见，人们怀着庆祝的心情互相拍着肩膀。他把在马路上行走的垂头丧气的德国人与欢欣鼓舞的荷兰旁观者进行了对照，特别提到，“一方面是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却是发疯的、无限的欢乐”。这位不喜形于色的荷兰牧师回忆说：“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正常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愈加焦虑不安。在奥斯特贝克主要大街的那家药店里，卡雷尔·德维特就开始担忧了。他告诉他的妻子兼主药剂师约翰娜，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盟军的飞机还没有攻击德国人的车辆和行人。弗朗斯·舒尔特是一位退役的荷兰少校，他认为这种普遍的热情为时尚早。德国人似乎是惨败了，对此舒尔特的弟弟和弟媳欣喜若狂，但舒尔特却并不以为然。“情况会恶化，”他告诫说，“德国人远没有被打败。相信我吧，如果盟军想要渡过莱茵河的话，我们会看到一场恶战的。” L0hh2Uwq/Gb+73z10CDJ6gRuEyiXwxELx2q22C4sY34datHDw0Q82NRULlQ+U7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