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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在潮湿的6月清晨里非常安静。村子的名字叫拉罗什吉荣，它躺在从巴黎到诺曼底几乎一半路程上的塞纳河宽阔、懒洋洋的弧弯里，不受打扰，几乎有12个世纪了。多年来它仅仅是人们到某处去半途要经过的一个地点。这儿唯一的特色是有一个城堡，那是拉罗什富科公爵们
的府邸。正是这座突出在村后屏障般山丘旁的城堡，使拉罗什吉荣的太平日子走向终结。
在这个灰暗的早上，城堡阴气逼人，它的巨大石块因为潮湿而闪着光。快6点钟了，可是两个铺着圆卵石的大院子仍然毫无动静。大门外面，大路延伸开去，很宽阔，空荡荡的，村子里那些红瓦顶房舍的百叶窗仍然紧闭。拉罗什吉荣非常安静———安静得像是个荒芜的野村。可是这种寂静是不真实的。在窗板后面人们在等待钟的鸣响。
6点钟一到，城堡旁边那座15世纪的圣萨姆森教堂里的钟就会敲响“奉告祈祷”的钟声。要是在太平年月，它的意义很简单———拉罗什吉荣村民会在胸前画个十字，停下来做一次祈祷，可是现在“奉告祈祷钟”有着比静思片刻更为丰富的意义。今天早上钟的敲响，意味着一夜宵禁的结束和德军占领第1451天的开始。
拉罗什吉荣村每个角落里都安有岗哨。哨兵们在有保护色的斗篷里蜷成一团，他们站在城堡两座大门的门洞里、村子两头的路障旁、小山丘白垩矿脉露头凹处的岗亭里，以及城堡上方最高的小山上古塔残址旁的哨所里。在那里，机枪手居高临下，能把整个被占领的法国中占领得最为彻底的村子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拉罗什吉荣虽然有田园诗般的表面，骨子里却是一座监狱；村子里里外外一共有543个村民，而德国军人的数目却是村民的三倍多。他们当中的一个就是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德军西线最强大的B集团军群的司令。他的总部就设在拉罗什吉荣的城堡里。
从此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关键性的第五个年头，全神贯注、意志坚定的隆美尔，准备为他一生中最最凶狠的一次战役而战斗。他指挥着50余万军队，其任务就是防守一条极长的海岸线———延伸几达800英里，从荷兰的海堤，一直到布列塔尼半岛大西洋海浪冲击着的岸滩。他的主力第十五集团军集中在加来海峡省一带，亦即英法海峡最狭窄的地段。
夜复一夜，盟军的轰炸机轰炸这个地区，第15集团军中对轰炸厌烦不已的老兵苦涩地打趣说，最好的休息疗养处所莫若是第7集团军的诺曼底驻地了。那里几乎没有落下过一颗炸弹。
好几个月了，在一片密林般的滩头障碍物和雷场的后面，隆美尔的部队在海边的水泥工事里等待着。可是蓝灰色的英吉利海峡一直空无舰船。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这个宁静的星期天早晨，从拉罗什吉荣村，仍然看不出一丝盟军入侵的迹象。这一天是1944年的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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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尔独自一人待在底层那个他用来办公的房间里。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文艺复兴式办公桌的后面，就用一盏台灯照亮工作。房间很大，天花板很高。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戈布兰
挂毯。另一面墙上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那副高傲的尊容———此公是17世纪的格言作家，也是当今公爵的祖先———从沉甸甸的金边画框里往下俯视。溜光的拼花地板上散放着几把椅子，窗前挂着厚厚的帷幔，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房间里除了隆美尔本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与他个人有关的东西。这里没有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或他的15岁的儿子曼弗雷德的照片。没有战争初期他在北非沙漠大捷的纪念品———甚至也没有1942年希特勒兴致勃勃赏给他的那根华丽耀眼的陆军元帅节杖。（这根18英寸长、3磅重、带有金鹰与黑卐符号的红丝绒套子的金杖，隆美尔只携带过一次，就在他获得的当天。）甚至连说明他部队布防状况的地图也没有一幅。富于传奇色彩的“沙漠之狐”还跟以前一样，躲躲闪闪，捉摸不定；他可以一下子走出这个房间，连一丝痕迹都不留下。
51岁
的隆美尔虽然看上去显老，却和以往一样精力旺盛。B集团军群无人记得哪个晚上他睡眠超过五小时。这天早晨，和往常一样，他不到4时就起床了，此刻也在不耐烦地等待6点钟的到来。那时他将和幕僚们一起用早餐，然后就可动身去德国了。
这将是隆美尔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休假。他打算坐汽车回去。希特勒坚持他的高级军官必须用“三个引擎的飞机……而且每次必须有一架战斗机护航”，这就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乘坐飞机。好在隆美尔也不喜欢坐飞机。他将乘坐他那辆有活动车篷的黑色大霍奇，走8个小时，回到他在乌尔姆市黑尔林根的家。
他一直在期待着这次旅行，可是做出走开的决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美尔的肩膀上负有巨大的责任，那就是盟军一开始登陆便立刻将其击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灾难，已有点步履不稳：成千架盟军轰炸机日日夜夜连续猛炸德国，苏联强大的兵力进入波兰，盟军兵临罗马城下———不可一世的国防军到处在被击退、被歼灭。德国虽然离打输还很远，可是盟军的登陆将会是决定性的一役。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正是德国的未来，而这一点隆美尔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
然而这天早晨隆美尔却准备回家。几个月以来他都希望6月初能回德国去待上几天。有许多理由使他现在相信他可以离开，虽然他绝对不会承认实际上是自己非常需要休息。就在几天之前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年迈的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葛尔德·冯·伦德施泰特，请求暂时离开。请假立刻就获准了。接下去他有礼貌地拜访在巴黎附近圣热尔曼－恩－赖尔的冯·伦德施泰特总部，去办正式请假手续。冯·伦德施泰特以及他的参谋长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少将见到隆美尔憔悴的面容，都不免感到震惊。布鲁门特里特永远忘不了，隆美尔看上去“又疲劳又紧张……显然很有必要回家和家人团聚几天”。
隆美尔确实是既紧张又急躁。从1943年将近年底他来到法国的那一天起，何时何地与盟军交战就成为一个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压在他的身上。和海岸前线所有人一样，他一直生活在焦虑的梦魇里。他老得去揣摩盟军的意图———他们将怎样进攻，打算在哪里登陆，特别是：什么时候。
只有一个人真正了解隆美尔的紧张心情。对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他毫无保留地倾诉一切。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给她写了40多封信，几乎每两封信的一封里，他都对盟军的攻击作了新的预测。
3月30日，他写道：“现在3月快结束了，而英美仍然没有开始进攻……我开始相信他们已对自己的打算失去信心了。”
在4月6日的信里，他写道：“此间紧张情绪日益加剧……很可能离决定性的事件只有数星期了……”
4月26日的信里他说：“在英国，斗志很低……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打倒丘吉尔和犹太人’与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一次冒险的进攻来说，这些都是凶兆。”
4月27日的信：“现在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会那么密切合作，愿意在最近的将来进攻。”
5月6日：“仍然没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来的迹象……随着每一天、每个星期的过去……我们都变得更加强大……我期待着这次战斗，信心十足……也许它会在5月15日到来，也许是月底。”
5月15日：“我不能进行更多远距离的［视察］巡游……因为谁也不知道进攻何时开始。我相信再过几个星期西线这里就会有动静了。”
5月19日：“我希望能比过去更快地推行我的计划……［不过］我怀疑6月里能不能挤出几天离开此地。从目前的情况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然而，机会毕竟来了。隆美尔决定这个时候请假的原因之一，是他对盟军意图的估计。现在，放在他面前办公桌上的是B集团军群的每周报告。这份编写得很精细的预测，第二天中午将送交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总部，用通用的军队行话来说，是西总（西线总司令部）。到了这里，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润饰，它将用作整个战区报告的一部分呈交希特勒的总部，亦即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隆美尔的军情估计里说，盟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传送给法国抵抗力量的密讯亦大量增加”。不过，报告继续说，“根据以往经验，尚不能得出结论说入侵即将发生……”
这一回，隆美尔判断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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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陆军元帅书房走廊的另一端是参谋长的办公室，在这里，隆美尔的36岁的副官赫尔墨斯·兰上尉正在拿起早晨的报告。这是他每天为司令官做的头一桩杂事。隆美尔喜欢尽早拿到报告，这样，他就可以在吃早餐时和他的幕僚讨论了。不过这天早晨没有多少内容：海边前线仍然很沉寂，除了夜晚加来海峡省遭到持续轰炸。看来这是没有疑问的了：抛开种种别的迹象不说，光是针对加来海峡省这样马拉松式的轰炸就足以说明，它已被选中作为进攻的地点。如果他们真的打算登陆，那么地点准就在那儿。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设想的。
兰看了看他的表：到6点还差几分钟。他们准备7时整动身，得抓紧时间了。不派护送队，光是两辆小汽车，隆美尔的那辆，以及属于汉斯·格奥尔格·冯·坦普尔霍夫上校的那辆，他是B集团军群的作战参谋，也和他们一起走。和往常一样，陆军元帅的行动计划不通知他们将要经过的地区的军事首领。隆美尔喜欢这样，他讨厌每个城市入口处有脚后跟对碰的司令官和摩托车护送队这一套繁文缛节。这样，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在下午3时抵达乌尔姆。
他们又面临那个老问题了：带什么给陆军元帅当午餐呢。隆美尔不抽烟，很少饮酒，吃好吃坏也全不在乎，有时候甚至把吃饭都忘了。过去，在与兰商量长途旅行吃什么时，隆美尔往往会把设想好的午餐菜单一笔划掉，用粗大浓黑的字体写道：“普通野战伙食即可。”有时候，他加上一句：“当然，倘若你想加上一两块牛排我也不反对。”这一来倒把兰搞得更糊涂了。细心的兰永远也弄不清到底该让厨房准备什么。这天早晨，除了一暖瓶清炖肉汤之外，他还要了几种三明治。他猜想隆美尔和往常一样，反正是会把午饭忘得一干二净的。
兰离开办公室，沿着有橡木镶板的走廊往前走。从两旁的房间里传出谈话的嗡嗡声与打字的嗒嗒声；B集团军群司令部如今是一个忙碌不堪的处所。兰老是纳闷，住在二楼的公爵与公爵夫人在这一片吵闹声中怎能睡得着。
在走廊的尽头，兰在一扇巨门的前面停下。他轻轻叩门，扭动把手走了进去。隆美尔没有抬头。他在全神贯注地看面前的文件，似乎根本未发现他的副官进入房间，兰知道不应打扰。他站在那里等候。
隆美尔从办公桌上抬起了眼。“早上好，兰。”他说。
“早上好，陆军元帅。这是报告。”兰把它递了过去。接着他离开房间等在门外好陪隆美尔去吃早饭。看来陆军元帅今天早上事情特别多。兰知道隆美尔是个心血来潮便要改变计划的人，他不敢肯定他们真的能动身。
隆美尔倒无意取消这次旅行。他希望晋见希特勒，虽然事先并未做好具体的安排。所有的陆军元帅都有权会见元首，隆美尔给他的老友鲁道夫·施蒙特少将、希特勒的副官打过电话，要求会见。施蒙特认为可以安排在6日至9日之间。除了自己贴身的幕僚外，没有人知道他打算去见希特勒，这是隆美尔的典型做法。在伦德施泰特总部的工作日志里仅仅是简单地写道：隆美尔要请假回家过几天。
隆美尔确信这段时间里他可以离开自己的总部。如今5月已过———那个月天气特别好，盟军倘若想进攻，那是最理想不过了———他得出结论，再过几个星期也还不会有什么动静。他对这一点非常肯定，甚至还为完成抗登陆障碍的全部工程定了一个最后期限。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给第七集团军与十五集团军的命令，上面写道：“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完成障碍设置工程，务使敌人付出极高代价后方有可能于低潮时登陆……工程应大力推进……必须于6月20日前向本总部做出竣工报告。”
他现在推论———就和希特勒与德国最高统帅部一样———登陆不是与红军的夏季攻势同时发生，便是稍稍偏后。他们知道，苏联人的进攻总要等波兰解冻后期才能开始，因此他们认为，登陆战不到6月下旬不会发起。
在西线，近来天气一直很不好，而且按预报往后还要更糟。据驻在巴黎的空军首席气象学家沃尔特·斯托培上校教授早上5点钟的报告，云层将会增厚，还会有大风和雨。就是现在，英吉利海峡上正刮着时速20英里到30英里的风。在隆美尔看来，盟军近几天里是不大会发起攻击的。
即使在拉罗什吉荣，夜里天气也起了变化。几乎正对着隆美尔的办公桌，有两扇高高的法式窗户，窗子外面，是一片玫瑰花坛。今天早上，它已经面目全非了———玫瑰花瓣与折断的花枝狼藉一地。天亮前不久，一次短暂的夏季暴风雨从英吉利海峡袭来，扫过法国海岸一角后又迅速离去。
隆美尔打开他办公室的门跨步走出去。“早上好，兰，”他说，仿佛此刻之前他压根儿没见到过他的副官。“咱们准备好可以动身了吗？”他们一起走去用早餐。
在外面，拉罗什吉荣村里，圣萨姆森教堂敲响了“奉告祈祷”的钟声。每一下钟声都在大风中苦苦挣扎。现在是6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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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尔和兰之间关系很亲切、随和。几个月来，他们经常待在一起。兰是2月间转到隆美尔这里来的，这以后几乎每一天，他们都要一起到某地去做长途巡视。他们通常凌晨4时半上路，用最高速度驶往隆美尔管辖下某个遥远的角落。今天去荷兰，明天去比利时，再下一天说不定又是去诺曼底或布列塔尼。意志坚强的陆军元帅充分利用每分每秒。他对兰说过：“我现在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是时间。”为了制服时间，隆美尔既不宽容自己也不放松手底下的人。从1943年11月被派到法国来的第一天起，他就这样拼命工作。
那年秋天，负责全部西欧防务的冯·伦德施泰特请求希特勒给予增援。可是他得到的却是这个讲求实际、勇敢大胆、雄心勃勃的隆美尔。使贵族气十足、68岁高龄的西线司令感到屈辱的是，隆美尔身上带着一个“弹性命令”：指令他视察海岸防御工程———也就是希特勒大吹大擂的“大西洋壁垒”，然后直接向元首的总部汇报。感到难堪与失望的冯·伦德施泰特对比他年轻的隆美尔———他管隆美尔叫“娃娃元帅”———的到来大为光火，以致前去质问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上面是不是派隆美尔来接他班。对方告诉他，“不要胡乱做出错误的结论”，还说“隆美尔纵然才华出众却还没有资格充任这个职务”。
隆美尔到任不久即对大西洋壁垒做了一次旋风式的视察———他见到的事情使他大为震惊。只有极少地方，海岸的钢骨水泥巨大工事是完成的：那是在主要的港口、河口以及俯临海峡的处所，大致上是从勒阿弗尔以北到荷兰。其他地方，防御工事完成的程度多少不等，有些地方工程甚至还没有开始。的确，即使在目前的状态下，大西洋壁垒也是一道令人畏惧的障碍，在工程完成的地方，简直可以说是重炮林立。可是能让隆美尔感到满意的地方未免太少了。缺的东西太多，无法阻挡隆美尔知道必定会到来的大屠杀———他始终忘不了去年北非他在蒙哥马利手里的那次铩羽大败。在他那双爱挑剔的眼睛看来，这整个大西洋壁垒简直是一场闹剧。他曾用德语———这种世界上表现力最强的语言之一宣称，这是“希特勒的Wolkenkuckucksheim（云端布谷之乡）里的一个幻想”。
仅仅在两年前，这个壁垒几乎还没有一点点痕迹。
一直到1942年，对于元首和他的趾高气扬的纳粹党人来说，胜券在握，海岸防御毫无必要。卐字旗到处飘扬。一兵未发，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即已摘取到手。早在1939年，波兰就被德国和俄国瓜分。战争未打满一年，西欧不少国家像熟苹果一样纷纷坠落。丹麦陷落在一天之内。挪威从内部渗透，费时稍久：用了六个星期。接着在5月与6月，仅仅用27天而且没有任何形式的前奏，希特勒的打闪电战的军队就长驱直入荷、比、卢、法，而且在敦刻尔克把英国人赶进大海，使全世界瞠目结舌。在法国崩溃后，唯一剩下的就是英国———真可谓茕茕孑立。希特勒要“壁垒”又有何用？
可是希特勒没有进军英国。他的将军们要他这样做，可是希特勒等待着，他认为英国人会乞求和平的。随着时间过去，局势迅速起着变化。由于有了美国的援助，英国开始经历缓慢然而是确切无疑的复苏。1941年6月希特勒袭击苏联———如今他深深地陷了进去———他看到法国海岸不再是一块进攻的跳板，而是成为他防线中的一个弱点。到1941年秋，他开始和他的将军们谈论要把欧洲变成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到12月，美国参战后，元首在世人面前吹嘘说：“从克尔肯尼斯（在挪芬边界）……直到比利牛斯（在法西边界）有一道由要塞和坚固的堡垒构成的带子……使这条防线在任何敌人面前坚不可摧是我不可动摇的决心。”
这纯粹是大吹法螺。弯弯曲曲的地方不算，北起北冰洋，南到比斯开湾，海岸线逶迤几达三千英里呢。
即使在直接面对英国的海峡最狭窄处的沿岸，防御工事也毫无影踪。可是，希特勒已经对堡垒的想法着了迷。当时任德军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将军，清清楚楚地记得希特勒首次勾勒他那荒谬设想的情形。哈尔德永远不能原谅希特勒拒绝入侵英国，他对这整套想法非常冷淡。他壮着胆子建议，这些工事“如果真有必要建立”，也应该建立在“军舰炮轰不到的海岸线后稍深处”，否则部队会给压制住，动弹不得。希特勒快步走过房间来到一个摊了张大地图的桌子跟前，足足发了五分钟让人难以忘记的脾气。他一面用紧握的拳头猛捶地图一面尖叫：“炸弹和炮弹会落在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落在壁垒的前面、后面和上面……可是待在壁垒里的军队却安如磐石！紧接着他们将从里面冲出来投入战斗！”
哈尔德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他知道，最高统帅部里其他将军也同样知道，尽管第三帝国赢得那么些令人陶醉的胜利，元首已经在担心第二战场的开辟———担心一次登陆进攻了。
然而，在修建防御工事上仍然没有什么行动。1942年，当战争的浪潮开始变得对希特勒不利时，英国的突击队员开始袭击这个“无法渗透的”欧洲堡垒。接着又发生了战争中最为惨烈的突击战，这次战斗中，5000多名英勇的加拿大人在迪耶普登陆。这是正式登陆战的一次牺牲惨重的前奏，盟军的策划者摸清了德国人对港口作了何等坚固的设防。加拿大士兵伤亡3369人，其中900人失去了生命。这次进袭以惨败告终，但是它也使希特勒大为震惊。他对将军们怒吼道，大西洋壁垒必须以最快速度完成，工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速进行。
事实上也果真如此。千万个奴隶般的劳工夜以继日地修筑工事。好几百万吨水泥倾泻下来；水泥用得这么猛，以致在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再也不可能为建造别的而弄到一点点水泥。需要的钢铁数量大得惊人，不过这种物资本来就奇缺，因此工程师们不得不少用与不用，其结果是大多数的重掩体或碉堡都没有可旋转的穹顶，因为这样做是需要用钢铁来做炮塔的，这样一来炮火的射角不得不受到限制。对材料与装备的需要如此之大，连法国老马其诺防线与德国边界工事（齐格菲防线）都给拆去一部分，以供大西洋壁垒之需。到1943年底，虽然整个壁垒远未完成，却有50多万人在为它工作，工事本身也已成为一个具有威胁力量的现实。
希特勒知道登陆是不可避免的，可如今他又面临另一个巨大的问题：找到师团来挑起越来越沉重的防务。在苏联，国防军既然力图要在凌厉的苏军攻势前守住2000英里长的战线，一个又一个师被吞噬是不可避免的。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使该国脱离战争，千万名德国士兵被缠住在那儿，无法脱身。因此，到了1944年，希特勒增援他的西线卫戍军时，不得不用这样奇异的混合物———老人与少年，苏联战线上溃败下来的残兵败卒，强制征兵凑起来的“志愿军”（这里有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与南斯拉夫人组成的队伍，此外还有各色各样的杂牌军），甚至还有两个苏联人组成的师团，这些人宁愿帮纳粹打仗而不愿给关在集中营里。开起仗来这样的军队表现如何自然大成问题，但用来填补空白的就是他们。希特勒手里仍然有久经沙场的军队与装甲师，这是他坚强的核心力量。在D日，希特勒在西线的兵力将共达60个师，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力量。
这些师团并不是全都满员的，但是希特勒仍然寄希望于他的大西洋壁垒，有了它局面自会改观。可是对于像隆美尔这样在别的战场打过仗———并且输过仗———的人来说，他们见到那些防御工事时不免大为震惊。1941年以后，隆美尔一直没有到过法国。他和其他许多德国将军一样，对希特勒的宣传是信以为真的，他本以为防御工程快要完成了呢。
他对“壁垒”的尖刻抨击并没有使西线总部的冯·伦德施泰特吃惊。相反，伦德施泰特倒是衷心表示同意，这也许是他与隆美尔毫无分歧唯一的一次。老谋深算的冯·伦德施泰特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固地防御。1940年他策划了对马其诺防线的外线迂回，并大获成功，这一行动导致法国全线溃败。在他看来，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无非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更多是用来骗骗德国老百姓而不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因为敌人通过他们的间谍，情况知道得比我们多”。壁垒只能“暂时耽搁”盟军的进攻，却阻挡不住它。冯·伦德施泰特深信，最初的登陆是根本拦阻不住的。他粉碎入侵的方案是把大批的德军从海边往后撤，等盟军登陆后再袭击它。他相信，攻击的最佳时刻是：敌人立脚未稳，比较虚弱，没有健全的补给线，正在一个个孤立的登陆场力图重建机体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理论，隆美尔却表示不敢苟同。他坚决认为，粉碎进攻只有一个办法：予以迎头痛击。要把援军从后方调来根本来不及。他相信，不间断的空袭与来自海上与陆地的重炮轰击定会摧毁增援部队。他认为，所有的一切，军队也好，装甲师也好，都必须在海边或稍稍靠后处严阵以待。
他的副官很清楚地记得隆美尔归纳出他的战略思想的那一天。他们二人站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的隆美尔穿了一件厚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旧围巾，走过来走过去，挥动着他那根“非正式的”元帅杖，那是一根两英尺长的银头黑棍，飘着红、黑、白三色流苏。他用棍杖指指这儿那儿的沙滩，说：“战争打赢打输，要在这些海滩上见分晓。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可以阻止敌人，那就是当他们还在水里……想尽办法要登岸的时分。后备力量怎么也来不及赶到出事地点，连指望他们都是一件傻事。主要防线就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力量都得部署在海边。相信我，兰，入侵的最初24小时将是决定性的……对同盟国也罢对德国也罢，这一天都会是最长的一天。”
总的来说，希特勒是赞同隆美尔的计划的，从这时起，冯·伦德施泰特就仅仅是一个空有其名的头头了。只有在冯·伦德施泰特的命令与自己想法相符时，隆美尔才执行。当隆美尔要独行其是时，他总是用这唯一的然而也是极有力的论据来给自己撑腰。他总是说：“元首给了我非常明确的命令。”但他从不直接对威严十足的冯·伦德施泰特表达，而是冲着西线总部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这样说。
有了希特勒的撑腰和冯·伦德施泰特的勉强让步（西线总司令恶狠狠地说：“希特勒这个波希米亚下士老是出尔反尔。”），很有主见的隆美尔着手把现有的抗登陆方案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在短短几个月里，隆美尔雷厉风行，使整个局面得以改观。他命令他的部队，在当地强制征集的劳动营的配合下，在每一个他认为可能会登陆的海滩上，竖起笨重的抗登陆障碍物。这些障碍物———支支棱棱的铁三脚架、布满锯齿的大铁门似的构架、包上铁皮的粗木桩、水泥浇灌的锥体———都配置在高潮线和低潮线的尽底下。与它们连在一起的是杀伤力极强的水雷。水雷不够就用爆破筒，它们的嘴鼻不祥地指向大海，只要一碰触，马上就会爆炸。
隆美尔的奇特发明（大多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既简单又杀伤力极强。其目的是捅破、摧毁满载部队的登陆艇或是尽可能拖住它们，好让岸上的炮火打个正着。他估计不管出现哪种情况，不等敌方部队登上海滩都会遭到大量杀伤。如今，沿着海岸线足足配置了50多万件这样致命的水下障碍物。
但是做事情一定要完美无缺的隆美尔仍然感到不满意。他下令，在沙滩、岩石、沟壑和通往内陆的小路上统统要埋上地雷———各种各样的地雷，从足以把坦克履带炸断的煎饼式大地雷，一直到小巧的微型地雷，踩上这种雷它会往上蹦，在齐人腰处爆炸。现在，海岸线上埋置了足足500多万枚这样的地雷。隆美尔希望在进攻开始前再埋600万枚。他希望最终能在登陆海岸上箍上一道有6000万枚地雷的带子。
在密林似的地雷群和障碍物后面俯瞰着海岸线的是隆美尔的士兵，他们守候在为层层带刺铁丝网所包围的地堡、水泥掩体和交通堑壕里。陆军元帅所能搜罗到的每一尊大炮，都从这里居高临下地对着沙滩与大海，早已计算好，火力可以互相交叉。有些大炮确实是对准海岸的，它们隐藏在水泥掩体里，上面是富于和平色彩的海滨度假房舍。炮筒不对着大海而是直接瞄准沙滩，为的是好给登陆的人潮一阵近距离的平射。
所有的新技术、新发明全都让隆美尔用上了。哪儿缺少大炮，他就代之以火箭炮或是复式掷弹筒。在某个地方，他甚至弄到了起名为“歌利亚”
的小型无人操纵坦克，这些能装载半吨多炸弹的车辆可以从堡垒里遥控，让它们驶往沙滩，在部队或登陆艇中间爆炸。
在隆美尔的中世纪武器库中唯一不见踪影的大概只有朝进犯者头上浇下去的一桶桶滚烫的铅水了———不过也不妨说隆美尔提供了现代化的替代物：火焰自动喷射器。在前线某些地方，蛛网般的铁管从隐藏的油库里通出来，伸向沙滩后面杂草深深的壕沟。一按电钮，进攻的部队就会立即被火焰吞没。
隆美尔也没有忘记伞兵或乘滑翔机的步兵的威胁。他命令给碉堡群后面低洼的地方灌上水，在离海岸七八英里的地方都打上粗重的桩子，设置好饵雷。桩子之间都拉有绊索，只要一触动，它们会立即引发地雷或唤来炮击。
隆美尔为盟军部队准备好一次血腥气十足的欢迎仪式，现代战争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厉害并致人死地的防御阵势。可是隆美尔仍然不满意。他需要更多的地下掩体、更多的滩头障碍物、更多的地雷、更多的大炮与军队。他最迫切需要的是目前远离海岸作为后备力量的强大的装甲师。他在北非沙漠曾用装甲师赢得令人难忘的胜利。可是现在，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论是他还是伦德施泰特，不经希特勒批准，都无权动用这些精锐的装甲部队。元首坚持要把它们置于独自一人的控制之下。隆美尔至少需要海岸有五个装甲师，好在盟军登陆最初几个小时里给予迎头痛击。要得到它们只有一个办法———去见希特勒。
隆美尔经常告诉兰：“最后一个能见到希特勒的人就是赢家。”在拉罗什吉荣这个阴沉沉的早晨，就在他准备动身去德国要开始长途驱车回家的时刻，隆美尔痛下决心要当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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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5英里以外离比利时边境很近的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部，有一个人希望6月4日清晨快点来临。赫尔墨斯·迈耶中校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显得形容憔悴，睡眼惺忪。自从6月1日以来，他就没有一个夜晚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而刚刚过去的夜晚又是最最糟糕的，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夜晚。
迈耶的工作很累人，很伤脑筋。他除了是第十五集团军的情报军官之外，还领导着沿海前线唯一的一个反情报工作小组。他的组织核心是30个人组成的无线电监听小组，这些人在一个水泥掩体里24小时轮流值班，这里配备有各种最精密的无线电仪器。他们的工作就是监听，别的什么也不用管。不过每一个人都是精通三种语言的专家，盟军方面通过以太发出的每一声耳语，或是莫尔斯电码的一个轻轻按触的符号，他们都会捕捉到。
迈耶手底下的人经验丰富，那儿的设备精良，连100多英里之外英国宪兵吉普车无线电话所发出的呼叫它们都能收听到。这对迈耶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美、英宪兵在指挥军队护航船时，得通过无线电交谈，这就给迈耶带来极大的好处，使他能编制出驻扎在英国的各个师团的名单。可是这些天来，迈耶的监听员再也收听不到这样的呼叫了。这对迈耶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这说明对方目前正在执行严格禁止使用无线电的命令。这在他已经掌握的众多线索上又添加了一条新的线索，说明登陆确实是迫在眉睫了。
掌握了他已到手的一切情报，再加上这样一条，就能使迈耶构筑出一幅盟军备战的图景。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出色的情报人员。一天几次，他把监听得来的情况筛选整理，不断寻找可疑的、不寻常的———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
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昨天晚上，他手底下的人果真收听到了一条。这条消息是一项通讯社加急电讯，是天刚黑时收到的。电文如下：
加急美联社尼克发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宣布盟军在法国登陆。
迈耶惊呆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去警告总司令部的参谋部。可是他停住了并且镇定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信息肯定是不准确的。
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有两个理由。第一，整个海岸前线一点动静也没有———如果发动攻势他一定会马上知道的。第二，还在1月里，当时的德军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曾告诉迈耶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奇特信号，他说倘若登陆即将进行，盟军肯定会用这个信号的。
卡纳里斯当时警告说，在进攻前的几个月里，盟军一定会向地下组织播送数以百计的信息。其中只有几条确定与D日有关，其余都是假情报，是故意混淆视听用来迷惑对方的。卡纳里斯的意思十分清楚：迈耶要监听所有这些信息，为的是不要和最最重要的那一条混淆起来。
起初，迈耶对此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完全依赖独一无二的一条信息，这简直是发疯。另外，根据他过去的经验，柏林的情报来源十之有九都是不可靠的。他有一整套假情报的档案可以证实自己的看法：盟军像是向从斯德哥尔摩到安卡拉的每一个德国间谍都提供了登陆的“确切”地点与日期，可是没有两份报告是一致的。
可是这一次，迈耶知道柏林方面并没有弄错。6月1日晚上，迈耶的部下在几个月的监听之后，截取到了盟军信息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和卡纳里斯所描述过的不差分毫。它们与迈耶部下前几个月所收听到的密码词句无甚不同。每一天，在英国广播公司照例的新闻广播之后，广播员用法语、荷兰语、丹麦语和挪威语向地下组织朗读密码指示。大部分的信息在迈耶听来都是毫无意义的，更令人气恼的是无法破译出这一类神秘莫测的片断，如“特洛亚战争不会发生”，“糖浆明天将喷涌高涅克酒”，“约翰有一排长上髭”，或“萨拜因刚得了腮腺炎和黄疸病”。可是，紧跟在6月1日晚上英国广播公司9点钟新闻广播之后的那条信息，对迈耶来说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现在请听几条与个人有关的消息。”广播用法语说道。沃尔特·赖克林军士赶紧开动一台钢丝录音机。广播中有片刻的停顿，然后开始念道：“萧瑟秋天，提琴幽咽声声情。”
赖克林突然把双手往耳机上一拍，接着他扯下耳机冲出掩体往迈耶的营房奔去。军士冲进迈耶的办公室，激动地喊道：“长官，信息的第一部分！它来了。”
他们俩一起回到无线电掩体，在那里迈耶听了录音。果真如此———正是卡纳里斯警告他们要注意的那条讯息。那是法国19世纪诗人保尔·魏尔兰《秋之歌》中的第一行。据卡纳里斯方面的情报说，要是魏尔兰的这一行诗在“一个月的第一天或第十五天广播……那就意味着它是宣布英美入侵的那条信息的前半段”。
这个信息的后半段则是魏尔兰同一首诗的第二行：“单调颓丧，深深刺伤我的心。”按照卡纳里斯的说法，要是这句诗广播了，那就意味着“登陆将在48小时之内开始……从广播第二天的零时起计算”。
就在听了魏尔兰第一行诗的录音之后，迈耶立即向第十五集团军的参谋长鲁道夫·霍夫曼做了报告。“第一个信息来了，”他告诉霍夫曼，“现在肯定会有情况发生。”
“你能绝对肯定吗？”霍夫曼问。
“我们录了音了。”迈耶回答道。
霍夫曼立刻向第十五集团军全体人员转达了这一警告。
与此同时，迈耶通过电传打字把这个信息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接着，他又打电话告诉了伦德施泰特的总部和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总部。
在最高统帅部，这个讯息被递交给作战部部长艾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它一直待在约德尔的桌子上。约德尔没有下警戒令。他认为伦德施泰特准已经这样做了，而伦德施泰特则以为隆美尔的总部会下这样的命令。
在整个海岸前线上只有一个集团军处于警戒状态：那就是第十五军。守在诺曼底海岸的第七集团军由于对这一信息毫无所知，因而没有紧急戒备。
6月2日与3日的晚上，信息的第一部分又重新广播。这使迈耶大惑不解，根据他所掌握的消息来源，这个部分是应该只广播一次的。他只能这样解释：盟军重复广播是担心地下组织没有收听到。
在6月3日夜晚，重复广播那个信息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美联社关于盟军在法国登陆的急电也给截获了，如果卡纳里斯的警告是正确的，那么美联社的新闻肯定错了。在片刻的惊慌之后，迈耶把宝都押在卡纳里斯这一边。现在他身心疲惫，但却得意扬扬。拂晓来临，整个前线仍然是一片宁静，这进一步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现在，除了等待随时可能到来的那至关紧要的下半段警告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这件事可怕的含义让迈耶不寒而栗。盟军登陆的失败、他千百万个同胞的生命、连同他的国家能否存在，都取决于他和部下是否能及时监听到广播，以及迅速通知到前线指挥部。迈耶和他的部下自然会极端小心谨慎。他只求他的各位上级也能够理解这个信息的重要含义。
就在迈耶镇定下来安心等待的时候，125英里之外，B集团军群司令也正准备动身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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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元帅隆美尔小心翼翼地往一片涂了黄油的面包上抹薄薄一层蜂蜜。早餐桌上坐着他那位才智过人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博士少将，还有几位副官。大家都已熟不拘礼。餐桌上的谈话是随随便便、无拘无束的，就像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父亲坐在桌子的上首。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也确实像关系很亲密的一家子。每个军官都是隆美尔亲自挑选的，他们也都对他忠心耿耿。今天早晨他们都就某些问题向隆美尔作了简短的汇报，希望他能使希特勒注意。隆美尔很少说话。他只不过是在听。他现在急于要动身。他看了看他的表。“先生们，”他突兀地说，“我必须走了。”
在大门口，隆美尔的司机丹尼尔站在元帅汽车的旁边，车门敞开着。隆美尔请冯·坦普尔霍夫上校和他一起坐进那辆霍奇牌汽车，上校是兰以外和他同行的唯一副官。坦普尔霍夫的汽车可以跟在后面。隆美尔和他总部的成员一一握手，跟他的参谋长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接着就坐到了司机旁边，这是他坐惯的位置。兰和冯·坦普尔霍夫上校坐在后面。“现在我们可以走了，丹尼尔。”隆美尔说道。
汽车绕着院子缓行，接着就驶出大门，穿过车道旁那16棵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菩提树。到了村子，汽车往左拐，开上了通往巴黎的公路。
现在是早上7点钟。在6月4日这个特别阴沉的星期天早晨离开拉罗什吉荣，隆美尔感到挺合适。这次旅行所选择的时间再恰当不过了。他身边座位上放着一只硬纸盒，里面有一双手工制作的灰色软羔皮鞋，5.5码大小，这是带给他夫人的。他所以要在6月6日星期二和她团聚，有着特殊的、很富人情味的原因，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
。
在英国，现在是8点钟。（英国双重夏令时间与德国中部时间相差一小时。）在朴次茅斯附近树林里一辆住人的汽车拖车里，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将军工作了一个通宵后，沉入了熟睡之中。几个小时以来，密码信息通过电话、信使与无线电从近处他的总部传了出去。差不多就在隆美尔起床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做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由于天气情况欠佳，他让盟军登陆的时间推延24小时。如果情况合适，D日将是6月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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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美国“科里”号驱逐舰舰长乔治·D·霍夫曼海军少校通过他的双筒望远镜，观看那一长列在他后面坚定地破浪前进横越英吉利海峡的舰船。船队走了这么远却未遇到任何攻击，这在他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船队是依着航线走的，时间上也分秒不差。这支船队迂回曲折地缓缓行进，每小时还走不了四英里，自从昨晚离开朴次茅斯港以来已经航行80多英里了。可是随时随刻霍夫曼都担心会遇见麻烦———潜艇或空袭，也许是二者同时来到。他预料即使运气好也会进入雷场，因为随着分分秒秒过去，他们正越来越深入到敌方的水域。法国就在前方，现在离他们只有40英里了。
年轻的舰长———在这艘“科里”号上，在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他从一名上尉一直“蹿”到舰长———对于自己能担任这支浩浩荡荡的船队的领队感到非常骄傲。可是在他通过望远镜观看它们时，他知道对于敌方来说，它们仅仅是等着挨打的“呆鸭”。
在前面的是扫雷舰，六艘小小的舰船排成一根斜线，就像倒过来的V字的半边，每一艘都在右边的水里拖着一把长长的锯齿状的金属除雷装置，以切断系泊的水雷和引爆漂浮的水雷。
在扫雷舰后面的是瘦削、灵活的“牧羊犬”，亦即护航的驱逐舰。在它们的后面，一眼看不到边的，就是船队本身了，一大群行动迟缓、笨重的登陆舰，运载着数以千计的军人、坦克、大炮、车辆和弹药。每一艘载了重货的舰只，都在一根粗钢索的顶端系有一只拦阻飞机的气球。由于所有这些飘浮在同一高度的保护气球在疾风前都往一边倒，整个船队就仿佛是个走路倾斜不稳的醉汉。
在霍夫曼眼里这幅景象却很壮观。他估算了一艘船与另一艘之间的距离，他也知道船舰的总数，他寻思这支令人惊奇的船队的尾巴现在仍然还在英国，还没有驶离朴次茅斯港呢。
这还仅仅是一支舰队。霍夫曼知道，另外还有十来支船队在他离开或即将离开英国那天时也要起航。到那天晚上，所有的船队要在塞纳海湾集结。清晨时分，一支由5000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将停泊在诺曼底登陆海滩的外面。
霍夫曼简直是急不可待。他所带领的船队离开英国最早，是因为它要行驶的航程最长。这是强大的美军第四师的一部分，它要去的地方是霍夫曼———千百万别的美国人也一样———过去从未听说过的，那是瑟堡半岛东部的一片风刮个不停的沙滩，代号叫“犹他”。东南12英里，在海边村庄维尔维尔和柯莱维尔的前方，是另一片美军滩头阵地，代号叫“奥马哈”，那是一片新月形的银色的沙碛，第一和第二十九师的弟兄们将在这儿登陆。
科里号的舰长原来料想，今天早上会在附近见到别的船队，可是如今整个海峡似乎归他独自使用。他并未因此感到不安。他知道，附近一带，总有属于“U字编队”或“O字编队”的船队在驶向诺曼底。霍夫曼不知道由于气候情况不稳定，疑虑重重的艾森豪威尔只批准不到20个行动迟缓的船队夜间起航。
突然，舰桥处的电话响了。一个舱面上的军官过来接，可是霍夫曼离得更近，就自己拿起了话筒。“是舰桥，”他说，“我是舰长。”他听了一会儿。“你肯定没弄错？”他问。“命令复述过没有？”霍夫曼又听了稍长一些时候，然后把话筒放回架座。真令人难以置信：居然命令整个船队返回英国———也没有说明理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登陆延期了不成？
霍夫曼透过望远镜眺望前面的扫雷艇，它们并未改变航程。在它们后面的那些驱逐舰也没有。它们收到命令了吗？他决定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亲自去看看打回头的命令———他得弄确实才行，他迅速爬下扶梯来到下一层的无线电操作间。
无线电三等兵本尼·格利森并没有搞错。他让舰长看无线电记录簿，说道：“我核对了两遍免得出错。”霍夫曼匆匆地回到舰桥上去。
他和别的驱逐舰现在要做的，是把这支庞大的船队调过头去，而且动作还得迅速。由于他是领头的，他最关心的就是在前面几英里的那支扫雷小舰队。他不能通过无线电与他们联系，因为已经下过一道死命令：绝对禁用无线电。“所有机车全速前进，”霍夫曼命令道。“靠近扫雷艇。信号员打开信号灯。”
“科里”号往前蹿的时候，霍夫曼回过头去，见到他后面的那些驱逐舰在船队的侧翼拐弯调头。这会儿，它们的信号灯在眨眼，它们开始了引导调转船队的艰巨工作。心事重重的霍夫曼明白船队处境危险，离法国极近———只有38英里了。难道它们还未被发现？倘若它们调头走开都未给察觉，那真是个奇迹了。
在底下的无线电操作间里，本尼·格利森继续每15分钟收录一次延期进攻的密码电报。对他来说这是长期以来所收到的最坏消息，因为这件事像是证实了一种恼人的猜疑：德国人对进攻早已了如指掌。是不是因为德国人已经发现，所以D日被取消了呢？像千百个人一样，本尼不明白德国空军的那些侦察机怎么会没有发现登陆的准备工作的———有那么些船队、舰艇、部队与设备，充斥在从兰兹角
到朴次茅斯的每一个河港、水湾和海港里。要是电报仅仅意味着进攻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推延，那么下一步必然是德国人仍然有时间侦察到盟军这支庞大的舰队。
23岁的无线电报务员按响另一架收音机，调到巴黎电台，这是德国的宣传台。他想听听“轴心姐儿萨利”富于性感的声音。她那谩骂式的广播听着怪有趣的，因为消息都假得离谱儿，可是有时候也很难说。想听还有另一个原因：“柏林婊子”———大伙儿常这样轻薄地称呼她———那儿流行歌曲节目常翻新，都让人听不过来。
本尼还顾不上听歌曲，因为这时传来了一长串的电码，预报天气形势。不过等他用打字机记录完，“轴心姐儿萨利”也正开始播放今天的第一张唱片呢。本尼立刻听出这是战时的流行歌曲《我下双份的注谅你不敢》。可是歌词是改写过的。他听着听着，心里最最担心的事儿得到了证实。那天早晨将近8点钟，本尼和千百个为了6月5日诺曼底登陆而鼓起勇气的盟军官兵———他们现在又要焦虑地再等上24小时了———都听到了《我下双份的注谅你不敢》里异常贴切、却让人心惊肉跳的歌词：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来。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挨近。
摘下那顶大礼帽少给我吹牛。
别咋咋呼呼给我放规矩点。
你可敢跟我打赌？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进攻。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行动。
你唬人宣传里没半句真话，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来。
我愿拿二比一输赢你打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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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朴次茅斯城外萨维克大楼盟军海军司令部巨大的作战中心，人们在等待舰船的归来。
那间又长又高的糊了白、金两色壁纸的房间里既忙碌又紧张。整整的一面墙为一张巨大的英吉利海峡航海图所覆盖。每过几分钟，就有两个站在活动梯子上的女兵，在海图上移动一些彩色的标志，以显示每组正在回归的船队的新位置。每逢有新报告来到，盟军各机构的参谋就三三两两凑在一起，默不作声地观看。从外表看他们很镇静，可是每个人心底里的那份紧张是无法掩饰的。船队不仅必须几乎在敌人鼻子底下掉过头，沿着扫过雷的特殊航道回到英国来，它们眼下还面临着另一个敌人的威胁———海上的风暴。对于动作迟缓、满载部队与装备的登陆艇来说，遇上暴风雨极可能是灾难性的。海峡里的风已经达到时速30英里了，海浪足足有5英尺高，天气肯定会变得更加恶劣。
随着分分秒秒过去，海图上反映出了命令返航所形成的规整的图形。有好几行标记直指爱尔兰海，有的则麇集在怀特岛附近，拥簇在英格兰西南海岸各个港口与停泊处。有些船队几乎得用一整天才能回到港口呢。
对那面墙看上一眼，就能找到每个船队乃至几乎每一艘盟军船只的位置。可是有两艘舰艇没有显示出来———那是一对小型潜水艇。它们似乎完全从航海图上消失了。
附近一间办公室里，一个俏丽的24岁的海军女上尉在纳闷，她的丈夫要过多久才能回到英国的海港来。内奥美·柯尔斯·昂纳稍稍有点着急，但是还没有到过于担忧的程度，连她在“行动”组织里的朋友好像也全然不知，她的丈夫乔治·昂纳上尉和他那条57英尺长的小型潜艇X23号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在离法兰西海岸一英里的海上，一根潜望镜伸出了海面。30英尺底下，乔治·昂纳上尉蜷缩在X23号狭窄的操纵间里，把军帽往后推了推。“好了，先生们，”他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说的，“咱们来好好瞧瞧。”
他把一只眼睛贴紧杯形橡皮眼罩，慢慢地转动潜望镜，在那层扭曲图形的闪光的水沫从镜头上消失之后，他前面的朦胧景象变得清晰了，奥恩河口附近那个懒洋洋的度假小镇维斯特勒昂出现在他的眼前。距离那么近，再加上图景放大了好几倍，昂纳都能看见从烟囱冒出的炊烟，以及冈城附近卡毕克机场刚刚起飞的一架飞机。他还能看见敌人呢！他惊讶地注视着左右两边沙滩上在抗登陆障碍工事上静静干活的德国士兵。
对这个26岁的皇家海军后备役上尉来说，这是个伟大的时刻。他从潜望镜跟前退后一步，对负责这次行动的导航专家莱昂内尔·格·莱因上尉说：“来瞧瞧，瘦子———我们都快要撞在目标上了。”
就某种意义上说反攻已经开始。盟军的第一艘舰艇和第一个军人，已经在诺曼底海滩之外登上自己的岗位。X23号的正前方就是英国———加拿大作战区。昂纳上尉和他的船员并非不知道这个特殊日子的意义。四年前也是6月4日，离这里不到200英里，33..8万名英军士兵里的最后部分，是从一个叫敦刻尔克的烈焰冲天的港口撤走的。在X23号艇上，对于五名特选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个紧张、骄傲的时刻。他们是不列颠的先锋队：X23号的官兵是带领跟着就要来的千百个同胞打回到法国来的。
这五个人挤在X23号那间有各种用场的小船舱里，他们穿着橡胶蛙人服，怀里揣着制作极其精巧、能对付最多疑的德国岗哨严格检查的假证件。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假的法国身份证，照片等等一应俱全，外加工作许可证、配给证，上面盖着官气十足的德国橡皮图章，此外还有别的信函与文件。万一出了什么差池，X23号沉没了或不得不放弃，这些船员也能游到岸上，在新身份的掩护下逃过搜捕，与法国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X23号的任务异常艰险。在发动攻击前20分钟，这艘小型潜水艇和姐妹艇X20号———它在20英里以外的海边，正对着一个叫勒阿梅尔的小村———将勇敢地浮出水面，充当航行的标志，明确显示英国———加拿大攻击区的两端，这个攻击区由三个代号为“索德”、“朱诺”和“古尔德”的海滩所组成。
这两艘潜艇要执行的计划相当细致复杂。一浮出水面，它们就要启动一台能连续发出信号的自动操作无线电信标机。与此同时，声呐导航系统将自动向海里放送声波，好让水底的收听装置能够收到。运载英国与加拿大部队的舰船，将依据一或两种信号对准目的地进发。
每艘微型潜艇也都带有一根18英尺长的望远镜杆，它和一架小小的但功率很强的探照灯连在一起，它发出的光束五英里外都能见到。倘若发出的是绿光，这就表示潜艇在它的位置上；如果不到位，发出的将是红光。
作为辅助性的措施，计划还要求每艘潜艇派出一条泊系的橡皮小艇，上面有一名水兵，这条小艇得朝海岸漂过去一定距离。小艇里也配有灯光设备，由艇里的水兵操纵。驶近的舰船依据潜艇与所属小艇的灯光所显示的方位，将不难找出三个登陆海滩的确切位置。
一切情况都算计到了，甚至连微型潜艇说不定会被某艘笨重的登陆艇撞翻的危险也估计在内。作为保护措施，X23号上将升起一面巨大的黄旗。昂纳也曾想到，这面旗子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靶子。虽然如此，他还是计划再升起另一面旗子———一面大大的白色的海军军旗，即水手们戏称为“战斗抹布”的。昂纳和他的船员做好了挨敌人炮轰的准备，但是他们可不想让自己人撞翻，葬身鱼腹。
所有这些设备以及许多别的东西都塞在X23号已很狭窄的船舱里。潜艇原来定员三人，现在又增加了两人，他们都是导航专家。在X23号唯一的那间派各种用场的舱房里，简直没有地方站和坐，这个小间只有5英尺8英寸高，5英尺宽，长度还不到8英尺。现在这里已经又热又闷，他们在天黑后才敢浮上水面，换气之前，空气自然是越来越恶浊。
昂纳知道，即使在白天，待在这样的岸边浅水里，潜艇也非常有可能被低飞的侦察机或是巡逻艇发现———而且他们在能潜望的深度待的时间越久，发现的危险也越大。
莱因上尉在潜望镜里观测了一系列的方位。他很快就认出了一些目标：维斯特勒昂灯塔、市镇教堂以及几英里外兰格伦村与海滨圣奥宾村教堂的尖塔。昂纳说得不错，他们真是“撞到靶子”上来了，与他们原定的位置只差四分之三英里。
离得这么近，昂纳感到宽心。他们这次航程既漫长又艰难，从朴次茅斯来到这里的90英里路程，他们用了几乎两天，其中许多时间是在布雷区里航行的。现在他们要进到岗位，然后沉到海底。这次代号为“让子”的行动会有一个好开端的。他心里暗暗希望当初选定的是另一个名称。他虽然并不迷信，但是在查索了这个词的意思之后，年轻的艇长惊讶地发现，“让子”意味着“下棋时牺牲开头的几个卒子”。
昂纳透过潜望镜对在海滩上干活的德国人看了最后的一眼。明天这个时候，这几片海滩上就要乱得不可开交了，他想。“收潜望镜。”他命令道。昂纳和他的X23号的船员潜到了海底，又与基地切断了无线电联系。
他们不知道，登陆已经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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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午11时，海峡里的风刮得正凶。在与英国其他地方严密隔绝的海滨保密区，登陆部队在苦苦等待。他们的全部天地如今仅仅是集结营地、飞机场和舰船。这几乎像是他们活生生地被从本土上割裂开来———古怪地悬吊在熟悉的英吉利世界与未知的诺曼底世界的半当中。有一层重重的保密帷幕，把他们与熟稔的世界隔了开来。
在幕的另一边，生活在照常进行。人们干他们每天该干的事儿，丝毫不知晓有千万个士兵正在等待一项命令，而这项命令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开始。
在萨里郡的利瑟赫德，一个54岁的物理教师正在遛他的狗。伦纳德·西德尼·道是一个不爱说话的谦谦君子，除了小圈子里的朋友之外没什么人知道他。可是这个逐渐退出生活的人却自有一大批人追随他，其数量远远超过一个电影明星的崇拜者，每天都有百万以上的读者，为他和朋友梅尔维尔·琼斯给伦敦《每日电讯报》编的字谜游戏绞尽脑汁。
20多年来，道一直是《电讯报》字谜栏的高级编制人，这期间，他出的艰难、精巧的字谜既使千百万猜谜人气恼，又使他们感到过瘾。有些字谜爱好者认为，《泰晤士报》字谜的难度更大，可是道的崇拜者立即反驳说，《电讯报》上的谜面从未重复过。矜持寡言的道也正是以此为荣的。
道是会大吃一惊的，倘若他知道，5月2日以来自己竟成了反间谍的军情五处所委托的苏格兰场的一个重点调查对象。一个多月以来，他的字谜游戏多次引起盟军司令部许多部门的惊慌。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天早晨，军情五处决心要和道谈一谈。道遛狗回来时，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他。道和别的人一样，是听说过军情五处的，不过他们找他又有何贵干呢？
“道先生，”其中的一个人说，调查也从而开始，“上个月里，涉及某项盟军行动的一系列高度保密的代号出现在《电讯报》的字谜游戏里。你能谈一谈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吗———能谈一谈你是打哪儿知道它们的吗？”
还不等惊讶万分的道开口，五处的那位先生就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字条，说：“我们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会选中这个词的。”他指了指那张字条。
5月27日《电讯报》的有奖字谜竞赛里有这样一个谜面（横11）：“可是某个这样的大亨有时候偷去一些。”这个神秘莫测的谜面还是难不倒道的忠实追随者，倘若他们门径没有摸错的话。仅仅两天之前，也就是6月2日，报上披露的谜底里赫然有着盟军整个反攻计划的代号———“霸王”。
道根本不知道他们所讲的盟军行动是怎么回事，因此他自然对这些质问感到震惊，甚至是愤慨。他告诉他们，要他解释怎么和为什么会单单挑中这个词，他可办不到。他指出，在历史著作里，这是一个挺普通的词儿。他反问道：“我又怎么知道哪一个词给你们用来当代号，哪一个词没有用呢？”
那两个军情五处的人倒是挺讲道理的：他们也承认要知道确实不易。可是这么多用作代号的词语，都在同一个月里出现，这岂不是太奇怪了吗？
他们和这位戴眼镜的教师逐一研究字条上开列的词语，老先生现在稍稍有些不安了。在5月2日的字谜里，谜面“美国的一部分”（横17）的答案是“犹他”。而5月22日“纵3”，“密苏里的红印第安人”的答案恰好是“奥马哈”。
在5月30日的字谜里（横11），谜面“此种灌木是育苗革命的一个关键”的谜底是“桑树”———这是将要在海滩外面构筑的两个人工港的代号。而6月1日“纵15”，“不列颠和他紧紧拥抱着同一物体”的答案是“海神”———这又是反攻中海军行动的代号。
道对为什么用了这些词语无法提供解释。他说，就他所知，字条里提到的这些字谜游戏六个月之前就已经编好了。那么究竟应如何解释呢？道认为唯一的答案是：神奇的巧合。
可是还有别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呢。三个月之前，在芝加哥中心邮局里，分拣桌上一只包得不好的邮件破裂了，漏出来一些看上去很可疑的文件。至少有十来个分拣员看到了内容：那是关于什么“霸王行动”的。
情报人员蜂拥而至。分拣员受到了盘问，要他们把可能看见的一切全都忘掉。接着安全无辜的收信人受到了审问———那是一个姑娘。她无法解释这些文件为什么要寄给她，可是她认得出信封上的笔迹。从她那里又追溯到文件的寄出者，那是伦敦美军司令部里的一个同样清白无辜的军士。他发誓写信封时犯了糊涂，这一错竟使文件寄到他芝加哥的妹妹那里去了。
这件事情虽然不算大，但是如果总司令部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阿伯威尔”已经发现了“霸王”这个代号的意义，就会对它做出完全不同的估计了。“阿伯威尔”的一个间谍，那是个名叫狄罗的阿尔巴尼亚人———在“阿伯威尔”那里，他另一个名字“西塞罗”更为人所知———1月里就给柏林送去了有关的情报。起初西塞罗判定这个计划叫“霸主”，可是后来他做了更正。柏林方面很相信西塞罗———他在驻土耳其的英国大使馆里当侍仆。
可是西塞罗未能探明“霸王行动”最关键性的秘密：D日本身的时间与地点。这个机密保守得极其严密，4月底之前也只有几百名盟军军官才掌握。可是就在这个月里，尽管反间谍部门不断警告德国间谍在整个英伦三岛非常活跃，还是有两名高级军官———一个美国将军和一个英国上校———漫不经心地泄了密。在伦敦克拉里奇饭店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这位将军对几个军官说，登陆将在6月15日前进行。而在英国另一个地方，那个上校，他是个营长，就更加大大咧咧了。他告诉几位非军人朋友说，他的部下正在受训，以便攻占一个特别的目标，他还暗示那个地方是在诺曼底。两个军官都立即给降了级并且调离了原来职位
。
可是现在，在6月4日这个紧张的星期天，总司令部大为震惊，因为他们得知，又一次严重得多的泄密事件发生了。头天晚上，美联社的一个电传打字电报发报员，为了提高速度在一架空闲的打字机上练习打字。谁知出了错，装载有他练习的“简讯”的穿孔纸带，竟接到每晚要发的俄语公报的前面去了。仅仅30秒钟之后错误就得到了纠正，可是电文已经打出去了。在美国收到的“简报”是这样的：
加急美联社尼克发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宣布盟军在法国登陆。
这条信息所造成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但是要采取补救措施已为时过晚。登陆的巨大机器已经开足马力。现在，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天气变得越来越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空运与两栖部队，在等待艾森豪威尔做出决定。艾克是否会把6月6日定为D日？或者是会不会由于海峡天气———这是20年来最恶劣的一次———的原因，他再一次推迟进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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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萨维克大楼海军司令部两英里一片雨水浇灌着的林子里，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美国人，在他那辆设备简陋的三吨半拖车里苦苦思索，同时又想让自己放松片刻。虽然他也可以在那幢宏伟、铺得很开的萨维克大楼里找到一个更舒服的角落居住，艾森豪威尔却决定不这样做。他希望能与他的部队正在登船的海港尽量靠近。几天前，他下令组织一个小小的、精干的战斗指挥部———几顶给他亲信幕僚用的帐篷还有几辆拖车，包括他自己住的那一辆，很久以来他就称呼这辆拖车是“我的马戏团货车”。
艾森豪威尔的拖车是一辆细长、低矮的车子，有点像搬运车，隔成三小间，分别充作卧室、起居室和书房。紧挨着拖车安排得恰好一般长的，是一个小小的厨房、一个微型的电话总机房、一间化学盥洗室以及一个全部用玻璃罩起来的观察平台，那是在最靠外的那头。不过最高统帅在这里待的时间不大长，没能充分利用这辆拖车。他几乎没怎么启用那间起居室和那间书房，遇到要开参谋会议时，他总让在拖车旁边的一个帐篷里开。只有他的卧室才有点“住了人”的模样。这儿毫无疑问是他的地方：床铺旁边桌子上有一大摞袖珍本西部小说，仅有的几张照片也放在这里———他的妻子“妈咪”的，还有21岁的儿子约翰的，穿一身西点军校学生的制服。
从这辆拖车里，艾森豪威尔指挥着几乎300万名盟国官兵。其中大部分是美军，约有170万名陆军、海军、空军与海岸巡逻队战士。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加在一起约有100万名，此外还有战斗的法国、波兰、捷克、比利时、挪威和荷兰的分遣队。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美国人指挥过这么多国家组成的大军，肩负过这么沉重的责任。
然而，尽管他责任这么重，权力这么大，这个脸上带有感染力笑容的高高的、晒得黝黑的中西部汉子身上，却没有什么迹象让人看出他就是最高统帅。跟许多别的有名的盟军将领不一样，那些人身上总有些明显的标志，如古怪的头饰、勋章一直别到肩膀的华美的军服，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艾森豪威尔在各个方面都很有节制。除了表示军阶的四颗星、前胸口袋上单独的一条勋饰和表示“盟军远征军总司令部”的燃烧的刀剑图形肩章之外，艾森豪威尔摈弃了一切惹眼的标记。拖车里也很少有显示他权力的迹象：没有旗帜、地图、镶在镜框里的命令和经常来拜访他的伟人或二等伟人带签名的照片。可是在他的卧室里，紧靠他的行军床，有三架至关重要的电话，每一架的颜色都不相同：红的是打到华盛顿去的（绝不会被窃听），绿的是通往伦敦唐宁街10号丘吉尔寓所的专线，黑的则是通向他那位卓越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少将、总部最高级人员和盟军总司令部其他高级官员的。
正是通过这架黑色电话，艾森豪威尔得知了那条关于“登陆”的错误“简讯”，这给他众多烦恼上又添加了一条。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海军副官哈里·西·布彻记得，当时最高统帅仅仅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事已如此，还有什么可说与可做的呢？
四个月之前，在委任他为最高统帅的命令里，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议用一句话精确地交代了他的任务：“你要进入欧洲大陆，并协同盟国采取行动，直指德国心脏，并摧毁其武装力量……”
这次进攻的宗旨与目的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了。可是对于同盟国世界来说，这绝对不只是一次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称它为“一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将一劳永逸地结束一个可怕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把整个世界拖入它发动的一场最最残酷的战争，使整个大陆变成焦土，还让3亿多人民沦为奴隶。（的确，当时人们都想象不出横扫整个欧洲的纳粹野蛮行为的全部内容———千百万人消失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无菌火葬场的毒气室与焚尸炉里，千百万人像牲口一样被驱离家园去从事奴隶行动，他们中大多数人再也回不来，更多的人被折磨致死、被当作人质处死、被用更简捷的方法亦即饥饿消灭。）这次伟大的十字军东征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而且是要摧毁纳粹主义，让史无前例的野蛮时代宣告结束。
可是首先要做到的是登陆必须成功。如果失败了，最后战胜德国还得拖上多年。
为了准备这次关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的登陆，细致的军事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早在无人知道艾森豪威尔会被提名为最高统帅之前，就有一个英美军官小组，在英国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的领导下，为登陆计划打下了基础工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无比复杂———他们没有几个导航路标，没有几次军事上的先例，却有一大堆的疑问需要解决。应该在何处登陆？何时为宜？该用多少个师？如果需要X个师，那么在Y日，它们能集中起来、训练好并可随时出动吗？运载这些部队需要多少交通工具？海上炮击、后备与护卫力量又该如何解决？这么多的登陆舰艇从哪里弄来———能不能从太平洋与地中海战区拨些来呢？要收容空袭所需的千百架飞机又得有多少个飞机场？贮存所有这些供应、装备、枪炮、弹药、运输工具、食品需要多少时间？还有，不仅为了发动攻击而且为了后续行动又得要多少物资呢？
这些仅仅是盟军制订计划的人必须回答的大量问题中的一小部分。问题还有许许多多。最后他们的方案在艾森豪威尔接手后又扩大、修订成为最终的“霸王”计划，这个计划提出需要更多的人员，更多的船只，更多的飞机，更多的装备与物资，数量比有史以来任何一个军事行动所曾集结过的都大得多。
集结行动是规模空前的。计划还未最后定型，数量前所未有的部队与设备就开始拥进英国，很快，小镇与村庄里来了那么多的美国兵，数量经常大大超过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英国人。他们的影院、旅馆、餐厅、舞场和熟稔的小酒馆里突然挤满了来自美国每一个州的大兵。
飞机场也在各处出现，为了这次巨大的空中攻势，除了原有的几十个飞机场外，又新建了163个。到后来，飞机场多得使空军第八、第九师的飞行员之间出现了一句俏皮话，说他们在英格兰岛上不论南北向与东西向，都能在跑道上滑行，绝对不会擦伤机翼。海港也是塞得实实足足的。一支巨大的预备舰队开始集结，几乎有900艘舰船，从战舰一直到鱼雷快艇，一应俱全。运输船队也大批抵达，到春天，它们运送了几乎200万吨的货物与装备———由于东西太多，不得不新铺设了170英里的铁路好把它们从岸边运走。
到5月，英格兰南部宛如一座巨大的军火库。山一样高的弹药隐藏在森林里。荒原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坦克、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吉普车与急救车———足足有5万多辆。田野上则是一长溜一长溜的榴弹炮、高射炮，大批预制构件，从尼森式桶形掩体
到简易机场的构件，外加大批推土机、挖土机这类的车辆。在贮藏中心堆放着数量极大的食品、衣服和医药供应，从抗晕船的药片到12.4万张病床。可是最让人吃惊的景象还是：所有的山谷里摆满了一长列一长列全套的铁路车辆：将近1000个崭新的车头、将近2000列运油车和货车，一旦滩头阵地建立，它们就要用来代替破烂不堪的法国装备。
这里还有新奇的军事器械。例如能泅水的坦克，有的坦克能携带成捆成捆的板条，用来填塞反坦克壕沟或是充当爬越墙垣时所需的垫高物，还有的坦克装有粗大的连枷，它们伸出在坦克的前面敲击地面以引爆地雷。这里有整个街区那么长的平底船舰，每一艘都安有森林般稠密的钢管，它们是用来发射火箭这种最新式的武器的。也许所有东西中最最奇特的要算是两座人工港了，它们将被拖过海峡置放在诺曼底海边。这是一大工程奇迹，也是“霸王行动”最重要的机密之一：它们可以保证在敌方的海港未被攻克时关键性的头几个星期里，部队与装备能源源不绝地运上滩头阵地。这两座代号为“桑树”的人工港，首先是一道由巨大的钢铁浮筒组成的外圈防波堤。然后是145个型号各异的水泥大沉箱，它们将首尾相接地沉入海底，以充作内圈防波堤。最大的水泥沉箱上还设有海员营房与高射炮，当置放到水里时，它们看起来就像一幢幢横躺着的五层公寓楼房。在这些人工港里，自由轮
大小的货轮可以把东西卸到来往海滩的驳船上去。小一些的舰只，如海岸巡逻艇与登陆艇，则可以把货物卸在巨大的钢铁码头上，让等在那儿的卡车装上，驶过浮舟支撑的浮码头开到岸上去。在“桑树”的外侧，还会有60条水泥沉船组成的一长列障碍物，作为一道附加的防波堤。在诺曼底登陆海滩上装配好后，每一个人工港都有多佛尔港
那样大的规模。
整个5月，部队与装备开始集中到各港口与装配地点来。交通阻塞成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可是军需官、宪兵与英国铁路部门想方设法，使一切都能准时运转。
装着士兵与设备的列车在每一条铁路线上倒退、积压，等着到海边去集结。车队阻塞了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小村和庄户都蒙上了细细的尘土，在原本很清静的春夜里，整个英格兰南部无时无刻不回响着卡车的低鸣声、坦克的咔嗒咔嗒声和一听就听出来的美国佬的喊叫声，他们像是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那鬼地方离这儿还有多远？”
部队开始拥进准备登船的地点，于是几乎一夜之内，海边地区滋生出一个又一个由尼森掩体与帐篷组成的城市。大兵们睡的是架成三四层的床铺。浴室与厕所往往在好几片地块之外，到了那儿还得排队。打饭的行列有时长达四分之一英里。部队太多了，单是为美国军营服务的人员就有54000人，其中4500个是刚训练好的炊事员。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军队与设备开始装上运输船与登陆舰。出发的时间终于快到了。
统计数字使人看了都不敢想象：军队的数目大得惊人。如今，这个巨大的武器———自由世界的青年人以及自由世界的资源———等待着单独的一个人———艾森豪威尔———来做出决定。
6月4日几乎整整一天，艾森豪威尔独自待在他的拖车里。他和他的将领们已经做出一切努力，保证在生命代价付出尽量少的情况下使登陆得到成功。可是如今，在多少个月政治、军事上的策划之后，“霸王行动”的得与失却全都掌握在老天爷的手里。艾森豪威尔无能为力，他能做的一切仅仅是等待与盼望天气能够变好。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他必须在今天结束之前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进攻或是再次推迟进攻。不管他怎么决定，“霸王行动”的成败都将取决于这一决定。没有人能代他作决定。责任将由他而且仅仅是他一个人来承担。
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可怕局面。5月17日，他曾决定D日将是6月的三天里的某一天———5日、6日或7日。气象学研究显示，只有这三天才会具备登陆所需的诺曼底地区两大气候条件：月亮升起得晚、拂晓后不久海水处于低潮状态。
进攻将由伞兵和乘滑翔机的步兵开始，他们是美军的一〇一师、八十二师与英军的第六师，约有18000人，他们需要月光。可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是否成功，又取决于他们来到降落地区时天空得一片漆黑，因此月亮晚点升起是他们的尖锐要求。
从海上登陆则要求潮水低得足以暴露隆美尔的海滩障碍。整个登陆的时间要取决于这样的海潮。使得气候学上的推算更为复杂的是：这一天较晚时登陆的后续部队也需要低潮———而这样的低潮又必须出现在天黑之前。
月光与潮水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束缚住了艾森豪威尔。单是潮水这一项，就把任何一个月的进攻日子限制在六天之内，而其中的三天是没有月光的。
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许多别的情况是艾森豪威尔必须考虑的。第一，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需要长时间的月光和良好的能见度———为了能辨认海滩，为了海军、空军能找到它们的目标，还为了减少5000艘舰船几乎肩并肩地在塞纳湾开始移动时相互碰撞的危险。第二，这次行动还需要风平浪静。风大浪急不但会给舰队带来灾难，而且还会使得部队晕船，还没登上海滩就已失去战斗力。第三，倘若刮的是柔和、飘向内地的风，那么海滩就不至于烟雾缭绕，攻击的目标也不会遮住看不清。最后，D日后盟军方面需要有三天风平浪静的日子，以利于人员与装备的迅速集结。
总司令部里没有人指望D日的天气十全十美，艾森豪威尔更是不抱幻想。他和他的气候顾问进行过无数次“空弹演习”，早已心中有数，可以承认与估量在什么样最差的条件下，他也能发动进攻。可是按照他手底下的气象专家的说法，诺曼底6月里的不管哪一天，能够达到哪怕是最低要求的，也仅仅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独自待在拖车里的艾森豪威尔在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觉得坏天气的比例简直是大得难以估量。
在最适宜登陆的三天里，艾森豪威尔选定了5日，那样，倘若有需要，也可以推迟到6日。如果他决定登陆日是6日，万一得取消，给回来的船队加油这一问题会使他7日无法发动进攻。他也可以把D日延迟到下一个退潮日，亦即6月19日。可是如果这样做，空运的部队只得摸黑进攻了———6月19日是无月光的日子。当然他也可以等到7月再说，可是这样长久的延搁，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是件连这么考虑都极其痛苦的事。”
延期的想法太可怕了，艾森豪威尔手下不少最谨慎的将领，甚至宁愿把进攻的日子定在8日或9日。他们不知道怎能把20多万军队———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听到命令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关在船上、出发驻地与飞机场里而不让登陆的消息泄露出去。即使这段时期里自己这方没有泄露，纳粹空军的侦察机也会发现庞大的船队（假设他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话），德国间谍也总会设法打听出来。不管对谁来说，延期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可是必须做出决定的却是艾森豪威尔。
那天下午，在越来越暗淡的光线中，最高统帅时不时来到他拖车的门口，透过被风刮得乱动的树顶看看遮满天空的厚云层。有时候，他在拖车外面踱过来走过去，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把小路上的煤渣踢到一旁去———这个身量高高的汉子，肩膀稍稍前伛，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
在这样孤独地散步时，艾森豪威尔眼里几乎见不到还有旁人，可是到了下午，他注意到联合派驻在他前线司令部的四名记者中的一个———外号叫“老红”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梅里尔·米勒。“咱们一块儿走走吧，老红。”艾克蓦然说道，也没有等米勒跟上来他就迈着步子走开去了，双手插在口袋里，迈的还是平时他那种急促的步子。他快消失在树林时那位记者才急匆匆地赶了上来。
那是一次奇特的、默默无言的散步。艾森豪威尔几乎一言不发。“艾克似乎完全沉浸在他的思考里，在全神贯注地考虑他所有的问题。”米勒这样回忆，“他像是几乎忘掉我在他的身边。”米勒有许多问题想向最高统帅提出，可是他没有问。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打扰他。
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跟米勒说了再见，那位记者看着他爬上拖车门口的那架铝质小梯。这时候在米勒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忧虑压弯了腰……仿佛双肩上的四星每颗都有一吨重”。
那天晚上9点半前几分钟，艾森豪威尔手下的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来到萨维克大楼的图书室。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大房间，有一张蒙着绿呢的桌子、几把扶手椅和两张沙发。暗色的橡木书柜排满了三面墙，可是架子上书却不多，房间里显得光秃秃的。窗前挂着厚厚的双重防空窗帘，在这个晚上，它们减弱了雨点的敲击声和单调的、让人发愁的风声。
参谋长们三五成堆地站在房间里，低声聊天。壁炉附近，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少将，在和抽着板烟的最高统帅的副手、空军元帅特德谈话。坐在一边的是脾气暴躁的盟军海军统帅拉姆齐海军上将，紧挨着他的是盟军空军司令利－马洛里空军上将。据史密斯将军回忆，只有一个军官没穿正规的军服。将负责D日军事行动的脾气火爆的蒙哥马利仍然穿着他平日穿的灯芯绒裤子和卷领运动衫。就是这些人，在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之后，要把命令化成进攻的行动。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参谋长———房间里总共有12位高级军官———在等待最高统帅的来临，在等待9点30分要开的那次决定性的会议。到那时，他们将听到气象学家们最新的天气预报。
9时30分整，房门打开，穿着一丝不苟深绿色作战服的艾森豪威尔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他和老朋友们打招呼时才露出一丝惯常的艾森豪威尔式的微笑，可是他一宣布会议开始，那副忧虑的表情马上就回到他的脸上。开场白是不需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必须做出的决定的严重性。因此，几乎就在同一分钟，“霸王行动”的三位高级气象学家在头头———皇家空军的詹姆斯·斯塔格上校的带领下走进了房间。
斯塔格开始他的情况介绍时房间里鸦雀无声。他迅速地把过去24小时的气候图景勾勒了一番，接着平静地说：“先生们……气象形势中出现了一些迅速的、未曾料到的发展……”这时，所有的眼睛全都盯着斯塔格，因为他给愁容满面的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提供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他说，探测到一个新的气候前锋，在今后几小时内，它将移到海峡上空并导致作战地区逐渐变晴。这样逐渐变好的气候条件明天将持续一整天，并一直维持到6月6日早晨。这以后，天气又会重新变得恶劣。在可望来到的晴好时间里，风势会明显减弱，天空晴朗———至少可以保证轰炸机5日夜晚与6日早晨正常行动。到中午，云层会变厚，天空重新变阴。简而言之，艾森豪威尔被告知，他可以有比24小时稍长一些的良好天气，离最低要求仍然很远。
斯塔格话音刚落，他和另外两位气象学家就受到了密集炮火般的问题的轰击。他们是否全都对他们预报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们的预报会不会有错———他们有没有用能弄到手的每一项资料核查过？紧接着6日的那几天，天气是否有任何继续变好的可能？
有些问题是气象专家们无法回答的。他们的报告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对于天气发展趋势，他们是做了尽可能乐观的估计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这就使他们的预报不会全然无误。他们尽自己所能做了回答，然后就退出去了。
在接下去的15分钟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将官们反复商量。拉姆齐海军上将强调得赶紧做出决定：如果“霸王行动”是在星期二进行，那么，在艾伦·柯克少将指挥下的负责攻克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美军特混部队，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接到命令。拉姆齐的担心又连带引起了加油的问题：倘若这些部队再晚些出发，然后又被召回，那就不可能让他们重新准备好在星期三———也就是7日———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现在一个个地征询部下的意见。史密斯将军认为进攻应该在6日进行———这有点像赌博，但是又必须得搏上一搏。特德和利－马洛里都对预告中说会有阴云感到担心，认为即使这样也一定会妨碍空军有效地执行任务，这可能意味着登陆得在没有足够的空军支援下进行。他们认为这未免有点“冒险”。蒙哥马利则坚持在决定推迟把6月5日作为D日后昨天晚上他所提出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赶紧出动。”他说。
现在，得由艾克来做出决定了。已经到了必须由他来做决定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在掂量所有的可能性时，会议室里沉寂了很长时间。史密斯将军在一旁观察，他见到最高统帅坐在那里，双手在身前对握，眼睛俯视桌面，对最高统帅的“孤独与寂寞”很有感触。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有人说是过了两分钟，也有人说足足有五分钟。接着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宣布他的决定了，他脸上的表情很紧张。他慢腾腾地说道：“我非常清楚我们非下命令不可了……我也不很满意，可是情况就是这样……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做法。”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他显得疲倦，但是脸上的紧张神态已经少了许多。6小时之后，在研究天气情况的一个短会上，他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并再次加以确认———D日就定在6月6日星期二了。
艾森豪威尔和将官们离开房间，急匆匆地去使这个巨大的进攻计划变成行动。在他们身后寂静的图书室里，一重蓝色的烟雾笼罩在会议桌上，炉火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反出亮光，壁炉架上，一只座钟的指针显示出时间是9点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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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0点钟光景，第八十二空降师一个外号叫“荷兰佬”的二等兵阿瑟·B·舒尔茨决心退出那场掷双骰子的赌博，他这辈子也许再也不会拥有这么多钱了。这场恶战是在宣布空降行动至少要推迟24小时后开始的。他们先在一座帐篷后面玩，接着又移到一架飞机的机翼底下，现在又搬到改为一座大宿舍的飞机库里，在这里他们战得昏天黑地。即使移到这里，他们也是在不断地“搬家”，从双层床形成的一个甬道搬到另一个甬道。“荷兰佬”是大赢家之一。
他赢了多少连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他估计他捏在手里的那把皱巴巴的美元、英镑和准备登陆后用的崭新的蓝绿色法国货币，加起来总得超过2500美元。在一生的21个年头里，他还从未见到过这么多的钱。
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已做好跳伞的一切准备。今天早上，飞机场上举行了各个宗教教派的仪式，“荷兰佬”是天主教徒，他去做了忏悔和圣餐礼。现在他很清楚该怎么处理这笔赢来的钱。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他的分配方案。他要把1000美元存在副官的办公室，等他回到英国他可以凭存折支用。另外1000美元他打算寄给在旧金山的母亲，让她代自己保管，不过他要让她接受其他的500美元，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这笔钱她可以随便用。其中他的打算派作一个特殊的用途：当他的班，也就是说第五〇五班，到达巴黎时，他可要大大地花天酒地一番了。
这个年轻的伞兵自我感觉良好，他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不过他是不是真的注意到一切了呢？为什么早上那件事老在他脑子里转，让他不得安生呢？
今天早上分信时他收到母亲寄来的一封信。他撕开信封，一串念珠滑出来落到他的脚下。为了不让身边那些嘴巴厉害的家伙看见，他一把抓起念珠，塞进一只他不打算带走的背包里。
如今，想到了那串念珠，他忽然产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念头：他干吗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赌钱？他瞅了瞅露出在他手指缝间的那些折起和捏成一团的钞票———他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的钱呀。这时候，二等兵“荷兰佬”舒尔茨很清楚，要是他把这些钱全塞进自己的腰包，他肯定会送命的。“荷兰佬”决定不冒这份风险了。“挪过去点儿，”他说，“让我接着干。”他朝他的表瞥了一眼，心想要输掉2500美元不知得花多长时间。
舒尔茨不是那晚行动古怪的唯一的人。从小兵一直到将军，谁也不想和命运抗争。在纽伯里附近的第一〇一空降师师部，师长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正和他的高级军官在开一次非正式长会。房间里有六七个人，其中的一个是副师长堂·普拉特准将，他坐在一张床上。正当他们在谈论时进来了另一个军官。他摘下帽子往床上一扔。普拉特将军立即蹦起来，把帽子扫到地上，一边说：“我的上帝，这会带来坏运气的！”每一个人都笑了，可是普拉特再也不肯坐回到床上去了。他是自愿带领一〇一师滑翔机部队空降诺曼底的。
夜晚一点点过去，全英国各地的登陆部队都在继续等待。训练了好几个月，他们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推延又使他们忐忑不安。宣布暂停已经过去差不多18个小时了，而每一个小时都是拿部队的耐心与绷紧了弦作为代价的。他们不知道此刻距离D日已不到26个小时了：现在还远远不是消息渗透到底层的时候。因此，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夜晚，人们等待着，在孤寂、焦虑与内心恐惧中等待，等待着什么事情———任何事情也好———的发生。
他们所做的也正是世人预料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做的事：想念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心上人。每一个人谈的都是即将来临的战斗。那些海滩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登陆真的会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艰苦吗？没有人想象得出D日会是怎样的，可是每一个都按自己的方式来做思想准备。
在漆黑一团、波涛汹涌的爱尔兰海上，美国驱逐舰“赫尔登”号上的巴托·法尔上尉（初级）想把心思集中到桥牌上来。但是很难，周围到处都有严峻的事物提醒他，今天晚上并非一个可以任意消遣的夜晚。贴在军官休息室墙上的是巨幅空中侦察照片，显示出覆盖诺曼底海滩的德国火炮的部位。这些大炮正是“赫尔登”号D日的目标。法尔忽然想起，“赫尔登”号也将正是这些大炮的目标。
法尔蛮有理由肯定自己D日那天能活下来。关于谁能闯过来谁闯不过来，大伙儿开了不少玩笑。还是在贝尔法斯特港口时，他们的姐妹船“科里”号的船员曾就“赫尔登”号能否回来10对1下注和他们打赌。“赫尔登”号的船员为了报复，就散布谣言说由于“科里”号水兵士气太低，进攻船队出发时根本不会让它出港。
法尔上尉深信“赫尔登”号会平安返航，而他自己也必定会和它一起回来。不过，他还是为了给他未出生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而高兴。他从未想过他在纽约的妻子安妮说不定生的偏偏是个女儿。（不过她生的不是女儿。那年的11月，法尔夫妇有了一个男孩。）
在纽黑文附近的一个集结地，英军第三师的雷金纳德·戴尔下士坐在铺上，直为自己的妻子希尔达发愁。他们是1940年结婚的，婚后两人都希望能有一个孩子，就在他几天前的最近一次休假时，希尔达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戴尔气极了：他一直感到反攻快开始了，而他自己是准定有份的。“这真来得不是时候，我得说。”他脱口蹦出了这么一句。他现在仿佛又见到了她眼睛里立即出现的受到伤害的神情，他又一次责怪自己嘴巴太快。
可是懊悔也迟了。他现在连电话都没法给她打。他往铺位上躺下去，和在美军集结地的千百个士兵一样，想法子强迫自己入睡。
也有少数人神经坚强又冷静，他们睡得很沉实。在英军第五十师登陆船驻地的连军士长斯坦利·霍利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很久以前他就学会了有机会睡就抓紧时间睡，即将来临的战斗不怎么让霍利斯发愁。他从敦刻尔克撤退过，和第八集团军一起在北非作过战，又在西西里海滩上登陆过。那天晚上在英国的几百万军队里，霍利斯可以算是一个“珍品”了。他盼望着反攻，他要回到法国去多杀几个德国鬼子。
霍利斯有点个人的账目要清算。在敦刻尔克那阵儿，他当过摩托通信兵，撤退时他在利勒镇见到一个景象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他和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系，拐错了弯来到镇上一个地区。很明显，德国人刚从这里经过。他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死胡同里，这里满满地躺着一百多个法国男人、女人和孩子还有点体温的尸体。他们是给机关枪扫射死的。嵌在尸体后面的墙上的和散落在地上的，是数百发滥打多余的子弹。从这时起，斯坦利·霍利斯就成了敌人的一个超级猎手。现在他的猎获物已经超过90个了。D日结束时，他将在他的轻机枪上刻上他102次胜利的纪录。
也还有一些人渴望踏上法国的土地。对于指挥官菲利普·基弗和他手底下171个恶狠狠的法国突击队员来说，等待的时间未免太长了。除了在英国结识的少数几个朋友之外，他们没有谁可以告别———他们的家人都还在法国呢。
在汉布尔河口附近的营地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来检查武器与研究索德海滩的泡沫橡皮制作的地形模型，研究维斯特勒昂镇他们要夺取的目标。盖伊·特·蒙特劳尔伯爵是突击队员中的一个，他为自己能当上一个中士而感到非常骄傲。今天晚上，他高兴地听说计划要有一点轻微的改变：他的小分队将带头攻打这个旅游胜地的赌场，听说这个俱乐部现在成了一个警备森严的德军指挥中心。“我感到不胜荣幸，”他告诉指挥官基弗，“我在那里倾家荡产了好几回呢。”
150英里以外，在普利茅斯附近的美国第四步兵师的集结地，哈里·布朗中士值完班后发现有一封信在等待他。他在反映战争的影片里多次看到过这样的事，可是从未料到这种事会临到自己头上：信里是一张推销“艾德勒增高皮鞋”的广告。这份广告都快使布朗气昏了。他那个班每个人都身材不高，人称“布朗小矮个班”。中士本人是最高的一个———可也只有5英尺5英寸半。
正当他在猜是谁把他的名字开给艾德勒公司时，他班里的一个家伙出现了。约翰·格瓦多夫斯基下士决心把向他借的一笔钱还清。布朗中士永远不能原谅这件事，格瓦多夫斯基一本正经地把钱交给他，一边还解释说：“可别误会啊。我只不过不想让你在地狱里到处追我，向我讨债。”
在海湾对面韦默思附近停泊的一艘运输船“新阿姆斯特丹”号上，第二突击营的乔治·克尔彻少尉正忙于做一件日常事务。他是在检查他那个排的信件。今天晚上任务特繁重：每一个人似乎都给家里写了长信。分配给第二和第五突击营D日要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他们要在一个叫霍克岬的地方，攀登几乎直起直落的100英尺高的绝壁，还要去炸哑有6门远距离大炮的炮台———这些炮威力极大，能把射程调到对准“奥马哈海滩”或是“犹他海滩”的运输区。突击队员必须在30分钟内干完这个活儿。
伤亡数字肯定不会小———有人认为会高达百分之六十———除非突击营到达之前，空中、海上的火力能把这些大炮摧毁。不管情况会是怎样，没有人认为进攻是小事一桩，谁也不会这样想，除了拉里·约翰逊参谋军士，他是克尔彻手底下的一个班长。
少尉读到约翰逊的信时简直傻了眼。虽然所有的信都得等D日过后才会发出———还不定是哪天呢———这封信却根本无法经过正常渠道发出。克尔彻派人把约翰逊叫来，军士来到后，他把那封信还给约翰逊。“拉里，”克尔彻冷冰冰地说，“这封信你还是自己去寄吧———等你到了法国之后。”约翰逊的信是写给一个姑娘的，约她6月初见面。她住在巴黎。
在军士离开棚屋时，少尉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念头：世界上有约翰逊这样的乐观主义者存在，那就没什么事情是不能办到的。
在长时期的等待中，登陆部队几乎每一个人都给某个人写了长信。他们给圈起来已有很久，写信像是成了他们情绪发泄的途径。他们中的许多人记下了自己的想法，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很少这样干的。
被指定要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第一步兵师的约翰·F·杜利根上尉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我爱这些士兵。他们睡在船上每个角落里，在甲板上，在车辆的里面、顶上和底下。他们抽烟，打扑克，比赛摔跤，打打闹闹。他们扎成一堆堆，谈论的话题不外是女人、家庭和自己的经历（有女朋友和没有女朋友的经历）……他们是优秀的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在北非登陆前，我很紧张也有点害怕。在西西里登陆时我忙得不可开交也就把恐惧抛在脑后了……这一回我们要去登上法国的一个海滩，到了那里情况会怎样也只有上帝晓得了。我要你知道我是以整个身心在爱着你的……我祈求上帝能让我活下来，免得让你、安和帕特失去我。”
那些在重型海轮或大运输船，在飞机场或集结地的人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行动受限制、住得太挤，可是他们至少是干燥、温暖与过得去的。对于在几乎每一个港口外都泊有平底登陆艇里颠簸不已的部队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些战士已经在这样的船艇里待了一个多星期。这些船里都挤得不可开交，特别脏，战士们苦不堪言。对于他们来说，战役在离开英国土地时就已经打响。这是一场对付持久的恶心与晕船的战役。大部分战士到现在仍然记得，船上只有三种东西的气味：柴油、临时厕所与呕吐物。
每条船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在777号坦克登陆舰上，三等信号兵小乔治·哈克特惊愕地看到波涛是那么高，它们从乱摇乱晃的船的一头泼进来，又从另一头翻滚出去。6号坦克登陆舰是一艘英国军舰，上面超员太多，美国第四师的克拉伦斯·赫普弗中校直担心它会沉没。海水在齐舷边处拍打，时不时灌进船来。厨房里发大水，部队只好吃冷食———指的是还能吃下去的那些人。
第五特种工兵旅的基恩·布赖恩军士记得，97号坦克登陆艇里挤得人踩人，而且颠簸得那么厉害，以致有幸分到铺位的人也很难不使自己滚下床来。对于加拿大第三师的莫里斯·马吉军士来说，他的船“比在尚普兰湖
湖心的小筏子还晃得厉害”。他晕船晕得连呕也呕不出来了。
可是等待期间受罪最大的还是被召回的船队里的人。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海峡的风暴里颠簸。如今水兵们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在最后一批迟归的船队放下铁锚时，他们闷闷不乐地排列在栏杆前。到晚上11时，所有的舰船都回来了。
在朴利茅斯港口外面，“科里”号的霍夫曼少校站在他的舰桥上，眺望着一长串一长串的黑影，那是防空袭灭了灯的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舰船。天气很冷。风仍然很急，他能听见每个浪涛袭来时吃水浅的小舰在海水沟槽里扭动时所发出的泼溅声。
霍夫曼疲惫不堪。他们刚回到港口不久，才听说延期的原因。可是现在，领导上又要他们做好再次出发的准备。
甲板底下，消息传播得很快。无线电报务员本尼·格利森正要去值班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朝餐厅走去，他来到这里时看见有十来个人在用餐———今天晚上吃的是有各种配菜的火鸡。每一个人都显得情绪不高。“你们这些家伙，”他说，“没精打采的，倒像是在吃最后的一顿饭。”本尼的话算是差不多说对了。D日那天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在场的至少有一半人和“科里”号一起沉入了海底。
在附近的408号步兵登陆艇上，士气也非常低。海岸警备队的弟兄们相信，这次虚假的开始仅仅是另一次“空弹演习”。第二十九步兵师的二等兵威廉·约瑟夫·菲利普斯想让弟兄们打起精神来。他一本正经地预言道：“咱们这支队伍是怎么也不会投入战斗的。咱们在英国待的时间那么长，总得等战争结束才会有咱们的份儿呀。上头准是派咱们去打扫多佛尔港白峭壁上的蓝知更鸟粪。”
半夜时分，海岸警备队的快艇和海军驱逐舰又干起了重新集结船队的巨大工程。这一次再也没有掉头返航的事了。
在法国海岸外面，微型潜艇X23号缓慢地升上海面。时间是6月5日凌晨1时。乔治·昂纳上尉迅速地打开舱口盖。在爬进那个小小的指挥塔后，昂纳和另一个水兵把天线竖了起来。在下面，詹姆斯·霍奇斯上尉把无线电的转钮固定在1850千赫上，同时用双手罩住耳机。没等多长时间，他就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对方的呼叫讯号：“肉趾脚……肉趾脚……肉趾脚。”在听到紧接的只有一个词的讯号之后，他抬起头来，简直无法相信。他用双手更紧地按住耳机，再一次地倾听。没有听错。他告诉他的伙伴们。谁都没吭一声。他们阴沉地对看了看：等待在他们前面的是，还得在水底下待上整整的一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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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中，诺曼底海滩笼罩在一片雾气里。前一天时作时歇的雨已变成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把万物打得精湿。海滩再往里，便是那些古老、形状不规整的田野，在这里已经打过无数次恶仗而且还要打上无数次。
四年来，诺曼底人民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奴役状态对于不同的诺曼底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三个主要城市里———东西两头的海港勒阿佛尔和瑟堡，以及处在二者之间（地理位置与大小规模上均是如此）的冈城，它离海岸10英里———占领是生活中一个严峻与经常存在的因素。这里有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总部。这里经常发生让人想起战争的事情———半夜搜捕人质、无休无止地袭击地下抵抗力量，还有既盼望又害怕的盟军轰炸。
一出城，特别是在冈城和瑟堡之间，便是满布树篱的乡野：一块块农田，四周是高高的土墩，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长着灌木和小树，从罗马人时代起它们就被入侵者与守卫者用作天然的壁垒。乡野间点缀着一幢幢木框架的农舍，茅草屋顶或是红瓦屋顶，时不时出现一些微型城堡似的小镇和村落，每一处几乎都有方方正正的诺曼底式教堂，四周则是一些有几百年历史的灰石房子。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些村镇的名字———维尔维尔、柯尔维尔、拉玛德琳、圣梅尔－艾格里斯、谢失－杜邦、圣玛利－杜芒、阿洛曼契、鲁克。在这些人口稀少的乡村里，占领的含义与大城市里有所不同。诺曼底的农民处在一种牧歌式的战争回流里，他们尽可能使自己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千百个男男女女被从小镇、村子装上船，到外面去当劳工，留下来的也得用一部分时间给海岸警备队无偿劳动。可是这些独立观念很强的农民也尽可能不多出力。他们一天天挨下去，以诺曼底人的倔劲恨着德国人，像苦行僧似的等待、盼望着解放那一天的到来。
一个名叫米歇·哈德莱的31岁的律师，站在他母亲房屋的起居室窗前，这所房子坐落在俯视睡意蒙眬的维尔维尔村的一个小山上。米歇的双筒望远镜焦距对准了一个骑了匹高大的农家马的德国士兵，他正顺着路往海边走去。在他马鞍两边都垂挂着几只铁皮水壶。这幅景象也够可笑的：巨大的马屁股、一蹦一跳的水壶，外加大兵的那顶水桶似的钢盔。
哈德莱眼看那个德国兵骑马穿过村子，经过那座有又高又细尖顶的教堂，一直来到隔开大路与海滩的那道水泥墙前。这时德国兵下马，取走所有的水壶，只剩下一个。突然间，有三四个士兵神秘地从断崖绝壁间出现。他们接过水壶后又消失不见了。那个德国兵拎着剩下的水壶爬过墙头，来到一幢挺大的黄褐色消夏别墅，这别墅周围都是树，它与海滩边上那片散步场地一般长。到了那里，德国兵跪下来，把那只水壶递给一双从建筑物底下齐地面处伸出来的手。
每天早晨都是如此。这个德国兵从不迟到，他总在这个时候把早上的咖啡送到维尔维尔的村口。对于待在峭壁哨所和海滩这头伪装地堡里的炮手来说，这就是一天的开始。也正是这片一派和平景象、微微弯曲的海滩，第二天将以“奥马哈海滩”的名称为全世界所知晓。
米歇·哈德莱知道，现在是早上6点15分整。
这套仪式他已经观察了好多次了。他总觉得有点滑稽，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德国兵的形象，另一方面使他觉得可笑的是，给野外人员供应早晨咖啡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就把吹嘘得上了天的德国人技术上如何精明的神话给粉碎了。可是哈德莱的高兴是有点苦涩味的。像所有的诺曼底人一样，他长时期以来就恨德国人，特别是现在，他更加憎恨了。
好几个月以来，哈德莱一直看着德国军队与强制劳动营，沿着海滩后的巉岩和河滩两端的峭壁在不断地挖掘、打地洞以及挖隧道。他看见他们在沙滩上设置障碍物并且埋设了成千枚有杀伤力的、邪恶的地雷。而且还不仅如此，他们以一丝不苟的彻底性，拆去了巉岩下面海边那一排漂亮的粉红、白色和红色的消夏村舍与别墅。如今，90幢房子只剩下了七幢。把它们拆掉不仅是因为要给炮手以更大的火力角度，而且还因为德国人需要木料给他们的掩体做护墙板。仍然矗立在地面上的七幢房子里最大的一幢———那是石块砌的全年住人的房子———属于哈德莱。几天前，当地的司令部正式通知，他的房子也要拆掉，德国人说他们需要砖和石头。
哈德莱不知道是否在某处有某个人会再把这个决定取消。德国人在有些事情上是常常让人难以预料的。不过在24个小时里就可以明确知道了：他得到过通知，这所房屋明天就要拆除———也就是说，6月6日，星期二。
6点30分，哈德莱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这是不容许的，可是和千百万法国人一样，他蔑视这道命令。这是反抗的又一种形式。不过，他还是把声音扭到耳语那样轻。和往常一样，在新闻结束时“不列颠上校”———也就是道格拉斯·里奇，他通常被认为是盟军远征军总司令部的代言人———读了一条重要通知。他说：
今天，亦即6月5日星期一，最高统帅授命我宣读以下通知：目前，本台已成为最高司令部与被占领区人民之间一个直接联系的渠道……在适当的时候，总司令部将发布极重要的指令，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预先宣告发布的时间；因此，希望你们或以个人为单位或是和朋友们组织起来，能在每一个小时里都收听。这样做其实并不特别困难……
哈德莱猜想这样的“指令”肯定与反攻登陆有关。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即将来到。他认为盟军肯定会在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发动进攻———总在敦刻尔克或加来附近，那里有港口，反正绝对不会在这儿。
住在维尔维尔的杜布瓦和达沃两家人没有听广播，他们今天早上睡懒觉了。昨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诺曼底各处都举行了这样的家庭集会，因为教会方面规定，6月4日星期天是初次圣餐受拜日。人们一向把这个节日看得很重，家人、亲戚总以此为由一年一度在一起聚聚。
杜布瓦和达沃家的孩子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在维尔维尔小教堂里骄傲的家长和亲戚的注视下举行了他们的初次受拜仪式。有些亲戚还是远道从巴黎来的，他们揣着花了好几个月才申请到的德军当局特批的证件。这次旅行让人生气而且还很危险———眼下火车严重超员而且从不准点，让人没法不生气，说它危险，是因为所有的机车都成了盟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袭击目标。
可是走这么一趟还是值得的，上诺曼底去总是不虚此行的。这里物产仍旧很丰富，有许多东西巴黎人如今简直难得见到———新鲜的黄油、干酪、鸡蛋、肉，而且当然，还有卡尔瓦多，这是诺曼底人酿造的容易醉人的苹果白兰地酒。除了这些，在这艰难的时日，诺曼底算是个好去处。既安静又安全，离开英国太远不致选作登陆的地点。
两个家庭的聚会非常成功。而且节还没有过完呢。今天晚上所有人还要坐在一起享受一顿美餐，喝主人家想方设法攒下来的白兰地和别的好酒。到那时庆祝活动才算达到高潮。亲戚们准备星期二一早乘火车回巴黎。可是他们诺曼底的三天度假得大大地延长了：往后的四个月里，他们得被迫困在维尔维尔。
更靠近海滩，离柯尔维尔村口不远处，40岁的弗尔西德·布罗克赫在干他每天早上6点半必定要做的常课：坐在他那间湿淋淋的牲口棚里，眼镜歪到一边，脑袋挤在母牛乳房底下，让一道细细的乳汁流到一只桶里。他的农场躺在一条狭长的土路旁，位于离海还不到半英里的一个小高地的顶部。他已有好久没有顺着那条土路远走或是到海滩上去了———德国人把它封闭后就再没有去过。
他在诺曼底务农已有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个名叫布罗克赫的比利时人曾眼见他的家园毁于一旦。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他马上辞去办公室的工作，和妻子、女儿一起搬到诺曼底来，他想在这儿总可以太太平平地过他的日子。
在10英里以外的教堂小镇拜依厄，他19岁的长得挺俊的女儿安妮·玛丽正准备去学校，她在那里的幼儿园工作。她期待这一天快点结束，因为暑期明天开始。她打算在农场上度假。第二天她要骑自行车回家。
也是在第二天，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来自罗得岛的又高又瘦的美国小伙子，将在几乎正对着她父亲的农场的海滩上登陆。安妮·玛丽将成为他的妻子。
整个诺曼底海边，人们在干他们每天都要干的工作。农民在田野里耕作，侍弄他们的苹果园，照顾他们的白褐色花母牛。在村庄和小镇上，店铺在开始营业。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仅仅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占领的日子。
在即将以犹他海滩闻名于世的那片沙丘与广阔的沙滩后面，在那个叫拉玛德琳的小村子里，保尔·盖曾格尔和平时一样打开了他那家小铺兼咖啡馆的门，虽然是不会有什么买卖的。
有一段时间，盖曾格尔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不能说富裕，但也够他自己、妻子玛莎和12岁的女儿珍妮开销的。可是现在，整个海岸地区都被封锁了。住在最靠近海岸的人家———基本上从维尔河口（这条河就在附近入海）一直到瑟堡半岛整个这半边的人家———都被赶走了。只有在这里拥有农场的才允许留下。如今，咖啡馆老板的生计全部仰仗留在拉玛德琳村的七户人家以及驻在附近的少数德国军人———这些大兵他哪敢不伺候。
盖曾格尔其实也想搬走。当他坐在他的咖啡馆里等候第一个顾客上门时，他怎么也想不到，24小时之内他就要出外旅行了。他和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将被驱赶，集中送到伦敦去接受询问。
这个早晨，盖曾格尔好友之一，面包师傅比埃尔·卡尔德隆的心事要重一些。在离海岸10英里的卡伦丹镇让纳大夫的诊所里，他坐在他五岁的儿子小比埃尔的床边，小比埃尔刚动过手术摘除了扁桃体。中午，让纳大夫又给小孩检查了一遍。“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告诉那个焦急不安的父亲，“他的情况蛮好。你明天就可以把他带走。”可是卡尔德隆却有不同的想法。“不，”他说，“我想要是我今天就把小比埃尔带回家去他母亲会更高兴的。”半小时后，卡尔德隆把小男孩抱在怀里出发回家了，那是在犹他海滩后面的圣玛利－杜芒村———在D日，伞兵部队将在这里和第四师的战士会合。
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也是安安静静、平淡无奇的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指望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天气太坏了。事实上，天气如此恶劣，使得在巴黎卢森堡宫的空军司令部的首席气象专家沃尔特·斯托培上校教授在例会上告诉军官们，今天不妨放松放松。他甚至怀疑盟军的飞机今天会不会出动。立刻，防空部队的战士们接到命令可以免除值勤。
紧接着，斯托培打电话给离巴黎仅仅12英里的郊区圣热尔曼－恩－赖尔，打到维克多·雨果大街20号。那是一幢很大的三层楼碉堡式的建筑，有100码长，60英尺深，隐藏在一所女子中学下面的一个斜坡里———这就是西线总部，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斯托培与他的联络军官赫尔曼·缪勒少校说话，此人是负责气象的，缪勒老老实实地记下天气预报，接着便把它送交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少将。西线司令部一向很重视气象报告，布鲁门特里特尤其急于想见到今天的这一份。他正要为西线总司令想进行的一次巡视的日程计划作最后的定稿。气象报告使他更加相信巡视可以按原定计划进行。冯·伦德施泰特计划星期二在他儿子、一个年轻的中尉的陪同下，去视察诺曼底的海岸防御情况。
在圣热尔曼－恩－赖尔，没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幢碉堡式的建筑物，更没有几个人知道，德军西线最有实力的陆军元帅就住在中学后面亚历山大·仲马路28号一所小小的不起眼的别墅里。它由高墙围圈着，铁门永远是关闭的。要进入别墅得通过一条穿越学校院墙特别建造的通道，或是走靠近亚历山大·仲马路的围墙上的一扇很不显眼的小门。
冯·伦德施泰特和平时一样很晚才睡（上了年纪的陆军元帅如今难得在10点半之前起床），快到中午他才坐到别墅一层楼书房的办公桌前面去。在那里，他与他的参谋长商量了军机要事并签署了西线总部对“盟军意图的估计”，以便在当天稍迟时可以呈交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这个估计是又一个典型的错误揣度。报告是这样写的：
空袭的系统化与明显增多说明敌人已进入高度准备阶段。可能入侵的战线仍然是从［荷兰的］斯海尔德一直到诺曼底……但包括布列塔尼北部前沿在内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然而］这整片区域内敌人将在何处进攻仍然不明朗。对敦刻尔克到迪耶普海岸防御工事的密集空袭可能说明盟军入侵的主攻方向将在这里……［但是］尚不能明显看出有立即发动攻击的迹象……
在做出这样含混与别出心裁的估计之后———这一估计把可能登陆的地点挪到了800英里之外———冯·伦德施泰特便和他的公子一起上陆军元帅心爱的餐馆去了，那是在附近波吉瓦尔的“勇敢的公鸡”。现在是1点钟刚过不久；再有12小时那就是D日了。
对于德军指挥体系的每个环节，持续的恶劣天气起了一服镇静剂的作用。大大小小的司令部都深信，进攻不会在最近的将来发生。他们的判断是根据促成盟军在北非、意大利和西西里登陆时对气象的精密估计做出的。这几次行动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像斯托培和他在柏林的上级卡尔·桑塔格博士这样的气象专家注意到，没有十分之九把握的有利天气条件，特别是没有有利的空中掩护条件，盟军就贸然登陆，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对于一板一眼的日耳曼头脑来说，违反这条规律是不可思议的：气候非得十分理想才行，否则盟军就不会进攻。而现在天气并不理想。
在拉罗什吉荣B集团军群司令部，一切如常，就像隆美尔在时一样，参谋长斯派达尔少将觉得形势很正常，不妨举行一次小小的晚宴。他邀请了几位客人：霍斯特大夫，他的连襟；恩斯特·容克，哲学家与著作家；还有一位老朋友威廉·冯·施拉姆少校，他是官方“战地记者”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型的斯派达尔期待着这次晚宴的到来。他希望他们可以讨论他心爱的题目：法国文学。还有别的事情也需要讨论：那是一份容克起草并秘密地传给隆美尔和斯派达尔的文稿。他们两人都热切地相信这份文件：它描绘了使和平得以到来的一幅蓝图———在希特勒接受德国法庭审判或是被谋杀之后。“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个夜晚好好谈谈。”斯派达尔对施拉姆这样说。
在第八十四军军部驻地圣洛，情报军官弗里德里希·海恩少校正在安排另外一种性质的聚会。他订购了几瓶上好的夏布里酒，半夜时分参谋部门准备让军长埃里奇·马克斯将军惊喜一番。将军的生日就在6月6日。
他们准备在半夜举行这个让人惊喜的生日宴会，因为马克斯天一亮就必须动身到在布列塔尼的雷恩市去。他和诺曼底地区别的高级军官，都得去参加星期二早上开始的图上演习。马克斯不免暗自好笑，因为要他扮演的角色竟是“盟军”。这次“战争演习”是尤金·孟德尔将军布置的，也许因为他自己是伞兵部队的，这次演习的最大特点就是“入侵”以伞兵的“突袭”开始，紧接着才是从海上“登陆”。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次“战争游戏”会有点意思———这次理论上的入侵假设发生在诺曼底。
这次“战争游戏”使第七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彭塞尔少将心烦意乱。整个下午在勒芒的总部里他一直都在想这件事。他手底下在诺曼底与瑟堡半岛的高级军官全都同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倘若他们提前一个晚上动身那更是危险万分。雷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挺远的地方，彭塞尔生怕某些人打算天亮前就离开前线。彭塞尔最怕的就一直是拂晓这个时刻：如果入侵真是发生在诺曼底，他相信攻击准在天蒙蒙亮时开始。他决心给所有要参加演习的人提个醒儿。他通过电传发出的命令是这样的：“兹通知参加战争演习的司令官及其他人员，望勿在6月6日天亮前动身去雷恩。”可是已经为时太晚。有一部分人已经走了。
情况就是这样，从隆美尔开始，高级军官就在战斗的前夕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前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真像冥冥中那无常的命运拨弄着使他们离开似的。隆美尔在德国。B集团军群的作战参谋冯·坦普尔霍夫也在那里。西线海军司令梯奥多尔·克朗克海军上将在向伦德施泰特报告了由于风浪太大巡逻艇无法离港之后，就动身去波尔多了。第二四三师负责瑟堡半岛半边防务的师长海因茨·赫尔密奇中将则动身去雷恩了。第七〇九师的卡尔·冯·施莱本中将也是这样。第九十一空降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刚刚换防来到诺曼底，其师长威廉·法利少将正准备动身。伦德施泰特的情报军官威廉·迈耶－迪屈林上校正在度假，而某师的参谋长根本找不到人———原来他带了法国情妇外出打猎去了
。
与此同时，就在负责滩头防务的军官星散到欧洲各处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把空军残剩在法国的一些战斗机中队调到根本够不到诺曼底海滩的地方去。飞行员们简直惊呆了。
撤走的主要原因是帝国的防务需要这些中队，几个月以来，德国便遭到盟军空军越来越猛烈的昼夜不停的轰炸。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把这些能起重大作用的飞机留在法国毫无掩护的飞机场上，听任盟军战斗机、轰炸机来摧毁，这在最高统帅部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事。希特勒答应过他的将领，盟军登陆那天，将会有1000架德国飞机来袭击海滩。可是6月4日，整个法国只有183架战斗机
，其中只有160架被认为是可以服役的。在这160架里，一个124架组成的联队，亦即第二十六战斗机联队，恰好就在这个下午被调离海岸。
在第十五集团军驻防区的里尔，外号叫“匹普斯”的约瑟夫·普里勒中校站在飞机场上大发雷霆，这里是第二十六联队的司令部。中校是德国空军的一个王牌飞行员，击落过96架飞机。在他头顶上是他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正朝法国东北部的梅斯飞去。他的第二个中队也即将动身，命令它去的地方是赖姆斯，大致在巴黎和德国边境的半中间。第三个中队已经去了法国南部。
联队指挥官除了抗议也不能有别的什么作为。普里勒是个外向型的、喜怒无常的飞行员，在德国空军里以脾气暴躁而闻名。大家都知道他喜欢与将军们顶撞，这会儿他正打电话给他的空军大队长。“这简直是发疯！”普里勒吼叫道。“要是我们预计敌人会入侵，联队应该往前挪，而不是往后撤！如果正好在转移过程中敌人来了那怎么办？我的给养要到明天甚至是后天才能送到新的基地。你们都疯了！”
“听着，普里勒，”大队长说，“入侵是根本不可能的。气候太糟糕了。”
普里勒把听筒朝下一摔。他走回到飞机场里去。现在只剩下两架飞机了，那是他的和海因茨·吴达茨克中士的，中士是他的僚机驾驶员。“咱们还能干什么？”他对吴达茨克说。“要是敌人来进攻，上头没准就指望咱俩顶着呢。干脆喝他个一醉方休吧。”
整个法国，在千万个观察着、期待着的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男人和女人真的知道进攻确实是迫在眉睫了。这样的人不过10个左右。他们还跟平时一样镇静，照样不在意地干他们的事情。保持镇静与不在意就是他们工作内容之一：他们是法国地下运动的领袖。
他们大多数人都在巴黎。从那里，他们指挥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事实上这就是一支军队，有完整的指挥链节与无数的部门与分支，掌管着一切事务，从拯救被击落的盟国空军人员到发动怠工，从充当间谍到搞谋杀。这里有地区的领袖、地段的领导人、各分支的头头脑脑以及千百个在基层的男男女女。从纸面上看，这个组织有许多重叠的行动网络，显得过于复杂，像是没有必要。但这种明显的混乱是有意形成的。地下组织的力量也正在这里。重叠的指挥提供更多的安全；多重的行动网络保证每一个行动的成功；整个机构是如此隐秘，以致领导人都几乎互不相识，只知道别人的代号，每一个小组从不清楚别的小组在干什么。地下组织要能生存下去非得如此不可。即使有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德国的报复行动还是有很大的摧毁力量，到1944年5月，地下组织每个积极分子的寿命估计还不到六个月。
这支男男女女组成的秘密抵抗大军，打这场无声的战争已经有四年多了———这场战争经常显得平淡无奇，但永远是生死攸关的。千百个人被处决了，更多人死在集中营里。可是现在，虽然基层战士还不知道，他们为之而战的那一天终于快来到了。
前几天，地下组织的最高司令部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成百个密码信息。其中的一些警告说登陆就迫在眉睫。信息之一即是魏尔兰《秋之歌》的第一行———也就是迈耶中校手下的人在德军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部6月1日截获的同一警告。（卡纳里斯一点没错。）
现在，比迈耶更激动的地下运动领袖们，在等待这首诗的第二行以及别的信息，好确证早先获悉的情报。而这些警告不到真正进攻前几个小时的最后关头，是绝不会广播的。即使到那时，地下领袖们也知道他们不可能从信息中获悉登陆会在什么具体地点进行。对于一般的抵抗运动成员来说，真正的警告要到盟军下令把预先安排好的怠工计划付之实现时才算是来到。能表明进攻真的要开始的是两个信息：一个是“苏伊士热得很”，它一到，“绿色计划”就要付之行动———铁路运输和设施将瘫成一团；另一个“骰子在桌子上呢”，将引发“红色计划”———把电话线与电缆全都切断。所有地区、地段和分支的领导人都得到过警告要留神倾听这两个信号。
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亦即D日的前夜，英国广播公司在6点半广播了第一个信息。“苏伊士热得很……苏伊士热得很。”广播员严肃地宣告道。
纪尧姆·墨卡德，诺曼底维尔维尔与波特－恩－贝桑之间的海岸地段（大致相当于奥马哈海滩地区）的情报负责人，趴在他开设在贝叶的自行车铺的地下室一架藏得很隐秘的收音机前，听到了这个信号。这几个字简直让他惊呆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他不知道反攻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但是等待了这么些年之后它终于要来临了。
停顿了片刻。接着又传来墨卡德等待着的第二个信号。“骰子在桌子上呢。”广播员宣告道。“骰子在桌子上呢。”紧接着是一长串信号，每一个重复这几句话：“拿破仑的帽子在圈子里……约翰爱玛丽……箭穿不过去……”墨卡德关上收音机。他听到了与他有关的那两个信号。其他的警告都是向法国别处的地下组织发出的。
他匆匆上楼，告诉他的妻子玛德莲：“我得出去。今天晚上要回来得迟些。”接着他从自行车铺里推出一辆低矮的赛车，蹬着去通知他底下那些分支领导人了。墨卡德是诺曼底自行车赛的前冠军，多次作为省选手去参加有名的周游全法国大赛。他知道德国人不会拦阻他的。他们给他发了一张特殊证明，允许他练习骑车。
这时，各个地方的抵抗组织都静悄悄地接到了顶头上级的通知。每一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计划，很明确地知道该完成什么任务。阿尔贝·奥热是冈城的火车站站长，他和他的同志的任务是弄坏车场上的那些水泵，捣毁机车上的蒸汽喷嘴。安德烈·法兰是依西尼附近露·芳丹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他的任务是绞断诺曼底的通信联络：他那个40个人的突击队将切断从瑟堡通出来的电话巨缆。依夫·格列赛林是瑟堡一家杂货铺的老板，他的任务最为艰巨：他们那伙人得把瑟堡、圣洛和巴黎之间的铁路网络炸烂。以上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的地下小组。地下运动要做的事多得很呢。时间紧迫，破坏行动又非得等天黑了才能开始。不过从布列塔尼直到比利时边境，整个海岸线上人们都在做准备，全都希望反攻在他们自己的地区进行。
对于某些人来说，信号又提出了性质极不相同的问题。在维尔河口附近的海滨疗养小镇格兰特坎———那地方几乎正处在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中间，分支领导人让·马里昂有重要情报得递送到伦敦去。他不知道得怎样才能送到那边———纵使他时间上还来得及。中午过后不久，他手下的人报告说，离这里还不到一英里处新来了一个高射炮群。为了弄确实，他装作漫不经心似的骑着车去看看。即使有人拦阻他也知道自己是能够通过去的：他准备了许多假证件专门用来对付这类场合，其中有一张证明他是大西洋壁垒的建筑工人。
这组高射炮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使马里昂感到震惊。这是一组机械化的攻击型的炮群，配备有重型、轻型以及混杂的高射炮。分成五组，共有25门，正被拖上阵地，这些阵地覆盖着维尔河口直到格兰特坎郊外的整片地区。马里昂注意到，炮兵们在拼命工作让大炮赶紧进入阵地，仿佛是在和时间赛跑。这种疯狂劲儿使马里昂感到困惑。这可能说明反攻会在这里开始，而德国人通过某种途径已经有所知晓。
马里昂不知道的是，这些大炮恰好对准了几小时后第八十二、第一〇一伞兵部队的飞机与滑翔机要走的路线。不过，若是德军最高统帅部里有人对即将来临的进攻有所知晓，他们并没有通知第一高射炮兵团团长维纳·冯·基斯托夫斯基上校。他仍然在纳闷干吗让他的2500名高射炮手匆匆赶到这儿来。不过基斯托夫斯基对突然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有一回，他的部队竟单独被调往高加索。从此以后什么情况都不会使他感到意外了。
让·马里昂一边镇定自若地围着忙于架炮的兵士蹬车，一边在苦苦思索一个重大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重要情报，送交50英里外冈城的伦纳德·吉勒的秘密总部，此人是诺曼底军事情报部门的副头头。马里昂现在无法离开他的地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他决定冒冒险通过一系列的“交通”把情报送给在贝叶的墨卡德。他知道这会用去好几个小时，但是他深信只要还来得及，墨卡德会想法子交到冈城去的。
马里昂还有一件事情想让伦敦知道。这事不如高射炮位置重要———仅仅是对他前些时送去的、关于在霍克角有九层楼高的绝壁上重炮阵地的多次情报的一个确证。马里昂要再次报告这些大炮还未到位，它们仍然在旅途中，离炮位还有两英里。（尽管马里昂想方设法向伦敦做了警告，在D日，为了炸毁根本不在那里的大炮，美国突击队在英勇的攻击中丧失了225名队员中的135人。）
对于某些不清楚反攻迫在眉睫的地下工作者来说，6月6日星期二这一天本身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伦纳德·吉勒，它意味着要到巴黎去见自己的上级。即使是此刻，吉勒还安详地坐在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里，虽然他预期“绿色计划”的破坏小组随时随刻都可能把火车炸出轨，吉勒坚信反攻不会定在星期二举行，至少不会在他管辖的地区里。倘若反攻定在诺曼底进行，他的上级肯定会取消这次见面的。
可是这个日期确实使他感到困惑。那天下午在冈城，吉勒属下的分支领导人之一，那是共产党某支部的头头，非常明确地告诉吉勒，进攻将在6日拂晓时分开始。此人的情报一向是准确无误的。吉勒的脑子又出现了那个老问题：他的消息会不会直接来自莫斯科呢？吉勒认为不可能，俄国人用泄露机密的办法来故意破坏盟军的计划，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吉勒在冈城的未婚妻燕妮·波瓦达来说，她巴不得星期四早点到来。在她从事地下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她在自己的拉泼拉斯路15号底层小小的套间里，隐藏过60多名盟军飞行员。这可是个危险、不讨好、伤脑筋的工作，稍稍有点闪失便是死路一条。过了星期四，燕妮可以稍微轻松些了———至少可以拖到下一个被击落的飞行员得由她来保护的时候———因为星期四那天，她将把两名在法国北部上空击落的皇家空军飞行员，转交地下通道的下一站。过去这15天，两个英国人就潜伏在她的套间里。她希望好运气千万别离开自己。
对于别的人来说，好运早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阿茉莉·勒谢伐利尔看来，6月6日这一天可以说没有意义也可以说有意义。她和她的丈夫路易是在6月2日那天被盖世太保逮捕的。他们帮助过100多个盟军飞行员逃走；他们是因自己农场上一个帮工的出卖而被捕的。现在，阿茉莉·勒谢伐利尔坐在冈城监狱囚房的床板上，不知道自己和丈夫哪天会被枪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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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9时前几分钟，有十来艘小艇出现在离法国岸边不远的海上。它们静静地沿着海面移动，离岸这么近，以至水手们都能看见诺曼底的房屋了。这些小艇并未受到注意。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它们便遁走了。这些是英国的扫雷艇———是有史以来所集结的最强大的舰队的一个前哨。
此刻，就在后面的英吉利海峡，有排成一个大方阵的船队冲破滔天浊浪，直压希特勒统治的欧洲———自由世界的威力与愤怒终于摆脱羁束了。它们来了，威风凛凛，一排接着一排，足足有十个纵队，占据了20英里的海面，林林总总，不下5000艘。这里有新式快速攻击型的运输舰，有行动迟缓的锈迹斑斑的货船，有小巧的越洋班船、横渡海峡的汽船、医疗船、久经风霜的油轮、海岸巡逻艇以及一大堆簇拥而来的拖船。这里还有不计其数吃水浅的登陆舰———是些大起大落颠得厉害的舰只，有数艘几乎长达350英尺。许多这类船以及别的重型运输船上都载有确实是用来攻打滩头的小艇———数目超过1500艘。在整个舰队前面的是一行行的扫雷艇、海岸巡逻快艇、置放浮标的小艇以及摩托艇。船只上空飘飞着拉有阻塞铁丝幕的气球。在云层底下翱翔着的是战斗机的中队。而在这支簇拥着部队、枪炮、坦克、汽车与供应的怪异船队的外围，则是一支由702艘战舰组成的庞大队列
，至于那些海军小艇尚不计算在内。
这里有美国海军的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这是海军少将柯克的旗舰。它带领着美国的特混舰队———驶往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由21艘舰船组成的护航队。就在珍珠港事件前四个月，这艘女王似的“奥古斯塔”号，曾让罗斯福总统搭乘着驶往纽芬兰一处安静的港湾，去和温斯顿·丘吉尔做他们许多次历史性会见的第一次。在旗舰周围的是那些战舰，展示着全部飞飘的战旗，在威风凛凛地破浪前进：这里有英国的“纳尔逊”号、“拉米里斯”号、“沃斯拜特”号和美国的“得克萨斯”号、“阿肯萨斯”号，“骄傲的内华达”号，在珍珠港事件中，日本人曾将其炸沉并认为已将其变成一堆废铁。
带领着38艘英国与加拿大护航舰驶往索德、朱诺与古尔德海滩的是英国的巡洋舰“锡拉”号，它是海军少将菲利普·维安爵士的旗舰，追歼德国战舰“俾斯麦”号的即是此人。紧挨着“锡拉”号的是英国最有名的轻巡洋舰之一———“阿贾克斯”号，它是追踪并击沉“斯皮伯爵”号的三艘战舰中的一艘，在1939年12月普拉他河战役后，这三艘船狠狠咬住希特勒海军引以为豪的“斯皮伯爵”号，并在蒙得维的亚港将其击沉。这里还有其他有名的巡洋舰———美国的“塔斯卡露莎”号与“昆西”号，英国的“企业”号与“黑王子”号，法国的“乔治·勒格”号———总共有22艘。
在护航队的外沿则行驶着五花八门的各种船只：风姿优雅的多帆单桅小船、粗而短的护卫舰、细而长的炮艇如荷兰的“索姆巴”号、反潜哨舰、快速的用于体育锻炼的小艇，以及哪儿哪儿都是油光水滑的驱逐舰。除了众多的美英驱逐舰之外，还有加拿大的“格阿佩尔”号、“萨斯喀彻温”号和“列斯蒂戈彻”号，挪威的“斯温纳”号，连波兰军方也出了一份力，派来了“波依隆”号。
缓慢而笨重地，这支庞大的舰队横渡在英吉利海峡上，按照着一个历史上从未试行过的、每分钟都掐得很紧的行船时刻表前进。船舰从英国各港口驶出，顺着两条护航线路沿海岸南下，然后在怀特岛南面集结海域集中。舰船在那里归类排队，每艘船找到事先规定的自己的位置，加入到指派前去的具体海滩的那个海军队列里去。集结海域马上就给起了个外号：“皮卡迪利广场”
。护航船队从那里出发去法国时沿着五个由浮标指明的巷道行驶，快到诺曼底时，五条巷道又分裂成10条航道，每两条通向一个海滩———一条是“快车”道，另一条是“慢车”道。在前面开道的———仅在充作矛头的扫雷艇、战舰和巡逻艇之后———是五艘指挥舰，它们是支棱着雷达天线和无线电天线的有攻击力量的运输舰。这些浮动的指挥哨将是进攻的神经中枢。
哪里都是船。对于船上的海员来说，这支历史性的大舰队在他们记忆中仍然是生平所见到的“最让人激动、最令人难忘的”一个景象。对于部队来说，终于出发了，这是件好事，尽管前面会有种种麻烦与危险。士兵们仍然心情紧张，但是某些心理负担却解除了。如今每一个人但愿快把该做的事接到手，把它干完。在登陆舰艇与运输船上，人们在写最后一分钟的书信、玩牌、参加长时间的侃大山。第二十九师的托马斯·斯潘塞·达拉斯少校回忆说：“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是随军教士。”
在一艘挤得水泄不通的登陆小艇上，第四师十二步兵团的随军教士刘易斯·富尔默·库恩上尉发现，自己成了所有教派的牧师。一个犹太裔军官欧文·格雷上尉问库恩上尉，肯不肯带领全连人一起向“我们全都信仰的那位上帝祷告，不管是新教徒、天主教徒还是犹太人，让上帝保佑我们的使命得以完成，而且倘若可能，还让我们重新平安回家”。库恩非常乐于效劳。一艘海岸巡逻小艇的三级副炮手威廉·斯威尼记得，暮色苍茫中，攻击型的运输舰“塞缪尔·蔡斯”号用灯光打出了这样的信号：“正举行祈祷。”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次航行的最初几个小时是平平静静度过的。许多人变得爱内省，他们谈出了平时不会对别人说的话。许多人事后回忆说，他们认识到自己心里还是感到害怕的，于是就以异乎寻常的坦率讲了一些别的私事。在这个奇特的夜晚，人们变得亲近了，而且信赖自己过去连面都未曾见过的人。第一四六工兵营的一等兵厄尔斯顿·赫恩回忆说：“我们谈了不少家里的事儿，也谈了过去的经历和登陆时会遇到的事儿以及情况大概会怎么样。”在赫恩所在的那艘登陆艇滑溜溜的湿甲板上，他和一个不知名姓的军医助手有过这样一次谈话。“那位军医助手家里出了麻烦。他那当模特的老婆要和他离婚。他愁得不行。他说这得等他回家以后再说。我还记得，我们说话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小后生在近旁轻轻哼唱。那后生还说，他这会儿唱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这确实让他觉得高兴。”
在英国船“帝国之砧”号上，参加过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战役的老兵、美军第一师的迈克尔·库尔茨班长见到换他班的人朝他走来，那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二等兵约瑟夫·斯坦纳。
“班长，”斯坦纳说，“你真的认为咱们有可能成功吗？”
“那还用问，小子，”库尔茨说，“不用为自己是死是活发愁。在这个部队里咱们总是先为马上要来临的战斗操心。”
第二突击营外号叫“弯杆儿”的比尔·佩蒂军士也正在发愁呢。他和朋友一等兵比尔·麦克休一起，坐在从前走海峡的老渡船“人岛”号的甲板上，望着逐渐逼拢来的暮色。佩蒂瞅着他们周围那些船的长长的影子，聊以解愁；他的心都系在霍克角的巉岩绝壁上了，他转过脸来，对麦克休说：“咱们可别想从这场战斗中活着出来了。”
“你也太悲观了。”麦克休说。
“也许是吧，”佩蒂答道，“反正咱们俩只能有一个能留下来，麦克。”
麦克休还是满不在乎。“到了老天爷非要你死的分上，你想要活也活不成啊。”他说。
有些人试着想看书。第一师的艾伦·博迪特班长开始读亨利·贝拉曼的《金石盟》
，可是他发现思想很难集中，因为他老在为自己那辆吉普车担心。到了他把车子开到三四英尺深的水里去时，它的防水功能会不会失灵呢？加拿大第三师的炮手阿瑟·亨利·布恩坐在一艘满载坦克的登陆舰上，他试图把一本有个耸人听闻的题目《一个少女与一百万个男人》的袖珍版书看完。英国运输船“帝国之砧”号上的第一师的随军教士劳伦斯·E·迪瑞惊诧不止，因为他看到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在读拉丁原文的贺拉斯的《歌集》。可是迪瑞自己呢（他将在第一个攻击波中和第十六步兵团一起登上奥马哈海滩），他睡前的好几个小时也都花在读赛蒙德的《米开朗琪罗传》上了。在另一个护航船队里，一艘登陆艇颠簸得太厉害，几乎所有人都晕船了，詹姆斯·道格拉斯·吉兰，他也是加拿大人，取出一本对今天晚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书。为了安定自己和另一个军官朋友的神经，他翻开到《诗篇》
第23篇，高声朗读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并非到处都那么庄严肃穆，也还存在轻松的气氛。在英国船“本·麦克里”号上，一些突击队员把四分之三英寸粗的绳子从那些桅杆的顶尖一直拉到甲板上，接着便满船爬来爬去，让英国海员看得眼睛都发直了。在另一条船上，加拿大第三师的弟兄们举办了一次文娱晚会，节目有各种朗诵、捷格舞、双人对舞和唱诗奉献活动。国王团队的詹姆斯·珀西瓦尔·德莱西军士（人称“珀迪”）听着风笛合奏的《特拉里的玫瑰》，情绪一激动，忘记自己身在何方，竟站起身来建议为爱尔兰的埃蒙·德·瓦勒拉
干杯，因为他“使我们避免卷入战争”。
许多长久为自己能否活下来而担忧的人，现在却巴不得早点抵达海滩。比起他们对德国人的最大畏惧，坐小船渡海才真是更加可怕的事。晕船症像瘟疫似的传遍所有59个护航船队，征象最厉害的是在颠得最凶的登陆小艇上的水兵。给每一个人都发了抗晕船的药，外加一样东西：它在装运单上以部队典型的精确性写明是，“纸袋，呕吐用，一只”。
部队的效率至此也算是高到家了，然而还是不够。“呕吐袋都装满了，钢盔里也满了，防火桶的沙子给倒掉，那里也满了出来，”二十九师的技术军士威廉·詹姆斯·威登菲尔德回忆道，“你在钢甲板上根本站不住，到处都听到有人在说：‘要咱们去死，干脆让咱们滚到这些坑人的桶的外面去得了。’”在一些登陆船上，士兵们实在受不了，他们威胁说———也许更多的是吓唬人而不是认真的———要跳海。加拿大第三师的二等兵戈登·莱恩发现自己揪住一个朋友不放，那人“求我放开他的裤带”。皇家海军的一个突击队员拉塞尔·约翰·威瑟记得，在他的船上“呕吐袋很快就用完了，到后来只剩下一只”。人们都把它传给别人用。
由于晕船，千百个人都没能享受到往后几个月里他们再不会遇到的好饭菜。上级做出特殊安排，让所有的船都供应最好的食物。这份特殊的饭菜———部队里戏称为“最后的晚餐”———在各条船上也是不一样的，而各人的胃口又各不相同。在攻击型运输船“查尔斯·卡罗尔”号上，二十九师的卡罗尔·比·史密斯上尉得到的是一份牛排，上面有几只煎鸡蛋，蛋黄朝上，外加冰激凌和罗甘莓。两小时之后他推开别人往栏杆边上挤去。一一二工兵营的小约瑟夫·罗森布拉特少尉吃“国王式煮鸡”时一连添了六回，胃口越吃越好。第五特种工兵营的基思·布赖恩军士也是这样。他吃完了三明治和咖啡还觉得没尽兴。他的一个伙伴到厨房去“搬来”一加仑水果鸡尾酒，四个人分着把它喝光了。
在英国船“查尔斯王子”号上，第五突击营的艾弗里·杰·桑希尔逃过了一切的不适。他服了过量的晕船药从头一直睡到底。
在船上的人尽管经受着种种痛苦与恐惧，他们的记忆里却清晰得出奇地印上了某些图景。第二十九师的唐纳德·安德森少尉记得，天黑前一小时，太阳从云层里露出来，使整个舰队剪影似的轮廓分明。为了向第二突击营的托姆·瑞安军士表示祝贺，F连的战士围拢他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他刚满22岁。在第一师那位想家的19岁的二等兵罗伯特·马里恩·艾伦看来，这天晚上倘若“能在密西西比河上划划小艇，那是最惬意不过的了”。
在整个舰队的每一条船上，拂晓时将创造历史的人都在使自己尽可能得到一些休息。法国突击队队长菲利普·基弗在他乘坐的登陆船上正往毯子里钻时，脑子里忽然想起1642年在英国打埃杰赫尔战役时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所做的祈祷。基弗祷告说：“哦，主啊，你知道我今天有多么的忙碌和紧张。若是我没来得及想起你，求求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他把毯子往上拉拉，几乎立刻就沉入了睡乡。晚上10点1刻过后不久，德国第十五集团军的反间谍部门首脑迈耶中校冲出他的办公室。在他手里攥着的也许是整个二次大战中德国人所截获的最最重要的情报。迈耶现在知道进攻就是48小时之内的事了。掌握了这个信息盟军就可以被赶回到海里去。信息得自英国广播公司对法国地下组织的一次广播，它即是魏尔兰诗歌的第二行：“单调颓丧，深深刺伤我的心。”
迈耶冲进餐厅，在这里第十五集团军司令汉斯·冯·萨尔穆斯将军正和他的参谋长以及另两个人在打桥牌。“将军！”迈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信息，第二部分———它来了！”
冯·萨尔穆斯沉吟了片刻，接着便下令让第十五集团军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就在迈耶急匆匆地走出房间时，冯·萨尔穆斯的眼睛又回到他手里的牌上去了。冯·萨尔穆斯记得自己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老了，见得多了，再不会为这样的事情过于激动了。”
迈耶回到办公室后，便和部下立即用电话通知西线总部，亦即伦德施泰特的总部。他们接着又禀报最高统帅部亦即希特勒的总部。与此同时又通过电传打字机通知所有别的司令部。
第七集团军又一次未被通知到
，其原因从未得到过能让人满意的解释。再过四个小时多一点，盟军的舰队就会抵达五个诺曼底海滩外的集结海域；三小时内18000个伞兵将降落在夜色渐浓的田野与树篱上———也就是说进入从未得到有关D日警告的德国那个军的管区。
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二等兵“荷兰佬”阿瑟·B·舒尔茨做好了准备。像飞机场上每一个人那样，他穿上了跳伞服，他右胳膊上搭了一顶降落伞。他的脸用炭涂黑了，而他的头也和今晚每个伞兵一样，剃成了怪模怪样的易洛魁族印第安人式：只留下窄窄的一行头发从脑门直到后脑勺，别处都剃得精光。他身边是他的武器装备；他在各个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几小时前赢到手的2500美元现在只剩下20美元了。
现在，伞兵们等待卡车把他们载到飞机跟前去。“荷兰佬”的一个朋友、二等兵杰拉尔德·科伦比从一个掷骰子的赌摊里跑出来。“快，借给我20块钱！”他说。
“干吗？”舒尔茨问道，“没准你会给打死的。”
“我把这个押给你。”科伦比边说边解开他的手表。
“好吧！”“荷兰佬”说，递给他自己最后的20美元。
科伦比又跑回去掷骰子了。“荷兰佬”瞧了瞧手表，那是只毕业时赠送给孩子的那种波洛瓦牌金表，背后还刻有科伦比的名字以及父母的祝贺词。就在此时有人喊道：“好了，咱们走吧。”
“荷兰佬”提起他的装备和其他伞兵一起离开飞机库。他爬上一辆卡车时见到在他身边的就是科伦比。“还你，”他说，并把那只手表还给科伦比，“我用不着两只手表。”现在“荷兰佬”身上只剩下母亲寄给他的那串念珠了。他后来决定还是把念珠带上。卡车驶过机场，朝等候在那儿的飞机开去。
在英国各地，盟军的空降部队都登上了各自的飞机与滑翔机。运载为空降部队点火照亮降落地点的探路人的飞机已经飞走了。在纽伯里一〇一空降师的总部，最高统帅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小组军官以及四名新闻记者，在望着第一批飞机整队准备出发。方才艾森豪威尔和战士们谈话，谈了有一个多小时。在这次进攻的各个方面，他最担心的就是空降问题了。他手下有些指挥官相信，空降行动会带来百分之八十的伤亡率。
艾森豪威尔已和第一〇一师师长马克斯韦尔·迪·泰勒少将道了别，泰勒将带领他的部下投入战斗。泰勒走开去时腰杆挺得笔直，有点发僵。他不想让最高统帅知道下午玩壁球时他右膝上扯伤了一根韧带。艾森豪威尔没准会不让他走的。
现在，艾森豪威尔站在那儿看着飞机一架架在跑道上驶走并慢慢升入空中。它们一架接一架地消失在黑暗里。它们在机场上空盘旋列成队形。艾森豪威尔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凝视着夜空。巨大的机群最后一次在机场上空发出吼声，朝法国飞去，这时，全国广播公司的“老红”米勒朝最高统帅看去，他见到艾森豪威尔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几分钟后，在英吉利海峡，进攻舰队上的战士听到了机群的吼叫声。声音越来越响，接着，头顶上传来一阵阵浪潮似的飞机轰鸣声。整个机群用很长时间才飞了过去。这以后，发动机的鸣叫开始减弱。在美国舰只赫恩登号的舰桥上，巴托·法尔上尉、值班的军官们以及报业协会的战地记者汤姆·沃尔夫朝着黑暗的天空凝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接着，当最后一个编队飞过时，一盏琥珀色的灯透过云雾朝下面的舰队闪光。它慢速度地用莫尔斯电码打出了三个点和一个长划：那是V字，代表“胜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