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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

汤晏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韩愈

最近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小书肆内购得一册《吴晗文集》第一卷,是香港存真印书馆印行,一九六七年出版,其中收集了吴晗从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八年的几篇论文,是本薄薄的小册子,所以收录的文字不多。特别自吴晗得到平反后,他过去的著作一本本重印出版,集内几篇论文在海外都不难看到。倒是文集中所收集的几封吴晗与胡适的通信函件,比较不容易看到,而且较有意义,特别是在师生关系日益淡薄的今日。故笔者特为之介绍,是为撰写本文的动机。

吴、胡通信函件计十三封,其中吴晗写给胡适的计十一封,胡适写给吴晗的两封,以及一封胡适写给翁文灏为吴晗谋职的介绍信。这些信件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批斗吴晗时曾刊于《人民日报》,作为清算吴晗的利器之一 。吴晗与胡适来往的信件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这批信件想来是当年共产党军队进城前夕,国民政府派专机接运胡适时,他仓皇出走而遗留在北大寓所的。

这些信是在一九六六年大陆清算吴晗时被发现的;据攻击吴晗最激烈的史绍宾在《人民日报》上说, 他本是去近代史研究所找胡适的日记,想在胡适日记中找寻吴晗与胡适的关系,作为批斗吴晗之用。但近代史研究所的职员说胡适的日记只存有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的 ,那时吴晗才是十一二岁的童子,史绍宾很是失望。后来无意中,他在目录中找到了胡适通信的档案,而发现了吴、胡通信的原件,亦即史绍宾所谓找到了“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 ,好像是犯了滔天大罪。可是在我们看来,这几封信透露出胡适多么有人情味,以及他奖掖后进的热心,爱护的至诚。而从吴晗的信札中可看出一颗好学的上进心以及对胡适的敬爱。从这些信件中,也可以看出当年师生关系如何密切,会令人油然而生仰慕之心,更令人想起韩文公的“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的名言。而吴晗何其有幸,在他一生心智发展最重要的过程中遇到了伯乐。

吴晗是我国罕有的明史专家,原名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一九○九年生(一说生于一九一一年),读过一年之江大学预科,并在中国公学大学部肄业两年,那时胡适是中国公学的校长。据吴晗回忆说:“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了八十元稿费。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赏识。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不想已经过了考期,只好住公寓,成天上北海北平图书馆读书 。”后来“由顾颉刚先生介绍到燕京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馆员,读了半年线装书,省下一点钱,辞职自修准备考大学。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 。吴晗与胡适的通信就在这个时期开始。他们的通信都是讨论有关读书和治学方法为主,譬如吴晗早年的力作《胡应麟年谱》(后来发表于《清华学报》九卷一期),即是吴晗与胡适在通信时讨论而开始撰写的。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吴晗写信给胡适说:“在两个月以前,找到一篇《婺书》中吴之器撰的《胡应麟传》。撰者的时代稍后于胡氏,在这篇传中说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一五六二),存年五十二岁。这可以把顾颉刚先生在《四部正讹序》中所提及的应麟卒年问题解决了(他在序中据江湛然的话推存年在六十以上)。恰巧前几天在燕大图书馆借来一部《少室山房全集》和《弇州四部稿》,就费了将近半个月的工夫在二书中辑出关于胡氏生平的事历,另外翻了一些和应麟同时代人的诗文集和地志以及《明诗综》《金华艺文志》《全浙诗话》一类书,和中海图书馆所藏的《大函集》《二酉园诗集》诸书,草成了一篇将近三四万字的《胡应麟年谱》。”(《吴晗文集》,第33~34页)

在信中也有谈到关于治学方法的问题。吴晗向胡适请益,他说:“他[胡应麟]是明代名士气极重,到处结社,标榜,空疏浅薄的时代下的产儿,他自己也是长安社、白榆社中的人物,在他的出生前的五十年中的所谓前后七子的最盛期,对他的一生有极大的影响,我预备把年谱分成三段:(1)从正德元年到嘉靖二十九年,七子运动时期。(2)从嘉靖三十年到万历三十年,应麟年谱。(3)从万历三十一年到现在,(A)应麟著述的刊本编年,(B)前人对于应麟的批评。这作法不知对不对?请先生能费一点工夫,多多指教。我所参考的书很有限,也希望先生能另外介绍一些给我。”(《吴晗文集》,第34~35页)

最后吴晗接着自我介绍,他说:“因为没有和先生直接谈过话的缘故,最后要替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一九二九年进中国公学的学生,去年先生离开中公后,我也立刻到北平来转燕京大学,不料到北平后燕京又不许我入学,因为我在中公的英文成绩是C,虽然在转学时他们曾寄入学允许证来。后来颉刚先生介绍我到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做事。现在我又要想下半年到北京大学史学系插班,因为恐蹈去年的覆辙,就辞了燕大的职务,先时预备功课,所以现在有时间来写这篇年谱。”(《吴晗文集》,第35页)由这封信看来,吴晗与胡适并不很熟,吴晗虽是中国公学胡适的学生,但他与胡适没有单独谈过话,恐怕胡适不记得他,所以还得要自我介绍一番。

可是胡适收到五月五日吴晗的信后,随即于五月六日复吴晗一信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约五十岁’(见我的《文存》三集,页六三○),但我的根据很少,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今得你寻出吴之器所作传,考定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五十二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但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一五六二’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一六○二。生年是一五五一。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在这封信中胡适邀请吴晗到他家去,想来吴晗当认识罗尔纲的,故胡适在信尾说“罗尔纲君住我家中”。那时罗尔纲在胡适家中为胡适的小孩做家教,同时也帮胡适做研究工作上的助手 。吴晗如何认识罗尔纲,不详。 吴晗在给胡适的另一封无月日的信中说:“从尔纲兄处得到先生勉谕的话,非常感激,同时又惭恨自己过去的不长进,我不敢向先生说一些‘道谢’的浮文,只是时时刻刻地警戒着自己,使他日不致辜负先生的期望和好意。”(《吴晗文集》,第44页)

一九三一年夏,吴晗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吴晗考进清华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即是经济问题,他于同年八月八日给他小学时代的老师杨志冰的信中曾谈论到这个问题,并说已由胡适设法帮忙,他在信中说:“生本届投考北大清华二校,一摈一取……在清大校内,谋事极为不易……犹记月前往晤适之师时……曾询生以需钱用否,如欲钱用,彼言时,即手取钱袋,欲以相授。”他又说:“诸师予我以精神上之鼓励者已极多 。”后来胡适于八月十九特为吴晗写信给当时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及教务长张子高请求帮忙。

咏霓、子高两兄: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附上他的《胡应麟年谱》一册,或可觇他的学力。此稿请便中仍赐还。匆匆奉求,即乞便中示复为感。

弟胡适
廿,八,十九

胡适于信末附记:“他的稿本可否请清华史学系、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一阅?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的人作‘助手’。”翁文灏收到胡适的信后在信上加批语说:“子高先生:此事请与冯、蒋二君一商如何?”这封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清算吴晗时刊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上。胡适信中“咏霓”即翁文灏,是当时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子高”即张子高,为当时清华教务长。翁文灏批语中所提的“冯、蒋二君”是指当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历史系主任蒋廷黻。

清华收到胡适信后即很快将吴晗安插下来,这由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吴给杨志冰的信中可看出,在信中他说:“入学事,近大有进展,可以无虑。前日往见适之先生,云已专函清大校长翁文灏、文学院长冯友兰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诸先生,并生所撰之《胡应麟年谱》送交清大,嘱为生在清大觅一位置,已得答复,允为在史学系找一工作,名义为助教或其他未定,工作为整理大内档案,报酬至少可维持生活云云。适之师又恐生钱不够用,另借四十元为入学后购书之费,并嘱安心入学,一切事渠可设法。盛意深情令生愧怍无地。

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吴晗到清华大学去见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吴见了蒋后随即又写信给他小学时代的老师杨志冰说:“九日晨晤教务长张子高先生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俱以胡师曾函托关照,对生甚为青目,关于工读事,蒋氏已定于下周开教务会议时以史学系名义提出通过,此不过手续关系,其实毫无问题。” 除谈有关吴晗工读事外,见面时,似乎蒋廷黻建议吴晗专攻明史。关于这一点吴晗欣然接受了,这由吴晗给杨志冰同一信中可看出,他说:“三年内,已定专攻明史。秦汉史则以积习已深,暇中犹复不能忘情。然已降作附庸。唯所用《明史》,系内图书馆借来,非己所有。遇有关键及自己有新解释处,不能一一为作眉批夹注,依人作嫁,终非自备不可!”吴晗见了蒋廷黻后很明显地也曾函告胡适,吴晗原函未见,但由胡适于九月十二日复吴晗的信,我们确知吴曾向胡适专函报告晤谈经过。胡适的复信很有价值,对吴晗一生治学影响很大,笔者认为此信对后辈年轻学子仍然很有参考价值,故一字不易地抄在下面:

春晗同学: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蒋、张诸公之厚意最可感谢,甚盼你见他们时为我道谢。

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成功。

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你问的几项,大致可以解答如下:

(1)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中之碑传,亦须用此法。

(2)满洲未入关以前的历史,有人专门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清开国史》(商务)一类的书。你此时暂不必关心。此是另一专门之学。谢国桢君有此时期史料考,已由北平图书馆出版。(孟心史现在北大。)

(3)已读得一代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Monographs)。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4)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

(5)明代外人记载尚少,但如“倭寇”问题、西洋通商问题、耶稣会教士东来问题,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资参考。蒋廷黻先生必能指导你,我是全外行。

以上匆匆答复,定不能满意。

胡适
廿、九、十二

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见《吴晗文集》,第45~47页)

吴晗当然很感激胡适的指点,尔后即照胡适的指点点读明史,这可在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吴晗致胡适的信中看出,他说:

凭着先生的好意,得入清大,一眨眼又是三星期了。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在上星期已托人买了一部崇文本《明史》,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卡片装了几只匣子,分为(1)人名(2)书名(3)纪事三种,按类填写。比较复杂的就写上札记簿。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批示的逐步做去。

关于工作方面,上星期蒋先生说(在向他道谢的时候),校务会议已经规定:“研究生欲在校内兼任工作者须得主任允许,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二小时,报酬月不得超过二十五元。”生的工作范围,已定整理档案,不过因为新图书馆内部布置尚未完工,须一月后方能开始工作。这事始终都是先生的力量,谨在此向先生致最恳挚的谢意!(《吴晗文集》,第49~50页)

吴晗顺利进入清华,获得安插、有工读机会、生活有着、可以安心读书,既得名师指导,自己又肯努力,所以他很快就在学术上脱颖而出,当他一九三四年在清华毕业时,已为各方争取的对象。

吴晗毕业那年,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发表了一篇星期论文,题为《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文中有一段这样说:“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才生,今年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才生。”胡适文中所提到的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才生,据毛子水先生说是丁声树 。文中提到的这位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才生,不是别人,即是吴晗 。结果吴晗选择了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一九三七年升任教授时年仅二十八岁。在这期间,吴晗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明史论文,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抗战军兴,清华与北大、南开搬迁内地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晗亦随校至内地,执教西南联大,胜利后重回清华园,在学术和事业上都很顺利。至于后来他思想激进,抗战时期在后方与闻一多等参加民主同盟,批评政府,这当然与胡适无涉,正如他常说读书多了“司马迁、张良不能替我负责”一样 。但是吴晗到底是读中国书的,幼即饱读古书,毕竟知礼,他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一九五四年及一九五五年大陆由“红楼梦研究批判”引起“胡适批判”,发动了文、法、理、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人,全体动员向胡适进攻,胡适过去的一些朋友或一些年轻时受过胡适奖掖或帮助的人都在大骂胡适;可是吴晗沉默不语,一言不发,他事后推说是因参加政府工作,公务繁忙的缘故。在一九六○年初编撰清华大学校史时,他说清华的教授或学生在国民党中当权的很少,有人提到蒋廷黻,他说蒋廷黻在国民党政府中只是事务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 。很显然,吴晗到了晚年仍不忘早年知遇之恩,这也是吴晗可爱及可敬的地方。

也就是因为这样,当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起,吴晗被清算时,他当年与胡适论学的函件也被列为罪状之一,吴晗被指控为早在三十年代“就死心塌地投靠胡适、蒋廷黻等反动头子”,被骂为“胡适的得意门生,美国的奴才的奴才”。 其实胡、吴关系是很单纯而志洁高超的师生关系,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因此被指控为罪状且遭批斗真也是千古奇闻。吴晗是因“海瑞罢官事件”遭清算被整死的。现在吴晗已获平反,总算沉冤昭雪。大陆对“五四”时代人物也有重新评价的倾向,虽然胡适的“历史地位”尚待肯定,但不知当年大肆攻击胡、吴师生关系的人,今日又将如何叙说?如果胡适在大陆的地位有重新得到估价的一天,则尔后大陆的史家对胡、吴关系又将如何解释?

一九八○年美国国殇日于纽约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二期(一九八○年八月号) CIvySOJ9BY60boCz7uk9VdM+BEaPSDD4zTGSy6hxb6dMSWXAp9ozAjqkpfMFd3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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