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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安明
胡适之先生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就任驻美大使时，我已在使馆服务，因而有幸追随适之先生工作四年。此后二十年的岁月中，亦续有相聚请益的机会。我所亲炙的言教与身教，对我一生做事做人有莫大的影响。想当年仰沐熏陶，真有如沐春风之感。
记得在适之先生到任的第二个星期，他开始召见馆员，每人谈话约一小时。当我晋见时，他起立与我握手，引导我坐在他办公桌旁的一张座椅上，然后他含笑问我工作情形。那时馆中有参事一人，是副馆长的身份。秘书、随员约十人，分任外交、学务、侨务、文书、会计、总务、电务各项业务，不分组办公，每种业务指定一人主管，由馆员或雇员一二人协助（另有雇员约十人）。另有美籍女秘书二人，办理英文速记及打字工作，兼办大使社交约会及接听电话。其时对日抗战已过一年，事务逐渐增多，馆员虽少而士气旺盛，颇能发挥团队服务精神。
我的工作是中文撰稿兼管文书档案。他听完我的报告后，问我工作兴趣如何，有无调换工作之意？我答道：本馆每天进出公文，我皆过目，蛮有兴趣。然后他又说，他可能有些中文函件要我帮忙处理，要我每天上午十时到他办公室去一次。后来，他将所有个人函件都交我保管，我兼任了他的中文秘书。在他任内，每人都增加了很多工作，但皆不以为苦，因为他慈祥和蔼的风范，使人人皆以能为他多多服务为乐事。
那时大使馆办公处在西北区十九街，而大使官舍则在梧德来街的双橡园，两处相距车程约十五分钟。他通常上午九时到馆，十二时半回双橡园午饭、休息。下午二时半到馆，五时回去。有时下午在双橡园见客，即不再来馆。平时晚饭，若招待客人，他会约馆员轮流替他陪客。因他夫人不在任所，他常在客散之后，再留我们小坐闲谈，以解寂寞。若在周末他精神好时，他会和我们即景谈天，畅论时事或学问，妙语如珠，那就是我们最大的享受了。
胡先生请客，对于菜肴并不讲究，完全由大司傅自行决定。在双橡园时，他有一个很好的大厨，这人为人正直，绝不揩油，对胡先生忠心耿耿。名字叫许耀明。后来胡先生辞职了，他也到意大利经商去了。
胡先生喜欢吃肉，特别是五花肉，不大喜欢吃鱼。一九六一年，台大医院通过钱思亮夫人，要王志维先生告诉厨司，让胡先生多吃鱼，少吃肉。胡先生在日记里记着：“两年来，厨司两顿都给我吃鱼，去年底我开始抗议了。以后每天两顿只吃一顿鱼。”
胡先生也不喜欢蔬菜、水果，很喜欢吃鸡蛋。他对《论语·乡党》所说的圣人饮食之道十分佩服。他也跟我们谈起，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他说，孔子是殷人的遗族，饮食习惯很像美国的犹太人。他虽服膺圣人的饮食之道，但绝不在吃上挑剔。李先闻住在南港，常常陪胡先生吃饭。在《难忘的友情》中，李说：“我每次去吃饭，都嫌刘厨子做的菜太多油……动物油吃得太多的人，到中年以后，血脂肪聚积太多，以致血管硬化，不太好。”
胡先生好像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对饮食的营养与卫生，似乎不曾注意。
前任参事应尚德调职，新任参事陈长乐到馆时，胡先生召集馆员谈话，他说，他从未在政府行政机关做过事，所以对公务程序一向外行，全靠各位专业人员助他完成任务。陈参事是资深外交人员，与他虽素不相识，但他慕其才能，邀来相助，希望大家和谐相处，快乐共事。后来发现陈参事不能胜任，一年以后，由外交部调任他处总领事。胡先生另邀驻英使馆秘书刘锴升任参事。刘参事深具才华，亦富有外交经验，深得胡先生的信任，馆内行政由其负责执行，实现了胡先生所倡导“无为而治”的风范（刘参事后来调“部”任“次长”，后任“驻加拿大及菲律宾大使”“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于一九九一年在美逝世）。
“无为而治”是胡先生最有兴趣的话题之一，他常会和我们谈起。他说“无为而治”并非一事不做，而是尽量授权属员完成他们职权以内的事，培养他们的学识能力，训练他们负责任，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负起责任来处理他们职权以内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分层负责的制度。只有这样，做长官的人，才有时间专心做他的政策思考、结交朋友、选用人才等属员所不能帮他做的事情。一般长官都喜欢用他的聪明干预属员的专业工作，有时也会做得很出色，但是以后他的属员都会把别的事情也送来请他管，事情管多了，什么事也管不好，手下人反而不必尽心办事，不愿负责了。他生平最佩服蔡元培的领导作风。他每次提到蔡元培时总是只称蔡先生而不名。他说，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时代，只谈政策，不管行政，他最会用人而对人信任亦专。丁在君在中研院做总干事，他在北大做教务长，都是全心全力替蔡先生办事，而蔡先生也希望他们都是做到“独断独行”的助手。胡先生也提到蒋梦麟因受蔡先生影响，也颇懂得“无为而治”的道理。在一九三一年蒋梦麟重任北大校长的第一年，他得到几个基金会的经济支持，复兴北大。他第一件事是聘请各业最佳教授，他对北大几位院长说：各业专才只有各院系行家才知道，所以聘任新人是各位的责任，他不干预。辞退老人是他的责任，他全权处理。以普通校长的作风，并无勇气负起责任来辞退老人，而往往会插手在新人聘用上做文章。普通长官也往往不肯信任部属处理专业事务而喜欢插手干预，但对专业人员无力做到而希望长官出面支援者，这位长官反而并无能力与声望以解决下属面临的困局。故“无为而治”是要各级人员分层尽力。部属为其所当为，所能为。长官只有授权，而不代劳不干预；遇到长官当为之事，则长官亦有能力为部属支援，共同完成任务，此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后来蒋梦麟在台湾担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最能表现他的“无为而治”的领导风范。他对农、林、渔、牧、水利、金融、乡村卫生、农民组织等业务无一不是一窍不通。会内所有专业事务皆由组长及技正处理。若有“立法委员”或外国人士来找技正的麻烦，他绝对支持技正，表现了百分之百的“无为”作风。但是遇到技正要与上级“政府”、民意机关打交道的时候，他必勇于出马，为技正的有力支援。在这个时候，他就表现了他“无为而无不为”的作风了。蒋梦麟在“农复会”的成就是蜚声国际的，因而他在一九五八年曾当选为菲律宾政府所举办的麦格赛赛奖金
“政府服务部门”第一届得奖人。
胡先生曾告诉我们，他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间《独立评论》之《政制改革的大路》一篇文章里，曾劝当时的蒋委员长不要干涉他职权外的事。他说：“那时除军事以外，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实业、交通，都有蒋委员长个人积极干涉的痕迹。其实这不是‘独裁’，而是‘打杂’；这不是‘日理万机’，只是‘侵官’。天下没有万知万能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兼百官的事。‘侵官’之害能使主管官吏不能负责做事。”他又说：“最高领袖的任务是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
二十一年以后，在一九五六年“《自由中国》”杂志的“祝寿专号”上，胡先生又写了一篇《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文章，文中劝蒋公要注意大事，不要只管小事，还引用《淮南王书》所说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劝蒋公注意“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后来竟引起“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出长达六十一页题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驳斥的反应。这是胡先生所意想不到的。
胡先生在大使任内建立一种分层负责的制度以发挥他“无为而治”的精神。他要求使馆同人尽量发挥各人的专业才能与抱负。他不察察以为明，不琐琐以为能。他以馆员之所知为知，馆员之所能为能，馆员之所为为为。在他任内，馆员多能负起责任处理各人职权以内的事，使他有时间专心做他的政策思考、结交朋友、政要沟通、应酬演说等属员所不能帮他做的事情。遇有必要，他会与属员分层合作，完成任务。那时，陈光甫在美洽办借款，他与光甫的合作，也是各尽所能，各从其人际与管道尽力疏通，再求整合以成事。
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财长毛根韬已将借款案件完全办好，只待总统签字。罗斯福忽对毛说：这几天广州、汉口相继失守，中国海口尽失，此后外援国防物资须经越南、缅甸运入，作战益见艰难。万一中国不能继续抗战，则我签此借款之约，必为孤立派所攻击，故此约必须搁置。毛无法说服总统，乃立即电约胡、陈二人至其寓所会商对策。胡、陈到后，三人会商结果，由胡、陈电请蒋委员长来一电报，表明抗战政策不变，然后再由胡晋见总统促其批准。后因前方战事紧急，蒋公亲赴前方视察，回电迟至十日后始到。罗得蒋电后始批准。但一九三八年是美国国会议员选举年（选举日为十一月初旬），借款虽经批准，但公布日期则在十二月初旬也。胡先生与政府显要常有“不拘形迹”之友谊，常能彼此坦诚谈出问题症结之所在，进而合力解决之。
借款方面是陈光甫的努力范围。光甫曾于一九三六年赴美签订白银协定，深得美方信任，而与财长毛根韬私交甚笃，故政府特派光甫赴美洽办。光甫先于胡先生抵美，胡先生到任后，即在国务院方面从旁协助，有时亦与光甫联袂晋见总统促成其事。借款中最艰难者是第一次桐油借款，因其时美国国会孤立势力强盛，对于对华政治借款反对激烈。罗斯福总统虽援华有心，但为国内现势所困，难以尽力。且国务卿赫尔因顾虑日本指责美国对华借款违反中立立场，引起美国议会之责难，反对直接借款与中国，用以购买军火及装备。经光甫与财部商讨再三，决定在中国组织一独立公司（复兴商业公司）收购桐油，售给在纽约组织之世界贸易公司，然后再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契约，由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为担保人，形成一个商业机关与银行间之借款方式，以避免议会孤立派之攻击。合同规定五年之内复兴商业公司运美桐油二十二万吨，以售价半数偿付借款本息，其余半数用以在美采购政府需用物质（军火及装备除外）。故第一次借款（桐油借款）虽只美金二千五百万元，进行却非常艰难（且对国内桐油采购运输等问题及公路改善皆须着力）。桐油借款原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定案，但因其时广州、汉口相继失守，中国海口尽失，外援输入困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深虑中国继续抗战之决心，故而延缓至十二月间始正式宣布。第二次借款美金二千万元于一九四○年四月二十日宣布。第三次钨砂借款美金二千五百万元于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宣布。所有借款之支用、政府购料运输、桐油及锡钨之运销等事，均由中国财政部在纽约组织之世界贸易公司办理，弊绝风清，极得美国政府与工商厂家之敬信。（后来法国向美借款，美国当局即建议法国仿照中国成立贸易公司之办法办理，以树立信用。）关于初期贷款时期，财部方面，光甫人际管道畅通，国务院方面则由胡先生与国务院资深顾问洪伯克
向国务卿赫尔疏通协调，使无阻滞。陈、胡合作无间，虽历艰辛，而心情愉快。一九四○年五月间陈光甫回国，不免惜别依依。胡先生在五月三日日记中记述其事：“我与光甫共事十九个月，他是很不易得的好同事。我和他都不求名利，都不贪功，都只为国家的安全，所以最相投。今回别了，我们都很惆怅！”
一九四一年五月，租借法案援华计划成立，美国援华事务进入新境界。宋子文筹办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而以施肇基为副主任委员，办理接受租借法案之国防物资事宜。陈光甫不再来美，胡先生亦不再预闻借款之事了。
七七抗战开始，正是美国新《中立法》成为法令的第三个月，胡先生到任时正是美国孤立和平政策盛行之时。美国立国以来，向有不愿参加国际纠纷的传统，所以对于国际战争一向宣告中立。一七九三年英法战争，美国宣告中立；一八一二年英法之战，美国再度宣布中立；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三度宣布中立；一九三五年意埃战争，美国四度宣布中立；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美国五度宣布中立；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六度宣布中立。但美国为一工商大国，政治纠纷虽可避免，海外贸易则万难断绝。两次英法战争，皆因美国售法军火而不售英，与英国发生海上冲突。一八一二年英军攻美，兵临华盛顿，幸美国在海上战胜，英军始仓皇撤退，未成久战之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宣告中立，直至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因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政策，美国军舰民航备受攻击，才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希特勒攻势凶猛，在二十四天之内，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全部沦陷，战火烧到法国，英国告急，美国乃不得不由“现购自运”之中立，改为“派船护航”之中立，后因德军攻势更见猖獗，美国会乃通过《租借法案》，并由“派舰护航”之中立，演进为“租借军火”之中立。美国对日本侵华之战，因日本破坏《九国公约》，故始终不宣布“中立”，而以贷款与军火援助中国抗战。而制服日本，则赖推行“禁运”政策，以促其失败。
在抗战初期，罗斯福总统宣称：日本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属于野蛮暴虐行动，呼吁全国，禁售飞机与日本，名曰“道义禁运”。继则宣告国防用品四十四种管制出口，名曰“国防禁运”。其后又联络美洲国家共同不售军火、飞机及国防用品与日本，名曰“联合禁运”。最后于日本侵入越南之后，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封存日本在美资金，八月一日宣告汽油及废铁禁运，名曰“全面禁运”。直到五个月后的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时，美国才于十二月八日正式对日宣战。从此，中美并肩作战，中立困境始解。
在胡先生到任初期，对于《中立法》的条订，颇为尽力。终因牵涉国家太多，国会议员意见分歧，不能达到合理的修订。
美国《中立法》的规定，对交战国不分侵略国与被侵略国，如果引用，对交战国一律实施武器禁运，并不得贷款给交战国。后经修订，但又规定交战国在“现购自运”条件下，可向美国购运军火。中日战起，美国为引用《中立法》，日本仍有能力以“现购自运”方式购运美国武器。中国则因无款、无船，无法“购”“运”美国武器。罗斯福避免承认中日战争存在，暂不引用《中立法》，对中国虽有利，然日本亦不受武器禁运之限制。
胡先生曾多方努力，希望能说服美国在该法中明白区分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使该法的引用，具有制裁侵略和协助被侵略国的作用。在美国国会辩论《中立法》高潮中，修正案有六项之多，胡先生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特门
及国务院主管部门接触频繁。最后结果，是毕特门提一单独提案：要求美国总统对违反《九国公约》之国家实施“全面禁运”，以防万一引用《中立法》时，日本可利用“现购自运”之条款，继续从美国购运美国武器。故《中立法》中虽未能对侵略与被侵略者明白区分，以达到除暴安良之作用，然对日本“全面禁运”之目的已达，也算稍有公道了。
胡先生到任后，感觉中国对日战争已经发生一年，而美国舆论对于这一战争虽是寄予同情，一般人民对于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并无深刻认识。援华呼声，若断若续，非常微弱。他急于做演说宣传，唤起民众注意。
到任后，在纽约发表的第一篇演说《日本侵华之战》（ Japan's War in China）是一篇精心之作。胡先生事后对吴相湘教授说，他对这篇演说的立意设词，煞费苦心，他的心脏病实种因于此。但此演说的反应极好，也颇引以自慰。
这篇演说主旨是提示历史事实，以说明美国独立建国运动成功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华盛顿和他军民的刻苦奋斗，誓达独立目的的决心；（二）是法国对美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的援助，两者相辅相成，卒成大功。因此，他指出刻苦耐劳、忍痛牺牲是中国民族的特长，是世人所公认的。现在对日抗战是民族独立或永被奴役的生死存亡的关键。中国人民一定更会表现出刻苦奋斗、誓达目的的精神。但生产落后，一切现代作战所需的设备和器物缺乏，这就只有期待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能认识中国抗战的意义和价值，而积极予以帮助了。他接着指出：中国抗战和美国独立运动在历史背景方面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奋斗的方法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而近百年来中美传统的深厚友谊是他国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中国非常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友人本于爱好自由民主的传统，显然也有对中国抗战予以积极援助支持的义务。
这篇演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在纽约发表后，当时胡先生即觉胸口作痛，自以为是饮食不消化。回旅舍后又呕吐，终夜出汗不停。次日上午约会全辞，勉赴律师俱乐部演说，听讲者有工商界领袖多人。下午看医生，医生说昨晚心脏受伤，立即抬进纽约长老会医院Harkness Pavillion（哈克尼斯馆）。在医院住了七十七天才准出院。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回华府，护士哈德曼夫人随行护理，到三月十三日始回纽约。哈德曼夫人对胡先生衷心崇敬，此次服务了九十七天，功成而退。胡先生在三月十三日日记上写道：“哈德曼待我最忠爱，我很得她的好处。今天她走了，很觉得寂寞。”
胡先生初回华府时，医嘱不可上楼，每天上下午皆在官舍办公见客。直到五月九日才到十九街大使馆登楼办公（大使办公室在二楼）。在纽约住院期间，大使馆有专任秘书常住纽约，每天与大使馆电话联系。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政治顾问亨培克与胡先生私交甚笃，亦经常与胡先生以长途电话互通消息，公务进行十分顺利。
哈德曼夫人是一位高技术的心脏特别护士，比胡先生大概小十多岁。她是一位瘦瘦的单身职业女性，有修养，有气度，和蔼可亲，善体人意，但并不漂亮。胡先生病后到纽约去时，必会跟她见一面。胡先生一九四二年九月卸去大使职后，迁居纽约，住东八十一街一○四号。这公寓就是哈德曼夫人替胡先生安排的。此街是高尚住宅区，出入也方便。胡先生旅居纽约三年多，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才乘船回国任北大校长。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哈德曼夫人对胡先生的寂寞生活的调剂，是很有帮助的。
胡先生最善于演说，他写稿极其用心，内容极其丰富，诉说极其动听，故事中见真理，严肃中带风趣，讲者滔滔不绝，听者久久不倦，他不单在演说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且引起了日本舆论的愤怒与抗议。
《纽约时报》在一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引述东京著名的《日本时报》的一篇专电，该报声言：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大选年，公开做巡回演讲，激发美国群众的仇日情绪，引导美国进入战争危境，尤其在美国总统保证置美国于战争之外时，胡适竟做有系统之竞选式之政治演说，实为危险之事。假如英国驻美大使如此做法，必然引起美国内政利益团体之抗议。胡适此举，竟未遭任何异议，似为美国国务院所幕后支持。该报最后呼吁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对于胡适的“非美”活动，特予注意。可见胡先生在美国演说对于策动民间舆情所发生的实际影响。
其实，当胡先生发表为驻美大使时，日本对胡先生在美声望及其影响力已觉紧张，当时东京《日本评论》即有评论，认为“日本要派三个人同时使美才能挡得住胡适一人。那三个人是鹤见祐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冈是雄辩的”。鹤见是日本的众议员，也是日本驻台行政长官后藤新平的女婿，曾著《后藤新平传记》。石井是老外交官，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与美国国务卿蓝辛签订《蓝辛石井协定》，使美国同意日本在中国可享特殊利益。松冈洋右后任日本首相
，参加谈判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及《日俄互不侵犯条约》。从日本早期对胡先生出使的反应看，已经显示日本是如何地重视胡先生演讲能力之影响。日本人一向把胡先生看作是“侵略主义”的大对头，日本报纸对胡先生在美国的每次言论都有详细的报道。
胡先生在美演说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把中国抗战比喻为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苦斗，希望美国援华，一如当年法国之援美。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在纽约导致心脏病发的演说。第二类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时，他的演说在强调中国绝不会对日妥协，并指出中国抗战和欧洲战事密不可分。珍珠港事变后，他强调中国抗战对联合国的贡献。如一九四○年七月五日在纽约世界博览会讲《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及一九四二年二月在美国西海岸连续演讲《中国为一个作战的盟邦》。第三类强调中国是为全球民主而战。指出日本侵略是极权政治下的产物。并以中日两国现代化做比较：中国现代化是民主与和平，日本现代化是军国主义与侵略性格。他断定民主必胜，极权必败。他强调战后应有国际组织保障世界永久和平与秩序。如“远东冲突背后的问题”“中国与日本现代化运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中国抗战也是为了保卫一种生活方式”，等等。
胡先生并常在各著名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与许多国际名人同台演讲，并经常由各地大报以重要新闻发表。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与会贵宾与学生两万人，胡先生与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及捷克前总统班尼士同台获得荣誉学位。胡先生以《谈国际理想主义》为题，发表演说。《纽约时报》对此盛会详加报道，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有特稿叙述胡适的生活及思想，并赞扬其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世界的看法。周质平教授将胡先生英文讲稿及英文著述辑成《胡适英文文存（一九一二—一九六一）》，共三册，由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可供参阅。
然而宋子文却不赞成胡先生多做演说。胡先生日记中曾有一段记述：宋对他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演说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正事吧。”其实，他的部属多人帮他管理“正事”，只有两事部属帮不上忙，必须他亲自出马，一项是广交朋友，以及与总统、部长、议员及名流显要的接触；另一项就是发表演说，因为他有中国大使职位与国际名流声望的双重身份，由于这双重身份，他与美国显要接触及在美公开发言，都能发挥高度效力！
由于日本进兵越南，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过渡办法由美国放宽对日封锁，以换取日本自越南撤兵，解除泰国、缅甸以及中国云南所受的威胁。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赫尔邀集中、英、澳、荷四国大使，解释此办法可缓解英国东顾之忧，且可维持滇缅路交通，使中国外来补给线不致中断。英、澳、荷三使尚未发言，胡先生立即指出过渡办法中三点漏洞：（一）经济封锁原为美国最有效之武器，实行不过四个月，尚未见实效，岂可轻言放弃；（二）日本自越南撤兵，赫尔第一次会谈中说只留二三千人，第二次会谈中，改口说两万五千人，前后说法不一，且两万五千人实足继续威胁云南，中国最多只能同意五千人；（三）过渡办法换取日本不攻击云南、缅甸，也不攻击亚洲东北，结果日本可集结兵力专攻中国其他地区，中国独被牺牲，危险最大。胡先生报请政府向美提出强烈抗议，并向英相丘吉尔表示不平。丘吉尔有电致罗斯福表示忧虑中国崩溃。赫尔乃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决定放弃过渡办法（此事经过，详见《赫尔回忆录》第二卷，第1073~1082页）。珍珠港事变前夕，胡先生赴纽约参加晚宴，席间得罗斯福约他见面的通知，他当夜赶回，次日晋见。罗斯福面告：美国已放弃妥协办法，但预期太平洋在四十八小时内可能发生战事。等到珍珠港事发，罗斯福又直接以电话通知胡先生此一重大信息！
美国著名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是一位激烈的孤立主义反战学者，对于美国因珍珠港事变卷入战争有强烈之批评，并认定：美日最后交涉的失败，实由于胡适的影响（见其所著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 1941, p. 514）。这是胡先生在使美任内最成功的一项外交胜利！
“和比战难，苦撑待变”是在对日抗战开始以后，胡先生的两句名言。吴相湘教授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在北平访问胡先生，那天正是胡先生在纽约发表导致心脏病发的《日本侵华之战》演说的第九周年。胡先生面告吴教授“苦撑待变”是在上述这篇演说时提出的，并将范旭东所赠“苦撑待变”印章，拓了一张并简述经过相赠。
范旭东先生是中国著名实业家，曾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及永利硫酸铵厂，对于胡先生上述名言，深为佩服，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在重庆将“苦撑待变”四字刻一牙章相赠。
胡先生于一九四○年十月十二日有长电致政府，阐明“苦撑待变”之意，兹录全文，以存史料：
适三年来论及和战大计，总不外“苦撑待变”四字，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于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此意似近于梦想，然史实所昭示，和比战难百倍，太平洋和平会议未必比太平洋海战更易实现也。
最近一个半月中，重大演变多端：（一）为美国实行建造两大洋海军，增加海军实力一倍。（二）为日本侵入安南［越南］，使美国立时宣布对华三次借款及废铁全部禁运。（三）为德义［意］日三国同盟，使美国人民更明了此三个侵略者对美之同心仇视。（四）为十月四日日本首相近卫及外相松冈同时发表威胁美国之狂论，使美舆论大愤，使美政府令远东各地美侨准备即时撤退，以示决心。（五）为美海军部十月五日增调海军后备员三万五千人，使海军现役官兵总数增至二十四万人。（六）为日本忽变态度，先否认松冈谈话，后又声明近卫谈话亦只是随口答报界质问，并非事先预备之谈话。（七）为十月八日英国正式宣布十七日滇缅公路重开（滇缅公路为当时中国对外之唯一通道）。（八）为美政府连日遣送海军官兵四千二百人，陆军防空炮队千人赴檀岛增防。（九）为上月国会通过空前之平时兵役法，凡廿一岁至卅五岁之壮丁约一千六百万余人均须登记听候抽送受军事训练。十月十六日为全国壮丁登记日，亦即全部废铁禁运之日，亦即滇缅公路重开之前夕。
凡此九事，皆在一个月内急转直下，使人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阅十月四日因松冈狂论，美国会领袖曾访问罗斯福总统商和战大计，罗表示政策“美并不要对日开战，但也绝不在远东退缩。因美之不肯退缩，也许会引起日之侵犯，那时美国就难免一战了。但我想日本大概不会如此做”。连日美方观察，均谓日本已有软化形势，似不敢冒险对美挑战。至于日本是否将用暴力压迫英国权益中心，如沪、港各地，则论者颇不一致。
鄙意：日本霸权全靠海军支持，此时未必敢冒险将海军作孤注。若日本果软化，则日美海战或尚须稍长时间之酝酿。我国苦撑三年，功效已甚显著。此时最可虑者，暴日在羞愤之中，或将以大力攻我滇边，及用空袭炸毁各路桥梁车辆等。我方不可误信外间流言，谓日侵安南，意在南进，不在攻我。若误信此说，恐后悔难追。
鄙意又以为今日世界大势已极分明。德国攻英已告失败。德义［意］已与暴日结为同盟，英美密切合作已无可疑，罗斯福第三任当选亦无可疑。当此时机，我对国际分野，宜有明显表示。例如德义［意］既与暴日结盟，既承认其东亚新秩序，则皆为我敌。我国似应召回驻德义［意］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皆知我重气节有决心，似是精神动员之最有效方法。
这份电报的发出，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之前的一年零五十六天。在这一年两个月以后，美日海战终于发生，日本海军终被毁灭，胡先生所待之“变”，果然实现了！
回忆胡先生当年电报，多系亲拟手稿，因为删改太多，必须清稿。清稿和保存，是我的职务。胡先生也有时口述纲要及重要内容，由我编写，再由他修正定稿。定稿以后，有时他会请周鲠生教授及刘锴参事过目。周意见较多，常有修改。刘意见较少。我在清稿时，胡先生也会问我的意见，是一位充分民主化的长官。
再过三个月，在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十日，胡先生又有长电报告政府有关国际局势更大之变化：
美国之国际政策，数月来急转直下，罗斯福总统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广播词与本年一月六日之致国会咨文均为重要宣言，要旨九点：
（一）公然承认美国一百七十年来之安全实由于英美海上之合作，英若颠覆，美必孤危。
（二）公然承认民主国家之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之政治哲学势不两立，绝无妥协可能。
（三）公然指出去年九月二十七日柏林德义［意］日三国盟约是侵略国家对美国之威胁。
（四）公然指出美国现时所以能暂时避免战祸，只是由于中英两国苦力抗战，使战祸不波及美洲。
（五）故本月六日致国会咨文明定美国政策三大纲：（甲）以全力经营国防；（乙）对任何为自由而抗战之勇敢民族，美国皆承担充分援助之义务；（丙）道谊［义］与安全均不许美国默认一切牺牲他国自由换来的和平。
（六）为贯彻上述政策计，美国必须加速增高生产力，使全国成为民主国家之兵工厂。
（七）凡敢于抗拒侵略之民族所急需之物资，美国应尽力供给，倘一时不能付现款，亦应许其继续采办，俟战事结束后陆续抵还。
（八）此项援助并不违反国际法，亦并非战事行为。若侵略国单方欲作如此解释，认为战争行动，美国亦不受其恐吓。
（九）吾人所期望之新世界不是侵略者所号召之新秩序，乃是一种道义的秩序。至少要使世界任何地区皆享有四种基本自由：（甲）言论自由，（乙）信仰自由，（丙）解除受困之苦，（丁）解除侵略战争之危害。
以上九条为罗文要旨。其魄力之雄伟、立言之大胆为三年来所未有。此中关键全在三事：（一）为六月以后英国之危机，（二）为去年九月柏林德日义［意］三国盟约，（三）为罗氏三任胜利当选，显示国民对罗之信任投票，立法机关已不能牵制，故罗氏敢放手做事。
罗氏对远东战事，其政治始终一贯。“第一期策略”：抗战开始时正系美国新《中立法》成为法令之第三个月，策略在不承认中日战事，不适用《中立法》，不承认日本有交战国权利，使美国人民船只货物可往来远东，使美国政府对远东战局有过问之权，有应付之自由。“第二期策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我方危急。罗氏于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之夜许我桐油借款，于十二月中旬（第三任总统当选后）发表。并于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两个通牒。其主旨为每当我战事吃紧或暴日横行之时，美政府辄予我相当援助，对我有打强心针之效能，而其形式皆为依据现行法令，不致引起美国国内和平论者之反弹：如道义地对日禁售飞机，日美商约之废止，对日飞机汽油及废铁之禁运，及对于锡、钨借款等皆是明例。“第三期策略”：罗氏三任总统胜利当选后，乃敢明目张胆地援助抗战国家。虽向侵略者挑战，亦在所不恤。昨日美政府改组海军，增员四万人，造成十足之战时海军人数。今日白宫又颁布铜、锌、镍等禁运令，皆属急转直下之对暴日措施。
以上系三年来国际变化大势之综合叙述。
一九四○年十一月罗斯福当选连任第三任美国总统，在美国历史上是一创举。百余年来，美国总统不连任三任的传统，竟尔突破，是取得民众热烈拥护之明证。罗氏乃决心不顾孤立派之干扰，毅然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在对国会咨文中，提出以美国全国生产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之豪语。且有美方供应物资不必付现，留待将来战后抵还之建议。并于两个月之后的三月十一日签订《租借法案》，拨款七十亿美元，实践了此项诺言。援华计划是在同年五月六日正式付诸实施的。其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前七个月。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邀请胡先生自华府向国人发表“纪念五四”的广播演说，以纪念五四运动的第二十三周年。其时中国对日抗战已届第五十八个月，美国对日宣战亦将半年，他在广播中告诉大家：他最近三个月内，走了一万五千英里的路，亲眼看见美国全国上下一致努力地做战时生产的工作。亲眼看见全国的平时工业在短期内完全改成了战时工业，军火、飞机、坦克车的生产量已经赶上轴心国家的生产量了。就是最困难的造船工业，美国也在拼命地发展。美国今年可造八百万吨的船，明年可造一千万吨，现在美国落基山区高山上也在造船了！这样的生产力量，有了运输，我们同盟国的最后胜利绝对无可置疑了！
他又说：这二十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了的！但是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重新建树起来的。中华民族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多年抗战，已取得了受世界敬仰的地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广播词里说：“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起来抵抗侵略的民族，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担负相当的责任！”
胡先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文明之外，还要尽力帮助全人类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进全世界的繁荣，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希望我们拿出先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来担负将来的大责任。
胡先生做此广播时，心情十分愉快，因为：第一，他出国五年，这是第一次用国语向国内同胞广播他对国事世局的乐观看法。第二，当时抗战已入第五个年头，而美日太平洋海战也已开始。他的“和比战难，苦撑待变”之说，已逐渐得到证实，使他乐观的信心更为增强。第三，胡先生曾说：“日本海军如不毁灭，远东及世界和平永无希望。”此在当时虽近似于梦想，但此一预言已经实现五个月了，中美对日并肩作战亦已五个月了。这时中外朋友对胡先生的远见与乐观，更是平添敬意！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十六日）宋子文继郭泰祺为外交部长，在美遥领，部务由蒋委员长兼代。郭泰祺原任驻英大使，与英首相丘吉尔相处甚好，颇有声望，因而为政府借重，于一九四一年四月间发表为外交部长。赴任前，经过美国，胡先生曾举行酒会邀请美国朝野显要数百人与郭见面，到贵宾四百人，并陪同晋见罗斯福总统与赫尔国务卿。四月二十九日，由郭泰祺具名致电蒋总裁报告谈话经过：
本日与适之兄同谒美总统及国务卿。罗对世界局势绝不悲观。指座前所悬世界大地图，谓祺等云：巴尔干之失败，甚或土耳其不支，均不必太重视。最大关键仍在大西洋海上交通之维持，与中国抗战力量之维持，缅甸交通，尤为重要。罗对我国抗战之精神，与蒋公领导之毅力，均表示敬佩。并云：前日已指拨与中国大量军用品及交通物资，以后仍当陆续资助。又云：彼观察中国今日抗战力量实比去年今日更强云。
访国务卿赫尔时，赫畅谈彼八年来对世界局势之抱负。祺因与商谈中央所嘱废除条约束缚，改订基于平等互惠原则之新约事。并谓：此正与彼素所主张之国际政策与经济政策之基本原则相同，当能得其赞同。赫表示同意，允为转陈总统，并与国务院同人商榷。事前，祺曾与国务院内熟友密商，彼等均允协助。并闻。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赫尔电令美国驻英大使与英政府商洽共同取消在华特权，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中美平等新约》
及《中英平等新约》
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及重庆互换批准约本，即日生效。
郭五月初到任后，不及半年，即去职。胡先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记中写道：“下午得雪艇［王世杰］一电云：‘复初［郭泰祺］去职，系因《大公报》指摘其行为不检，并无其他背景。’一个报馆的言论可以赶掉一个外交部长，伟大哉《大公报》！中国真是一个民治国家！”［胡先生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去职时，郭复初曾来一信云：“兄持节四年，誉满寰瀛，功在国家。一旦去职，中外同深惋惜。其难进（弟所知）易退（亦弟所知）有古人风，尤足为士林矜式。而弟于惋惜之余，颇有吾道不孤之感，一笑。”］
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长以后，从不给胡先生看一份国内来的电报。胡先生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日记中写道：“他（宋）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的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覆了。记此一事，为后人留点史料而已。”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胡先生便决心辞职，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致函翁文灏与王世杰云：“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能驳回一字。我则半年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见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又说：“去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郭泰祺卸任外交部长）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要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至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兄知我最深，故敢相告，不必为他人道也。”
胡先生虽有求去之心，但并未正式请辞。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蒋介石院长忽来一电（庚电）特聘胡先生为行政院高等顾问，而九月八日行政院国务会议即议决胡先生去职，由驻法大使魏道明调任（征求美方同意系在八月底进行）。此项突如其来的调动，使馆同人大为惊奇，以为必是宋子文的杰作。胡先生于九月十日致电蒋院长辞去行政院高等顾问，原文如下：“适自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第一次致公书以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蒋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并闻。”
现在细看此事发展经过的日程，胡先生去职似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罗斯福总统邀请蒋夫人访美有密切关系：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美总统邀请蒋夫人访美。
一九四二年八月底，魏道明继任美使案，征求美方同意。
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蒋介石院长来电（庚电），特聘胡适为行政院高等顾问（胡九月十日电辞）。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驻美大使胡适另有任用，应予免职。遗缺以驻法大使魏道明调任。（见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二册，第658页）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国民政府明令胡适免驻美大使职。
九月十二日，国民政府特任魏道明为驻美全权大使。
九月十四日，驻美大使胡适今日离职。
九月十八日，胡适离华盛顿，移居纽约。
九月二十一日，驻美大使魏道明抵华盛顿任职。
胡先生自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就任大使，在任将近四年，而走得如此仓促，幕后必有大力推动，可以想见，岂宋子文力所能及。
但胡先生却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日记上记了宋子文一笔，说宋是一个说谎之人。十一月五日蒋廷黻自重庆到了纽约，带到傅斯年一封长信。信中说道：宋子文回国后，在“参政会”报告，只说了一篇《胡魏优劣论》，不说其他。这篇优劣论无疑地是将胡先生称赞了一番。日记中，胡先生又追述前一年（一九四四年，即胡先生去职后的第二年）八月二十日宋子文邀他午饭，座无他客。席间宋告胡：你的继任者（魏道明）不是我的选择（my choice）。并说：他自己是一位毫无实权的外交部长。当时胡先生觉得“可信”。但后来胡又得着两个可靠消息，才知魏的继任确是宋的保荐。所以胡先生下了结论：“宋是一个说谎的人。”日记原文如下：
蒋廷黻、王文伯前日到美京，今夜到纽约。他们带来孟真长信，说他身体好多了，差不多可以回到病前状态了。我读了十分高兴。
他说宋子文回国后，在参政会报告，只说了一篇《胡魏优劣论》，不说其他。
去年［一九四四］我八月二十日回到美京，子文邀我午饭，只有我们两人，他说，你要知道，你的继任者［魏道明］不是my choice。我这外交部长是假的，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就如新放的土耳其公使，我连姓名都没有听见过。
当时我以为子文是爱面子的人，他说的话也许可信。
近来，几个月之中，我得着两个可靠的消息，才知道魏道明确是宋子文保荐的。其实他何必对我自辩？他的“撇清”，只是使他成为一个说谎的人而已。
我看，胡先生错怪了宋子文。宋的保荐很可能是受人之托，而非出于他的本意，故宋说：魏非我的“选择”。这请托之人，无疑是宋子文的令妹蒋夫人宋美龄女士。
宋在华府成立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委员会，经办接受美援物资事宜，他的得力助手是副主委施肇基。施曾两度出任驻美大使，第一任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其中并主持华盛顿会议，任首席代表；第二任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他在华府交游广阔，声望素隆。宋如换胡，当然以施为第一人选，绝不会欣赏一位对美国既无历史渊源又无人际关系的留学法国的魏道明。然而蒋夫人对胡、施在美的声望都无动于衷，她是需要“善体圣意”的伺候能员。魏在行政院曾任秘书长数年，与蒋孔两家都很接近，自然便于指挥。事实上，胡、施如在此时出任大使，并非一件愉快之事。蒋夫人自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七日抵美到六月二十八日始回国，历时四月有余。她的随从人员是她最宠爱的姨甥兄妹：孔令侃与孔令伟两人（孔祥熙与宋霭龄之子、女）。蒋夫人两次住白宫做客，这一对孔氏兄妹以贵宾身份，尤其是令伟（以孔二小姐著称，平时皆穿男装）颐指气使，指挥白宫男女服务人员，一如对待中国宫廷的佣工，引起白宫内勤人员莫大的反感。
在胡先生离馆之前，使馆同人及华府中国驻外政府官员及眷属举行了一个惜别会。胡先生心情很好，大有“无官一身轻”之感觉。胡先生那天未曾致辞，只招待大家用些茶点，握手道别。同人中则有挥泪惜别的场面。
在九月十八日日记中，胡先生又记刘锴惜别一段如下：
今天早十一点离开双橡园，离开华盛顿。同事诸人都在站送我。刘锴躲在他房里，我忽然觉悟，他不愿人看见他流泪。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尔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泪与他相别。
刘锴与胡先生共事四年，如鱼得水，对胡先生知遇之感自是心怀感激。胡先生在临行前致电外交部两次长，为刘锴争取交际费每月美金三百元。美馆参事对外应酬频繁，薪俸微薄（其时大使薪俸每月美金八百元，参事五百元，馆员每月一百元至四百元不等，且须交所得税。其时使馆公费亦甚少，每月不到两千美元，双橡园月租美金六百六十元，十九街办公处维护费及水电费及一般用费，实不敷用。使馆总务其时由秘书游建文经办。他结算胡任四年内共亏欠美金一万元，如以年月计算每月亏空不过二百余元，所以一经报部，立刻核准。当时欠款原在宣传费项下借支。部款到后，立刻归还。在胡任内宣传款项数万元未用分文，全部缴还。胡先生处理经费之清廉，实在令人敬佩）。胡先生对刘锴的多方照顾，使其能尽全力为国家服务。刘锴后来调任外交部次长，后“出使”加拿大及菲律宾各国，最后以继任蒋廷黻为“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而退休。亦可见胡先生知人善任的风范。
蒋夫人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七日到美，至六月二十八日始返国，历时四月有余，到处演说，极为轰动。蒋夫人到纽约时，胡先生曾去看她，并听她的演说，在胡先生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二日及四日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载：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
今天蒋夫人到纽约，市长Laguardia［兰纳迪］在市政府招待，我去了一去。这是我初次会见这位太太。五年半没有看见她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
……
下午去Waldorf-Astoria［沃德夫-阿斯特利亚］，投一片问候蒋夫人。
见着刘锴与邝兆荣。
……
晚上到Madison Sq. Garden［麦迪逊广场花园］听蒋夫人的演说。到者约有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
……
（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
今早黄仁泉打电话来，说蒋夫人要看我，约今天下午五点五十分去见她。我说，于总领事的茶会五点开始，她为何能在五点五十分见我？黄说，她要到六点十五分才下去！
我下午去见她，屋里有林语堂夫妇，有孔令侃，有郑毓秀（后来）。一会她出来了，风头很健，气色很好，坐下来就向孔令侃要纸烟点着吸！
在这些人面前，我如何好谈话？只好随便谈谈。她说，她的演说是为智识阶级说法，因为智识阶级是造舆论的。（指她前天的演说。）原来黄忠马失前蹄的古典是为智识阶级说的！
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作恶心。
我先走了，到下面总领事的茶会，来宾近千人，五点就来了，到六点半以后，主客才下来，登高座，点点头，说，谢谢你们，就完了。有许多人从Boston［波士顿］来，从Princeton［普林斯顿］来，竟望不见颜色！
胡先生看不惯蒋夫人的“虚骄之气”，看不惯她的“主客”迟到，看不惯她的“登高座”“点点头”怠慢宾客，看不惯她的演说无内容。试想她又何尝看得惯胡先生“学者大使”的气度与尊严。就是道貌岸然、办事有板有眼的施肇基，她也看不惯。她对胡、施两位的声望与经验，全无借重之意，而最怕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会干预她的言行与作风。其实她的“虚骄之气”与罗斯福夫妇的过分礼遇有关。罗对蒋公之艰苦抗战十分敬佩，而蒋夫人又是自幼在美国受教育的东方美人，故在夫人到达华府时，罗夫妇亲往车站迎接，并请其两次入住白宫，待以国宾之礼（其时国府主席为林森，蒋夫人并无第一夫人之身份，只是“抗日英雄”蒋介石将军之夫人）。至于一般人对夫人之热情欢迎，则是出于好奇与凑热闹之心理，工商领袖则着眼于中国战后庞大市场之诱因而倾城出迎，对其演讲之内容则并不注意。但在那天大使馆举行酒会之时，如果胡、施其时居大使之位，他们必会力劝夫人从“登高座”中移步下来，立于“接待行列”（reception line）中，接待嘉宾。美国是一民主国家，民间并不欣赏欧洲之宫廷架式，美国总统夫妇举行酒会时，一定站在“接待行列”中欢迎嘉宾，绝无高高在上之姿态。且蒋夫人其时正值中年容光焕发之时，更不宜高坐台上，傲视众人。
故胡先生能在蒋夫人来美之前去职，实属幸运之事。
魏道明是一十足的新式官僚，一九二六年自法国留学回国，先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三年后，一九二九年即出任南京市长、司法部长，那时他只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才俊（他生于一八九七年）
。在行政院任秘书长数年后，外放驻法大使，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无法到任，即滞留华府待命，居然又得蒋夫人的重用，出任驻美大使。任内不但招待了夫人，并且签订了“中美平等新约”，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四年大使，不需奋斗而荣誉自来。大使卸任后，当了台湾省主席，然后赴巴西隐居数年。后回台，任“驻日大使”一年，于一九六六年蒋公就任第四任“总统”时，任“外交部长”六年，时年七十四，一生官运亨通，是天生的福将。使馆同人与他相处四年，并无好感。但其夫人郑毓秀女士待人热情，不幸中年患癌而死，同人对她倒有几分怀念。
其实宋、胡交恶为时甚短。一九四九年宋子文卸任行政院长后，又经欧来美，即与蒋廷黻商量要胡先生出来领导“救国”的事业，宋愿从旁力助。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宋并发电给蒋公，说，劝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长，皆为胡先生婉谢了。胡先生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九日及三十日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
见廷黻兄，他说宋子文兄从欧洲回来后，极力主张要我出来领导“救国”的事业，他愿从旁力助！
我去看子文，途中忽发心脏病，下车后进入Ambassador Hotel ［大使宾馆］的北面小门，在椅子上静坐几分钟，“警报”才解除。
与子文谈，果如T. F.［廷黻］所说。我猜想他在欧洲必见了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受了他的影响，故作此幻想。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昨夜见子文给介石先生电［梗=23］，说“廷黻兄与职商量，劝其（适之）就副院长职，留美一个月，与美政府洽商后，回国任行政院长。但不知国内情形许可此种布置否？适之昨谓李代总统始终未来电邀就外长。堪注意！”
又见介石先生复感［27］电：“梗电悉。甚望适之先生能先回国，再商一切也。”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发了三个电报：一给阎百川先生，一给杭立武兄，皆坚辞外交部长事。一给蒋介石先生，则说宋子文梗电所说，我“从未赞成，亦绝不赞成”。
由于宋子文在美国经办美援事务数年，对胡先生在美国朝野交游之广，说话影响力之大，渐有正确的认识，故对胡先生有此期望。但胡先生仔细考虑后，认为此时为国家“辩冤白谤”，以私人地位发言更有力量。
现在再追记胡先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日记载蒋公力劝他再做驻美大使：“蒋主席约吃饭，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出主席官邸，即去访雪艇（王世杰，时任外交部长）细谈。我告以我不能去的理由。”
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写一信给雪艇，原文如下：
晚上写一信给雪艇，说我不愿意再去作大使的三个理由：
（一）受命办学校，才一年半，毫无成绩，即去做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自己。
（二）我今年五十七了，此时若改行，便是永远抛弃学术上的事业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三）我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出任外交事，确有了点准备——五年编辑《独立评论》，三次参加I.P.R.
会议，都是好训练。但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后，我用全力理旧业，五年不注意国内外形势，实已是很“外行”了，一时不容易恢复从前的自信力。
此三点之中，第二点最要。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记载得外长王世杰二十五日信云，已与蒋公言明不接受驻美大使职务，原文如下：
得雪艇二十五日信，我十分高兴。
……临行时手书所示各则，弟亦均认为重要。尤要者，兄如接受，则必为责任心所压迫，不肯节制种种酬应。此为弟所最担心之事。昨正将尊意及鄙见向介公详陈，已邀谅解，乞释念。日本之行亦听兄斟酌，在兄决定前，自不作任何接洽。
到了一九四九年初，蒋公仍劝胡先生去美国，胡先生在一月八日日记中说：
七点三十分总统官邸晚餐。
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胡先生乃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赴美，自言是其生平第六次出国。此后虽于一九五二年回台讲学，一九五四年回台参加第二届“总统”选举，皆系短期旅行，直至一九五八年四月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才算回台定居。
胡先生生平出国六次，其中：第一次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七年（清华官费在美留学七年）；第二次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赴英出席中英庚款董事会，道经莫斯科，畅游欧洲，经美回国）；第三次一九三三年（应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演讲）；第四次一九三六年（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及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会）；第五次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赴欧美从事国民外交工作，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出任驻美大使，以后在美讲学）。
此时由于政府军事失利，胡先生的声望在蒋、宋诸人的心目中急遽升高，当年自以为能“呼风唤雨”的宋氏兄妹此时皆有“一筹莫展”之感，而对胡先生的国际声望，非常向往而寄以莫大希望。在一九四八年及一九四九年间，蒋公多次希望胡先生参加政府工作，如出任国府委员或外交部长、驻美大使、考试院长、行政院长等职，甚至愿以总统高位相让。但胡先生始终不愿放弃其独立自由之身份，每次皆严词拒绝。直至一九五八年始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之任命。蒋公对胡先生虽然十分信任与尊重，但当其“政权”稳固之时，即对胡先生的“诤言”与“忠告”，置若罔闻而自行其是，实一憾事（如一九六○年的雷震案及“修宪”与三任“总统”案）。
《传记文学》第二九八期（一九九○年十二月号）“胡适之先生百年冥诞特辑”中，有石学胜《胡适与蒋介石》一文（按即该刊主编刘绍唐先生所写），从最近出版的胡适日记手稿中摘出多篇胡适“诤言”，如：胡劝蒋要勇于认错，要下诏罪己，不要“修宪”，不要连任第三任“总统”，要把国民党分成几个政党，要容忍反对党，要废除总裁制，要和平转移“政权”，要考虑继任人选，要有言论自由，要有一千个诤臣等，无一不是铿锵有声的忠告，无一不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智者之言，以胡适的智慧与勇气而不能感动蒋介石发愤成为历史上的伟人，实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石学胜之文，是研究胡、蒋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值得细读。
胡先生在美国的声望，从两则新闻可见一斑。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出任大使时，《纽约时报》刊出详介他的文章，说：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友好关系更能增进”。
在胡先生去职时，《纽约时报》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发表短评，表示惊讶，说：“重庆国民政府寻遍中国，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他一九三八年来美上任，美国友人对他期望甚高，而他的实际表现，却又超过大家对他的期望。他在美国读书、旅行、演讲，对美国文化之熟悉犹如对其本国文化之了解。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赢得支持。如果说对于他的去职深感遗憾，尚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意。”
美国国务卿赫尔曾在回忆录中批评胡先生说：“在遇到有关中国事务商讨，如果与胡先生的想法不合的时候，总会使对方感到困扰。”赫尔认为胡先生是一个十分坚持己见的人（从胡、赫两人多次谈话记录中，很可看出胡先生的择善固执与赫尔的容忍让步）。但在胡先生卸任时，赫尔却在记者会上公开赞扬这位中国大使，把胡先生描述成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使节。
一九五七年十月间“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辞职，于十一月间胡先生继任。我在十一月初为施肇基“大使”回忆录为序事，去看胡先生。胡先生看到我，非常高兴。他亲手调制了两杯鸡尾酒，要我陪他共饮。然后他问我对于他今后出处的看法。他说：“这里朋友，多劝我仍留纽约。也有劝我留在纽约遥领‘中研院’的事。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不赞成。”
我说：“朋友劝留，当然是好意。因为在纽约耳边清净，远于是非。不过胡先生一向是人在纽约、心在台北的。纽约之于先生，好像是一个‘租界’。先生最近的心境，好像已无心久住租界了。”
胡先生说：“未必，未必。你说下去。”
我说：“先生最爱住的是北平，往年在国内也是北平住得最久，只因军阀盘踞时期，才在上海‘租界’暂住了几年。现在北平正在清算‘胡适思想’无法回去。目前国内可住之处，当然就是台北了。虽然自从去年‘《自由中国》’半月刊祝寿专号发行以来，引起了军方‘围剿’的风波，先生回去定居，这些妄言谬论会稍稍收敛。台湾究竟是以自由民主为号召的地区，多少总得装点门面。况且，‘中研院’是蔡先生首创之业，先生有承传的义务。史语所的藏书，对先生著述有用。而胡师母晚年颐养，也是在台北可得到较多亲友的照顾。”
我讲到这里，胡先生轻微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再喝一杯酒吧。”这时胡先生的眼神中似有几分寂寞与惆怅。我因还有他约，就匆匆告辞了。
次年四月胡先生回台就任“中研院”院长后，曾对好几位朋友说：“安明是劝我回来最热心的人！”其实，胡先生为“《自由中国》”半月刊朋友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奋斗，操心不已，早已不能安心久住纽约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胡先生就任“中研院”院长的那一天，蒋公亲临致辞，希望“中研院”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早日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胡先生答词，则说：“中研院”的任务应该走“学术”的路，从提倡学术来“反共、救国、建国”。显然与蒋公的期望有不同的看法。接着，胡先生举了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以学术成就所得替国家偿付了战债的实例。他又继续举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校的经过及其成功地改变了整个美国学术风气的实例。
胡先生对于学术“建国”有具体的想法，可惜终身未得行其志。但在院长任内，曾推动成立“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并拟定“长期学术研究计划”，设立学术补助费以及客座教授制度等，颇得吴大猷先生的称赞。
吴先生在《胡适百年诞辰怀思》文中，申述胡先生在其生命最后四年中（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对台湾学术及科学发展的大贡献，深致怀念。文中述及胡先生在“政府”预算之外，于一九六○年七月亲向美国“亚洲基金会”商得四万五千美元为“长科会”设立十五席研究教授，为期三年，每人每年一千美元。另又以三万美元设立“中研院”物理科学访问讲座一席，为期三年，每年一万美元。真可谓尽心尽力，以罗致人才发展科学为职志。胡先生于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以《发展科学的重任和远路》为题做业务报告，并提示今后发展科学的方针。报告中对于民众了解台湾当前发展科学的实况，很有帮助。
就在胡先生就任“中研院”院长时，忽然出现了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有人说其出版是基于“学术研究”的动机，事实上那是对胡先生人身攻击的文字，与上一年军方所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异曲同工。事后，“行政院新闻局长”沈锜曾发表谈话，指《胡适与国运》攻击胡适，“并未载明出版时、地及发行人，显系触犯‘出版法’有关条文之规定”。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民主中国》”五卷四期曾登有一篇以牟力非署名的《为什么反胡适》，讲：“从胡适与国运开始，大家即已经知道在‘反胡’‘剿胡’的背后，有一座反胡司令台负起反胡、剿胡的指挥重责。他们不惜乘胡适心脏病突发入院治疗之机，调动‘质询’部队和‘反洋’大军向胡适展开夹攻。查遍历史，却找不到这种反人性的狠毒手法。”（原文由胡颂平收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05页）
就在胡先生就任“中研院”院长的时候，“出版法”修正案闹得满城风雨。记者问他的意见，他说：“任何不经过司法手续而径由行政官署对出版机构加以警告、停刊、撤销登记的处置，总是不好的、危险的，甚至根本‘违宪’的。欧美各国都没有出版法。美国宪法人权条款，甚至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出版的自由。”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自由中国》”欢迎会上演讲时，也说：“现在为什么要修改‘出版法’？恐怕是有人觉得争取言论自由太多了，所以有些人想要阻止它。无论旧的‘出版法’也好，新的‘出版法’也好，都不能阻止我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
六月十二日，他又在一场晚宴中表示，如果国际上知道台湾觉得现行“出版法”不足控制，还要通过修正加强控制，这个修正案如果通过，不只是台湾的损失、“政府”的损失，也是国民党的损失。希望“立法院”不要通过，或者由“政府”撤回。过了几天，“立法院”终于通过了“出版法”的修正案。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胡先生托张群秘书长约见蒋公，张知胡意，要劝蒋公勿竞选三任“总统”，故不愿代胡约期晋见。胡先生乃托张秘书长转告蒋公几点意见：
（一）明年二三月间，“国民大会”开会期是“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二）为台湾长久计，盼望蒋公给民众树立一个合法地、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三）为蒋公千秋万世盛名计，盼望蒋公在一个月内做公开表示不要做第三任“总统”，并宣布其继任人选。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其期望之继任人，他将以全力支持。
（四）如果国民党另有主张，则应用光明正大的手段明白宣布，绝不可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公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也是一种侮辱。
张允代为转达，并说蒋公自己的考虑，完全是为了：（一）革命事业没有完成，（二）对“反共复国”有责任，（三）对军队有责任。
胡先生说：在西安事变时，蒋公没做国府主席，也没做总统，全国人谁不知道他是中国的领袖？如果蒋公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那时他的声望必然更高，他的领袖地位必然更高了。
但是第二年（一九六○）三月八日“国民大会”通过修正临时条款：“‘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的限制。”于三月十一日明令公布修订。三月十七日，“国大”正式公告蒋中正为“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候选人，二十一日当选，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职。
早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四日，胡先生即曾写八页长信给蒋公
，劝蒋公要勇于认错，要下罪己诏，要把国民党分成几个独立党，要容忍反对党，要废除总裁制，要和平转移“政权”，要考虑继任人选，要有言论自由，要多读中共的书，等等。这次竟然修订临时条款，就任第三任“总统”了。胡先生多年来的苦心忠言，可说是一句也未蒙采纳。
到了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雷震涉嫌“叛乱罪”被捕，被提起公诉，经过“军法”审判于十月八日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半月刊也被停刊。
胡先生那时正在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闻讯后，连续致电陈诚，表示雷震应交“司法机关”审判，“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他说雷震批评“政府”及谋组反对党，都不该构成“叛乱”罪名。胡先生在美国接受记者访问时，也说：雷震以“叛乱罪”逮捕，实出人意料之外。
不久，胡先生回台，面告蒋公：“‘军法审判’的日子是十月三日，十月一日才宣告，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及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如此重大案件，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布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他告诉蒋公，他在美国，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蒋公说：雷震背面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蒋公又说，他也知道这个案子会在外面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政权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不能不照法律办事。其实，胡先生并没有要求“政府”不照“法律”办事，只是觉得此案应交“司法机关”规规矩矩地公开审理，取得公信，不可由“军法机关”一手遮天地胡搞！
根据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先生在此次谈话中，还向蒋公表示，希望“国防部”的复判，不可草率。不料“国防部”的复判，仍处雷震十年徒刑。以后，胡先生和许多朋友做了一些请示特赦的努力，也都没有结果。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雷震在狱中度过六十五岁生日时，胡先生写下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一首送给雷震为寿。诗曰：“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先生最爱此诗，以其为“权威与自由斗争”的象征。胡先生在束手无策之余，只好以此诗来称颂雷震在争取言论自由上的成就与奉献了。
在雷案发生十个月以前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欣逢“《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日，胡先生曾发表一篇《容忍与自由》的演说。
胡先生说：“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又说：“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胡先生强调书生也是强者，必须有容忍的态度。他说：主持言论的人不是弱者，由于言论得到社会上的好感、同情与支持，也就成为一种力量，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至于受到不合理的压迫与围剿，也是反证当权者害怕书生的权势。书生的势力，不是幼稚的势力，不是兵力，不是暴力，而是凭人类良知“取得共鸣”而存在的。
这篇文字，殷海光先生认为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余英时先生在一九九○年十二月“胡适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献词中说：“在政治上，台湾今天已不需要再借着胡适的招牌来争取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了。但是胡先生晚年强调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似乎对于今天台湾，还有崭新的启示！在台湾民主化的现阶段上，‘容忍’是一个最具关键性的观念，比三十年前更为迫切了！”
胡先生自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就任“中研院”院长，至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心脏病猝发去世，共历时三年又十个月。在这三年又十个月中，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至五月二日因粉瘤割治，住院约一个月；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至四月五日因心律不齐住院二十五天；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二日因狭心症
住院两个月，十一月六日又复发一次，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又因同病再住院一个半月。出院后再过一个半月即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院士会”后，在蔡元培纪念馆酒会中心脏病猝发逝世。故在三年又十个月中，胡先生在台大医院治疗各种病症，竟占去五个半月之多。
在这三年又四个半月中，胡先生真正做了不少工作，写了不少文字，心情上又经过了多种困扰与挫折，而竟能在百忙中完成两篇重要的英文演说，一篇是一九六○年七月十日（四月五日才出病院）在美国西雅图“中美学术会议”上的《中国传统与将来》的演讲；另一篇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台北“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日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十一月六日胡先生曾小病一次，十一月十六日演讲后十天，十一月二十六日即又入病院至次年一月十日才出院，再过一个半月，即去世了。）
现在先在此略谈《中国传统与将来》。
《中国传统与将来》是胡先生在一九六○年七月十日在美国西雅图“中美学术会议”的演讲词，离胡先生去世（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可说是胡先生对中国传统以及这个传统的将来两个重要问题的最后见解，是值得我们细读的。
胡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变迁做了个扼要的叙述。他说，在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经过了（1）上古“中国教”时代，（2）经典时代，（3）秦汉统一帝国时代，（4）印度佛教输入时代，（5）排佛运动与道教兴起时代，（6）中国文艺复兴时代（包括文学、哲学与学术等三方面的复兴）等六个阶段，始终保持着一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
到了最近一百五十年与西方强势文化接触以后，在短短几十年中，废除了几千年的“酷刑”，一千年的“小脚”，五百年的“八股”，五千年以上的“帝制”，而且经由自由民主的方式采用了无数西方的器物、观念。从穿皮鞋到文学革命，从用口红到推翻帝制，都是经过“理智判断”由少数人提倡、多数人赞成而逐渐采用的。中国没有一件东西神圣到不容经过如此程序而淘汰而更新，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有力量防止哪一种制度受外来文化感染侵蚀的影响。
胡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论中说：“看了这许多整肃文献，我才敢相信，我所推崇的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上还存在着……也会永久存在，继续传布。我深信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没有毁灭，而且无论如何没有人能毁灭它。”
胡先生教我们绝对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一种民主选择式（文化变动）的形态，革除淘汰掉可弃的成分，采纳吸收新文化成分，促使老文化格外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将来自是无限光明，前途远大。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会期六天，胡先生应邀发表英文主题演说，题目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胡先生演说里把他几十年来对东西文明的基本看法，对近代科学和技术文明的颂赞，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他要大家打破东西方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之对立的成见，要大家诚心热烈地接受西方近代的新文明。
胡先生认为东方老文明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惨无人道的妇女缠足至千年之久而无一声抗议，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这个文化有何精神价值可言。为了给科学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科学和技术的文明，东方人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我们必须明白承认西方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成就，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才能使科学在我们中间深深地生根。
胡先生在一九二六年所写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曾把科学与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文明。他曾说：“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的精神文明。”
由于胡先生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谈发展科学以及科学在中国生根的问题，因而牵涉中国本位的“精神文明”，此亦胡先生之老调，而为“精神文明优越自傲”之保守学者所不能容忍，故围剿之风甚为激烈。“立法委员”廖维藩在“议会”质询，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中竟破口大骂，真是人身攻击！
两个多月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闭幕酒会上，胡先生谈到言论自由。他说：“我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声调有些激动。又说了几句，然后请大家吃点心、喝酒，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在转身间，面色忽然苍白，旋即仰身倒地，从此就长眠不起了！
胡先生三岁丧父，学成归国一年后又丧母，胡一生对父母孺慕情怀无时或已，也常常流露于日常生活之中。
胡先生在《四十自述》中追忆，他念的第一部书是他父亲手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为《学为人诗》，他将此原著保存了三十余年，在一九三一年裱装成册，含泪注记。
关于胡先生对母亲的孝思，我在此记述两事：
胡先生于一九一七年七月自美回国，九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十二月返乡与江冬秀女士完婚。一年后，胡母即去世，胡先生痛失慈母，曾有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之诗：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便心头乱跳，遥知前面，老亲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耶！”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朝——
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
只少了我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云散烟消！——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她那一声
“好耶！来了！”
一九二九年一月间，胡先生收到老友张轶欧先生自无锡发出的一封为母亲八十大寿征寿文，并附张母高太夫人七十岁以前的事略。因此触到胡先生的思母情怀，他写了一封十分感人的信：
轶欧先生：
我读了尊母高太夫人事略，十分感动，又十分羡慕。高太夫人的为人绝像我的先母。她们的好处都绝相像；即她们的小小短处，如重科名、盼抱孙，也绝相像。但她们两人的福气却大相悬绝。先母四十六岁去世，尊母则享八十高寿。先母盼抱孙甚切，而我的长儿生时，她已不及见了，故长儿取名祖望即是纪念她；太夫人则有孙男孙女六人，嬉戏膝下，自以为极天下之乐事。先母艰苦一生，不曾享一日清闲闲福，不曾得我一日的奉养，而太夫人晚境十分顺适，享几十年的家庭幸福。所以我读了大著，既很感动，又很羡慕，不但羡慕太夫人的福寿，更羡慕先生有福做几十年的孝顺儿子。
我很想做点文字给尊母上寿。不幸明日即须北上，行期太匆匆，归期又不可预计，只好先写此信，略写心中要说的话，要尊府一门知道这样的喜庆真是人生绝不易得的，有许多人像我这样的，虽情愿舍去半世寿年，也休想换得这样的一天快乐！
胡适
十八，一，十五
胡先生写此信时，胡母已去世十一年，时年三十九岁。由于这件事的激励，胡先生于次年着手写《四十自述》，于六月完成《我母亲的定婚》，九月完成《九年的家乡教育》。这两章自述就是一篇极其生动感人的胡母传记了。
胡先生一生热爱朋友，《尝试集》及后集中，很多感人的怀友及哭友的诗篇。一九一七年在《尝试集》中《朋友篇》的名句有：“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人生无好友，如身无足手。”
我现在在《尝试集》中摘录胡先生对于许怡荪、丁在君及徐新六三位朋友的几首追思诗词，以见其爱友之深切。
许怡荪是胡先生的绩溪同乡，同时在上海求学。在胡先生因醉酒入狱被释后，力劝胡先生应留美考试，是筹助赴京路费之患难朋友。在胡先生留美期间，怡荪经常有信规劝勉励，可谓肝胆之交。怡荪一九一九年在南京去世，胡先生一九二○年七月五日傍晚与诸友游秦淮河，船过金陵春，回想去年与怡荪在此吃晚饭，不觉凄然堕泪。胡先生回寓追想去年一月之夜话，作诗哭之：
怡荪！我想像你此时还在此！
你跑出门来接我，
我知道你心里欢喜。
你夸奖我的成功，
我也爱受你的夸奖；
因为我的成功你都有份，
你夸奖我就同我夸奖你一样。
我把一年来的痛苦也告诉了你，
我觉得心里怪轻松了；
因为有你分去了一半，
这担子自然就不同了。
我们谈到半夜，
半夜我还舍不得就走。
我记得你临别时的话：
“适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车子忽然转弯，
打断了我的梦想。
怡荪！你的朋友还同你在时一样！
丁在君（文江）是胡先生中年之友，是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他与胡先生一同创办《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两人同到秦皇岛避暑十日，丁曾用元微之别白乐天两绝句原韵，作诗两首赠胡：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元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一九三六年二月，丁在君因煤气中毒在湖南逝世，胡先生以原韵哭之：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徐新六是金融界的大学问家，时任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一九三八年八月，政府特派他赴美接洽借款事宜。他的座机在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在广州上空，被日本驱逐机五架击落，被机关枪扫射，乘客十二人皆死。十日后，胡先生在瑞士收到新六八月二十三日夜（临死前夕）的一封书简，作诗哭之：
（1）追哭新六：
拆开信封不忍看，
信尾写着“八月廿三”！
密密的两页廿九行字，
我两次三次读不完。
“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
这是他信里的一句话。
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
他的一切已献给了国家。
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
“有一日力，尽一日力”——
我不敢忘记他的遗训。
（一九三八年九月八日）
（2）抄新六遗书三篇，题此诗：
三书不厌十回读，今日重抄泪满巾；
眼力最高心最细，如今何处有斯人！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
现在再讲一段胡先生晚年（一九六一年）对老友蒋梦麟续弦的热切关怀的故事。他写了六页长信给老友，劝他悬崖勒马，珍惜余年。如果老友决心与徐贤乐结为连理，他用心为老友草拟了一张身后财产分配的遗嘱，使前妻第一任和第二任的子女以及徐贤乐皆能得到公平的分配。可惜梦麟收到此信，原封不看，投入废纸篓中。不料蒋、徐成婚后不久，即感情决裂。梦麟求分不得，痛苦万分。胡先生谋友之忠诚，令人感动。
一九五九年“中研院”几个老朋友意见分歧，避不见面，胡先生看在眼里，心中不乐。他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中研院”总干事全汉昇，大意说：“一生最爱朋友。现在年纪大了，更觉朋友难得而易失。”总盼望几个好朋友都能“珍惜这难得而易失的友谊”。他邀请各位常来南港小聚，“帮他打破他近年爱孤寂的坏习惯”。这是他晚年化解几个朋友的失和的做法，可谓用心良苦。胡先生生平以恕道待人，最看不得别人的痛苦，总希望大家和谐相处，人人快乐。
朋友对胡先生的回馈，也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事迹。现在且说一位胡先生的康奈尔大学同学、美国保险业巨子史塔捐赠胡适纪念馆的故事。史塔于一九五八年曾到南港“中研院”拜访老友，共进午餐。一九六二年二月，胡先生逝世时，他因事不克亲来吊唁，引为憾事，乃于一九六四年捐赠一百万元为胡适奖学基金，并建造胡适纪念馆陈列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间，史塔冒着风雨，亲访胡适墓园，老泪纵横，迟迟不去。后又捐赠纪念馆的日常费用，使陈列馆中遗著手稿能善加保存，供后人凭吊阅览。老友情怀，令人感动！
胡先生热爱朋友，更热爱年轻人。他尊重年轻人，关怀年轻人，乐助年轻人。
有一天晚上，胡先生在使馆宴客，客散后，他叫我到书房去，交了几封私函给我，托我次日到银行去替他买几张英镑的汇票分别附在这几封信内，然后用挂号寄到英国伦敦去。原来他在伦敦的几个门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失业断粮，他寄去小款，或为他们在英生活费，或为来美路费。并叮嘱我：“此事不可对人言。”他说：“中国读书人最重气节，不愿受人馈赠。故我每次寄款总说暂借，以免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听说胡夫人常说：“适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待我，他就好像是一个穷措大。”其实他对夫人尊重而体贴，毫不吝啬。他这些送人之款，多系由各处所送演讲费中支付。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有些学人后来经美回国，来见胡先生，对他的“甘霖”接济，真是感激涕零。胡先生约他们便餐时，也常召我陪席，意在对我这些额外工作微劳的酬谢。胡先生对生平助人之事，是终生不提一字的。
胡先生早年对林语堂留美费用接济事，也曾有一段记载，林太乙的《林语堂传》中曾有记载。语堂晚年到“中央研究院”参观并到胡墓献花致敬，也曾道及这段往事。
我初见胡先生时，胡先生四十七岁，我二十三岁。胡先生说，他初到北大时，蔡元培先生长他二十四岁，叫他为“小朋友”，故他今日也叫我为“小朋友”。我当时内心感到：我这个“小朋友”活到二十三岁，才第一次遇到一位真正以平等待我的长者。我追随胡先生四年，我亲眼看到他关怀每一个与他接近的人，不分长幼，不分尊卑，不分男女，不分国籍，都受到他同等的尊重。人有一长，他赞不绝口；人有过失，他温语婉劝。从不说一句刻薄话，也从不在脸上表露出丝毫不悦之色。他是一位真能把民主观念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贤者。
胡先生的爱才，是人所共知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胡先生看到《民主潮》十二卷第三十四期上刊载一篇《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他欣赏这篇文章很用功思想，很用气力造句作文，是全文无一句草率句子的好文字。作者署名“韵笙”，他不知是谁，立刻写信给编者夏涛声说：“请你告诉我：这位‘韵笙’是谁？我很想见见他，向他表示我的诚心佩服。”第二天得到夏涛声的复信，说韵笙是徐传礼，是政大研究所毕业生，现在编译馆工作，并在新闻学校兼课。胡先生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这两天很忙，隔几天，请通知夏涛声约徐君来谈天。”胡先生对后辈的热心鼓励是不遗余力的。可惜，再过三天，胡先生即离开尘世，与这最后衷心赏识的徐君无缘相见了！
千家驹教授在北京大学尚未毕业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胡先生无意中读到，就此约谈。千家驹远比上述的徐传礼为幸运，因为他不独见到了胡先生，并且得到胡先生两次推荐任职。但是当时的千家驹是北大非常学生会会长，是一个“左”倾青年，对胡先生当时的政治立场颇有反感，因之对胡先生并不想接近。
香港《明报》一九九二年一月号曾刊白吉庵的一篇《胡适举才，具慧眼，有胆识，后世怀念》的文章，文中述及胡适推举的三个人——钱穆、吴大猷、千家驹为例。千家驹也在《明报》一九九二年二月号发表了一篇《感念适之先生——为胡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而作》的文章，对胡先生的举才经过，说得很清楚：
胡先生第一次与我见面时，并不了解我的政治立场，他介绍我去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迨以后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打听到我是北大学生会的捣乱头儿，可能是“共产党”，他踌躇起来了。他去问胡先生，胡先生对陶孟和说：“研究工作与捣乱并不矛盾，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你是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说他是共产党，我看不会吧。”当时（一九三二）共产党是“洪水猛兽”，没有人不害怕的。其实，胡先生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共产党”，他不过爱才若渴，深怕陶孟和不用我，故认为我不会是“共产党”。陶先生对胡先生是很尊重的，经胡先生这么一说，我的工作便定下来了。后来（一九三四）胡先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当年北大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了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去的信用。
我进了社会调查所后，不久我又通过胡先生的关系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吴半农先生合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吴先生译第一卷，我译第二卷，还有一位王守礼先生译第三卷。译稿既未完成，亦未出版（只有吴半农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已由商务印书馆印成，但未公开发行。现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藏的一册，已成海内唯一孤本），原因是当国民党统治时代，马克思的著作是被视为禁书的。所以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不敢发行。但是文化基金会竟聘请我们翻译《资本论》，并付以巨额稿费，这胆识与魄力，也只有胡先生敢这么做。
一九三五年，胡先生又介绍我去北大经济系任教。这时距我在北大毕业还不满两年！所教的是北大经济系四年级的课程。他们都是我在校的同学。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抟先生不同意，说千某人北大刚毕业不过两年，又未镀过金（留洋），去教高年级经济系学生，怕有“不方便”之处（即不受学生欢迎）。但由于胡先生的坚持，北大校长蒋梦麟还是聘请我了。去北京大学教书，完全是胡先生主动提出的。但为了赵乃抟先生说有“不方便”之处，我确曾对胡先生发了一顿牢骚。（此信收集在《胡适书信选（中）》。）我去了北大教课后，颇受北大同学的欢迎，总算没有为胡先生坍台。
千家驹在文中还讲了两段关于胡先生对“学运”的看法以及对苏联的见解，另一段关于胡先生阻止苏雪林在鲁迅逝世时对鲁迅攻击的事，皆值得一读，因而节录如下：
（1）关于胡先生的“学运历史观”，千文中说：
抗战胜利后，胡先生再度回到北大，任北大校长。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北平学生又发起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矛头是针对国民党的，领导这次学运的多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这也是人众周知的。胡适也知道。但胡适却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把牛牵到河边是容易的，但要强逼牛喝水就难了。”其意是说，学潮如没有客观原因，靠少数人是鼓动不起来的。当然，胡适的政治立场是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的，但他对学潮始终采取宽容态度。胡适说：“对学潮应有一个历史的看法，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政治不能满意时，同时没有合法有力的机关可以使这不满意得到有效的改革，这个事情总落在受教育的青年身上，也就是学生身上。汉、宋的太学生谈政治，与瀛台最有关系的戊戌政变，也与学生有关，当日各地举人上书引起革新运动。在国外，自有巴黎大学，千余年来，凡有革新运动，总是有青年。一八四八年全欧（包括英国）的政治运动，亚洲方面印度、朝鲜的独立运动，仍然有学生。”胡适又说：“现在学生对政治不满意，感觉生活压迫，推敲理论，见仁见智，至少承认有烦闷的理由，有不满意的理由。没有客观环境，不能说几个几十个人能号召使几千人的学校罢课游行，因为牵牛到水边容易，叫牛喝水就困难了！”胡先生这番话是一九四七年讲的。
…………
胡适又说：“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
（2）关于胡先生对苏联的见解，千文中说：
胡先生对于国际形势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在解放之前，一九四八年胡先生曾给他的老朋友周鲠生先生（后加入中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老兄知道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我是一个多年深信和平主义的人，平常已颇忧虑中国北边那条世界上第一长的边界。所以我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它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惜任何代价’的程度。老兄总还记得，我曾用‘爱好和平到不惜任何代价’一个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二十年的外交政策，说它从布列雷斯托乌斯克和约（Brest-Litovsk Treaty）
起，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对德不侵犯条约，都可以说是‘爱好和平到不惜任何代价’的表示。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这些事件确曾使我对苏俄开始怀疑，但我总还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因为我的思想里总不愿意有一个侵略国家做中国的北邻……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士兵防守。”
“但是雅尔达
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签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逼人而来。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这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也是苏俄自身最不幸的事。苏俄是世界上第一个疆土最大的国家，今日是它的国力最强盛的时代，全世界公认它是两个最大强国之一，这正是它应该修善睦邻的时期了。暴力是终久靠不住的，德国、日本都是眼前的镜子。一个强国也还需要朋友，需要诚心爱护它的朋友。无论怎样强的国家，到了邻居害怕它，朋友抛弃它的时候，就到开始下坡的日子了。它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见《胡适书信选》下册，第310~314页）
胡先生一九四八年的这一席话，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
（3）关于胡先生阻止苏雪林教授攻击鲁迅之事（苏雪林曾任台南成功大学教授多年），千文中说：
胡适与鲁迅都是我所敬仰的前辈学者，唯鲁迅先生失之狭隘，他主张“打落水狗”，主张绝不宽恕敌人。而胡适则与之相反，胡适主张容忍，提倡“绅士”风度。胡适与鲁迅是“五四”时代北大的同事，是好朋友。但后来两人分道扬镳。当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在上海文坛上用他的锐利杂文，有如匕首一样，讥刺时政，对胡适这位北大老朋友嬉笑怒骂，不稍留余地。但当鲁迅逝世后，有一位苏雪林女士（现仍住在台湾）写信给蔡元培、胡适两位先生要发起对鲁迅的总攻击。而胡适竟泼了苏女士的冷水。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又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高质量的。陈源说他抄袭日本盐谷温的著作是不公道的。“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像这样的雅量与风度确为一般人所不可及。鲁迅对于批评过他的人记恨终身，没齿不忘。而胡适却对骂过他的青年不放在心上，尤其对青年思想“左”倾持宽容态度。胡适一再说过：“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
（4）因为谈到鲁迅，也联想起胡先生听说周作人有附逆的谣传，赶忙自伦敦寄去一首诗，劝其勿为日人利用。（周作人是胡先生的北大同事，也是好友。）
可惜作人未听忠言，依然附逆，抗战胜利后受到法律裁判。
这位八十三岁高龄的千家驹教授，在半世纪以前，因与胡先生政治立场不同，对胡颇有反感；而在半世纪以后，追忆往事，怀念“恩师”，写出许多持平之论。这篇叙述心路历程的文章，是值得我们细读而深思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先生在“中研院”蔡元培纪念馆亲自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在闭幕酒会中仰身倒地时，采访记者都哭了！名记者于衡说：新闻记者平时见的大场面很多，都很冷静理智，但在这个场合，为什么都不禁同声一哭呢？那是因为胡先生对新闻记者职业的尊重，而大家对胡先生都有一份纯真的情感。第二天，于衡到灵堂致敬，见到驻院警员陆敬格及王志维、胡颂平两位秘书，他们皆先后紧握于手，泣不成声。这三位都是近四年来在南港与胡先生朝夕相处的近侍院友。胡先生常在傍晚和陆警员在草坪上散步，他告诉陆警员：总有一天，他会把陆带回大陆。自从胡先生逝世，陆一直在灵堂守护，哀伤失落，颂平与志维两位却都能化悲伤为力量。颂平在他有生之年专心完成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两种著述。而志维夫妇则除了照顾胡夫人生活起居十余年外，两人还全心全力地经营“胡适纪念馆”并照料南港的胡适公园与墓园。志维对胡先生著作的整理与出版都尽了很大的心，最近远流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胡适作品集》三十七册及《胡适的日记》十八本（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皆有志维的参与。是什么力量能使他们为胡先生服务数十年而引以为乐呢？
于衡继续告诉我们：“自从胡先生逝世后，六天以来极乐殡仪馆中，胡氏的遗体旁边，一直为哭声所笼罩，一批批的白发老人，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小市民、贩夫走卒……他们默默地走进来，哭泣着走出去。一位青年学生，嘴角颤动着，小声地说：‘您为什么不再帮我们几年？让我们多看您几眼吧。’”
“各团体公祭开始了！在哀乐声和人声低泣声中，喊着‘一鞠躬，再鞠躬……’的司仪人哭了！再换一个司仪人，仍然哭了！仅仅一个上午，换了五个司仪人，他们全哭了！”
这些白发老人、青年学生、贩夫走卒，他们既非学者名流，也非胡门故旧，为什么“默默”而来，“哭泣”而去？他们与北京大学或“中央研究院”既无渊源，想来也未必读过胡著的《中国哲学史》与《白话文学史》，也未必了解实验主义或民主科学。司仪诸君又为什么不能冷静理智地完成他们的任务，而要一再哭泣换人呢？
名作家陈之藩好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在美国大学上课时，听到胡先生逝世的信息，他不再上课，回到住处，从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十一日的十一天中含泪写了九篇纪念文字，收在他《在春风里》的文集中。他记述了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二年这十五年间与胡先生的交往情景及谈话大意。他说：胡先生对朋友的情谊是“柔如流水，温如春光”。他又说：“胡先生看到别人的成功，他能高兴得手舞足蹈；他看到旁人的失败，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长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长，已不足以形容。完全变成了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朗朗襟怀了。”难道就是胡先生这热爱无私的朗朗胸怀感动得大家对他永怀流泪吗？
当胡先生逝世的信息传到美国时，美国舆论界并未忘了二十年前华府的“胡适大使”，深致悼念之情。美国国务卿鲁斯克代表美国政府与人民对胡先生致哀悼之意。他特别指出：“胡先生以学者、外交家、教师及朋友的身份和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特别接近。他是我们这个世纪中的历史人物，他有勇气及智慧领导世人对抗人类精神的压迫。”
鲁斯克曾任美国国务卿八年，是一位蜚声国际的外交家。他对胡先生相知甚深。这段悼词可说是一位国际朋友对胡先生的历史定位。
我们深深感觉到，这位鲁斯克所推崇的二十一世纪世界级历史巨人，更是一直活在我们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坎里。他以无比的勇气与智慧带领我们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先生的典型常在，虽死犹生！
原载《传记文学》第七十一卷第一、二、三期（一九九七年七、八、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