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

徐訏

胡适之先生的明澈清朗，光耀文化界的声誉，大家都承认的，但是他不能在哲学、文学方面有真正的建树，也正如同他的成功方面一样，是时代所限，也是他个性所限。

五四运动的号兵里，胡适之是最幸运的一个。

在一九一七年胡适之、陈独秀提倡“新文学”之时，胡适之给陈独秀的信，是这样写的：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但是陈独秀的回信则是如此：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的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讨论之余地，必以吾人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这里可以看出胡适之性格的冲和、宽大与平正，陈独秀性格之凌厉、独断与偏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胡适之性格上之矛盾性与妥协性，他的一方面说“不容退缩”一方面又要“容他人之匡正”，实是具有矛盾与妥协的倾向。我想，这与以后胡、陈两个人生命发展的不同是极有关系的。

但在白话文运动胜利以后，坚守这个胜利的信仰的，胡适之似乎比谁都彻底。诸凡周作人、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好像以后都写过文言文与哼过旧诗，陈独秀最后的著作是有关文字学的，记得也是用文言文写的。独独胡适之，他始终不再写文言文，也不再写文言诗。他为傅作义写阵亡将士碑，是白话文写的，恐怕也是第一篇以白话文写碑文的文章；他在抗战时寄周作人的那首诗也是白话诗。

胡适之的白话文同他的字一样，也同他的人一样，“明澈清朗”正是他的特色，而他似乎也始终以这个“明澈清朗”为白话文的标准。

我碰见胡适之很晚，是他跟蒋梦麟第二次回到北大的时候，那大概是一九三○年或一九三一年吧。他在北大第二院讲几句话，好像是说，过去许多人想把学术做“姨太太”，这次他与蒋校长回北大，想把学术恢复独立的地位。这话很普通，当时上海文坛上“左派”思想很时行，他所指的学术之做“姨太太”，就是做政治的“姨太太”。不过“姨太太”这字眼，在胡适之是一种幽默，可是学生们听来很不新鲜。

那年胡适之在哲学系开了一课中古思想史，这原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续编的材料。我同几个朋友去听过他一堂。

哲学系的功课向来是很少人听讲，如陈寅恪、金岳霖、陈大齐诸位教授所授的课，每班不过十几个人或七八个人，讲的谈的都是很专门的问题。可是胡适之那天的课则在二院的大礼堂上，听讲的人不但挤满了课堂，而窗外也站满了人，许多都是外来的人以及孔德中学的学生。胡适之用很活泼的口才，讲佛教思想进中国的影响，他讲了佛经里两个有趣的故事，就下课了。我觉得这像是公共演讲，内容很通俗，不像是哲学系的功课，当时使我想到唐朝的和尚的俗讲。俗讲本来是和尚讲经，可是后来为吸引听众，向通俗有趣吸引听众的方面发展。所以我没有选他的课。

胡适之的《中国思想史》中卷后来脱稿了，油印本出来，大概赠送给一些友好；可是一直没有看到正式出版，所以没有机会读到。

胡适之后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也开“中国思想史”，许多北大老同学去捧场，那时恰巧我在纽约，也去凑热闹。那天课室中大概有二十几个人，除了七八个北大同学外，听讲的多是上了年纪的女性。我想美国老年人选点“汉学”听听，大概同上礼拜堂听道一样，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那时候，汉学与中文在欧美没有像现在这样吃香，讲中国思想实是对牛弹琴之举。当时我想到在美教书，还是教“人手足刀尺”或“ㄅㄆㄇㄈ”好，因为这至少还有真正想学的学生。

那些捧场的北大同学，自然人各有事，听一堂，也就不再去了，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性大概有耐心听下去的人也不多。

胡适之在半年以后也就不再开课了。这是我所听的两次，一共两个钟点的胡适之的讲学。

在纽约时期，有好几次北大同学的聚餐，胡适之被请为嘉宾。

有一次，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同胡适之谈到林语堂的一本新出的书，问胡先生有没有看过。

胡适之当时就说他翻过，发觉里面多是英国人早就说过的话，林语堂不过是拾英国人的牙慧……

我当时没有太注意这些，可是席散以后，我同一个同学出来，他说：

“胡先生这种地方就不够风度，没有幽默。”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胡适之虽常常爱说幽默话，如上面所说的“姨太太”之类，实际上他是缺少幽默感的人。

除了幽默感，他还缺少神秘感。“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如陈独秀、钱玄同，以及文艺作家如鲁迅、周作人……似乎都缺少这种神秘感。以后有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出来，也多数没有这种神秘感，这大概是启蒙时期的时代使然。

而神秘感与幽默感往往是作为一个伟大文艺作家很大的一个条件。

胡适之为人的大处出入，都见他有过人的风骨，其处世立身，都比他的侪辈有明决与果断；如不竞选总统，不接受南洋大学校长之聘，不滞恋美国而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如退卸“《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之责……都是有先见之明之举。

我觉得在中国动乱的半个世纪中，人才济济，但有的被风暴所淹没，有的为时流所浸染，有的在私欲中失节，有的为宣传所愚弄。这一方面是个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正是命运的播弄。

这里面，有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可是细想起来有其完全相同的机运的，则是：

胡适之、杜月笙与梅兰芳。

这是人物！这是时代！这也是值得我们细想的所谓一个人的个性与命运的契机。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一卷第三期（一九七二年九月号） LjDhmvkFqs+XoIAR0jdAiq37tGGwGLfv0Kr9xkrZR3+6N0HNbV33yETL2w7RUs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