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胡适

千家驹

在当代学人中，我最敬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胡适。鲁迅我佩服其观察问题之深刻，胡适我佩服其学识之渊博与宽宏的精神。现在我谈谈胡适。

胡适是我国“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在中国当时享誉之隆，同时代人物中罕有其匹。但后来由于他政治上日益右倾，支持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做了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则毁誉参半。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者，胡适当之而无愧！

胡适对我有知遇之恩，这我在《七十年的经历》一书中有所叙述。但由于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我是一直跟着共产党走的，而胡适是跟着国民党走的，所以自从一九三六年我离开北平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私人接触，既未通过信，更没有见过面。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掀起波澜壮阔的“批胡运动”中，我也没有写过片言只字的批胡文章，这倒不是由于胡对我有知遇之恩，而是因为在政治运动中，要对一个人做比较公正的评价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我对胡做实事求是的评论，则违背当时的时代潮流，将被人詈为“胡适走狗”。如果我也跟着大家把胡适臭骂一通，又难免言不由衷，违背一个普通人做人的道德。所以我宁愿效金人之三缄其口。

一九八五年，我去美国访问，过纽约时，纽约州立大学亚洲系主任唐德刚先生驾车接我去一餐馆吃饭。唐教授是胡适的高足，又是研究胡适的专家。他顺便送我几本近著：《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等。我拜读之余，于一九八五年五月旅居东京时，给唐教授写了一封信，详述胡适与我的关系以及我对胡适的认识。唐教授收到我的信后，立即写了一篇序，并将我的信与他的序以《千家驹论胡适》为题寄往台北《传记文学》发表。

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空气有所转变，评价历史人物也较为客观，不会因说“错”了一句话（此所谓“错”，非是非之“非”，而是指不合当时政治潮流之“错”）就被打成“反革命”或“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于是对胡适的评价也开始有所改变，较为实事求是了。特别是《光明日报》连载的《胡适传》，有不少中肯的意见，因此我也敢放言谈谈胡适了。

胡适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四岁丧父，他母亲才二十三岁便守寡了。他读了九年私塾，念了《四书》《五经》《孝经》《小学》。学金两块银圆一年。他母亲持家勤俭，但付给老师的学金却坚持要比别人多两倍，即付以六元。后又增至十二元，因此老师教别的学生只教高声朗诵，而对胡适，老师却每字每句加以讲解，不仅会背，还懂得它的文意。胡适八岁，便能读《资治通鉴》，还把历代帝王年号编成有韵的歌诀，以资记忆。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花了十九年时间组织编写的一部编年史，凡二百九十四卷，文繁义博，体大思精。现代的青年，除了中国文学系或历史系的大学生能看懂之外，一般的理工科学生或虽为文科而非专攻古典文学的大学毕业生都不一定能读懂。胡适以一个八岁的孩子便读《资治通鉴》，还把帝王年号编成歌诀，以备背诵，这不能不说是稀有的天赋！

胡适是“五四”时代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他反对文言，提倡白话，首先出版了《尝试集》的白话诗。当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无一不对旧文学有很深的底子，有的还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唯独胡适，这位不满三十岁刚刚从美国留洋回来的“洋博士”，也许会被人们误以为不通国学，或对国学一知半解。殊不知胡博士对中国古典文学造诣之深，不亚于中过翰林的蔡元培以及周氏兄弟（鲁迅、作人）与独秀、疑古诸君子，他对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甚至佛典，无一不精。他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其实他灵魂深处，是一个真正的“仲尼之徒”，不赌不嫖，与人为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胡适对朱熹崇敬备至。朱熹是南宋理学的开山祖，胡适的父亲铁花先生便是一个严守朱熹的新儒教理学的人，胡适受他父亲的影响，也尊崇朱夫子。

胡适是很讲究旧道德的。大家都知道胡适有一个小脚的太太名江冬秀，与胡适白头偕老。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一八九○），他们两人是光绪三十年（一九○四）订婚的。以后胡适赴美留学，这位未婚媳妇就到夫家陪伴婆婆，在未婚夫感召下，这位江小姐把小脚放大，变成中脚。胡适留美八年（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回国时正是翩翩年少，风华正茂，不仅中国有不少年轻貌美的女士倾倒胡博士，即在美国也有异国女郎愿与胡博士谈情说爱。但胡博士却心如止水，一尘不染。他对江冬秀并无感情，因为这是他小时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亲事，但他想到如果退婚的话，第一对不起他早年守寡的老母亲，第二牺牲了这位无辜的少女。胡适是个温情主义者，他觉得不如牺牲他自己，决定与江女士结婚。这一点他与鲁迅有共同之处。鲁迅的原配夫人与鲁迅毫无感情，鲁迅认为这是他母亲送他的礼物，他不能不要。但鲁迅虽与她结婚而不同房，既无夫妇关系，后来鲁迅与许广平结婚，但与原配夫人亦未离婚。胡适却不同，他不但认了命，并与江冬秀女士生儿育女，白头偕老，另外亦未闻胡适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就这一点说，胡适真不愧为“胡圣人”（胡圣人亦胡博士之外号）。一九二一年胡博士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去上海，高梦旦先生请胡吃饭，他谈起胡博士的婚事，说许多人都恭维胡适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令人佩服的事。他们敬重他，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胡博士问高梦旦，这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高说，这是一件大牺牲。胡说，我生平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占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高问胡何以占便宜。胡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当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太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胡适又说：“我对于我的旧婚约，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但有一次确是‘危机一发’。我回国以后，回到家中，说明年假时结婚，但我只要求一见冬秀，为最低限度之条件。这一个要求，各方面都赞成了。我亲自到江村，他家请我吃酒，席散后，我要求一见冬秀，他的哥哥耘圃陪我到她卧房外，他先进房去说，我坐在房外翻书等着，我觉得楼上楼下暗中都挤满了人，都是要‘看戏’的。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冬秀躲入床上，床帐都下，姑婆要去强拉开帐子，我摇手阻止她，便退了出来。这时候，我若招呼打轿走了，我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时便僵了。我那时一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旧习惯之过。我又何必争此一点最低限度的面子？我若闹起来，他们固然可以强迫她见我，但我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我因此回到子隽叔家，绝口不再提此事。子隽婶与姑婆都来陪我谈，谈到夜分，我就睡了。第二天早起，我借纸笔写了一封信给冬秀，说我本不应该来强迫她见我，是我一时错了。她不见我，是我意中的事，我劝她千万不可因为她不见我之故心里不安，我决不介意，她也不可把此事放在心上。我叫耘圃拿去给她，并请他读信给她听。吃了早饭，我就走了，姑婆要我再去见她，我说不必了。回到家里，人家问我看见了新人没有，我只说，见过了，很好！我告诉我母亲，母亲大生气，我反劝她不要错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传说出去，人家来问我，我也只一笑不答。后来冬秀于秋间来看我母亲，诉说此事，果然是旧家庭作梗，她家长辈一面答应我，一面并不告诉她，并且表示不大赞成之意，冬秀自然不肯见我了。她没有父母，故此种事无人主持。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gentleman［绅士］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以上见《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第200~201页）

从上一段日记，我不能不说胡博士确不愧有“圣人”的称号。胡适又说：“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

现在我再谈谈胡适同陈独秀的关系。

胡适与陈独秀都是五四运动时文化界的巨子，以后胡适思想日益右倾，而陈独秀却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的领袖。两人分道扬镳，但胡适对独秀之私人交谊始终不衰。直到陈独秀为国民党所逮捕，胡适仍多方营救，送书送物，这也可见胡适为人之厚德可风！

陈独秀为人不拘细节，在北大任教时常逛八大胡同，以此为时人所诟病。他的离开北大，与汤尔和之阴谋有关。此事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兹摘引一段如下：

尔和先生：……八年的事，我当时全无记载。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即夏元瑮）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0页）

胡适自己是不嫖妓，亦反对嫖妓的，但他认为陈独秀嫖妓是个人的私生活，与他当北京大学教授的公行为是两码事。而汤尔和等却借此来攻击独秀，刚好那时蔡元培先生等有进德会的组织，提倡不赌不嫖、不抽鸦片烟等，所以蔡先生就为汤尔和之流的谗言所中，而使独秀去职。胡适认为这是顽固分子攻击北大新思潮的一种卑劣手段，颇不值汤尔和之所为。他给汤的信，就说明这种意思。以后汤尔和回信胡适说，陈独秀当然是“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非八年［一九一九］之事，亦必脱缰而去”云云。

一九四九年后，大家都认为胡适思想反动，就在三十年代，一般“左”倾青年也都把胡适当作反动的学术权威加以辱骂。特别是鲁迅对胡适的尖刻批语，在青年中影响很大。胡适对我虽有知遇之恩，但我在思想深处亦反对胡适，把胡适视为“过河卒子”典型的御用学者。但后来我看了胡适的日记和来往书信选，才对胡适有更深刻的了解，觉得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未免失之偏颇。胡适对青年思想“左”倾，采取容忍的态度，不但不同于国民党，亦不同于章士钊先生等。他在一九三六年给苏雪林的一封信中说：“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37页）

在抗战胜利之后，胡适当了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胡适对学生运动并非一味反对，而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对学潮应有一个历史的看法，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政治不能满意时，同时没有合法有力的机关可以使这不满意得到有效的改革，这个事情总落在受教育的青年身上，也就是学生身上。汉、宋的太学生谈政治，与瀛台最有关系的戊戌政变，也与学生有关。当日各地举人上书引起革新运动。在国外，自有巴黎大学，千余年来，凡有革新运动，总是有青年。一八四八年全欧（包括英国）的政治运动，亚洲方面印度、朝鲜的独立运动，仍然有学生。”胡适又说：“现在学生对政治不满意，感觉生活压迫，推敲理论，见仁见智，至少承认有烦闷的理由，有不满意的理由。没有客观环境，不能说几个几十个人能号召使几千人的学校罢课游行，因为牵牛到水边容易，叫牛喝水就困难了。”（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7~208页）

由此可见，胡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他不像国民党那样把学潮视为共产党“煽动”起来的，“要镇压”；胡博士却认为学潮之起，有它客观的原因，即对环境不满，靠少数人是鼓动不起来的。“牵牛到水边容易，叫牛喝水就困难了！”这是一语破的的话。

胡适对学潮的态度是如此，再看他对苏联的态度。

胡适是反苏的，过去大家总认为胡适反苏是由于他立场反动，其实，对苏联，胡也有他自己一贯的看法。

在一九四八年，胡适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知道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我是一个多年深信和平主义的人，平常又颇忧虑中国北边那条世界第一长的边界。所以，我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惜任何代价”的程度（Peace at any price）。老兄总还记得，我曾用“爱好和平到不惜任何代价”一个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二十年的外交政策，说它从布雷斯特李托乌斯克和约（Brest-Litovsk Treaty） 起，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对德不侵犯条约，都可以说是“爱好和平到不惜任何代价”的表示。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这些事件确曾使我对苏俄开始怀疑。但我总还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因为我的思想里总不愿意有一个侵略国家做中国的北邻。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士兵防守。

但是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签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

这是世界最不幸的事，也是苏俄自身最不幸的事。苏俄是世上第一个疆土最大的国家，今日是他的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全世界公认他是两个最大强国之一。这正是他应该修善睦邻的时期了。暴力是终久靠不住的，德国、日本都是眼前的镜子。一个强国也还需要朋友，需要诚心爱护他的朋友。无论怎么强的霸国，到了邻舍害怕他、朋友抛弃他的时候，就到了开始下坡的日子了，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了。（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18~330页）

胡适一九四八年的这一段话，就不能不佩服他有先见之明。

下面再谈谈胡适与鲁迅的关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旅居上海时，关于胡博士，他写了许多泼辣的杂文，对他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友（鲁迅、周作人与胡适博士是老朋友），嬉笑怒骂，无所不至，讽刺胡博士“出卖灵魂”。迨鲁迅逝世之后，有一位苏雪林女士，以反鲁迅的“勇士”自居，写了一封长信给胡适，拟了一个“攻击鲁迅的步骤”。她满以为这一定可以得到胡适的支持。哪知胡适给她泼了冷水，狠狠地教训苏女士一顿。胡适复苏雪林的信中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通伯先生［即陈源］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苏雪林给胡适信中詈“鲁迅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斥这“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以上均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39页）

胡适对于鲁迅的评价不以个人恩怨而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令我们钦敬！我们知道：胡适与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在北京时是经常有来往的，他们互借书籍，交流文学意见。但由于后来政治倾向不同，鲁迅与胡适分道扬镳。后来鲁迅对胡适的批评，不留余地，鲁迅的疾恶如仇，坚持原则立场，获得全国知识青年的敬仰；而胡适对鲁迅的评价，并不因鲁迅对他的攻击而有改变，这就是胡适所提倡的“绅士”风度。

胡适为世人诟病的是他后来做了“国民政府”的官，也就是说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其实胡适做官，只有在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一事，此外，他没有做过“国民政府”任何的“官”。国民政府一再要胡适做“部长”“国府委员”，胡适都坚决辞谢。这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许多证据，如：抗战前汪精卫要请胡适当教育部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请胡适当国府委员，胡适都坚决拒绝；尤以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函电交驰，一定要请胡适参加政府，甚至说“倘因时间匆促，不及于发表前商得先生同意，尚望体念时局之艰难，务请惠予谅察”云云，想把“国府委员”之职强加于他，后来，还是因胡适态度坚决没有发表。（编者按：如果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委派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在台湾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计算在内，胡适一生应该不只做了一次“国民政府”的官。）

终胡适之世，他只当过一任驻美大使，大家总以为这是他心甘情愿，甚至有人说这是胡适自己“钻营”而得的。近读《胡适驻美日记》，才知道大谬不然。兹摘录日记三段如下：

一九三八年七月廿五日

今日下午始得孔庸之电，是巴黎转来的，他说……“儒堂［即王正廷，原驻美大使］因母老多病，亟思归国，政府已拟加以调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接任。务望体念国难严重，俯允电复为幸”。［介公即蒋介石，孔为孔祥熙］

一九三八年七月廿六日

我拟一电，说：“廿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最后推荐施植之［即施肇基］，许以“以私人助其疏导舆论”。

林斐成兄见此电稿，大不以为然，他不赞成我此时推卸此事。夜与复初［即郭泰祺］长谈，他也不赞成我推卸。回寓后又修改此电，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之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

一九三八年七月廿七日

今日决定发昨夜最后修改之电，文如下：“……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惟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从上引《胡适驻美日记》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胡最初是要辞谢不干的，他推荐施肇基，并愿在舆论方面帮施的忙。后来朋友们劝他，以“国难严重”，才勉强受命。可见外间说胡适钻谋驻美大使的事，是不符合实际的。

总之，胡适博士是一个学者、一个书生，他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是一个政客。他在学术上做出的卓越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也是不容抹杀的。

胡适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下面我抄几段他的语录，作为我对他的怀念。

（一）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7页）

（二）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民族所没有的：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的好处，肯拼命模仿人家。（同上书中册，第273页）

（三）胡致翁、蒋、景超（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信：“……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同上书中册，第302页）

（四）一个人应该有一个职业，同时也应该有一个业余的嗜好。一切职业是平等的，粪夫与教授同为社会服务，同样的是一个堂堂的人。但业余的嗜好的高下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的发展。如果他的业余嗜好是赌博，他就是一个无益的人。如果他的业余嗜好是读书，或是学画、或是做慈善事业、或是研究无线电、或是学算学……他也许可以发展他的天才，把他自己造成一个更有用的人。等到他的业余有了成绩，他的业余就可以变成他的主要职业了。（同上书中册，第239页）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三期（一九八九年三月号） tQm9XBW8Viw+HjdlGqiJtsBxkZrpzZ34/EhKJ+YkUUIUlpsSR/gfwHlTv0alPq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