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还原

──致善增

文乐然

昨晚和你通过电话后，我从电脑里又一次调出大作《正常人》。到时钟四点时觉体力与脑力很难支撑了，服了两片安定片，睡去。睡得很不踏实。梦多。梦里，有根神经还醒着，这根醒着的神经不依不挠地继续着我与《正常人》的“前世今生”。却也或明或暗的提醒着我，为《正常人》写序，我已力不从心。

你的小说写得实在是太好了，与我10多年前（快20年了吧）第一次读时感觉到的那份好更上一层楼。就行文来说，我已不再是20年前的我。11年前在西藏遭遇过那次“生死劫”留下的后遗症，常常堵塞思维，而思维一旦被堵，不但文字很难顺畅流出，还殃及脑血管与脑神经。近年来，我有时向你提及到的所谓身体的“不佳”大抵指的就是这个了。去年的某个时候，我获知大作要再版，很是高兴。这份高兴不但是为你，也似乎有我的份。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大作时给你写过长长的信，我说，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一部长篇，俨然是座大山挺立了。却也不无忧虑直言，不会有轰动，不会被评论界看好，甚至可能懒得提及。（那个时候被人叫作文学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自有它的“黄金定律”）是时，我还仅仅读到大作的上部。此后，我对刊出大作的《收获》变得特别关心，希望快一点读到下部。这份关心直达《收获》在报纸上发的一期一期的目录。许多个“双月”过去了，《收获》不再理会你的下部。我去信问你，你说，《收获》不打算刊出下部了。你说，正另寻刊物。那时我在新疆的一份厚厚的文学刊物从业，我希望能为你的或“我”的下部的刊出做点什么。后来你回信说，已在上海找到了刊登处。终于，在《电视·电影·文学》读到下部了。欣喜之余，给你写去一信，说，也许，十年二十年后我要为大作写点文字，但愿不是祭文。再后，大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书出版。评论界依然保持着高贵的沉默。那时，我在国家某个部委的作协任职，多少了解了点文学界与评论界的境状。我想为大作做点事了。我劝你到北京来开个研讨会，我帮你联络置办，你回信说不想因此为难上海作协的赵长天，我回信调侃道，眼巴巴看着一部大著在这坚硬的世纪末被风化被湮没，也许，这正是《正常人》的一个正常的宿命。这个“宿命”也出现在你从新疆采风归来在我家里的一次长长的聚首。那次，你在我家住了几天？七天还是十天？临近世纪末了，你却没有一点世纪末的悲情。被你的情绪激扬，我也变得不那么悲观。世纪、千年、人类、文学，呵呵，多么奇妙的话题，多么年轻的话题。千年思绪，千年歌赞与臧否。上下数千年，击水三千里。也就是在那些日子，你抬起你硕大的脸，几乎脸贴脸地对我宣布，到先秦去，到那个名符其实的黄金时代去！你的眼里不但满是倾慕，而且满是自信。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的眼神，穿过厚厚镜片，闪烁着孩童般的喜悦与纯粹，智者的狂放与痴迷。这才不过几年，你就相继推出了《还吾庄子》、《还吾老子》（还有写作中的《还吾论语》）。我读过前两书后，心里连连默念的只是一句话，善增善哉，还原先秦，善增美哉，还原先秦第一人！这几年我旅居海外，读了一点外面的文字，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所谓中华文化，其实就是先秦文化及其传承。还有人说，先秦以降，大思想家不复有再。此言当否，不作争论。不争的实事是，你的“还吾”之作，拨开千年迷雾，让中国文化的真谛重见天日。这个何等的壮举！这份壮举在大著《正常人》中已见端倪。如果说“还吾”三部曲是“还原”，那么，《正常人》便是“寻找”了。

我又读了一遍《正常人》，读得我的心手发颤。

何谓正常人？按《正常人》里的说法，一为大多数人，二为成熟了的人。

大作以第一人称展开。“我”是一个正常人，有他的为人处事为证，不悖常理不违时风。上头说，你的父亲是个坏人，“我”便也跟着说“我”父亲是个坏人，而且“恨”他。上头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便下了乡当起“知青”来。上头说，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的就是这两杆子，你去搞宣传吧，“我”就去搞宣传，采访先进人物、联络报社电台，俨然是个职业宣传家。可正是在对上头的种种唯命是“听”是“从”中，他却不经意成了一个作家，而且，他还不失时机地把几篇作品送给了他“看好”的女友，希望引发她或她的好奇与惊叹，以期一举解决他的“个人问题”：结婚。那时他真的得结婚了，都31岁了，“男大当婚”也是个正常人的命题，用文学作品当作婚恋的“敲门砖”更是正常人的把戏。但是，他又是个很不正常的人，他的思考他的情感他的议论（“我”是很爱发点议论的）何止不正常，有时简直就是犯神经。小说劈头一句就很有点发神经的味道：“不知道别人上山下乡想些什么，我就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是真的想，不是幽默，那时候我还不会幽默。”这里也的确没有幽默。是时，想打世界大战解放全人类的中国人很多很多，这不仅是革命的需要，而且是个人建功立业的需要，再“正常”不过了。不正常的只是，便是早些年的希特勒，在挑起二战的时候，也没有公开说过我想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呀！据史家说，希特勒的神经是有毛病的，神经有毛病的希特勒也知道掩饰，把挑起二战叫“解放欧洲”。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希特勒不正常，还是少年的“我”不正常？希特勒是正常的，他知道掩饰，而掩饰，恰恰是人类共有的一个宿命，“我”有时也逃不掉这个宿命的。比如，他就掩饰过对被称作坏人的父亲的感情的，但他的潜意识不干，他对文学所负的一份责任不干。他不仅没掩饰住那个感情，在一次一次的掩饰中透露的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可能有的最大情结。“我恨我的父亲。我从懂事起就恨他，直恨到他死，本来打算恨他直到我死。”这个父亲坎坷一生，永远都是生不逢时，“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到四川去跑单帮，那时他父亲已经死了，但他也高中毕业了。一个高中毕业生去跑单帮，那时的高中生就像今天的研究生那么稀少，他的读书不及我聪明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我想想也替他惭愧。然而他连单帮也没跑好，途中遇盗，东西尽数掠去，人却打发回来。强盗不肯留他在山寨做王或做军师，对他的自尊心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据说他在肚皮饿得咕咕叫时，看到招考宪兵的告示，因此发愤，这山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强盗不做就做官兵去。哀兵必胜，他考取了。”“父亲当了两年宪兵，据说是个文书，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血债。这点是我以后多次反复重申的。尽管我唾弃他，但我也不希望他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这天以后父亲又搬到厂里宿舍去住了。对我们小孩来说，他在与不在毫无两样。我们本来就习惯不把他放在眼里。大约半年以后，他就离开上海到一个劳教农场去了。据阿娘说，本来并不要他去，他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嫌闷得难受，主动提出要劳教去……”这个“主动”是个惊心动魄的用词，它包含的人生况味令人哑然。欲哭无泪哟唏嘘不已哟都不可以面对这个“主动”，因为它们太过轻飘。“以后两天，大人们都在紧张，他们怕他是自杀。后来农场的信与验尸报告都寄来了，证明他是洗澡时淹死的，这样大家才松了口气。阿爷阿娘与母亲商量决定不到农场去，也不给他带黑纱。关于后者我是发自心底地拥护。四年后，我至少能响当当地对红卫兵们说：‘他死的时候我连黑纱都没带！’红卫兵们不敢绝对地把我定为‘狗崽子’，这是一条十分关键的理由。因此，他死的日子，我也没有记住。他对我，是一个没有生日没有忌日的影子。他彻底地附着在我的身上，我的生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的死日就是他的死日，他就是我的生父。”全书写到的父亲的地方不多，但是我却时时能看到那个吃尽苦头受尽屈辱的所谓的坏人的影子和他留给“我”的遗物（一顶时隐时现的蚊帐）和留在“我”身上的那个秉性（自讨苦吃，而且也很“主动”！）。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今古鲜见的惊心动魄的“寻父”之作。

他要寻找的当然不仅仅是那个“不可寻”的父亲，他要寻找的是他的精神归宿他的文化归宿他的人生之源──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啊。而一进入精神的文化的领域，他就从正常人变成了很不正常的人了。有时，简直就是个离经叛道之徒，而且，还把矛头直指人类的“大多数”，这便也使他从一个一个的“正常人”的宿命中得以逃亡。迷信大多数也是人类的一个宿命。

人在命运的超常打击面前那种超常的镇定，可以解释“我”小时候从幼稚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幼稚的问题，为什么当成百成千的犹太人被几个持枪的德国兵赶进毒气室去时，居然会不反抗？当然德国兵会开枪，会打死几个人，但他们绝来不及打死所有的人。即便所有的人都要被打死，但他们至少也能打死或者打伤几个德国兵。对他们来说，只是早死几分钟或晚死几分钟的问题，未见得这几分钟就那么宝贵，未见得毒气比枪弹要舒服得多。或者说德国兵最初使用欺骗的手段，说是要给他们淋浴杀菌。但这种手段很快就失灵了，当后来的犹太人排队向那间密封的屋子走去时，都明白等待他的是什么，然而还是没有人反抗，至少“我”从来没看到过一则记载这种暴动的资料。在杨白劳还要打三扁担而死的年代，要是有这样的资料，“我”想一定会从尘封中发出特别的光华来。比这更不可理解的是活埋。日本兵给每人一把锹，让他们挖坑，然后把他们推到坑里，然后向他们填土，这种死的滋味无论如何要比吃花生米痛苦得多吧，为什么就没人用足力气把锹往小日本鬼的胸口铲过去呢？从医学上说，人在紧急关头肾上腺素会激发出来，会变得力大无边，蔡永祥就靠着这股力量把平时根本休想搬动的木头推出了道轨。死总是人的最紧急的关头吧？为什么这些人的肾上腺素都没有最后地充分利用一下呢？肾上腺素留给灵魂（倘若死后有灵魂的话）又有什么意思呢？

后来“我”想通了。也许不能说是“想通”。“我”还是说不出道理，这不是逻辑的胜利，而是禅宗说的“顿悟”。反正“我”一下子明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幼稚，成熟的人不会去想这种问题，成熟的人就应该像以前绝大多数人那样去对待命运，对待死亡。他“顿悟”了，所以他幼稚，所以他不成熟，所以终于暴露了他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本来面目。

然而正是因了这个不成熟，使《正常人》获得了极高的文学的品格与品味。不是吗，当人成为非人的时候，金钱与名位，成熟与正常，不恰恰成了我们最后的墓地么？

善增，你不迷信大多数你不迷信正常。你从“大多数”和“正常”里逃亡。在寻找中逃亡，在逃亡中寻找。你找到了，或者说，你终于“逃”到了那个群星灿烂的先秦时代，于是，你迎来也还原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这才是你真正要寻找的父亲。

当《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相继面世（还有写作中的《还吾论语》），我便可以“言之凿凿”地对你说了：善增，你找到了你的父亲，你还原了你的父亲──那其实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摇篮。那其实是我们民族共同的一个“没有生日没有忌日”的父亲。

《正常人》的再版是件大事，是对“逃亡”与“寻找”的再次确认。

2006/7/19　于北京

著名作家文乐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地质矿产部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