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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以为他们了解密涅瓦夫人，因为他们看过电影，但是真正的密涅瓦夫人并不是葛丽·亚嘉逊——她同样可爱，但要更有趣得多。真正的密涅瓦夫人更像她的创造者——化名“简·斯楚瑟”的乔伊斯·麦斯通·格雷汉姆，一个诗人、《笨拙周报》的诙谐散文作者、三个孩子的母亲。
读者们可能记得电影一开场，密涅瓦夫人在对要不要买下那顶昂贵又夸张的帽子几经挣扎后，她下了公共汽车，冲回商店。这大致是基于书里的一个事件改编的。密涅瓦夫人确实为买某样东西犹豫不决，她确实下车，急匆匆跑过拥挤的街道去看它是否还在那儿。但那不是顶帽子，而是一本七先令六便士的绿色蜥蜴皮记事本，这更符合真正的密涅瓦夫人的性格，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记事本必须令人全年愉悦。有些琐碎的物件因为和自身极度亲密的关系而重要非常，记事本就是其中之一。而她第一次花了三先令九便士买的沉闷的褐色小牛皮那本无法做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出葛丽·亚嘉逊扮演的角色和简·斯楚瑟创造的人物之间的区别了。
简·斯楚瑟1901年出生，本名为乔伊斯·安斯特拉瑟。她的母亲伊娃·安斯特拉瑟女爵士是一位作家，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给前线送书而受封为高级英帝国女勋爵士，家里人都叫她爵士奶奶。简的父亲哈利·安斯特拉瑟是圣安德鲁斯自治市的自由党议员。（为了避免与同为作家的母亲和婆婆产生混淆，J.安斯特拉瑟改名简·斯楚瑟）。
她在白金汉郡的惠特彻奇度过了童年，驾驶小型马拉的双轮轻便马车、骑侧鞍；去艾因赛德小姐那里学习，和未来的太后在同一间教室，还曾把太后的辫子浸到墨水里。她像太后一样也只有五尺高一点，漂亮迷人，有一双纯净的蓝眼睛。她儿子杰米说她这一生每个月都会有人爱上她。1923年，她嫁给了劳合社的一位经纪人——安东尼·麦斯通·格雷汉姆。
麦斯通·格雷汉姆是苏格兰的一个古老家族。每年夏天，连同总是抱怨的保姆们在内的四个家庭组成的家族都会在佩思郡祖父母的巨大石制建筑群——卡尔特曲黑相聚。那里有一个草地网球场和十一个内勤人员，在那里可以钓鱼、射击，孩子们可以进行冒险活动，还可以爬树屋、玩猜谜游戏；下雨的日子，有家庭管弦乐队，还可以用巨型装扮橱的衣服乔装打扮。一个典型的玩笑是打扮一个逼真的假人，让它在厕所坐着，然后就有一连串的人打开门，说“哦，对不起”。
家族里有十一个孩子：十个男孩，只有简的女儿珍妮特一个女孩。她看到他们就像《蓬头彼得》里的孩子，就用西莱尔·贝洛克《警世故事》的风格写了一本《现代蓬头彼得》，一个孩子一首诗。比如：野蛮对待家庭女教师玛琳斯派克小姐的《残忍的麦克和鲁莽的约翰》；还有凝视霍里杰橱窗里的漂亮衣服太久而变成蜡像的《珍妮特》。这些诗刊登在《笨拙周刊》上，其插图作者是也曾为《小熊维尼》和《柳林风声》绘制插图的欧内斯特·谢泼德。后来，这些诗出版成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麦斯通·格雷汉姆家族的全体成员都会参加晚上的猜谜游戏和简喜欢的纸笔游戏：故事接龙、报纸文章、周末清单、字典游戏、电报游戏，以及残忍柯林斯。在残忍柯林斯这个游戏里，大家要比赛看谁能写出最有礼貌却又最无情无义的感谢信。
他们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是那种在家庭轶事中繁荣发展的家族，这些轶事通常围绕着姑妈们。比如，伊丽莎白姑妈就因为她荒唐的用词错误而闻名：“我必须为乌托邦
的饥荒捐些钱。”还有“哦，那个男孩儿很坏，他真是个掉下来的孩子。”五个未婚的姑婆总有很多故事。就像密涅瓦夫人思考的那样“一代人中至少得有一个女儿不结婚，”“把姑妈这项职业发展成一种艺术。”
在伦敦，简和她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住在惠灵顿广场16号，紧挨着切尔西的国王大道。那时的切尔西并不像现在这样时尚，反而被认为有些俗气，但显而易见它就是密涅瓦夫人居住的那个整洁的灰泥广场。房子里有一间带舞台的娱乐室，舞台是在下面建车库时形成的平台，很适合他们做业余表演。家庭相册里还有一张1933年简扮演尼斯湖水怪的照片。
他们还租了位于苏克塞斯郡来伊市附近的首席海岸警卫官的小屋过周末。有时他们会把孩子留在那儿交给保姆照管，自己去当时还未成为旅游地的马略卡岛、安道尔和罗马尼亚进行冒险旅行。尽管他们在大萧条期间经常缺钱，但是简·斯楚瑟关于旅行的座右铭是“先预定，后担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简在《笨拙周刊》、《旁观者》和《新政治家》上刊登诗歌和文章，作为一名独具风格的作家崭露头角。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她曾以轻蔑的口吻谈及自己“一生中从未写出超过30行的诗，从未写出悲惨的哀伤的素材，只有爱和鲜花...”但实际上，她更喜欢写诗歌。她的抒情诗简洁明快，富有都市气息，充满了关于爱和失去、年轻与成熟的诗句，难忘又中肯。她在《在一个沉闷的聚会》开头写道“我最多能再活五十年”，又在结尾写道“那么，上帝啊！是怎样挥霍无度的愚蠢把我带到这里——呼吸陈腐的烟雾，喝着、聊着、想着索然无味的东西？”
《忠勇之家》创作的缘由是伊恩·弗莱明
的哥哥皮特·弗莱明邀请简活跃一下《泰晤士报》的法制版，他说那里充斥着关于啄木鸟和白鼬的文章。简当时已经在为泰晤士报写活泼轻松的社论。他请她写“过着平凡生活的平凡女人，和你自己很像的那种。”，不过他必定是知道的：她的生活方式，她准确的洞察力和她的才能远不普通。她把所有这些都转移到卡罗琳·密涅瓦身上。（密涅瓦是她从纹章图案上借来的姓氏：是一种装饰礼服的白色毛皮；而卡罗琳这个名字则逗弄人般地直到快要结束才出现。）文章每隔几周就会刊登出来，并且立刻获得了成功。人们会写信给密涅瓦夫人；简·斯楚瑟徒劳地坚持说自己并不是密涅瓦夫人，她的孩子也并不是密涅瓦夫人的孩子。没人受骗。她的孩子杰米、珍妮特、罗伯特和维恩、朱迪、托比的年龄完全一样并且做了同样的事情。杰米记得就是他的鱼饵腐烂了，发出可怕的臭味，就像维恩在“斯塔灵思”做的那样。
1939年10月，就在战争爆发后，《忠勇之家》出版成书。不久之后，简带着她两个幼子去了美国，在那之前她就被邀请去做演讲，她的书成为了每月一书俱乐部的精选书目和最佳畅销书。美国诗人和作家斯蒂芬·文森特·贝内特写到，这些散文“写得很美，美在形式、风格和文字的言浅意深……无一字不妥帖，如同被精心照料的花园里盛开的花朵。密涅瓦夫人还成功表现了温暖而智慧的迷人个性。”当时依旧是中立国的美国，被密涅瓦这个他们眼中的受战争影响的普通英国家庭迷住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告诉简·斯楚瑟，《忠勇之家》极大地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温斯顿·丘吉尔说《忠勇之家》对同盟国的贡献比一个小型战舰舰队还大。
在纽约，他们最初和瑞秋·汤森姨妈住在贝克曼街，后者理所当然地安排简列入纽约社会名人录；有左翼倾向的简对此很不高兴。之后她和两个孩子居住在中央公园的南侧。
她的女儿珍妮特·兰斯说简留给他们一个最好的词——热情。小时候她有时会把自己的名字写成“Joyous”（意为欢乐的），“她全力以赴地生活，兴高采烈、充满能量而又优雅美丽。她热爱文字，会像一个蝴蝶爱好者一样去捕捉和审视它们。”（在密涅瓦夫人看来，文字“是唯一能捕捉情绪的网，是唯一能对抗遗忘的武器。”）
从《忠勇之家》的第一页就能看到显而易见的热情。她想，对生活的热情是“一个偶然得到的上天的馈赠...不可能习得，但谢天谢地，也几乎不可能失去。”雷恩-庞蒂菲克斯一家缺乏热情，每次被他们邀请用餐，她都会心情低落；而新的打杂女佣B太太，却充满热情，“总是愉快地大笑”。
写作时她抬着脚靠在沙发上，使用质量上乘的横格纸和镶金钢笔。在一个以“笔、墨、纸”为主题的演讲中，她说“天才可以在旧信封背面写作，但如果只是人才就需要钱能买到的最好文具”。但是在某项活动中发现她身影的情况则更为普遍。
她一会儿要学吹笛子和弹琵琶，学盖尔语或世界语，玩象棋，烘烤粘土刺猬。一星期后，又在制吉他，自学纸糊墙又或是在外赫布里底群岛采集植物。她在靠近来伊市的小屋后花园里建了一艘小船，我们被她的热情所感染，都参与进去。她的家人和朋友都不记得有沉闷的时刻。
尽管“J in VBT”（joke in very bad taste）（粗俗笑话）和“J in WPT”（joke in worst possible taste）（最粗俗的笑话）是她非常喜爱的两个缩略语，但她一直都钟爱恶作剧。一次，为了证明上层阶级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们的佣人，在卡尔特曲黑的餐会上，她假装生病，无法下来用餐，却在用餐期间打扮成一个女仆上菜，结果无一人识破，直到吃布丁时她坐在她丈夫的膝盖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在美国，她会把在大西洋海岸收集一口袋海贝散落在太平洋的沙滩上，说“他们会上当的”。
简·斯楚瑟的名字今天仍耳熟能详，这不仅仅是因为《忠勇之家》，还因为她写的赞美诗，特别是备受喜爱的《希望的主，喜悦的主》——经常在婚礼上演唱，并且成为洛克比空难追悼会上其中一首赞美诗——还有在学校很受喜爱的《古老故事》中的《当一个骑士赢得了他的马刺》。
作为一名不可知论者，她根本不信教，除非被拽去，否则肯定不会想着去教堂。但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卡农·帕西·德瑞莫应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邀，要编辑一本可以比肩《古今赞美诗》的新的赞美诗集，便着手邀请一些他认识的有能力的诗人写一两首赞美诗。简写了十二首，证明了尽管她曾经对帕西·德瑞莫说“亲爱的帕西，别告诉我你真的信这些东西！”，但她仍可以在一个本质乐观的世界里表达自己的信念。
《每件事试两次》（一本她在《笨拙周刊》和《旁观者》上刊登的文章的文集，比《忠勇之家》早出版两年，书中充满智慧和机智）中最搞笑的文章之一是一篇关于去卡特莫尔太太的公司寻找新保姆的文章。“招聘：优质保姆。出生，而非制造；天生，而非训练。必须喜欢狗，能做太妃糖。泼妇和贵妇请绕道。”现实中，麦斯通·格雷汉姆家的保姆是活泼的安妮·古德小姐，她对简很忠心，直到孩子们长大才离去。简不让她穿制服，而且他们无视当时保姆要叫主家“珍妮特小姐”或者“罗伯特少爷”的习惯。
简曾要求珍妮特清理自己的床铺，它已经淹没在随意乱丢的衣服堆中。“但是妈妈，”珍妮特说，“你也不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好！”简那颗十分公正的心让她无法进行反驳，“好吧，”她说，“如果我无法成为你光辉的榜样，就让我至少成为一个可怕的警示吧。”
在珍妮特看来，除了上层阶级背景，她完全不是“体面的，密涅瓦似的”，特别是她一点儿也不势力和古板。看过电影的人会猜想她属于穿着两件套毛衣佩戴珍珠项链的那种人，但密涅瓦夫人和简·斯楚瑟其实都并非如此。她们有时会对身处的社会环境有一种共同的强烈愤怒。
在《忠勇之家》里她难掩对肯辛顿花园的“真正的乖孩子”的微词：在豪华的婴儿车里，被训练有素的保姆推着，“这些孩子拥有摇摆木马、绘有兔子的特制家具，以及配搭好的帽子和外套，他们的祖母还得在乡下有间别墅。”相反，简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一群更吸引人的孩子，他们住在广场后面一个叫做“抽水机巷”的贫民窟里：“这些孩子只有白面包和果酱吃，但却漂亮迷人并且违反常理的健康。”
她女儿说她并不太重视她继承的那些珠宝首饰，这就是她。1939年他们匆忙离开伦敦时，她只有一顿午饭的时间把珠宝包好放到银行。但当她听说迈拉·赫丝女爵
要在午饭时间于国家美术馆演奏巴赫时，她宁愿去听《耶稣我心所慕喜乐》。她说：“巴赫的作曲是如此的完美，不是吗？”那些没被放进银行的珠宝被偷了；但是她的孩子们都继承了她对音乐的热爱。
她的幸福婚姻像其它许多婚姻一样没能经受住战争的影响。托尼·麦斯通·格雷汉姆在第八军服役时被隆美尔的军队抓住，成为战俘。他们有五年没有见面。1947年他们离婚后，简回到纽约，并在第二年嫁给了她一生的挚爱阿道夫·普拉切克，一个博学的高个子维也纳人。他们在1938年的伦敦初次相见。当时，他逃脱了希特勒纳粹，而简在帮忙照顾难民。“道夫”拿着十先令和一个行李箱去了美国，最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艾弗里建筑图书馆的馆长，直到1980年退休。
密涅瓦夫人极具魅力，她对家庭生活、亲子关系和社会生活同样热情洋溢。甚至连在圣诞袜里装些小礼物都像写一首十四行诗那样，遵守严格形式下的适当限制。平凡的事情让她充满快乐：在街上捡拾被砍掉的悬铃树上断损的枝条，然后当它们在花瓶里生出新丫时，惊讶地注视；在一个射击聚会上与高傲无知又保守的上校对话——“谢谢上帝创造了上校们，密涅瓦夫人想；真是甜心，这么容易被取悦...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真正的英国好上校更让人省心了。”
密涅瓦夫人作为一个对生活心满意足的女人出现在本书的第一页。在经历了夏休的“脱轨”后，她重新回到了家；回到了她位于广场的整洁亲切的房子。楼上的休息室里茶已备好，小火团在明亮地燃烧，阳光涌入敞开的窗。她买了菊花。在她看来，十月才应当是一年的第一个月份：“一月份那些费劲的事情不过徒有虚名罢了。”
密涅瓦一家的情况是：长子在伊顿公学读书寄宿，他们甚至不必亲自做早茶。每天早上快到九点时，车库的伙计会把车停到前门。周末他们会驾车去位于乡下的“斯塔灵思”别墅。当隔壁的小屋受到开发商的威胁时，他们也可以不费力地把它买下来。
即使我们不羡慕密涅瓦夫人舒服的物质生活，也会被她开放而丰富的心灵中蕴含的的雅致和幽默完全迷住。她写道“偷得浮生一日闲，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被家里的佣人环绕，她并不总是很忙，却仍始终如一地警示自己。甚至只是在泰晤士河堤上散步都让她的脑海中充满了“圣人眼中”的光景——她还就此写了一首诗，名叫《中世纪早期的警世通言》：感到和街上的每一个人融为一体，和画眉鸟、和拉货的马、和猫都融为一体。
我们可以依靠密涅瓦夫人去看穿试图早早进行圣诞购物这一想法的荒谬。不可能，她宣称。“迫在眉睫的感觉就像经济困难的感觉一样，是无法人为制造的。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决定环游世界，他或许能得到很多，但却得不到贫穷的体验”。没有周围人群的热情感染，在一个半空的商店里进行圣诞购物就“和权宜下的婚姻一样无趣”。
这样的见解让书里的日常生活变得活泼有趣，使其不至于像《戴尔夫人日记》一样琐碎无意义。去看牙医，和女儿选娃娃，第一次乘坐飞机，八月驾车去苏格兰：新的念头涌入脑海。“你无法成功驾驭未来，除非在它旁边你总框着一小块属于过去的清楚影像。”
简·斯楚瑟喜好社交，但是，她笔下密涅瓦夫人驾车去乡下留宿时的希望——主人们能恰巧和她有共同的习惯，“讨厌用餐时间过长；走得太快或太慢；喜欢辩论、笑话和沉默但是讨厌找话题；并且意识到如果一天中没有一两段独处时间就像是不加冰的鸡尾酒”，总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密涅瓦夫人对婚姻尤其有洞察力，她认为婚姻的最好状态是朋友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她断定婚姻就像一对尖端被绑在一起的新月；中间是“为幸福婚姻中必要的隐私或理解留出的”叶形空间
。克莱姆·密涅瓦是一个成功的建筑师，最新成果是万德互普的乡间别墅，同时也是个特别体贴、“通常没事也会找事做”的丈夫。密涅瓦夫人认为他们认识这么多夫妻都不相配实在是可气：“就像是一张唱片，一面曲子极其精彩，另一面却只是可有可无却又避无可避的凑数之作”。
在晚餐聚会上，捕捉到他的眼光，她想：“对她来说，有时婚姻最重要的似乎并不是它提供一个家，抚育了孩子，或者是她抵抗罪恶的良药，而仅仅是总会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你”。
一次又一次，读者被密涅瓦夫人明晰爽脆的情理俘虏。她喜欢周末打猎，喜爱冬日的乡村和能够“扮演印第安人”的环境，但她讨厌关于打猎是否正确的冗长而又充斥着陈词滥调的辩论。在雪维尔夫人的餐桌上，上校询问她的看法，她回答说血腥的运动“不可原谅却又不能抑止”，希望以此终结话题。另外，“就她看来，若不能取缔战争而只取缔狩猎就像只弹去垃圾箱顶的一点泥”。
密涅瓦夫人的孩子们有些像天使（没有脾气）但她很能洞察他们的想法——尤其是维恩回校时的感受——并且她确实知晓孩子们是如何让父母的生活充满惯例。为人父母的很多乐趣都存在于“看到孩子惊喜地发现自己当年也发现的事物”。圣诞节的早晨，当他们为打开圣诞袜在六点刚过的时候就突然出现时，她想，多奇怪啊，即使现在孩子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丰富的水果，在袜趾放橘子的做法依然没有改变。
在圣诞袜被打开的这一刻，黎明被打破，她可以听到远处茶杯的叮当声——密涅瓦夫人又一次感到作为父母，长久以来的付出一下子全都得到了回报：晨吐还有那惊人的疼痛；走廊里送牛奶的手推车还有厨师眼中闪烁的冷冷的执拗的光；在最好的家庭里待过的假日护士；痛苦的小白鼠、蜷缩着的毛毛虫；门把手上的橡皮泥、浴室里洗脸的毛巾、从扶手椅的裂缝中掉下去时无以名状的恐惧；那些警报和紧急事件、被吞下去的扣子、莫名其妙的耳痛、旅行前夜突发的倒霉的皮疹；学校和牙医寄来的账单；缩短的步子、缓和的步速、妥协的情感、破裂的团结，还有不断发誓要杜绝的冒险。
这是家庭生活框住的一丝永恒。
他们封闭的小世界依然如常、让人心满意足，然而战争的威胁已经开始像乌云一样悬在它的上空。这始于他们去拿防毒面具的短途旅行。孩子们很兴奋，密涅瓦夫人却意识到了危险。“正因如此，当他们走向车时密涅瓦夫人想到，人们必须煮开瓶子里的牛奶，在午餐前洗手，不能再用掉在地上的汤匙。”她的安全感和物质永恒感消失了。“最后看一眼那迷人的万物/每一小时……”像平时一样，诗歌鼓舞着密涅瓦夫人。当轰炸逼近时，她想到是家里那些确实不可替代的东西，比如儿童室门框上记录孩子们身高的那些刻痕。
我们第一次听到密涅瓦夫人表达了消极的情感：她“觉得自己像是被拧干后再由轧碎机轧过”。她看见的不再只有美和落叶，还包括“额定配给和垃圾堆，以及一边的煤气厂和另一边的破旧告示牌”。突然之间她安逸的生活里多了许多障碍。“烟囱堵住了，水管爆开了，吸尘器的保险丝熔断了，瓷器玻璃碎了一地，纱帘洗的时候裂开了。”她每天醒来脑子里都是一堆烦恼：“水槽塞，打电话给水管工；大扫除”。而此时此刻，你必须“给精神穿上工装裤，直到一切再次顺畅起来”
正是这个元素为这部作品增添了分量，否则，它将只不过会在特定时代里的可爱有趣而已。密涅瓦夫人的朋友们开始为人生尚未达成所愿而惊慌。而她，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不再整理菊花而是开始修整价值观。至少这场战争迫使人们学习新技能，她安慰自己，这给大多数从不愿学习任何新东西的成年人带来了他们缺少的新鲜感和久违的活力。她一时兴起决定去动物园，偶遇老朋友“獾州人”
白治库姆教授，他们去看针鼹鼠，一种丑陋的生物，懒惰的化身。她断定静止是最大的罪恶。
无论恐惧持续多久，人都不能拒绝去想它……只有切身感受它、表达它，世界上其他人才能帮忙治愈造成这种痛苦的伤痕。金钱、食物、衣服、居所——人们能提供这一切，但仍远远不够：他们无法不为悲痛献上完整且难以估量的祭品。
这是小说主旨的精华，她的美国读者对此做出了响应。世界上不幸的地区正承受着挥之不去的痛苦，而“幸运之人只不过是被判以另一种刑罚，坐在前排看着那些不幸之人受折磨，看着心有不甘的编织工人在面对一场他们无力阻止的处决。他们至少能做的，就是不转过身去。”
密涅瓦夫人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过了战争前最后一个焦虑的夏天，在那里她观察了一个和托比差不多的一个德国小男孩。她意识到，这世界上的孩子是单独一族的，就像这世界上的盲人或是老人。要是政府拿出几架轰炸机的钱用在家庭间的免费互相参访上，那该多好啊……
但是不应该动用一场战争去让人们尽职尽责，让他们在公车上彼此聊天，让贫民窟的孩子在乡下度一次假，让他们简单生活省吃俭用，重新发挥双腿的功能，早起去看日出。我们应该抓住这种心境：按下神奇的按钮，保留住美好的自己。她在给小姑子的信中写道。“再次体验这悲惨、神奇而又大开眼界的时代的精神，重获这种精神，我们可以用来创造更好的结局。”
你感到，密涅瓦夫人可以治理这个世界。
在整个战争期间，简·斯楚瑟不断就英美关系写作和演讲。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在制作他们别出心裁的电影时，付给她很高的酬劳，其中一部分被她拿来买了两辆装备齐全的救护车捐赠给了战争中的英国。几年后，她拒绝观看《密涅瓦的故事》——1950年拍摄的续集，比前作更催人泪下，在这部电影里，葛丽亚·嘉逊演的密涅瓦夫人因癌症死去。简控告米高梅杀死的她的角色，并成功胜诉。她跑去给道夫看大量的赔偿支票，叫喊道“哦，道夫，不要浪费了这些可爱的票子，我们花了它吧！”第二年，简发现自己得了癌症。1953年她在纽约的长老会医院病逝，享年52岁。她一生都勇敢幽默。死后她的骨灰葬在了艾尔斯伯里附近的惠特彻奇，她父亲旁边。
她临终前捐献了眼角膜，以便有其他人可以通过她的眼睛看到这世界的美丽。此外她还撰写了自己的墓志铭：
有一天我的生命会走向终途
以免你一时兴起要想要回顾
不如让最了解的她来向你言诉
告诉你进行回顾的最短“路途”：
说，“这里躺着的人得到了双倍的祝福”
说，“她很幸福，”说，“她知道自己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