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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哪一个城市，由于深厚的历史原因，本身即拥有一种精神品质，能施加无形然而重大的影响于居住、一度居住以至过往的人们的，这就是北京。北京属于那种城市，它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文化吸引正是那种浑然一体不能辨析不易描述的感受，那种只能以“情调 ”、“ 氛围”等等来做笼统描述的感受从而全身心地体验到它无所不在的魅力：它亲切地鼓励审美创造，不但经由自身的文化蕴蓄塑造出富于美感的心灵，而且自身俨若有着“心灵”，对于创造者以其“心灵”来感应和召唤；它永远古老而又恒久新鲜，同时是历史又是现实，有无穷的历史容量且不乏生机，诱使人们探究，却又永远无望穷尽 ……
亲切近人，富于情调，个性饱满以及所有其他概括，都显得空洞而浮泛。北京拒绝抽象，它似乎只能活在个体人的生动感觉中。以这种方式“活着”，必得诉诸具体个人的经验描述的，本身一定是艺术品的吧，而且一定是最为精美的那种艺术品 。
北京，同时又比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抽象。它的文化性格对于无数人，早已作为先于他们经验的某种规定，以至它的形象被随岁月厚积起来的重重叠叠的经验描述所遮蔽而定型化了。这里又有作为巨大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确定意义的北京 。
旧北京的景象曾由居住在该城的某人士可能是埃德蒙·巴克豪斯爵士的一位朋友，但是未必算作“北京隐士”作过大概的叙述，他那非凡的吹擂又经休·特雷弗·罗珀作了一番令人神往的演义描绘。管他作者是谁，反正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座神秘莫测、色调微妙、差别细微的城市。它灰中泛青，褪色的黄围墙内檀木清香缭绕，在朱门绣阁间飘浮 。
这自然是生活中的梦幻，即便在当时也并不存在，其实也许根本不曾有过。但是这种印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不能磨灭。我似乎还能够听到深宅大院里的绸衣窸窣声、泉水溅泼声和走在石板地上拖鞋的噼啪声我想这些都是一种如同蜘蛛网一般匀称精美的文化所发出的声音。
这显然是已经被人们“文化模式化”了的北京，出诸集体创造，因而才有索尔兹伯里做上述描绘时那种奇妙的熟悉感，像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温熟了的旧境，一个久被忘却之后蓦地记起的梦 。
关于北京魅力，萧乾讲述过的最足称奇：“著名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
３０
年代在北大教过书，编译过《现代中国诗选》，还翻译过《醒世恒言》。
１９４０
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着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位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使他迷恋的，不是某地某景，而是这座古城的整个气氛。”据萧乾看来，这证明着北京对于人不止于“吸引”，“它能迷上人”。
文人学士们不消说是北京的文化意义的当然解释者。这只是因为惟他们有条件传达那份共同经验。又有谁能计数有过多少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北京情调，如同对于乡土那样对于这大城认同呢？
刘半农引过一首“痛爱北平”的老友的诗，写北京如写恋人 ：
三年不见伊 ，
便自信能把伊忘了 。
今天蓦地相逢 ，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
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 。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
又只见伊庄严曼妙 。
我欢喜醒来 ，
眼里真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
“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
那一代文人中，郁达夫的爱北京或也如是的吧。他正是那种与北京性情相谐的中国知识分子 。
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 。
……
所以在北京住上两三年的人
，
每一遇到要走的时候
，
总只感到北京的空气太沉闷
，
灰沙太暗淡
，
生活太无变化
；
一鞭出走
，
出前门便觉胸舒
，
过芦沟方知天晓
，
仿佛一出都门
，
就上了新生活开始的坦道似的
；
但是一年半载
，
在北京以外的各
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的浓，格外的切。……
能如此亲切地唤起他乡游子对于故乡、乡土的眷恋之情的，是怎样的北京！尤其在重乡情、难以接受任何“乡土”的替代物的中国。师陀用不同的笔墨述说的，是类似的“乡土感 ”。
在我曾经住居过和偶然从那边经过的城市中，我想不出更有比北京容易遇见熟人的了。中国的一切城市，不管因它本身所处的地位关系，方在繁盛或业已衰落，你总能将它们归入两类：一种是它居民的老家；另外一种一个大旅馆。在这些城市中，人们为着办理事务，匆匆从各方面来，然后又匆匆的去，居民一代一代慢慢生息，没有人再去想念他们，他们也没有在别人心灵上留下不能忘记的深刻印象。但北京是个例外，凡在那里住过的人，不管他怎样厌倦了北京人同他们灰土很深的街道，不管他日后离开它多远，他总觉得他们中间有根细丝维系着，隔的时间愈久，它愈明显。甚至有一天，他会感到有这种必要，在临死之前，必须找机会再去一趟，否则他要不能安心合上眼了。
不止于熟悉感，像是触摸过的那种感觉，而是在中国人更为亲切、深沉的乡土感。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极其真挚地认同乡村，认同乡土，认同农民，却不妨碍如郁达夫、师陀这样一些非北京籍的作家以北京为乡土，而在普遍的城市嫌恶（尽管仍居留于城市）中把北京悄悄地排除在外。这自然也因为北京属于他们情感上易于接纳的“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
西方游客先于经验的熟悉感，多半源自人类相通的文化感情与审美倾向，源自他们略近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记忆（如对欧洲中世纪的记忆），也依赖于欧美人习见的“中国文化”的种种小零碎：绸缎、瓷器以及檀香等等；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感，却源自深层的文化意识。这里有人与城间的文化同构，人与城间文化气质的契合。这只能是中国人的，是中国人的北京感受、北京印象。它们不待用小零碎临时拼凑，它们是从人与客体世界融合的文化一体感中自然地发生的
。
西方游客可以把熟悉感描述得如上引文字那样生动，他们却不可能像林语堂在《京华烟云》
中那样，把北京情调与北京人的生活艺术讲述得这般亲切体贴，说北京如说家常琐屑；他们也很难有周作人写《北京的茶食》那类文字时的精细品味，和由极俗常的生活享受出发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把握。这只能是中国人的经验感受，中国人由文化契合中自然达到的理解与品味
。
乡土感即源自熟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北京是熟悉的世界，属于共同文化经验、共同文化感情的世界。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它对于标志“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形态的完备性，和作为文化概念无可比拟的语义丰富性。因而纵然未亲践这片土，也无妨将北京作为熟悉的文本，凭借现有文化编码可以轻易地读解的文本。尽管现代生活的活力在于不断造成文化的陌生感，造成陌生经验与陌生语义，你仍会在面对北京时感到轻松与亲切。因为你是中国知识者 。
如果漫长到令人惊叹的乡土社会历史不曾留下某种深入骨髓的精神遗传，才是不可思议的。有哪个居住大城市的中国知识分子心底一隅不曾蛰伏着乡村梦！北京把“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充分地感性化、肉身化了。它在自己身上集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处于不同文化境遇、怀有不同文化理想的人们，由它而得到性质不同的满足。它是属于昨天、今天、明天的城，永远的城 。
提供了先于个人经验的北京形象的，无疑有文学艺术对于北京的形象创造。这永远是那重重叠叠的经验描述中最有光泽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倘若你由写北京的作品尤其京味小说中发现了北京以其文化力量对于作家创作思维的组织，对于他们的文化选择、审美选择的干预、导引，以至对于从事创造者个人的人格塑造，你不应感到困惑。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且在不觉间发生的 。 他们创造了“艺术的北京”，自身又或多或少是北京的创造物；在以其精神产品贡献于北京文化的同时，他们本人也成为了这文化的一部分 。
或许，只有乡土社会，才能缔结这种性质的城与人的精神契约的吧，人与城也才能在如此深的层次上规定与被规定。而“城”在作为乡土或乡土的代用品的情况下，才能以这种方式切入、楔入人的生活、精神，使人与其文化认同，乃至在某些方面同化、分有了它的某种文化性格；人与城才能有如此的融合无间：气质、风格、调子、“味儿”，等等，像是长在了一起，天生被连成一体的。我因而疑心这种“城与人”正在成为文化遗迹，这种“契约”将成为最后的。现代社会自然会造成新的“城与人”，但那必有别样形态别种性质。近于一体的城与人，不免使人牺牲了部分独立性，也因此那关系更属于“乡土社会 ”。
我相信一位现象学美学家所说的，决不只是艺术家在寻找他的世界，艺术家也在被“世界”这位“寻求作者的永恒的人物”所寻找。“当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一个世界时，这就是世界在自我揭示。”
至少这种说法很有味，所说的恰恰像是我们这会儿正说到的人格化、赋有了某种精神品质的北京这“世界
”。
能找到理想的“人”的城想必是自觉幸运的。并非任何一个历史悠久富含文化的城，都能找到那个人的。他们彼此寻觅，却交臂失之。北京属于幸运者，它为自己找到了老舍。同样幸运的是，老舍也听到了这大城的召唤，那是北京以其文化魅力对于一个敏于感应的心灵的召唤 。 从此，北京之于他成为审美创造中经常性的刺激，引发冲动的驱力，灵感的不竭之源 。
老舍曾谈到康拉得。他是那样倾心于这位英国作家，称他为海王。“海与康拉得是分不开的。”“从飘浮着的一个枯枝，到那无限的大洋，他提取出他的世界，而给予一些浪漫的精气，使现实的一切都立起来，呼吸着海上的空气
。”“
无疑的，康拉得是个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可是他似乎不敢离开海与海的势力圈。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的艺术在此等故事中也许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在南洋的冒险，他便没有敌手。”
几近于夫子自道！老舍有他的海，那就是北京。他也是海王。他在这里所谈的，是他所认识到、体验到的创作对于题材、对于特定文化环境的依赖。创作是在创作者找到“个别”写出“具体”的时候真正开始的。海是康拉得的“个别”，北京则是老舍的“个别
”。
如果不论“关系”的形态，在世界文学中，城（以及不限于城的具体地域）与人的缔约，是寻常的现象。巴尔扎克与巴黎，
１９
世纪俄国作家与彼得堡、莫斯科，德莱塞与芝加哥，乔伊斯与都柏林，等等，等等。在现代作家那里，城与人已纠缠扭结而将其中关联弄得复杂不堪了，比较之下，老舍与北京的关系是更古典的。索尔·贝娄在被问到关于“一个具体地点和作家写作风格与他写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比如，“是不是认为一个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在小说中已成为作家塑造自己的风格的一种主要的隐喻手法，而不仅仅作为一种报道性或自然状态性的背景而存在”时，他似乎感到为难，他说自己“真不知道怎么看芝加哥这地方”，这地方对于他“与其说是根，不如说是一团纠缠不清的铁丝”。
北京对于老舍，其意味却单纯得多，即使在情感矛盾中，它也仍然是单纯的，是一个熟极了的熟人那样的存在，而绝不会令老舍感到与其关系“纠缠不清”。老舍和他的这一对象间的审美关系也因之是单纯的、易于描述的。老舍经由发现“艺术的北京”而发现自己的艺术个性，经由完成北京形象而完成了他自己。北京不仅仅是他的艺术生命赖以存活的土地，也是他描写过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大部分作品的贯穿人物，《四世同堂》等北京史诗的真正主人公。这是一个作家和其对象所能结成的最自然、单纯的审美关系 。
如老舍如沈从文与他们各自的对象世界的遇合，可以看作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的吧。其中有机缘，有诸种条件的凑泊。并非所有的城都天然地宜于文学的。文学决不是无缘无故地冷落了许多城市。城只是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所寻找的性格；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有幸被作为性格来认识：如北京这样有教养、温文尔雅的，或者如某些欧美城市那样奢华、纷乱、饱涨着热情的 。
老舍是当之无愧的模范北京市民。他固然因北京而完成了自己，却同时使北京得以借他的眼睛审视它自身，认识自身的魅力是这样禀赋优异的北京人！因而他属于北京，北京也属于他。他的“北京形象”不但启导了一批他的文学事业的后继者，而且将其影响远播，作为“前结构”规定和制约着人们对北京的文化认识、文化理解，诱导着他们观察北京的眼光、角度，训练了他们以他那种方式领略北京情调、北京风味的能力。这种文学创作以外的影响，有谁能估量得充分？你也许并不意识，但在你的我的以及其他人的北京感受中，已经有老舍参与。作品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上述渗透，难道不是极耐寻味极可探究的文学—文化现象？
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 ，“ 京味小说”这名目，却只是在新时期的当下才被叫了开来。老舍小说的北京色彩虽人所共见，如若没有后起诸人，那不过是一种个人风格而已。应当如实地说，“京味小说”作为一种风格现象获得了研究价值，固然因有老舍，却更赖有新时期一批作家有关的实绩，因有如《那五 》、《 烟壶》、《红点颏儿》、《安乐居》等一批质、量均为可观的作品出世。这里自然也有城市魅力的当代证明。当代京味小说作者中，邓友梅、刘心武、韩少华、苏叔阳、汪曾祺、陈建功诸家；不断新起而令人不暇搜集的其他家；以及林斤澜、张辛欣的某些作品岂不也略近于洋洋大观？我不倾向于把后起者轻率地指为“老舍传人”，更愿意相信他们都是由北京所养育的。给予了后起诸家以滋养的，当然有老舍的创造物，而这多半已汇入博大深厚的“北京文化”，而不再只是个别范本。老舍与后起京味小说作者的风格联系所表明的，无宁说更是人与城间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总在寻求富于审美能力的敏感心灵。在这里决定着风格联系的，是不同作者甚至不同“代”的作者与北京的文化认同 。
老舍及后起者的文学活动，生动地证实着北京所拥有的文化力量，现当代中国城市中，惟北京才拥有的文化力量。“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三四十年代文化活动继续活跃并自成特色的北京，作家阵容再度强大的新时期的北京。人文荟萃，文化厚积。北京以其文化养育知识界、文化界，养育文学，北京也就收获了最为充分的文化诠释、形象展现。
在上面一番议论之后，我察觉到自己将“关系”单纯化了。有必要重新谈论上文中一再使用过的那个“认同 ”。
如果城只是如上所说的那样“支配”与“规定”着创作思维，并投影在作品的人物世界，那么不但人的审美活动，而且城的文化涵蕴都过于简单，以致将为我们关于古城魅力的说法做出反证。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关系”的审美方面。不妨认为，由于作家的工作方式，自其开始这一种精神创造的时候起，就不再属于任何特定地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属于，又不属于 。
我不想径直引用知识分子是“流浪在城市中的波希米亚人”这种现成的说法。中国有的是田园式的城市，这类城市对于生长于乡土中国、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的中国知识分子，决不像西方现代城市之于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异己。上文所说的乡土感不就是证明？即便如此，知识分子在中国，也不可能与城融合无间，像终老于斯的市民那样 。
城（人文环境）吞没着人，消化程度却因人的硬度（意识与意志独立的程度）而不等。知识分子从来是城市腹中难以消化的东西自然愈到现代愈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提倡大地艺术、原始艺术的，无不是城市（且通常是大都市）中的知识者。他们以文化、艺术主张宣告了对于城的离心倾向，有意以“离心”作成自己的形象，从而显现为特殊的城市人。他们是城市人，即使他们的城市文明批判，他们对于城市的叛逆姿态，也是由城市培养和鼓励的。但他们又毕竟不同于消融在城市中与城市确然同体的城市人。更早一个时期颂扬吉普赛人，醉心于田园风情旷野文化的，也是一些困居城市备受精神饥渴折磨的城市人。他们未必意识到的是，只是在城市他们才奏得出如许的田园与荒野之歌，旋律中深藏着骚动不宁的狂暴的城市心灵。文学似乎特别鼓励对城市的反叛，这几乎已成近现代文学的惯例，成为被不断袭用的文学句法。因而作家作为“人”与城间的关系，又不仅仅是由其工作方式，也由其承受的文学传统、文学家家族的精神血统所规定 。
这些说法仍然不能替代对于京味小说作者其人与城之间契约性质的分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有其精神传统的特殊性，也因中国式的城市有其由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形态的特殊性。田园式的城市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城市即使与乡村生活结构（并由此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有文化同一。京味小说作者不可能如近代欧美知识分子，一味“漫步”并“张望”于城市；他们与那城市亲密得多。他们也不可能只是“穿过城市”的精神流浪者。作为新文学作者或当代作家，他们自然引入了观照这城的新的价值态度，深刻的情感联系却使他们难以置身其外做精神漂流。他们与其他人一样居住于此，只不过这种空间关系在他们不像在其他人那样重要罢了。因为他们是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城的不完全归属未必因文化离心，倒更是其精神生产方式决定了的。这又是由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出世，也由文学的自觉意识形成承袭而来的关系 。
他们居住于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有知识者、作家的清明意识，把城以及其他人一并纳入视野。他们是定居者与观察者。后一种身份即决定了他们的有限归属。以城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在老舍这样的作者更有文化批判的意向）使他们在其中又在其外。因而北京之于老舍是乡土又是“异乡”。两种关系都是真实的。两种关系的综合中，才有这特定的“城与人”。不惟老舍，其他京味小说作者也可以认为是一些特殊的北京人，是北京人又非北京人。对于这城，他们认同又不认同。值得考察的，正是这种关系的矛盾性质。知识分子自觉、作家意识，是妨碍任何一种绝无保留的认同的。那种认同意味着取消创作，取消知识者特性。观照与批评态度，使创作成其为创作，使知识分子成其为知识分子。对于城，无间者不言，描述即有间隙，也赖有间隙。京味小说作者在其中又在其外，亦出亦入，已经是一种够亲密的关系了。再跨进一步，即不免溶解在对象中，终于不言，不能言，至少不再能如此言说 。
述说着乡土感的，未见得全无保留，倒是不知道这一种表达法的，更有传统社会的乡土依赖。北京的乡土特性所唤起的乡土感情是因人而异的。更何况使用着相似表达式的，其赋予“乡土”的语义又彼此不同呢！城也就在这诸种关系中存在并借诸讲述、言说以及“无言”呈现自身。有活在并消融于城、与城同体作为城的有机构件的人，也有居住于同时思考着城，也思考估量着自己与城的关系的人，城才是人的城。前一种人使城有人间性格，后一种人则使城得以认识自身，从而这城即不只属于它的居民，而作为文化性格被更多的人所接纳 。
他们不尽属于城，那城也不尽属于他们。城等待着无穷多样的诠释，没有终极的“解”。任何诠释都不是最后的、绝对权威的。现有的诠释者中或有其最为中意的，但它仍在等待。它不会向任何人整个地交出自己，它等待着他们各自对于它的发现。他们相互寻找，找到了又有所失落：是这样亲密又非无间的城与人，这样富于幽默感的对峙与和解。人与城年复一年地对话，不断有新的陌生的对话者加入。城本身也随时改变、修饰着自己的形象，于是而有无穷丰富不能说尽的城与人 。
老舍说：“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象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四世同堂》）。水中的鱼似的，是他所写的北京人；他本人则是跳出水外力图去看清楚那水的北京人
。
但他又决非岸上观鱼的游客。也许难以再有如老舍这样边写城边赞叹、评论，陶醉于赞叹又以评论保持距离，在出入之间有一份紧张的作者了。这也是站在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紧张，自处于乡土深情与新文化理想之间的紧张。当代文坛上正走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漂流者，或者仅仅以“漂流”为简单象征的人。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发展，必将发展居住者对于居住地的非归属性。上述“出入之间”，不完全归属、认同，将越来越成为城市人普遍的文化境遇。乡土关系也如人类在其行程中缔结过的许多其他关系，是对于人的抚慰又是束缚。乡土感情是由乡土社会培养并在其中发展到极致的，也将随着乡土社会的历史终结而被改造。
它将日益成为诗的、纯粹艺术的感情。城市人在失去乡土之后有精神漂流，却也未必长此漂流。漂流者将终止其漂流在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中。但那不会是“乡土”的重建。因而乡土感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中才更有诗意的苍凉。在这大幅流动的背景上读京味小说，看其城其人，岂不别有一种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