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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世荣
何兹全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史学前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给后学留下一笔宝贵的史学财富。我读过何先生的一些著作,很有收获,但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这方面不敢多谈。我想谈的有三点。
第一,何先生为人光明磊落。他的自传《爱国一书生》,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坦率的陈述,既讲“过五关,斩六将”,也讲“失荆州”,可谓实录,堪称信史。这样的自传,有价值,值得读。写自传、回忆录,就应当像何先生这样真诚地与读者交心。
第二,何先生在学术上坚持真理,不做违心之论。他是主张“魏晋封建论” 的,始终不曾因“跟风”、“趋时” 而改变看法。没有条件讲时,他宁可保持沉默,但绝不曲学阿世。他很尊重他的老师傅斯年,高度评价傅斯年的史学成就。但他仍然对傅斯年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史学即史料学” 这个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史料学不等于史学。傅斯年反对疏通,说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显明”。但是,正如何先生所说,傅斯年的一些名篇,如《夷夏东西说》等,如果不把相关的材料加以疏通,又如何能写出来呢(见发表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的文章《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第三,何先生很有办事能力,他与另一位很有办事能力的白寿彝先生合作得很好,在“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办得有声有色,成绩卓著。白先生为正,何先生为副。白先生有些社会政治工作,如人大常委,非兼不可,因而系内一些日常工作都由何先生处理。何先生有时是“先斩后奏”,有时甚至是“斩而不奏”(这都是二老开玩笑时说的话,我当场听到的)。无论是“先斩后奏”,还是“斩而不奏”,白先生都欣然受之。只有出于公心,他们二人才能相处得如此融洽无间。白何二位的合作,堪称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房(玄龄)杜(如晦)”,为后学树立了一个典范。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