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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何兹全先生
张海鹏
何兹老是我们的前辈,我个人仰望项背,久而久之。何兹老从事史学著述超过70年,从事教学事业超过60年。这样的资历,在中国,在外国,多乎哉?不多也!何兹老的著述,独步史坛,独树一帜,影响广被海内外,有这样成就的历史学者,多乎哉?不多也!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纪念范老文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纪念范老文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何兹老以83岁、93岁高龄应邀出席,并发表纪念感言,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对于何兹老,晚辈个人有几点感想:
第一,何兹老在历史学学术岗位做教学和研究工作,一辈子坐冷板凳,不求名,不求利。1949年前,何兹老不是没有做官的可能,却选择了书生的路。何兹老在北师大历史系工作60年,除曾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协助白寿彝先生工作外,一生未曾担任校系职务,后来虽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所长之衔,也纯粹是学术职务。何兹老一辈子只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书生,只知道精进学术,从不与人做名利之争,遇事坦然,淡泊名利,视富贵如浮云。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第二,何兹老从事历史学研究,一辈子在史学创新上开拓。何兹老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秦汉史、三国史,研究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魏晋南北朝兵制史,每有文出,必有新见,每道人之所未道。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创新是科学前进的动力。何兹老一生学问事业,贯穿了“创新” 二字。何兹老在史学领域的创新之见,早为历史学界所首肯。这是值得史学晚辈们永远学习、永远追随的。
第三,何兹老在史学研究中,一辈子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做研究的指导。何兹老在中学时代就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大学以后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力甚勤,用心甚苦。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历史观融会贯通在自己的读书生活中,运用在自己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何兹老已能娴熟地应用唯物的历史观,分析史料,鉴别异说,创立新说,不遗余力。直至20世纪末,何兹老每有新书,无不使人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感召力和学术上的说服力。
众所周知,何兹老是中国历史学界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和始终坚持者。中国封建社会从何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有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和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也有何兹老的魏晋封建说。所谓中国封建社会从何时开始,完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语言。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不采用这样的学术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社会形态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经历了由低级的社会形态向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过程。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只是诸种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声称中国历史几千年周而复始,不存在什么奴隶社会,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解析中国历史脉络,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同样出现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论点,在时代的大潮中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起而辩驳。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中出现了分歧,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出现奴隶社会,什么时候出现封建社会,因各人掌握史料不同,识见有异,言人人殊。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常的学术争鸣。这个争鸣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
无论是西周封建说,还是战国封建说,还是魏晋封建说,应该都是中国历史学中的假说,都是可以用真凭实据开展争鸣的。如果能够形成一致的意见,当然更好,如果不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就不必要下结论,更不必要下政治性的结论,应该继续争鸣,各自完善自己的假说,推进历史认识的前进。
何兹老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始终自觉地坚持辩证的、唯物的历史观和方法论。20世纪30年代不论发表《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还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佛教寺院经济” 研究课题,都是在研究该时代的社会经济变化,探讨该时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在思考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甚至在研究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时候,何兹老也是立足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辨识思想、文化现象的。我们要观察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何用唯物的历史观处理各种历史材料,阐释中国历史发展方向,何兹老是一个最好的典型。
第四,何兹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术环境不正常的时候,因为坚持魏晋封建说,被说成“食货余孽”,身受坎坷,却不发怨言,热爱祖国之心不变,热爱人民之心不变,追随中国共产党之心不变,坚持学术志向不变,志节高尚。这是极为难得的。何兹老不仅是“爱国一书生”,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关于“食货余孽”,我在此要为何兹老辩诬。何兹老是《食货》杂志的撰稿人,是陶希圣的学生,这是事实,却绝不能因此把何兹老打成“食货余孽”。要辨识这一点,首先,要看文章的观点,如果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又有史料支撑,即使是在《食货》发表,也是好文章。其次,要辨识何兹老与陶希圣的差异。陶希圣虽然也曾经信奉唯物史观,但在抗战关头,却投奔了汪伪政权,亲近陶希圣的人也纷纷跟随,只有何兹老一人坚持留在重庆,认为“离开重庆这个基础,只有投降,没有和平”。这个一走一留,真乃天渊之别。最后,何兹老在美国留学,获得工作职位,有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却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毅然回到祖国,热情投入到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的工作中。这充分说明,何兹老绝不是“食货余孽”,而是一个有爱国心的、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的新型知识分子,是一个信仰唯物史观的,一生献身学术事业并且学术成就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以上四点是晚辈学习、了解何兹老一生经历后,做出的一点简略概括。这四点,是值得晚辈们终生学习,终生模仿的。何兹老是做人的楷模,是做老师的楷模,是做历史学家的楷模!
(中国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