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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鲁丽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祝贺何老百岁华诞暨八卷本《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首发仪式,我代表家属,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和莅临此会的领导、专家学者和朋友。何老是我的堂叔,他一生多数岁月是在书斋中度过,又教了大半辈子书,以魏晋封建说而知名。今天他已是我国史学泰斗式的人物,是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大师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 出现了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潮。 何老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从师中有傅斯年、 陶希圣等先辈 , 何老回忆说 :“北伐战争之后 , 青年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反思和前途问题 , 最受欢迎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何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 开始研究魏晋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 何老尚在大学三年级时 , 就写出了颇有学术见地的 《 中古时代佛教寺院 》, 引起学界的重视。 大四学生时期就写了 《 魏晋庄园制的雏形 》 发表在陶希圣教授主编的 《 食货 》 杂志创刊号上。 在以后的岁月 , 何老总是抓时间读书 , 条件允许时也写文章 , 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 八十年代 , 他又发表了 《 汉
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长文,对他首创的魏晋封建说做了补充,使之更趋完善。何老认为对于学历史的人来说,对历史是否有更进一步、深一步的认识,就是能否在其研究中有所突破。他努力向这方面做学问。
何老自己评价说,他的著作、文章虽然对历史提出了一些新解,但内容不丰富。实际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科研中,何老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著成《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真实地再现中国古代社会,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形态、文化现象等多个层面上,全面探讨、评述了中国社会自商周至魏晋时期的整体历史面貌及来龙去脉,集中阐述了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理解和看法。《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他的代表作,也被学术界誉为汉魏之际封建说的“扛鼎之作”。八十五岁时,何老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我是第一人。”这是实事求是的。我不是学历史的,以上仅是我对八叔这一生研究历史的一个认识,各位专家教授对何老的学术思想、著作文章更有发言权。
我想再谈谈八叔对我最深的影响。
一是他的爱国之情。
何老在青年时期曾信仰过“三民主义”;抗日时期坚决主张抗战; 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进修时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是回祖国大陆,留在美国,还是去台湾的史语所?他毅然回国。他说,是“祖国” 二字的神圣把他召唤回来。各个时期,他的言行都彰显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即使在他受到不公平对待,让他心情黯然,甚至倍感凄凉时,他仍然能够坦然处之,勤恳工作,我想他心中始终有“爱国” 这神圣力量的支撑,他爱国爱党,无怨无悔。
正如他自己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思想对他影响最深,使他一生不忘国家,关心政治,是爱国一书生。
二是笃学敬业。
何老告诉我们,他一辈子离不开读书做学问。的确,他是埋头做学问的人、用史料表明自己的观点的人,严谨而务实,不追风,不苟同,有时显得木讷。“士不可不弘毅” 是他的座右铭。他的“西周春秋早期国家说”、“战国秦汉古代说”、“汉魏之际封建说” 以其新意独创,确立了他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他自我评价,在学术上尚“贫乏” 但不“浅薄”。与他老师和前辈学者的博学比,自觉“贫乏”,但思想方法是辩证唯物史观,学术见解上不浅薄。晚年,本该享受人生的他,毅然以他一生修炼的治学功夫,继续他钟爱的学术研究,继续他热爱的教育事业。 1989年,他还完成了近50万字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我们晚辈每次看望他,他都是在狭小拥挤的书房里,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耄耋之年也从不懈怠。八叔今年百岁依然如初,令我们后辈敬佩。他在《八十五自述》中提到“我想写通俗的历史小说”。在八叔九十五华诞上我提到此事,我们侄孙辈期待着,那一定是些充满睿智和幽默的历史故事。但是他没有写,他以为,历史不能随意演绎。他就是这样一个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
三是慈祥的长者。
何老对学生和晚辈非常亲切、和蔼。对山东菏泽出来的后生们更是关心备至,在学习、工作上给予指教。自己和夫人生活简朴,从无奢华,却多次为灾区捐款,对贫困学生慷慨解囊。他希望年轻后学不浮躁,甘寂寞,沉住气做学问,要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 的气魄。百岁的八叔,重听交谈已不畅,但他见我们儿孙时,总是慈眉善目,欢喜地笑着。仁者长寿,我们祝愿何老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