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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强调存在着一种性格理论，不借助这种理论，就绝不可能理解行为在某些时候的变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变迁。以下就是其中的主要观点。
如果环境不变的话，那么个体惯常的精神心理几乎也是一成不变的，但在重大事件发生之时，每位个体的性格都有可能发生改变。
我们身边的人都是一些特定的但非所有的环境的产物。每一个“我”都是由不计其数的“小我”（moi celluaire）组合而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沉淀物。在社会环境不变的时候，这些“小我”之间达成了相当稳固的平衡关系。一旦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如在动荡时期，这些平衡即被打破，组合体随之解体并重组为一种新的人格（Personnalité），由此，同一个体便表现出与其之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思想、情感、举止。在法国大恐怖期间，一些因文雅而著称的原本诚实的资产者和温和的官员却变得嗜血成性就是这个道理。
在环境的影响下，先前的人格可以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格。重大政治或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在这点上似乎与我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其实他们与我们无异。同样的事件会塑造出同样的人。
拿破仑对性格的变化感触最为深刻，他在圣赫勒拿岛（Sainte Ｈélène）说：
“因为我深知，偶然性在我们做政治决策中的作用，还因为我对在动荡年代带领群众的党派，一直毫无偏见且极为宽容……在革命中，人们只能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若断言人们别无选择，这也许不明智……当人们想公正无私时，却发现人性是最难把握的。人们彼此会主动去了解与解释吗?这就是环境造就的善与恶。”
当正常的人格在某些事件的影响下分崩离析后，新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有若干种途径可以为之，其中最为有效的是借助一种强烈的信仰。信仰可以将所有的知性因素加以规整，就像磁铁把磁性金属粉末聚合为有规则的曲线一般。
在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这类的重大危机时期，所观察到的那些个性就是如此形成的。
在正常时期，环境几乎没有变化，人们只会观察到身边的个体都是清一色的一种人格。但在某些环境下，人们却会有好几种人格，且彼此之间会相互取代。
这些人格彼此间可以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这种现象在正常状态下尚不显山、不露水，但在某些病理情况下就会特别明显。一个人身上有数种人格的例子，在病态心理学中多有记载，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和皮埃尔·雅内（Pierre Ｊanet）二人曾数次提及。
在整个人格变迁中，智力是不变的，只是情感在变，情感聚合形成性格。
在革命中，人们发现通常被压制的多种情感得到了发展，社会约束被摧毁后，便任由这些情感宣泄了。
这种由法制、道德、传统构建而成的社会约束，并不会被完全打破。其中若干个约束历经动乱而存续下来，并对遏制危险的情感迸发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强的约束来自于民族意识，它决定了同一个民族中大部分个体的观察、感受、意愿等心理活动的方式，构成了代代传承的习俗，没有比习俗更为强大的民族纽带了。
民族意识的影响力限制了民族的改变，尽管有一些表浅的变化，但民族命运的走向依旧是可控的。
仅从历史叙述便可看出，法国民族心理在一个世纪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极短的时间内，这种心理便经历了从法国大革命到恺撒主义，接着便是复辟，随之又是革命，最后出现一位新恺撒。但实际上发生改变的只是事物的表层。
我们不必在一个民族发生改变的程度上做过多纠缠，马上要探讨的是一些情感因素。在革命期间，正是这些因素的演变导致了个体或集体人格也发生了变迁。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以及热情等因素。因为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因素在历史动荡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素材。
仇恨
当人们研究大革命期间人的心理时，最让人震惊的情感便是仇恨，人们因仇恨而革命，他们仇恨人、仇恨事、仇恨制度。他们不但仇恨敌人，连自己阵营中的成员也仇恨。最近有位作家便写道：“如不加保留地听信他们彼此对对方的评价，那么他们都将会是叛徒、无能之辈、夸夸其谈者、卖身投靠者、杀人犯或暴徒。”人们知道，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
（Ｈébertiste），罗伯斯庇尔派等，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缠斗就是出于这种仇恨，一种置对手于死地也难以消解的仇恨。
产生这种仇恨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狂躁的宗派分子，自视为掌握绝对真理的使徒，他们像所有信徒一样，容不得其他的见解。神秘主义的或情感主义上的自信，使其总是强求别人归顺自己，一旦有机会进行屠杀时，他们绝无罪恶感，也绝不退缩。
仇恨使得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们彼此心存芥蒂，若这些仇恨源自理性，那么它将不会长久，如仇恨源于神秘主义的或情感主义的因素，那么它就无法消弭。派系虽有不同，但仇恨却是同源，同样都用暴力来宣泄仇恨。一些文献表明，就血腥程度而言，吉伦特派的所作所为并不比山岳派好多少。依据时任巴黎市市长佩蒂翁（Pétion）的说法，第一个提出失败的党派应该灭亡的是吉伦特派，根据奥拉尔的描述，吉伦特派还试图让九月大屠杀合法化。大恐怖不应当被视作一个简单的自卫手段，而应当将其看成是获胜方的信徒用来对付其厌恶的敌人的惯常的摧毁手段。最为崇尚思想多元化的人却无法容忍异己的信仰。
在政治或宗教冲突中，失败者不可能得到宽恕。自苏拉
（Sylla）割断200名议员以及5000～6000名罗马人的喉咙时代起，直至1871年
的巴黎公社的胜利者在获胜后用步枪和机枪射杀约2万战败者，这条血腥的定律就从来没有失效过。过去是这样，将来仍会是这样。
另外，大革命的仇恨并不仅仅源于信仰上的分歧。其他的情感如嫉妒、野心、自尊心同样也可滋生仇恨，它们对不同派系间的仇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个体间争夺支配权的斗争，将各个集团的领袖们一个个送上了断头台。
还需注意的是，分裂以及由分裂带来的仇恨似乎就是拉丁民族灵魂的构成要素。我们的高卢祖先就为此而丧失了独立性，连恺撒也为此而大为感喟：“没有哪座城市不分为两派；没有哪个州、哪个村、哪个家庭不为自己的派系归属而苦恼，若某个城市在一年中没有起兵攻伐或御敌，那将是一件相当稀罕的事。”
人类只是刚刚步入知识时代，而之前则一直受情感和信仰所摆布，因此，对仇恨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可想而知。
指挥官兼军校教员科兰（Colin）在下面的文字中，指出了情感因素在某些战争中的重要性：
尤其在战争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仇恨更具有煽动性了；仇恨让普鲁士人战胜了拿破仑。那些最为经典的战役，那些最为关键的军事行动，若不是天才的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的杰作的话，那么就必然是激情而非算计的结果。1870年的战争
，如没有德国人对我们的仇恨，战争的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作者在此还应当添加上日本人对俄国人强烈的仇恨，俄国人对日本人曾经百般羞辱，这是日本人获胜的因素之一。俄国士兵几乎无视日本人的存在，对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仇恨，这也是俄国人失利的原因之一。
法国大革命期间谈论较多的无疑是博爱，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团结主义是进步政党挂在嘴边的口号，不过人们清楚，隐藏在这些字眼之后的仇恨有多深，它对现实社会的威胁有多大。
恐惧
恐惧在革命中的作用几乎和仇恨是一样的。法国大革命既展现了个体的巨大勇气，也呈现了集体的极度恐惧。
面对断头台，国民公会议员总是大义凛然；但是在骚乱分子冲击议会进行威胁时，他们却表现得十分懦弱，面对最为荒谬的要求也是唯唯诺诺，这点我们将在总结革命议会历史时再行赘述。
这个时期的恐惧形式多种多样。最普遍的恐惧形式便是温和。国民公会的成员、检察官、特邀代表、革命法庭的法官等，都竞相抨击对手，以彰显自己的激进。恐惧是这个时期的犯罪动机之一。如果出现奇迹，恐惧得以在革命议会中销声匿迹的话，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大革命也将因此而走向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
野心、嫉妒、虚荣及其他
正常情况下，各种情感因素的影响力都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例如，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里，野心必然要受到限制。一个士兵有可能成为将军，但必定要经历漫长的等待。但在革命时期就不必等待了。鉴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爬上社会顶层，因而，大家的野心都是极度膨胀。最卑微的人都自认为可以胜任最高的职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其虚荣心便一发不可收拾。
在野心、虚荣心等所有的激情都同时受到一定的抑制之际，对一夜间飞黄腾达的人的嫉妒却在日渐滋长。
在革命时期，嫉妒的作用一贯是重大的，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于贵族的嫉妒是诱发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并在能力上和财富上完成了对贵族的超越。尽管和贵族们的融合越来越深，但是和贵族们的距离感还是无法消除，由此便滋生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愤懑。这种精神状态让资产阶级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平等”哲学教条的忠实拥护者。
嫉妒心和受伤害的自尊心是引起仇恨的原因。如卡里耶、马拉等几位国民公会议员，每当他们回忆起自己在大贵族门下谋生的情形，无不愤恨不已。但在贵族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实在不理解这种仇恨。
罗兰（Ｒoland）夫人绝不会忘记，在旧社会的某天，自己和母亲在一位贵妇人家做客时被人领到配餐室去吃晚餐的情景。
哲学家里瓦罗尔在下面这段话中明确指出了受伤害的自尊心和嫉妒心在诱发革命仇恨过程中的作用，泰纳（Ｔaine）也曾引用过这段话：
最让国民痛恨的既不是税赋，也不是密函，既不是当局的贪渎，也不是总管的欺凌和司法的拖沓，而是贵族们的歧视，国民对这种歧视深恶痛绝。得出这种结论在于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人士以及所有嫉妒贵族的人们，他们从乡村到城市，四处鼓动市民、农民们起来对抗贵族阶级。
上述精确的分析也部分证实了拿破仑的话：“虚荣心导致了大革命，自由只是大革命的借口。”
热情
大革命发起者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穆罕默德信仰的传播者。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国民会议时打算建立起来的正是一种宗教。他们意欲摧毁一个旧社会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文明。诱人的幻想打动人心。新教义所宣称的平等和博爱将给所有人带来永恒的幸福。人们将告别黑暗的、野蛮的过去。新生的世界在纯理性光辉的照耀下熠熠夺目。最雄辩的说辞在各地回荡，迎接依稀可见的黎明的到来。
这份热情之所以很快就演变为暴力，是因为觉醒是迅速且可怕的。不难想象，当梦想在现实生活中碰壁后会激起怎样的怒火，而大革命的先行者们正是带着这份怒火奋起反抗的。他们起初想抛弃过去、忘记传统、重塑人类。然而过去却挥之不去，人们也拒绝自我改变。改革家们虽步履维艰，却不打算放弃。他们试图用独裁来推行自己的主张，结果却适得其反。人们立刻便怀念起被推翻的政权，最终导致复辟。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最初的热情在国民议会中并未持续多久，但在军队中却一如既往，并成了军队主要的动力。事实上，早在法国成为共和国之前，大革命的军队便已信奉共和主义了，而在法国不再是共和国之后很久，军队依然信仰共和主义。
本章所分析的性格上的变化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有两个：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期待，要有相一致的环境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固化成为几种均质的心理状态。其中最为典型的有四类心理：神秘主义心理、雅各宾心理、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分类在于把一种连续的事物割裂开来使之成为片段，若无分类，科学研究便无法进行，鉴于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分类是人为的。由于连续只有在中断的形式下才能加以端详，因而分类是必需的。
如要把在革命时期观察到的种种心理进行切分，则定要把彼此重叠、交织、交错在一起的一些因素区别开来。而为了得到明晰的认识，则必然要牺牲一定程度上的精确性。前一章节末尾所列举的且我们在此要描述的那几个基本类型涵盖了尚未被分析过的一些群体，人们有必要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
我们已经分析过，人的行为是在一些各不相同的逻辑的支配下进行的，这些逻辑相互并列。通常，它们彼此间互不影响，但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它们之间会产生冲突，彼此间的差异也会由此变得异常明显，并使得个体和社会产生诸多的混乱。
在我们马上要谈及的雅各宾心理中，神秘主义逻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该逻辑并非唯一发挥作用的逻辑。其他形式的逻辑如情感逻辑、集体逻辑以及理性逻辑，会依据环境的变化而发挥主要作用。
在此先不谈情感逻辑、集体逻辑以及理性逻辑，而只关注神秘主义因素在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支配作用。
神秘主义意识的特点表现在它赋予一些人或事物以一种神秘力量，并以偶像、图腾、文字和程式来使之具体化。
神秘主义意识是一切宗教的基础，也是绝大多数政治信仰的基础。但政治信仰一旦被剥离了其赖以为继的神秘主义因素便会崩塌。
神秘主义逻辑与受其左右的情感和激情相结合，给群众运动注入了情感和激情的力量。极少有人准备为理性而牺牲，但却有非常多的人心甘情愿为其膜拜的神秘主义理念而奉献生命。
法国大革命的信仰所激起的神秘主义的狂热堪比之前出现的由各种宗教所引发的狂热。但大革命信仰只是对数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加以引导、改变而已。
由此，国民公会成员所流露出来的狂热就很好理解了。他们的神秘主义心理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新教教徒们的心理没什么两样。大恐怖时期的主角们，例如，库通（Couthon）、圣茹斯特（Saint-Just）以及罗伯斯庇尔等人，实际上就是大革命信仰的使徒。他们就像波利厄克特
（Polyeucte）一样，摧毁供奉着虚无的神的祭台，以便宣扬自己的信仰，他们渴望说服所有的人。他们的热情泛滥，坚信自己的神秘主义范式足以推翻一切君王，他们迫不及待地向国王们宣战。游移不定的信仰总是不敌强烈的信仰，因而他们在欧洲得以所向披靡。
大革命领袖们的神秘主义意识还一览无余地体现在其公共活动中。罗伯斯庇尔确信自己有来自上天的支持，他在一次讲话中确认，至高无上的神“自世界之初始便已敕谕施行共和制”。他以一种国教大祭司的身份，促使国民公会颁布一项法令，宣称“法兰西民族承认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以及永恒的灵魂”。在至高无上的神的节日里，他端坐在王座上，进行长时间的布道。
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俱乐部最终担负起了宗教评议会的所有职能。玛克西米利安
（Maximilien）在此间宣布了“伟大的神的旨意：眷顾受欺压的无辜者，惩罚霸道的作奸犯科者”。
所有批评雅各宾正统性的异端分子都被驱除出教会，也即被送交革命法庭处理，其下场也唯有被送往断头台。
神秘主义心理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罗伯斯庇尔，但它并没有随着罗伯斯庇尔的死亡而消亡。一些具有这种心理的人物至今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驾驭他们灵魂的不再是古老的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条，他们如罗伯斯庇尔一样，一有机会便要将自己的政治信条强加给他人。各个时代的神秘主义分子，一旦他们执掌权柄，为了宣扬自己的信仰，都会采用同样的规劝办法，即时刻准备进行屠杀。
罗伯斯庇尔拥有众多追随者也就很自然了。类似他的人数以千计。人们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但他的思维观却没有被一道处死。这些思维观伴随着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直至其最后一名信奉者。
革命的神秘主义因素被众多历史学家所忽视。他们一直致力于借助理性逻辑来解释与理性逻辑无关的诸多现象。我已经在另一章中引用了拉维斯和朗博先生在其合著的史书
中的一段话，其中宗教改革运动被解释成为“普通百姓基于一种极为虔诚的知觉（conscience）和一种极为大胆的理性（raison）而进行个人独立思考（réｆleｘion）的产物”。
若认为这些运动的发生是出于理性，那么就永远不会弄懂这些运动。改变世界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信仰的形成与理性无关，反之，它们还与理性相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巫术、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通灵论等信仰，它们看起来差异很大，但我还要再重复一次，它们都是在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们遵循的逻辑与理性逻辑不相干。这些信仰的意义在于其恰好证明了理性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信仰。
我在一份报刊上看到一篇专门谈论刚刚履职的一位部长的文章，该文章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我们当代的政治使徒们的神秘主义心理。
一问起这位A先生是属于哪类人，答案也许是他是没信仰的人。真滑稽！我们非常清楚他没有任何确定的信仰，他诅咒罗马天主教和日内瓦新教，他排斥一切传统的教义及一切已知的教会。他与信仰坚决地决裂，仅为腾出一块空地来构建自己的教会，但他的教会只会更专横，其宗教裁判所的残忍度不亚于人所皆知的托奎马达
（Torquemada）宗教裁判所。
他宣称“我不接受学校中立。我们要求世俗的教育要全方位进行，由此，我们反对教育自由化”。他之所以没有提及动用火刑，是因为道德的进步，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忌，纵然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此不以为然。尽管他无法继续对人施虐，但他却可以使用世俗的力量来扼杀异己的学说。这就是宗教裁判所法官们的做法，是对思想的扼杀。这位自由的思想家的思维是如此自由，以至于在他看来，任何他所排斥的哲学不仅是荒谬怪诞的，而且还是罪恶的。他自诩掌握着绝对的真理。他坚信，任何与其相悖的人都是可憎的，都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他丝毫不认为自己的观点仅是一种臆测，他自己的观点就是旨在消灭神权，但他却强调自己神圣的特权，这点尤为荒谬。或者可以说，他在声称要消除神权的同时，却又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了神权。看到这个神权，人们不禁想起以前的神权来。这位A先生是理性女神的信徒。他把理性变成了一位嗜好祭品的压迫别人的摩洛克神。除了他自己和其同党之外，任何人都没有思想的自由，这便是A先生的自由思想。这样的前景的确很吸引人。但为了它，数世纪以来，人们业已摧毁了太多的偶像。
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我们希望这些阴鸷的狂热分子不要变成我们的统治者。
鉴于理性帝国并非建立在神秘主义信仰之上，因此，有关革命或政治思想的理性价值是如何形成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对这些信仰的影响感兴趣。那些有关人的平等设想，有关人的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有关依法重塑社会等方面的理论，它们都已经被观察和实践所揭穿，这点也无须多言。不切实际的幻想应该是人类已知的最强大的行为动因。
尽管“雅各宾心理”一词并非属于分类法范畴，但我还是想用这个词，这是因为它高度概括了一类客观存在的心理类别的所有特征。
这种心理支配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但却不是他们所特有的，因为这种心理至今仍是我们政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上文所探讨的神秘主义心理是雅各宾心理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并非全部。我们马上来探讨其中其他的相关因素。
雅各宾党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的神秘主义意识。反而声称自己仅遵循纯理性的指导。在大革命期间，他们不停地提及理性，并把理性作为自己行动唯一的指南。
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认可了雅各宾党人的意识是出于理性主义这样一种观点，泰纳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导致他在探究雅各宾党人的大部分行为的源头之时过多地仰仗理性。不过他在对雅各宾党人的分析中也有很多的真知灼见，鉴于其中不少广为人知，在此仅仅引述最为重要的部分。
过分的自尊和教条主义推理，二者在人类身上都不少见。雅各宾精神的这两个根基在每一个国家都是深藏不露且绵延不绝的。二十年前，一个年轻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理性和自尊同时受到了挫折。无论他来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从纯理性而言，首先这个社会都是一个不堪的事物，因为这不是一个明理达观的立法者依据一个简单的原则建立起的社会，这是数代人依据自身诸多莫衷一是的需要、前赴后继建设起来的社会。社会不是逻辑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面对这个古老巨大的建筑物，它的基石是随意选定的，它的建筑结构是松散的，它有很明显的修补痕迹……对此，刚到来的这个理性主义者（un raisonneur débutant）只能无奈地耸耸肩。大部分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有着自己追求的年轻人，在走出校门之际，或多或少都受到雅各宾思想的影响……正如腐质土壤适宜长蘑菇一样，社会的腐质适合雅各宾党人的繁衍生息……看看雅各宾思想的真实的丰碑……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演说，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辩论，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人的高谈阔论、致辞和报告……从未有过如此空洞无物的长篇大论，一味地唠唠叨叨、废话连篇、信口雌黄、华而不实，真理就这样湮灭在乏味单调的夸夸其谈中……雅各宾派无比推崇的就是自己理性主义脑海中的那些空想；在雅各宾党人看来，这些空想要比活生生的人更真实，雅各宾党人唯一考虑的便是这些空想为其带来的选票……雅各宾派真诚地希望能有大批的追随者前呼后拥伴其前行……雅各宾派会依据自己的意志塑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形而上学的意志，这些意志将会异口同声地支持它，它则要以自己的声音对外面胜利的欢呼声做出内在的回应，状如一场大合唱。
除了敬仰泰纳的描述外，我还认为，他没有准确把握雅各宾派其真正的哲学。
在大革命时代以及如今，真正的雅各宾党人的意识都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对其应该加以解构，以便明确其中各因素的作用。
这个分析首先便为我们揭示出，雅各宾党人并非理性主义者，而是教徒。他们的信仰并非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用信仰来塑造理性，即便其言语中充斥着理性主义，但其思想和行为中还是罕见理性的踪迹。
一位被人指责言行不一的理性雅各宾分子（un Ｊacobin raisonnant），应该有时会倾听理性的声音。但对自大革命至今的观察表明，雅各宾党人从来就不曾受到某种理性思考（un raisonnement）的影响，无论该思考正确（justesse）与否，当然这也是雅各宾党人的力量所在。
为什么雅各宾派会这样?唯一的原因是其目光短浅，这使得它无法摆脱强烈冲动的影响，而任由冲动左右。
但仅有丰富的激情与微不足道的理性这两个因素尚不足以构成雅各宾心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激情支撑着信念，而非创造了信念。不过，真正的雅各宾党人都有坚定的信念。那么这些信念的支撑会是什么呢?至此，上文我们提及过的神秘主义因素便浮现出来。雅各宾主义是一种神秘主义，它用新的神代替了古老的神，它凭借文字和惯用语的力量，使得新的神拥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为了侍奉这些挑剔的神，它不惜诉诸最为暴力的手段。如今的雅各宾分子投票通过的法律可兹证明。
雅各宾心理多见于性格偏执和狂热的人，他们的思想僵化、狭隘，听不进任何批评以及任何有悖于其信仰的意见。
神秘主义以及情感主义因素左右着雅各宾党人的灵魂，导致其行为做事过于简单化，他们只知道事物间肤浅的关系，他们把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当成是事实。他们不懂事物之间的前因后果，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梦想。
大家知道，雅各宾分子犯错并非由于其理性逻辑过多，而是其理性逻辑太少，这也是他们变得如此危险的原因。在有识之士犹豫、却步的地方，那些几无理性的雅各宾分子却在冲动的裹挟下大大咧咧走上前去。
即便是一个伟大的理性雅各宾主义者，也绝不意味着他是受理性的支配，他其实是受神秘主义和激情的左右，但却自认为在理性的支配下行事。像所有囿于自身信仰不能自拔的坚定分子一样，雅各宾党人也无法摆脱自己的窠臼。
雅各宾分子是真正的好斗的神学家，其与前一章中描述过的加尔文的门徒惊人地相似。这些加尔文门徒在其信仰的蛊惑下，什么都不能使之屈服。所有与其信仰相悖的人都应当被处死。他们也像是一些强大的理性主义者一样，认为只有理性指引自己，却不知自己被秘密的力量所左右，而事实上，神秘主义和激情才是他们唯一的主宰。
真正理性的雅各宾党人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的存在只会让理性感到绝望。相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狂热的雅各宾分子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上述三种因素———几许理性、强烈的激情和浓厚的神秘主义———是构成雅各宾精神的三种真正的心理因素。
我们刚刚讨论了神秘主义的因素是雅各宾灵魂的组成部分之一。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它在另外一种心理模式也即革命心理中的模样。
每一个时期的社会总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焦虑、彷徨和不满的人，他们随时准备起来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他们对造反有着赤裸裸的嗜好，即便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们的欲望，他们依然还要造反。
这种特殊的心理通常是由于个体难以适应环境造成的，它也许源于极端的神秘主义。不过这种心理也可能是一种性情上的问题或是一些病理问题。
这种造反欲望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可以从单纯以话语来发泄对人和事的不满，一直到暴力摧毁。有时候，无处发泄的革命怒火只能朝自己发泄。俄国就充斥着这类疯子。如阉割派（sｋoPｚis）
以及其他类似派系的门徒们，在纵火及向人群中乱扔炸弹依旧不能满足他们之后，他们开始自相残杀。
这类终身造反者一般都是一些受心理暗示影响的人，他们的神秘主义灵魂受到一些挥之不去的念头困扰。尽管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劲头十足，但实际上他们性格软弱，无法抵御冲动，因而被冲动所左右。激励他们的神秘主义意识是其暴力行为的根源，也是他们自视为伟大的改革者的缘由。
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的反叛者受到法律、环境的约束，简而言之，受到社会规定的约束，因而发挥不了影响。在混乱不堪的年代，这些约束被弱化，反叛者便得以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并成了各个运动的领导者。革命的动机对他们而言是不重要的，红旗也好，白旗也罢，甚至道听途说的国家解放，为了这些，他们无所畏惧，宁可牺牲自己。
革命精神并不总是意味着走极端，这样很危险。革命精神若非源于神秘主义或冲动，而是源于理智，那它就是进步的源泉。独立的精神造就出理智的革命者，仰仗这种革命者，一种文明方可成功地摆脱那业已变得过于沉重的传统和习惯的桎梏。科学、艺术、工业等，无不借此实现了进步。伽利略、拉瓦锡、达尔文、巴斯德就是这样的革命者。
一个民族没必要拥有太多这样的革命者，但必定要有几个这样的人。否则人们至今还会居住在洞穴中。
发明创造道路上的这种革命胆识，需要一些非比寻常的能力与之相配。尤其需要一种精神的独立，以避免世俗观点的影响，还需要一种判断力，以把握掩藏在相似的外表之下的本质。这种类型的革命精神是创造性的，而之前提及的革命精神却是破坏性的。
革命心理其实反映的是个人生活中的某些心理状态，但若过度了，就成了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病态心理。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必然会受到一些社会残渣的拖累，这些人要么是智力有缺陷的，要么是难以适应社会的，抑或是有着各式污点的。流浪汉、乞丐、通缉犯、小偷、杀人犯、穷光蛋，这些得过且过的人构成了大城市的犯罪群体。在寻常时期，这些文明的弃儿多少受到警察和宪兵的管束。但到了革命时期，不再有任何的约束，他们便杀人越货，肆无忌惮。各个时期的革命者从这些人中肯定能找到兵源。这些人嗜好抢劫和谋杀，而对他们所应捍卫的事业感到无所谓。一旦发觉在对立阵营中杀人越货的机会更多的话，他们便会立刻投靠对方。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罪犯，他们是社会的痼疾，除此之外，还有所谓半犯罪群体。偶尔作奸犯科者，他们绝非造反者，对于既定秩序的畏惧使得他们不敢造次，一旦秩序弱化，他们便加入到革命帮派中去。
这两类罪犯———惯犯和偶尔的罪犯———构成了一支只会制造混乱的不安分的军队。但所有的革命者，所有的宗教或政治团体的创建者们，却时常要仰仗他们。
这部分有着犯罪心理的群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总是出现在此起彼伏的骚乱的第一线。部分历史学家说起人民的意志便满怀激动，伟大的人民带着武器，枪尖上挑着刚刚砍下的人头，侵入议会大厅，向国民公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如果人们分析这些所谓伟大人民的代表的组成成分，人们就会发现，除了一小撮头脑简单跟着领导人亦步亦趋的人之外，剩下的就是我在前文刚刚描述的那些匪徒。诸如，九月大屠杀以及法国路易十六王室兰伯娜（Lamballe）公主被杀这类不计其数的杀戮都是这些人的杰作。
从制宪议会到国民公会无不对其胆战心惊，他们蹂躏法国长达十年。如果老天开眼，将这支犯罪军队加以剪除，那么大革命的进程就会截然不同。大革命从头至尾都充满血腥。理性对于他们是无可奈何，他们对理性也是不屑一顾。
无论革命的起因是什么，革命只有在深入人心之后才能达到效果。革命是人民群众心理的一种反应。
尽管在另一本著作中我们已经研究过集体心理，在此我还要再次复述一下其中的主要规律。
作为群体的一分子的人，与孤零零的一个人大不相同。有意识的个性（indiｖidualité）湮没在无意识的集体的人格（Personnalité）之中。
个体要获得集体的心理，并非一定要有实质性的接触。特定事件诱发出来的激情和封闭的共同情感足以使得个体产生集体心理。
瞬间形成的集体灵魂是一种特殊的情结。其主要特征便是：完全处在一些无意识的因素支配之下，并服从于一种特殊的逻辑———集体逻辑。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群体特征如极端的轻信、敏感、轻率以及理智的缺乏等。断言、传染、重复、威望是唯一说服他们的方式。事实和经验对他们不起作用。可以做到让群众接受一切，而在群众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由于群众的极度敏感，因此他们的情感，无论好坏，都是夸张的。在革命年代，这种夸张尤为明显。一点微不足道的刺激便可促使群众做出可怖的行动。在平时就泛滥的轻信，到革命时期就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最为离奇的故事他们都相信是真的。亚瑟·杨（ArthurYoung）说他在大革命期间，在克勒蒙（Clermont）附近游山玩水时，他的导游被当地人截住，原因是当地百姓认为他是受王后的指使，要来此处埋设炸药，以便炸毁这座城市。最为可怕的是关于王室的流言蜚语，在其中，王室家族成员被描绘成为一群吸血鬼和食尸怪。
上述特征反映了群体中的人往往极度偏离文明，他们几乎成了野蛮人，身上具有野蛮人的所有特征，如突发的暴躁、热情和英雄主义等。从智力角度看，群体智力总不如一个孤立的人的智力高。而从道德和情感角度看，群体是高于个体的。群体既很容易犯罪，也很容易自我牺牲。
个体的特征湮灭在群体中，群体的行为对于构成群体的个体的影响是巨大的。吝啬的人会变得慷慨大方，怀疑主义者会变成坚定的信仰者，正直的人会变成罪犯，懦弱的人会成为英雄。这样的例子在大革命期间不胜枚举。
作为陪审团或议会的一员，集体做出裁决或者投票形成法律，这是个体状态下的个体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集体对个体影响最为显著的结果之一便是他们的情感和意志综合在一起。这种心理上的融合赋予集体巨大的力量。
心理上的这种联合源于群体中的情感、举止和行为的相互传染。个人的爱、恨、愤怒在群体中会立刻得到响应和叠加。
这种共同的意志和情感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通过传染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染首先需要一个触发点。领袖便是这个触发点。我们稍后便来谈谈领袖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没有领头人，群众便是一盘散沙，形成不了合力。
了解支配群体心理的规律是阐述法国大革命事件、理解革命议会行为以及参与其中的人的特殊转变所必不可少的。在集体无意识的力量的推动下，人们经常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赞同他们原本不赞同的事情。
即便集体心理规律往往被高明的政治人物所洞悉，但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政府对此从过去至今仍是不明就里。正是由于对此不知，因而很多政府便会轻易地倒台。某些政权特别是路易 － 菲利普政权，就因为这而被一场小小的骚乱所轻松推翻，由此可知，忽视集体心理的后果是多么严重。1848年，原本足以保护国王的军队，由于其统帅的无知，任由军队和百姓混杂在一起，军队在百姓的暗示和传染之下变得茫然不知所措，竟而连自己的职责都无法履行。军队的统帅不太清楚的是，群众实际上对威望是极其敏感的，因此，需要对其展示自己的威严，以便迅速遏制其敌对的行为。另外，聚集的人群应当立即加以驱散。如今，所有这些都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此是无法理解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众心理学更是不为人所知。
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可以被视作一个群体。民族拥有群体的部分特征，但是民族的这些特征其变迁却受到了民族精神（l’me de la race）的制约。民族精神拥有短暂的群体精神所不具有的稳定性。
一个民族的精神是长期积淀形成的祖传的精神，它支配着群体的精神。
民族是由利益、性情各不相同的集团构成的，这点与群体不同。反之，分属不同社会集团的个体们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有确切意识的群体中，如一次集会。
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一样都是易变的，但是别忘了，在表面的易变、热情、暴力、破坏之下，民族精神仍捍卫着其极为顽强的、保守的本能。大革命及其后一个世纪的历史向我们昭示了保守精神最终还是支配破坏精神的。一个体制被打破，但很快便又被修复。
改变民族精神，即一个种族的精神，不如改变群体精神那般的容易。动用的手段都是间接而缓慢的（报纸、会议、讲演、书籍等）。说服的方法不过就是上文业已提及的断言、重复、威望、传染等。
精神传染可以瞬间影响整个民族，但最常见的是一个团体缓慢传染到另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就是这样传遍法国的。
一个民族远非一个群体那样爱激动。但某些事件，如民族的屈辱，外敌入侵等，可以迅速激发起一个民族的情绪。这样的现象在大革命期间出现了好几次，尤其是在布鲁斯维克（Brunswicｋ）公爵公布其傲慢无礼的宣言时出现的那一次。后者由于对于法兰西民族意识认识上的不足而发出了自己的威胁。这样做不仅极大地伤害了路易十六的事业，更是伤害到了自己，他的干涉反而促使法国人奋起反抗。
民族情感的这种突然迸发在任何民族都存在。拿破仑在入侵西班牙和俄国时，就不曾明白这种巨大的力量。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瓦解群体一时的躁动，但却无法撼动民族永恒的精神。诚然俄国的农民是一群狭隘、粗俗且冷漠的人，然而一听到法国入侵的消息，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人们可以从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看出端倪。
从拿破仑穿越边境线那一刻起，这个消息便如电光石火一般传遍整个俄国，其传遍范围之广，让生活在帝国每一个角落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愤怒的呼喊，这个声音是如此的可怕，我认为整个世界都为之动容。随着拿破仑的军队向前推进，这种愤怒便越发强烈。几乎一无所有的老人们说‘我们要想方设法活下去，什么都要比屈辱的和平好’。那些妇女们，她们对这种和平的恐惧要超过对其在部队作战的亲人们的安危的牵挂。媾和虽然可以避免俄国的灭亡，但这种和平是不会轻易到来的。沙皇没有媾和的念头，即使他想这样做，他也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大无畏的立场。
皇后向其母亲提及了突显俄罗斯人抵抗精神的两个片段：
法国人在莫斯科抓了几个倒霉的农民，打算让他们在自己的部队里服役，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他们在其手上烙上印记，就像为种马场的马匹烙上战马印记一般。其中一个农民便问这个烙印是什么含义，人们答复说这意味着你成了一名法国战士。这位农民叫道：“什么?我是法兰西帝国的战士?”他当场拿起斧头将自己的手砍了下来，扔到旁观者的脚下，并叫道：“拿走你们的印记吧！”
同样还是在莫斯科，法国人抓住了二十位农民，打算杀一儆百来震慑袭扰法国补给运输队并袭击法国正规军先遣队的村民。他们让这些农民靠墙站成一排，用俄语向他们宣读了判决。人们等待他们求饶，然后这些人不但不求饶，还一边在胸口画十字一边彼此道别。法国人于是射杀了一名农民，接着便等待其他被吓坏的农民求饶并承诺痛改前非。法国人射杀了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到二十人全被杀死，都没有一个人乞求敌人的宽恕。在俄罗斯，拿破仑没有一次机会如愿说出“宽恕”这个字眼。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民族及任何年代的大众意识中，都充斥着神秘主义这一特征。
民族总是相信一些至上的东西，如神灵、政府或大人物，认为他们有权利随心所欲改变事物。这种神秘主义使人产生膜拜的需求。由此民族需要一个膜拜的对象，其或是一个人或是某种教义。这也是人们在无政府主义的威胁下，总是期盼着出现一位像弥赛亚一般的救世主的原因。
民族也会像民众一样，从膜拜走向仇恨，只不过更加缓慢而已。名噪一时的英雄，却可能最终遭人诅咒。在所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对于政治人物舆论上的反复。克伦威尔（Cromwell）便是一个极为有趣的例子。
各种民众（无论其是均质还是异质的）、议会、民族、俱乐部等，我们在此再重复一遍，若没有一位领袖来指挥他们，都将只是一些无法步调一致的聚合体。
我曾用一些生理学的实验证实了无意识的集体精神和领导者的精神是紧密相关的。后者给前者提供了单一的意志，并强迫他们绝对服从。
领导者通过暗示发挥其对群众的影响，群众受到的正是这种方式的煽动，领导者也正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了成功。很多的实验表明，集体极易受这种暗示的影响。
在领导人的暗示影响下，大众或是安静的，或是愤怒的，或是罪恶的，或是勇敢的。这类暗示有时可能会表现出理性的一面，但这种理性也仅仅是表面上的。现实中，群众是无法做到完全理性的。唯一可以影响他们的那些理念，其实就是以想象方式唤起的情感。
大革命历史的每一页都表明，群众是多么容易被领袖们煽动起来，无论领导者们的论调是多么的不着边际，是多么的相互矛盾。群众对吉伦特派、埃贝尔派、丹东派以及恐怖主义者的胜利或随后而来的垮台莫不欢欣鼓舞。我们可以断言，群众对所有这些事件是一无所知的。
如今，我们也只能隐约知道那些领导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他们一般处在幕后指挥。为了确切了解领导者的作用，则要在当代这类事件中对其加以研究。大家知道，煽动群众是多么轻而易举。在这里我们不考虑铁路工人和邮电工人的大罢工，因为只需把上述职员的不满情绪加以发挥即可，还因为其他群众对这类罢工并无兴趣。举个类似的例子，几位社会党领袖在西班牙的弗雷（Ferrer）被处死的第二天，便在巴黎人民中挑起了一场群众暴动。然而法国人从来就没曾听说过此人，即便在西班牙，此人被处死也几乎无人关注。但在巴黎，寥寥几位社会党人便足以煽动一支群众武装去冲击西班牙大使馆，而且目的是要烧毁它。因此当局不得不派遣部分卫戍部队去保护该使馆。这些攻击者在被强力驱离后，只是洗劫了一些商店，设置了一些路障。
在该事件的后续发展中，领袖们再一次表现出了他们的影响力。当这些领导者意识到纵火焚烧外国大使馆是极其危险的行为之后，便要求在第二天举行和平示威。这些刚在前一日受命进行暴力活动的群众，次日便又忠实地执行新命令进行和平示威了。这是呈现领导者的作用和群众的服从的最好的例证。
历史学家如米什莱（Michelet）和奥拉尔（MAulard）不知革命群众的心理，认为革命群众无须领袖便可自行其是。
一个大的革命议会其本身也是一个群体，不过，由于组成该群体的各派系彼此的感受不同，因此，这样的群体往往很难有所作为。
由于议会中存在着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派系，且它们各有各的领袖，因此，这样的议会必然会被人们视作一个异质交叠的群体。均质的群众心理规律只能出现在单个的派系中。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同的派系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
议会中的每一个派系代表的都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个人一旦加入其中，便会失去自我，即便违背自己的信念和意志，也要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路易十六被审判的前夜，维尼奥（Ｖergniaud）对处死路易十六的投票动议提出了强烈抗议，然而翌日自己也投了赞成票。
群体的作用主要在于让犹豫不决的人下决心。个体软弱的信念在成为集体的信念之后便得到了强化。
强势的或拥有声望的领袖可以通过对议会中的所有其他群体施加影响，有时也可以使得议会成为一个单一的群体。国民公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就是在极少数上述领袖的影响下，投票通过了那些完全违背自己意志的动议。
面对一些能量很大的派系，集体总是会做出让步。革命议会的历史表明，尽管革命议会可以冒犯国王，但面对那些操纵骚乱的领袖们，革命议会还是得唯唯诺诺。在一个霸道的首领指挥下闯入议会的一群狂热分子，便足以胁迫议员们当场投票通过那些最为荒唐、最为不堪的动议。
一个议会若具有了群众特征，便会像群众一样在情感上走向极端，既极为暴戾，也极为懦弱，一般表现为对弱者颐指气使，对强者卑躬屈膝。当年轻的路易十四气势汹汹地来到议会发表简短讲话时，议会是诚惶诚恐的。随着路易十六大权日渐旁落，制宪议会对其态度则越发嚣张。到了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国民公会议员已让人闻之色变。
这个特征成了议会的一条普遍规律。一个君王若在其权势渐衰时召集议会，则是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心理学上的错误。全国三级会议
的召开让路易十六送了性命。当亨利三世被迫离开巴黎之后，便决定在布卢瓦召集全国三级会议，而这个愚蠢的念头差点让其丢掉王位。一旦三级会议的代表们感觉到国王的颓势，他们便会立即当家做主，调整税赋，遣散官员，并声称他们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在大革命时期的所有议会中，都可以见到这种行进式的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制宪议会起初是非常尊重王室的权威及其特权，随着制宪议会的权势逐渐膨胀并最终自诩代表着最高权力，路易十六在其眼中也就成了一个普通的官员。起初国民公会很低调，到大恐怖时期便开始蠢蠢欲动，此时它还是在法律框架内行事，随后便大肆弄权，直至颁布法律剥夺被告人的一切辩护权利，并同意仅凭推断就可给嫌疑人定罪。此后国民公会变得越发嗜血，最终自取灭亡。吉伦特派、埃贝尔派、丹东派、罗伯斯庇尔分子们，就这样前赴后继走上了断头台。
议会在情感上的激进解释了它们为何驾驭不了自身的命运且最终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一心想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并捍卫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徒、保王党与制宪议会，却反而迅速地将法国推向了血腥的共和、推向了宗教迫害。
我们已经说过，政治议会是由异质的群体组成的，不过也有一些议会是由均质的群体构成的，如在大革命期间发挥重大作用的某些俱乐部，它们的心理值得重点研究。
一些拥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利益的小规模的团体，它们通过排除异己，实现了情感和意志的统一，从而与一些大的议会有所不同，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公社、宗教团体、同业公会、俱乐部，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社团，如今的共济会、工会等都属于此类。
要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异质的议会与均质的俱乐部之间的差异。因为一直到督政府时期，特别是在国民公会时期，大革命都是受此类俱乐部所左右。
在这些俱乐部中，由于没有派系之分，因而其意志得到了统一，但其依然服从于群众心理学的规律，它们依然受到领袖的掌控，这点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的雅各宾俱乐部尤为明显。
一个均质的群体如俱乐部的领导者要想发挥作用，其难度要比一个异质的群体的领导者大很多。因为后者只需少许办法便可轻易实现。
而在一个均质的群体如俱乐部中，由于大家的情感和利益是同一的，因此，领导要精通如何妥善应对，当然，领导者反被领导的情形也屡见不鲜。
均质的群体的巨大力量之一源于其是匿名
的。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几条匿名的命令便让巴黎的最为著名的建筑物付之一炬，如巴黎市政厅，杜伊勒里宫、审计法院、荣誉勋章纪念馆等。来自一个匿名的委员会的一条简短的命令如“烧毁财政部、烧毁杜伊勒里宫等”立刻便可以得到执行。罗浮宫以及其中的藏品得以幸免纯粹出于偶然。如今我们得悉，工会的匿名的领导发出的最荒谬的命令都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在大革命期间，巴黎的俱乐部和参与起义的巴黎公社
也是一言九鼎，只要其一声令下，马上会有一队武装群众前来接管议会。
我们将在一个章节中总结一下国民公会的历史，届时将会看到，公会屡遭侵犯，公会在一小撮骚乱分子强硬的命令前卑躬屈膝，然而长期以来，坊间传说公会却是非常的强大。督政府痛定思痛后，取缔了俱乐部，并采用大规模镇压方式终结了武装群众对公会的侵犯。
国民公会很快便明白，均质的群体对于异质的公会的优势所在，这也是它将自己分为若干个委员会的原因，每个委员会由数量有限的个人组成，如救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如此便在大的议会中形成了一系列小的独立议会，它们的权力只受到俱乐部权力的制约。
前述的思考表明，群体对构成它的成员们的意志有着影响。如果该群体是均质的，那么这种影响力是巨大的，如果该群体是异质的，那么这种影响力会较弱，但也可以变得巨大，一是因为一个议会中的强势群体可以支配依附它的弱势群体；二是因为某些情感常常会传染到一个议会中的所有成员。
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群体影响力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大革命时期。1789年8月4日夜里，贵族们投票表决通过某个议员提出的关于废除封建特权的动议。我们知道，大革命的部分起因就是由于贵族和教士拒绝放弃自己的特权。起初他们为何拒绝放弃?原因仅仅是群体的行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就个人而言，没有哪个贵族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引述了几个特例来说明议会对其成员的影响。
他说：“在大革命时期，有一类人极为常见，他们在言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象与其实际的模样相去甚远。例如，人们认为蒙日（Monge）是一个可怕的人，当决定开战时，他登上雅各宾党人的讲台，宣称要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最先在前线负伤的士兵……他还说要杀死所有的贵族，等等。然而蒙日却是世上最温和、最懦弱的人，要他来杀一只鸡，或仅仅在他面前杀一只鸡，他都受不了。”
如要对集体情感加以精确的定量分析，那么可以用一条曲线来对其进行阐述。起初，这条曲线缓慢上升，接着便急速上升，随后又垂直下降。还可以用方程式来表达这个曲线，在该方程式中，刺激为常量，集体情感为变量。
在一个常量的作用下，某些情感的突然变化让人很难解释。或许，人们可以说，如果将心理学规律看作力学规律，若其中某个恒量持续发挥作用，也应该可以迅速增强情感的强度。例如，一个力以一定的量和方向，如重力，持续作用于一个物体，将会使其做加速运动。在重力的影响下，一个自由落体在第一秒的速度是10米／秒，第二秒则是20米／秒，第三秒则是80米／秒，如此等等。如果让这个落体从足够高的高度落下来，它最终的速度可以使之轻易击穿一块钢板。
即便以此来解释情感在恒力作用下的加速度，也无法解释这种加速度为何最终又戛然而止。只有心理学才能解释、才能让人明白这种戛然而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快乐或痛苦不能过头，过分的情感刺激会造成麻木不仁。我们的肌体只能承受一定量的快乐、痛苦或强度，而且不能长期承受。一如握着握力器的手，手很快便会筋疲力尽，最终手会突然松开。
对议会中某些群体的情感突然消失的研究还应当顾及这个事实：除了利用其声望和势力取得主导地位的党派外，还有一些党派，他们的情感在前者的声望和势力的裹挟下，无法获得充分的表露，一旦环境许可，优势的党派遭到削弱，受压抑的党派便会趁势而起。山岳派在雾月革命后的下场便是教训。
把物理现象所遵循的规律与支配着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的演化规律作比较，很明显是非常牵强的。只待我们对大脑功能的机制做进一步了解之后，这样做才更为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