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人们往往用革命一词来指称突发的政治变故，但这种表达方式应适用于一切突然的，或近似的变化，如信仰、理念以及学说上的这类变化。
而且我们已经研究过理性主义、神秘主义、情感主义因素在信仰以及舆论的产生中的作用，这类因素决定了行为，因而不再赘述。
一次革命最终产生某种信仰，革命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消除积弊、独裁以及不得人心的君主，等等，其爆发的动机往往是非常理性的。
一场革命的根源通常是理性的，但不要忘了，酝酿革命所需的理性，只有在转化为情感时才能够对大众起作用。人们带着理性逻辑抨击弊端，但为了煽动大众，仍需激起他们的欲念，此外，还得再添加上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给人们的行动注入动力，才能达到目的。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哲学家们便用手中的理性逻辑，揭示了旧体制的各种弊端，唤起了变革的欲望。神秘主义逻辑从有着一定的规则且组织完整的某个社团的习俗中诱生出了信仰。情感主义逻辑释放了被压抑百年的激情，导致人们歇斯底里地放纵情感。集体主义逻辑规定着团体以及国民公会，并促使其成员采取行动，而理性主义逻辑、情感主义逻辑、神秘主义逻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场革命，无论其缘由是什么，只有在深入人心后才能产生结果。大众独特的心理导致事件也具有独特的形式。由于这个原因，群众运动都具有某些鲜明的特点，描述其一便足以让人知道其他。大众是一场革命的目的，而不是起点。大众是一个中性的事物，若没有一个领头者引领，它原本是无欲无求成不了气候的。大众在引领下很快便会从冲动走向行动，但无外界激励，它永不会产生冲动。
突发的政治革命最让历史学家惊诧莫名，但它们通常都是最无关紧要的。重大的革命都是一些思想上的以及道德上的革命。更替一个政府并不能转换人民的思想，推翻一国的制度并不代表能更新它的灵魂。
真正的革命都是改变人民命运的革命，通常都是以一种缓慢的方式来实现的，历史学家难以界定其从何时开始。对他们而言，“演化”一词要比“革命”更为适用。
上面列举的种种因素大多对革命的爆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仅以之来对革命加以分类尚显不足。若仅以革命的诉求来分类的话，我们可以将之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
科学革命是最为重要的革命。尽管不引人注目，但科学革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政治革命难以企及的。因而，我们将其放在首位，尽管在本书中无法对其加以深究。
自启蒙时代以来，伴随着天文学的重大发现以及实验手段的运用，由此我们知道，各种现象的出现原来不是上帝在恣意妄为，而是受到永恒规律的支配，随之我们的世界观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此类的革命，鉴于其缓慢的特点，“演化”一词倒是贴切。但对于其他的革命，尽管在同一个领域，但鉴于其迅捷，则还是称之为“革命”较好。如达尔文的理论，在几年间便颠覆了生物学界；巴斯德的发现在其有生之年便已改变了医学界。还有物质裂变理论，它证实了以前所谓永恒的原子，也难逃世界所有元素注定都要衰减、灭失这一规律。
这些科学革命发生在纯粹是知识性的思想领域。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信仰对其无任何作用。对它们，我们只能接受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其结果通过实验的检验，无须人们去品头论足。
远较这些推动文明进步的科学革命逊色的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它们与科学革命没有什么瓜葛。科学革命仅仅是理性因素的产物，政治和宗教信仰几乎全都是以情感因素和神秘主义因素为支撑。理性在其中充其量只起到配角的作用。
我在我的《观点和信仰》一书中，一再强调信仰其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起源，并指出政治或宗教信仰，它是一种信仰行为，这种行为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不管其表象如何，理性对这种行为是无可奈何的。我同时还指出，信仰时常会强烈到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挡它的程度。对信仰着迷的人因而会成为信徒，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以便捍卫其信仰。至于信仰的荒谬性业已变得无足轻重，对他而言，信仰本身就是一个耀眼的真理。而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让信仰获得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它可以完全控制原本只有时间才能影响到的笃信者的思想。
仅从信仰被当作绝对真理这个事实便知，信仰必然会变得狭隘。与重大的宗教和政治革命相伴生的暴力、仇恨、迫害证实了这一点，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尤其如此。
如果人们不知信仰其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起源，不知信仰必然的狭隘，不知信仰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不知神秘主义信仰激发起来的情感的力量，那么人们便难以理解我们历史的某些时期。
前述概念由于过于新颖而无法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影响。他们仍执着于用理性来解释一系列与理性无关的现象。
有些现象如宗教改革运动，在五十年内便彻底改变了法国，但这根本不是受理性主义影响的结果。不过人们总是认为这是受理性主义影响的结果，连最新出版的书也是持这种看法。例如，在拉维斯（Laｖisse）和朗博（Ｒambaud）二位先生合著的《通史》（ Ｈistoire Générale ）中，就可以看到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一段解释：
这是一场在人民群众中自发产生的运动，源自老百姓去阅读福音书并进行个人的自由思考，这是由一种极为虔诚的意识以及一种极为坚定的理性所推动的。
与这些历史学家的结论相反的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首先，这类运动绝非自发的；其次，理性在这其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确切地说，煽动人们暴动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力量还体现在这一点：这类信仰源自情感和神秘主义因素，理性既无法创造出它们，也无法改变它们。
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并遵循同样的规律。它们的形成往往和非理性有关，而不是理性。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运动、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是一些特点鲜明的思想形式。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情感和神秘主义基础，并遵循着与理性逻辑不相干的逻辑。
政治革命可能源自植根于灵魂中的信仰，但政治革命的形成也有诸多其他因素掺杂在其中。“不满”一词是对这些因素的一个概括。当这种不满蔓延开来时，一个政党便形成了，且常常变得强大到足以对抗政府的程度。
不满一般要经历长期的积累才可以产生效果，因此，一场革命并非总是表现为一个现象结束另一个现象随即开始，它是一种持续的现象，只是其演化速度较快。不过所有现代革命都是一些突发运动，导致政府瞬间垮台。例如，巴西、葡萄牙、土耳其、中国的革命等均是如此。
与人们的看法相左的是，极为保守的人民热衷于最暴力的革命。源于保守，因而他们无从知晓，演化要缓慢，自己方能适应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当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他们被迫迅疾投入其中。这种突进的演化构成了革命。
尽管采用渐进的方式，但也无法总是能够避免革命。只有英国人在1688年成功地通过一场革命结束了一场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追求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和寻求通过代理人施行自治的国民之间。
重大的革命一般是自上而下开始的，而非自下而上，而当人民获得解放，革命的权力便属于人民。
很明显，没有军队主力的参与，所有的革命过去不会发生，将来也绝不会发生。法国王权并非在路易十六被处决之日才消失的，而早在它的军队拒绝保卫它时便已消失。
军队的离心离德源于精神传染，最终表现为对既有秩序漠不关心。在几名军官联手推翻土耳其政府后，希腊军人便想着效仿他们来改变自己的政府，尽管这两个政府之间毫无类似性可言。
一场军事行动可以推翻政府，那些西班牙殖民地共和国毫无例外都是被军事推翻的；但革命要想产生成效，则需仰仗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不满和希望。
除非到处充斥着不满甚至愤怒，否则不满并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怂恿人们去抢劫、破坏和杀戮很容易，但要煽动整个民族，或至少这个民族中的一大部分人，领头人的示范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对不满者夸大其词，让不满者相信当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难尤其是饥馑的唯一原因；领导者还许诺说，所追求的新制度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幸福的时代。通过启发和传染，这些思想得以萌发、传播，随后革命的时机便到来了。
基督教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酝酿并成熟的。若说后者酝酿的时间仅仅数年，而前者耗时多年，个中原因是法国大革命者很快便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基督教革命者则在很久之后才拥有自己的物质力量。最初，基督教革命仅有些信徒，他们是卑贱者、穷苦者、奴隶，在弥撒的蛊惑下，他们认为此生的不幸会为之换来极乐。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染，最终会侵染到上层社会，在最终获得某位皇帝的认可后，这种业已蔓延开来的新信仰便成为正式的宗教。但在此之前，这个传染过程却极为漫长。
一个政党获胜后，会依据自身的利益来着力构建社会。革命发起者有军人、激进人士、保守人士之分，他们对社会构建的看法各不相同。新的法律和制度是依据获胜的政党以及辅助它的阶级如教士的利益来制定的。
如果胜利是通过暴力取得的，如法国大革命，胜利者便会将前政权的律法一股脑全部废除。前政权的拥护者也将遭到迫害、流放或处决。
除了保护自身的物质利益外，当获胜的政党在捍卫其信仰时，迫害会达到顶点。失败者别指望能得到一丝同情。西班牙要驱逐摩尔人，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国民公会的死刑以及法国近来宗教集会禁令等莫不如此。
胜者获取的这种绝对权力让胜者走上了极端，如国民公会要求用纸币代替金币，商品要按照规定的价格出售等。限价措施很快在生活必需品上碰了壁，招致群情激奋，在大革命末期，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这一规定不了了之。几乎全由工人组建起来的澳大利亚社会党内阁近来的遭遇也是如此，它颁布了一些荒唐的法律，赋予工会会员以相当大的特权，招致舆论的一致反对，三个月后，内阁解体。
刚刚提及的都是些不常见的例子。大部分的革命都以产生一位新君主上台掌权而告终。这位君主深知要想执政长久，首先就不能过于专宠一个阶级，而要致力于实现阶级和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要在阶级间寻求一种平衡，以免受到一个阶级的挟持。允许一个阶级得势也即等于为自己找到一个主子。这是政治心理学中颠扑不破的规律之一。法国国王们都深谙此道，并先后对资产阶级和教士的壮大做了坚决的抵制。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下场将和中世纪德意志的皇帝们一样，被教皇逐出教会，受到凌辱，其下场一如在卡诺莎（Canossa）觐见教皇以求宽恕的亨利四世。
这个规律在历史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验证。罗马帝国末期，军事集团异常显赫，皇帝们完全仰仗士兵，军人对皇帝们的废立可以说是随心所欲。
对法国来说，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一位几乎至高无上的君主统治是一大幸事，其言必君权神授，因而声誉日隆。若无此权威，他将无法制约封建贵族、教士以及议会。如果在十六世纪末期，波兰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绝对的君主统治，那么波兰将不会走上这条从欧洲版图上消失了的衰败之路。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政治革命也可以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但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些变革与导致它们的宗教革命相比是多么的脆弱。
本书辟出一部分篇幅用于专述法国大革命。充斥着暴力的大革命自然有其心理学的原因。
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让人吃惊，而且似乎无法解释。但如果意识到，大革命业已成为一种新宗教，它应当遵循一切信仰的传播规律，由此出发，大革命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其中的愤怒与杀戮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研究一场重大宗教革命的历史，如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显现其中的心理学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同样也发挥了作用。在这两起事件中，均难以窥见信仰其理性价值观在信仰的传播、在阻止迫害、在调和不同的信仰、在制止不同信仰间绝望的暴力冲突等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人们还可从中看出信仰被与信仰无关的利益方大加利用的情况。人们最终明白，不改变人的生存状态便无法改变人的信念。
所观察到的现象清楚地表明：大革命的福音其传播方式与其他一切宗教福音的传播方式是一样的，特别是加尔文福音。它无法以另外的方式进行传播。
不过，虽然一场宗教革命如宗教改革运动，和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它们产生的缘由极为相似，但它们的后续影响却大为不同，由此，它们的存续时间也不相同。
在宗教革命中，信奉者无法借助实践来揭示他们被蒙骗了，因为只有上了天堂才能证实这一点。而在政治革命中，学说的错误可以很快被实践所证实，并必定被人们所抛弃。
在督政府末期，雅各宾主义信仰使得法国陷入了毁灭、悲惨、绝望的地步，连最狂热的雅各宾主义分子自己都不得不放弃了他们的主张。仅有几个无法通过实践验证的理论原则如“平等可以为人们带来普遍的幸福”得以保留下来。
宗教改革运动对很多人的道德理念和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运动的目的最初很单纯，就是为了反抗教士的舞弊行为，从实践的角度看，是为了回归福音的主张。
这场改革绝非像人们声称的那样，是为了追求自由思想。加尔文并不比罗伯斯庇尔更宽容，那个时代的理论家认为，精英分子的宗教应当就是君主的宗教，在所有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里，君主代替了罗马教皇并拥有与其一样的权势。
新信仰由于没有宣传和交流的手段，因而在法国的传播极为缓慢。在1520年左右，路德招募到了一些信徒，到1535年左右，信仰开始广为传播，当局这才意识到，必须用火刑来处死其信徒。
与广为人知的心理学规律相一致的是，上述死刑只会有利于宗教改革的传播。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师和官员，但主要还是一些稀里糊涂的手工艺者。这种信仰的转换主要归功于精神传染和暗示。
自新信仰开始传播以来，很多原本对它漠不关心的人现在都聚集在这个信仰的周围，但其中不乏以此为借口来满足自己热情和贪婪的人。在好几个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都曾有过这个现象，尤以德国和英国为甚。
由于路德已经告诫过，教士不需要财富，因而德国的庄园主们极为欣赏这种允许其占有教会财产的新宗教。亨利八世便是以类似的方法致富。
从这一教理中，饱受教皇欺凌的君主们看到了获取政权之外教权的机会，看到了自身摇身一变成为教皇的机会。宗教改革运动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君主们的专制。
宗教改革运动颠覆了欧洲，并在五十年内让法国几乎受到战争的毁灭。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从未有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原因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宗教改革运动是证实信仰在一切理性之外传播的证据之一。神学的教理强烈刺激着人们的灵魂，尤以加尔文的教理为甚，从理性逻辑来看，却是不值得加以深究。
沉湎于救赎的路德尤为害怕魔鬼，连忏悔都难以使其平静，于是千方百计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来取悦上帝，以免受炼狱之苦。
他从最初抨击教皇贩售“赎罪券”，到后来完全无视教会和教皇的权威，连宗教仪式、忏悔、圣人祭祀都一并加以谴责。
路德宣称，基督徒除了《圣经》以外，不该有其他的行为准则。此外，他还认为，没有上帝的圣宠，任何人都不应得到救赎。
最后这条教义，也即所谓灵魂归宿预定论，连路德本人对此都有些无所适从，不过加尔文对其做了精确定义。
加尔文规定，预定论是大部分新教教徒都应遵守的一种教理的基础。他说：“很久以来，上帝便预定了有些人要受到火刑，而另外一些人则将得到救赎。”为何如此不公?原因很简单，“这是上帝的意志”。
由此看来，加尔文不过是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某些断言，全能的神应为取乐而制造出了生灵，但仅是为了让其永受炼狱之苦，而不顾及这些生灵品德和行为的好坏。一种如此不堪的胡诌居然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并仍将继续让众多的灵魂为之折腰简直是一大奇观
。
加尔文的心理学与罗伯斯庇尔的心理学如出一辙。和后者一样，加尔文对事实的真相了然于胸，因而对于不赞同其教义的人，加尔文便将之处死。他信誓旦旦地说，上帝意欲“在有人质疑其荣耀时，就让整个人类消失”。
加尔文与其信徒的例子表明，理性认为最荒谬的事情在受到信仰蒙蔽的人看来，都是极其正常的。从理性逻辑看来，既然无论做什么，大家都坚信自己是被救赎或是被诅咒，那么基于灵魂归宿预定论来建立道德也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加尔文却毫不费力地做到了，他在一个完全非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他的信徒们自视为上帝的选民，由于自视甚高，他们充满自豪感，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堪称楷模。
新的信仰不是通过演说，也非经过推论，而是通过上述机制得到了传播，也即通过强词夺理、一而再再而三、精神传染和个人威望得以传播的。革命思想后来在法国的传播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在前文谈及迫害，迫害对于传播有利无害。每一宗迫害都会引发一些人改变信仰，这一点在基督教早期曾出现过。议会参议员阿内·迪堡（Anne Dubourg）被判火刑，他一边走向柴堆，还一边规劝群众改变信仰，一位目击者说：“他的坚定不屈要比加尔文的书更有说服力，很多年轻学生由此成了新教徒。”
为了不让这些受刑者对群众说话，便在行刑前割掉其舌头。更加恐怖的是，将受害者系在一根铁链子上，将受害者扔到柴火中，再将其拉出来，反复多次。
然而没有什么能吓退新教徒，于是乎便在让其领略了火刑的厉害之后又赦免他们。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改变了其起初的宽容态度，下令在巴黎一次性设立六个火刑场。而我们知道国民公会巴黎仅设立了一个断头台。可能是酷刑不太痛苦，基督教殉难者对此满不在乎。信仰者受到了其信仰的蒙昧。如今人们知道，某些形式的蒙昧可以让信仰者对酷刑变得完全麻木不仁。
新信仰在快速传播着。到了1560年，在法国出现了2000个经过改革的教会，很多原本无动于衷的大地主都皈依新教义。
我已重复过，不宽容总是与强烈的信仰相伴随。宗教及政治革命已经无数次验证了这个结论，我们还知道，相似的宗教其信徒间的不宽容要比疏远的信仰，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护教者之间的不宽容为甚。如果认为是信仰导致法国长期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那么人们就会注意到，信仰间的差别其实都只是在细枝末节处。天主教和新教都极为崇拜同一个上帝，只是在崇拜的方式上有些差别。在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如果理性能够起到一丁点儿作用的话，人们就会明白，上帝对于以哪种方式来膜拜他是不介意的。
理性无法触动信奉者的大脑，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继续他们的鏖战。君主们促使二者和解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卡特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édicis）目睹着改革派在酷刑胁迫下反而日益壮大并且吸引着数量众多的贵族和官员加入进来，仍幻想着让二者停止冲突，于是便在1561年在普瓦西召开主教和牧师会议，意图撮合这两种教义。这样一番心思突显了梅迪奇王后对神秘主义逻辑是多么的无知，尽管她很精明。人们在历史中还找不到有关通过辩驳就改变信仰的例证。梅迪奇王后还不知道的是，宽容在必要时可以发生在个体之间，但宽容在集体间是不可能出现的。她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与会的神学家们引经据典，相互攻讦，但却无一人产生动摇。梅迪奇认为最成功的莫过于在1562年颁布的一项敕令，赋予新教教徒们集会并公开举行礼拜活动的权力。
从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宽容是值得推崇的，但从政治的角度而言，这是不明智的，这种宽容除了激怒双方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在新教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国南方地区，新教教徒迫害天主教教徒，并试图用暴力迫使他们皈依新教，如果不能如愿，便割断他们的喉管，洗劫他们的教堂。在天主教势力占优的地区，新教教徒所受到的迫害也是如此。
这样的敌视必然会导致内战。所谓宗教战争让法国长期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城市遭到蹂躏，居民遭到屠杀，冲突瞬间便呈现出了宗教或政治战争特有的野蛮特征，这一幕在随后的旺代战争中得到了再现。
老人、妇女、儿童，都遭到屠杀。一个叫德奥佩德（D’OPPede）的男爵堪称是“劳模”，他是艾克斯市议会的第一任议长，在十天的时间里，指使人极端残忍地杀害了3000人，摧毁了三个城市以及22个村庄；蒙吕克（Montluc）堪称卡里耶（Carrier）的前辈，让人将加尔文信徒活生生地投掷到井中，直至井被填满。新教教徒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甚至连天主教教堂也不放过，他们对待坟墓和雕像的手段和后来国民公会对待圣德尼皇家陵墓（SaintDenis）的手段完全一样。
法国在这些浩劫的影响下，在亨利三世统治的后期，逐步分崩离析，被肢解为众多的结成联盟的小城邦共和国，各自为政。皇家权力逐步丧失。布卢瓦邦向逃离首都的亨利三世坦诚了自己的想法
。1577年，旅行家李普马诺（LiPPomano）穿越法国，历经奥尔良、布卢瓦、图尔、普瓦提埃等大城市，所到之处城市悉数被毁，教堂成为废墟，坟墓被捣毁。这几乎也是督政府末期法国的景象。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中，留给人们最为灰暗的记忆是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SaintBarthélemy）事件，虽然被屠杀人数不是最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屠杀的。
不需要特别深奥的心理学知识就能明白，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下令这么做。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是皇室的罪行，而是群体性的犯罪。卡特琳·德·梅迪奇觉得自己和国王的性命受到了四五个在巴黎的新教首领所策划的阴谋的威胁，于是按照那个时代通行的做法，派人上门刺杀了他们。巴蒂福尔（Batiｆｆol）对随后而来的大屠杀作了非常清楚的解释。
“一听到所发生的事情，整个巴黎立刻谣言四起，说要屠杀胡格诺教徒，于是天主教贵族、卫士、弓箭手，都立刻拿起武器冲上街头，进行杀戮，大屠杀就这样在‘杀死胡格诺教徒！杀死胡格诺教徒’的叫嚣中开始了。”凡被认为是异端分子的都难逃厄运，或被打死，或被溺毙，或被绞死，仅在巴黎就有2000余人被杀死。
由于精神传染，外省的民众也群起效仿巴黎的做法，有六千到八千新教教徒被杀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狂热慢慢降温，所有的历史学家，包括天主教史学家，都对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表示，以现在的视角，着实难以理解当时的精神状态。
事实上，在当时，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阵营中激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狂热。菲利普二世在得悉此消息后，高兴得语无伦次，法国国王所收到的祝贺之多，堪比其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
尤其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更是难以掩饰喜悦之情。为纪念这一欢乐时刻
，他令人铸造一枚奖章，点燃两堆节日焰火，鸣响火炮，举办庆祝集会，并召集画家瓦萨利（Ｖasari）在梵蒂冈的墙壁上描绘杀戮的主要场景，随后还差遣一位使节前往法国面见国王，对其这一壮举大加褒奖。有了这些历史细节，人们方才懂得信仰者的灵魂到底是怎么回事。雅各宾分子在大恐怖时期
的精神状态和格列高利十三世的精神状态相类似。
面对这样的大屠杀，新教教徒们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也取得了收获，到了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向他们做了让步，颁发《博利厄敕令》（ Editde Beaulieu ），允许他们自由集会并掌控八个要塞，而且在议会中，天主教和胡格诺教各占一半的席位。
被迫所做的让步根本无法持久。吉斯公爵（duc de Guise）领头组建了天主教同盟，战斗继续进行。但是战争不能无休无止。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
Edit de Nantes
）并宣布放弃新教信仰
，冲突因而告一段落，双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平安无事。
冲突得到缓和，但并没有结束。到了路易十三时代，新教教徒们又不安分起来，黎塞留被迫于1627年围攻拉罗歇尔（La Ｒochelle），造成15 000余名新教教徒死亡。随即，政治抱负远大于宗教抱负的这位枢机主教对新教教徒又变得极为宽容。
但这种宽容无法长久。对立的信仰，一旦一方感觉有实力支配另一方，那么在对峙时便会不惜余力地毁灭对方。在路易十三时代，新教派从多数派变成了实力最弱的一方，于是便高挂免战牌，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此时的新教教徒人数大概在120万人左右，拥有600多个教堂，有700名左右的牧师负责管理。法国领土上出现的这些异教徒，让天主教士难以容忍，人们用各种手段对其加以迫害，但是效果甚微，于是路易十四于1685年使用龙骑兵对新教教徒加以迫害，造成大量新教教徒死亡，依然无果而终。需要采取一些一劳永逸的手段。在教士以及博絮埃（Bossuet）的压力下，《南特敕令》被废除了，新教教徒被迫要么改变信仰，要么离开法国。这种凄惨的移民持续很长时间，据称，这让法国人口减少40万，减少的这些人都是极为刚毅的人，因为他们毅然听从信仰的召唤，而不是利益。
如果仅从宗教改革运动这一段灰暗的历史来看待宗教革命，就会认为宗教革命都是灾难。但宗教革命并非都是如此，其中也有极大促进文明进步的宗教革命。
宗教革命赋予一个民族一个道德体系，往往会极大促进其物质力量的发展。穆罕默德建立起的新信仰，将那些弱小的阿拉伯部落改造成为了令人生畏的民族。
新的宗教信仰不仅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得到统一，它还可以显著改变一个几乎不可改变的事情：一个民族的情感。这是任何哲学、任何法典都无法做到的。
人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的宗教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推翻了异教，用一位来自加利利（Galilé）平原的神取而代之———观察到这一点。新理想要求人们放弃全部的尘世之乐，以寻求天堂中永恒的极乐。这样的一种理想很容易被奴隶、穷人、不幸的人所接受，因为他们此生已经没有了幸福可言，于是人们给他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以替代眼前毫无希望的生活。清戒的生活容易被穷人所接受，但富人也可以接受。这点展现了新信仰的力量。
两千多年来，基督教革命不仅改变了德行，它还给文明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种信仰成功了，文明的所有因素自然就要立即适应这种信仰，文明很快也就被改变。作家、文人、艺术家、哲学家，只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表现新信仰的思想而已。
一旦某种宗教或政治信仰取得成功，理性便对它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但信仰总是念念不忘去阐释理性、证实理性并强加理性。在摩洛克神（Moloch）时期，可能会有诸多的布道者、神学家在论证以人祭祀的作用，这与人们赞誉宗教裁判所、美化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及大恐怖时期的屠杀如出一辙。
不要过于指望持有坚定信仰的人能够有多宽容。只有古代社会里那些多神论者才拥有宽容心。现代社会里讲究宽容的国家是认可多神论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在这些国家里有着不计其数的宗教派别。同一个名称的诸多教派，其信奉的神也是五花八门。
繁多的信仰，成就了宽容，成就了弱势的信仰。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解的心理学问题：如何在坚持宽容的同时又能坚持信仰。
上述资料表明了宗教革命的巨大作用以及信仰的力量。尽管其理性价值不值得一提，但宗教革命塑造了历史，避免了没有信仰、没有力量的民众成为一盘散沙。人类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信仰，以便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任何哲学都不能替代这些革命。
不少现代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一个世纪以来都在不停地闹革命。这些革命都有迅捷和易举的特点，而受攻击的政府都是被推翻的命运。
迅捷意味着精神传染的快速，这得归功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政府的弱势让人惊讶。这意味着政府理解力和预判力完全失效以及对自己能力的盲目自信。
而轻而易举地让政府轰然倒塌并不新奇。这在历史上不止出现一次，被推翻的不仅有作为宫廷谋反牺牲品的君主专制政府，还有借助新闻界和舆情监测机构而熟知情况的政府。
在这些瞬间倒塌的政府中，最令人称奇的是由查理十世的敕令
引发的倒台。众所周知，这个君王是在四天之内倒台的。他的内阁根本没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当国王外出狩猎时，他对于巴黎的平静局势是非常放心的。军队对其也是毫无敌意，一如路易十六时代，但是指挥混乱的军队却被若干叛匪一击即溃。
路易 － 菲利浦的垮台是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位君主并没有像查理十世那样遭人痛恨，垮台并非由于其执政的鲁莽，而是由于一件不起眼的极易被扑灭的骚乱所致。
历史学家不明白的是，一个稳定的政府，且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居然可以被几个闹事者推翻，于是很自然地将路易 － 菲利浦的垮台归结为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垮台的真正原因就是负责保卫他的将军们的无能。
这是为人们所知的教训最为深刻的例子之一，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博纳尔（Bonnal）将军对这个事件研究得极为透彻，基于一位见证人———埃尔兴跟（Elchingen）将军———的记录。36 000人的军队当时就在巴黎，但是无能且胆怯的将领却不让调用军队。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条接着一条，最终便是禁止向群众开枪，且允许群众和士兵混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的。骚乱最终兵不血刃取得胜利，国王被迫退位。
博纳尔将军用大众心理学的研究来分析前述的例子后指出，导致路易 － 菲利浦下台的骚乱是多么容易被制止。他还特别提到，如果将领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一小股军队便可以阻止叛乱分子进入议院。而由君主主义分子组成的议院肯定会拥戴巴黎伯爵为国王，其母摄政。
类似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革命中。
这些事实表明了不起眼的小事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由此，人们应不必过于在意历史的一般规律。没有导致路易 － 菲利浦下台的骚乱，我们便可能不会有1848年的共和制，没有第二帝国，没有色当战役，没有侵略，也不会丧失阿尔萨斯。
在我刚刚说到的革命中，军队对政府没起到任何作用，不过也没有调转枪口对付政府。一般而言，都是军队进行革命的，如葡萄牙和土耳其。发生在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不计其数的演变便是借助军队实现的。
借助军队进行的革命，新的执政者通常也在军队的操纵下倒台。我之前曾经谈及罗马帝国末期，那时，皇帝们都是被士兵所推翻。
同样的现象经常出现在现代社会。关于希腊革命的一段报道描述了政府被军队操控后的结果。
“一天，有80名海军军官宣布，如果政府不解除他们指控的领导人职务的话，他们便要辞职。而另一天，一群租种属于储君的分成制租田的农业工人群起要求瓜分其田地。海军抗议的是对索巴斯（Ｚorbas）上校的提拔。索巴斯上校在与上尉泰帕尔多斯（ＴyPaldos）进行了一周的谋划后，与议院主席展开对等的谈判。与此同时，市政联盟对这些海军军官加以斥责。一名议员提议，应以敲诈罪名来处理这些军官及其家属。当指挥官米亚乌里斯（Miaoulis）朝造反者开枪时，原先受泰帕尔多斯指挥的海军士兵们，便开始履行职责了。这不再是伯利克里（Périclès）以及地米斯托克利（Ｔhémistocle）时代的那个和谐的希腊，而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亚格拉蒙营地（CamP d’Agramant）。
”
没有军队的帮助，一场革命是无法成功的，或至少军队要保持中立，最常见的是军队没有参与，运动便开始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就是如此，紧接着是1970年推翻第二帝国的革命，起因是在色当战役中，法国战败投降，令法国人蒙羞。
大部分的革命都发生在首都地区，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但这并非一成不变。如大家知道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布尼塔尼、法国南方就曾群起造反来对抗巴黎。
在前文列举的多数革命中，政府的消亡是由于其懦弱，最后一触即溃。
俄国革命告诉我们，一个政府要坚决捍卫自己，才能最后赢得胜利。
对于一个政府而言，革命永远都不是最可怕的。由于在东方遭受到巨大失败以及旧制度长期暴虐的统治，所有的社会阶层，其中包括
部分军队和海军，都揭竿而起。铁路、邮局、电报都纷纷罢工，导致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各主要地区间的交通、通信基本中断。
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阶级，他们也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宣传。农民的命运非常凄惨。在沙俄农村村社组织米尔（Mir）体制下，他们只能耕作土地但无权获得土地。政府决定通过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方式来与这个人口众多的阶层实现和解。一些特殊的法律出台了，如强制地主出售给农民其拥有的部分土地，并专门成立一些银行，负责借贷给购买土地者必要的资金来支付土地款。而所借款项可以用其出售的作物款以按年缴付的方式来偿还。
在确信农民保持中立之后，政府开始与焚烧城市、向人群投掷炸弹、打仗残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作战。所捕获之人一律处死。这种屠杀是自人类有史以来保护社会免遭反叛者摧毁的唯一办法。
获胜的政府还明白，必须要满足国家开明人士提出的合理的要求。于是政府建立起了议会，让其负责起草法律、监督开支。
俄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所有原来的支持都接二连三地失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是如何凭借着智慧和决心战胜最大的困难的。公正地说，政府不是被推翻的，而是政府选择了自杀。
政府几乎总是在与革命做斗争，而不是闹革命。体现着时代需求和民意的政府，它们总是在追随改革者而不是引领改革者。
某些政府想开展一些激进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有时会导致革命的发生。改革的成功和失败取决于民族意识的稳定与否。
当一个民族是由半开化的部落组成的时，没有固定的信仰，也没有强大的传统，也即没有现成的民族意识，政府对这样的民族强加一些新的制度往往会取得成功。这就是俄国在皮埃尔大帝时代（Pierre le Grand）的情形。为人所知的还有俄国是如何利用自身半亚洲、半欧洲的俄罗斯人的力量进行欧化的。
日本是另外一种情形，革命是由政府发起的，但革命的对象是技术而非灵魂。
只有一个极为强势的、一个极具天赋的独裁君主方能成功地或部分成功地完成下列任务：改革要顾及全体人民。此处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专制君主是革命的，而百姓是保守的。通过仔细观察，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民通常都是非常保守的。
失败不过就是这些改革企图的代名词。无论这些革命是从社会高层还是从底层发起的，它们都不会改变一个长期保持稳定的民族的灵魂。它们仅能触及已被岁月侵蚀的随时会崩塌的东西。
对一个政府而言绝难做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对此，实际上是中国做了最有趣的尝试。中国政府原本想强行推动改革，在中国进行改良，但改革却引发了不满，不满导致了革命，革命进而推翻了封建王朝。禁烟、禁赌、改建军队、兴办学校导致税赋增加，这一点和改革本身一起，成为舆论责难的目标。
几位到欧洲留过学的中国学者，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人民起来抗争并宣布成立共和。但对于这个制度，中国人却毫无概念。
这个共和必然不得长久，因为推动共和的不是一个进步的而是反动的运动。对于接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共和”就等于“摆脱长期以来一切限制、法律、规则的桎梏”。他们剪辫子、戴鸭舌帽、自诩共和党人，认为由此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了。这与一部分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共和这一理念的理解是一样的。
中国很快便看到了一个社会在失去了其日积月累搭建起来的骨架后所变成的样子。经过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后，中国必得要重新建立起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的暴虐必然要远胜被推翻的旧体制。科学没有为中国找到一根能让一个无纪律的社会存在下去的魔棒。当然如果有这样一根可以代代相传的魔棒，也就无须苦苦相求而不得了。在人们宣泄着原始的本能，摧毁祖先苦心构筑起来的堤坝之后，也唯有通过一种暴政才能恢复这些堤坝。
土耳其的经历和中国类似，可以作为佐证来证实上述断言。几年前，一些在欧洲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并满怀憧憬年轻人，在几名军官的帮助下，成功地推翻了一位残暴的让人无法容忍的苏丹
。在接受了我们强大的拉丁信仰———对制度的神奇力量的信仰———之后，他们想要在一个被宗教仇恨弄得四分五裂的、种族众多的、半开化的国家里，建立起代议制政府。
这种尝试前景很不乐观。改革的倡导者应当注意到，尽管他们十分宽容，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用一些与被推翻的体制相近似的方法来管理国家。他们无法废止不经法定审判程序的死刑，无法制止对基督教教徒大规模的屠杀，也无法根除任何弊端。
指责他们当然有失公允。事实上，他们无法改变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狂热宗教信仰的民族，在这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穆斯林按照自己的法典来治理他们信仰的圣地是合情合理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难以撼动，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有点像是立宪体制的君主专制形成了，它和旧体制没什么大的差别。类似的尝试形成了这样一个范例：在改造民众的灵魂前为其选择体制是徒劳的。
前面我们谈到了稳定的民族意识的作用，由此，大家知道一个存续已久的现成的体制的威力有多大了，如以前的封建君主制。君主很容易被谋反者推翻，但是谋反者却无法推翻君主所象征的那些定律。拿破仑下台后，其替代者不是他的血缘继承人，而是国王的继承人。后者身上代表的是一个古老的定律，而拿破仑的儿子只是那些尚未固化在灵魂中的理念的化身。
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位要多聪明就有多聪明的部长，无论他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都鲜有推翻其君主的。俾斯麦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位伟大的首相独自一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而他的主子，仅仅对他动一动手指便就让其滚蛋了。面对受到舆论支持的一个定律，人是那么无足轻重。
由于种种原因，以政府为化身的某个定律会和政府一道消亡，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并非社会一切的组织因素都会同时消亡。
如果只知道法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动荡不安，就会认为法国是处在一个极度的无政府状态下。但法国的经济、工业和政治领域却与之相反，表现出一种连续性，似乎和所有的纷争以及体制无关。
在历史所关注的重大事件以外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书本都不屑去谈论它们。它们都是被迫在眉睫的大事所左右着。但它们的集合体构成了一个民族其生活真正的骨架。
不过，对重大事件的研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名称频繁变化的法国政府，而对日常小事的研究则与之相反，它证实了法国政府实质上几乎没有变化。
一个民族真正的引领者是什么?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能是国王和大臣，但从每日生活中的小事来看，则没他们什么事。一个国家真正的引领力量，是非人为因素构成的行政机构，它们不受体制更替的影响。它们是传统的守护人，虽不显山、不露水但却连绵不绝，构成了一种隐匿的权力，其他的一切都得向它低头。这种权力的作用正如本书要分析的那样：形成一个隐匿的国家，要比形式上的国家更为强大。法国就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并逐渐过渡到由一些官僚和职员管理国家的阶段。研究革命史越多，人们就会越发感觉到，革命更替的只是表面。进行革命很容易，但改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却非常难。
对历史中某个特定时刻的某一个民族的认识，既包括对其环境的认识，也包括对其过去的认识。理论上可以否定这个过去，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和如今很多的政治家所做的那样，但在行动上却是无法摧毁这个过去。
在数百年来逐渐积累构建而成的过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情感、传统、偏见，它们构成了民族的灵魂，民族灵魂产生了民族的力量。没有它，就没有进步可言。每一代新人都需要重新开始。
构成民族灵魂的一系列东西，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的情况下才是稳固的，但是这种稳定性不应当过分，否则就没有韧性可言了。
没有了稳定性，祖先的灵魂就没有了任何依托；而没有了韧性，灵魂也就无法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而导致的环境的变迁。
民族灵魂若有过度的韧性，便会导致人民进行无休止的革命。而过度的稳定性则会导致没落。因为长期的过于稳定，人类会变得无法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人类这样的生灵就会消失。
鲜有民族能够在这两个相反的特征———韧性和稳定性———之间达到一个恰好的平衡状态。古代的罗马人和现代的英国人可以说是在这个方面做得最好的两个民族。
灵魂过于稳定的民族，其革命往往是最暴力的。他们不懂得慢慢演化并适应环境变化的道理，当发现这种适应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因而不得不强行适应。
获得稳定性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一个民族的历史往往就是一部讲述其长期努力获得灵魂稳定性的记述。如果这个民族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它便是一盘散沙，既没有凝聚力，也没有战斗力。在经历了罗马帝国后期的入侵之后，法国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塑造自己的民族灵魂。
最终法国拥有了自己的民族灵魂，但是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灵魂却变得过于僵化。如果民族灵魂再多一点韧性，那么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就会与其他地方一样，慢慢地发生改变，这样，我们也就可以避免依靠代价高昂的革命及其结果来重塑我们民族的灵魂。
前述思考呈现了民族在动荡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了同样的革命为何在不同的民族中产生的结果迥异，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在有些民族中受到追捧，在有些民族却备受冷遇。
当然，作为一个极为稳定的国家，英国也发生过两次革命，并让一位国王送了性命
，但是盛放其精神骨架的模具却是既稳固而又不乏弹性。由于稳定，过去的所获可以得到传承；而有弹性，则就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样的模具进行调整。英国从未想过在理性的招牌下用摧毁祖先遗产的方式来重建一个新社会，这只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那些人的所为。
A索雷尔（ASorel）写道：“法国人鄙视他们的政府、厌恶他们的教士、仇恨他们的贵族，奋起反抗他们的法律；而英国人却为他们的宗教、宪法、贵族政府和上议院感到自豪。这些东西一如气势磅礴、哨楼林立的巴士底狱，英国人在其庇护下，在英国骑兵的保卫下，傲视欧洲，指点欧洲。英国人承认，在他们自己的宫殿里，人们也为这些东西的控制权在争吵，但却不要外国人来染指。”
民族对自身命运的影响还清楚地体现在美洲那些西班牙共和国里所发生的无休止的革命上。这些国家的人口是由混血儿或者说是由遗传特征各不相同的个体构成的，其祖先的特征业已荡然无存，因而这些人口没有民族灵魂，也就没有任何的稳定性。一个混血的民族始终是难以统治的。
如果人们想确切地知道种族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上的差异，便需要研究被两个不同的种族接连管理过的同一个国家。
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事件。古巴和菲律宾最近发生的事件则令人惊异。菲律宾则刚刚由西班牙人殖民转由美国人殖民。
人们知道，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古巴的贫穷和混乱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而在这个岛国被美国接手后几年间又繁荣到了何种程度。
同样的经历在菲律宾重现，其时的菲律宾已经被西班牙君主统治了几个世纪。但该国最终仍是一个巨大的沼泽地，那儿各类传染病肆虐，既没有商业也没有工业，人民生活悲惨。在经过美国治理的几年后，这个地方完全变了样，疟疾、黄热病、鼠疫、霍乱消失了，沼泽干涸了，有了铁路、工厂、学校。十三年间，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依然不懂得“民族”二字的深刻含义、不知道一个民族其祖先的灵魂的作用大到何种程度的历史学家们，可以看看这些例子。
在一切革命中，人民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但绝非人民发动、人民指挥着革命。它的作用取决于领导人。
当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有些百姓便自发起义，正如人们最近在香槟地区看到的那样。一场地方性的运动就是一场骚乱。
当领导人极具影响力时，那么革命便容易发生了。巴西和葡萄牙就是最新的例子。但是新的思想要想深入人心，还需要漫长的时间。通常，人们认同一场革命，但却不知为什么，当人民有幸明白了这个为什么之后，那场革命早已结束了。
人们之所以进行革命，是因为有人鼓动他们去革命，但对革命领袖的思想知之甚少，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揣摩革命，他们与革命发起人对革命的认识大相径庭。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789年的大革命，其真实的目的是用资产阶级的统治来代替贵族的统治，也即用有能力的新精英分子替换业已变得无能的旧精英分子。
革命起初的这个阶段无关人民的事。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已经明示天下，但只体现在选举代表的权力上。
百姓目不识丁，他们不奢望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在社会阶梯上攀爬，也丝毫感受不到与贵族平起平坐的意义，他们本来也不想这样，人民的看法和利益都与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极为不同。
国民公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促使国民公会把人民牵扯进来。人民在其中越陷越深，资产阶级大革命很快演化成为一场人民革命。
一个没有力量的思想，只有依仗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才有所作为，为了打动人民，资产阶级理论思想变成了一种清晰的新信仰，它带有明显的功利因素。
这种转变是迅疾的，当人民听到眼前被视作政府的那些人对它保证说人民翻身做主人后，自视为受害者的人民大众便开始洗劫、纵火、屠杀，并自以为在替天行道。
革命定律的巨大力量在于释放出被传统、法律、环境长久压抑的原始野蛮的本能。
于是，所有的社会约束日渐坍塌。民众体味到了拥有无限权力以及追捕、洗劫前主人的快感。成了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民众，还会有什么不敢干的?
“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是信仰的真实体现，也是大革命之初的向往，但很快它就成了掩饰大众真实动机的冠冕堂皇的词，如贪婪、嫉妒以及仇视高高在上者等，这些动机是任何约束都无法抑制的。这也解释了为何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法国就落入无序、暴力和无政府的状态之中。
自大革命从资产阶级蔓延到人民大众阶层之时起，大革命便不再是理性支配本能，而是相反，成了本能竭力去支配理性。
本能对理性的胜利有着合法的借口，但这是一种可怕的返祖现象。社会的一切努力———依靠传统、习俗以及法制对遗传下来的人的动物本能和原始兽性进行抑制———是实现社会延续不可或缺的。对这些本能的抑制是可以实现的———一个民族对其本能的抑制越强，文明程度就越高，但却无法摧毁本能。诸多因素皆可轻易将其激活。因此，放纵民众的激情是很危险的。一如滔滔洪水，一旦越过河床，如不进行大肆蹂躏，它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里瓦罗尔（Rivarol）
在大革命之初便说过：“这不是对群氓进行启蒙的世纪，这场撼动一个民族之根基的大革命是一场不幸。”
大众心理学的规律表明，没有领导人，人民是无所作为的，人民是因听信怂恿而信心满满地大规模地投身革命的，但他们绝不会成为所参与的运动的领导者。
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会有领袖忙碌的身影。他们不创造革命赖以为继的思想，只用这些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思想、领袖、军队和群众构成了一切革命的四要素，且各有各的作用。
群众在领导人的煽动下，成群结队地行动起来。他们就像是一发发本身没有力量但借助火药的力量洞穿钢板的炮弹。群众很少明白自己参与的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心甘情愿跟随领袖，甚至连自己到底图什么都懒得去想。只是因为查理十世颁布了几项敕令，他们便推翻了查理十世，但对查理十世所颁布的敕令的内容却是一无所知，若问他们后来为什么又要推翻路易 － 菲利普，他们肯定会一脸茫然。
包括米什莱（Michelet）、奥拉尔（MAulard）等诸多学者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认为人民是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
米什莱说：“大革命的主力是人民。”
奥拉尔写道：“关于法国大革命是由几个精英人物、几个英雄发起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认为，从1789年到1799年这段时期的经历来看，没人能够独自左右事件的进程，无论是路易十六、米拉波（Mirabeau），还是丹东、罗伯斯庇尔，他们都无法做到。法国人民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英雄这点还用说吗?只要看看法国人民是组织有序还是群氓便知。”
柯钦（M.A.Cochin）在其最近的一本书中，对人民的作用的看法更是偏激。
米什莱说的没错，这是个奇迹。对大革命了解得越多，就越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五年间，无领袖、无法律的人民，似群氓，然其指挥、管理及其一言一行，都带着干练、连贯，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整体。无政府状态也让溃败中的秩序派大开眼界……2500万人，在三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形同一人。
如果人民步调一致的行为正如作者所设想那般是自发的话，那无疑是个奇迹。奥拉尔自己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谈及人民时，也小心翼翼地说到，人们处在群体之中，群体可能受到一些人的领导。
“后来，是谁巩固了国民团结?谁拯救了遭受复辟反攻的以及被内战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是丹东?是罗伯斯庇尔?是卡尔诺（Carnot）
?”诚然，这些人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法国的完整得以维护，法国的独立得以确保，都是仰仗以人民公社和协会组织起来的法国人团体。是市镇的及雅各宾派的组织击退了欧洲反法联盟。不过在每个团体中，若仔细观察，都可找到2～3个能力出众的人，他们无论是领导者或是被领导者，在工作中，都透着一种领导的气质，人们称之为领导人，在我们看来（如细读人民协会的会议记录便知），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其团体而非其自身。
奥拉尔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一切团体都由“一场理性和博爱的运动”而生。在这场运动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自发的成分。遍布法国的数千个小俱乐部，唯一接受的便是来自巴黎雅各宾总部的号召，并且心甘
情愿任其差遣。这就是事实原貌，有人只是出于对雅各宾主义的迷信而不愿承认罢了
。
为了解释某些理论概念，人民已被升华成为一个神秘的群体，它集一切权力及一切德行于一身，政治家们对其赞不绝口、恭维有加。但通过对人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对人民的这种概念还需要三思。
无论是当年还是如今的雅各宾分子，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体有一种至上的特性，拥有只有神灵才有的属性，它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担当，也从不犯错。人们对其只有膜拜。人民可以烧杀抢劫，可以犯滔天罪行，它可以在今天把人捧上天，而明天又将其贬得一文不值，但这都没关系。政治家依旧不停地歌颂它的德行、它的大智慧，并把人民的每一个决定都奉为圭臬
。
这个神秘的偶像般的群体，一个世纪以来备受革命者推崇，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这个群体可以被分解为两个迥异的类别。第一类由农民、商贩以及各类工人组成，他们需要安宁和秩序来从事生产。这一类人占了人民的多数，但却是一类绝不想革命的多数。他们只想平静地过日子，因而被历史学家忽视。
第二类人是由一群在犯罪意识支配下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边缘人组成。他们因酗酒和贫困而堕落，成了小偷、乞丐、一文不名者和没本事的失业工人，他们组成了起义军中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是国家一切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
因害怕惩罚，这类人中的大多数在平时都是老老实实的，不过，一旦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他们罪恶的本性便暴露无遗。
让每一次革命变得血腥无比的大屠杀就是由这群阴森恐怖的乌合之众所为。
这类群氓军人，在其头目的带领下，不断冲击主要的革命议会。这群捣乱的军人没有别的想法，只想着屠杀、抢劫、纵火。他们完全不把革命原则和理论当回事。
通过精神传染，并受到运动的吸引，一群游手好闲且无所事事的人又加入到这群来自人民最底层的群氓中。听到别人高呼口号，他们也跟着呼喊口号，看到别人起来革命，他们也跟着革命，但他们却连喊口号、闹革命的最基本的目的也一无所知。这是受氛围感染的随大流、凑热闹行为。
这群心存歹念且不安分的人，却是自古至今一切义军的核心分子，是演说家们唯一看上眼的人，也是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人民。实际上，这里的至高无上的人民正是由梯也尔
（Ｔhiers）口中的群氓构成的。
梯也尔说：“自从塔西佗目睹了群氓们为皇帝们的暴行欢呼雀跃的情形之时起，群氓卑劣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这些野蛮人在社会底层繁衍生息，随时准备响应权势的召唤。他们以其累累罪行让社会蒙羞，让一切建树都背上骂名……”
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的社会底层人口，其恣意妄为的时间有在法国大革命中那样持久。
自野蛮的大众没了约束伊始，也即自1789年起，早在国民公会之前，
大屠杀便已开始了。大屠杀手段的残忍令人发指。在
“
九月大屠杀
”
事件中，人们用马刀一刀一刀地割着囚犯们的肉，这样做既延长了囚犯们的痛苦，又让目睹这惨绝人寰的情景的旁观者们感到莫大的快乐。
类似的情景在法国屡见不鲜，甚至在大革命之初也是如此。对外战争等任何借口都不足以来为此类暴行开脱。
从5月份到9月份，一系列的纵火、谋杀、抢劫等，让法国血流成河。鲁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都相继落入群氓之手，泰纳（Ｔaine）记录下了发生在上述地方的120个事例。
特鲁瓦市市长的双眼被用剪刀挖出，并在被折磨几个小时后死去。龙骑兵上校贝尔曾斯（Belｚunce）被活活剁碎。很多地方，都可见到受害者的心脏被剜出后挑在矛尖上招摇过市的情形。这就是束缚底层民众的体系被轻率解除后，群氓们在原始兽性不受控制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这些暴行得到姑息的原因，就是政治家们要迎合他们以便从中获益。可以设想一下，在那一刻，这数千人融合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残忍的、偏激的怪兽，其状恐怖，连世上最嗜血的暴君都难望其项背。
然而这群暴戾而残忍的人，一旦遭遇到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又会变得极其乖巧。这群人的残暴是无边的，他们的奴性也是无边的。所有的专制者都对其大加利用。而恺撒一类的强人，如卡里古拉
（Caligula）、尼禄（Néron）、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或布朗热（Boulanger）等，则是这群人的偶像。
除了这群在革命期间发挥主力作用且具有破坏性的群众之外，剩下的便是之前提及的只想过安稳日子的真正的群众。他们有时也会从革命中受益，但绝不想革命。革命理论家们对其知之不多，也不看重他们，觉得他们从骨子里就是传统且保守的。但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并且始终如一、尽其本分。由于胆小、恭顺，因而极易为领袖所左右，并在其影响下，一时间也可以做出疯狂之举，但在传统力量的约束下，他们很快又会回到正轨，这就是他们很快厌恶革命的原因。其固有的传统意识促使其在无政府主义成灾时站起来与之对抗，并找寻一位带领他们重建秩序的领袖。
这样的人民并没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也没有复杂的思想，他们温顺且本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府其实十分简单，就是一种极类似独裁的政府。自希腊雅典共和国至今，在无政府状态结束之后总是一成不变地出现这种形式的政府，个中原因恰是如此。在第一次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波拿巴独裁政府受到了广泛欢迎；第二次大革命后也是如此，尽管一片反对声，但四轮全民表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均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及皇帝，借助公民表决，他的政变还合法化了，法兰西帝国由此得以顺利建立，一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前，他的统治都是合法的
。
无疑，人民在这些事件中受到了蒙蔽。但若没有这些导致混乱的革命伎俩，人民也不会去想办法来摆脱这些混乱。
要想弄清楚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本章所提及的事件是不应被忽视的。人民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又极为不同于传闻中的那样，但传闻能给人以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