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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发明的时代，也是一个对知识要素进行修正的时代。首先应承认，没有任何一种现象其初始原因是现在可以探究的。科学对先前的结论加以核查，并察觉到了其中的不足。科学如今认识到其陈旧的规则正在被逐步淘汰，机制也失去了其功能，不久前还是世界基础的物质，如今成了各种转瞬即逝的力的受体。
尽管历史用推断的方法使其免受过于严厉的批评，但历史并不能逃避这种广泛的修正。没有哪个历史阶段，当人们在谈到它时，可以说它是千真万确的，以前言之凿凿的事都受到了质疑。
和对其他事件的研究一样，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们的分析，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可以说是结束了，大革命的面貌可以说是非常清楚了。除了做些细节上的修正，对大革命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对大革命如何评判，反倒让那些最为坚决捍卫大革命的人开始犹豫起来。之前的坚信不疑变成了有待商榷。对大革命的立场和信念动摇了。有关大革命的最新描述反映出了这种迷茫。但描述过后，人们却越来越难以下结论。
不仅这个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被大加议论，人们甚至疑惑，取代旧体制的新律法是否可以凭借文明的进步自然形成而无须暴力。大革命的所获似乎与当时付出的代价不相称，也和大革命远期的历史成果不相称。
有几个原因促使对这段悲惨的历史进行修正：一是时间让情绪恢复了平静；二是众多的资料慢慢地公布于众；三是人们学会了独立分析这些资料。
但对我们的观点影响最大的或许是现代心理学，因为它可以直入分析人心和行为的动机。
在可用于历史分析的心理学发现中，要重点提及的有：对先辈行为的深入了解，发动群众的规律，性格分裂的实证，精神的传染，信仰在无意中的形成，不同逻辑形式之间的差异。
实际上，在这本书中运用的心理学手段还不仅于此。历史学家通常还停留在分析研究资料的阶段。但仅心理学便足以激起我刚刚谈及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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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革命民族命运（例如信仰的产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时候非常难以解释，以至于只能对其进行观察。
自我进行历史研究以来，让我无从下手的某些重要现象常常令我惊异不已，尤其在涉及信仰产生的时候。让我感受较深的是在阐释它们时总是缺少某个关键点。理性已竭尽全力了，不能再指望它会带来什么，人们应当寻求其他的手段来弄清楚它无法阐释的东西。
这些重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辞辛苦追寻业已消失的文明遗留下的蛛丝马迹也无法弄清楚这些问题。
经过苦思冥想，最终我意识到该问题是由一系列先前单独研究过的其他问题构成。这也是我二十年所做的事，其结果已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做过表述。
首先就是探索民族演化的心理学规律。在已经明确了历史的民族———也即缘由历史偶然因素形成的民族———最终获得像解剖学特征一样稳定的心理学特征之后，我便尝试着解释那些民族是如何改变其制度、语言和艺术的。与此同时，我还要探究在突发的环境变量的影响下，为何个体的性格可以彻底垮塌。
在由民族构成的稳定的集体之外，还存在着临时的动态集体，我们可称之为大众。伴随着大众的集结，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随之发生，大众具有的特征，与组成大众的个体的特征绝对不同。这些特征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演变的?我在《大众心理学》
（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中对这个新问题做了探究。
在这些研究之后，我便觉察到有一些因素被我疏漏了。
但这仍不是全部。在最重要的历史因素中，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信仰———这些信仰是怎么产生的，它们真的是理性和意志的产物?是长期教育出来的结果?还是无意识形成的?它与理性毫无瓜葛吗?我在另一本书《观点和信仰》中对这个难题进行了研究。
在心理学认为共同的且自愿的信仰仍然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在已证实信仰通常都是非理性的以及非自愿的情况下，我便可以对这个重要问题给出答案，为何信仰在没有任何理据的情况下，可以被各年龄阶层中最有思想的人轻易接受?
历史问题的解决耗时数年，至此已真相大白。我的结论是：相对于引领思潮的且被人们奉为思想指南的理性主义逻辑，还存在着多种迥异的逻辑形式如情感主义逻辑、集体主义逻辑以及神秘主义逻辑，通常是它们在支配着理性，并孕育出我们行为的动因。
这个结论一旦形成，我便豁然开朗，原来很多历史事件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人们在阐释这些历史事件时，借助的是一种与它们的发生几乎无关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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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用寥寥数语加以总结的这些探究都曾耗时数年。在感到穷尽这些研究无望时，我不止一次打起退堂鼓，转而做些实验，因为我坚信，实验和真理是并行的，且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片段。
探索物质世界非常有趣，但解读人类更有意思，这是我为何有志于心理学的原因。
从我的研究中得出的某些原则也让我受益匪浅。我坚决将其运用于实例研究，由此，我便被引领着去涉猎革命心理，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心理。
在分析大革命的过程中，我从阅读中获得的曾坚信不疑的确切的观点，大部分都接二连三地被推翻了。
为了解释这段时期，就应像几位历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不必将其看成是一个整体，因为大革命是由一些同时发生的且彼此各不相干的现象构成的。
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心理学规律的产物，它们的发生像齿轮箱一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事件的参与者像是一幕剧中的人物一样，事先都早有安排。每个人说着该说的话，做着该做的事。
这些大革命的参与者也许和一出戏中的人物不同，他们没有研究过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一些无形的力量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早有安排，而且他们似乎也早已知晓。
确切原因是：他们接受这命中注定的安排，但却不解其中的逻辑，因而当事件发生时，他们的惊讶不亚于我们，尽管他们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他们从未想到过有看不见的力量在驱使着他们。他们无法抑制愤怒和懦弱。他们言必理性，声称受到理性的引领，但实际上却和理性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比约 － 瓦雷纳（BillaudＶarenne）写道：“我们所做的决定备受非议，其实在决议前一两天前，我们也未曾想要做出这些决议，仅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这些革命事件并非是不可避免的。看过我们的书的读者知道，我们从伟大的奋斗者身上懂得了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不过他们只能驾驭小部分事件，对于后果难料的事件，他们通常也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家们也知道，在微生物得势前可以杀死它，但当发展到生病之后，他也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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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问题引发热议且人们还为之争论不休之际，我们可以确信，这时的问题还处在信仰的阶段，而非知识的阶段。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言明，信仰原本是无意识的，且与理性无关，它从来就不受理性思考的影响。
大革命作为信仰者的杰作，对其如何评价却非信仰者可为。对其赞誉者有之，诋毁者有之，大革命依旧是一种可全盘接受或拒绝的信念，任何理性逻辑都不曾有此境遇。
一场宗教或政治革命在爆发之初，可能有一些理性的因素作为支持，但随后的演变却只有依靠神秘主义或情感主义等为理性主义所不容的因素方可进行。
既然理性主义逻辑不是规定它的逻辑，那么以这种形式的逻辑来评判法国大革命事件的历史学家也就无法理解大革命。由于这是连事件的亲历者自己都难以洞悉的事件，因而当有人说我们的大革命是一个参与者和阐述者均不懂的现象时，说明他离真相不远了。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如今这样对现在知之甚少，对过去不屑一顾，对未来不加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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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力量不体现在那些陈旧的但仍要传播的原则上，也不体现在其试图建立的制度上。人们几乎不关注那些制度以及学说。法国大革命让法国遭受了一场可怕的内战所带来的暴力、谋杀、废墟、恐怖，并在军事上成功地对抗了欧洲，最终捍卫了自己。大革命之所以声势浩大，是因为它建立起的并非一个新体制，而是一个新宗教。换言之，历史告诉我们，强大的信仰是不可抵挡的。从前，一度无敌的罗马不得不臣服于信奉穆罕默德并受其指引的由牧羊人组成的游牧军队。欧洲的君主们也同样无法抵御在国民公会号召下的衣衫褴褛的士兵。像所有使徒一样，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准备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样建立起来的宗教，有着和其先辈宗教一样的力量，只不过没有它们持久。若不留下一些深刻的烙印和持续的影响，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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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像大革命斗士们那样认为大革命是一种历史的中断。大家知道，为了表明自己的意图———建立一个与过去迥异的世界，他们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并声称要与过去的一切做彻底决裂。
但是过去永远不会消亡。它在我们身上而非在我们身外始终延续着。大革命革新者未觉察到他们自己便是过去的延续，他们巧立名目延续着君主制的传统，旧体制的集权和君主专制反而还得到了加强。托克维尔寥寥数语便证实了大革命仅是颠覆了行将崩溃的体制而已。
可以说，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摧毁什么东西，它反而加速了某些思想的产生，这些思想随后又继续得以发扬。大革命所宣扬的博爱和自由从未受到很多的关注，但是平等却成了福音书，成为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现行整个民主思想演化的基石。可以说大革命既没有随着帝国的来临而结束，也没有随着其后一系列的复辟而结束。在岁月长河中，大革命在缓慢地发展着，继续或大张旗鼓，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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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花了大量篇幅来对于法国大革命加以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讲述大革命的书籍就是传奇故事集，而非真相。它们打破了读者的幻想。
这些传奇要比历史更加生动。不必为此而忐忑不安。对某些哲人而言，了解真相是有趣的，但对于人民而言，幻想似乎更有意思。这些传奇是理想的集合体，这些传奇构成了强烈的行为动机。丰特内尔（Fontenelle）指出，如果没有这些虚幻理念的支撑，人民便将失去勇气。圣女贞德、国民公会的巨擘、帝国时代等，过去的这些辉煌都给失败后消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这些都是父辈们给我们编织的憧憬，憧憬的力量往往要比事实更为强大。梦想、理想或传奇，总之都是不真实的，但它们才是历史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