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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内功
亚洲地区最近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尤其是中国。这个国家的迅速发展和转型，令我们惊讶不已。举个例子，中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企业前往投资，这跟俄罗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磁力的来源在于中国有着12亿多人口，市场体量极为巨大。俄罗斯通过改变政治制度进入了现代世界，中国政府则靠着灵活和现实的开放政策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形态。全球的企业家都发现，评估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有着相当大的战略重要性。
德鲁克教授，我想问问您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有什么样的看法。
1994年9月21日
◎彼得·德鲁克
过去几十年，您在大荣以及另外几家大众零售商那里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是建立了几家大公司而已。通过您的企业，您攻克、解决了40年前一个困扰日本、貌似棘手的核心社会问题：如何将老式的夫妻小店转换成现代化的分销系统，同时又不引起重大的社会错位。我在对话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点，因为这次的对话会有很多问题涉及由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以及技术发展导致的社会错位。您在大荣和日本其他几家零售企业所做的一切，其实是把这些错位视为开展主要业务、解决社会问题的机遇，而这正是我们解决错位问题所需的榜样。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社会错位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变得越来越棘手。
现在，我要谈谈您在信中提出的问题。
我认为，您的第一个问题直指中国及其未来，眼光十分精准。毫无疑问，过去10～15年中国沿海地区及东南亚诸国的崛起，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事件，但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最多。
我们都知道，过去10多年，中国沿海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其发展速度不亚于此前世界任何地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力区。如果能继续保持当前的发展路线，到2000年，那里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力区，产量不亚于日本今日之水平（尽管人口是日本的三四倍）。事实上，从经济实力的角度看，中国沿海地区的崛起完全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性质。
当时（也就是10来年前）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观点，事实上，它也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浪漫发展观”作了必要的纠正。但如今，这个看法出错了。世界经济不再有单一的“核心”，转而形成了多个中心。当然，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便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爆炸性发展，以及更多东亚、东南亚国家，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的快速发展。除了亚洲，拉丁美洲也出现类似的发展，首先是墨西哥突然实现了货币稳定，资本市场走向开放，催生了“墨西哥奇迹”。所有以墨西哥为榜样的拉美国家，也都开始了类似的爆炸式发展：通货膨胀停止了，资本市场开放了。先是智利，接着是阿根廷，而后是秘鲁，其发展速度足可与东南亚诸国一较高下。巴西要实现类似的爆炸式发展，也费不了太大功夫。
这一切之所以显得如此突出，是因为过去10年，发达国家（即“三足”诸国）做得都不太好。我稍后会谈到，日本其实比您想象的干得好很多。照我看来，我上次拜访日本所感受到的普遍悲观情绪，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支持理由。实际上美国也做得比日美两国大多数人想象的好很多。只不过，日美两国都碰到过艰难和动荡时期。西欧真正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丧失了发展动力。尽管如此，世界贸易还跟以往一样飞速发展，甚至发展得更快。世界生产也是如此。
10年前，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照我说，400年来的经济学公理一直是这样：如果发达国家碰上了小伤风，发展中国家就会彻底垮掉。最近10年发达国家碰上了颇为严重的伤风——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很棘手的“流感”。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亚洲，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经济理论对此无法解释，但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世界经济不再像大前研一10年前说的那样完全由“三足”里的经济势力主宰。
中国台湾是一个缺乏天然资源的小岛，如今却成了世界第二大的资本聚集地。中国大陆很快会成为重要的汽车市场，德国大众和日本丰田在此苦战，争夺领先地位。世界最大的室内空调（这是一种高度机械化的产品）制造商，现在落户新加坡。世界最大的标准化微电路芯片制造商则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
应该强调的是，南美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均衡。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签署，墨西哥和美国有许多人都预测，墨西哥的商业和工业将被美国的跨国公司接管、并购。可实际上，墨西哥人反倒打入了美国。过去两三年，墨西哥公司在美国南部和西部的投资远远多于美国企业在墨西哥的投资。在美国南部和西南部，墨西哥企业已经彻底垄断了一些在本质上就只需要小工厂（因为无须运输太远）的生意，比如水泥和玻璃瓶等。
还有一件同样令人惊讶的事实：经过了长达6年的停滞和严重经济衰退，德国的复苏并非始于国内市场的振兴，也并非始于向德国过去的最佳消费国（即加入了欧盟的邻国）出口。它甚至并非来自将德国最优秀的高附加值、高价格工程产品卖给传统客户。德国的复苏来自向亚洲的出口，尤其是向中国。
换句话说，世界似乎是有点报复性地变成了多中心。关于中国的重要性，这是第一件要说明的事情。因为，在世界经济的这一轮全面重组过程中，中国沿海地区成长为一个重大经济实力区显然是其核心事件。
除非中国突然崩溃，要不然，我愿意做出这样的预测：10年之内，我们会看到美国和欧洲出现许多以《中国管理的秘密》为主题的商业图书，就跟过去10年冒出来大量《日本管理的秘密》书籍一样。中国人正在设计一套与众不同的独特管理风格和管理结构。我经常说，日本的秘密在于它有能力将一家现代企业变成一个大家庭。中国管理的秘密很可能在于它能将一个家族企业变成一家现代化的企业。
我认为，过去几年，一股新的经济超级势力在崛起，而且这种势力完全无前例可循，那就是海外华人。他们散布在太平洋两岸的许多地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三个小地方的人口几乎完全以华人为主。此外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占该国人口的30%；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华人的比例更小一些；当然，在太平洋的这一边也有许多华人，比如加拿大温哥华、美国旧金山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地方。这些华人已经成为所在国的忠诚国民，但同时又构成了一张无形的、靠血缘和家族关系维持的经济网。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个家族生存、积累财富的唯一途径。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趋势，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研究。海外华人主要靠着家族关系，迅速建立了许多新的跨国公司，而且往往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金。
曼谷有一家为全世界个人计算机制造商生产零部件的企业，由华人血统的泰国公民拥有并经营。它现在设有11家工厂，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有3家，美国有4家，马来西亚有3家，印度尼西亚有1家。它还打算1995年到欧洲（或许是英国）再新增2～3家工厂。每一家工厂都由所在国公民经营管理。但这些工厂管理者又无一例外都是总公司业主或业主妻子的亲戚。唯一例外的是美国工厂的负责人，那是个德裔美国人，但跟曼谷老总的侄女结了婚。这11家工厂的规模都不大，将来在欧洲开的工厂也不会很大。每家工厂的雇员在100～150人。但加在一起，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供应给全世界每一家主流计算机厂商，市场份额近50%。
海外华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制造商，是资本密集型设备的主要投资者——制造业的工厂、铁路的重建、电信，等等。而海外华人则以“无形的基础设施”为着眼点。他们兴建金融网络。中国几乎没有金融方面的底层结构，故对其有着极迫切的需求。海外华人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中国内陆，以及大都市以外的地区。他们还提供法律基础——没有法律基础，中国便无法发展。
在中国经商的每个人都发现，中国工人很容易培训，但现代经济的真正要害并不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如何培训工人，哪怕时间很短也做得到。真正的要害在于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工程师、会计师、市场研究人员、化学师、冶金师、金融分析师，等等。可这些东西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和人员质量而言，中国远远落后。当时，中国有着12亿的人口，却只有400万的学生能在上完高中后进入更高的教育阶段。美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的1/5，同一数字却为1250万。日本的人口不到中国的1/10，接受高级教育者却至少有500万。再加上时代的影响，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就更少了。
要创造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并不单单只是培训的问题，也不是短短几个月或者几年能办成的。日本从明治初年就开始这方面的努力，可直到明治末年，日本才终于有了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满足本国的需求。这才不过是80年前的事。
海外华人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在这个领域。资金和技术都可以靠海外供应。短时间内，甚至连高层管理人员也能从国外引进。但中层管理者、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却必须是本国人，或者至少来自相同的文化背景。日本、美国或者欧洲没法为中国输送这样的人才。这些人必须自认为是中国人，也能够被别人视为中国人。而这正是海外华人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到的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放眼漫长的历史，虽然从法律上看，中国是一个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国家，但很多时候，也多多少少划分为不同的地方主导力，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经济自治区”。在这些大型的区域性群体中，人们基本上说同一种方言（不管是上海话也好、广东话也好、闽南语也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些地区受中央政府管辖，但对地方事务有相当大的独立控制权。这些地区，每一个都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国”差不多大，每一个都有着极为独特的个性。这是中国历史上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事实上，每当这一模式盛行，中国总是处在最蓬勃发展的时期。
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这个模式转移。如今中国已经出现了5个类似的“经济自治区”，尽管尚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一个出现在东北，另一个在天津附近，上海也有一个，以广州-香港为轴心有一个，最后一个是闽南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
我认为这是中国到2010年时最乐观的发展前景。或者这么说吧，如果这一发展趋势能够和平、和谐地进行下去，不引起重大动荡或灾难，那就更好了。这么说是不是太过乐观呢？
有一点可以预见，甚至几乎可以确定：未来几年，中国将经历剧烈动荡。没有哪个像中国这样迅猛发展的国家能逃过一场大动荡。一如日本，泡沫总会破裂的。过不了几年，我们肯定会探讨中国泡沫经济的破裂——而且中国的泡沫比前几年的日本吹得更大、更胀。那会是一轮短暂的波动，还是会让中国进入漫长、严重的危机时期呢？
中国大陆，尤其是沿海地区，既是当前世界经济最充满前途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具风险的地方。如果中国能成功克服自己面临的巨大问题，便能展现出远超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足可与19世纪末的美国和太平洋战争后的日本一较高下。与此同时，它应对的风险也比我们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大。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出台了任何有效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这对商人，尤其是日本商人，有什么样的隐含意味呢？放弃中国的机会？答案是“不”。忽视中国面临的威胁？答案仍然是“不”。或许，对日本的大企业或者西方的大企业而言，进入中国固然有着很大的风险，但却不能不冒险一试。这是一场赌博，而且，我认为，这场赌博的结局难以判断，胜败皆有可能。事实上，经验丰富的老赌客恐怕会说，在中国成功的概率恐怕不超过三成。
然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制造企业，恐怕负担不起不进入中国（直接投资或合资经营）带来的风险。机遇千载难逢：中国有迅速进行基础建设的需求，尤其是电信业务的需求；市场机遇，哪怕仅限于刚刚兴起的三四亿中产阶级，也都足够大了。与此同时，任何进入中国市场的人都应当意识到，这是一场赌博，赌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而避免政治赌博，又从来都是商场上的最高智慧。
中国的短期未来和关键决策，会在接下来的5～10年内出台，这也许是世界经济和政治里的头等大事。经济繁荣、社会和平的中国，将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欧洲、日本复兴以来最大的市场机遇。
1994年11月10日
◎中内功
您对我的问题回答得非常清楚，合乎逻辑，雄辩有力。它解释了我自己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您说得太好了，我自愧不如。您看，我原想邀请您进行一场热烈的辩论，但您的观点如此坚定，几乎没有反驳的余地。您的来信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信件，给我留下了极其复杂的感受！我希望从这些感受中得到启发，找到合适的途径，坦率地在回信中说清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想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中国。一如您信中所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家在中国的胜算不到三成，但他们又必须意识到，不能不冒着风险到中国做生意。对此我毫不怀疑。
日本的大众媒体最近一直在报道日本本土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企业争先恐后地到中国成立合资企业，签订投资合同。媒体告诉我们，中国为这些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然而，媒体也带给我们一些相反的消息。它们让我们觉得，在中国投资机会固然很大，但风险也很高。我们都知道，大众媒体在这些事情上总爱夸大其词。可不管怎么说，尽管中国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商机，也确实带来了不少令人担忧的风险。如您所说，进军中国是工业化国家许多企业的一场政治豪赌。而大多数企业，此前一直力求避免政治赌博。我们必须记住，失败的概率比成功要高。
因此，一些企业家犹豫不决再自然不过了，他们想等到自己完全看清中国的发展方向后再到当地去开展业务。这样的等待和观望态度在日本商业领袖中也很常见。不过，考虑到中国的情况，没人能批评他们是胆小鬼，丧失了创业精神。
但对于“我们是否应该忽视中国的机会”这一问题，您的答案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不”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到中国去扩展业务。
中国有许多方面的吸引力。日本企业早已意识到这些吸引力，但在它们眼里，中国却似乎只是生产基地或者出口对象。中国作为一个庞大市场所散发的吸引力，是很有必要加以强调的。
这么说的原因之一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算出1991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为1450美元。这个数字约为官方公布数据的4倍。再考虑到中国至少11亿的人口，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每年价值1.6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有人说，以美元计算，199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经济的2%。但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没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至少占全世界的6%，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规模，背后的确存在政治意图。但数字本身并不重要。尽管中国的经济尚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但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确在逐渐走向富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的大众消费必将崛起。
到访过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人，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广东就是其中一例，它依靠中国香港的资金，发展迅猛。和上海一样，广东正逐步从单纯的生产基地转型为巨大的消费基地，成为一个日益膨胀、吸引力极强的商品市场。
我相信，这一消费市场带来的拉动作用，将顺着两河扩展到内陆地区。沿海经济的变化令中国人民听见、看到、理解了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正如您在《成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一书中所说，未来已经初现端倪。出于这个原因，我相信中国的市场拉动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减小。
当然，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只看到一小部分地区的迅猛经济发展就做出积极的赞美，这种观点非常片面，也极为危险。再考虑到您所说的事实，这种观点就更有失偏颇且危险了。
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大约只惠及了中国10%的人口。根据过去的商业经验，我有一种直觉：要让经济发展为其余人口（10亿以上）带去繁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远远不止5～10年，而是几十年。中国政府总说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我们不应当容忍一些工业化国家企业在中国的做法。它们无视中国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涉及人民生计的问题，它们扩大业务只为了一个目的：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在短期内攫取利润。诚然，我们不能否认，日本的地价和劳动力成本都在上涨，生产能力也已达极限。所以，我们很难批评日本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进军中国寻找低成本生产基地。它们的确以短期内赚取利润为目的，但也为中国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收入。
劳动力成本和地价低廉的优势，不只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历史告诉我们，随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些成本优势会逐渐丧失。事实上，工业化国家的企业为寻求更大的优势，还打算扩张到比中国更欠发达的国家，如印度、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我们知道，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向这些国家扩张了。与此同时，一如您在信中所说，有意思的是，一些曾经把生产转移到低薪国家的美国企业，如今又在迁回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没人能断言，如果中国继续依赖专供出口的二次生产，经济发展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要是出现最坏的结果，那么经济发展的好处还没来得及扩散到全国，地区之间的摩擦就浮出水面，失去控制，导致全国的大规模骚乱。过去20年里，我一直是中国的朋友，我很担心中国出现这样的灾难局面。
为了阻止这种可怕的设想变成现实，我们日本企业家应该怎么做呢？您在信中举了一些清晰的例子，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就是要同时改善中国“有形”和“无形”的基础设施。您在信中指出，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已经对工厂、铁路、电信网络等投入了巨大的资本，建设可见的、有形的基础设施。而海外华人则帮忙建设诸如金融网络、流通系统等元素构成的无形基础设施。
我以为，在华日本企业家应当支持海外华人所做的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应当合作发展无形基础设施。这里，我想到的主要是像我这样从事零售贸易的人。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流通网络应用该国人民的资金来建设。本国民众更熟悉国家不同地区生产的产品，知道什么样的流通路线最为高效。这就是为什么我过去总是认为，当地人最容易察觉本国流通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以前还认为，日本人应该尽量避免插手别国的流通事务，因为他们完全不熟悉，无法在中国建立一套合适的流通网络。
然而，多年来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经历，让我在这里建立了许多人际关系。为了回报这些年蒙受的好意和恩惠，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想帮助中国的流通系统实现现代化，为创造共同富裕略尽绵薄之力。几年前，我发起了一个项目，每年邀请5名中国学生到日本流通科学大学（University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Sciences）留学，修读能提供奖学金的项目。我希望让中国的年轻人有机会获得流通方面的知识，等他们回到中国后，能够出力改进当地的流通系统。
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近年来提速极快。赞助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无法再为中国的流通系统现代化施加必要的影响，更跟不上第二产业的发展步伐。我在前面说过，如果中国流通系统的落后本质进一步加大该国各地区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那么，谁也无法保证我们最担心的那一幕不会出现。
我相信，中国要想避免这种最坏的结果，必须让全国人民，而不仅仅是部分地区的居民，都达到一定的物质富裕水平。流通系统若不能尽快现代化，这一目标就实现不了。具体而言，我们必须想办法避免商品过分集中在某些地区。流通系统必须在中国的广阔幅员上全面建立起来，让所有人都能在自己想要的时候，以能够负担的价格，买到任意数量想要的商品。这个目标，和我在日本大力推动的“流通革命”是一样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创造一个现代化的流通结构呢？铁路、公路、港口和流通设施等可见的硬件基础设施似乎已经出现了稳定（尽管略微缓慢）的进步。相比之下，必须建立在硬件上的无形软件基础设施，如物流建设技术、零售商店设计和产品的有效展示方式，则大幅落后。
大荣公司已经决定开始在中国建立零售网点，包括一些偏远的内陆地区。我们打算和中国的同行们一道学习怎么在全国范围内开店。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在日本积累的丰富经验，帮助中国流通系统实现现代化。
听见您赞赏大荣公司及日本其他大型分销商在解决日本流通系统社会失衡方面付出的努力，我倍感荣幸。您还评论说，这些技术同样可以用来解决社会其他方面的失衡问题。我很高兴能从一位我万分敬重的大人物口里得到这样的评价，因为这强化了我“进军中国十分重要”的认识。
我们在中国可能会采取谨慎行事的态度。全国网点尚未建成之前惨遭破坏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然而，作为邻国，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流通的现代化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带来社会的和平，使国家远离战争的蹂躏。
您曾形容流通是“黑暗大陆”。可我觉得，身为企业家，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我有责任帮助中国实现流通现代化。
您对中国问题的答复，加强了我的一种感觉：日本企业高管要为此肩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1994年12月7日
◎彼得·德鲁克
讨论中国的时候，您正确地指出了流通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对此懂得不多，政治家就更少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恐怕更多地来自流通而非生产。发展经济学家讨论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同时，他们也讨论以流通为导向的发展，即发展的经济动力靠国内市场创造。放眼经济史，这三种情况都有先例。以流通为导向的发展和另外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发展业务，还为人带去发展。
投资拉动理论是世界银行50年前提出的，但在20世纪上半叶并未得到证明。尽管我曾是世界银行早期的热心支持者，还曾和最早的两位行长密切合作过，我仍然要这么说。它之所以不管用，是因为世界银行的投资并未产生人力资源。可发展经济，靠的是人，不是钱。世界银行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钢铁厂等生产设施上。这些工厂诚然能生产出钢铁，带来就业岗位，但却不能生产出胜任的工人。反过来说，以流通为导向的发展，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从而也就造就了人力资源和胜任的员工。
在中国，这一点可能尤为重要。中国迫切需要的正是人：这些人有一些创业和经营的经验，还有一些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的经验，等等。中国需要的就是像你们旗下加盟代表那样的人：地方小商人，他们从核心组织得到足够的支持，把自己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同时又能在自己的小宇宙里负起责任。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地方小企业心存疑虑，因为它们难以控制。
在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流通可能会呈现出和其他地方有很大不同的形式。等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我们很可能看到这里出现十多种流通系统，每个系统都以一个大都市区域为核心，自治甚或独立行事。它们的共同点是，要求当地人在当地开店，学会经营，学会做决策，学会管理员工。换言之，就是要通过工作的训练，变成经济发展的代言人。我的意思是，流通不仅是发展的一个要素，更在创造人力资源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当然，这还需要其他一些事情的配合。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套可靠、可预见的法律体系，以及一套相当有效的金融体系。我可以这么说，后一点为日本明治时期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我认为涩泽荣一是日本19世纪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人物。但对中国发展来说，培养人力资源的现代化流通系统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没有它，一切都无法运转。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您对中国发展采取的方法最为周到，也最具可行性。
1994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