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写这篇序言是在1995年3月11日，距离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已经整整10年。这10年里，政治世界沧海桑田，面目全非。经济世界的变化虽然没这么强烈，但也同样重要、深刻、不可逆转。可惜，迄今为止，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太多。

具体而言，第一，在资本主义世界，政府成为暴风的中心，亦是来势汹汹、无法预测的经济和货币动荡的幕后之手——这是40年来“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失败带来的后遗症。1985年之前，“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理论和政策主宰着西方国家。政府造成的这些威胁，尤其是突发的恐慌和经济崩溃，能将人们多年来为经济发展和繁荣所付出的心血毁于一旦——几个月前，墨西哥的情形便是如此。更可怕的是，如此惨痛的后果并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以瑞典和意大利这两个欧洲国家为例，因为政府过度借贷和支出，便落入了同样不稳定的局面，甚至连法国的稳定也值得怀疑。美国近乎孤注一掷，尽了最大的努力减少政府赤字。在各发达国家中，日本虽可算独善其身，没有陷入政府支出无限制扩张和低储蓄的境地，但其政府和政策也岌岌可危。长达40年的稳定宣告结束。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失效掀起了如此规模的惊涛骇浪。“圆高”（指日元升值并高企的货币政策）只不过是小小的警告——比方说，若是中国在通货膨胀失控后经济和货币崩溃，对日本意味着何等后果。

第二，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动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10年，世界经济大发展并未出现在日本、美国或西欧，而是出现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沿海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经历了多年剧烈的通货膨胀和贸易保护主义之后，回到了财政廉洁和自由市场的道路上，表现出近乎爆炸性（尽管也非常危险）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再也没有所谓的“中心”了；小小的中国台湾地区，如今实现了世界第二大的外汇盈余。“超级大国”也再没有了。日本在亚洲的发展上率先领跑。可在真正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高科技行业，比如生物技术、基因遗传、信息技术、软件和新金融方面，日本还显得很落后。美国为自己的制造业做了很好的布局。大部分的美国制造业已足可跟其他任何国家匹敌，连汽车行业也几乎迎头赶上了。而且，在新的发展行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美国获得了几乎无法匹敌的领先优势。可惜，美国在政府财政和储蓄率上表现差劲。

西欧一直无法利用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庞大商机，在所有高科技领域的制造效率方面严重落后，就业局面也堪忧。

第三，组织结构和业务策略处于变动之中。两者都逐渐受到信息化的极大影响，传统的商业组织形式过时了。“雇主”的传统概念，即人们效力的公司解体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临时工，外包日益普遍。在外包过程中，人们与公司“共事”（比如，合作处理数据等），却并不为公司“工作”，不是公司的雇员。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最高级、责任最重大的雇员很少来公司坐班，而是在家里、在住所附近的小型办公室里工作——当然，这个现象在日本表现得还不太明显。

第四，劳动力在迅速变化。就在昨天，大规模生产工厂里的蓝领产业工人尚是劳动力的核心力量。今天，蓝领产业工人的人数就迅速萎缩，重要性自然也大幅缩水。就算仍在工厂里从事蓝领产业工人所做工作的人，也跟从前大不一样。他们是掌握了相当多理论知识的“技师”，而不再是用双手卖力、照料机器换取报酬的人。在每一个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核心都愈发侧重于知识工人，他们不靠卖力赚钱，而是靠在学校或大学里学到的知识。这些人对自己的工作、对工作的管理方式、对自己的机遇和回报有着完全不同的期待。能提高传统蓝领工人工作效率的举措不再适合了，再也无法提高知识工人的生产效率。知识工人对生产力提出了一种性质不同但同样关键的挑战。

第五，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是向知识的转变，因为知识成为了生产的关键资源。

过去10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实现了最终胜利。虽然苏联和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实践失败了，但这只不过让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所面临的挑战表现得更加清晰了而已。

那么，这一切对个别国家及其经济，尤其是日本意味着什么呢？对社会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个别公司意味着什么呢？最后，对个人，尤其是管理及专业人士，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就是中内功先生和我之间的对话想要探讨的问题。这轮对话始于去年秋天，那是我最近一次访问日本。之后的整个秋天和冬天，我们通过信件和传真继续讨论。中内功先生和我有着同样的担忧，但着眼点不一样：中内功先生对西方很了解，而且还是日本人；他是位企业家，创建并经营着大荣公司，这是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食品零售商之一。他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副主席，深入参与公共政策和社会事务。我则是西方人，尽管我对日本小有了解，也很喜欢这个国家。我并不算是“理论家”；我通过咨询实践，每天都能接触到大量组织（这其中有企业，也有医院、政府机构以及博物馆和大学等公共服务机构）遭遇的具体问题和机遇。我曾与世界各大洲的这些组织共事：北美洲（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拉丁美洲、欧洲以及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尽管如此，咨询师仍然与组织的日常实践有一定的距离——这既是咨询工作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所以，我的视角更倾向于“旁观者”。不过，我们两人很快发现，这两种方法是互为补充的。

谈话内容分为两部分，因为我们的对话就是这么展开的。第一部分着眼于经济、社会和商业方面的重大发展。第二部分关注的是过渡时期我们面临的具体挑战：从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角度讲，我们应该如何改变、革新？但这两部分都体现了我和中内功先生的一个共同信念：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实践告诉我们怎么去做。通过这次对话，中内功先生和我试着既提供知识，也提供有效的行动指导。读者可能会问许多我们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毕竟，我们仍然处于过渡时期。但我希望对话里蕴含了足够的养分，让每一位读者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获得更深刻的了解，也为改善自己的行动和知识、提高成长和业务绩效得到有效的指点。

提出进行这次对话的是中内功先生，主要的问题也都是他拟定的。我非常感谢他提出了这些深思熟虑的问题，他全面的评价也为我们的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还要感谢在这个项目进行过程中不断提出建议、发现问题的几位朋友，他们是：东京钻石出版社（Diamond Publishing，Inc.）的出版人福田达夫先生，编辑上坂进一先生，以及外版图书总经理伊藤胜义先生。本书内容上的连贯和清晰，多亏了这三位先生的帮忙。我和读者们都应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彼得·德鲁克

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