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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还有其他的信件或报告吗？”奥马利主教问道。
“还有一封信，主教，”主教秘书汤姆·马提尼神父回答说。“昨天晚上一个人亲自送来的，信封使用的是圣杰罗姆大学的信封，上面写着‘私人信件’。我觉得我不应该打开它。”
主教撕开了信封，取出六页手写的信笺。他看了看最后的签名，嘀咕了一句：“我觉得我不认识这个人，连她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然后，他又把信递给汤姆。“读一读，告诉我里面写的内容。”
汤姆·马提尼快速浏览了信件，开始向主教报告：“写这封信的人是丽萨·霍洛韦太太，她的先生叫马丁，是圣杰罗姆大学化学系的一位助理教授。他任职已有三年，岁数已经不小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信中写道，‘他并不信仰上帝，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引导他加入了天主教，他现在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全身心致力于教书育人的事业。’”
主教的嗓子里发出了某种声响——很难判断那到底是轻笑一声还是因为不屑而发出不满的叹息。马提尼抬了抬头，但他只轻轻地说，“继续，汤姆。”
“现在，化学系的教职工和系主任一致提议不再对他的先生予以续聘。而校长齐默曼神父又拒绝干预此事。”
“当然了，”主教说。
“然而，”马提尼继续说，“她说她先生唯一的过错——我在引用她的话——就在于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圣杰罗姆大学正在进行一场猖獗的反天主教的阴谋，而他先生就是受害者。三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菏泽菲尔德、阿波尔克洛比和亚马那卡被学校续聘，朝着终身制职位迈进，而他先生却被扫地出门。‘事情还不单单如此，’她信中写道，‘几个月前，法学院的副院长布鲁纳神父（“那个啰哩啰唆的家伙，”主教插话说），虽然他是位杰出的圣典学者、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天主教信仰的坚定拥护者，却被蓄意排除在外，反而是一个只关心为富人省钱的犹太税务律师被提拔为法学院院长。这件事令圣杰罗姆大学教员队伍中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震惊，心痛不已。’”
“接下来，”马提尼说，“她说圣杰罗姆大学已经被异教徒、无神论者和犹太教徒所控制，而校长对这种现象只是一味地姑息纵容。学生们之所以来圣杰罗姆大学求学，是因为他们的家长希望一所天主教的学府能够按照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天主教的传统培养自己的孩子，可是如今他们却被引导走向罪恶、放荡和无神论的邪恶道路上，等等。”
“我相信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主教说。
“嗯，我会给她回信，告诉她圣杰罗姆大学与圣杰罗姆大学兄弟会是自治性质的，并不在您的管辖范围之内。”
“不错。然后把这封信和你的回信各复印一份，一起寄给齐默曼神父，顺便捎上我对他的问候。”
“有这个必要吗？”马提尼问。
“当然。你为什么这样问呢？”
“信中有一段内容，主教，可能会冒犯到齐默曼神父。”说这话时，马提尼有点儿脸红了。
“读出来，”主教说，“不要闪烁其词，遮遮掩掩的。”
“‘这所大学自称为天主教的高等学府，’”马提尼读道，“‘应该彰显基督教美德，成为道德生活的典范。可学校的校长、一位由神圣教会授予圣职的神父，却公然犯下严重的道德罪行。他与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子共处一室。那女人经常伴其左右，就连周日也常常以讨论工作为由公然去他的住所，丝毫不避讳什么。对此我感到痛心疾首，我必须向阁下汇报，一名担任圣职的神父做出如此无耻的行为令人发指，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个母夜叉。”汤姆·马提尼读完后，忍不住小声评论了一句。
“神父，那可不是神职人员应该使用的词汇。”主教尽管义正词严地指出了汤姆的错误，声音中却听不出任何责备的意思。紧接着，他又说：“一个卑劣的女人，一个诽谤中伤者，我们还是用这些词来评论她吧。汤姆，我想你对齐默曼神父了解得不多，对吧？相信我，尽管他的某些教育理念引起了一些争议，他仍是我们教区内最优秀的神父。而信中提到的那位女士，绝对是一个作风正派、行为得体的人，而且工作能力极强。你在圣杰罗姆大学有没有见过齐默曼神父的助理爱格妮丝·穆勒女士？假如教会法规允许我们提拔非神职人员，且不管对女性是否有限制，我早就想把她从圣杰罗姆大学挖过来，担任我的副主教了。她是我见过的能力最强的行政人员。”
“毫无疑问，”主教继续说，“读完这段垃圾文字后，我们更有必要将这封信和你回信的副本寄给齐默曼神父。不过最好再加上几句我写给他的话。”
“这样写吧：‘亲爱的海因茨：我们偶尔都会收到这类信件，也都学会了无视它们。但如果你决定处理写信的人，我十分理解，并且完全支持你。’”
“‘以基督之名，此致，谨启，’写好后，我来签名。”
“现在，汤姆，我想让你到穆塔夫大主教的办公室跑一趟。两周前我让他为我准备全州及各郡县人口总数及天主教徒人数的具体数字和未来预测结果。周五下午他打电话来说已经准备好了。你去和穆塔夫一起核实一下数据，保证它们准确无误；你知道的，穆塔夫这个人粗枝大叶，工作有点儿马虎。而且，我希望你能将这些数字牢记于心，倒背如流。”
“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但你一定不要和任何人说，尤其是穆塔夫。”
“我决定要任命一位高级副主事，或者叫代理副主教（具体头衔由罗马教廷决定），来担任我的副手，在帕尔默地区代表我处理教会事务，西部各郡县直接由他负责。我们州天主教徒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而且根据预测，不断涌入西部郡县的墨西哥移民将会使天主教徒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实际上，目前我们教区内的天主教徒人数已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布鲁克林。而布鲁克林区是一个特例，因为它毗邻纽约的大主教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其辖区的一个部分了。因此，我们目前在卡皮托尔市集中管理一切教会事务的做法，是有悖于组织原则的。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我的每一位副主教都陷入繁冗复杂的文书工作中，所有的决定都是在这间办公室中作出的。”
“但我想你也清楚，”主教继续说，“我这个建议违反了天主教的传统。不过教会法规中并没有对此明令禁止，而且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先例。周五我要去华盛顿与罗马教廷大使会面，到时我必须充分阐明我的论点，令他信服才行。其实我觉得倒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因为教廷大使的参赞阿利萨得里是百分之百支持这个做法的。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将那些数字熟记于心，以便到时人家提问时你知道如何用这些论据来阐明我们的观点。”
“你想选谁去帕尔默任职？”马提尼问。
“你想选谁去帕尔默任职，汤姆？”主教把问题抛了回来。
马提尼思考片刻，回答说：“可能我会选择沙利文先生。他是高级副主教，而且已经六十六岁了。”
主教开心地大笑起来。“一点儿没错，汤姆。我计划的人选正是沙利文。考虑到他的年龄因素，他和其他人都知道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份工作。他比我年长三岁，会比我早退休。而这段时间里，罗马教廷将有充足的时间选出他们中意的人来。”
“还有，”马提尼说，“选出帕尔默地区的第一任主教。”
“完全正确，”主教说，“是时候了。我计划——汤姆，要记住，这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向罗马教廷大使建议将帕尔默地区确立为一个主教区（那里天主教徒的人数早已超出主教区的规定标准了），而将卡皮托尔市提升为大主教区。我强烈怀疑在十五年前，我前任主教过世时，罗马教廷就有这个打算。但他当时留下了一个财务烂摊子，那个计划不得不被搁置起来。不过汤姆，你可别误会，伯恩主教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位杰出的神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当年，我就读于教区神学院，伯恩担任院长。他非常关心我，在多方面给予了我大量的帮助，我获益匪浅。不过，他不擅长管理，教区的财务状况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时候，我在加州北部担任主教助理，罗马教廷大使找到我，说：‘你将是第一位由于拥有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而被教皇选中的主教。’当然，我以前已经和你说过这些了。”
汤姆微笑着点了点头。
“你知道，汤姆，”主教继续说，“目前教区的财务状况还远远没有达到令我满意的程度。还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但至少我们不会破产，而且比北美洲的多数教区的情况好得多。现在，我觉得可以重提将卡皮托尔市确立为大主教区的想法了。当然，罗马教廷往往在发生变革时才会考虑这类事宜。可是，倘若我们希望我的继任者能就任卡皮托尔市大主教的圣职，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运作了。我最多还有十二年的工作时间，而罗马教廷办事一向不紧不慢的。真希望我就是卡皮托尔市的最后一任主教了，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些数字和预测结果弄得清清楚楚。”
汤姆·马提尼正要走出房间，主教又补充道：“请一个小时后再来。这段时间我来看看你做的医院预算报告。你与达菲主教约个时间，明天下午或者周三清早都行，我要和他讨论一下这些预算。周三下午你要和我一起去华盛顿，我希望在此之前把医院预算这件事处理完。”
汤姆离开后，主教伸手到桌子对面拿起了一个蓝色文件夹，上面标记着“医院预算——1980~1981年”。不过，他并没有阅读这份报告，而是拿着它靠在椅背上，自言自语说：“我想，就连汤姆也猜不到，其实华盛顿之行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汤姆·马提尼的未来。”
奥马利主教从来不让秘书的工作时间超过四年。他认为，年轻的神父如果在这个职位上做得太久，会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消极的影响。他或者会变成一个“附属物”，无法自己作出决定，一辈子只能做职员；或者更为糟糕的情况是，他会变成一个“幕后操纵者”，滥用他与“老板”的亲密关系，对教区神职人员颐指气使，称王称霸。如今，奥马利主教到卡皮托尔市任职已有十五年之久，他的第四任秘书汤姆·马提尼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三年半了。
“当然，”帕特里克·奥马利自言自语道，“我可以像安排他的前任那样，任命他为副主教。但那并不适合汤姆。他需要更广阔的天地，不应该被局限在卡皮托尔市的小范围内，他的才干也需要被外面的世界所了解。我当年在他这个年龄时很幸运，得到了种种历练的机会。他现在真正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历练，例如，去华盛顿全国天主教主教会议担任副秘书长，或者去罗马教廷办公室担任参赞的职务。”
当年，达菲神父担任主教秘书快四年时，汤姆·马提尼并不是奥马利主教下一任秘书的首选。奥马利心中就想着要找个爱尔兰人来担任他的秘书——与他自己和之前的三任秘书一样，具有美国爱尔兰裔工薪阶层的成长背景，是一个坚定的工会主义者，与他们讲同样的语言，外貌特征也相仿。
然而，就在达菲神父即将卸任的前几周，新任的罗马教廷大使参赞阿利萨得里在华盛顿设宴，邀请奥马利和其他一些主教参加。阿利萨得里毕业于牛津大学，讲一口近乎完美的英式英语。每当他要讲一些特别严肃的话题时，他总是用那种半开玩笑的口吻。在宴会上，他又半开玩笑地说：“到美国的这几个月里，我发现爱尔兰裔美国人真是才华出众、能力超凡。”在场的宾客全部是爱尔兰人，听到这话都开心地笑了起来。“但据我所知，爱尔兰人在美国天主教徒中只占一小部分，而在美国天主教牧师群体中，爱尔兰人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可是，今天我第一次见到各位主教的秘书，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是爱尔兰的名字，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道除了爱尔兰人以外就没有胜任的年轻牧师了吗？”
其他人只是一笑了之，可奥马利主教却被深深震撼了。在乔治城大学获得教会法博士学位后，他继续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管理课程的夜校。在管理学课程中他学到的最核心的内容、他最信奉的理念也是他日后作为年轻的副教授讲授“管理与组织”课程时一定要讲的原则，就是作为行政管理人员，在涉及培训、发展和晋升机会时，必须要将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考虑在内。然而，他的行为却完全忽略了这条最基本的原则。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当年，他还是一名年轻的牧师，珍珠港事件发生几个月后，他被派至华盛顿，协助军方管理牧师兵团。自此，他一直跟随纽约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工作。斯佩尔曼教导他，培养他，他也对斯佩尔曼产生了深深的崇敬之情。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他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直到二十年后，他被任命为加州北部一个濒临破产教区的副主教，负责整顿财务工作，才从斯佩尔曼身边离开。尽管斯佩尔曼担任纽约红衣大主教之前在罗马生活多年（或者可能正因为如此），但对他而言，美国的天主教会就是爱尔兰的教会，而且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
不过这显然不是借口。于是，从华盛顿回来后，奥马利主教就开始物色一个非爱尔兰裔的人选，来接任杰拉尔德·达菲的工作。
汤姆·马提尼这个名字立刻脱颖而出，成为他的首选。马提尼三十一岁，年龄正合适，当牧师已有五年。奥马利主教与圣杰罗姆大学校长齐默曼神父共同制定过一个五年制的大学神学院课程，马提尼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而后他到罗马的格列高利大学深造，主修中世纪历史与哲学，潜心研究但丁的作品，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他回到家乡卡皮托尔市，在圣安妮教堂担任助理牧师，负责该教区最大牧区的管理和财务事宜。
从马提尼就任主教秘书的第一天起，他就比以往任何一任都表现得更为出色。他步履稳健、谦恭有礼，待人接物面面俱到。他从令如流，对主教尊敬有加，在某些场合又表现出杰出的独立判断力。更重要的是，从第一天工作起，他在人际关系和数字处理方面都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
有一次，主教向阿利萨得里提起汤姆，评论说：“尽管我拥有金融和会计专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汤姆·马提尼处理数字的能力绝不在我之下。不过，人们并不觉得他冷酷，也不讨厌他。我心里清楚，我在神职人员中人缘儿并不好，年轻的牧师们背地里称呼我为‘效率先生’，而不是‘尊敬的阁下’。事实上，马提尼要比我更能精打细算，但即使他把大家心爱的项目全盘否决，将经费预算缩减70%，大家还是喜欢他。
话虽如此，奥马利刚刚和这位新秘书共事时，感觉却一点儿也不自在。他曾多次问自己，假如他的名字叫马丁而不是马提尼，感觉是不是会好一些。不，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名字，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位年轻的牧师与奥马利主教的前几任秘书有太多的不同。
“他的家庭背景与我们其他人相似，”主教自言自语说，“祖父母、外祖父母都出自贫苦家庭；继续向前追溯，祖辈也全都是一贫如洗的农民。事实上，他的祖辈来自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区和阿普利亚区，我的祖辈来自梅奥郡，可这又能有多大的不同呢？哪里的农民都大同小异。无论是我、穆塔夫、达菲还是科里根，不管我们获得多少个博士学位，顶着多少个头衔，始终还是爱尔兰农夫的样子。不错，我虽挺着个啤酒肚但身材偏瘦，而穆塔夫属于那种矮矮胖胖的类型。不过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我们是爱尔兰穷苦农民的后代，肯定错不了。”
“但是，这个年轻的牧师，这个意大利农民的后代，身上却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仿佛出生在帝王之家。他的举止俨然是教会中的领袖人物，举手投足间都彰显出王者风范。一件破旧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都好像是红衣主教的长袍。他好像是出自早期意大利绘画中的人物，也许是杜乔的名画，又像是出自其他锡耶纳画派的作品，如年轻的施洗者约翰、俊美的殉教者圣塞巴斯蒂安，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英姿勃发，浑身上下闪耀着圣人的光辉，透着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
这位新秘书令奥马利主教如此不安，于是，他觉得有义务同这个年轻人开诚布公地谈谈，为自己狭隘的偏见而向他致歉。听完主教的话，马提尼温和地笑笑，说：“希望您不要觉得我太自以为是，但其实我心里完全了解您的感觉，了解马提尼和马丁带给您感觉上的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例如，我们这些在小意大利区（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聚集区）生活的马提尼、卡拉布雷斯、安东内利斯等，当年听说一个波兰人被选为教皇的消息，也一样都觉得不自在。那时候，我的祖父尚在人世，他叫布奥瑟格尼，记得他当时评论说，‘感谢上帝，至少选出来的不是个爱尔兰人！’两人哈哈大笑起来，从那一刻起，之前所有的隔阂都冰释了。”
“汤姆真是才华出众，”奥马利心想，“就工作能力而言，他要比我更胜一筹，在美国主教的精英群体中，能赶上他的也是屈指可数。”现在，是时候考虑汤姆的下一步了，这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至关重要。
开门声打断了奥马利主教的思绪，又是马提尼。
“这是人口数字，已经全部核对过了，”他说，“这里是给齐默曼神父的信，请您阅后签名。另外，我安排了今天下午三点在这间办公室举行会议，讨论医院预算的问题。”
“不错，汤姆，”主教一边说，一边在给齐默曼的信件上签了名。“现在，我们必须要好好研究一下医院预算了——我需要你告诉我具体的事宜。”
不过，奥马利又重新提起了圣杰罗姆大学和齐默曼神父。
“我尊敬齐默曼神父，对他在圣杰罗姆大学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敬佩。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名神父，他诚实正直，品行高尚，对这一点我有绝对的信心。不过，恐怕他要遇到麻烦了。我觉得他倡导的‘一流天主教学府’无法行得通。而他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小小的挫败就可能使他功亏一篑。”
“我不太明白，主教，”马提尼说，“任何谈及美国高等教育的书或者杂志都将圣杰罗姆大学列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不管作者是不是天主教徒。”
“那只是表面现象，”主教说，“在招生人数、获得捐助的数额、教职工获得的奖项等方面，圣杰罗姆大学的确十分出色。但是其核心却很空洞。”
“对了，汤姆，你读没读过齐默曼神父写的那篇有关美国天主教大学的论文？”
“当然读过，主教，您给我们教区中的每一名神职人员都发了一份。”
“那确是一篇佳作。它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认识问题的角度，不过恐怕那并不是齐默曼期望读者领会的角度。从他的论文中，我第一次了解到美国之所以存在天主教学院和大学的原因。我们美国天主教会的人一直认为，天主教学院及大学的办学目的是去教育天主教学生，培养他们天主教的价值观——我猜你也是这样想的吧？”
马提尼点了点头。
“但是，齐默曼证明，那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在美国设立天主教教学机构，是因为美国已经向新教和反天主教的方向发展。倘若没有天主教的教学机构，天主教徒则没有学习普通的非宗教知识的渠道。天主教的教师将被非天主教大学拒之门外，而天主教学生也很难被非天主教大学录取。所以，我们需要自己的教育机构，这不仅仅是为了保留天主教的价值观，而是为学习现代社会的各种非宗教知识和技能提供一个场所。齐默曼没有明确说出来，我怀疑他是否认识到了这个层次。不过，根据他论文体现的思想来看，美国的天主教教育机构与南部的黑人学校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后者正是由于黑人教师和学生无法学习白人社会中的知识和技能而创立的。
主教继续说，“齐默曼神父喜欢引用伟大的圣方济哲人圣伯纳文的话，记得你以前曾告诉过我，汤姆，圣伯纳文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但丁，他还写过一本文笔优美的小手册《一切知识都是引领我们回到上帝的知识》。对基督徒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按照齐默曼的解释，这句话就不对了。在20世纪，知识已经脱离了宗教的界限，全面世俗化，而它只能引领我们学习更多的世俗的、非宗教的知识。”
“不错，”马提尼评论道，“如果圣杰罗姆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就算他的确是‘天主教信仰的坚定拥护者’（借用那个卑鄙女人信中的话），税务法还是不会引领人们回到上帝的知识。”
“嗯，”主教淡淡地说，“化学分析课也是如此，即使最虔诚的天主教徒霍洛韦教授任教，也不会引领人们回到上帝的知识。”
“你知道吗，汤姆，读完齐默曼的论文后，我去图书馆查阅了圣杰罗姆大学各个学院的课程目录——相当多，有关课程设置的文字介绍好几千页。可是，其中与上帝的知识相关、引导学生了解‘上帝的知识’的课程却寥寥无几。事实上，圣杰罗姆大学和大多数非天主教大学相比，在课程设置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主教，”马提尼提出质疑，“那你为什么还不断强调并要求教区内所有的牧师都要在某个学术专门领域取得高等学位呢？”
“牧师应该是个多面手，汤姆，不过同时也需要在某个领域学有专长，达到专业水准。否则干什么都只能浅尝辄止，这是管理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另外，牧师不再是蒙昧社会中唯一有文化的群体。他需要在学识和技能方面与受过教育的大众达到同等水平，才能赢得他们的尊敬。牧师应该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出众。”（“他又来了，”马提尼心中暗自抱怨，“每当这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一个人物。每隔五页，他们就要点头称是，‘看来的确是这样，苏格拉底老师。’嗯，他们的确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一样。”）
主教沉默了片刻，又继续说道：“齐默曼说得不错。现在非天主教教育机构对天主教徒教师和学生的歧视已不复存在，或者说，正在快速消失。而传统的天主教大学倘若继续维持在二流水平，则无法在美国长久立足。但是，如果他推理的前提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令我心悦诚服），即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办学目的是让天主教徒有机会学到非宗教的知识，那么他的结论在逻辑上就有问题了。其实，他没有看到这种逻辑错误令我很惊讶，要知道，他可是逻辑学的教授啊，而且听说是一位优秀的逻辑大师呢。根据他的前提，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一所大学在成为‘一流大学’的道路上愈成功，它就势必要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它不可能既是一座‘一流的大学’，又是一座‘天主教的学府’。按照齐默曼神父的假设，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效仿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这些新教派大学在百年之前的做法，与宗教教派彻底脱离干系，成为纯学术性质的机构。就我看来，这种做法没有给这些大学带来任何伤害，同时也没有给新教教会组织带来任何的伤害。”
“我心中清楚，其他一些主教会认为这种想法具有异端色彩。我甚至不敢和齐默曼神父讨论这个想法。不过，你觉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合乎逻辑的推论吗？”
“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马提尼问道，“就是让大学朝着‘原教旨主义’的方向发展，许多小型的新教派学院目前不也运作得挺成功吗？”“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主教说，“但只是理论上能说得通。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早在13世纪，原教旨主义者就想推行这种办学理念。圣伯纳文写那本小册子的目的，就是反对圣方济先觉反智者的观点。你知道吗，汤姆？我在神学院学习期间必须阅读一些哲学类的书籍，而其中我最爱读的就是那本小册子。不过除此之外，圣伯纳文写的其他东西我一句也读不懂。那个时候，原教旨主义也许还行得通。但从那以后，教会中的学术氛围愈加浓厚，人文思想、画作、音乐作品不断涌现。我明白，天主教徒不应该是一个唯理论者，不过也不能成为原教旨主义要求的反智主义者。倘若我们进行那样的尝试，立刻就会沦为那些知识枯竭、资源匮乏的小学校。每年我都得访问这类学校，还要言不由衷地说一些客套话。例如，‘帕尔默地区的圣约瑟夫学院，位于我出生地水牛镇的圣博凯’等。这类学校虽自称为‘学院’，实际上和二流的幼儿园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加上了一个足球队和一些自我标榜的伪装而已。在我看来，它们就好像詹姆斯·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描述的都柏林蒙昧主义耶稣会学校那样，荒诞而离谱。也许这些学校在爱尔兰能够存活——令人惊讶，许多怪诞的事物在爱尔兰都能够存活。不过，齐默曼说得对，在我们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它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这位主教，”汤姆·马提尼暗自笑了，“真是个万事通。朋友们背地里叫他‘效率先生’，每当他谈论起管理学原则和成本/效率比时，大家脸上就现出痛苦的表情，要知道，我们来到教会本就是想逃离那些世俗的东西。不过他对管理学真是出奇地精通啊。我的父亲曾希望我去读哈佛商学院，而我从这位主教身上所学到的管理、组织、财务和营销的知识肯定比在哈佛商学院学到的还多。刚刚他谈论起圣伯纳文这个人物，对教会历史中鲜为人知的细节信手拈来。现在又提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这部作品。我一直以为，一名正统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不应该听说过这本书，更别说拜读过了。”
主教还在继续自己的思绪。“《罗马法》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开始就有瑕疵，则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我相信这句话适用于齐默曼神父的大学。我承认，圣杰罗姆大学也许在表面上能够保留一些宗教的痕迹，比如禁止宿舍不分性别，禁止女生自由堕胎等。”
“可是主教，如果这些事情在外面的世界中成为普遍现象，”马提尼说，“那么最终圣杰罗姆大学还是得接受。”
“我倒是没想那么远，汤姆，”主教说，“不过你说得对。迟早有一天——我觉得也许用不了多久——齐默曼取得的成功将强迫圣杰罗姆大学作出抉择。到底是成为一所‘一流的大学’，与顶尖大学并驾齐驱（这是他的原话），还是无论如何都继续作为一所天主教的教育机构。我认为齐默曼无力作出这个抉择，恐怕这会毁了他。不过，汤姆，我非常尊敬齐默曼神父，他是我们教区中最优秀的神父。”
“其实他并不是特别受欢迎，主教，”马提尼说。“我听别人说过他爱慕虚荣、高傲自大。好几个人都这样说。”
奥马利主教忍不住笑了起来。“哦，是的，他有一面著名的荣誉墙。不过相信我，汤姆，那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就和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照镜子欣赏自己头上绑着的丝带没有什么两样。
“齐默曼真正的问题，远远不止是这种幼稚的虚荣心而已。他是那种抱负远大，心中却不自知的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主教。”
“天国八福中有这样一句：‘温顺的人有福’。可你知道吗，我从来没看到温顺的人作出过什么大贡献或者取得什么大成就。真正能够成功的人，都会仔细地反省自己，并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他们心中都有远大的抱负。这是神学领域的一个谜题，我很早就已经不再研究了。”
“但其中一些人，往往是取得最高成就的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的抱负与野心。齐默曼神父就是其中之一。他深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上帝、他的大学和他的教会服务的。对此我毫不怀疑。对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心里清楚自己做事的动机并不唯一。可齐默曼认识不到这一点。因此，等有人攻击他们的动机时，这些人就会受到很深的伤害。他们突然意识到，其实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有瑕疵，并不是各方面都令人钦佩。然后，齐默曼这类人就会失去全部的自信。我见过这样的例子。汤姆，你有没有听说过威尼斯之泪？”
“没听说过，主教。”
“那是我小时候流行的一种玩具。人们把熔化的玻璃珠滴到冰水里，玻璃立刻变硬，凝结为一个空心小球，还带着一条细长的小尾巴。小玻璃球非常坚硬，就算你把它用力掷到墙上，用脚使劲儿踩，甚至拿锤子敲打，它都不会碎。可是，只要轻轻折一下那根小尾巴，它就立刻应声而碎，连细小的碎渣都找不到。海因茨·齐默曼这类人就正如威尼斯之泪，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时，就会彻底崩溃。”
主教顿了顿，看了看他写给齐默曼的字条以及霍洛韦太太那封信的复印件，马提尼用订书钉将它们订到了一起。
“这个卑鄙的女人，”他说，“她才不关心圣杰罗姆大学的未来呢；她只想为她丈夫的失败进行报复。不过，她却碰触到那里一条最敏感的神经。真是件闹心事儿，我一点儿都不喜欢。”
信封上的字迹一眼即可辨认是出自女人之手，信封的一角还赫然写着“私人信函！”几个大字，后面又缀上了一个大感叹号，十分醒目。那一刻，穆尔卡心中一阵恐慌。几年前，这类信件曾为他的生活带来过无穷的梦魇。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穆尔卡的父亲在卡皮托尔市拥有四家小店，他担任其中一家的经理。从那时起，他一直将女秘书和女店员视为可以随意猎取的对象。他从来都是逢场作戏，和那些女人没有任何爱情可言，也从来不对任何一个表现出很大的兴趣。1969年，他将“穆尔卡超值商店”及旗下五百家超市与折扣店高价卖给了纽约的一个大企业集团。后来，《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报道，称他为“全美二十五大富豪之一”。从此，他的生活几乎被信件淹没了；每一封信上都是女人的笔迹，信封的一角都写着“私人信函”的字样，内容全部是索要钱财的恐吓信，威胁他不给钱就将关系曝光，进行孩子生父诉讼程序，散布丑闻等。穆尔卡的律师义正词严地通知这些寄信人，“法律对恐吓勒索的人必将严惩不贷”，大部分人接到这样的通知后，都知难而退了。不过，穆尔卡不得不因此付出高昂的律师费，这笔费用比收买那些女人花的钱还要多得多。
事实上，从小时候起，穆尔卡就一直对丑闻、爆料和嘲笑感到极度的恐惧，无论是当着他的面还是背着他进行的，他都觉得非常害怕。他小时候因为尿床，父亲常常在公众场合羞辱他。在初中的一次派对上，他笨拙地将手伸进一个女孩子的衣服里，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些信件令他早年的恐惧频频在脑中浮现，连续数月搅得他不得安宁。
“不过，”他安慰自己说，“那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一直以来，他的一夜情从未停止过，而且他也没有任何放弃一夜情的想法。只不过现在，他用“格雷先生”的名字在卡皮托尔市最好的宾馆长租了一间套房，让门房为他安排应召女郎。一周几次，每次都是不同的女人。
尽管这样，当他撕开信封时，双手还是忍不住轻轻地颤抖。他瞄了一眼签名，立刻放心了：在他生活中没有一个叫“丽萨·霍洛韦”的女人，从来没有。他又看了看信的开头，大体上明白了：这是一封完全无害的信件，一个被解雇的员工，准确地说，是他的太太，蛮横无理地发一顿牢骚抱怨而已。对这种信件的处理方式只有一个：扔进废纸篓。
可是，就在他开始将这六页纸撕碎时（十年前他就学会了这样做），信中的一个字眼吸引了他的视线：“女人”。于是，他开始读起来：
……可学校的校长、一位由神圣教会授予圣职的神父，却公然犯下严重的道德罪行。他与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子共处一室。那女人经常伴其左右，就连周日也常常以讨论工作为由公然去他的住所，丝毫不避讳什么。对此我感到痛心疾首，我必须向阁下汇报，一名担任圣职的神父做出如此无耻的行为令人发指，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
顿时，穆尔卡颓然瘫坐在椅子上。他大声地叹息着，为他工作多年的秘书古尔德太太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迅速地抬起头来，差点儿在还没收到任何指令前就开口询问他的情况。这可真糟透了，比早些年那些恐吓信还要严重得多。威胁他要爆料不雅信件了，因他不履行对前女友金钱上的承诺要将他告上法庭了，提请孩子生父诉讼程序了，甚至诽谤他引诱未成年少女到他房间并将其灌醉等，那些内容的严重程度都无法与现在的情况相提并论。那些事情可能会使他的名字登上杂志封面甚至把他送上法庭；可眼前这封信指控齐默曼神父和他的助理有暧昧关系，一旦这封信公之于众，他的三个女儿则会立刻抓到把柄来控制他，当然最重要的，是控制他的财产。
四十四年前，杰克·穆尔卡刚刚大学毕业就娶了他的太太。穆尔卡夫人对圣杰罗姆大学的任何丑闻一向不感兴趣，正如她对丈夫的风流韵事也一向不闻不问一样。当年，她们刚刚度完短暂的蜜月，回到了卡皮托尔市。才十天的功夫，他就勾搭上了家里新请的女佣，一个年轻的爱尔兰姑娘。可是，他的三个女儿可不像母亲这般软弱可欺，一点儿小事她们都会拿来大做文章，掀起万丈狂澜。她们最痛恨的事情，就是他将大笔钱财源源注入圣杰罗姆大学。而她们最害怕的，就是父亲在遗嘱中把本属于她们的钱留给圣杰罗姆大学。几年前，他的大女儿杰姬曾对他大喊道：“你没有权利把我们的钱送给那些没用的神父！”
其实，他早已为她们每个人准备了一大笔可观的信托基金。即使不算这些，三个女儿也都生活得非常富足，因为她们的夫婿都很有钱。可是，她们总是贪得无厌，想得到更多。她们想要钱，这是当然的；而她们更想要的是对他的财富的控制权。他捐给圣杰罗姆大学的每一笔钱，都不断提醒她们：父亲才是掌控者，她们不是；她们仍然需要依赖父亲；父亲还活着，而且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是，这位家财万贯的父亲只知道四处散财，从来不为几个女儿着想。
因此，任何涉及圣杰罗姆大学的丑闻，尤其是涉及齐默曼神父的丑闻，都会立刻成为她们的把柄，被她们抓住不放。事实上，她的几个女儿都没见过齐默曼，可是，她们全都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的存在时刻提醒着她们的无能和挫败。
她们倒不至于因为圣杰罗姆大学的丑闻向法院申诉，宣判父亲无力司职，接受她们的监护。不过，倘若她们真的那样做，她们的母亲一定会为她们加油助威。但毫无疑问，她们会极力羞辱他，嘲笑他。一旦她们发现他的万贯家财——不，是她们的万贯家财——被一个虚伪的假教士骗走，她们定会穷追不舍，直到他乖乖缴械投降，将财产过到她们的名下，或者，她们会强迫他离开圣杰罗姆大学的董事会，离开他目前最喜欢的工作。
十五年前，穆尔卡被邀请作为第一位非神职人员加入圣杰罗姆大学的董事会。当然，这是至高的荣誉。不过，他虽然是圣杰罗姆大学的校友（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曾就读圣杰罗姆大学商学院，作为那里的第一批毕业生获得了学士学位），却不喜欢和教授、院长及神父打交道，和他们在一起时他觉得浑身不自在。所以，当时他犹豫了许久，才接受了那个邀请。十五年后，他还是乐意和商界人士互动往来，例如专营百货公司的沃尔特·菲尼曼、凯斯勒兄弟、银行家波比、保险公司的丹尼等。穆尔卡经常与他们一起打高尔夫共度周末，冬天还一起去棕榈泉和博卡拉顿游玩儿。他们尽管是犹太人，却和他讲同样的语言，与他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互通信息，而他讲的笑话也能令他们开怀大笑。
然而，出乎他意外的是——“我敢肯定那些神父也都没想到”，穆尔卡经常这样想——他很快发现，他对圣杰罗姆大学的贡献远远不限于捐钱而已。当然，十五年间他捐出的1 000多万美元也确实帮了圣杰罗姆大学的大忙。不过，通过管理房地产交易，他间接地为圣杰罗姆大学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他还负责监管建筑师、工程规划、承包商以及大学的总体金融规划方案。倘若没有他的协助，圣杰罗姆大学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后来，他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同年，他被选为圣杰罗姆大学董事会的主席。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从圣杰罗姆大学也得到了很多回报。因为他很快发现，他并不想五十三岁就退休。单纯管理自己的财富、做些小投资倒也很有趣，不过这点儿工作只够让他一周忙上一天而已。渐渐地，他每周会在圣杰罗姆大学的办公室中待上两天，与大学的财务人员密切合作。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他又一次有机会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让事业快速膨胀，快速成长。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变得岌岌可危，就因为一个蠢女人在这儿散布谣言！可是，那个女人（她叫什么来着……霍洛韦吗？）真的是问题所在吗？或者，她不过是为了维护那个不成器的丈夫，气急败坏地到处攻击而已？齐默曼神父不也难辞其咎？倒不是因为他淫乱的男女关系，毕竟那属于隐私，应该由他自己去忏悔。不，他的罪过要比这更加严重：轻率。
在曾经那段恐怖的岁月里，之前的女员工对他敲诈勒索，威胁他要将丑闻爆料，搅得他不得安宁。有一次，他禁不住向他的律师抱怨，觉得其他员工也和他没什么两样，四处拈花惹草的人比比皆是，可人家都没事。“不错，杰克，”律师当时回答说，“你的行为确实和大家没有什么两样。可你现在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是万众瞩目的大人物。你如果不注意言行，继续和大家一样，那要比犯罪还严重呢。因为那证明你太轻率。”停了一会儿，律师总结道：“到底你有没有做出她们敲诈的事情，那都不重要。只要你‘好像做了’，那就证明你不够谨言慎行，太过轻率。”
谨言慎行。杰克·穆尔卡在圣杰罗姆大学读大一那年，被迫修了一门哲学课程。现在，有关那门哲学课的内容，他唯一能记得的就是谨言慎行。老师说谨言慎行是重要的美德，而轻率行事则是一宗极大的罪过。
毫无疑问，海因茨·齐默曼神父算得上“大人物”，备受瞩目。因此，很明显他犯了轻率行事的罪过。也许他从没注意到爱格妮丝是个漂亮的妇人，甚至都没有将爱格妮丝当作女人看待，可那又如何？自己整天和一个性感的女子同处一室，周日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她到住所谈工作，从而让心存不满的员工有了造谣的机会，这就是他的不对。而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会危及圣杰罗姆大学的利益，还将威胁到杰克·穆尔卡内心的平静，以及他在圣杰罗姆大学的快乐生活。
“只有上帝知道，”穆尔卡仍无法摆脱心中的恐惧，盘算起来，“她到底给多少人寄出了同样的信。恐怕现在阻拦也已经来不及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封信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我也做不了什么，因为齐默曼不是我的部下。但他是一名教士，所以在教会中有他的上级。对，威利·胡贝尔有责任制止这种轻率的行为，毕竟这威胁到教会的声望。”
在圣杰罗姆大学董事会中，穆尔卡最瞧不起的人就是胡贝尔。胡贝尔一副典型的中学校长的派头，尽管已经离开学校十五年了，他看起来、闻起来甚至走路的样子都俨然笼罩在一团粉笔灰中似的。当年，胡贝尔在教会所辖的一所中学当校长，后来被选为教会的会长。他讲起话来拿腔拿调，就像给班上写字慢的学生念听写的老师一样，一字一顿，内容单调而乏味。
穆尔卡靠自己的努力拼搏一步步走向成功，他鄙视威利·胡贝尔这样的失败者。长久以来，海因茨·齐默曼在各个方面都比胡贝尔更胜一筹，这种情况使目前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微妙了。穆尔卡早就知道，两人都在密尔沃基市出生，成长环境也大同小异，周围到处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德国蓝领。后来，他俩进入同一所教区学校读高中。可是，海因茨·齐默曼是学校冠军篮球队的耀眼明星，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赞扬的声音，而胡贝尔只是个校刊的业务员。齐默曼后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退役时已是上尉军衔，他身上挂满了各种军功章，是人人称赞的战斗英雄。而整个战争期间，胡贝尔一直担任随军教士的助理，退役时好歹混到了个一等兵的头衔。齐默曼刚刚从圣杰罗姆大学毕业，立刻被教会送到德国一所颇具声望的大学深造，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而胡贝尔去了州内的阿吉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从此开始了教书生涯。后来，齐默曼成为大学教授，又一步步走到大学校长的位置；而胡贝尔一开始在教会所辖的初中教语言课，后来成为初中校长。其实，胡贝尔之所以能当选圣杰罗姆大学兄弟会的会长，也要感谢齐默曼。当时，兄弟会众望所归的会长人选是教务处长瑞特，而瑞特谢绝出任，于是齐默曼将会长的头衔送给了胡贝尔，就好像把一块骨头扔给小狗似的。会长选出后不久，穆尔卡在教职工餐厅中问道：“你们圣杰罗姆大学是如何选举教会会长的？”同桌一位年长的神父回答说：“似乎是看谁最无能。”大家都笑了起来。
可不管怎样，胡贝尔是大学兄弟会的会长，而海因茨·齐默曼是其中一员。杰克·穆尔卡脸上现出一丝讽刺的表情，拨通了胡贝尔神父的电话。
“这么说，你也收到那封诽谤信了？”胡贝尔立刻说。“我刚刚还在考虑到底是把它直接扔进废纸篓还是转寄给海因茨·齐默曼呢。”
“先等等，”杰克·穆尔卡说。“我们先来仔细想想如何回应信中的指控吧。”
“‘圣杰罗姆大学反天主教的大阴谋’，你不会把这荒唐话当真吧？”胡贝尔觉得有点儿难以置信。
“我说的不是那个，威利神父，”穆尔卡说，胡贝尔的话把他彻底弄糊涂了，“困扰我的是信中指责海因茨·齐默曼和爱格妮丝·穆勒的部分。”
现在，轮到威利·胡贝尔感到糊涂了，经过穆尔卡的指点，他终于找到那段指责齐默曼和爱格妮丝·穆勒之间关系的文字。“哦，那个嘛，”胡贝尔说：“不用管它。人们就喜欢说神父的闲话，都是诽谤。”（此刻，胡贝尔心里暗想，恐怕除了那些和男童有关的指责吧。）“任何一个认识海因茨或者穆勒夫人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鬼话的。”
“但是，”穆尔卡有些不悦，言辞犀利起来，“究竟有多少人认识他们俩？你、我、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再加上圣杰罗姆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就这些而已。其他人都会相信信里的内容。而齐默曼的行为也真是值得质疑，这是极度轻率、不谨言慎行的体现。没有早点儿对他提出警告是我的失职，也是你的失职。现在，我想我们必须要求他们二人谨言慎行，别再让自己的行为引起别人怀疑，受到别人指控。从现在起，他们不能再单独相处，不能有任何可能发生亲密行为的机会。你是教会的会长，而我是学校董事会的主席，我们俩有责任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电话另一端是一段长长的沉默。“他觉得，”穆尔卡暗自想道，“如今有关行为不端的指控已不像从前那么严重，不过他身为神父又不敢直接说出来。他那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不了解我的女儿们。”一会儿，穆尔卡打破了沉默的僵局：“威利神父，身为教会会长，您打算怎么做？我想我们至少应该要求齐默曼采取一些行动，不能再让人看到他和穆勒夫人单独共处一室；也不能再让穆勒夫人去他的住所，不管有没有其他人在场都不行。”讲完这些，穆尔卡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威利·胡贝尔怔怔地坐在那里，一脸厌烦地盯着电话听筒，许久才把它放回原处。“他竟然相信这等荒唐事儿！不过，也许我不应该觉得太过意外。有关杰克·穆尔卡的传闻铺天盖地，哪怕那些传闻只有一成的真实性，他大概无法想象一个男人能和一个女人单独在一起待十分钟以上而不上床。而穆尔卡认识海因茨·齐默曼已有十五年之久了，如果连他都相信这种荒唐的故事，陌生人又如何会不相信？穆尔卡是个庸俗的家伙，但他十分精明，了解这个现实世界的运作模式。倘若他是对的，倘若教会和大学真的面临极大的危险呢？
想到这里，胡贝尔不由得怒火中烧。那个卑鄙的女人令他愤怒，穆尔卡令他愤怒，而最令他愤怒的，还是海因茨·齐默曼。“杰克·穆尔卡说得没错，”他心想，“海因茨实在太轻率了。我必须有所行动。如果发生了伤害圣杰罗姆大学的丑闻，我必须证明自己没有坐视不管，至少也采取过行动。”
其实，威利·胡贝尔并不想和海因茨·齐默曼斗。自从他们俩读小学时第一次打架到现在，每一次争斗的结果都是胡贝尔输。
而且，胡贝尔心知肚明，在齐默曼提名他当选教会会长之前，他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中学教书而已。不过，就算齐默曼再怎么狂妄自大，他仍然是圣杰罗姆大学兄弟会的会员。而他威利·胡贝尔，虽然从来没获得过博士学位，也没登上过《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仍然是兄弟会的会长，是齐默曼的上级。于是，胡贝尔严肃地告诉自己应该肩负起教会会长的责任，拨通了海因茨·齐默曼的电话。
十分钟后，他挂断了电话。照理说，他应该感到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才对。以前他从来没有赢过海因茨·齐默曼，他预期这次至少会碰上一场硬仗的。可是，齐默曼就那么屈服了，屈服得快速而且彻底。
感谢上帝，他已经读过那个女人的信件了；似乎是奥马利主教给他寄去了一份复印件，所以胡贝尔无须解释他打电话的原因。当胡贝尔要求齐默曼将一名打字员调入他和爱格妮丝共用的那间办公室时，齐默曼争辩道：“你的要求，威利，是对一名正派的好女人莫大的侮辱。”
胡贝尔冷淡地回答说：“对教会负责是你我的共同责任，而穆勒夫人是从教会领取薪水的员工。”
胡贝尔又补充说，他也代表了杰克·穆尔卡的意见，要求他以后不能让爱格妮丝再去校长居所探访。齐默曼有些忍不住了，抗议说瑞特神父也住在那里，而且每次都是他们三人在一起讨论工作。但胡贝尔立刻驳回了他的话，说那和所谈的问题没有关系。海因茨说：“威利，任何一个心理医生都会告诉你，我们绝不能尝试去平息、安抚偏执狂类型的人。”胡贝尔回应道：“那么你让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召开教会会议，将我们的分歧提交兄弟会，让全体会员讨论决定。如果你还想维护那位女士的名声，还顾及她的感受，我相信你应该不愿意那样做。”于是，齐默曼立刻投降了。这个效果令胡贝尔感到非常满意。
可是，挂断电话后，威利·胡贝尔没有感到兴高采烈，反而觉得心神不宁，甚至有些害怕。看起来齐默曼真的觉得很内疚。不过这可有些说不通啊。倒不是说海因茨缺乏吸引女性的魅力，不能与女性发生关系。正相反，年轻时的海因茨·齐默曼是大家公认的“少女杀手”，以至于他的朋友们最初都不相信他要当神父的事实。那时候，他从战争中退役归来已有一年，他重归大学校园，而且还担任起神父的圣职。说起来，齐默曼真正不擅长的，就是隐瞒。从他们在教区的幼儿园上学开始，胡贝尔与齐默曼相识已经有五十个年头了。多年来，胡贝尔对齐默曼的性格已经十分了解。他眼中的齐默曼傲慢自大，能言善辩，顽固任性，而且专横跋扈，攻击性极强——但遮遮掩掩、深藏不露？绝对不会。在大学全体师生众目睽睽之下，而且校长公寓中又住着那位道德模范欧文·瑞特，要想同爱格妮丝维持秘密的风流关系，他一定得是个善于掩饰、善于偷情的行家能手。不，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齐默曼应该像一只受伤的公牛般冲过来据理力争才对，可他这次却表现得这般懦弱，这般顺从。对此要作何解释呢？
胡贝尔挂断电话后，齐默曼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不过他知道答案是什么。他担心的既不是胡贝尔，也不是杰克·穆尔卡；他在担心爱格妮丝。
周二的早上，一切似乎又都回到正轨。爱格妮丝像往常一样，八点二十分抵达办公室，这时候，门已经打开，办公室的灯也都亮着，校长神父站在他的办公桌旁，用清晰悦耳的男中音问候道：“早上好，爱格妮丝，请进来帮我整理一下邮件。”她脱下大衣时，他抬了抬头，说：“外面太冷了，希望你没有被冻坏。冷风把你的脸颊吹得红彤彤的，不过你这样很好看。”
随后她做好早餐，两个人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一起用餐。然后，他们在他的办公桌前面对面坐下来，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不过，就在她进门之前，齐默曼已经听到了大厅中她的脚步声，他这时忽然发现一封带有主教纹章和地址的信，角落里还标注着“私人信函”。他心中闪过一种不祥的预感，慌忙地将那封信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一小时后，爱格妮丝去教务处长瑞特的办公室取一份潜在捐助者的资料，齐默曼打开了那封信。里面是霍洛韦太太的诽谤信和主教写给他的字条。主教鼓励他不要气馁，而且表示支持他对寄信人作出的任何处理决定。
齐默曼对霍洛韦夫人的信不屑一顾，又是一件好心没好报的事儿。可是，主教字条上那短短的几句话却为他敲响了警钟。
主教一定心知肚明，圣杰罗姆大学并不能对霍洛韦夫人实施什么处分决定。一来她根本不是大学的员工，二来她信中的措辞也很小心，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指控。她只是故作虔诚地表达她的恐惧罢了。
因此，毫无疑问，主教的字条是在向他提出警告。而且，从霍洛韦太太的信中，主教唯一察觉出危险的部分，就是那段提及他和爱格妮丝关系的文字。
从高中到大学，海因茨·齐默曼这位魅力四射的篮球明星，一直是女孩子追逐的对象。而他也觉得没有理由疏离她们。当然，他的修士见习期开始时，他已经戒掉了肉欲之爱。不过，尽管他忠于自己作为神父的责任，可当他回忆起过往的那些风流韵事时，他便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担任圣职工作。一年的修士见习期将满，他觉得无法继续隐瞒下去，于是向导师坦承了罪恶的过去，以净身心。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乌七八糟的往事？”莱姆神父严厉地问道。
“我觉得你和教会有权利了解事实。”
“你真是个笨蛋，”神父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在接受你作为见习修士之前已经对你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仔细的调查？也许我们不能说了解你睡过的每一个女人，但我们知道的肯定比你自己能记起的还多。通过调查，我们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在运动场上还是运动场下，你都是一名活跃分子。”
“可是，海因茨，”莱姆神父的语气变得和缓起来，“一个年轻人了解肉欲的诱惑之后再决定担任神父的圣职，这并不是坏事。因为这样他便知道，为神圣的教会服务需要他作出什么样的牺牲。如果他能通过实习期的考验，没有觉得痛苦难忍，万般煎熬，那么他就能够信心十足地立下贞操誓言，问心无愧地担任起圣职。”
“事实证明，”齐默曼心想，“神父所言的确有道理。我和爱格妮丝能维持这样的关系，原因也就在于此。”
“当然，”齐默曼陷入沉思，“我一直都知道，爱格妮丝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倘若我不是神父，爱上她一点儿也不难。不过，我是一名神父；多年以前我就学会要远离女色，不落入爱情的陷阱之中。我心中清楚，爱格妮丝心中也清楚，而且任何一个认识我们的人，即使只是泛泛之交，也都清楚这一点。总之，和爱格妮丝偷情要比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藏只大象还难。办公室的门整天开着，每天有上百人进进出出，哪有一点儿隐私可言呢？”
但是，奥马利主教一定是看到了对爱格妮丝的威胁，才会给他发来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意味深长的讯息。“任何一个了解我们的人都不会相信那个疯女人的鬼话，”他想。“可是，即使在如今这个妇女解放的年代，谣言的矛头永远会指向女方，女方永远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他应该怎么做？他还能怎么做？他在考虑是否要告诉爱格妮丝，但他立刻想到，一旦爱格妮丝看到霍洛韦太太的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可是，如果他不告诉她这件事，他们之间就可以一切如常吗？一直以来，他什么事情都没有隐瞒过她，涉及她的事更是如此。倘若她发现他把这样一封诋毁她名誉、诚信和尊严的信藏起来，她会怎么想？
齐默曼近乎机械地坐在那里整理工程学院募款活动的建议书，所有这些想法不断在他脑中盘旋。他几乎已经决定要暂时把信藏起来，至少要等晚饭后同欧文·瑞特讨论一下再说。可这时候，电话铃声响了，爱格妮丝说：“是威利·胡贝尔神父。他想与您单独谈一谈。”
且不管这通电话有什么其他的作用，至少它解决了到底要不要告诉爱格妮丝的问题。一挂断电话，齐默曼就径直走到爱格妮丝的办公桌前坐下来，将整个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首先是周日霍洛韦夫妇的来访，然后是周一他给哈里特·比彻·斯托女子学院打去的电话，接着他给她看了丽萨·霍洛韦和主教的信，而最后，他又向她转述了威利·胡贝尔和杰克·穆尔卡的命令——那的确是命令。
他异常平静，脑子里感觉不到任何的情绪，连愤怒都没有。可这一切都是强装出来的。他十分确定，爱格妮丝会哭起来。任何一个女人遇到这种事都会哭的。那时候，他会搂着她，安慰她。三十三年来，自从他作为见习修士与莱姆神父进行那次谈话起，他一直避免与任何女人有身体上的接触。但这一次，他提醒自己身为“神父”，他就一定要表现得像一位父亲。
当然了，如果有人看到爱格妮丝在他怀中哭泣，丽萨·霍洛韦的信就显得多余了，整个圣杰罗姆大学上下都会觉得他们的关系不正常。“但是，”齐默曼心想，“我宁肯被人批评不够审慎，也不能做个冷漠无情的人。而且，被人看到的可能性也不大。她的办公桌位于办公室的一角，从走廊上看不到这里，除非有人径直走进来才能看到。
“那封可怕的信已经影响到了我，”他开始用一种超然的态度来审视自己。从小，他就有这种跳出事外进行自省的能力，朋友和玩伴都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所以我走过来，坐到爱格妮丝的桌前，而没有让她到我的办公室，坐在我们平时坐的位置谈论这件事，那样的话从走廊经过的人都能看到。无所谓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爱格妮丝，坐在她的办公桌旁也许能让她觉得更加舒适些。”
可是，爱格妮丝的反应彻底破坏了他想好的脚本，令他困惑不已。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说到威利·胡贝尔的电话时，她的脸色如此苍白，齐默曼都担心她会晕倒在地。他心想，“她要开始哭了，”可就在这时，他惊奇地发现她的咽喉处出现了一抹深红色，它逐渐向上扩散，最后她的整个脸庞都变得红彤彤的。“海因茨神父，请您，”她说话的语气柔弱但清晰无比，“请您走开一下，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他无奈地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有些不知所措。这时候，她站起身来，轻轻地关上了两间办公室之间的那扇门。
齐默曼神父刚刚开始说话，爱格妮丝·穆勒立刻知道，她昨天的不祥预感全部应验了。他的语气已经告诉她，一定是发生了某些非常严重、无法弥补的大事，威胁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所讲的内容已经不重要了。接着，他给她看了那两封信。那一刻，她觉得整个人都崩溃了。她十分清楚，她们之间的关系从此再也回不到从前，在他面前她再也无法表现得从容自然了。那个恶女人的诽谤信和主教那封字条，完全玷污了他们之间那种纯洁的关系、孩童般的真心信任、兄妹之间的友谊以及同心协力的亲密合作。她觉得，主教的字条写得很蹩脚，那种高人一等甚至蔑视的态度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他们二人，尤其是她，以后都会刻意去强调他们之间是清白的，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然而越是这样，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以及每一个共处的时刻都会变得十分敏感，极不自然。
接着，她听到了威利·胡贝尔那通电话的荒谬内容，以及约束他们未来行为的“规则”。那一刻，她几乎由于愧疚而死掉了。她一直不喜欢胡贝尔这个人，而且她清楚，海因茨神父也一样对他评价不高。他是个吹毛求疵的人，而且有些官僚主义作风。而穆尔卡，她更看不起他。他完全是金钱的奴隶，而且每次在董事会上看见她，他都用那双色迷迷的眼睛盯着她看。现在，两个跳梁小丑竟敢羞辱海因茨神父，在一旁幸灾乐祸，像对待一个作弊的小学生那样对待海因茨神父！这是她的错，完全是她的错。她让他成为爆料的对象，她让他受到伤害，她让他的生活陷入了低谷。而且她明白，海因茨·齐默曼之所以屈服，没有对他们的虚张声势进行反击，打得他们夹着尾巴逃跑，完全都是为了她。
“我现在这个年龄，”她心想，“已经不介意别人如何对我品头论足。我现在是个寡妇，如果我爱上一个男人，就算他是个有妇之夫，我也不会觉得太愧疚。不过，我绝对不会去当神父的情妇。但现在，我成了别人的工具，而且伤害的是我最崇拜的人。可我无力去保护他，还危害到他的神圣使命……哦，不，这真的让我受不了。”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已经站不稳了，她费劲全身的力气才稳住自己，没有伸手去抓齐默曼的胳膊。
可是，刹那间，她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完全不同的感觉，觉得自己几乎要被激情和欲望而吞噬。“海因茨，海因茨，”她几乎要大声喊出来，“为什么你不抱起我说‘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或者至少说一句‘我倒希望这封诽谤信说的是事实’，她已经许久没有经历这般激烈、原始的情感了。多年前的那个夏夜，距离他们的婚礼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事实上，那时他们的订婚仪式还没举行呢），她将自己献给了杰克。突然之间，她似乎又回到了公园的树丛之中，重新体验到了那种狂喜、那种欢愉、那种负罪甚至痛苦的感觉。当时，杰克和她一样，对男女情事没有任何经验，所以她们的样子很狼狈。
她羞愧不已，甚至不敢抬头去看海因茨·齐默曼。“看来那个恶女人说的对，”她暗自想道，“我并不是个冰清玉洁的女人，我和海因茨·齐默曼的关系也不是这么多年表面看起来的样子。”
看起来，她的女儿玛丽塔的话也没有错。当年，玛丽塔十六岁，正值青春期的叛逆阶段，她有一次对着她叫喊：“你根本就不爱我，你丝毫都不在乎我！你唯一在乎的就是你的情人，你那个了不起的校长神父！”那些话曾深深地伤害了她。而且，看起来，芮妮修女的话也没有错。芮妮是圣杰罗姆大学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校长，自从学生时代起她就是爱格妮丝最要好的朋友。三年前，芮妮修女来找爱格妮丝，劝说她接受海因茨的提议，担任圣杰罗姆大学的副校长。“可是芮妮，”爱格妮丝说，“我连大学都没读过，而你们每个人都拥有博士学位。”
“别瞎扯了，爱格，”芮妮回答说，“你心里清楚这和学历无关，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校长并不需要处理学术工作。你不想接受这工作的唯一原因，就是你不愿意搬离海因茨的办公室。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每天看着他，从早到晚坐在他旁边，而且知道他正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当时，她气急了，怒气冲冲地摔门离开了办公室，为此好几周都没有和芮妮说话。
原来，玛丽塔和芮妮都没有错——其他人也一定都看得出来，除了她自己这个傻瓜。自己真是不知羞耻。
那一刻，她觉得全身燥热，仿佛被羞耻和欲望包围了。“海因茨一定看到了，”她想，“他会永远害怕我，厌恶我，甚至鄙视我。”
然后，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强迫自己用平静的语气说出那句话，要求他离开，让她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关上门后，她轻轻地回到了她的角落，这时候，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滚烫、气愤的眼泪一股脑地流出来，却丝毫没有减轻她的痛苦。
十五分钟后，她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重新走进海因茨·齐默曼的办公室。
“胡贝尔神父和穆尔卡先生，”她说，“也许反应有些过激，不过他们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都怪我没有早些认识到这一点。你和你的工作至关重要，不能成为流言蜚语攻击的对象，尽管那些谣言毫无根据。明天我会安排在我办公室的另一个角落里加一张办公桌，让打字部的洛佩兹夫人搬进来（她一直负责为我们两人做打字工作）让她在这里打字、接电话。周日，我会让维修部的一个同事把文件送到校长住所。”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也许周日我偶尔会邀请您和瑞特神父到我的寓所共进晚餐，我敢说我的厨艺要比校长寓所的厨师们强多了。”
周三早上醒来，威利·胡贝尔感到一阵阵的头痛。一整个晚上，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凌晨三点，他吃了双倍剂量的安眠药后，才勉强睡着了几个小时，还不停地做着噩梦。
周二早上，胡贝尔将他同齐默曼的谈话内容报告给了杰克·穆尔卡，然后，他便将圣杰罗姆大学的事儿搁置一旁，处理眼前更加急迫的问题：教会高中的那些非神职教师威胁说，如果不加薪他们就要加入工会。可是他们要求的加薪幅度远远超出了教会的支付能力。
晚饭后，胡贝尔又想起了早上和齐默曼的对话。突然，他想到了一个极其可能的理由，去解释齐默曼为何那般懦弱，解释穆尔卡为何那般惊慌：那个讨厌的女人信中所言，可能只是在重复圣杰罗姆大学上下人人皆知的流言。学校中发生了丑闻，而且齐默曼和穆尔卡都心知肚明。唯一被蒙在鼓里的就是身为圣杰罗姆大学兄弟会会长的他！维护教会的名誉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他却对此一无所知。大家一定会觉得他是个不称职的会长。
威利·胡贝尔心中清楚，作为教会的管理人，他是完全胜任的。不过，即使在那个胜利的时刻，他被推选为这个他从来不敢奢望的职位那一刻，他还是禁不住怀疑自己，害怕当真正的危机发生时，自己没有能力领导大家渡过难关。眼前面临的就是一场危机吧，而讽刺的是，他甚至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一场真正的危机，还是一名歇斯底里的恶女人写的一封诽谤信而已。如果答案是后者，那这封信只配扔到垃圾桶里了。可倘若答案是前者，丑闻真的威胁到了教会中最具声望的会员和教会最珍贵的资产圣杰罗姆大学，他又该如何是好呢？
不过，胡贝尔清楚地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有责任去查明事实。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事。可是，要如何去查明事实呢？他整夜难眠，可还是无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在他准备早餐时，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狐狸先生！”那一刻，他立刻释然了。
狐狸先生是弗兰岑神父上学时的绰号。那时候，他头上顶着一头浓密的红头发，嘴旁一撮红胡子，还挺着个尖尖的长鼻子，叫“狐狸先生”真是再形象不过了。多年后，他所剩无几的红头发和红胡子都已经变得斑白，只剩下那个长长尖尖的鼻子了。不过，他的绰号仍然保留下来的原因，在于他对八卦新闻具有极强的敏感度：狐狸先生吸引八卦新闻的能力就像是磁铁吸引铁屑一样。其实他并没有任何恶意，也不好色，不过似乎每个教职工家中的大事小情都逃不过他的耳朵。他也不会故意去编造谣言，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就像吉卜林所著的《大象的孩子》中所言，他不过是好奇而已。
威利·胡贝尔心想，这件事事关大学的两个主要人物：校长本人和他的首席助理。倘若有人散布他们的谣言，哪怕只有半点儿风声，狐狸先生也一定知道。
“没有，威利，根本没有这样的谣言。我敢肯定。相信我，如果有人这样说，我一定听到过。”狐狸先生对胡贝尔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一脸诧异地回答道。
接下来，威利·胡贝尔犯下了一个大错误。三个月后，他为这个错误也付出了代价。欧文·瑞特与他进行了一场长谈后，他宣布“由于个人原因”而辞去了大学兄弟会会长的职务。胡贝尔说：“狐狸先生，相信我，我不是闲着没事干了，也不是单纯出于好奇心而问你。我这么问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不能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原因。无论如何，我必须知道校园中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谣言，谁在散布这个谣言。我希望你能慎重对待这件事。请留心一下这方面的八卦，听到什么就立刻告诉我。”
胡贝尔竟然质疑海因茨·齐默曼和爱格妮丝的关系，这让狐狸先生觉得很可笑。他们的办公室正对着大楼的正门，门总是开着，学校行政人员经常进进出出，谁会相信他们之间能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呢？可胡贝尔的要求让狐狸先生很苦恼。他一直觉得重复流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谁也造成不了多大伤害。可带头散布流言则是另一码事了。胡贝尔的要求不正是让他带头散布这则流言吗？
可不管怎样，胡贝尔是兄弟会的会长，对他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而且很明显，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是黑暗、隐秘的事情，影响到了教会的利益。他原本想着不去理会胡贝尔的要求了，经过这番考虑，他又改变了主意。不过，他一定得特别小心，特别慎重才行。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狐狸先生这种慎重的态度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
倘若狐狸先生按照他一贯的方式去办这件事，比如说，倘若他拦下某个同事，直截了当地问：“你听没听说有关海因茨·齐默曼和爱格妮丝·穆勒的谣言？”那他损害的也许只有自己的名声而已。
可是，这次他事先做了一大堆铺垫，首先说他无法透露问这个事情的原因，又要他们发誓保守秘密，还环顾四周怕有其他人听到，尤其是，他这次并没有直接讲明，而是含沙射影地暗示。他这样故作神秘的说话方式反而制造出惊人的效果，搅起了一波巨浪。
“我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会这样和同事或者神父说，“不过，你有没有听到过一件离奇的谣言，比如，有关大学最高层领导一男一女间的不正当关系？有没有听到过这类谣言？”而且，他问这些问题时，总是把人叫到角落里窃窃私语，或者先确定门已经关好后才开始说话。他这样故弄玄虚的做法更营造出一种神秘气氛，于是，事情很快在圣杰罗姆大学的牧师中传开了。
起初，狐狸先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周四晚上，威利·胡贝尔和他谈话后三十六小时，他到东部地区参加了一场本科数学教学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回到牧师宿舍，正好赶上周日的晚餐。一群人立刻围上了他，当然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
“狐狸先生，你是不是有大新闻要爆料啊？”古典文学专业的一位副教授问道。
“狐狸先生，”另一个人说，“管理楼的丑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狐狸先生，你有没有听说兄弟会会长下令调查咱们学校的高层？”
狐狸先生匆匆逃开了，晚餐还一动未动地摆在那里。他一路跑到欧文·瑞特那里，赶在他睡觉之前，将事情的始末一股脑儿地告诉了瑞特神父。其实，瑞特之前已经知道这件事，因为海因茨·齐默曼和爱格妮丝谈话后就立刻来找他了。丽萨·霍洛韦的诽谤信、威利·胡贝尔的那通电话以及爱格妮丝屈从胡贝尔要求的决定，这一切他都知道。不过，瑞特根本没有想到胡贝尔后来会给狐狸先生打电话，没想到会在教师中引起轩然大波。即使是瑞特最亲近的朋友，也不敢在他面前谈论什么八卦流言。
瑞特严肃地命令狐狸先生保持沉默。“如果再有人问你有关这则谣言的事儿，你就让他直接来问我。”可他这样只是加剧了这件事的神秘色彩，所有的神父更加确信，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儿。认识瑞特多年的老教授们的确去找过瑞特，不过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番严厉的说教，瑞特批评他们不应散布谣言，甚至提及这种荒谬的恶意传言都犯了大错，又对他们下了严格的命令，要他们惩罚那些信口胡说的年轻人。而且，瑞特自己开始去神父寓所餐厅吃晚餐。实际上，他已经多年未在神父寓所餐厅用过餐了，一直都是和海因茨·齐默曼一起在他的寓所中共进晚餐。吃饭时，他沉默不语，一脸严肃，吓得大家都不敢谈及这个话题。
然而，噤声的作用只是让大家更加相信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海因茨·齐默曼和爱格妮丝·穆勒只是两个遥不可及的名字，而不是与他们亲密共事、有血有肉的人。但事实究竟如何，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大部分人觉得不应该是什么风流韵事，毕竟每天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他们，偷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然而一定是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严重的大事吧，不然为何这么压制言论，不准任何人张扬呢？起初一群神父会聚在某个地方大声议论这个话题，而现在他们则开始窃窃私语。起初他们无所顾忌，现在则会找个角落，热烈地争论不休，而有人走近时讨论声则立刻戛然而止。起初大家把整件事情视为一个没什么品位的笑话而已（狐狸先生一向没什么品位），而现在他们都开始变得惶恐不安了。
欧文·瑞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做法犯了大错。但他却不知道应该和谁商量一下这件事。三十年来，有关圣杰罗姆大学的任何事他都会和海因茨·齐默曼商量，可这件事他显然不能和齐默曼提起。学校董事会的主席或者教会会长当然也不行，即使他以前对穆尔卡和胡贝尔还算尊敬。
后来，他想到了西摩尔·伯格维茨，决定去拜访他。
其实，伯格维茨是齐默曼的朋友。不过瑞特经常见到这位医生，对他很有好感，也相信他的判断力。瑞特觉得，目前圣杰罗姆大学发生的事情需要征询一下这位心理医生的意见。
“你说得对，教务处长神父，”伯格维茨说，“目前学校发生的情况的确属于我研究的领域。听起来这好像是一种群体歇斯底里现象，不过不太严重。外行人会觉得只有女性，特别是青春期的女性才会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歇息底里症状的出现与性别和年龄无关。它是一种情感上的流行病，传染性极强。通常它出现在闭塞孤立的小社区，当人们情绪紧张，而冲突又被潜意识压制时，就会表现出来。”（伯格维茨暗自想道，“哪里的情绪危机能比现在的年轻天主教牧师群体更严重呢？他们整天担心着性和禁欲的问题，经常听到其中一员又放弃神职身份结婚去了。真是对他们心理承受力的挑战啊。”）
“目前针对这种病症并没有好的治疗方案或者有效的药物，”他继续说。“以前，人们请神父进行驱魔活动，但没有什么效果。如今，人们向我们这些心理医生咨询。我们会夸夸其谈地讲述压抑、升华、通灵动力学、驱动力等专业知识，但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所幸的是，群体歇斯底里的症状通常能够自愈，而且速度很快。我倒不是说这和普通感冒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它的破坏程度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痛苦，你应该已经感受到了。不过鞋里进了一粒沙子时也会这样。不用太过担心，通常这种症状会在几周内消失。不过，你必须避免一种做法，因为它会让歇斯底里的症状变得更加危险。你要知道，焦点事件是靠着大众的关注、宣传和演说才能存活。如果你忽略它，宽容它，淡化它，对它一笑置之，相信我，群体歇斯底里就没有存活的空间了。
“你现在的重要任务是，”伯格维茨总结道，“要求大学的资深人士，如学院院长、系部主任和德高望重的教员们，保持头脑冷静，一切如常地继续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我相信这个应该不太难吧。”
欧文·瑞特向这位心理医生保证说这一点儿也不难。可是，离开伯格维茨的办公室时，他的心情却很沉重，甚至有种不祥的预感。在内心深处，圣杰罗姆大学那些资深人员能否有那种自律，像往常一样开展工作，能否给予齐默曼和学校全心全意的支持，他一点儿把握也没有。其中一些人恐怕还正唯恐天下不乱，忙着兴风作浪呢。而在第二场风暴中，霍洛韦夫妇又一次成为中心话题，站在了风口浪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