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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我的1993年吧。
深发展一马当先，从19元涨到了27元。那一段日子我除了到单位报个到，大部分时间都跑到交易大厅去凑热闹。只要有行情，交易大厅总是人山人海，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夸夸其谈，口水多过茶水。
我挤到巨大的行情显示板的最前面，看着我的深发展每天都在涨，立刻好了伤疤忘记痛，心里在不停合计：唔，发展涨到50元去我可就要赚到10000元啦！这样一想啊，简直就高兴得合不上嘴。瞧，还没解套就想着要赚大钱了，真是“目光远大”。
然而再一次好景不长（在大盘注定向下的大趋势里，好景怎么会长呢。），深圳综合指数一路上升到334点，还没让我彻底解套，就开始一泻千里。我抱着我的600股发展坐了一次电梯，还没有从幻想中清醒呢，深发展的股价就从27元跌到了23元。
我割肉了。
我不能接受再次眼睁睁看着它跌回22元甚至更低价位的结果，所以我在它还是23元的时候选择了割肉。
我的运气太差了！我哀叹。
当然几年后我明白了这次从194点到334点的上升并不是什么大盘转势，而是大盘跌破年线后的一次强劲技术回抽而已。
事情过去10年了，我还记得深圳综合指数上冲到334点的那一天的情形，那是一个周二。看着大盘指数发疯一般往上急窜，交易大厅里掌声如雷。股民们争先恐后挤到填写买入单的柜台去买进股票。大厅里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乌烟瘴气，我实在是忍受不住了，就跑出去透透气。
正在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大概是一对夫妻匆匆走过走我的身边。我听见男的对女的说：“卖出去了，这次终于全卖出去了。”“卖出去就好。”女的回答。
“这样好的行情居然要卖股票，真是傻瓜！”我忍不住在心里骂他们，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投以轻蔑的眼光。
几分钟以后，大盘急转直下，市场再一次证明我才是十足的傻瓜！
我不认识那一对夫妻，以后的日子里也再没有碰到过他们。不过直到今天，我依然为他们精彩的逃掉那一次屠杀而喝彩！
上帝保佑他们！
我把发展从23元卖出以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持股单一风险太大了。这是我进入股市几个月损失几千元后总结出来的第一条经验。所以我马上就改变策略，把鸡蛋分散到尽可能多的篮子里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我的一万多元钱买了9只股票，以至于我每天都必须把股票代码和数量写在卡片上，否则我根本记不住自己究竟买的是些什么东西。
做长线是错误的，令我损失惨重。这是我总结的第二条教训。
所以我决定做短线。
那个时候，深圳股市的股票是5分钱一个价位，上海股市的股票是1分钱一个价位。也就是说，上海股票的价格可以是10.01元，10.02元……而深圳方面却只能是10.00元，10.05元，10.10元……这样显示。而且，上海是实行“T＋0”交易，当天可以任意买卖多次，而深圳实行的是“T＋1”交易，就和现在是一样的。
所以我把战场转移到了上海股市。
当时这两个市场就在相互竞争。深圳股市总是摆出“投资，绩优”的高贵血统嘲笑上海投机气氛太浓；而上海股市就用题材和概念来吸引股民，一会儿炒“东亚运动会题材”，一会儿炒“领袖家乡概念”。
在牛市和多头市场，各方面的主力都会高举“价值发现，绩优成长，投资”的大旗，这样出师有道，容易得到各方面资金的支持。就像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在熊市和空头市场，大主力大资金都偃旗息鼓，只有游资和小主力难耐寂寞，需要不断制造出各种概念和题材来吸引热钱进行局部战斗。好比一个社会，政治好治安好（牛市），大家都会走正道；而政治和治安糟糕（熊市），骗子小偷强盗就层出不穷。
深圳市场要在熊市里讲投资，就好比乱世里做良民，自然敌不过上海市场在熊市里玩投机了。于是全国大量热钱都跑到了上海市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6年牛市来临，深圳市场的“投资，绩优” 理念才得以扬眉吐气，大大超过上海市场！
我接触到的第一个题材，就是“申奥”概念。1993年中国第一次“申奥”，题材难得，概念独特，庄家们自然磨刀霍霍。
我手持9只股票，天天在交易大厅里做“T＋0”追涨杀跌，看着股票一跌就卖一涨就买，一天买卖十几二十次简直不在话下，常常把自己弄到头晕脑胀，双眼发直。
中国“申奥”失败，“申奥”概念自然也是昙花一现。几个回合下来，我的钱又少了一截，把鸡蛋分散到尽可能多的篮子里面的短线战术再次宣告失败。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懂股票价格是以趋势方式运动的。一轮趋势一旦形成之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原有趋势不会轻易发生改变。我根本不懂看大势，无论是大盘的趋势还是个股的趋势我都一窍不通。
我再次调整战术，把股票持有数量减少到5只以内，短线操作依旧。每天来到交易大厅，看着那些平凡却暗藏杀机的数字在眼前跳来跳去，我就倍感快乐和兴奋。
那一段时间，股市上最吸引人的就是开中国股市收购概念之先河的“宝延”收购大战。深宝安登陆上海滩收购延中实业，延中的股价从最低迷的8.9元炒到16元然后继续被炒到42元。一时间沪股风起云涌，真空、小飞乐、爱使、申华、兴业等老八股、被收购概念热闹非凡。股评人士找到新的写点，号召“抛开大盘炒个股！”。但是深股却平静如水，收购方深宝安的股价无动于衷，一直在19元价位窄幅波动，让抛开大盘炒个股想投机占便宜的股民连呼上当。
我在18元的价位买进延中股票，然后很快在21元附近卖出，每股赚了3块钱，高兴得如同过节！但是没过多久，延中的股价就涨到30元，我没胆量再追上去，只好眼睁睁看着它继续飞上40元，和我半年股市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机会擦肩而过！
但是我没有什么后悔，也不生气。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和市场生气。倒不是我觉悟高，而是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股市上是只菜鸟，所以从不敢和市场论理。做错了，亏大了，我总往自己身上找原因，从来不敢责怪市场。当时我并不知道有“市场总是对的。”这一说法，我只是没有自信心，毫无底气，非常心虚。
“宝延”收购题材结束后，延中的股价就开始踏上回归之路，没过多久价格就“4折”出售，跌到了15元。沪深大盘如同泄气的皮球，缓缓下沉。
股评们开始拼命给大盘找一个下跌的理由：不是我们预测失灵，而是新股发行得太多太快！既然大家对波浪都厌倦了，就说说时间周期、神奇数字和支撑位的关系。
我沉浸在对每天股价波动的追逐中。但是无数次操作的失败，让我开始对波浪理论产生了怀疑，所以当专家们搬出新玩意来故弄玄虚，我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报刊杂志上最著名的股评和特约博士还在争论：“二浪？C浪？”，有一天我突然省悟，无论是二浪还是C浪，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下跌！分歧只是下跌幅度的长短而已。既然结局注定是一样的，还有什么必要为多跌几个点少跌几个点争论不休呢？
这次省悟让我第一次模模糊糊感觉到了股市中趋势的存在和执着于预测具体点位的可笑。
但是这次省悟似乎来得太晚了一点，因为我破产了。
不理会基本大势，持续不断频繁的短线操作，交易费用的蚕食，终于让我的一万多元钱所剩无几。我进入股市不过半年时间，两万元的本钱并没有象王叔叔那样膨胀成十多万。刚好相反，我破产了，手中只剩下不到三千元。
那是1993年深秋的某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