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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以小说为主，留美初期创作的作品，最初是在中国台湾发表并获得一系列文学大奖，内地的评论界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关注严歌苓的小说创作，新世纪以来涌现了大量的评论文章，近几年人们对于严歌苓作品的研究热度更是与日俱增。文学评论界对于严歌苓小说创作的成就和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家饶芃子教授认为“严歌苓是近十年来北美华文创作成就最为显著的作家……她的小说闪烁着‘新移民’文学独有的精神特质”
。陈思和认为“90年代以后，海外题材创作的代表当之无愧是严歌苓。她的一系列作品在海外华人文坛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并认为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
。刘登翰认为“在美国新移民华文的小说界，女性作者的崛起非常引人注目……其中的代表首推严歌苓”
。刘俊认为严歌苓书写“大陆故事”的小说是“北美华文文学90年代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一”
。旅美评论家陈瑞琳称严歌苓的作品“以窥探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而受到读者青睐，屡在中国台湾、香港以及北美文坛获奖，从而成为海外新移民作家一面耀眼的旗帜”
。评论家雷达认为“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最讲究艺术性的作品”
。旅美作家陈燕妮在《赴美人物访谈》中认为：“在美国的所有华裔女人中，严歌苓是一个了不得的异数。她制造了一条常人不敢想象的道路，把本不能走的路，硬走成路。”李槟认为“严歌苓等八十年代作家对中国移民况味的美国抒写……体现了留学生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的最新的，也是最有高度的成就”
。
从1997年到2014年的17年间，关于严歌苓及其作品研究的论文，以“严歌苓”为关键词、以“题名”为检索项，在中国期刊网中，可以查到单篇学位论文678篇，在博硕士学位数据库中可以查到论文109篇。对近二十年来严歌苓研究在大陆的成果进行总体的回顾与分析，可以发现评论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注移民题材作品
在留学生和移民题材的作品中，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女房东》、《海那边》、《红罗裙》、《扶桑》、《人寰》等长篇小说以及改编的几部电影频频摘取台湾和国际上的各种大奖，随之也引起了国内研究者的关注。朱立立在《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中认为严歌苓的小说至少有以下几个特色值得评论界关注：一是人物决不囿于华族华人，而是包容了美国不同种族的成员，因而突破了美华文学本土化的困境；二是严歌苓通过对边缘人生的细腻刻画，凸显出少数族群或弱势群体属性认知重建的尴尬和艰难；三是表现异质文化碰撞中的人性冲突；四是坚持以鲜活、动感的人性抵抗现代社会的冷酷无情和现代人内心世界的虚无寂寞。刘俊在《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中认为对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这三位作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大致勾勒出美国华文文学中留学生题材小说在主题上不断深入和技巧上新质迭出的历史轨迹，即“内容”上是由展示表层的受挫经历，到深入的历史文化思考，再到普遍的人性探寻；“形式”上是由情绪叙述，到冷静叙述再到洒脱叙述。王震亚的《人文关怀的真切表现——试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3期）、李槟的《移民的况味——严歌苓小说中的美国抒写》（《当代文坛》2001年第6期）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评论了严歌苓移民题材的小说。另外，黄万华的《故土和本土之间的叙事空间——美华小说的历史和现状》（《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以严歌苓等人的小说创作为例，梳理了美华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了严歌苓等20世纪80年代大陆移民作家和60年代的台湾留学生作家，在不同的时代如何以富有个性的小说创作构成不同阶段美华文学延续、拓展的链条。李亚萍的《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华文文学》2003年第3期）分析了严歌苓几部小说中的人物在异国他乡出现的交流障碍，揭示了新移民面对异国语言和文化时的尴尬状态。
（二）作品比较
近几年随着华文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论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分析了严歌苓的作品，比较的对象既有大陆作家、台湾作家，也有华人汉语作家与华人英语作家。高小刚的《“说出来”和“弄错了”——评两种海外华人小说语言》（《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期）将英语的华人写作和汉语的美国题材写作进行比较，认为严歌苓和汤亭亭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创作的两种全然不同的风格，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观在叙述语言上的反映。刘艳的《困境的隐喻——略论张爱玲、严歌苓的创作》（《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认为严歌苓具有张爱玲式的“冷冷的成熟”，两位作家拥有相近的文化品格：怅惘孤寂的错位意识、女性话语的真实言说、具有精神分析特征的人性心理的展露抒写，两位作家之间诸多差异又不乏相似之处的创作，成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遭遇困境时的隐喻。湘潭大学万莲姣的《性别叙述的声音及其文化隐喻——关于〈扶桑〉和〈永远的尹雪艳〉的对读》（《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7期）认为白先勇和严歌苓的两篇小说流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性别文化声音，这种声音构成诸多声响，既隐藏在叙述人那基于生理的社会性别里，同时也弥漫在小说虚构人物的性别文化心理结构中，蕴含着一种女性神圣文化隐喻。
（三）作家身份和文化意蕴
严歌苓的重要作品创作于其赴美留学之后，因此研究者往往将她置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范围内进行探讨，关注文化身份、种族冲突等问题对其作品的影响。陈思和在《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读严歌苓的两部长篇小说》
一文中认为严歌苓的小说里“总是弥散着阐释者的魅力”。《扶桑》是一个夹在东西方文化困惑中的青年女子对一百年前同等处境下的女子传奇的阐释，那是不同时间的阐释；《人寰》则是用西方现代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东方国土上所发生的关于男人间的友谊道德等一系列伦理原则，是不同空间的阐释，而小说文本叙事的文化视角和故事本身包容的文化内涵之间的差异，立体地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柳珊的《阐释者的魅力—论严歌苓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认为阐释者自身价值观念的不确定性、叙述上的群体性与抒情性、阐释者的抒情性影响着叙述方式和作品故事。王泉的《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华文文学》2004年第4期）从严歌苓小说中独特的审美意象入手，探讨其小说的文化意蕴，认为作家在异质文化的窗口下抒写的中国女性命运具有深刻的悲剧美。
（四）中国书写与民族寓言
较多研究者认为严歌苓小说的叙述模式和人物形象是历史叙述和民族寓言的反映。吴宏凯的《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以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华文文学》2002年第2期）认为海外华人写作中始终有着浓厚的家国关怀，这既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在特殊的文化境遇中作出的文化选择，而不同的文化身份使得海外华人作家在书写中国形象时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和书写模式，严歌苓和谭恩美分别以历史记忆和神话想象的方式对中国形象进行了阐释。李亚萍在《族裔女性的发声——以〈女勇士〉和〈扶桑〉为例》（《暨南学报》2003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美华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严歌苓的《扶桑》都以丰富的历史想象重塑过去，融合了传记与小说的双重特点。她们的作品塑造了在种族和性别歧视中勇敢生存的华人女性形象，以此来反思当下华人女性的生存状况。华人女作家对过去的书写不仅重新建构了自身形象，而且揭示了被美国主流话语掩盖和压制的华人历史。杨红英的《民族寓言与复调叙述——〈扶桑〉与〈她名叫蝴蝶〉比较谈》（《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指出由于移民史与殖民史都处在西方和东方、强势和弱势两种历史文化的交汇点上，所以严歌苓和施叔青两位作家在《扶桑》与《她名叫蝴蝶》中都采取了民族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书写形式和复调式的叙述模式，并对美华移民史和香港殖民史展开富有开创性的书写。葛亮的《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与〈蝴蝶君〉的比较分析看华人（男性）的文学再现策略》（《国外文学》2006年第3期）将严歌苓的小说《魔旦》与黄哲伦的戏剧《蝴蝶君》进行比较，探讨两位华人作家如何运用迂回的方式颠覆西方对于华裔男性的成见，揭示作品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东方再现策略。龚自强、陈晓明等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认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以她的祖父为原型，写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的磨难，写出他们性格与心理的弱点，写出他们成长中付出的惨重代价。通过对身处大时代压力下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内心世界，尤其是对存在的、持续的、精神性的挖掘，使得严歌苓笔下的政治与人生不再具有单义性、明晰性，而是出现了政治、人生、人性、知识、情爱等的复杂内涵和丰富多义。
另外，有些论文还探讨了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艺术和语言特色。黄万华的《语言的舞者——严歌苓小说语言论》（《吉首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认为严歌苓的小说语言具有中国文字的神韵和生命，作家一直在努力拓展自己的母语资源，使汉语走出中国本土并获得了拓展和深化。陈振华的《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当代文坛》2000年第3期）认为严歌苓小说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现代性叙事艺术表现相得益彰。杨学民的《时间与叙事结构——严歌苓长篇小说叙事结构分析》（《当代文坛》2004年第2期）探讨了严歌苓小说对时间与人和文学的关系，认为作家是以时间为结构要素构建出形式和意味统一的叙事结构，并促成了她对小说文体的创新。李玉杰的《“总想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论严歌苓〈补玉山居〉的叙事艺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认为严歌苓是一个对叙事艺术相当讲究的作家。在长篇小说《补玉山居》中，作家将四个各自独立的小故事完美组合在一起，通过“补玉山居”联结，不仅使“分享秘密”的叙事艺术得以实现，而且还使整部作品具备了“对位”性。同时，作者又通过诸如建构精彩情节以及“开放式结尾”等种种艺术技法，使这四个小故事各成一部独立的精彩短篇。
（五）探讨人性与女性形象
人性思考是严歌苓小说中一直贯穿的主题，不少研究者对作品的人性进行了深度探讨。王震亚的《历史深处的人性闪光——再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认为严歌苓创作了多部反映早期华人移民生态与心态的小说，作品不止注重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思考，更注重对人类共有的、人性层面上的开掘，将人性的复杂与微妙、人生的无奈与多难一一显现出来。金岚的《唱响人性之歌——严歌苓小说浅析》（《铜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认为严歌苓小说始终在揭示人性的丑恶、光辉或缺陷等复杂性。
另外，有些论文探讨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如李培的《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认为严歌苓用原始雌性的最高层表现——母性来颠覆传统男性与女性的强弱观念，从雌性的本能扩张——情欲来考察她们灵与肉的争斗，以雌性特征能否自然绽放来衡量她们的人性是否完整，从而在小说文本中营造出独特的魅惑氛围。宋微的《人在边缘——论严歌苓旅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职大学报》2005年第3期）分析了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认为严歌苓小说中的边缘书写既是对自己的边缘身份进行某种确认，也是作者反抗中心与主流、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一种方式。杨晓文的《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论》（《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认为小说通过描写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日本人的中国故事，以异文化为对象进行了一次有意义而又漏洞百出的他者想象。吴春的《论女性历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怀化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认为《小姨多鹤》通过改写与设置个人视野来解构宏大叙事，从个体体验来消解革命政治，突出了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尊重，以“逃离—隐藏”的叙事模式，向读者展现了女性眼中独特的历史图景。
（六）单篇文本细读
研究者往往对严歌苓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和重要人物进行深度分析，如对《雌性的草地》、《扶桑》、《第九个寡妇》等小说的评论。王列耀的《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严歌苓〈雌性的草地〉赏析》（《名作欣赏》2004年第5期）认为严歌苓在这篇小说中强调了男女先天的自然属性方面的差异，以女人的生物性特征来反衬虚幻的“革命”名义和虚幻的“男女平等”名义的荒诞，这种从性别差异出发，与曾经流行一时的“社会意识”相对立的“自然意识”可以称之为严歌苓思维中的“雌性的草地”。陈彬妮的《永远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黄”与“红”——浅谈〈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性与欲望”》（《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认为严歌苓巧妙而成功地运用了颜色和物的象征，展现了人物对性的渴望和对爱情的执着，作品因此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
众多研究者对《扶桑》情有独钟，有的从叙述技巧、历史意识，有的从人物形象、文化意蕴等不同的角度对小说《扶桑》进行了深入、细致、具体的挖掘。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涵平的《论〈扶桑〉的历史叙事》（《华文文学》2003年第3期）认为长篇小说《扶桑》展现出一种历史叙述的特征：多种人称的交替出现、元叙事的大量使用和跨时空内容的拼贴式比较。这种历史叙述的运用和严歌苓的移民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中则表现为通过对文学性的追求而获得最高的历史真实性。姚晓南的《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暨南学报》2004年第4期）认为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扶桑》的重要叙述视角。林翠微的《百年良妓的凄美绝唱——严歌苓〈扶桑〉女主人公形象的文化意蕴》（《华文文学》2004年第3期）探究了扶桑的母性形象以及西方人的东方情结，认为小说在错综复杂的种族情爱中展现了东西方从未停止的冲撞和磨砺。龚高叶的《扶桑：从妓女到地母——浅论严歌苓对妓女形象的另一种书写》（《科技信息》2006年第6期）和葛亮的《“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也都分析了扶桑这一形象体现的东方式母性或雌性特征。朱耀龙的《爱情：一种纯真的原生美——对严歌苓小说〈扶桑〉的情感解读》（《当代文坛》2004年第3期）认为严歌苓的小说中隐藏着一个秘密：人类社会的男女都渴望着一份原始的激情，那种纯粹的本能式的需求、不经人类社会文明污染的纯生物式的男女之情。另外，还有毛尊的《〈扶桑〉的叙事魅力》（《名作欣赏》2006年第6期）、金琼的《谜样的扶桑与盘根错节的历史——严歌苓〈扶桑〉的文化意蕴》（《名作欣赏》2006年12期）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扶桑》的叙事特色和文化内涵。
从总体上看，严歌苓研究的关注焦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注重点篇目和重要人物形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揭示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二是大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把严歌苓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三是关注严歌苓小说的叙述模式和艺术技巧；四是探讨作家的文化与作品的内涵。
海外华文文学专家、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指导的众多博士学位论文都涉及对严歌苓作品的研究，如：李若岚《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中国想象》（2003年）；李亚萍《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的主题比较研究》（2004年）；陈涵平《诗学视野中的北美新华文文学的文化进程》（2005年）；李思捷《身份书写与跨文化心态透视》（2005年）；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2005年）。另有福建师范大学陈晓晖的《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2003年）。这些论文在涉及对严歌苓的作品研究时往往是将严歌苓作为作家群中的一个代表进行新老移民的主题比较、华裔作家与华文作家的身份比较、华文女性文学之间的横向比较、海外华文文学的身份书写研究以及文化心态的分析等，从各个侧面分析探讨了严歌苓小说创作的特点和意义。
在硕士学位论文中，有的从移民作家、华裔英语作家与华文作家的比较来探讨严歌苓小说的内容题材和文化内涵，如孔祥伟的《严歌苓、虹影历史叙事之比较》（暨南大学，2005年）和胥会云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与华文文学个案比较研究——汤亭亭与严歌苓》（复旦大学，2004年）；有的从心理层面来挖掘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如丁元骐的《当生活在痛苦之中——严歌苓小说中女性人物心理深层分析》（复旦大学，2004年）；有的论文探讨严歌苓小说中的异族、异性形象，如朱耀龙的《论严歌苓汉语写作中的美国形象》（暨南大学，2004年）和马阳的《“我”和“他们”——论严歌苓作品中异性形象的建构及其意义》（暨南大学，2007年）；有的从审美风格、叙事语言等角度来研究小说的艺术特色，如黄河的《边缘人生的诗性言说——严歌苓小说论》（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和李芬芳的《走在双轨上的错位人生——严歌苓小说双构性叙事语言分析》（西南大学，2001年）；还有的从移民文化和历史叙述角度来探讨严歌苓小说的文化内涵，如张莉的《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严歌苓书写》（西南大学，2004年）和朱国昌的《另一种生命表现形式——严歌苓小说论》（上海大学，2004年）；有的论文集中于严歌苓小说的的女性书写和女性形象，如李文杰的《论严歌苓的女性写作》（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牛永勤的《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精神内涵及女性观》（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龚高叶的《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叙事》（汕头大学，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