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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古文字，指的是古代通用而现代丧失了交际功能的文字。依据其载体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古文字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甲骨文。
使用甲骨占卜、祭祀、书写，这是上古中国文化独具特色的一面，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做法。甲骨文——现存最早的中国文字，大多是书写或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这些甲骨文都是商代后期和周初的文字记录，也是三千年前王室档案的一部分。但是，占卜时使用兽骨并不是起源于商代，而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中国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上，曾发现不少兽骨和龟甲的碎片，上面有烧灼的痕迹，只是没有文字。殷人可能承袭了这种用甲骨祭祀的传统，加上文字，来作为占卜的记录。
根据记载，周代继续使用甲骨祭祀，但占卜文字主要书于简帛之上（事见《周礼》）。20世纪70年代有一些周代早期的甲骨出土，但刻有文字的为数不多，大概是西周承袭商代，最初仍继续将卜辞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稍后，因简帛的使用已很普遍，书写较契刻简便，卜辞便逐渐被改写在简帛之上，后不再承袭商代制度，不再将甲骨作为记录文字的材料而广泛应用了。
殷商·甲骨文
对商代前期纪年的考订虽然尚未得出准确的结论，但采用各种方法，大部分的甲骨文仍然能粗略地断定它们的年代。根据学界研究，这些甲骨文是从公元前14世纪后期盘庚十四年迁都安阳后，到公元前11世纪中叶帝辛灭亡前这一时期内的记录。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所推测的年代，盘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300年，殷亡是在公元前1046年，现有的商代甲骨文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内的记录，前后历经八代十二王，共约250年。至于这些甲骨文中是否有盘庚时代或更早的卜辞，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2）金文。
金文的载体是铜器。铜器的出现，与石器和陶器都有一定的关系（冶材取自石头，模范是用陶制作的），特别是与陶器关系密切，不但制作离不开陶范，而且器种、器形，也是相互模仿的。以铜器记载文字，自商代至汉代陆续不绝，但用于记录史实，却以周代最为普遍。自从东汉大量采用石碑记载有纪念性的文字后，金文就逐渐消失，铜器也便不再用于史实的记载了。
西周·大盂鼎
春秋·侯马盟书
（3）玉石文。
在考古出土的器物中，石器的资格最老，玉器是石器的一种，年代也很早。但石器和玉器上的文字，似乎不早于商代，特别是长篇纪念性的刻石，更是东周以来才有。中国的长铭石刻或纪念性石刻，早期比较贫乏，和西亚、埃及等国家的文明不同，它在秦汉之际的突然出现和数量的急剧增加，很可能和欧亚草原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有关。中国最早的长铭石刻，一是见于和匈奴相邻的秦国（石鼓文、诅楚文、秦始皇刻石），一是见于源出戎狄的中山国（守丘刻石），更大的发展则是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以后。秦昭襄王、秦始皇、汉武帝三伐匈奴、三筑长城，中国才有长铭石刻，才有各种大型石雕，这不是偶然的。
玉石文主要有先秦的石鼓文、诅楚文、秦骃玉版、侯马盟书等。
（4）简帛文。
简帛文，或称“竹帛”，因《墨子》多称“书于竹帛”，《韩非子·安危篇》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在古文字材料中，简帛是易耗品，轻便易得，是书写材料的主体。
上博简·《孔子诗论》
关于竹简使用的时间，下限是在魏晋，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但上限却难以确定。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说：“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上限还很难确定。学者根据典籍记载和情理判断，认为商代、西周和春秋肯定都有竹简，如甲骨文中有“册”字，西周金文中有大量史官“册命”的记录，但现在的发现，年代最早也不过到战国初年，实例是曾侯乙墓遣册。
目前发现的战国竹简，主要为楚国所有。迄今为止已正式刊布的楚简，主要有：仰天湖竹简、信阳竹简、望山竹简、随县竹简、九店竹简、包山竹简、郭店竹简、新蔡竹简、上博简等。
帛书的发现目前还太少，只有战国中晚期的子弹库楚帛书。
（5）玺印文。
古玺印，是古代人们的信用凭证，也是国家行政机构施行职权的工具。在先秦时期，古玺印大都称为“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规定皇帝所用的印称“玺”，其他只能称“印”。
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出土实物推测，古玺的兴起大约在春秋时期。当时频繁的政治活动需要以官玺作为权力的凭证，密切的个人交际及经济往来也需要以私玺来昭示信用。
古玺只有少量是以玉、银等材料制成，绝大多数为铜质。古玺根据内容与用途可以分为官玺和私玺两大类。
（6）陶器文。
战国·陶文
陶器也是书写文字的原始材料。半坡和大汶口陶器已载有陶文，殷周也有少量的陶文。传世的陶文则多为晚周齐、燕遗物。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韩、赵、魏、楚、秦等国旧地也均有陶文相继被发现。战国陶文用玺印印成者居多，这些陶文多具边框，与玺文相同。有的学者曾列举某些陶文与玺文内容相同者以作比照，尤能使人信服。除玺印者外，战国陶文也有刻契和笔书者。
战国陶文，根据文字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私名陶文，多为制造者的姓名；官器陶文，多为使用陶器的单位；记事陶文，私名和官器前冠以时间及各级职官。
（7）货币文。
上古交换以物易物，到商代始用贝壳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这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活跃促使货币流通量激增，金属铸币就大量出现了。现存的先秦古钱大多数是战国时期的东西。有铭战国货币，除楚国地区曾用金质外，其余几乎全用铜质。按其形制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布币、刀币、钱币、贝币、金币。
对于秦代以前古文字的风格，前人曾有“玉箸体”、“蝌蚪文”、“鸟虫书”等说法，但这仅仅是古文字中的几类典型字体而已。实际上，古文字由于通行时间长、分布地域广、书写材料丰富、书手众多，形成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大的方面来讲，刻、铸、书所造成的差异即十分明显；如果作细的分析，每一种方式下面还有种种不同的风格，可说是五光十色、绚丽多彩。
风格差异中，最明显的是手书类与铸刻类的不同。包括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在内的铸刻类文字，用笔一般都以中锋为主，笔道多为均衡线条，行笔基本用平移手法；手书文字则中、侧锋并用，而以侧锋更为常见，用笔顿曳分明，富粗细变化，行笔多用摆动手法，与铸刻类形成明显的差异。
铸凿与刀刻文字的区别亦颇明显。浇铸的铭文和面积较大的凿刻铭文（如石鼓文），用笔一般是逆入回收、中锋行笔，主要用平移手法，线条婉转自如、粗壮圆润，每多浑厚之感。刻款主要见于甲骨、铜器、玉片及面积不太大的石器，与铸款一样，同为中锋行笔、平移手法，但刻款文字顺锋落、提锋出，首尾多露锋芒，文字笔画纤细，笔道平直方折，每多爽脆、犀利效果，有别于铸凿文字。
由于时代、地域、书手等因素的不同，铸、刻、书每一类内部还有种种风格差异。同为铸款，周初雄壮派之肥笔与波磔，笔画中肥而首尾出锋及婉约派之线条轻巧灵动、婉曲柔和，收笔时见出锋的写法，与周中晚期之笔画圆转、首尾如一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是宗周书风的毛公鼎与散氏盘，亦有用笔裹锋松与严、行笔快与慢的差异。同是刻款，中山诸器如簪花美女，虽仪态万方，却不能纵笔驰骤，表现得宁静安详；楚铭如
酓鼎则率真烂漫、展拓奔放、轻快随意，与前者风格迥异。
手书墨迹主要见于东周时期，其中以侯马盟书、楚地简帛的特色最为明显，而由于材质、地域、时代的不同，手书风格也是千姿百态。
春秋战国之交的侯马盟书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原书风提供了可贵的材料。盟书是诸侯和卿大夫通过盟誓仪式而缔结的一种具有制约作用的联盟文书，以毛笔蘸取朱砂或黑墨书写于玉石之上。盟书在用笔和结字方面特点明显：在用笔上，由于石片比竹简摩擦要大，着力一般比较沉实，虽然轻重、顿曳之势分明，落笔重而收笔轻，侧锋入笔而具扁方之势，但收笔处出锋往往尖而不偏，线条仍多圆转丰满，不少地方还是留有中锋效果的；结字方面，由于玉片、石片较竹简宽，行与行之间有较大的伸缩余地，所以结体虽紧密，但字形大小、疏密、斜正富于变化，总体看去，活泼灵动，爽朗自然。盟书出自不同书手，假如细分，还可以找出若干个性差异，但通过上面描述的共同特点亦足以看出三晋书风与其他地域的差异了。
春秋·侯马盟书
楚帛书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一件战国帛书。帛书以毛笔书写于缯帛之上，缯帛比玉片、石片更宽，本来可以更尽情地挥洒，然而，可能由于内容较严肃，篇幅较长，通篇行陇分明，写来不会太放纵，故与盟书及简书相比，还是表现出了明显差别。从用笔上看，缯帛纹理虽不比石片粗，却要比竹简阻力大，所以写来均意实力足，摆动中仍存较多的中锋。帛书横向笔画较长，伸展自如，长横带下之势尤为明显，呈现出笔画之间气势的连贯，有较强的流动性。从结体上看，字形扁平，欹侧取势，呈现出清健婀娜的书风，与端庄凝重的秦地书风迥然有别，而与后代的隶书颇为相似，饶宗颐先生指出：“帛书用圆笔不用方，以圆笔而取衡势，体隶而笔篆也。”
战国·楚帛书（局部）
楚地竹简出土比较多，比较重要的如信阳简、望山简、包山简、郭店简、上博简、曾侯乙墓简等，在用笔方面虽同具“起处稍尖，中间偏前较粗，收笔处特尖”
的线条效果，但由于材料丰富，涵盖的时间较长，地域广阔，书手众多，不同墓葬，甚至同一墓葬出土的竹简文字，风格也不尽相同。
例如，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简文字与同时期的金文有比较多的相似之处。从用笔上看，虽也运用了摆动手法，时时流露出侧锋的痕迹，但锋尖收得比较紧，不少地方仍见中锋效果；从结体上看，字形修长，横向笔画多往上压紧，腾出位置，让纵向笔画向下恣意伸展，所以竖笔花色多变，或弯曲扭动，或摆动伸展，婀娜多姿，在竹简文字中独具一格。
战国·曾侯乙墓竹简
又如，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简”）是近十年来陆续公布的楚简新材料，这批材料上的文字出自不同书手，风格各异。其中，《竞建内之》全用侧锋铺毫，行笔虽呈现重落轻收迹象，但笔道短促，平直而乏变化，粗细之间并不讲究自然过渡，下笔较重，横向笔画较粗，纵向较细，与曾侯乙墓竹简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姑成家父》的特点则介于曾侯乙墓竹简和《竞建内之》之间，用笔以侧锋为主，多重落轻收，字形较为方正，笔道虽圆转弧曲，但不如曾侯乙墓竹简摆动幅度大，却又较《竞建内之》多了许多轻重对比及姿致神态的变化。其他如《周易》笔尖特紧，线条特细，笔道平直，字形方正、规矩；《弟子问》、《民之父母》笔画横粗竖细，用笔重落轻收比较突出，字形方中偏长；《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用笔与楚帛书相近而字形较长；《三德》行笔放纵，结字灵动，显得豪迈奔放。凡此诸类，均别具个性。
此外，如《郭店楚墓竹简》中《老子甲》、《老子乙》之规矩，《老子丙》、《语丛二》之精致，《成之闻之》与《尊德义》之灵动等，也都各具特色。
上博简·《竞建内之》 |
上博简·《姑成家父》 |
上博简·《周易》 |
上博简·《弟子问》 |
上博简·《民之父母》 |
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
上博简·《三德》 |
总之，古文字书风林林总总，多姿多彩，只要深入钻研，揣摩、探寻各种作品的用笔方法及结构、风格的差异，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灵感。只要静下心来，从模仿、再现开始，积累多了，就能有新的感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书必须摹仿，不得古人形质，无自得性情也。”吾丘衍《论篆书》：“学篆字必须博古，能识古器，则其款识中古字神气敦朴，可以助人，又可知古字象形、指事、会意等未变之笔，皆有妙处，于《说文》始知有味矣。”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