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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权力的诱惑 |
本能附着在人性上，凭借权力炫耀自己，往往便了人性漂亮表面背后的阴影。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却也一直离不开这种见不得光明的诱惑。如果世道要向更好的方面发展的话，摆脱诱惑和超越阴影是人类需牢牢把握的前进方向。
封建帝王用以维护希望子子孙孙传下去的统治宝座的法宝，一是以“尚方宝剑”为象征、以军队为真实的暴力，二是以“家国天下”这一家长制伦理礼法对暴力合法性的解释。于是，历史就像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权夺势的“大戏”。
“孔孟之道”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我们在宣扬道德的时候也倡导着“仁爱”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美德。
但是充满暴力的现实却与人类相亲相爱共同生活的理想矛盾着。统治者总是挥舞着两手：一手拿着大棒代表着暴力，镇压制裁那些不听指挥的反对者；一手拿红萝卜代表着怀柔、仁爱，给予听话顺从者甜头和好处。
也许，我们可以忽略用词的褒贬，但历史总是从以暴力为主向以仁爱为主发展着，这标志着文明的进步。对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人们就是要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不管路途多么遥远。
在以暴力为主的久远年代里，专制成为暴力为虎作伥的工具，二者难舍难分。秦始皇苛政酷刑，以暴力实现统一，以暴力建造抵御外来强敌的万里长城。“焚书坑儒”的行为正是对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暴力手段。秦王朝的第二任皇帝秦二世胡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竟然将十二个兄弟、十个姐妹杀个精光，可谓绝情至极。
秦暴政，天下乱。从刘邦斩白蛇起义到汉朝建立，再到汉末乱世纷争中形成的魏、蜀、吴三国鼎立，相争之中便有鸿门设宴、霸王别姬、草船借箭、火烧连营等流传千古的历史故事。
唐王李渊太原起兵，反抗隋炀帝暴政。后李渊次子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实现了贞观之治。再后来出现了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靠心狠手辣起家，为了取代王皇后，不惜以残暴手段将女儿掐死并嫁祸给王皇后，实现“废王立武”。之后又借助李治的力量，打击元老大臣势力，最后爬上皇帝的高位。
明太祖朱元璋为稳固其统治，血腥屠杀开国功臣。他在位时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的罪名，将功臣李善长、隆仲亨、唐胜宗等人治罪，同时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余人；后来又以谋反罪处死大将蓝玉，牵连被杀者一万五千余人。经过两次大清洗，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已经所剩无几，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感叹：“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专制伴随着暴力为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鸣锣开道，正如《水浒》中描述的“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当权享受荣华富贵的，在野而不甘心的，都想以暴力手段做一回皇帝。后人明晰皇帝的这种心态，于是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写出了康熙“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歌词。可是，这五百年统治里，得有多少人付出血的代价？“锦绣龙袍鲜血绘，万里江山白骨堆”的诗句正描述了这种残酷。
许多推动历史前进的改革变法也是靠暴力为之。
在中国的“伟大改革家”序列里，商鞅及与他同时代的李悝、吴起等人，是祖师级的人物，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人物。但实际上，商鞅不过是一个冷血的“国家主义”打手，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商鞅的变法理念有三：①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盛；②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③必须“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发动戊戌变法，慈禧太后逮捕并处死了六名变法人士，导致变法失败，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当把历史的镜头对准海外时，便看到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些强权国家以暴力占领、掠夺另一些弱小国家资源的集中表现。
现在，人们惊叹美国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却变得如此的强大。可是一路走来，包括美洲的征服以及唐人街的眼泪，都包含着血淋淋的暴力。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在欧洲外来者传递文明的借口下纷纷倒在血泊中。今天，当美国人追悔当年征服美洲的过程中对印第安人的暴力罪行时，以对印第安人的特殊优惠政策来表达悔意。可是，以暴力征服别人或让人家臣服的意识，在无视道德之人的头脑中消失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继续依靠暴力巩固其霸主地位。所以，美国的历届总统热衷于用武力和战争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既可以满足军火商的利益，也可以满足华尔街的利益。自打“二战”尝到甜头，美国不仅掀起了“冷战”，还发动了海湾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出兵的理由是帮助那些国家“推翻暴政”，但用兵的结果，却是给那些国家制造了混乱的秩序和虚假的民主。
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显示的乱象正是对宣称要永远做天下第一的强权大国企图以暴力征服世界的嘲讽。
黑格尔曾指出：“人们认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性善还是性恶，在中国思想史上早有渊源，孟子主张人性善，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荀子则认为人生来本性恶，有“好利”、“争夺”之心，还有“耳目声色之欲”。荀子认为人类结成群体虽然解决了改造自然和发展物质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就是人与人的争夺。本能决定了人性，而人性决定了历史。
历史由人性谱写，但历史与人性对暴力的解释却是千差万别。无论是以行动还是以笔书写历史的人，往往离不开主宰自己干什么和写什么的人性。后世的人们不可能有直接生活在过去、体验过去的机会，他们只能依靠过去留下来的文本重建或想象过去，而在重建或想象过去时也同样离不开主宰大脑活动的人性。
对于历史是一种对过去的描述或想象性重构的这一说法，英国一位作家曾开玩笑，“据说连上帝都不能改变过去，但历史学家却能”。历史学家真该感谢他的看得起，但上帝改变不了的过去，历史学家也不能，他们改变的充其量只是对过去的诠释。如何诠释，就由历史学家的人性所决定了。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回顾了暴力的历史，感觉到“在整个欧洲史上，在所有基督教民族之间曾经发生过各种暴虐事件，也进行过数次血流成河的战争，除此之外，欧洲人还应该对他们在殖民化过程中对黑人所犯下的全部罪行负责……它给我们展现出一幅黑暗得不能再黑暗的人类共同阴暗面”。
对于这种来自人性弱点的阴暗面，荣格揭露了教会以亚当夏娃的原罪说，编制出一种美丽的谎言来赦免人类内心的罪恶，并把这阴暗面抛弃给魔鬼以减轻人们内心的重负。
荣格认为，邪恶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之中，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这种“人类的黑色集体阴影的影响”。他对此感到愧疚：
我也是个人，也有人的本性，因而别人犯了罪，我也会感到愧疚，也承担着难以逃脱的责任，而且与所有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和动机一样，我也可能在某个适当的时候把那些罪行重演一遍……人类很可能具有某种“罪恶意象”，因为只有傻瓜才能够永久性地忽视他自己本质存在的条件。
历史不能不和研究人性的心理学结盟，因此弗洛伊德相信：“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适用于史学文献，它是能够打开过去无意识心理的一种详尽而又聪明的分析方法。”
历史和讲述人性的心理学结合，就产生了心理历史学的后代。它不像历史学那样以时间为中心，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专门研究历史的动机。历史的动机是幼年开始的无意识从中作怪。当然，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不能说明其以后是会唱出歌颂世界的歌曲，还是说出诅咒世界的恶言，于是人们从回溯性的历史记录中，看婴儿的成长经历对他以后人生活动的影响。
以“焚书坑儒”的残酷苛政而闻名于历史的秦始皇嬴政，出身显赫却又异常复杂。其母亲赵姬因艳丽丰满又能歌善舞，在嬴政出生前是大商人吕不韦的小妾。后来吕不韦从投机心理出发，把据说已怀有嬴政的赵姬让给看中她的异人为妻，这导致了嬴政的亲生父亲究竟是吕不韦还是异人成了谜团。嬴政出生的时候就长成不讨人喜欢的丑陋模样。虽然他长在皇宫里，却不得宠甚至招人嫌弃，并被作为讨好赵国的“人质”而送往异国他乡。这种被抛弃的经历使自卑、怯懦、缺乏自信、不合群成为小嬴政性格的主要表现和情感体验。长大后，嬴政通过超乎寻常的抱负来驱除自卑、怯懦的情感。当他登上皇帝的宝座并实现其最高目标时，凶狠残暴便成为其掩盖一生伴随的自卑心态的补偿。
朱元璋是元末卓越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力的皇帝之一，其缔造的明王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但卑贱的出身却使其形成自卑多虑的性格，造就了他以后暴虐的行为。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他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穷困时可能也曾偷拿过别人的东西，并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这些童年时的不幸遭遇在朱元璋幼小的心灵里留下自卑的阴影，以致在掌权后也没能摆脱自卑心理，甚至通过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来维护自尊，消除自卑。
他对文辞中带有“光”、“秃”、“僧”、“生”、“小偷”这类字眼十分忌讳。又因作过红巾军，曾被元朝官员斥之为“红寇”、“红贼”，所以当了皇帝后对“贼”、“寇”及形音相近的字都很忌讳。浙江府学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僧）人，为世作则（贼）”等语，本来是极力颂扬朱元璋的，却被认为是嘲讽他当过和尚作过贼，于是立即被斩首。许多文人学士、朝廷官员皆因无意中用了这些字眼而莫名其妙地遭到杀戮，以致谨小慎微成了风气。
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创建者大多出身于王侯贵族或达官名宦之家，像朱元璋这样出身于平民百姓的极少。在自卑心理作祟下，他觉得要找一个有名气的祖先为自己挣个面子，于是曾作出认朱熹为祖先的荒唐之举。后来虽经百般劝阻打消了这个念头，但这行为不难看出他的自卑。
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将。一俟天下方定，他却开始担心文臣们会鄙薄他出身贫贱，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为了拯救自己仅存的那一点自尊，于是就有了火烧庆功楼、胡蓝党案、文字狱等残暴事件。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使他常担心有人行刺，要求日夜看护严格把守，据说一次碰见一守卫打盹便大发雷霆把此守卫腰斩。
猜疑、敏感和暴躁，典型地体现在建立用来监视百官和黎民百姓的锦衣卫和后来的东厂这些特务组织上，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掌握全部信息，达到消除自己病态猜疑的目的。
朱元璋热衷于屠杀臣民，这是减轻他心理压力的一种病态做法。这一做法给明朝的官制带来许多前所未闻的怪事，如带枷升堂、上朝如赴刑场等，使得大小官员都生活在高度恐惧中。这使朱元璋迅速变成一个极为孤独的人，无人敢向他直言，身边亲人亦然。
个人的自卑带来暴力报复，暴力报复带来满足与快感，历史在大人物的小人心下凝滞着难以前行。凡是历史的曲折迂回与停滞，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历史人物狭隘的自卑阴影。